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吸引FDI区位因素实证分析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愈加频繁迅速，流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而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东道国吸引FDI流入的因素有很多，如资源优势、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等。采用中国1983―2006年的Panel Data数据，在计量方法上采用的是加入虚拟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并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FDI累计投资额、市场规模及制度因素促进了FDI的流入，而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对FDI的流入无积极影响，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因素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8-0103-03

近年来，我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目标国，而外资也成为我国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尤其是近十余年来，我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数量一直位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截至2005年末，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4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6 854亿美元。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我国进行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希望通过实证分析，深入了解我国吸引FDI流入的关键区位因素，从而能更好地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关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此作了研究和探讨。

有些学者从成本最低化角度来探讨FDI的区位决策，如Caves（1982）①以及Mariotti和Piscitello（1995）②等从各种成本角度对FDI的区位决策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Woodward D. 和R. Rolfe（1993）③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呈现对投资选址产生正影响的因素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土地面积、汇率贬值、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集聚度、免税期限、自由贸易区的规模等；而产生负影响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利润汇回管制、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现今随着信息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又有研究指出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外商为了降低信息成本的一种理性选择。中国也已有很多研究做了相关分析。魏巍贤（1997）在《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一文中，将FDI作为系统的内生变量，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资本成本决定的；实际GDP增长率作为一个可反映一国的市场规模和潜力的变量是刺激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沈坤荣、耿强（2001）构建了一个包含外国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并运用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及自治区的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导致了经济增长率的增加，并且发现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扩散效应的发挥程度与人力资本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沈在他2002年的论文中，进一步采用中国分省分年的Panel Data数据和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除了市场容量、劳动成本、市场化水平等因素以外，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FDI区域性选择和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

从以上相关的文献研究中，可以发现各国学者对于影响FDI的区位因素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针对中国做的研究还比较有限，而随着外国对华投资规模的飞速提高，而我国加入WTO后面临新的挑战，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在借鉴以上文献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从FDI累计投资额、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制度因素这五个方面综合分析他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以丰富现有的文献。

模型分析

在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具体的国情，本文选择以下几个变量作为影响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因素：

累计投资额：一个地区的现有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吸引外资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贺灿飞（1999）的研究表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存在的“区域性自我加速”机制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模式呈现一定程度的刚性。一国累计外国直接投资越多，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国投资软硬环境较好或该国的外资环境较好、比较容易得到其他外商的了解和认同，从而更多的引致投资流入该国。对于累计投资额这个变量本文采用我国FDI累计额（FDIL）指标来衡量，其系数假设为正。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指标的度量是一个难题。到目前为止，尚无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去准确计算一个个体的人力资本存量。像教育和卫生这样的活动，通过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如更高的技能和更好的身体，对社会产品的增长作出贡献。由于这些活动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有形资本投资一样，所以，将其称为人力资本投资是适宜的。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作为反映指标。

市场规模：工业区位理论的市场学派认为，市场容量是影响产业地理分布的重要原因，Glickman（1988）①等也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了占领当地市场。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和市场规模越大的地区，将会吸引越多的外资企业。本文选用中国每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LSE）作为反映指标，它的系数假定为正，因为一般一国市场规模越大，越易吸引外商投资，特别把东道国当作市场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国时。

市场开放度：我们用开放度这一指标，因为它可以比较好的代表一个地区的政策导向。衡量特定国家对外开放度的指标通常是国际贸易水平。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的政策越开放，其进出口贸易发展就越快，相应的，其开放度就越大。企业通过国际贸易来积累贸易对象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各项知识和经验获取投资信息。这里用我国每年的进出口额/GDP（KFD）来衡量。

根本制度因素（虚拟变量）：一个地区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政策制度因素也对FDI流入量有较大的影响。Lall和Siddharthan（1982）②发现外资企业在美国的经营活动与有效保护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有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因素比经济因素或硬环境更重要”，“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欢迎外资的政策是决定国际直接投资流的最重要的因素”（鲁明泓1999）。所以，我们在研究区位因素时除了关注传统的硬环境和经济等因素外，还要注重对制度因素的分析和研究，包括东道国是否建立了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运行框架或为跨国企业运行提供便利等。1992年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的召开为我国外资的优惠政策提供了根本的制度基础，因此，吸收的外资迅猛增长。故以1992年为分界线，以前的年份取值0，自1992年起取值为1。

此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FDI的流入。如基础设施状况，但因涉及通讯运输两大方面，而技术进步带来的联系方式呈现多样化，所以能够衡量基础设施状况的指标难以确定。

模型构建：

假设：FDI累计投资额、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制度因素均影响着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并且都起促进作用，即影响系数为正。

另外，前一年的FDI累计投资额对后一年的FDI流入量有影响，故FDI累计投资额取值滞后一年。鉴于时间滞后性等的影响，人力资本取值滞后一年。所以，构造方程为

Ln（FDI）=C（1）+C（2）*Ln（FDIL（-1））+C（3）*HS（-1）+C（4）*Ln（LSE）+C（5）*（KFD）+C（6）*（ZD）③

数据平稳性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

Ln（FDI）是一阶非平稳时间序列，Ln（FDIL）是二阶非平稳时间序列，HS是一阶非平稳时间序列，Ln（LSE）是二阶非平稳时间序列，KFD是二阶非平稳时间序列，ZD是一阶非平稳时间序列。

由检验结果显示，原假设“Ln（FDIL（-1））、Zd分别不是Ln（FDI）变化的原因”被拒绝，“Ln（LSE）、HS、KFD不是引起 Ln（FDI）变化的原因”被接受。基于以上检验，本文决定暂时采用FDI累计投资额、市场规模、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因素作为自变量。

回归结果：

LNFDI=-2.957558903+0.4080294192*LNFDIL

（-1）+1.251901851*LNLSE

T=（-1.092958）（2.511906）（2.150531）

P=0.28880.02180.0453

-1.087597697*HS（-1）+1.302540468*ZD

（-2.691124） （8.747027）

0.0149 0.0000

结果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市场规模和制度因素对FDI的流入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FDI的影响不明显。

政策建议：

下面我们将详细的分析统计结果：

1.累计投资额。由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FDI的流入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由此说明累计FDI对外商特别是新来外商的直接投资决策有重要的示范效应。FDI对自身的正的很强的自增长效应已被广大学者注意到。所以，中央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针对FDI的相关政策时，不应局限于效果立竿见影的决策，应适当避免一些短期决策，考虑政策的长期影响。而且近年来，外商投资产业呈现出集聚现象。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区域产业发展的优势和积累效应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投资条件。因此，政府可以适当地引导形成产业集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可以吸引FDI到中西部大开发中，解决资金不充足的瓶颈。

2.根本制度因素。由回归结果可知，政策制度环境的根本变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具有重大影响。但我们应注意的是这一因素不能成为我们吸引FDI的砝码。因为现在对FDI的根本制度可以说是“欢迎”外商直接投资，至少近期内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我们更应注重的是其他非“国策”性政策的制定。再者，加入WTO后，我国利用外资政策将从税收激励机制为主的优惠政策转向以公平竞争机制为主的规则政策。在从减少优惠待遇角度走向国民待遇的同时，我国也将减少对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限制（除特定行业外）和非国民待遇，改善综合投资环境，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从另一个角度走向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在转变的实施过程中，务必要注意循序渐进；一蹴而就，势必会给外商投资信心带来沉重的打击，导致投资额的下降。

3.市场规模。C4是一个正数，其显著性也很强，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市场规模促进了FDI的流入。对此，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国现在引进的FDI已经由出口导向型FDI转向市场寻求型FDI。投于中国的大部分外资除了为了利用中国的资源优势，或人力或土地等，中国广大的消费市场也日益受到外商的重视。此外，我们还需注意的是，近年来全球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份额都已经超过制造业。但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尽管我国服务业的市场规模很大，对应的FDI流入相对较少，这与我国国内支撑服务业发展的产业基础和环境相对落后和有关服务业市场开放度有关。因此，随着加入WTO，服务业将逐步开放，我们应注重服务业支撑产业的发展，吸引辅助服务型的FDI。

4.市场开放度：回归结果显示，市场开放度对FDI流入无显著影响，意味着政策的作用已经减弱。虽然不符合预想，但其实还是有原因的。实际上，这种减弱是因为在我们进行序列分析的这段时间内，优惠的政策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恒定的因素了，因此，其作用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当今的世界呈现出的是各国间的千丝万缕的经济关系，现在的各国都意识到经济发展是富国民强的强劲手段，不论是扬长避短，还是优势互补，所以市场开放成为必需。因此，市场开放度未能对FDI的流动体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我们决不可忽视市场开放这一因素，因为市场不开放必然会减少FDI流入。

5.人力资本的作用尚不明显。回归系数为负数，与预期结果相悖。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指标的选取不当。尽管国内外不少研究指出较高的劳动力素质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但结果表明，在我国这一因素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明显。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原因：

我国人力资源丰富，而人力资本稀缺。我国人口多，社会劳动力上几乎是无限供给的，但往往伴随的是质量上的低素质，丰富的人力资源往往难以“深度开发”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致使传统保守的文化资源在低素质的劳动大军中滞存，即使从外来引进现成的知识资本如市场文化、管理方法、高新技术等也很难真正实现“本土化”从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要变劣势为优势，关键在于通过适当的机制和途径实现资源到资本的转化――把丰富的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力资源开发转化为具有现实生产能力和知识技能的雄厚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1]魏后凯.我国外商投资的区位特征及变迁[J].经济纵横，2001，（6）.

[2]沈坤荣，田源.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管理世界，2002，（11）.

[3]魏巍贤.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J].预测，1997，（3）.

[4]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3）.

[5]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

[6]贺灿飞，梁进社.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及其变化[J].地理学报，1999，（2）.

[7]孙俊.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J].国际贸易问题，2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