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分摊与社会公义

下面这个故事涉及了市场社会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1）风险分摊，（2）社会公义。前者是市场的功能，后者是宪法基础上的政府的功能。随着劳动力和土地的自由流动程度的提高，乡村政权便面临着职能转换的艰巨任务――如何把政府的合法性从血缘联系的基础转换到超越血缘联系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合作秩序”在更大范围内的扩展。

图1描述土地资源不变时本地居民选择劳动力投入方向所包含的“风险成本”：横轴上标出了本地劳动力完全务农时的收入和完全务工时的收入，以及这两种选择的“平均值”。对应于y的“风险回避型”期望效用曲线与两种选择的现实收入的平均效用值之间的差，定义了本地居民为了平滑风险而愿意支付的费用――“风险成本”。注意，当工业收入突然下降，由它们的均值决定的风险成本R便下降到接近于零。

外地劳动力向本地迁移的成本与收入：移民首先需要支付一笔固定成本（包括巨大的“心理成本”）S1，其次需要支付在移居地的日常维持费用，这两种费用合成了“沿时间的”边际成本曲线MC。新移民的劳动收入取决于土地对劳动的边际回报率和本地居民的风险成本R（因为外来劳力从本地居民手中转包土地所支付的价格与R成反比。边际毛收入与边际成本曲线的差就是移民沿时间t的边际净收入曲线NR1。这样，移民的净收入在初期是负值（因为巨大的S1），只在时刻T1以后才变为正值。因此，仅当本地土地的劳动边际回报率和风险成本足够高，以致由NR1决定的“经济上合算的”土地承包期T1小于移民预期可以得到的土地承包期时，移民行为才可能发生。

注意，当本地居民的风险成本随工业收入的下降和“日本草经济”农业收入上升而接近零的时候，土地转包的价格大幅上升。价格上升的形态之一就是向外来户征收一次性“会员费（club membership fee）”，例如这个故事里讲的每户征收一大笔“入社费”。这相当于大幅增加移民的初始固定成本，例如从S1增加到S2，于是使得边际净收入曲线从NR1下降到NR2，相应地，合算的最短居住期从T1大幅增加到了T2。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老移民仍然愿意缴纳“会员费”，因为他们已经居住了足够长的时间（超过了T2），缴纳了会员费以后仍然可以获得正的移民收入。但是这一“本地政策”的变动使得多数新移民（居住时间大于T1但小于T2）的移民行为变成了“亏损”从而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他们纷纷“上访”告状。

征收“入社费”是一次收入再分配或“转移支付”，是地方政府的职能之一，这就涉及所谓“社会公义”问题。缴纳“入社费”其实就是赎买本地社会的“公民权”，从而获得了宪法权利――要求政府提供对私人产权的保护。

只要我们坚持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坚持地区间的制度竞争，那些长期存在社会非义的地区就会面临劳动力流失的威胁，从而不得不按合理价格给予外来户“公民权”，从而乡村政府将逐渐从“本地人”的政府转变为超越了“血缘联系基础”的政府。这是人类合作秩序扩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