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好方式

近两年，国家包括各个省市都在谈扩大内需。很多人以为，扩大内需就是像家电下乡那样就可以解决，还有不少人认为，扩大内需就是让农民在农村多消费，多盖房子，于是中国的内需就扩大了。我国很多地方的做法是，不管这是否扩大内需，我先把铁路、公路、电话、电报、网络给你铺进去，于是，再加上广告，一些农民就对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就心旷神怡了，于是就掏出腰包消费了，接着内需就扩大了。其实，内需的扩大是个十分复杂而系统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什么是内需?就是一国国民的消费，国民的消费都会花在什么上面呢?俗话说，吃、穿、住、行。既然是吃、穿、住、行，那么就发展特色饮食服务业、旅游事业，就应该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就应该推动汽车、网络、现代电器等来刺激消费等等。但是这么多年了，我们发现，尽管不少部门释放出诱人的价格信号，制定出各种促进消费的政策，但是国人还是不敢消费。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阻碍他们消费。

其一就是很多老百姓的养老问题解决不了，“少有所养，老有所依”是他们担心的，但是子女们现在纷纷都进城了，尽管仍是自己的儿女，但纯粹依靠传统的养老与保障还是解决不了真正的养老问题；而他们也知道，子女们在城里打拼这么多年的确是非常之不容易。还记得十年前的房价，也见过今日的天价房价。在这10年当中，房价上升了那么多倍，但是他们子女的收入却没有上升很多，弄不好，很多农村的家长们还在贴补着那些城里的子女。

其二，从教育来看，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学生，那与之相关的消费就非常之大。虽说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由于当前家庭较低的收入水平，家里的人凡是能上班的都去上班了，结果孩子的学习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其实，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自己来教育，毕竟自己的孩子自己最熟悉，并且在教育的过程中，孩子和大人可以一块成长，共同增进感情，这在欧美等国家非常普遍，可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国内却根本行不通。由于生活费用的高涨，中国的绝大多数父母忙于赚钱，与子女的沟通，对子女的教育都委托给了社会，其结果是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感情被淡化了，家庭对金钱的需求更加地刚性了。

其三是出行交通等，这就别说了。公交车的费用一天一个价。地铁只要稍微动动就是几元、十几元。本来这些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公共服务，老百姓作为纳税人理应低价享受，但现在很多城市纷纷都将这些公共工程承包给各种各样的公司修建和运营，结果收费就转变为市场化，公共服务的性质倒是被忘记了。从火车来看，刚刚提速开动车不久，突然又被“高铁”了，速度虽然差不了多少，但是价格首先被“高铁”了。另外，在合理调节资源价格的名义下，各地的水价、电价、煤气价一个跟着一个涨，在这么快的成本支出的情况下，谁还敢冒然扩大自己的内需?

在分析内需不振的过程中，国人逐渐发现了所谓的养老和社会保障不足的原因，教育支出、看病支出过高的原因，城市化落后的原因、产业结构转型不力等原因，于是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就纷纷开始。可是想想看，如果不能首先在城市化的政策上有所突破，所谓的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都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原因是，当前中国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等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唯独没有解决的恐怕就是那些即将城市化的人口。如果不进行城市化，光依赖目前在农村推行的各种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是远远不能满足这些人的需求的，原因是这些人中的不少人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城市，于是农村提供的所谓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等根本就享受不了。退一步讲，由于农村人口在地理上、空间上的非密集性质，国家在农村所进行的教育投资、医疗和社会保障必然远水难解近渴，并且这样做的成本很大，受益面很小，具有很大的不经济性。

从反面来举一个例子，现在上海市的各类工程大多依赖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来建设，这些农民工长期生活在上海，赚钱在上海，但是他们的消费却不在上海，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等都不在上海。其实，上海现在面临的压力很大，一是各方面的生活、出行、交通、制造、交易的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纷纷外迁；二是上海的人口呈现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很严重，如果不进行城市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未来10年内，上海的医疗保障基金源、社会保障基金源乃至经济增速必然持续回落。同时，上海构建人才高地，研发基地、金融服务、贸易中心的速度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成效，因此在未来若干年内上海的经济发展必然进入低速轨道，这对于这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非常不利。

相反，如果国家能首先推动城市化进城，这就会形成一种扩大内需的可持续机制：

首先，允许人口进城，是尊重人们自主选择居住地、自主选择职业的宪法精神，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尽管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这些农民并不具有生产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不让人们自己试试、创业，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尊重个人的权利，就有违背宪法的嫌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允许人们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他们就能比较各个城市的有效生活质量，各个城市的比较优势，从而能够更好地匹配自己的才能与城市的优势，这当然有利于中国各个层次城市的经济发展。此外，人口的流动还有利于知识、技术的交流，有利于全国各地文化、习俗、制度的大融通，从而为大市场、大贸易和内生性经济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

其次，允许农民进城，可以很好地拉动中国的内需，可以在长期内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城首先要解决住宿问题，进而推动城市住房租借市场或者房地产投资；其次，这些人衣、食、住、行都必须在城市内解决，此外这些人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等也可以在现有的城市保障体系内公平解决。举一个例子，中国目前拥有农民工1.2亿，加上与其相关的家属共计3亿人也就是8000万到1亿个家庭左右，假定国家允许这些家庭每年以5％的比例进入城市，那么，全国城市化的家庭将为400万―00万，人口约1500万。假设其中5％的家庭能够买房，假设他们购买一般的二居室50平米，均价3000元每平米，其余的家庭必须通过租房(月租金500元计)来实现居住，那么每年对房地产市场的贡献将有300亿―400亿，房屋租赁市场的贡献为250亿。与房屋消费、他们在城市的装修等相关的费用应有200亿，在城市的生活消费等300亿―400亿；此外由于这些人在城市生活，还会诱发出相关的教育培训、学习、再学习以及相关的饮食、服务产业，还有这些人来回工作地与家庭之间的费用至少200亿等，这样，仅仅由于城市化的直接贡献，每年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就将至少达到1500亿。假若城市化程度稍快一些，每年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将至少达到2000亿―2500亿左右。

如果考虑到城市化进程中消费的多半是房屋、汽车、冰箱、电视等耐用消费品的话，与城市化相关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将达到3000亿―5000亿每年，按照这样的推算，中国1亿个家庭，将至少保证中国经济连续增长20―25年，这还只是个静态的估算，如果算上人口本身的增殖，那么这一贡献将更大。

再次，从城市化这种内需增长机制来看，它不依赖波动连连的出口市场，也不看发达国家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脸色，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着稳定的国内环境，稳定的城市化比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型就会持续发生。而且这一机制是一种可持续的内生机制，由于人口的转型，居住、交通、出行、生活、学习、教育、培训、医疗、社交、商业等等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人常常以拉美的城市化陷阱为由，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放缓，应该走小城镇发展战略。其实从经济内生增长的角度看，小城市的集聚功能低，成本节约少，人均基础设施投资通常会更大，治理污染之规模不经济，学习效应也不明显，反倒是最大的浪费。看看我国中西部不少地区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发展，其实是很不经济的。从国内的经济形势看，目前最好推进城市化的城市是那些地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一是那里有相当的行政资源，因而经济资源也会配置在这些地方；二是这些城市具有一定的人口数量和产业支持，无论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还是从投资、管理的角度都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性，应该说这是我国城市化的重点所在。

最近四川成都市推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举措，规定凡是在成都生活一定时间的本地人都有机会获得成都户籍；一些外地人，只要能出具一定时期内的完税证明，也有机会获得成都的户口。应该说，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喜人现象。想象一下，如果全国的30个省会城市以及比如30个大的地级城市能够在同一时刻放开户籍制度，并欢迎符合一定条件的人口来落户，想必绝不会出现农村人口盲目向城乡迁移的所谓盲流。这就像小孩学步一样，你老是怕他摔倒，结果，小孩总是会摔倒从而老是学不会步。反之，如果允许农民进程，在30多个省会与30个大的地级城市选择的话，他们试错、试验的结果，就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盲流”这个说法是个误导人的说法，农民工虽然受教育程度低，但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他们从来没有“盲”过，也从来不乱流，他们是有序地追求自身生活利益的最大化。

在这样的试错、试验之后，难道我们不应该高举双手欢迎城市化这个扩大内需的最好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