中国独生子女生命历程:家国视野下的一种制度化选择

摘 要：1980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独生子女总量已经居世界首位，从家国关系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发展现状进行评估非常有必要。基于全国5000份问卷调查样本，对独生子女生命历程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量化分析发现：家国同构模式并未对独生子女家庭现阶段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优势递减效应”的存在及公共生命历程一致性也为其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国家－社会互动过程中，作为中间组织的家庭能力建设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重新思考国家－社会关系中家庭的位置非常有必要。

关键词：独生子女;生命历程;家国同构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5009012

作者简介：包蕾萍，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 200020)

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家国同构”，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一度为中国社会建构出两种独特的社会治理和发展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冲击下，“单位制”模式基本瓦解，家族力量的式微也使得家国同构模式受到一定冲击。有学者提出，跳过中间组织的“国家－社会”治理模式，构建某种意义上类似西方工业社会的现代社会结构模式，作为一种政治术，可能更具效率和谋略①。新模式充分释放了个人发展的自由空间，同时，也使家族或单位的影响力逐渐减小，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密切。在这样的背景下，运用生命历程范式，讨论分析当代中国独生子群体，分析其背后隐含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模式，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一）生育政策影响下的“家庭”

中国独生子女是生育政策影响下出现的一代人。20世纪7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晚、稀、少”政策，倡议“只生一个好”，广大家庭积极响应，“1971年到1979年间……累计少生婴儿5600万”②。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简称《公开信》）第一次向全国育龄家庭明确要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中国家庭历来以重视子嗣传承和多子多福而闻名。以《公开信》为标志的独生子女政策得到上千万家庭的积极拥护，虽然或多或少遇到一些抵制和反抗梁中堂：《“一胎化”生育政策产生的背景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9年第2期。，但总体上来说，以生育政策形式表现的国家意志得到了完全实施和贯彻，这一结果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独生子女政策执行三十余年来，对政策的绩效评估显示，该政策的实施的确促进了人口控制水平，30年间中国少出生上亿人口，节约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有效推动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水平王金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控制效果评估》，《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6期。。但另一方面，随着政策实施时间的不断延长，质疑声音也开始出现。如一些研究显示，通过对不同政策阶段的人口控制效果比较，广义计划生育阶段（1968－1979）要优于独生子女政策阶段（1980年以后），同时也更尊重家庭的生育选择权，而且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取得了成功包蕾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50年评估及未来方向》，《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包蕾萍、陈建强：《中国“独生父母”婚育模式初探：以上海为例》，《人口研究》2005年第1期；高元祥：《我国七十、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控制效果的比较与评估》，《人口与经济》1992年第5期。。一些研究提出，独生子女政策特别不利于农村家庭生产。因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弱化了集体经济生产和分配职能，强化了家庭经济生产和分配职能，而国家在宏观人口控制和微观生育政策上的“步步抽紧”，使得农村家庭无法解决家庭化经济生产模式与国家规定生育行为之间的矛盾，从而带来新的贫困问题，导致国家与家庭之间矛盾尖锐化冯立天、马瀛通、冷眸：《50年来中国生育政策演变之历史轨迹》，《人口与经济》1999年第2期；吴小英：《2010年社会学年会家庭论坛综述》，中国社会学网，wwwsociologycasscn；陈友华、沈晖：《独生子女政策与脱贫致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但由于跨城乡研究的缺乏，目前这些观点都还缺乏有力的量化研究数据的支持。

除了上述这些负面后果外，在《公开信》之初，政策制定者也认识到了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可能面临的老龄化和男女性别比失调问题，并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证明“晚、稀、少”政策的人口控制效果除前文提到的，《公开信》中列举的数据还有，“1979年以来，几百万对青年夫妇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只生育一个孩子。单是1979一年，就比1970年少生1000万人”。。显然，决策者并非像研究界认为的那样，对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一无所知。

既然明了独生子女政策可能产生不利后果，而且也充分意识到了“晚、稀、少”政策的有效性，那是什么因素使得政府克服阻力，决心用更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取代“晚、稀、少”政策，并最终使其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的呢？

《公开信》中反复提及：“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省下钱来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直接影响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的积累”。从这些字句中可以看出，最触动当时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能够为改革开放打下坚实的基础。

正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符合改革开放初对“效率”的追求，决策者希望尽快放下中国人口包袱，为经济发展松绑，才最终决定从已经生效的宽松式人口调控政策，转向更为严厉的生育控制政策。此外，刚性的一胎规定，和柔性的提倡一胎政策相比，能够跳过“家庭”等中间组织的干扰，通过制度直接改变个人生育行为，迅速放下人口包袱。而成千上万家庭选择放弃一胎以上的生育权利（Right），也正源于对于改革开放、国富民强这一公共善好（Good）的支持和期盼。

（二）生命历程范式中的“国家”

生命历程（Life Course）范式，自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埃尔德(GHElder)提出以来，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心理和人口学应用研究方面，并逐渐成为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影响最为深刻的一种范式。

德国马普研究所卡尔?梅耶等学者的探索，为生命历程范式应用到“国家－个人”关系研究上作出了贡献Mayer, Karl Ulrich and Walter Muller 1986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pp 217-245 in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Life Course: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A Srensen, F E Weinert, and L R Sherrod Hilisdale, NJ: Erlbaum Mayer Karl Ulrich，Urs Schoepflin 1989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 15，pp187-209。他们开创性地提出，“国家”在生命历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福利国家正是借助各类社会政策及其机制，从而在工业化社会中，生产出一套制度化的生命历程，比如婚恋、生育、教育、就业、升职、退休等等，都有一整套的标准和规则。这种制度化的生命历程，不仅削弱了传统社会中原本由家庭和私领域决定的权力，还推动了不同个体按照同一的模式安排自己的生命历程。

而且，这种制度化的生命历程还具有全球化的特征。随着信息交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为减少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国家与国家之间政策借鉴性加强，这些借鉴也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个人生命历程，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顺序共性和速度共性。有学者用“公共生命历程”一词来称呼这些相同的社会路线：“社会机构扮演了一种分类者的角色，将个体的转折点标准化，把个人的生命阶段变为独断式的公共事件，成为一种‘公共生命历程’。”［美］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近些年来，不少国内学者们尝试运用生命历程范式，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各个重大社会事件，如教育改革、下岗失业、三峡移民、社保改革，讨论这些政策变化或社会重大事件对特定人群、特定生活领域的影响参见李强等《生命的历程：重大社会事件与中国人的生命轨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但这些文献更多的兴趣集中在分层、流动等传统社会学概念的分析上，鲜有对国家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

（三）本研究的目标

梅耶等人通过对生命历程文献的元分析，提出国家对个体产生影响主要通过三类政策机制：年龄线（如入学、婚育、退休的法定年龄）、资格线（如享受失业保险的前提是符合“失业”身份的界定）、碎片化的政策线（如社会政策由不同部门或地区制定，这些政策可能彼此对立或相互矛盾，要享受这些政策必须符合不同申请部门或地区的条件）。他们认为，福利国家正是借助此三大机制，引导个体不知不觉地按照政策规定的公共生命历程前行。

本研究想作的尝试是，分析中国本土文化环境下，国家政策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方式，因此，除了国家行为及其机制外，还试图结合家庭、城乡等变量，分析这一过程中国家与个人发生互动的模式。因此，本研究确定了以下三个基本目标：

目标一，评估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和个人的长期影响。即遵守国家政策与否对家庭和个体发展的影响：独生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本人是否发展得更好？这种影响又是否存在城乡差异？

目标二，分析成年中国独生子女的公共生命历程。独生子女群体中是否存在理论学者们假设的公共生命历程？如果存在，这种公共生命历程又具有哪些特点？

目标三，研究国家行为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的机制。中国文化环境下，国家政策对生育选择产生影响的机制是什么？梅耶等人的“三种模式”假设（年龄线、资格线、碎片化政策线）是否成立？家庭变量在其中是否仍然发生作用？

二、调查数据

本研究基于2010年度全国80后大学毕业生大型抽样调查的数据和个案访谈数据。该调研由中国社科院发起，全国7家高校参与，数据收集委托麦可思教育咨询公司实施，对全国近8年的大学毕业生（即2003-2010年）实施调查。样本抽取在全国按地区选取7个省份 (江苏、广东、重庆、陕西、内蒙古、吉林、湖北），每个省份代表中国的一个地理区域，东南、华南、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和中部地区，从每个省份抽取1所，7所高校中包括６所“985高校”和1所普通高校。调查对象的选取基于各校提供的历届毕业生名单进行随机抽样，然后通过Email方式联系被选中的调查对象，要求调查对象登录网上调查系统接受调查，当各校毕业生调查回应率达到50％时停止调查。

问卷内容包括个案是否独生子女、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生育子女、工作、收入、特定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家庭相关背景信息。样本中包括了70一代、80一代和少量90一代大学生。因为本研究主要对那些在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独生子女生命历程经历感兴趣，所以在分析中，只包括了70一代和80一代的被访者，删除了90一代和缺省项目严重的个案，共有5599个个案，其中2295个个案是独生子女，占比410%。样本基本情况如下：

访谈个案集中针对80后一代开展，共计访问11位，主要在上海各高校开展。其中独生子女3位，非独生子女8位；城镇户籍3位，农村户籍8位；被访问对象分别来自山东、河南、湖北、四川、山西和上海本地，学历均在大专以上，其中在读大学生5位（研究生4位，本科1位），参加工作6位。

三、研究结果

（一）国家政策影响下的家庭：选择独生子女的结果

前文提到，对独生子女政策最大的反对意见来自农村地区的实践，虽然农村普遍实行了“头胎是女童，可生育二胎”的宽松式政策，但计划生育仍旧使一部分家庭的利益受到了影响，近日，计生委的官员也公开在媒体上承认，“农村的老百姓实行计划生育要克服更多的困难”于学军：《国家不能让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吃亏》，人民网，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5970363html， 2007-07-10。。本次访谈中，来自农村的独生子女只有一位，大部分家里都有2－3个兄弟姊妹，且反映自己身边的独生子女很少，3号访谈对象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父母对于计划生育较为保守，那是国家刚开始实施计划不久，他们在农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希望多几个子女），一时间和大多农村家庭一样，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震撼。”这种震撼不仅来自生育观念的变革，同时还有对农村家庭化生产模式对劳动力需求不能满足，从而降低家庭生活水平的担忧。

1983年，边燕杰对天津1088户城乡居民家庭的调研，却未能支持上述担忧。他发现即便是农村地区，独生子女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仍然比非独生子女家庭高，而且相对稳定。但边燕杰猜测，子女长大后，鉴于耕作对劳动力的客观需求，仍然可能导致情况发生变化。边燕杰：《试析我国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那么，选择独生子女的这些家庭是否在利益上受损更严重？本文采用了家庭收入、职业阶层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社会阶层分类采用陆学艺的“十大阶层”指标。陆认为，当代中国阶层分化的主要机制是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和体制分割，因此可以分为十大阶层。和文化程度三种指标，将本次调研采集到的城乡两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进行比较。变量说明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