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控烟力量

在第26个世界无烟日来临之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组最新出炉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在针对14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各项禁烟履约排名中，中国仅排第13名，得分为44.6分。此次评分是从保护人们免受二手烟、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综合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提高烟草制品税率和价格等五个方面进行的，在5个单项评分中，中国在保护人们免受二手烟和警示烟草危害两项中均排名倒数第二。

中国控烟行动，迫在眉睫！

烟草强大的杀伤力

吸烟带来的危害和后果，目前尚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说轻点儿，吸炯将严重地降低中国国民的健康素质，并面临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说重点儿，吸烟继续扩大和蔓延下去，可以毁掉中华民族的兴旺强盛。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生动可怕的现实。

我国吸烟人数为3.5亿，居世界之首，而遭受被动吸烟危害的人数更高达7.4亿，其中15岁以下的青少年有1.8亿。我国与吸烟和吸“二手烟”有关的疾病，如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肺癌和乳腺癌呈明显上升趋势。全世界每年死于吸烟540万人，中国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为100万人，超过因艾滋病、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2%，预计2020年上升至33%。

一项在20万人中进行的调查显示，吸炯者比从不吸烟者死亡率高3倍，预期寿命短10年；但吸烟者如果在35岁前戒烟，还可以把这10年“找补”回来，55岁以前戒烟还可以找IN6年。对于吸烟者来说，“回头是岸”。

“吸烟有害健康”，这“害”的不仅仅是吸烟者本身的健康，也“害”了其他人。专家指出，吸烟所散发的烟雾，可分为主流烟和侧流烟。主流烟就是吸烟者吸入口内的烟，侧流烟就是烟草点燃后外冒的烟。由吸烟者呼出的烟气和香烟点燃时所散发的烟雾所组成的混合物被称作二手烟，又称被动吸烟。而二手烟含的有害物质往往比主流烟还要多，甚至多出2倍的尼古丁，3倍的焦油，5倍的一氧化碳和约50倍的致癌物质。据计算，在通风不畅的场所，被动吸烟者一小时内吸入的烟量，平均相当于吸入一支卷烟的剂量。另外，吸烟者吸烟有自己固定的时间段，而被动者吸烟却多次、持续、反复地吸到多个吸烟者吐出的烟雾。由此得出，“二手烟”带来的危害早已超过吸烟者本身所承受的，“害人害己”倒成了对吸烟者最恰当的形容。

控烟进程举步维艰

在西方国家，随着医学界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烟草对吸烟者本人及身边人的健康危害，随着与烟草公司划清界限日益成为一件易于讨好且可以带来实际好处的事，随着老牌烟草公司因为自身原因和巨额民事诉讼的负担纷纷开始向多元化经营转型，烟草的魅力正在无可挽回地减弱。

然而，这种西方主流社会对烟草业的态度转变，在全球化与中国经验两种体系的冲撞下，却在中国以一种对吸烟者“特别关照”的形式表现出来。直到目前为止，我国投入到烟草使用状况及消费模式调查上的经费屈指可数；卫生系统的临床戒烟服务仅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得到开展；以各种隐蔽形式出现的烟草广告和促销依然屡禁不止；烟税的提高也远远及不上人们消费能力的增长。

由于烟草与肺癌关系密切，世界卫生组织主导起草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称《公约》）。2005年8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中国正式加入。2006年1月9日，《公约》在中国生效。在《公约》生效后的7年中，中国的控烟形势并不乐观，甚至有越控制越严峻之势。中国作为一个《公约》的缔约国，人口只占全球20%，却消费了全球三分之一烟草。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公约》在中国生效的第一年，全国卷烟产量为20218亿支，近年来，这一数字却已上升至24474亿支，涨幅为21.05%。全民吸烟率非但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还增加了2亿多人。这其中，固然有以烟送礼、以烟待客等社会原因，但制度供给不足也是重要原因。我国控烟立法工作滞后，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控制烟草危害的国家法律，导致控烟动力不足。

从新版控烟规划看，一个重要思路就是依法控烟，通过加强制度设计来推进控烟进程。从研究制定全国性公共场所禁烟法律规定，到构建多部门综合控烟政策体系，从修订完善《广告法》和《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到建立统一的烟草流行监测体系，这一系列制度规划，表明今后的控烟将转入法制化轨道，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将成为控烟力量的重要生长点。

法治的力量，既在于科学合理的规则，更在于公正严明地实施。从近年来各地控烟实践看，“执行难”是一个普遍问题。北京、上海、杭州等上百个城市虽颁布了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但在执行上往往放了空炮、流于形式。不少地方的禁烟令出台多年，却未开出一张罚单。公共场所禁烟，关键在于落实，除了加强禁烟宣传、提高烟草危害警示效果，更需要加大执法力度，实行违规投诉举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切实打破法不责众、有法难行的怪圈。

此外，还要看到，利益藩篱也是控烟进程难以推进的重要现实原因。烟草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在不少地方，烟草企业是纳税大户，政府部门对烟草经济、烟草税收很是依赖。烟草利益的长期滋养，使一些部门就像烟民一样对烟草上瘾、甘之如饴，消解了控烟的动力与决心。如何优化制度设计、完善法律法规，推动烟草转产、产业转型，消除利益上的烟瘾，也是依法控烟的重要着力点。只有生产线上的香烟少了，公共场所的烟味才会越来越淡。

上亿烟民背后的博弈

中国控烟，民间先行。中国控烟协会是中国最早的非政府控烟组织。吴英恺、吴阶平、陈敏章等一批医学专家在1986年最早了解到烟草的危害性，因此呼吁中国政府控烟。在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的推动下，控烟协会从1986年开始筹备，1990年正式成立。控烟协会成立至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96年，协会进行了首次全国吸烟情况调查。1997年，成功组织举办了第十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11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时任国家主席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积极推进国家有关部门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在监测烟草危害，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提高烟草税收和价格，改变烟盒包装健康警示图文，提供戒炯服务等方面积极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力推进创建全国无烟医院、无烟学校、无烟草广告城市、无烟草影视活动。建立健全全国无烟医院标准体系。组织1200万中小学生开展“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签名活动。创办全国第一个控烟网站和控烟专业杂志。倡议和推动建立两岸四地举办烟害防制研讨会交流机制。监督社会履约，关注社会控烟热点，成功促使民政部取消6家烟草企业“中华慈善奖”，上海世博局退还烟草企业2亿元捐赠，第十一届全运会退还烟草企业捐款等。组织召开全国控制吸烟学术研讨会，为各界控烟人士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

一个每年只能从卫生部拿到“少得可怜、办不了事”的委托费的协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年里一改以往几乎悄无声息的面目，促成中国在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上做出在全世界都引起轰动的改变，除了工作人员的激情和能力，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作为推动力的来自国外的公益捐助。

“对烟草的战争是没有国界之分的。”2006年，当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宣布，从自己的个人财产中拿出1.25亿美元用来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15个国家开展控烟工作。2008年7月，除了再从钱包中掏出2.5亿美元追加到“彭博减少烟草使用行动基金”中之外，迈克尔·彭博还成功说服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投入1.25亿美元，用于专项扶持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吸烟大国的烟草控制行动。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就是彭博基金和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的资助对象之一。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的捐助者名单上，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辉瑞基金。2008年2月，辉瑞公司宣布，出资3300万美元，支持一系列旨在应对全球癌症和烟草控制挑战的公共卫生项目。在对外公布的新闻中，辉瑞公司表示，将与26个国家中的15个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改善癌症的早期治疗和诊断，通过对医务人员的训练和提供技术支持，实现更好的控烟行动。

彭博基金、盖茨基金、辉瑞基金，如果没有这三个基金会在背后的大力推动，中国的控烟绝对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声势。外国的基金会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人民戒烟？如果从功利的角度考察，辉瑞基金的意图似乎是最昭然若揭的。作为全球目前最有效的一款戒烟药物的生产商，辉瑞从中国这个全球第一大烟草消费市场也是潜在的第一大戒烟市场上可能收获的利益，据制药业市场调查公司IMS在2008年做出的预测，高达504L美元。而戒烟药物得以推广的关键，一是烟民开始有意识地寻求有效的戒烟手段，二就是使戒烟药物列入政府的医疗保险报销，令戒烟者得到费用补偿，从而增加尝试戒烟者的人数。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中国烟草战争中的外援，无疑是一种双赢，意义深远而手法高明。

烟草与健康，不是一个能够共生的现象，对于这道单选题，要么选择烟草，要么选择健康。有人说，禁烟是一个几代人的工程，我国也曾将控烟列入“十二五”规划，可收效甚微，没有人希望再过若干个“五年”之后，人们收获的还是一种无奈。

中国控烟的未来，需要改良烟草文化，加强健康教育。更重要的则是，在控烟力量与反控烟力量形成牵制之时，如何能使控烟成为主流的价值选择。事实上，“烟草业干扰控烟”是明显的现实，不单是警惕，更是要去除这样的干扰。只有这样，中国的控烟力量才能壮大起来，一个无烟的中国才能早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