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的众声喧哗1.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2.当代中国娱乐文化的三大新变（下）

［摘要］娱乐文化已成为当下社会一个不可轻视，也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考察当代中国娱乐文化的发展，可以知道，我们经历了从娱乐文化被否定、被改造的时代，到娱乐文化被肯定、被张扬的时代，从中可以看出转型期娱乐文化的三大新变，那就是：从娱乐原罪化到娱乐无罪化；从娱乐精英化到娱乐平民化；从娱乐政治化到娱乐商业化。

［关键词］娱乐文化/原罪化与无罪化/精英化与平民化/政治化与商业化

从娱乐原罪化到娱乐无罪化

从娱乐原罪化到娱乐无罪化是转型期娱乐观念的一个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转型期的相对开放的思想文化和相对艰难的现实生存两个层面来加以分析。

从思想文化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具有浓厚的道德训诫因素和日常礼仪制约，这就形成了一种敦厚而整饬的民族文化心理，对于“丧志”的斥责、对“礼崩乐坏”的叹惜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心理，从而形成了一种对于苦修的由衷敬重和对轻慢的深刻警惕的文化传统。

然而，这种娱乐的原罪心理随着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而日渐淡化。转型期以前传统文化在近百年左右时间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打击：近现代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使得传统文化成为救亡图存的牺牲品；十年“”虽没有建立起如其号称的崭新的文化传统，但打倒传统的彻底性是历史上无以复加的，这从孔庙至今尚存的遗痕可以看出，而孔庙却是千百年只修不毁的；上世纪80、90年代之际“告别黄土地，走向蓝海洋”式的思想运动虽对传统文化带有万分眷恋，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加以弃绝。这三次大的文化运动使得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之打击。

对传统文化来说，更为不幸的是，转型期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步步深化，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传统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孤魂游鬼”。工业化和商业化促成了大众社会的“原子化”，人与人之间赖以联系的关系网络被一一切断，代替的则是由一个个孤立的、离散的个体构成的无中心的社会。我们再来看看曾一度打动国人心坎的《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曲，“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传统中国“家”的形态在现代社会中几乎解体，“聚族而居”的当年盛况已成昨日历史，在一个分工精细的商业社会中，“常回家看看”都显得十分珍贵和艰难，这多少反映出我们眼下“原子化”的生存现实。在这样一个原子社会的现实中，在所谓的道德规范对一个原子个人约束力的效果可疑的情况下，娱乐的无罪化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从生存现实来看，转型期的中国人面对着现代化和全球化两方面的压力和挑战。现代化转型使得一大批国人一时仓皇无措，旧的体制业已破产，新的体制又难以融入，过去的那种安定感和保障感荡然无存，在一个社会尚不具备足以提供给每个国民社会保障的能力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生存压力，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无论是大老板还是小工人都如同一部部工作机器一般地紧张地运转着，工作成为生命中最重要也最讨厌的事情，每个人的住房问题、婚姻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人生大事都成为当下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但又是最沉重的话题。

在一个物质相对贫困而心灵悠闲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渴求的是物质的丰裕，而一个物质相对丰裕而内心不安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渴求的是心灵的悠闲。这时，娱乐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缓解心理压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人们往往会为自己的行动寻求一个合适的理由支持，娱乐的无罪化便成为当然的一个趋向了。

从思想文化和生存现实两方面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人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共同形成了娱乐无罪化的现状。

在中国，娱乐文化由原罪化到无罪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说，提倡娱乐的正当性应当是转型期以后的事情，但并不是说此前娱乐便不复存在，然而，又正是由于对娱乐下意识地怀着深刻的原罪感，那时的娱乐又都是在种种堂皇的招牌下曲折地进行着。比如，“”中的样板戏一方面可以说成是借娱乐来演绎中国各个时期党史，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借演绎中共各个时期党史来进行娱乐呢？同理，上世纪80年代交谊舞何尝不是借着“友谊”的名义免除了娱乐的原罪感？烫发的流行又何尝不是借着“改革开放”的名义免除了“爱美”的原罪感？

而在转型期里，娱乐已不需要理由，那种免除“原罪感”的幌子已属多余，不仅不需要幌子，而且娱乐本身反倒瓦解了那些意义本身。这在《超级女声》的节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超级女声”中唱歌的优劣好坏对于这档全国热捧的电视节目来说实在微不足道，它的成功在于它本身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充满悬念的“游戏”，或者说“想唱就唱”只是一个全民游戏的道具而已，评委胡吗个说：“‘超级女声’首先是一档电视娱乐选秀节目，其次才是歌唱赛！”[2] 这话说得准确极了，所谓“灰姑娘”们的自信、清纯、可爱等等都与此无关。“pk”一词恰能说明这一节目的性质，play说明了其“游戏”的本质，kill说明了其“残酷”的性质，说到底这是一场温柔而残酷的游戏。更为触目惊心的是，该档节目主持人化妆到医院里慰问“超女迷”的白血病患者，表面上是为了给一个关心节目的病人一份惊喜和爱意，而实际上是借了关爱的幌子来跟大家一起玩《超级女声》游戏。可以说，在这个节目中，游戏成为娱乐的本质，与原罪意识下将原罪感化作种种幌子相反的是，娱乐的无罪化带来娱乐的游戏性质，这种游戏性质反过来可以将自信、健康、爱心等意义化做游戏。

“如果有一天春晚找我是好事，但他们要让我演的节目是观众会骂我的，我就觉得没有必要。”[3] 一时走红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如此说，郭德纲的相声有意地拒斥了意义的存在，或者他至少不必太在意相声里的“意义”因素，而更关注的是自己的相声到底能不能使人笑，能使人笑就是成功了，这里使观众“笑”成为唯一的目的。另外，“首部博客电影”《小强历险记》更是大开调侃之风，无论是dv本身，还是“新闻会”，都充满了戏谑和搞笑。他们的宣传海报上写着“零诚意、零新意、零意义、零特技、零演技、零逻辑”，正如一个参与者所表白的，“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字‘玩’”[4]，这时娱乐成为一切，传统的意义完全消失。

可以说，从意义的承担到意义的瓦解正说明了娱乐原罪化到娱乐无罪化的转化。

从娱乐精英化到娱乐平民化

这里所说的娱乐精英化和娱乐平民化，是指在娱乐文化领域里的精英化倾向与平民化倾向的对立，而不是指精英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对立，是指娱乐文化洋溢着一种或精英或平民的精神。

我们以往娱乐的主角专业演员，诸如小品演员、相声演员、歌唱家、演员等，他们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娱乐才能和受过专业的娱乐训练，而一般的平民只有一个“局外人”“观看”的资格，“电视逐渐从对公众的训导和启蒙转向了娱乐和消遣，但这娱乐和消遣却是由原来的精英来承担的，大众仍然将电视看成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另一个世界。”[5] 然而，转型期以来，这种情况得到根本性转变，舞台和聚光灯对大众来说不再那么遥远，原先高高在上的“明星”企想也不再那么不可想象，转眼间，一个个平凡的普通人也顿时成为舞台的主角，他们通过一种“自娱”和“娱人”式的“做秀”，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给自己带来快乐。

卡拉ok的流行其实正是这种自我做秀的滥觞，通过它，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能一圆自己的“明星梦”，“婚纱照”亦如是，虽然婚纱照是越来越奢华，但年轻的情侣们仍趋之若鹜。拍婚纱照与其说是为了一生留备一份珍贵的纪念，倒不如说每一个平凡的男女都拥有这么一个实现自己明星梦的难得机会。现实生活的自我通过婚纱照上的自我的身份转换得到一种“做秀式”的娱乐。

电视时代促使了真正的“秀时代”的来临。一种被动观看式的娱乐模式转向一种主动参与式的娱乐模式，这从观众可参与性电视娱乐节目的备受欢迎中可以看出，将观众引领到舞台上，参与到节目中来，这在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央视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莱卡我型我秀》中被发挥到极致，那种平民式没经过修饰打磨的种种原生态表演掀起了一起波涛汹涌的娱乐大潮。

我们再看，网络博客dv《小强历险记》，这部长达五十多分钟的dv正是一群“博客”捣鼓出来的，与动辄几亿的投入、动辄多少千万的票房、动辄数地的明星相比，他们以小制作（仅一千元投入，两天的拍摄时间，一部dv，一台电脑）、零票房（为“玩”而“秀”）、平民演员（几乎没有演艺经验，也没有什么知名度）集中体现了娱乐精英化向娱乐平民化的转变。

娱乐由精英化转向平民化的心理支持在于对一种等级模式的无意的反动，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内心越来越不会无理由地轻视自己，也越来越不会将别人的认真，尤其是装模作样的认真当回事，他们不承认天然的不平等，否定特权的合法性，“民主意味着每个人不仅享有充分的政治上的公民权，而且每个人一般的文化偏好都潜在地像传统精英们的偏好一样有价值、一样值得尊重并应当实现。”[4](p13) 以往我们一提起民主平等等概念总是将之与公民的政治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许它们更多的是发动于政治领域，但又波及到了文化领域，在娱乐文化中，平民大胆的参与正是这种心理的外化，否则，你很难想象，相貌平平的程如何能一次又一次地在镜头面前展现着不成章法的舞姿，旁若无人地自我表演。普通人“受关注”和“受重视”的潜在欲望在这里得到了满足。

娱乐平民化不只带来参与的乐趣和自我表现的，其内在的魅力在于“真”和“个性”，而这是精英化娱乐致命之所在。

先看“真”。无论是人生还是演出，差错是常态，成功是变态，处处成功往往变质为一副面具，而面具本身又遮蔽了真实，人们在追求成功的同时却忽视了自己真实的面目。娱乐精英化往往是容不得半点差错的，这从为了防止晚会歌曲“唱砸了”而不惜假唱这一事实便可知道我们追求完美的神经绷得多么紧张了。于是我们在精英化的舞台上看到的总是光彩照人，听到的总是字正腔圆。其实，追求“完美”固然重要，但岂不知带有“破绽”的真实比“完美”更贴实更具原生态。

台湾蔡康永和“小s”徐熙娣主持的《康熙来了》每周能吸引500万的观看人次，其原因正在于他们在这档节目中，将一个个嘉宾名流的面具一一取下，使他们回归为一个个真实的人，不仅仅是真实的人，而且节目中还显示了作为真实的人的种种尴尬。“让名人回归为普通人。‘我觉得我的嘉宾在生活中是以什么样子出现的，我就要他以什么样子出现。有些人平常很三八，到这里假正经，就要把他三八的样子播出来。’蔡康永说。”[7] 于是连战穿什么样的内裤，费翔当场剪胸毛等此等“不上台面”的话和事也出现在节目中。这里，嘉宾虽是精英，但其节目本身却不再有那种造作和骄矜的精英气息，而是洋溢着一种浓厚的平民精神。

这种平民精神的“真”得到了大众的焦点关注。“走音歌王”孔庆翔在“美国偶像”歌手大赛选拔时，唱歌走调、舞步古怪，在面对评委当然的否定时，他的一句“我已经尽力了，我无怨无悔”使得他声名鹊起，五音不全，其唱片销量却超过30万，其貌不扬，却成为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中国的孔庆翔版则是“程”、“红衣教主”等人。这些平凡人靠他们的真实性表演（或露丑）名扬天下，足见人们对于真实渴望的强烈程度，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审丑的心理在作怪，在一定程度上说，真实的破绽比乔装的完美更具有娱乐的平民化精神。精品，是精英娱乐的长处；鲜活，则是平民娱乐的长处。“根据平民主义的看法，除非把通俗文化看成是对于民众声音或多或少真实的表现，而不是一种强加，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3] (p257) 娱乐平民化看重的正是追求这种鲜活而真实的娱乐精神。

再看“个性”。娱乐精英化时时处处不忘记自己的精英身份，同样，任何可能有损于自己精英身份的艺术个都是有所顾忌的，而平民娱乐本身就处于一个众声喧哗的环境中，个性的张扬对于在众声喧哗之中胜出又是至关重要的，而传统意义上的共同认可的标准已成为遮蔽个性的帷幕。在“超级女声”的最后晋级中，如果不论歌唱水平的话，叶一茜的外貌可算得上是“美女”，然而这么一个传统审美概念上的美女却在超女游戏中被残酷地pk掉了，叶一茜的落马宣告了“个性”对传统意识的成功的挑战。同样，李宇春、周笔畅等人以“中性”形象而拔筹也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个性气质成就了李宇春。

流行的cosplay（costume play之意）亦如是，cosplay意即角色装扮模拟游戏，是指一些年轻人将自己装扮成自己所迷恋的卡通或游戏中的人物形象，他们通过夸张的发型，怪异的服饰，不合时宜的道具将卡通人物搬弄到现实生活中，使得个性十足的他们更加引人注目。“时尚不仅包括模仿别人并表达自己与别人的共同性的意愿，还包括个体表达其独异性的冲动。换言之，衣着固然标志着我们对于特定共同体的从属关系，表达着我们与别人分享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想在亲朋好友面前成为穿着没有个性的衣装的‘克隆人’。”[8] (pp.143—144) 这与其说是对角色的迷恋和扮演，还不如说是对个性的一种刻意追求。

娱乐平民化中的个性意识的高涨其实是显示了一个无主题时代的价值取向的反叛性质，这已不是多元所能解释的了，通过对惯常的审美标准、价值理念的反叛，以达到引人注意的目的，这也是被压抑的一方所通常采用的手段。而精英式的娱乐则正是反其道而行之，坚决地捍卫着传统的种种戒律，并时时提醒自己“不逾规”。那么，可以说，当下娱乐文化中个性的突显实际上仍是平民向精英的一次成功的挑战。

从娱乐的精英化到娱乐的平民化，这是转型期以来娱乐文化的一大特点，这其中的“真”和“个性”使得娱乐文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魅力。

从娱乐政治化到娱乐商业化

娱乐文化的生命在民间，这不仅是说民间是它的发源地，而且娱乐文化只有在民间才能充分展示它的自由活泼、无所顾忌的娱乐精神。建国后，随着政治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成为衡量一切的首要考虑条件，娱乐文化自由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并不是说大众不再需要娱乐文化，而是很大程度上，娱乐文化那种民间的“吊儿郎当”（内容）和“嬉皮笑脸”（形式）已不能为严肃有为的政治所接受。在“推陈出新”的号召下，传统的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都受到政治化大改造，形成了娱乐政治化格局。这时娱乐成为了一个外壳，内容则是主流意识形态统摄的叙事，人们只能借助这有限的娱乐外壳来获得有限的娱乐。

“”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政方针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娱乐文化虽解除了政治的枷锁，但娱乐文化还是摆脱不了与主流话语的纠葛，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这时娱乐文化中充斥的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亢奋和潇洒，而是处处洋溢着对现在和将来美好生活的陶醉和向往。“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这些80年代的年轻人想象20年后相会的情形则是：“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无不与改革开放的乐观轻快的主流基调一致。基于这两个时段娱乐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一以贯之这一事实，我们仍将这段时间称为“娱乐政治化”。

市场经济以来，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不能再收束得住民众的思想，与此同时，民众也不再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兹。在今天，过去那种“娱乐政治化”倾向已经很难深入人心了。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料的强大渗透力操纵了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娱乐文化亦不例外，娱乐文化在终于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这件军大衣以后，又穿上了商业这套光彩照人的西装，而这是我们往往会一不小心忽视的。

在商业社会中，娱乐文化被打上了深刻的商业烙印，“娱乐就是经济！”宣告了转型期以来商家的觉醒，娱乐成为商家发现的一块“新大陆”。

以2005年《超级女声》为例，对电视台一方来说，“根据官方网站资料，2005年，超级女声总决赛的广告报价为15秒插播价11.2万元；而央视一套的3月报价，最贵的电视剧贴片的15秒价也只有11万元。”[9] 对冠名商一方来说，“超女”已成为一起“新的商业营销案例”，“蒙牛酸酸乳销售额由2004年6月的7亿上升到2005年8月的25亿，在全国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倍”[10]；对短信运营方来说，“掌上灵通”，每次比赛都有成百万上千万的短信投票，从中获利不菲；至于这些幸运的“超女”们也是一不小心奔上了宽阔的“星光大道”；对于商家来说，发挥了空前的广告效应，带来了巨额的销售佳绩；对于电台来说，获得收入丰厚的电视广告；对于个人来说，出唱片的出唱片，进军影视的进军影视，做主持的做主持，各方无不额手相庆，拍手称快。

传统的“娱乐经济”大多是以冠名权，或者是赞助礼品形式来获得广告效应，而超女娱乐模式将娱乐中的商业元素做得如此全面，如此立体，如此成功，可以说，其每一个细节都流露着裸的商业气息。我们看一下蒙牛与湖南卫视的合同中的一个细节就可以知道，他们在100个城市初赛和六个中心城市复赛时的报名方式这样约定：“消费者购买一包蒙牛酸酸乳即可获得参赛报名表”[11]，名义说不分唱法，不分年龄，没有门槛是“超女”报名条件，但其实一包微不足道的“蒙牛酸酸乳”却被大家所忽略掉了，商家的精细由此可见一斑。我们在考察市场社会的娱乐文化时，没注意到娱乐文化后面的商业这一维，所有的观察和分析结果不能说是不真实的话，至少是不全面的。

尼尔·波兹曼为商业背景下文化的发展忧心忡忡，“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1](p2)商业运作有着自身的逻辑，它能克服政治权威下文化的严肃和僵硬的同时，又带来低俗化倾向。“商业化将文化的情感升华、道义和道德的教化功能大大压制，而将官能娱乐的功能大大强化”。没有原则的，低俗的，恶作剧式的娱乐将消解生活中一切有意义的东西，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将是难以弥补的。这也是目前中国娱乐文化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看来，我们经历了一个娱乐被窒息被否定的时代到一个娱乐无处不在的时代，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转型期娱乐文化的三个新变，那就是：从娱乐原罪化到娱乐无罪化；从娱乐精英化到娱乐平民化；从娱乐政治化到娱乐商业化。

【参考文献】

[1]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我做“超级评委”[n].南方周末，2005—06—02.

[3] 举头望明月，我是郭德纲[n].南方周末，2006—02—09.

[4] 最简单的笑声，或许正是最深沉的快乐[n].中国青年报，2006—02—13.

[5] 张颐武，“超级女声”：打造中国梦的形象[n].文学报，2005—10—13.

[6]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 娱乐到“底”[n].南方周末，2005—07—21.

[8] ［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郜元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 罗云川．爱看“超级女声”的n个背景理由[n].学习时报，2005—07—01.

[10] 孙音．从“超级女声”看新娱乐经济[j].沪港经济，2005,(10).

[11] “超级女声”运作模式[j].沪港经济，2005,(10).

[12] 杨崇建．娱乐至死与含泪的笑[n].文艺报，2006—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