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因我们共同的努力而精彩

一个家庭，一旦有一个人得了重疾，其沉重的精神负担是常人难以想像和承受的。这个时候，他们毫无例外都会将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一旦受到托付，疾病就成为医生和患者共同的敌人，医生会竭尽所能帮助患者战胜疾病。而在医学水平还有局限的客观现实下，无论医生能否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他们将生活的希望带给患者及其家属，也让温暖的爱在人间流淌。

下面，就是一位肺纤维化患者家属口述实录——

2005年的夏秋之际，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是非常的难熬和心焦。那时，爸爸被肺纤维化这个病魔折磨3年多的时间，已经日渐虚弱。从发病最初有点喘，到后来要吸着氧气才能入睡，再到当时几乎24小时不能离开氧气。一个本就不强壮的老人，已经瘦得只有40几千克，就连上洗手间的短短十几米路程，他都没有体力一口气完成，要分成几段，走一程、歇一阵。不仅如此，每天听着他声嘶力竭的咳嗽声，我们心疼得都快要窒息了。我曾经在内心里无数次地呐喊：为什么要让爸爸得这样的病？他那么善良，那么坚强，那么与世无争，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

那年中秋节前夕，爸爸的病情突然加重，高烧，呼吸困难，送到医院的时候，脸已经因为缺氧憋成了紫色，开始出现抽搐症状。急诊的医生告诉我们，如果晚一点，恐怕抢救都来不及了。

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有一天我可能会失去爸爸，这种想法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爸爸住院的那段日子，为了不让他担心，我白天陪在医院做出轻松、坚强的样子；晚上回到家里每每想到爸爸的病情，就忍不住在被子里偷偷地掉眼泪。为了治疗爸爸的这种病，我和哥哥咨询了北京呼吸专科的名医，也在互联网上查找了各种资料，得知肺纤维化这种病在国际上都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也就是说，这种病是不可彻底治愈的。医学上目前能做到的，只有控制病情的发展，而控制也只是4～5年的事情。看着一辈子要强的爸爸如今只能躺在病榻上，离不开氧气瓶，话也不能多说几句，我心如刀绞。

在医院，爸爸好几次拉着我的手说：“让你妈和你们都受累了。这病我自己倒没什么，看着你们这么辛苦地照顾我，我真还不如早点走了算了。”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强忍着眼泪，笑着宽慰他说：“爸，你说哪儿的话呀！”

有一天，哥哥神情凝重地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在爸爸的病床前开了家庭会议。哥哥说，经过多方了解，肺移植手术是治疗终末期肺病的有效方法。但是由于肺移植在我国开展时间不长、发展缓慢，而且因为肺为开放性器官，手术技巧要求极高，手术后并发症多，细菌感染机会多，开放引起的灌注损伤比身体任何器官都大，因而手术的风险也非常大。当时国内此类手术也不过50余例，在2000年前完成的20多例肺移植中，目前仅有2例长期存活。听到这里，我们的心一沉，心里有千万个不愿意让爸爸去冒这个险。这时，哥哥话锋一转，告诉我们，他打听到无锡有位陈医生曾经赴国外完成人类第一例肺移植的加拿大多伦多总院肺移植中心进修学习，他的医术已达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全国各地慕名前往无锡求诊的患者络绎不绝，而陈医生也曾赴常州、徐州、南京、青岛、大连等城市开展肺移植。为了救爸爸，哥哥先前已经几次赴无锡与陈医生见面了解情况，并走访了经陈医生做过肺移植手术的两位患者，目前两人的基本情况都很乐观。爸爸听了，沉默了良久，然后说：“我知道，如果手术不成功，就下不了手术台，但是我愿意试一试，与其这样半死不活，不如搏一下。”

于是，为了救父亲的命，我们一家人来到了无锡，在陈医生的安排下，爸爸开始了各项检查，并且由于陈医生的对症用药，病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可是肺移植需要供体肺源啊！听说有很多患者都是在等待供体肺源的过程中离开人世的。因为人的肺在离开人体超过6个小时就不能用了，所以远距离取肺源是不现实的。那段日子，我们一家人每天不知道要跑多少次医生办公室，给陈医生也打了数不清的电话，询问肺源的事情，可是陈医生并没有因为我们一次次的打扰而显得不耐烦，每次都是耐心解释。我们都觉得他理解了我们的感受，就像是我们的家里人一样贴心。

2005年11月29日，经过一番周折，我们终于等到了供体肺源。在爸爸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看着爸爸躺在手术车上虚弱地向我们挥手，渐渐地被推进手术室，我觉得他是那么地无助，在这样的生命大劫难面前，我却不能陪在他的身旁，我忍了那许多天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过了不知多长时间，陈医生来到手术室门口，他刚刚取了肺源回来，看起来很疲惫，然而，他还是停下来安慰在手术室外煎熬的我们。他伸出手来握了握我的手，他的手很软，很暖，我觉得在握手的那一瞬间，他让我感受到了他的信心，也给了我力量。他说，放心，我们会成功的。

6个小时之后，陈医生走出来，我们一拥而上围住了他，我屏住呼吸听他说：“手术非常成功，老哥很配合，出血不多，手术过程没输血。他的心脏已经因为肺的问题受到损伤，我帮他做了小小调整。”说完，陈医生就被其他的医生请走了，我们还不想他走，好像有很多话要问要说，可是就是不知要从何问起，要怎么说起，像是觉得看见陈医生在，心里就踏实。然而，事后才听当时在手术现场的一位医生说，陈医生口中的“小小调整”，难度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心脏搭桥手术，这样一个高难度的工作陈医生也只是这样谦虚地一带而过，可是有了这个“调整”，爸爸的心脏就能更加健康有力地跳动了。

手术后20天，我们迎来了爸爸65周岁的生日。此时的爸爸已经不用吸氧气，可以完全自如地说话聊天了。在吹蜡烛的时候，爸爸眼眶里含着泪说，我没想到我还能这样过生日，这是我的第2次生命，这次生命是陈医生给我的。

经过医生、护士的精心护理和家人的细心的照顾，爸爸的身体逐渐得到了恢复。2006年春节，我把爸爸接到了澳门，他已经开始散步恢复体力。我的同事们看到他，谁都不相信他曾经做过那么大的手术，曾经身体虚弱到连楼都下不了。每逢别人这样说，爸爸总是说，这都是医生的医术高明，之前我连门都出不了，哪还敢想到澳门来啊。

现在，爸爸的体重已经恢复到60千克，上楼下楼、买菜做饭、逛街出行都不成问题。他游览了澳门、香港，不仅走出了家门，还和我们一起爬山，今年爸爸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移植患者运动会。爸爸说，将来还要出国，到国外去游览，和妈妈一起享受这得来不易的晚年生活。

每次看到爸爸妈妈幸福的笑颜，我的心里都会涌起深深地感激，会想起陈医生经常说的一句话，“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医术和医德，以一流的医术和医德造福患者。”我们全家由衷地感谢医生用精湛的医术、高超的技艺挽救了我爸爸的生命，也用高尚的医德，让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里继续流淌。其实医生救过的患者又何止十个百个，而爱，就是这样得到传递、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