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城市女性家庭压力研究

关键词：脉动；家庭压力；女性主义

摘　要：传统家庭压力研究偏重压力的作用机制、家庭适应性等微观方面，且多为立基于西方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一种假设。本研究从宏观脉动人手，在中国文化环境、尤其是当代城市生活时空下关注家庭压力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研究采用质化量化分析结合的方式，对上海78个家庭进行了多次探访，并结合875个家庭的抽样调查资料，对当代城市女性家庭压力的现状和特点、两性资源及其利用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1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3－0011－11

一、研究背景和分析框架

家庭压力(family stress)一词，自诞生以来就争论不止，没有形成过一致的定义。Hill把家庭压力解释为“家庭面临危机时，由于资源匮乏所产生的压力”。[1]而在selye看来，压力是身体对正面或负面的环境要求所做出的一种生理反应。[2]BoSS则认为它是家庭系统在受到干扰时所产生的压力(pressure)或是紧张(tension)。[3]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派别，如selye的应激学研究，Hill的家庭危机理论和Boss的脉动(context)理论，它们各有侧重，在学界影响深远。

由此可见，家庭压力并非单维的概念，它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概念体系。但在早期研究中，家庭压力一度被视为一种静态的、结构化概念。如ABC－x模型(A代表应激源，B代表资源，C代表认知，X代表危机)所提出的概念体系强调家庭危机是应激源、资源和认知的函数。该模型被视为系统理论分析家庭压力与因应的重要研究基础。但后续的研究者也对此提出批评，如Mc Cubbin认为，静态化的家庭压力结构并不适合分析家庭系统，因为在应对压力的过程中，家庭内部诸要素会发生变化，因而，时间维度(timing)不可忽略，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双重ABC－X模型就强调了家庭的动态发展，重视对压力累积效应和资源重生的分析。[4](p855－871)

Boss的独到之处在于把家庭压力放在了更为宏观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去。她整合了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theory)和早期家庭压力研究的观点，强调家庭压力绝不仅仅限于家庭内部，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各种历史社会因素及家庭自身因素共同组合成的“脉动”(social context)中进行考虑，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家庭压力的社会背景和内在的深刻性。她据此将脉动因素分为外在脉动和内在脉动。前者如历史、经济、发展、遗传和文化环境，是个人或家庭所无法控制的；后者如家庭结构、精神和哲学，是可以通过个人或家庭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的。Boss的不足在于，她虽然意识到了宏观层面的重要性，但始终把外在脉动因素视为不可控的。这种出发点使她和以往的压力研究者一样，仍旧把重点放在微观层面，对宏观的社会层面上能为家庭应对压力提供什么，并没有提出什么可建树的意见。

健康是“一种身体、心理的完美状态和良好的社会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伤残”。早期压力研究表明，如果个体长期处于一种高应激的状态下，会造成身心的损害。而脉动理论将个人微观层面的压力――健康问题提升到社会层面，促使人们从生命政治学[5]的角度去思考影响家庭和个人健康的社会背景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脉动理论完全可以朝更宏观和全局的方向发展，但认识到这一点，并沿此方向进行探索的人并不多。

对女性家庭压力的关注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她们参加工作导致的两性冲突和自身角色冲突成为当时研究热点，故早期家庭压力性别研究多基于冲突理论展开。之后，女性主义学者对两性差异生理决定论的质疑也引起了家庭压力研究者的关注。前者吸收了文化建构理论，认为性别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6]受此启发，Boss的理论也特别加入了文化脉动(cultural context)的概念。女性研究启发家庭压力学者认识到，从男性的立场来定义和分析压力，对于女性来说并不公平，还需要以女性自身的视野去讨论两性的家庭压力差异，才能为女性寻找新的支持方向和途径。

综合Hill、McCubbin的理论、Boss的脉动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相关研究，立足中国的实际，我们提出以下几种更侧重宏观层面的家庭压力思考途径：

首先，当代城市女性家庭压力源是否存在共性，它们与外部环境中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脉动的关系如何?其次，家庭及其成员在应对压力时，所能利用的资源有哪些，这些资源是否带有当代社会的特色?最后，从性别视角来看，上述框架、文化脉动的影响力如何?

这些思考应该说是主要源于Boss的理论，同时又不局限于她的理论的一种探索性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有学者曾指出质化研究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中国社会学的开端和发展正是“一个由个人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出发的传统和一个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的传统。”[7]然质性研究也存在缺点，如不适合在宏观层面对大规模人群进行研究，不擅长辨别因果关系，无法推论，研究的效度不高等等。[8]如果能够结合量化研究科学性和客观化的优点，质化研究的信度将更高。

本研究以质化研究为主，量化为辅，希望能够充分利用两种方法的长处，发现和分析中国本土环境下女性家庭压力的特征。

首先，量化调查采用问卷方式。研究者以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6个区12个街道30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以概率原则选取家庭并至少完成30户样本，经筛选(剔除部分单身非家庭住户)，共有875户家庭的相关资料符合研究要求，由调查员分别进行入户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1。

其次，质化研究在前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从875户家庭问卷中选择了61户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不同收入水平但压力较大的家庭，并适当增补外来务工家庭17户。

访谈内容包括家庭压力的种类、看法、资源和应对等。78户家庭中参与访谈的女性成员有92位，她们的年龄和教育程度见表2。

对访谈结果，我们按以下方式分类：

第一次分类：以个案和被访为分类轴心，将个案中被访对于压力源、资源和应对等各类问题的陈述或看法一一列出并归类。

第二次分类：以问题为轴心，将每个个案中被访对于各类问题的陈述或看法归类、整理并编码。

第三次分类：以每个个案中男女被访的陈述或看法反映的问题为轴心，在每个类别中再次进行归

类、整理并编码。

在分类编码的基础上，以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及共识质化研究方式(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整理访谈结果。课题组不断对比、修正及补充所掌握的个案资料，并进行跨个案分析，分别从女性家庭压力的压力源、影响因素、认知和资源四方面对结果进行了分析，试图客观地呈现一幅当代城市家庭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图景，并探寻制约她们自由发展的根源。

三、资料分析

(一)家庭压力源的时代特征

1.内容分析：以经济需求为核心的不同压力源

研究发现，虽然多元和开放是当代城市家庭发展的方向，但不同结构和收入的家庭在压力源的内容上却存在某种共性。在分析92位女性的访谈资料时，我们随时可以读到、联想到的一个关键词是“经济需求”。工资的多少、下岗的压力、重病的苦恼、学费的昂贵、住房的拥挤，不同的子题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母题，即“经济焦虑”。

如个案15，32岁的儿子突发重病被辞退且无医疗、养老等保障，母亲认为，重病人是自己最大的压力源：

试用期的第二个月得了肾病综合症。医药费的支出可想而知，一下子就用掉五万多元……儿子生病没收入了，我们两个退休工人来应付生活开销。虽说儿媳妇也有工作，但工资也不高，治病的医药费又昂贵。

个案24父母退休，25岁的女儿为广告设计，2005年收入为7.8万元，却因工作压力而病倒：

女儿：我工作压力一直老(很)大，经常熬夜加班，导致4月份生病开刀，……人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但没办法，一切看在钞票面子上。

个案5中年近6旬的妻子就是因为股票被套不能买房而心情抑郁：

股票的压力有好几年了，一直套牢到现在，压力很大的。心里很烦躁、很沉重……都是辛辛苦苦挣得钱，现在越来越少，心里很“挖湿”(郁闷、说不出的难受)原来29元的股票，现在跌到只剩3元，钱到哪里去了?……你讲惨不惨?

个案50中的母亲，60岁的退休财务认为，女儿找了外地人谈恋爱是自己最大的压力：

寻个男朋友工资蛮高，就是外地人……。我从老年人的角度来看，就是担心伊拉(指男方)父母没劳保的，今后生起毛病来伊要负担的。

从上述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压力成为一个萦绕在不同表象和词汇碎片下的压力源之源。

除了上述这些拥有城市户籍的家庭外，现代都市中还生活着另外一个群落――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他们的主要家庭压力是什么呢?

个案37中的女性，从江西嫁到浙江农村，因家庭经济困难来上海做家政，月收入1500元。

妻子：最大的压力就是家里需要钱呀，比如小孩子要上学，家里要盖房子，小孩现在老家念初中，光学费就要600多元……自己要拼命赚钱呀……不管做什么，只要能赚到钱么都行。

个案71，来自安徽农村的夫妻为供儿子上大学到上海当社区保洁工。

妻子：最大的压力就是我们两人挣的钱不够孩子用的。一年要准备一万好几千呢。……儿子开学一下子就付了7000元……我们的工资900元，收垃圾每月有450元，再加上做钟点工的收入300元，我们计划每月存1200元，一年要留14000元给孩子，否则不够孩子花的。

反复分析17户外来人口家庭的女性访谈资料，发现绝大多数被访所叙述的压力仍紧紧围绕着一个“钱”字，甚至比上海籍家庭更众口一词地认同经济压力。她们和城市普通女性的生活境遇完全不同，但在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前者的压力源依然和普通城市女性一样比较一致地聚焦于“经济”主题。事实上，吸引农村人口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的最大动力，正是在于这里能“掘到金”，能让他们看到通向脱贫致富之路的希望曙光。

2.类型分析：外在、不可控和长期累积

研究发现，大部分城市家庭在访问时提到的主要家庭压力源都属于外在的、不可控的和长期累积的事件。

如12号个案，35岁的女儿患有精神病失业，妻子退休，工伤残疾的丈夫又遭遇结构性调整的下岗：

妻子：丈夫学校转制，后勤人员全部下岗。……让他下岗，再说下岗生活费只发两年。这样，经济来源断了，靠我600多元的退休金，家中还有患精神病失业在家的女儿，这日子怎么过!

个案54，儿子三十多岁，“前后女朋友谈过几个，都因房子问题而吹掉”，妻子在回答访问员的问题“为什么不贷款买房?”时说：

2002年房价已经涨得不得了，那时的房价与我们所能承受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就是贷款我们也承受不了。……回到家里，心里很烦的，三个大人挤在这么小的地方，东西乱七八糟，热天、冷天衣服都找不到，这么热的天，吃饭的地方就这么一点点，东轧西轧，很不方便，心里烦，一直要瞎想八想，弄得夜里经常睡不着觉，心情一直不好，真的很没劲。

下岗是因为“后勤人员全部下岗”，买不起房是因为2002年以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失控。这些压力都是不以个人和家庭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它像导火索一样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并和女儿患病、丈夫失业、儿子找不到合适的婚恋对象等压力累积在一起，形成一种长期性的综合压力情境，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痛苦不堪。

(二)脉动的视角：影响压力源的因素分析

1.历史、经济脉动：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女性

在Boss的五大外在脉动系统中，历史脉动指家庭事件发生的历史时期，经济脉动指社会、社区和家庭的经济环境。事实上，在转型期的社会环境下，这两类脉动通常交织在一起，汇合成影响女性家庭压力源最直接、最普遍的宏观因素。

这方面，脉动理论深受生命历程学说的影响，即认为个体是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之中的，相同生命阶段、相同历史时期以及地理环境下的个体，其生命历程存在一定的共性。[3][9]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当代城市的女性家庭压力存在如此多的共性。

知青或支内人员的返沪、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医疗保障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策变化或经济结构性调整的一部分。女性作为生活在特定时空下的个体，也会必然深受外部这些历史、经济脉动的冲击。

如个案43，妻子所处的贫困情境和她作为一名支内返沪人员的身份密切相关：(我)是从学校分出去的，在青海干了30年才回到上海，回来后房子没有，劳保没有。最近她摔了一跤骨折，看病一看就是600元，一个月退休工资只有800元，怎么生活”，我想到养老院去，钱又不够，现在没有近千元钱怎么进养老院。

支内或知青一代，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他们的曲折命运都和外部不可抗因素密切相关。这一个案中的女性如果当时没有支内或早点像丈夫一样落实政策返沪，如今的境况可能就会好得多。30年前

服从国家安排让她失去了在这个城市居住得更好的机会，造成了自己和下一代的向下流动。而控制或者改变自己的命运，对这个家庭来说，都不是这么容易。他们就好像大海中的一只小舟，舵手的技术固然重要，但大多数时候，外部的风云变幻才能左右小舟的浮沉。

妻子(纺织厂工人)：我是76届的毕业生，由学校分配我们工作……当时纺织厂的收入要比一般性工的收入好，比商业系统的工资也要高，应该讲是收入蛮好的……大概是从96年开始一点点不好了，逐步走下坡路……越来越不景气……我97年就退回来了……拿了2年协保补贴……记得是240多元一个月……2年以后就没有了，一分钱也没有了……做做停停，没有稳定的工作，要想找工作很困难。(个案44)

个案44揭示的是另一种由历史、经济脉动混合作用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家庭压力。20世纪80年代初，纺织企业待遇好工资高，属于毕业生比较乐意去的单位。90年代，当这批毕业生成为职业选择能力最弱的群体(年龄大、学历低)后，同类企业的集体倒闭，让他们使用了近一辈子的技术无用武之地，谋生能力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有研究指出，1995－1996年，纺织等高负债低赢利的行业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这一类企业的破产达到一个高峰，下岗人员也因此剧增。㈣从我们的个案中也可以看出，同一行业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景气状况是不一样的。

另外，就失业本身的发展趋势而言，也带有时代的印痕。20世纪90年代初，特定年龄和特定身份的员工受到失业的威胁最大，大多集中在“4050”、学历较低的人群中；这一时期，女性也是失业的高危人群，因为纺织、轻工等行业是女性最多的行业；进入2l世纪后，社会竞争进一步加剧，失业风险高的行业也不仅仅集中于纺织、轻工类，开始扩展到机械(如个案33)、营销(如个案11)、驾驶(个案57)以及各类服务型行业；同时失业人员的年龄开始向下扩展到20－30岁的人群。在我们的访问中就接触到不少失业年青人，他们身强力壮，却不得不反过来依赖年迈体衰的父母(个案5、21、62、64)。

哥伦比亚大学的Koos[11]教授以研究经济压力对美国家庭的影响著称，他曾提出“我们的工业社会文化是家庭瓦解的来源”，认为社会历史原因是家庭压力的根源。和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量失业类似，今天中国的下岗、失业以及住房问题很大一部分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造成的现象，属于家庭无法控制的一种外在历史和经济“脉动”，正如个案33的一位被访所见识的那样：“许多压力不是个人造成的，大多数是单位、社会转制，产品结构不合理被淘汰而造成的。”这些外在的、看似与个体无关的宏观变化，通常会通过家庭生态环境从上向下渗透进整个家庭压力反应系统，波及到其中的每一个人。

2.发展脉动：不同生命周期的女性压力

除历史和经济脉动外，发展脉动也是对女性家庭压力影响最大的一个外在因素。所谓发展脉动是指家庭或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所产生的影响。用生命历程理论的术语来说，即个人的生命时间。[9]埃尔德[12]曾对比过美国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儿童发展，发现在童年早期经历大萧条和童年后期经历大萧条的儿童，在成长中所受到影响完全不同，他因此提出，同一事件发生在不同的生命时间中，对个人的意义是不同的。这意味着，不同生命周期的压力事件其含义也会有所变化。

Olson和Mc Cubbin[13]曾以系统化的方式研究过1000户家庭的压力生命周期模型，按家庭的初建到消亡划分了不同时期，对家庭压力的变化做过一个比较，我们把对78户家庭访谈的结果和两位前驱者的研究结果放在一起，以供大家比较和分析。(见表3)

从上述的发展脉动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

第一，经济压力是贯穿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始终存在的一种家庭压力源事件。但对于老年人来说，经济压力威胁更大。因为中国家庭和西方家庭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家庭的子女离家期相对较为模糊和不确定。在本研究中我们以子女结婚与否来进行判断，已婚则将其归为离家一类。但事实上这个标准仍旧是不太合理的，因为在我们访问的家庭中，很多子女即使结婚了仍旧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些经济困难的家庭甚至靠父母的劳保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如果青年期的贫困还让人有一丝改变的希望，老年期的贫困则让人感到绝望，甚至因此而怀疑自己整个人生的意义。

第二，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发展，女性的压力源会不断变化，从集中于个人的工作、恋爱问题，逐步转移到以家庭、他人为中心的经济和子女问题；同时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特殊矛盾，如青年期的自我实现需求，中年期的子女教育问题、父母赡养压力，以及子女离家后空巢期的健康风险和适应问题。

问卷调查分析结果从个人生命周期的角度进一步印证了发展脉动对家庭压力的影响。如图1所示，3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更多地自述工作、学习紧张、竞争压力大，而其他压力都是36－55岁年龄段的中年女性认同的概率更高。F检验显示，各类压力的发展阶段差异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三)资源的视角：影响压力应对的主要因素

划分家庭拥有和开发的资源类型有很多种方法，为简洁起见，我们仅根据资源的提供方，即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种渠道，对家庭利用和开发资源的类型进行分析。

1.制度资源的匮乏和短缺

制度资源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常见的一种正式支持，但制度资源本身也正在经历变化与转折。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的力量是强大的，“是一种向上依赖、向下控制的体制”。在过去，生老病死，一切困难都可以找单位。㈣随着社会制度转型的不断深入发展，单位体制本身也在不断走向解体和重构。旧在家庭压力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单位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大为弱化，它所能发挥的支持功能已经从原来物质、精神、行动全面支持下降为点缀式的精神安慰了。私营企业或临时应聘的人员，在遇到困难时老板“良心好，来看一次拨只红包”(个案24)，国营单位的福利也不过如此，有的甚至还不如私营企业：“单位不管，说要到社保中心，看也不看望病人”(个案42)。原因一方面在于单位自身的解体，如个案42，病人所属单位在其“刚开刀时已经走下坡路，后成倒闭单4A”，想管也没法管；另一方面很多遇到困难的家庭成员的身份是退休、早退或下岗的职工，自身和单位之间的联系已经模糊不确定：“晓得以前单位里有些人能帮到忙的，但我现在自己在心里份量掂一掂，就晓得人家也不会帮我了，因为我退休了”(个案24)。

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的单位体制对家庭的庇护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下岗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抚今忆昔，两相对比下，家庭中的

个体感触很深，如个案12：

妻子：过去的工人有当家作主的味道，领导对工人相当客气，无论什么事都能征求工人意见。现在的领导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不能说错一句话。哪怕有一个表情对他不尊重，他马上可以开除你。

但单位体制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制度性支持的消失。原来国家包办的福利待遇由社会统筹安排，原来以行政单位为主体的各种保障逐渐转移到街道、居委会为主体；家庭要获得社会支持，必须去社区登记或申请。制度资源的这种变化是社会转型期的一大特点。很多困难家庭也承认，在缓解家庭压力方面，“社区、居委的帮助最大”。(个案14)

然而，现阶段以社区为主体实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能够为家庭提供的实质性支持还非常有限，而且支持方式单一、覆盖率低，很多家庭并不在社会救助的范围之中。

如个案48是一个有2岁脑瘫儿的家庭，孩子的日常康复训练费用昂贵，但孩子只有等16岁以后才能享受残疾人补助；共同居住在该家庭协助照顾孩子的姨妈自己也是肿瘤病人，大病医保只能享受两年，其他的日常检查治疗大部分需要自己负担；父亲一人工作支持全家，但仅仅因为全家人均收入超过300元，无法从居委申请到低保补助；母亲因为自己不是残疾人，也难以获得优先介绍工作的机会。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各种福利政策的享受名额与户口所在地居委会挂钩，如果生活在弱势群体比较集中的社区，获得各种补助的机会就远远少于其他比较富裕的小区，48号家庭的母亲就是因为小区中已有20多个残疾人家属报名要找工作，所以得不到优先介绍工作的机会；另外，很多政策都与低保挂钩，只有符合低保条件才能享受其他补贴，如下岗、残疾人家庭必须人均收入低于低保线才能补贴；单亲家庭和住房困难家庭没有特殊的支持性政策，只有自己想办法或等拆迁。

但问题在于政策是具有灵活性的，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并非完全没有被救助的可能性，有的居民就指出，“吵”是很关键的一着：“越跟政府吵得厉害，得到的利益就越多”(个案9)，而且和居委干部的关系也很重要，关系好的，居委会干部会主动关心，而关系不好的，再遇上“素质差”的工作人员，态度就非常不好(个案42)。

在现实生活中，社保工作多靠政策或行政手段来推行和实施，政策不是法律，因此具有上述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这些因素进一步增加了家庭的不安全感：“我希望国家要有一整套的保障体系，让我们老百有一种安全感，不要整天提心吊胆。现在绝大部分的人都在为老人的医疗费、生活照料，自己的工作是否稳定，孩子毕业以后的就业问题等操心。如果保障体系完善了，这一些问题全部都解决了。”(个案46)

社保制度的本意是维持社会稳定，为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但转型期的特殊阶段，制度资源存在匮乏和不足现象，更何况还有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这种大环境下，如果家庭一旦遭遇不测，其抗风险能力会非常弱，受损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如个案56，同为工人的夫妇两人年收入有2.6万，本来日子还过得去，但2000－2002年间，丈夫、妻子、儿子先后患重病，让一个正常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至今翻不过来”，儿子要吃肯德鸡，母亲满眼泪水讲：“我买不起，我真的买不起。”

2.以亲缘为中心的社会支持

在家庭本位的中国社会，亲属强关系原本就是家庭支持最主要的社会资本，而当公共领域内正式的制度支持不可得或难得时，私人领域内的非正式支持在家庭压力应对中日渐扮演着重要角色。据本研究对875个家庭抽样调查的结果，70％的家庭或多或少获得过不同网络资源的社会支持(包括主动求助和被动接受)，这些支持中65％来自非正式的亲友、邻居，其中获得父母、兄妹和子女等亲属支持的比重最高；只有22％来自街道、居委会、社工或单位等公共领域中的正式支持。(见表4)显然，以亲缘为中心的社会支持网络在中国城市家庭的压力应对中仍然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土社会时使用的“差序格局”概念，强调中国文化有按照男系血缘来决定亲疏、远近的特点。[17]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当代城市家庭亲缘网络已经有所不同，不仅姻亲关系进入差序格局，而且如先前的经验研究所观察的那样，家庭网络已实现向双系并重的过渡，[17]甚至有倚重女系亲属的迹象。[18][19]

问：女儿生病开刀有没有寻亲戚朋友帮忙?

妻子：寻的，都是双方兄弟姐妹帮忙。当时我托了交关人，结果是我弟媳妇最早给我回应帮我寻的医生。(个案24)

妻子：我姐姐、姐夫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刚开始时为了．一起帮着领小人，现在是更加多了，每星期的康复训练总是我阿姐与我一起去……。 (个案48)

妻子：(老公辞职后)就东托西托、托人介绍，做做停停、停停做做……表哥介绍的在郊区私人老板厂里，做了几年。……表哥除了介绍工作，在经济上也给我们一些帮助。还有我的父母亲经济上也给我们不少帮助。(个案32)

妻子：生二胎罚款15000元……我们的钱是肯定不够的，没办法就问他的舅舅借了3000元，我的两个弟弟每人借给我3000元，一共借了9000元。他们知道是付罚款的都愿意借给我们(个案72)。

4个家庭中，个案24最早提供帮助的是姻亲的姻亲(弟媳)，个案48是女方姐姐一家人，个案32也是妻子的表哥，而个案72不仅妻子的工作由堂妹夫介绍而且连超生的社会抚育费也由双方的亲戚共同援手，而个案11中，丈夫也表示借贷的话要包括妻妹。女方亲属在这些个案中并没有被视为是比男方亲属更疏离的、第二位考虑的求助对象。而且从双方提供的支持类型来看，姻亲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血亲网络相比，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既包括工具性支持，也包括情感性支持(个案41、45、56)。

实际上很多家庭在寻求亲缘网络的支持时，更多地依据资源的可得性，而不是“差序格局”所确定的亲疏远近。如个案56，“协保”的丈夫、退休的妻子和读初中的儿子，全家三口都有重病，且老人赡养负担沉重。尽管妻子和妹妹亲缘关系更近，但却因居住地相隔较远而选择向临近的阿姨倾诉减压：

妻子：有时候实在太郁闷了，就到我阿姨那里，同她讲讲，经常是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大哭一场后，我阿姨劝慰我，要想开一点，慢慢总会好起来的。

另外，贫困对亲缘支持的损伤性很大。越是贫困的家庭，获得外在亲缘支持的可能越小，因为其亲缘网络的规模有限，本身能提供的资源就非常少(个案28、个案43)，同时亲缘网络的维持本身也需要投入；相反，经济条件越好，社会地位越高，亲缘性关系网的规模、形式和关系强度都有可能因此而扩大。

如个案30，在单位担任中层干部的夫妻工作稳定、收入丰厚，当办公室主任的女儿年薪9万，全家

经济无忧，网络资源丰富。

妻子：秦家门(团拜会)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了，每年年初三，所有秦家门里的人包括老一辈，大家要聚在一起(丈夫：真正到齐要一百三十多个人，一般四十多，5周年时有九十多个，遍布了全国各地，包括国外，像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等)，进行团拜会，集体拜年……家族之间成立一个会，有会长，有秘书长，有副会长……每个家庭要交会费，会费以户为单位收。会费买些小礼物去登门祝寿。

(四)性别视野下的女性家庭压力

1.双重挤压的女性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陆续被写进了《宪法》、《婚姻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各种法律、法规。各级妇联组织的成立也为维护女性权益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条件。

但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在法律上女性获得了与男性相同的机会和权利，但实际上她们在职业场所与男性的机会和权利并不相等。如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女性被访的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36％，男性为29％；女性退休或下岗、失业的占37％，男性中这一比例仅为20％；女性去年人均总收入为21000元，男性为26000元(F＝7.73，P．＝．006)；其中已婚女性人均所做家务约占总数的63％。女性无论学历、职业层次，还是收入都普遍低于男性。这个结果和以前国内的各种调查结果基本保持一致。[20]这说明无论在教育、就业、薪金收入和家务分担等方面，男女性还没有真正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

个案访谈也发现，女性无业及从事非正规、低薪工作的比例更高。一些低学历、少技能的中年女性因单位转制等原因，从原单位下岗、协保、内退，但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她们不得不接受低薪，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城市最底层的工作。如个案44中的母亲，她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但还在千方百计寻找工作：要尽量想办法找工作，哪怕自己再苦，也要让孩子读好书，好不容易找来的工作，有时为了身体不好的原因，没有办法做下去……我在与女儿讲，再过半个月我想再出去找找工作，我女儿劝我不要着急……。

在男女双方都有赡养家庭责任的前提下，即使同样面对下岗、失业，女性的经济责任也并不因为自己的性别而比男性低(个案84)。而且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女性不仅有挣钱养家的义务，也必须承担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担负起家庭管理、扶老携幼的主要责任。

妻子：其实自从结婚到现在，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全是由我来挡。我很苦的，先后献血二十多次。因为那时经济条件不好，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孩子还有婆婆。我每月一半工资贴给自己的父母。我也是蛮吃硬的，前几天上吐下泻我没喊老公。(个案4)

问卷调查结果也印证了当代女性在家庭压力中面临“双重挤压”。我们利用Holmes等人[2]的方法，请875户家庭中的被调查对象按0－3分(O代表没有压力，3代表压力很大)对压力源事件进行评分，然后用ANOVA对两性家庭压力源分值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到，女性最主要的三种家庭压力源分别为“子女教养”、“住房”和“下岗失业”；男性分别为“下岗失业”、“住房”和“子女教养”。

虽然从压力的大小来看，男女两性的传统家庭分工还是存在，如男性在下岗失业和工作方面的压力重于女性，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的压力明显重于男性。但从前三位压力内容来看，我们会发现两性的感受基本一样，只是先后顺序有所不同。女性在子女教养压力之外，也深深感受到下岗失业和住房的压力。

女性就业使得她们走出了家庭，但她们原有的家庭责任并没有因此得到减轻。如果个人对此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累积效应会更强，对女性来说身心健康的威胁也更大。

2.以男性和子代为中心的定义模式

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研究者会问，家庭界定压力的权力从哪里来，来自家庭价值还是来自女性自身的价值，来自儿子、老公还是自己?这种权力喻意实质上不仅是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反应，也是家庭价值的一种体现。

研究发现，不少中老年女性在家庭中，仍旧遵循着“男尊女卑”的教条，把男性的权力置于自己之上。

妻子：(压力)当然是男的大了，阿拉女的这把年纪要求也不高，稍微赚两佃就可以了。作为一个男的，总觉得一家之主如果赚不到钞票，伊自己觉得老内疚的……我想想(丈夫)打工确实蛮苦格。所以屋里格事体都是我做格，为了迭格家庭呀，要让伊休息好，空调天天开，伊要是不做哪能办?(个案27)

在这一个案中，女性显然是以男性为中心来进行自己的压力定义的，她认为男性的压力“当然”大，自己是应该承包所有家务。其实妻子每日也在社区上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家庭妇女，而且她本人还是残疾人，但在整个访谈中，访谈员没有听见她为自己的身体抱怨过一句。

再如个案4中，访谈员观察到“妻子操心事多显得老”，身体不好，动过4次大手术。但妻子在谈到自己的主要压力时仍旧说：我主要担心他(老公)的身体，不能太吃力。为了给他加营养，我动足脑筋。牙齿不好，蔬菜嚼不动，我就买了粉碎机，在家给他弄番茄酱、胡萝卜酱、苹果酱、黄瓜酱。我忙忙碌碌无所谓，只要他身体好一点，别再犯病。

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中，虽然女性的年龄相对较轻，但这种男性中心的思维方式比城市户口女性更为明显(个案73、75、77)。她们不仅主观上认为男性压力更大，还从行动上切实地关心着自己的另一半，承担更多的家务和其他她们自认为琐碎的事。

除对丈夫的态度外，在对子代的态度上，女性也和男性不同，表现出明显的他人中心取向：

妻子：压力与烦恼无非是两个儿子。现在年轻人压力蛮大的，经常面临跳槽，调换工作。他们过得开心我也放心，他们有变动有烦恼，也是我的烦恼。……他要跳槽我就跟着担心，心里搭搭动。

丈夫：这不算压力。

妻子：这种事么做娘的总要急的，你讲是吧?老公认为自家老人养老是压力……

问：上下四代人的任务也蛮艰巨的?

妻子：还可以吧，不算太辛苦；孙女读书也是压力，是否读好学校，陪读接送等(丈夫也认为这不算压力)。以后不想给小辈增加麻烦，我一直想，我们以后生病不要生得太长，死么死得快点。(个案3)

这一片断中夫妻冲突的核心在于，女性认为的主要压力――儿子工作和孙辈照料问题，在男性看来并不算压力。男性认为孝道的压力更重于其他问题。这种冲突恰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家庭价值的特点：位居男性家长之上的，只有长辈和祖先，而在女性之上的，不仅有丈夫，还有子女和孙辈。

在中国本土环境下，女性以他人为中心的压力认知倾向非常清晰，这和其背后的文化脉动有密切的关系。但这种文化脉动并非完全不变，正如女性主义研究提出来的一样，性别角色的建构可能随着文

化的变迁而变化。中国当代社会环境下，女性的地位已经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在城市中老年女性和外来务工女性身上，我们依旧会发现，女性的解放之路还有待继续。

当然，他人取向的价值对家庭压力的应对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如果离开了女性的这种韧劲和弹性，家庭在面对种种压力时，风险和威胁会更大，但前一种力量的发掘是以女性自己的牺牲和奉献为代价的。

四、主要结论与发现

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每个故事后面都有个人、家庭、社会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用西方的模型来分析中国的家庭，我们发现有许多可借鉴之处。然而在通过质化方法对本土化经验的搜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理论，必须注意中国社会的特殊经验和特殊时代背景。

从丰富多样的个案分析结果中，我们概括了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首先，社会转型期的家庭压力与特定的历史、经济脉动关系密切，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保障转型导致的职业流动和社会分化，使经济压力成为不同生命周期女性最一致认同的外在压力源。

第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女性所面临的压力源存在一定变化规律，这是由外部发展脉动决定的。

第三，资源不足是造成家庭易损性的最主要因素。在社会转型期的城市生活空间中，制度资源的匮乏和缺失，使得目前的社会公共服务只能满足部分家庭的初级物质需求，对解决或减轻压力的作用有限；亲缘网络还在发挥主要的社会支持功能，但贫困对社会支持功能的消解作用已经显现。

第四，女性对压力的认知机制与特定时代的文化脉动密切相关。如女性角色冲突造成的“双重挤压”；传统中国女性家庭价值观所决定的以男性和子代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家庭内在脉动固然是这些认知因素的直接影响者，但其深层原因还在于时代赋予的外在脉动。

虽然Boss认同外在脉动(历史、经济、文化等)是影响家庭压力源的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但她把研究重点放在内在脉动上，因为她认为这些因素才是可控制可改变的，对家庭管理压力的意义更大。

但我们对此却不能苟同。首先，外在脉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社会政策来进行调节，所以也并非是完全不可控的；其次，个人或家庭层面的调节往往力量有限，有时治标不治本，而宏观层面的调节却可能改变一个群体的生命状态；第三，内在脉动因素也深受外在脉动的影响和制约，相互间并非完全割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研究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当代女性家庭压力研究需要从微观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即宏观层面的外在脉动上，来继续探讨社会变迁与女性、家庭压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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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1.包蕾萍(1973―)，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博士生；2.徐安琪(1947―)，女，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