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城市与文化的关系篇1

公共艺术与城市景观文化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艺术的关系。

总的来看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艺术有三个主要的关系：一、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艺术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二、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艺术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三、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艺术是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艺术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单是看城市景观与公共艺术的关系的话，从界定双方含义的外延来看，公共艺术是被包含在城市景观中的。[1]公共艺术在其实体对空间的占有、或围合或点缀上，其形态和规模大的可以是群体性或单体的雕塑、壁画或装置性作品构成的园区、亭台、广场，甚至就是建筑体本身;小些的可以是经过精心创意制作的一组水体装置、一片绿荫与儿条座倚、一个候车亭与几个电话亭、一盏路灯与几个垃圾箱，甚至是一组社区单位的指示牌等。它们可随时给予游者、行人、情侣、老人、儿童以观赏、休息、交流、嬉戏之满足。如果从俞孔坚对景观的定义来看，城市景观应该是城市中具有视觉审美的风景，是城市中人类生活的空间和环境，是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具有内在和外在联系的有机系统，是一种记载人类过去、表达希望和理想，赖以认同和寄托的语言和精神空间。所以城市景观包括了城市中街道、广场、建筑物、园林绿化等。其中也包括了公共艺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公共艺术是城市景观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公共艺术是城市景观有机的组成部分。

[2]《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社会学卷说:“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那么我们感受到的城市景观作为一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应该是城市景观文化的一部分。城市景观文化同时包括城市景观，城市景观教育，城市景观科学，城市景观文学，城市景观批判等。同样作为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公共艺术，作为城市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该被纳入到城市景观文化这个整体里。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公共艺术文化可以包括公共艺术教育，公共艺术科学，公共艺术作品，

公共艺术文学，共公艺术批判等。所以公共艺术文化和作为产品的公共艺术也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公共艺术文化应该是属于城市景观文化范畴中的。所以也可以说明城市景观文化是整体，公共艺术是局部。

公共艺术表象下的城市景观文化内涵。公共艺术是现象，城市景观文化是本质。当然，公共艺术的本质并不是唯一的，城市景观文化是公共艺术的本质体的本质之一。即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艺术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有人认为对于艺术，从精神层面可以把艺术看作是文化的一个领域或文化价值的一种形态，把它与宗教、哲学、伦理等并列。还有人认为艺术是人们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对主观缺憾的慰藉需求和情感器官的行为需求而创造出的一种文化现象。由此看来，文化与艺术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文化是一种内涵，艺术是一种表象。公共艺术最大的属性便是它的艺术性，公共艺术与城市景观文化的碰撞必然离不开艺术与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们还可以认为，城市景观文化是一种内涵，公共艺术是一种表象。公共艺术可以是许多文化的表象，其中包括城市景观文化。可以想象一个脱离了城市文化内涵的公共艺术作品，它只会是一个空壳。这让我想起了现在流行于各个城市的大型不锈钢雕塑，同一样式的雕饰作品竟然可以出现在几个城市。

另外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公共艺术是城市景观文化的现象，城市景观文化是公共艺术的本质体里的本质之一。城市景观文化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如园林，建筑，文学，摄影等。公共艺术是城市景观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艺术是对立与统一的。城市景观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共艺术，反过来公共艺术又影响和创造了一部分城市景观文化。城市景观文化的文化属性与公共艺术的艺术属性的不同使得两者走向对立面，但是公共艺术与城市景观文化又是不可分割的，城市景观文化是整体，公共艺术是局部。城市景观文化是本质，公共艺术是现象。这说明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艺术既有对立面又有统一面。公共艺术的创作是要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决定了公共艺术，城市景观文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共艺术的创作，同时，一些新的公共艺术作品公共艺术为城市景观文化添砖加瓦，又影响和创造了一部分城市景观文化。公共艺术作品即来自于文化，又影响和创造了新的文化。例如大型纪实雕塑《深圳人的一天》，它的创作的来源就是深圳的文化（一座具有独特意义的城市），包括深圳的城市景观文化（相关教育、科学、文学、批判、公共参与等）。《深圳人的一天》的创作具有很高的公共参与性，这本身就是一种城市景观文化。也就是说这个作品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有它的必然性，是不可复制的。同时，这个作品所带来的影响包括各种媒体、专家的评论，对教学、科学研究的影响，对公共参与艺术创作的影响等，就是对城市景观文化的影响。它的出现不仅创造了一个新的景点，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城市景观文化。

“五羊石像”作为广州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以及连同雕塑本身和围绕雕塑形成的相关的教育、科学、文学、批判等组成的公共艺术文化，共同成为整个广州城市景观文化的一部分。“五羊石像”同时又是作为内涵的广州文化的艺术表象。它是广州城市景观文化的现象，广州城市景观文化是它的本质体的本质之一。广州的文化决定了“五羊石像”的创作，广州城市景观文化（相关的教育，科学，文学，批判等）也在一部分程度上决定了“五羊石像”的创作。可想而知，假如一位对广州的文化毫无了解，又没在受到相关的广州城市景观文化影响的人，创造出这样的作品的概率应该很小。这个创造于1959年的公共艺术作品显然也创造了新的广州城市景观文化。并且这种新的城市景观文化又将决定未来的公共艺术的创作。

[1]翁剑青.留的精神驻家园—公共艺术与城市化关系及价值.双月评刊.1999(6)

城市与文化的关系篇2

关键词：建筑；城市文化；关系

在城市的层面上而言，建筑是城市的主要构成因素，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一座城市的文化风貌离不开建筑，其文化品位也取决于建成环境的整体品质。如果我们考察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城市建筑是必要的评价指标。一座城市中的建筑是多种多样的，形成一个复杂的层级系统，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层级划分相对应。另一方面，城市之间的层级差别也在建筑上有所反映。再进一步讲。国家与区域的差别似乎是更高层面上的决定因素，这可能会有所谓的强势文化之说。城市文化影响力最终表明了国家或区域的文化影响力。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在全球化的时代，城市文化影响力的概念是科技进步与自身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仅有科技进步而没有文化传统的城市，大概是某个方面的新兴城市，其影响力是在相关方面；仅有文化传统而没有科技进步的城市，只是在吃老本；唯有科技进步与自身文化传统相结合，才可让城市真正具有强劲的文化影响力。发达国家似乎较好地解决了科技进步与自身传统之间的协调问题，反映在城市建筑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迄今为止包括古代希腊、罗马遗迹在内的各个时代的建筑的连续性图景。

如何理解建筑对城市文化影响力的贡献？我们自然会想到大型的等级较高的公共建筑，也就是建筑史上常说的monumental architecture，即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建筑：从史前期到后现代》的作者特拉赫腾伯格和海曼将此类建筑称为文化进程的最为敏感的、强有力的试金石。此类建筑物与社会的公共生活相关，其建造需要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极高；另一方面，此类建筑也为建筑科技进步成果提供了应用的平台。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梦想往往汇聚在它们身上，代价再高，也在所不惜。发达国家中的常被引用的例证是悉尼歌剧院，其结构方式与建造方式的苛求致使造价大幅突破预算，但若干年后它的形象使人浮想联翩的时候，一个共识就达成了：这个代价值了。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国人在建筑方面有所梦想，与传统上视房屋如衣物的潜意识相比，那是值得庆幸的事。不过，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难免让我们在代价方面遭遇道德上的困扰。

如果一些部级或世界性的重大的文化、体育活动在某个城市举行，就已表明这个城市本身就有很强的文化影响力，而此类活动又有助于使其具有更强的影响。此类活动至为令世人瞩目者，当属奥运会和世界博览会。更为关键的是，此二盛会都要求有水准极高的各类场馆，无论花落谁家，都会给那座城市平添做梦都难以见到的建筑文化财富。若非北京申奥成功，何以有名震四方的鸟巢呢？而世博会的主办国、参展国也往往在建筑场馆上尽心尽力，使主办城市的建筑文化水平大大提升。原本临时性的参展建筑有时竟成传世之作。1929年巴塞罗那的世博会上，密斯设计的德国馆就成为现代建筑史上的里程碑。当然，申奥艰难，非世界级的大都市恐难有什么作为。其实，能够办个亚运会、全运会什么的，对许多重要的城市而言，都是难逢的机遇，好处多多。例如在南京，以举办全运会的奥体中心为依托，一座环境良好的新城市中心迅速崛起。而且在这之前，城区的主要街道两边的建筑都粉刷一新，在这期间，街道干干净净，绝无占道经营。也许这有些表面文章之嫌，不过，这也无可非议，因为以良好的一面示人，乃是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传统之一。于是，时常举办一些文化体育的盛会，就可以让城市时常处于迎宾的状态，“表面文章”可以深入到社区内部，久而久之，就可以达到老子所谓“百姓皆谓‘我自然’”的状态。若此，城市就真的让生活更美好了。此外，还有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时装节、美食节、各类大型会展等等，名目繁多，诸多城市均可由此获得种种机会，且获得声名。

另一类对城市文化影响力有所贡献的建筑是历史文化建筑。有些城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成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出现了许多popularplaces，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建筑的形式实存，或是依托于建筑而实存。此类建筑的数量以及能够持存的数量一般与城市的历史地位成正比。其中有一些是某个时代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为了预设的目的而大兴土木的那种；有一些建筑本身很普通，却由于在其中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或者某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生长于其中，或者在某个时期为某个著名历史人物所用，也就为后人所珍视，诸多名人故居均属此列。当然，历史文化建筑大多是与历史上的某个政治力量相关，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属性。若相隔久远，那些建筑的政治属性在人们的观念中就淡化了。一座独特的历史建筑与所在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提到它就会想到那座城市。比方说，一提到大斗兽场，人们就会想到罗马，一提到天安门，就会想到北京，一提到中山陵，就会想到南京。

在历史文化建筑中，宗教建筑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欧洲城市的老城区里，大大小小的教堂的尖塔控制着城市的天际轮廓线，蔚为壮观；而礼拜日早晨所有教堂的钟声响起，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回荡，更是令人肃然。事实上，大教堂和修道院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越这些显象，因为在战乱的黑暗时代，它们承担了保存知识的重任。在我国，有名的大寺往往有久远的历史，能持存至今者，历经三武灭佛、历代战乱，实属不易。太平盛世，寺院里香火燎绕，信众或常人前来寄托美好的愿望，也是自然的事。

还有一种情况，是若干与第三产业相关的建筑集聚成街，商业街是较为初始的状态。传统商业街与宗教建筑相结合，其实与旧时的赶集和庙会有关。较负盛名者有南京夫子庙，上海城隍庙，苏州观前街，这些商业街的声名对所在城市的声誉都是有所助益的。随着行业的细分而出现某某一条街的名号，诸如金融一条街、电子一条街、珠宝一条街、酒吧一条街、餐饮一条街之类，更是特色突出，且声势浩大。更有甚者，干脆划出几个街区，构成个什么城之类的。其实这也很正常，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嘛。此类集聚效应对一座城市的文化影

响力大有作用，而且业态的丰富性也为城市的文化影响力注入新的内容。想想在计划经济年代，商业活动受到城市等级的制约，道理也很简单，商业需求的多少与城市的级别、规模成正比。其时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差不多相当于国家的商业中心。那样的状态其实是很奇怪的。还要有原创性的、各具特色的新建筑，它们是科技进步在城市文化上的体现。这样的建筑应多多益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较为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过去的30多年间，我们经历了可能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城市建造活动。虽然我们有了一些原创性的建筑作品，但是与新建建筑的总量相比，可谓微乎其微。对此人们颇有微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想到，原创的、有特点的建筑的产生是不容易的。

首先要有具有原创能力的建筑师，还要有鼓励创新的政府官员，能够为原创性埋单的业主，独具慧眼的评审专家，大众整体的鉴赏力，以及足够好的建筑施工队伍。如此诸多因素缺一不可。但愿相关各方都意识到这一点，各尽所能，各司其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原创性的、有特点的新建筑会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城市也会像柏林、巴黎那样，有成百上千座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建筑，构成灿烂的城市建筑地图。别忘了普通的大量性的民用建筑，它们也很重要。大量性建筑的品质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反映了城市社会的整体水准，也反映了社会正义。如果一个城市有壮观的公共建筑，有奢华的富人区，同时也有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贫民窟，那么这样的城市文化就没有什么推广价值。回想起在苏黎世的日子，整座城市并没有什么特别富丽的殿堂，即使是那条世界级的金融一条街――班豪夫大街，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走遍整座城市，你肯定看不到破破烂烂的街巷、不能遮风蔽雨的陋舍。普通的大量性建筑符合一定的水准，乃是创建和谐社会的物质保障之一。考虑到建筑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系，建筑上的美好愿望是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联系在一起的，可谓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2] 吴云天.浅谈城市文化广场设计[J].甘肃科技2009，（07）.

城市与文化的关系篇3

一连串的排比，一层层的递进，决非一般性的由感而发所能信手拈来，透露出的是新一任市长对上海水问题的战略思考、理性判断和情感抒发。由此，引起方方面面的广泛共鸣，也激发我们去应和时展的脉膊，研究水的文化，思索水的内涵，挖掘水的魅力。

本文尝试侧重从水文化的角度对水与上海城市发展的关系，进行粗浅的描述。

1、水与上海历史

水是生命之源。远古时期人类的逐水而迁、傍水而居，造就了后来一座座生机勃勃的城市。

水，成就了上海得天独厚的城市形象。上海位于长江之箭与弧形海岸线的搭接处，背靠太湖，面临东海，北挟长江口，南濒杭州湾，内有黄浦和苏州河浩浩荡荡穿城而过、往复奔流，千万条支河如脉动的血管、滋养生息。特定地理环境的自然造化，加上历代人民的勤劳创造，织出江河湖海之风水，绘就江南水乡之风貌。

水，塑造了上海独特的城市品格。上海从无到有，因水成陆；从小到大，因水而兴，以河口般开放的姿态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气魄，迎来送往，吐故纳新，从本土走向世界，从过去走向未来。她从来不是封闭的、保守的，而是充满着创造的冲动和激情；她的开放与发展的品性与生俱来，与时俱进，富有朝气和活力。

水，扩大了上海的外延，也丰富了上海的内涵。黄浦江上的汽笛应和着海关大楼的钟鸣，陆家嘴的和谐夜色映照着朱家角的粉墙黛瓦，苏州河的今昔见证了城市发展理念的升华和回归。水，流淌在上海的历史文化中；历史文化，也将溶进上海水的时空变幻。

水与历史同在，水与历史俱进。上海的历史，是否也可以因此说是一部充满水的韵律和动感的历史？

2、水与上海小城镇发展

水，浸洇、渗透了郊区老镇的文化和历史，也焕发、延续着阡陌街巷的生命和活力。谈及水与小城镇的关系，不由人不想起典籍中记载的青龙镇循水运兴而勃发、因水运衰而没落的一段旧话。

历史上，上海曾有一条青龙港，青龙港边有座青龙镇，在唐宋鼎盛时期，繁华直逼苏杭，有22桥、36坊， 还有3亭、7塔、13寺，商贾云集，文人汇聚。北宁诗人梅圣俞作有《青龙海上观潮》诗：“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回如鼻吸。老鱼无守随上下，阁向沧洲空怨泣。……”这一切，后来都随青龙港的淤塞而湮灭了，至今只留下少许遗迹供人凭吊、引人深思。

透视水与小城镇的现实，令人冷静和忧虑。随着人口的增长，生活方式的演变，发展取向的偏移，郊区水系的功能和作用曾一度被忽略、被没视、被弱化、被异化，人弃水而去，水也离人越来越远。当我们面对一条条变窄了的河面，变硬了的河岸，变黑了的河水，我们不能不冷静反思，深刻检讨。

但江南水乡的余韵一直在点燃着人们亲水的渴望。站在石湖荡的杨柳岸边，坐在朱家角的石拱桥头，行走在金泽、枫泾、南翔、练塘的水边街巷，小桥，流水，飞雨，人家，梦一般的江南水乡，诗一般的古典风情，断断续续，若隐若现，成为人们心向往之一片片净土，润泽着浮躁的心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心里，充满了对恢复生态、重塑自然、光大历史文化憧憬、向往和认同。

今年5月，以“古”文化、“水”文化旅游为核心，以休闲度假和生态居住为特色的朱家角中心镇建设正式启动。位于淀山湖畔、具有千年历史的朱家角镇，水文化底蕴深厚，保留有明清特色的古镇、古街、古桥以及粉墙黛瓦的临水民居，拥有童天和药号、泰安桥以及江南名园课植园等20多处景点。此次开发性、保护性建设，将采取以新促老、新老联动的方法，古镇区修旧如旧，凸现旅游功能；老镇区协调过渡，为旅游配套服务；新镇区拓展提升，彰显现代江南水乡民居特色。有理由相信，经过3—5年的开发，朱家角镇将建成展示上海历史文化，凸现水乡特色风貌，生态环境一流，人水和谐相依的小城镇样板。

3、水与上海高校人文

上海的高校众多，环境优美，名师荟萃。其间，大多都水绕流转，点缀校园，丰富了导师们的才思和智慧，也活跃了学子们的生活和情感。许多人走上社会甚至远渡重洋后，念起美丽的校园、可敬的导师和可爱的同窗，不由得会想起那些焕发着自然气息和人文魅力的河流。在众多高校河流中，最著名的要数华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

华东师大号称远东最美的校园，苏州河襟带于右，丽娃河蜿蜒其中，有古木清辉、荷塘挹翠、水榭观虹、夏雨飞烟、书海掇英、石径花光、校河远眺和园丁小筑，并称师大“八景”。其中有4景与校园里的一大一小两条河流有关。大小两河因清道光年间治理吴淞江时将北新泾地区河湾截直而来。上世纪二十年代曾有沙俄落难贵族在河岸建有花园别墅， 他漂亮的女儿丽娃爱上了一位中国穷书生。由于遭到父亲的极力阻绕，丽娃最后在一个下雨的春夜跳进了这条河里，小河因此而得名。

丽娃河现尚存近700m，河宽35m，水深约1.8m，南北横贯校园中部，成为这所名校的象征。2001年6月14日下午，烟雨蒙蒙，一位不同寻常的贵客悄然来到风景如画的华东师大校园。她就是俄罗斯第一夫人?柳德米拉？普京娜女士。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上海，访问的第一站就是华东师大。来访前，普京娜女士早已听说华东师大有一条美丽的丽娃河，以及俄罗斯姑娘和中国小伙的故事。

许多爱情在那里起源，又有许多爱情在那里终结。现在的丽娃河，成为流淌在一代代师大学子心中的青春之河、记忆之河、灵感之河。常会有因记忆而激发的灵感，促使他们把丽娃河写入文章、谱入乐曲、绘入画中，日积月累，年复一年，赋予这条河流越来越多的人文色彩。

曾经和正生活在丽娃河畔的人中，有人创作了长篇小说《丽娃河》，有人谱写了小品乐章《丽娃河》，都颇负盛名。从这座象牙塔里走出来的人中，有位诗人宋琳，在与美丽的法国妻子一起定居巴黎数年之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这世上真有所谓天堂的话，那就是丽娃河边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友人读了，先觉夸张，后因共鸣而流泪。

4、水与上海园林景观

上海的园林景观，既嗅得到江南传统式园林的神韵，也可见域外开放式公园的风情。不管是古典型的，还是现代式的，都能从中体会到因水成景、以水造景、水中有景、景中有水的巧妙。

300年历史的松江醉白池，以一泓池水为中心，池周古树参天，楼、堂、轩、榭错落有致，草堂跨于池上，廊、亭依水，鱼乐池中。

450年历史的南翔古猗园，以“十亩之园”的规模，建有逸野堂、戏鹅池、松鹤园、青清园、鸳鸯园、南翔壁6个景区，以绿竹猗猗、曲水幽静、建筑典雅、韵味隽永的楹联诗词以及优美的花石小路等五大特色闻名。

500年历史的嘉定秋霞圃，有桃花潭、凝霞阁、清镜塘、以邑庙等4个景区48个景点，有亭台楼阁，华池曲径，茂林修竹，低栏板桥，断岸滴泉，假山奇洞，园内有园，景外有景，山具丘壑之美，水揽幽邃之胜，为江南古内园林精品。

还有市区的豫园、青浦的曲水园等等。在古典园林一步一换景的格调，一瞥一首诗的精巧意境中，水的灵气、水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现代园林因规模和布局的不同，而更显大气。植物园、动物园、森林公园、东方绿洲、长风公园、世纪公园，还有延中绿地、大宁绿地、虹桥绿地、太平桥绿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水不成园，无水不成景。溪流、湖泊与坡地、草坪、密林、竹丛，高低起伏，迂回错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画着这座城市的风水和景色。

5、水与上海道路桥梁

上海的河流众多，桥梁也众多。河流以黄浦江、苏州河为标志，横跨苏州河、黄浦江上的桥梁与河流互为衬托，相映成辉，共同成为上海的形象代言人。

苏州河口的外白渡桥，是上世纪初外国人设计，许多中国人是在反映旧上海风情故事的影片中认识它的， 与老外滩一起成为旧上海的标志。桥上人来人往，桥下水进水出，桥边海鸥上下翻飞，外白渡桥至今与河流、与周边建筑和谐映照，充满了动感和生机。

在上海的现代化桥梁中，最著名的要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黄浦江上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乘电梯而上，驾汽车而行，俯瞰浦江上下，桥高水阔，江风劲吹，云苍苍兮飞扬，水澹澹兮生烟；侧览浦江两岸，沧桑变幻今非昔比，万千高楼，伸手可及。

黄浦江，上有大桥飞架，下有隧道穿梭。黄浦江，本身也是一条路，她承载着上海这艘巨轮乘风破浪向前。站在南浦大桥上阅读浦江，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时间与空间、具象与抽象，相隔竟是如此之近，让人陡生雄心万丈。

6、水与上海人居环境

临水而居，与水为邻，其实是以故乡为邻，以诗意的精神家园为邻。伴随上海人居住条件的日益改善和黄浦江、苏州河的日显旖旎，市民心中的亲水渴求日渐高涨，市中心的水景绿地、水景住宅不断诞生。

有部门统计，上海正在开发的1000多个住宅楼盘中，沿江沿河而建的亲水楼盘有近60个，人工打造的水景住宅近80个，另有百余个楼盘不同程度“有水流淌”。翻开日报、晚报，房产广告充满“水分”，对水景住宅的描述和泻染极富冲击力和感召力。

开发商热衷于水景住宅开发，无疑基于上海水景住宅的良好市场需求。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显示，高达75.6％的受访者认为“水景能提高居住品质”，87％受访者还认为“水景是高尚住宅的必备条件之一”。已有43.6％的受访者表示，如果遇到景观与朝向不能兼得，会优先考虑水景景观因素。

水对资源、财富的积聚效应“看涨”，来源于市民对政府加大治水力度、改善生态环境的信心和预期的不断增强，来源于市民对水文化魅力的情感归依。水岸有限，商机无限。不少开发商表示，即便是小区不能亲水而建，也将通过人造水景提升品质。

随着人水和谐共处的新型人水关系的不断调整，水文化理念逐步扎根于人们的思维之中。河流自然化、人文化将促进人居环境品位的提高，给人们以教育、以熏陶、以舒适的生活。水与坡、光与影、绿树与湖泊、鲜花与河流与我们朝夕相伴将不会是遥远的梦想。

7、水与上海城市未来

浦江百年，千帆过尽。在新世纪第二个元月，一条船在黄浦江巡视而上。当时的市委书记黄菊和代市长就在这条船上，黄菊同志指点两岸，浦江开发的宏伟蓝图浮出水面。上海向全世界宣告，将立足“百年大计”，瞄准“世纪精品”，打造集金融贸易、旅游文化、生态居住于一体的黄金水岸。

浦江两岸综合开发这一世纪性工程进入实质性启动，这是上海继浦东开发开放之后的又一部宏篇巨制，手笔之大，起点之高，气势之宏，令人瞩目！消息传出， 群情振奋。新的世纪，新的百年，水与城市，黄浦江与上海，正以崭新的姿态，给世界一个惊喜。

让我们从人们口中那些热切的话题中来感知上海水与城市的未来：

“开发浦江两岸撬动滨水经济”。按照规划，黄浦江两岸将成为金融贸易、文化旅游、生态居住为一体的滨水长廊。浦江开发的“号召力”所引发的城市功能转换效应、形象提升效应、财富积聚效应、产业辐射效应，不仅能使黄浦江沿岸地区受益，而且将由“滨水经济”带动整个城市经济的跨越式大发展。

“开发浦江两岸拉动城市升值”。浦江开发为上海房地产业发展搭建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以水为媒，得天独厚的景观优势、市场前景赋予了两岸房地产开发极大的吸引力；运用“经营城市”的理念，把市场运作的机制引入进来，以浦江两岸的整体规划促进土地升值，以土地升值吸引房地产开发，以房地产开发拉动整体规划的实施，产业链条环环相扣，上海的房地产业也将在这一历史性机遇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勾画高低错落有致的滨江轮廓线。

“开发浦江带动景观水系”。年初，上海市水务局提出了景观水系规划构想，其核心内容是呼应黄浦江、苏州河综合开发，市区突出亲水和文化，郊区突出自然和生态，打造集景观、休闲、游览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景观水系。这一规划，将为人们描绘一幅“前有高速公路，后有游艇码头”的美好蓝图，对挖掘城市文化和水文化内涵，提升城市整体品位，调整旅游业发展布局，塑造国际大都市形象，具有深远的历史性意义。

城市与文化的关系篇4

怀特认为，如果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同样可以把各种文化也设想为一个整体:人类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可以区分出技术的系统、社会学的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系统等亚系统。技术系统是由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仪器以及使用这些仪器的技术构成的，人类作为一种动物，依靠技术系统使自身同那自然的生息之地紧密联系。社会学的系统由人际关系构成，这种人际关系是以个人与集体的行为方式来表现的。在该系统内有社会关系、亲缘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教会关系、职业关系、娱乐关系等。意识形态系统由思想、信仰、知识构成，它们是以清晰的言语或其他符号形式表现的。其中包括神话与神学、传说、文学、哲学、科学、民间智慧以及普通常识。怀特认为，上述三个亚系统从总体上构成人类文化系统。当然，三者之间是相互贯通的，每一个亚系统影响着另外两个亚系统。不过，各个亚系统在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技术系统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人类必须首先解决衣食和居住问题才能从事政治、宗教、艺术等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系统相对于技术系统而言是次要的和从属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技术是一个自变量，社会系统是一个应变量。社会系统是由技术系统决定的，前者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替代石斧的铜斧并不仅仅是一件质地优良的工具，它还表征着一种较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观念形态或哲学的系统是信念的体系，人类的经验通过这一体系而得到解释。但是，经验和解释由此而受到技术的强有力的制约。每种类型的技术都有一种特定类型的哲学。畜牧技术、农业技术、冶金技术、工业技术或军事技术，无不可以在哲学中找到各自相应的表达。某种技术在图腾哲学中获得说明，而另一种技术则可以在占星术或量子力学中找到解释。因此，在人类文化系统中，底层是技术的层次，上层是哲学的层次，社会学的层次居中。技术的系统是基本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的功能，而哲学则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社会系统。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系统对技术的活动没有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和技术系统不受哲学的影响。但是制约是一回事，而决定则是另一回事。

怀特对人类文化系统或文化结构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城市文化系统或结构的理解。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从广义上说，城市文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类成果的总和，也是由众多子系统所组成并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按照怀特的思路并略加修正，便可以将城市文化的结构大致上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三个层次。

一　城市的物质文化

城市的物质文化是城市文化的表层。它由城市的可感知的、有形的各类基础设施构成，包括城市布局、城市建筑、城市道路、城市通讯设施、公共住宅、水源及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设施以及市场上流通的各色商品以及行道树、草地、花卉等人工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城市物质文化的外壳。这些物质现象之所以也被纳入城市文化的范围，不仅是由于它们典型地体现了“人化自然”（广义文化概念）的特征，而且也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城市文化风貌的最生动、最直观、最形象的呈现。可以说，城市的各类基础设施所展示的东西要远远地超过人们肉眼所见的表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文.林奇指出，城市文化的物质方面，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展现着明确的与不明确的符号:旗帜、草地、十字架、标语、彩窗、橙色屋顶、螺旋梯、柱、门廊、锈了的栏杆，等等。“这些符号告诉我们其所有权、社会地位、所属的团体、隐性功能、货物与服务、举止，还有许多其他的有趣或有用的信息。这是感觉的一个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易辨性’，即，在一个聚落里，居民用符号性的物质特征来与其他人沟通的有效程度。这些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辨识的。但任何观察者都能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容、准确性以及与所带信息的强度来了解它们，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访谈当地居民和实地照片来得到检验。”

一个阿拉伯城市的物质现象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或宗教价值观念，一个欧洲城市或东亚城市的物质现象则可能体现了另外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或宗教价值观念。城市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物质现象，都可以使人感受到不同的城市文化韵味。比如，城市的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绘画、实用的雕塑，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统一，而且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北京的四合院与上海的里弄，就是不同文化风格的民居；纽约的摩天大楼与上海的摩天大楼，虽然都是现代化建筑，但也具有不同的文化韵味；北京的紫禁城与巴黎的凡尔赛宫，虽然都曾经是皇宫，但却具有东西方的不同气派和历史文化内涵。

不仅城市中的那些有形的物质实体，鲜明地呈示了城市的精神风貌，而且一个城市的布局、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比如，广场是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广场是城市结构中最明确的因素，从古到今，广场向来都是城市的心脏，只有来到城市的主要广场才算真正抵达城市。 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场所，它还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之一，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欧洲城市广场的发展历程，便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早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就出现了城市广场并鲜明地打上了古希腊文化精神的烙印。它是正式的贸易市场，周围建有商店以及供法庭和政府机构使用的会议厅，并有敞廊将它们连在一起。广场是希腊人聚集在一起议政、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心，这个开放的空间既显著地体现了古希腊民主的城市文化精神，又给古希腊民主精神的进一步拓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古罗马的广场更具有政治色彩，著名的共和广场是市民欢聚的公共活动场所，但其后兴建的帝国广场却成了皇帝们展示其政治军事权力的纪念性殿堂，广场中央竖有皇帝的雕像，广场空间遂由开敞转为封闭，形式也由自由随意转为严格规整。在中世纪，神权文化一统欧洲，与此相应，欧洲城市逐步形成了教堂广场、市政广场和商贸广场等最基本的广场类型。广场是市民进行政治、宗教、商业、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到中世纪晚期，随着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兴起，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广场已经基本成形。

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广场形态所反映的，则是与西方城市明显有别的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在构成形态上呈现出一种“边界原型”，它强调边界的实体性和连续性，也就是空间的内外分割性和内向性。对边界实体性和连续性的强调在物质形态构成上表现为对“墙”的极大关注，“墙”构成了“院”、城市(城墙)乃至国家(长城)的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福科指出，城墙是中国的一种象征，“我们想到中国，便是横陈在永恒天空下面一种沟渠堤坝的文明，我们看见它展开在整整一片大陆的表面，宽广而凝固，四周都是城墙”。 这种对平面化展开的空间的封闭性的强调和西方城市空间的“地标原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使得西方式的广场实际上无从产生。清代紫禁城太和殿前的场院虽然十分宽阔，却是普通人绝难进入的，所以不具备广场的开放的公共性。因此，中国古代城市的广场空间形态是与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文化相对应的，体现了封建皇权对社会空间的严密监控。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多数城市广场都得到了改造，营造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广场文化氛围。在20世纪50年代，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竖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在广场两侧分别建起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这种城市广场空间布局象征着旧王朝的覆亡以及一个新生国家人民的自信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此后，在极左意识形态泛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广场空间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印记，城市广场不仅竖起了语录牌、标语牌等“左”文化的形象标识，而且也成为大规模政治集会的场所以及极左意识形态的宣传场地。改革开放以来，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在此情势下，中国城市广场的空间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城市广场的边缘建起了商店、宾馆以及游乐场所，并用草地、花坛、树木等把开阔的广场分割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从而给市民创造了一个游戏、娱乐、休闲的公共空间。广场的休闲化意味着广场隐含政治现象的消失，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凸显。

二　城市的制度文化

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中层结构，是城市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城市文化的变迁必然通过各种制度的变迁表现出来。城市的制度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但主要满足于城市居民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即由于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地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需求。在城市的制度文化的诸设施中，最主要的有家庭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1、城市的家庭制度。在现代城市中，家庭的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从乡村文化到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迁轨迹。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环境中，家庭可以说具有相当“普化”的社会功能，据威廉.奥伯格的归纳，乡村社会家庭组织除了生育子女的功能外，还有以下一些功能：经济功能；家庭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单位，不需要银行、商店和工厂；给其成员以威望和地位，家庭比个人重要，家庭成员多，而且个人很少有独立性；教育功能，不仅对婴儿和孩子是如此，就是对于青年也是如此，包括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身体训练、家庭生活、学识教授和其它方面教育；为其成员提供了保护性功能，父亲要保护全家，而且也为孩子提供社会和经济保障，相应的家庭也满足老年人在经济和心理上的需求；家庭履行宗教功能；娱乐功能；对那些农耕家庭来说，不可能有家庭之外的娱乐中心；情感功能，它产生了亲子之情。但是，随着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转换，家庭的功能也逐渐相应地转移到了其他的社会领域，如经济的功能被城市中的公司等经济组织取代，教育的功能由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承担，家庭的功能因而逐渐减少，现代城市家庭的功能更为专门化了。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现代城市家庭只承担社会化、情感支持和彼此陪伴、性规则等少数几项功能。与家庭功能的这种变化趋势相适应，全世界的城市家庭结构正在逐渐朝核心家庭的方向发展。三代或更多代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已经越来越少了。

2 城市的经济制度。在城市的制度文化中，经济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内容。一方面，经济制度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是城市经济制度的重要塑造力量。这是因为，每一个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都必然要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所谓社会化，就是个体接受社会文化的培育和熏陶并习得一定文化价值规范的过程。正因如此，社会文化因素必然会通过已经社会化的经济主体对无论是传统乡村还是现代城市的经济活动、经济制度产生作用。在现代城市中，市场制度无疑是最基本的经济制度。而现代城市的这种制度也是在一种社会文化的氛围中孕育和发展的，只不过这种文化是与乡村文化不同的现代城市文化而已。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城市文化对于城市市场制度的塑造作用主要表现在 ：其一，现代城市文化塑造着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单元的理性行动者。按照凡勃伦的说法，现代城市市场制度就是由“为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所组成的。而这“为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的形成无疑是与现代城市文化分不开的。关于这一方面有许多研究，如韦伯认为诞生于现代城市社会的理性会计方法与可计算的法律(这些都是文化性的要素)是现代市场制度的前提，等等。其二，现代城市文化给市场制度赋予了意义。在市场经济制度中，城市经济活动者往往通过一定的城市文化来理解市场制度与市场关系，并通过文化来适应这种制度与关系。其三，城市文化对经济交换起着规范调节作用。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只有受到文化、道德的约束才是健康的，因此，在经济交换中，现代城市文化对经济行为的规范调节就成为一个必需的前提。

3 城市的政治制度。城市的政治制度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表明 ，如果一个城市的政治文化是臣属型的，那么生活于这种城市文化背景中的人虽然也知道自己是“公民”，并关注政治，但往往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卷入政治。他们盲从政治新闻的宣传，对自己城市以及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无自豪感和忠诚感。对他们来说，政治并不是一个好的话题。在这种城市中，组织团体的现象并不普遍。市民虽然参加选举，但无激情，较少相信他人。当一个城市的市民习惯于把自己视为驯服的客体而非积极的参与者时，民主的政治制度显然难以在这些人所生活的城市中扎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参与型的城市政治文化中，市民知道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对政治非常关心。他们对自己城市以及国家的政治体制感到自豪，通常也愿意讨论它。他们相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自己所在城市、国家的政治，并认为可以组织一个团体来防止不公正的发生。因此，这些人显示出较高程度的“政治能力”，知道如何以政治方式达成自己的意愿。他们对选举感到自豪，相信人们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他们活跃于各种共同体之中，常常是一个或多个志愿组织的成员，并易于相信别人。因此，一个参与型的城市政治文化乃是城市民主政治制度孕育和生长的最理想的土壤。

不仅不同的城市文化（尤其是城市政治文化）会使不同的城市呈现不同的政治制度风格，而且城市文化的变迁也必然伴随着作为城市文化组成部分的城市政治制度的变迁。毋庸置疑，现代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文化的世俗化。按照阿尔蒙德的看法，所谓文化的世俗化 “是指态度发生变化的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其周围世界中可以见到的因果关系。” 换言之，世俗化意味着人们以一种实效的观点以及理智的态度来对待世界。“文化世俗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和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在世俗文化中，个人往往自信他们拥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并选定有助于自己改变环境的行动方案” 。阿尔蒙德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一个首领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一套既定的风俗习惯行事的，他们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世袭的地位，取决于他们对某些宗教习俗的遵守，因而传统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具有宗教化和非理性化的色彩。而在现代城市中，文化的世俗化要求决策过程的科学化、理性化，当权者的合法性将取决于他在竞争性的选举中是否获胜，取决于他们在制定法律时是否遵守规定的宪法程序。现代世俗化的城市文化，不仅要求人们用明确的而不是笼统的、理性的而不是心血来潮的方式观察事物，而且要求人们以普遍性的标准作为行为的依据。现代世俗化的城市文化注重成就而不注重世袭地位。因此，世俗化的城市文化的形成，不仅意味着城市政治参与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城市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法理和政府的实际作为的基础上，而且还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同时，城市文化世俗化的另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城市政治制度或结构的分化，即城市中的社会角色、政治角色变得更加专门化和自主化。转贴于 　三　城市的精神文化

城市的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内核或深层结构。城市的精神文化与狭义的文化概念内涵相一致，是相对于城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城市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城市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城市的精神文化中，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印刷媒体、电子媒体以及其他有形物质媒体得以记录、表现、保存、传递的文化；另一部分则以城市市民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等形式存在。就前者而言，又可以再细分为两种类型：城市公益性文化与城市经营性文化。城市公益性文化如学术性书刊、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街头艺术雕塑、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其基本特征是创造性和公益性，以提高市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最高价值取向。而城市的经营性文化则是城市文化产业如娱乐业、休闲业、传媒业等所提供的娱乐性、益智性、消遣性、休闲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以思想观念形式存在的城市精神文化，如城市居民的价值观、精神追求、精神境界、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传统、风俗习惯等，则是城市居民的行为方式以及指导、影响、支配城市居民行为的规范、准则和城市居民价值观念以及行为心理的总和。它往往通过一个城市的民俗民风以及居民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平表现出来，是人们判断城市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上述城市文化结构的各个层面，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相联系的，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浑然有机的整体。理解城市文化结构的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无疑是我们理解整体性的城市文化的一个出发点。城市的物质文化是城市的“外衣”。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诸如房屋、街道、交通、公共建筑等物质文化要素，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的“骨架”，它为城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证。而城市的精神文化则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居民的行为方式和指导、影响、支配行为的一整套规范、准则、价值观念等既是城市社会的现实在他们的头脑中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和改造现实，影响城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进步速度。

城市与文化的关系篇5

关键词:城市价值;房地产价值;城市经济;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我们进入一个充满竞争的新纪元。新世纪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然而,城市竞争力一个内在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个城市固有的价值。城市是房地产活动的场所与载体。不同城市的价值与城市房地产的价值有着密切的关系,认清两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规划统筹,合理地开发和指导房地产活动的进行,从而达到顺应市场规律因地制宜、增强城市房地产开发的活力和进而增强城市竞争力的目标。

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把城市价值和房地产价值两者分而述之。对城市价值的探讨往往以城市竞争力为题来进行多因素的分析,而房地产价值分析则往往从传统的价值规律进行论述。也有学者对城市价值对房价的显性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但仅仅从量上论证不足以揭示城市价值与房地产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认为,城市固有的内在价值与不同城市的房地产价值,两者具有独立性,但同时也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城市价值本身就是城市所具有的资源和影响力的综合评估,为微观主体的房地产开发活动提供了隐性的竞争力,理所当然是主体和载体的关系。

一、城市价值和房地产价值概念界定

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多元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多方面的目标;反之,城市的价值同样也是由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城市价值可以描述为:根据一个城市的环境和区位优势,聚集利用和优化配置更多的资源,为所在地区和人们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等的能力。

同样,我们也可以把房地产价值描述为:房地产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外在的市场力量,通过对人的消费和生活品质追求的导向获取利润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房地产包括房产和地产两个部分。所以,房地产价值也由这两个部分的价值构成。具体的房地产价值我们可以分解为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

二、城市价值与房地产价值的关系

(一)城市价值是房地产价值的外生影响因素。当今的城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开放的系统,而房地产正是城市系统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城市内部,房地产行业与城市的关系是个体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因主体而存,主体因环境而变。城市价值是房地产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是促进房地产价值提高的根本保障。房地产价值的确立和提高依赖于城市价值的各构成因素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些因素的促进,房地产价值就难以实现和提高。所以,城市价值是房地产价值的外生影响因素。

1、城市经济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城市经济是城市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是城市作为一个系统运作和发展的基础。一个城市的经济基础直接决定了该城市的购买力水平、资源配置和利用水平、配套设施情况等。经济全球化来临,商业化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时代主题,我们可以从现实中的例子可以看出,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商业化越是发达和成熟。经济基础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保障。一方面城市的工业化使人们日益富裕,从而使人们的购买力不断提高,同时在生活品质的追求上也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城市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使得城市自身在硬件设施和软件配套上也在进行不断的更新和发展。作为商品,房地产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已经被赋予了更大的价值。首先,经济发达城市中的地产价值和生产房地产过程中消耗的可变成本皆提高,这两种价值正是房地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城市的资源是房地产运作的基础,原材料的供应情况、技术资源供应情况、人力资源供应情况与基础设施情况都影响房地产的开发和运作效率,所以经济基础直接决定房地产价值的产生和循环;最后,我们知道市场化的程度和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发达的城市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市场化的程度和对外交流的能力对房地产市场意识和市场能力起到间接催化作用,使得房地产业不断在市场竞争中提升品质,传递价值。所以,城市的经济状况不但是一个城市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同样也是城市房地产价值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2、城市文化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毫无疑问,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城市文化作为一种价值概念,是城市具有的城市特点和文化模式,是物质与精神的结晶,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城市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哲学观点等等。城市文化是个复杂的、多层次的体系,包含着自然环境、历史积淀、人文景观、风俗习惯、、方言等文化特色。当今社会的城市竞争已从单纯的经济竞争转向包括城市文化在内的复合竞争,人们更多地从文化、景观、生态等角度认识城市、评判城市。城市要提高其竞争力,关键在于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征与文化个性,唯有发挥文化的独特影响力,才能树立鲜明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城市文化是怎样提升城市价值的呢?首先,文化为城市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城市文化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起着统率和导向的作用;其次,城市文化成为城市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促进、融合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个新特点、新趋势。城市文化不仅是种精神活动,它本身也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财富,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三,文化能够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是城市面貌与内在精神的有机统一,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统一;第四,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市文化对房地产有着比较深刻的影响。首先,人们对城市生活的追求本质上是对城市文化的追求,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最基本就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要素的提高,优秀的城市文化在积攒城市人气、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也提升了房地产等基本生活要素潜在的价值;其次,城市文化影响着房地产产品存在的特点,城市文化作为一个物质和精神有机统一体,房地产本身就是城市文化的表现和组成部分,城市文化中包含的价值成分其中一部分就已经在精神气质层面向房地产产品实现了价值转移;最后,人们对城市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的追求,比如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历史积淀等的追求,间接地带动了房地产的发展。

3、城市的其他要素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城市的其他要素是指除城市的经济、文化以外包括政治、地理、科学技术等一些其他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也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血液和灵魂,是城市实力的重要内容,对城市价值与房地产价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地区或城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围对其竞争力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经历了很多不同制度的更替,通过历史和市场的检验,从结果上我们可以看出,先进的政治制度是包容的、开放的、具有活力的。这种积极政治氛围下的结果是,科技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城市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房地产价值也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提升。地理要素也影响和制约着城市的发展。一个城市的地理优势通常可以表现在是具有战略地位或者交通便捷,那么这个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通常都比较发达,房地产价值也相应的较高。中国沿海、沿江等地区和城市的房地产业往往比内陆的一些地区和城市的房地产业具有更高价值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各要素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影响城市的发展和体现城市的价值。综合起来:房地产作为一种商品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从根本上讲,城市价值是房地产价值的外生影响因素,城市的价值决定着房地产价值。(图1)

(二)房地产价值是城市价值的内生影响因素。城市与房地产是整体与个体、载体与主体的关系,两者是有机统一的,我们不能把两者分开来讨论。城市价值决定着房地产价值,房地产价值同样也影响着城市价值。在影响和制约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房地产的发展处于基础性的位置。房地产是大众生活和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房地产从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影响着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之一,作为一种商品,其生产出来后就具有一定的价值,是城市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其自然属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房地产的社会属性对城市价值的影响或许远远高于其自然属性。首先,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问题是城市问题的重中之重,而城市的和谐稳定关键是要保证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要求,住房的要求和住房的品质无疑就是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其次,房地产本身就包含很多独有的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文化中蕴含的建筑之美、科学技术、自然和文化景观、风俗习惯等,无不是映射出城市文化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出城市的价值。最后,房地产是一个城市的通俗名片,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们进入了城市,而人们在对城市的选择过程中,最初的选择也是基于生活品质提高的要求,最直观的评判就是从城市房地产的评价开始的。(图2)

三、建议与启示

本文论证表明:城市价值决定房地产价值。政府应该明确地进行城市定位,在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提升经济实力,大力发展城市社会和文化建设,改善城市的环境,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以增大城市的内在价值,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形象进行塑造和推广。另外,政府应该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规划统筹,合理地开发和指导房地产活动的进行,使城市价值和房地产价值相统一,顺应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从而打造出城市和房地产的综合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房地产价值反作用于城市价值,房地产价值是城市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房地产开发也应该用可持续的眼光,合理指导,优化配置资源,使房地产产品在使用功能和文化内涵上与城市相统一并有所提高,最终达到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价值的目的。

(作者单位:1.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2.中建六局四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1]裴艳飞.城市房地产发展与城市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综合系统协调性的评价[J].决策与统计,2009.

城市与文化的关系篇6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规模；服务业发展；服务业结构；灰色关联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052-04

引言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任务。城市化对服务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起着推动作用，城市化的发展会带来人口的集聚，进而带来需求的增加、产业的集聚和服务业的壮大。城市的规模化是实现城市规模效应，从而提升城市吸引力和辐射能力的重要因素，服务业结构和产出效率也会因城市规模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以广东省为例，通过探讨不同城市化水平、不同城市规模下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及结构，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推进广东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供参考。

一、研究回顾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关系已经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外研究大多表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Signalman（1978）认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他通过对工业化国家1920―1970年的劳动力转移情况的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化是促进一个国家从农业型经济向服务业型经济转变的重要因素。Daniels等（1991）对美国大中小城市区域服务业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研究认为，服务业的发展要以城市形成的区域性市场为基础，城市化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服务业的扩张。Black和Henderson（1999）对城市化程度较高国家的城市规模和城市产业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城市规模、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城市化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城市规模越大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而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制造业较发达。因此，达到一定规模后，服务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Abdel-Rahman&Anas（2004）的研究指出，在一个由不同规模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中，城市产业结构随着城市规模而变化，并且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经济效率的差异。江小娟等（2004）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是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张树林（2007）利用1995―2005年数据进行定量测算，发现我国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城市化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支持，而服务业发展及升级是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柯善咨等（2014）研究表明，生产业―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赵维良等（2015）利用我国地级市数据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关系进行检验，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率越高，服务业比重越大。

二、基于城市规模差异的广东省服务业发展研究

（一）数据和变量选择

研究对象为广东省21个地级市，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及《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城市化率的指标选取上，文中除对广东省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中采取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外，其余部分城市化水平用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城市规模也采用市辖区人口来衡量，对于城市规模的划分主要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 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 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采取服务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相关数据采取市辖区数）；服务业结构指标主要是服务业内各行业从业人员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计算。此外，本文的服务业结构按照功能和作用，划分为生产业和消费业两类。其中生产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消费业主要包括：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二）实证分析

1.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关性分析

（1）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广东省城市化水平（UR）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服务业贡献率（SCR）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总值的比重表达。1980―2013年广东省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贡献率的情况（如下图所示）。由下图可以看出，1980―2013年广东省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2002年，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于城市化水平，服务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城市建设的脚步，通过对广东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相关分析，这一阶段二者呈现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43；2003―2013年，SCR曲线与UR曲线走势背离，城市化发展迅速，而服务业增长水平开始减缓，2003―2012年广东省服务业的贡献率都低于2002年水平，到2013年服务业贡献率才超过2002年水平。与此同时，近年来，广东省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由2002年的36.2%上升到53.7%，通过对广东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相关分析，这一阶段二者相关性不明显，相关系数为0.329，这表明近年来广东省城市化的发展背离了科学的轨迹。

（2）城市化、城市规模与服务业发展的空间结构分析。按照城市规模的划分方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按不同的规模进行分类，采用算数平均数的方法对同一类别内的城市化水平进行计算，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2013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特大城市2个，Ⅰ型大城市2个，Ⅱ型大城市10个，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2个；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两个指标，基本按照城市规模的不同呈递减趋势。采用相关分析法检验不同规模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正相关性较为明显，相关系数为0.816，这表明广东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一定程度上存在同步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化率方面，不同规模城市的平均城市化率相差较大，标准差为0.41，不同城市规模服务业贡献率相差不大，其标准差仅为0.06，这表明，广东省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化发展的差异程度大于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未能跟上城市化发展的脚步。

2.城市化、城市规模与服务业内部结构相关性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模型深入分析2013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内在关联，用算数平均数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城市规模对关联度矩阵进行整理，探讨不同城市规模下的服务业结构。

（1）研究方法。灰色关联分析主要是利用灰色关联度来衡量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和相异程度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统计数列的几何关系或曲线的相似程度来判断系统中各因素间的关联程度，如曲线越接近，则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就越小。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可以知道，关联度越接近1，关联程度越大。一般认为，0≤γi≤0.4，关联程度低；0.4≤γi≤0.6关联程度中等；0.6≤γi≤0.8关联程度较强；0.8≤γi≤1关联程度极强。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城市化率与服务业14个细分行业的分析得到的关联度系数，实际反映出来的是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的协调程度，关联度系数并不会因为城市规模大而高，也不会因为城市规模小而低。通过对关联度系数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比较21个地市级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总体协调程度。清远、惠州和揭阳的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发展的关联度最高，2013年三市的市区人口分别为134.2万、138.8万和205.1万，属于Ⅱ型大城市，此外，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在30%～40.5%之间，城市化率较低；关联度较低的三个城市分别为汕头、佛山和中山，2013年三市的市区人口分别为532.5万人、381.6万人和154.1万人，此外，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都比较高，佛山和中山为100%、汕头为98.6%，这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都非常高，但与服务业发展的协调程度较低，佛山、中山仍然是以制造业发展为主的城市，城市化率的提高，并未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第二，按城市规模比较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协调程度。用算数平均数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城市规模对关联度矩阵进行整理。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5650、0.5287、0.6559、0.6791和0.6356，关联程度属于中等。具体观察不同规模城市，按服务业类型区分的话，协调程度也相差不大。其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化与生产业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5759、0.5612、0.6338、0.6753和0.6099；与消费业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5504、0.4853、0.6530、0.6399和0.6698。

第三，按照服务业结构，具体分析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协调程度。总体而言，按照服务业14个细分行业划分，各行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联度系数在0.5265和0.7347之间，关联程度中等以上。最高为房地产业、其次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关联度系数分别为0.7347、0.7119和0.7085；关联度低的分别为卫生、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金融业，关联度分别为0.5265、0.5277和0.5529。如果按照生产业和消费业比较来看，生产业与城市化率的关联度为0.6493，消费业的关联度为0.6245，生产业与城市化率的关联度略高。

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极大地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服务业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城市化的加速，但时间序列的分析显示，近年来二者相关性越来越不明显，广东省城市化的发展背离了科学的轨迹；城市化率和服务业占GDP比重，与城市规模存在相关性，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越高；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不同城市的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程度相差较大，存在不均衡性，在按照城市规模划分的前提下，二者协调程度相差不大；生产业与城市化率的协调程度略高于消费业。

（一）正确处理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

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精细分工和周密协作的基础上，人口必须相对集中，以形成规模化的交易和运输，必须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同步实现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又带动了服务业发展，实现了服务业水平的跃升。同时服务业内部结构与城市规模结构有很大的关系，高附加值的、为生产服务和新兴的服务业，往往是和城市规模联系在一起的。正确处理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针对当前存在的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化发展的差异程度大于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未能跟上城市化发展的脚步的问题。首先，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要重视城市化水平的量，更要注重质的提高，不能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发展模式，不能不顾实际地通过增加城市数量和扩大城市规模发展服务业，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制定有关的产业政策，不断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应该进一步补充城市化的发展，实现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实现与城市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促进不同规模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大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高，应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高服务业比重，将生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嵌入城市发展的等级结构中。中小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低，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业，促进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三）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通过大城市服务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整个广东省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城市的服务业发展速度和总量在中等规模和小规模城市前面，因此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能更好地促进整个地区服务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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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文化的关系篇7

关键词：城市群；道路网络；复杂网络

中图分类号：U412.37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随着经济和区域分工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城市聚集区域初步形成城市群，与之相适应的城市群道路网络逐步形成，两者相辅相成，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促进了道路网络的形成与完善，而城市群的道路网络又对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和结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城市群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进行城市群道路网络的相关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得意义。

(一) 城市群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和成熟，城市群在国家和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首先，城市群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次，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群在地区、国家中是人口、资金、技术等的聚集地。最后，国际竞争已不是园区和城市之间的竞争，而是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因此，城市群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

(二)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群现象凸显

我国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发展阶段，是实施城市群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目前公认的三大城市群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城市群，而今后将形成城市群的有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下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关中——天水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昌九工业走廊及合肥巢湖芜湖城市群等。因此，我国的城市群现象将进一步凸显。

(三) 道路运输网络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城市群的经济、人口、能源、交通及规划等密切相关。其中道路运输系统是影响城市群形成发展和塑造城市群空问结构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城市群道路交通技术的发展水平和方式决定了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的深度和广度，是改变城市群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复杂网络理论为研究复杂道路网络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目前，计算机技术、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的深入发展，对于大规模复杂系统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方法，复杂网络就其中之一，由于城市群道路运输网络具有复杂网络的特性，因此应用复杂网络的分析方法为城市群道路网络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工具。

综上所述，城市群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城市群的发展又依赖于道路网络的支撑，因此，城市群道路网络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研究现状

（一）城市群与城市群道路网络间的关系

城市与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均与城市群道路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群的形成是在城市化过程中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城市群的道路网络承担着城市群内集聚与扩散过程中的物质资料传输，是城市群经济联系的纽带和城市群空间合理组织及有序发展的关键。因而建设体系完善、性能优越、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群道路交通网络是实现城市群优质高效发展的必要保证。

城市群道路网络本身就具有复杂的结构，对城市群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一，道路网络可以促进城市发展，交通运输系统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起基础性支撑作用，构建区域通可以促进城市群和交通系统的协调发展[1, 2]。第二，道路交通网能够引导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改变。城市群内空间引力的改变与高速公路网的密度密切相关，高速公路的建设和运营对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空间争夺有重要影响，产生不同的袭夺效应，提高城市群空间的紧凑度[3]。第三，道路网络可以促进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产业转移和功能分工，城市群的作用和特点主要体现在内部各城市间经济的紧密联系、产业分工与合作、交通与社会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相互作用[4]。

城市群关系网络及城市群空间结构网络与城市通运输网络密切相关，城市通运输网络是城市群关系网络和城市群空间结构网络的实现载体。经济全球化促使城市群结构形成一种新的多中心格局，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原本独立的城市在城市功能方面具有互补的潜力，则快捷可靠的交通网络和通讯基础设施可以促进相互间的合作和网状城市群的形成[5]。

（二） 道路交通网络特性研究现状

1.道路交通网络特性

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复杂网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丰富了复杂网络理论的内容，文献[6]航空网络的拓扑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文献[7, 8]则在城市基础设施网络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全局有效性和局部有效性等统计参数，并将其应用于城市交通网络的有效性研究中。

2.交通运输网络模块化与自相似特性

城市体系的演化和交通网络的发展是一种空间互动过程，城市体系的分形几何特性表明了城市交通网络的存在着自相似。文献[9]提出了轨道交通网络与城市形态一致性量化研究方法。认为和代表轨道交通网络形态的站点，通过城市形态的人口分形维数和代表轨道交通网络形态的站点的半径维数之间的比较建立了轨道交通网络与城市形态的一致性指数，并根据该指数判断轨道交通网络与城市形态的吻合程度。文献[10]探讨了以分形几何理论为基础的表达空间网络分布特征的几种分为数，重点描述了相似分维数的定义及地理意义。文献[11]则认为城市交通网络是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的基础骨架，而城市外部形态是城市自组织演变的结果。

（三）道路交通网络演化

现阶段关于区域（城市群）交通运输网络的时空演化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不同理论、方法对交通运输网络进行研究。

目前，国内外研究人员主要利用生命周期理论、分形、耗散结构、博弈、元胞自动机及自组织等理论和方法对城市通运输网络进行建模分析研究，大量案例分析表明，分形分维是表征城市交通网络特征，解释城市交通网络发展演化的一个理想的测度指标[12, 13]。

2.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对交通运输网络演化的影响

由于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交通运输网络的基础，了解城市空间的演化对研究城市交通运输网络具有一定意义。由于城市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国内外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定性研究[14]。在城市交通与土地使用及空间演化间关系的定量研究方面，建立土地利用模型、交通与土地使用关系模型等对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研究[15]。

3.交通流对交通运输网络演化的影响

在交通运输网络演化过程中，交通流作为系统重要的内部因素，对交通运输网络的演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文献[16]提出了一般化的流量加权复杂网络模型，研究交通流与网络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强度与连通度之间具有标度律行为，且用同一模型进行的子网络研究得到相似的结论。

4.以改变边、点的方式影响交通运输网络演化

国内外学者在进行交通运输网络演化的研究中，经常应用加边、加点、去边、去点的方式来构造模型。文献[17]分析了公交网络的拓扑结构特性并揭示了公交网络的复杂性。文献[18]则更具公交网络的演化机制，依据混合择优模型提出了一个考虑节点连接成本和节点度有限的公交网络演化模型。

三、结语与展望

城市群道路网络研究是城市群研究课题中的基础，近年来越拉越被国内外学者所重视。本文参考国内外文献，对城市群道路网络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总结, 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展望。今后的研究应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城市群道路网络与城市群运输网络之间既存在联系，也存在着区别，需要对城市群道路网络与城市群运输网络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2) 建立基于复杂网络的城市群道路网络层次规划方法，根据城市群道路网络的特性和发展方式，利用复杂网络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城市群道路网络规划方法，解决实际的规划问题。

(3) 城市群道路网络演化的参数变化与城市群道路网络流动力学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揭示由于城市群道路网络的演化而带来的城市群道路网络的动力学变化及两者间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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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文化的关系篇8

城市文化可以做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特指社会成员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通过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后者是指城市在历史变迁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共同价值观、精神追求和制度规范等。从纵深维度来看，城市文化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以实体性建筑设施为代表的、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物质实体文化;其二，以制度规范、法律体系为代表的、约束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文化;其三，以价值观念、信仰体系为核心的观念文化。城市自身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晶，而文化又是城市品牌与城市个性的生命，文化与城市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城市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而言，城市文化与城市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核心竞争力与城市文化相互作用城市文化与城市核心竞争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文化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构成部分，它凝聚着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与民风民俗，体现着城市独特的文化底蕴、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能够作为一种黏合剂将城市核心竞争力体系中的其他要素整合起来，为区域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另一方面，城市核心竞争力蕴含于城市文化系统之中，构成城市文化竞争力，表现为城市的建筑风格、建设模式、发展战略和居民观念等，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和符号。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很多城市在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比如上海提出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文化，大连提出的“团结向上、努力拼搏、勇往直前”的城市文化，深圳倡导的“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的城市精神，以及南京营造的“开明开放、博爱博雅、诚朴诚信、创业创新”的城市文化，使得这些城市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僵化走向包容、从工业文明走向后工业文明。可以说，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文化氛围的营造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工业化、现代化。(二)城市文化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并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影响城市社会经济活动方式的根本因素，城市文化承载着扩大城市经济吸引力与辐射力的责任，是支撑城市生存、竞争和发展的巨大动力。它通过经济活动的方式、规模、层次曲折地反映出来，又反作用于经济活动，在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城市文化氛围首先能够使生活在城市中的社会群体产生信赖感、稳定感，能够扎根于一个城市成家、创业，保证城市基本的人才储备和资本储备。其次，良好的城市文化能够激发社会群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动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城市向开放性、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转变。最后，良好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的魅力之源，能够增强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的自豪感、优越感和责任感，提高城市自身的软实力。城市核心竞争力是培育城市文化的保障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目标在于“实现城市价值最大化，增强城市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以及创造价值、提供福利的能力”［3］，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条件。首先，城市文化的繁荣程度受制于城市竞争力的状况，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特别是经济竞争力、技术竞争力、资本竞争力等的提高，是提升城市品质、丰富城市文化内涵的坚强后盾［4］;其次，城市核心竞争力整体水平的提高，也会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催生更大的创业动力、提升良好道德操守，进而影响城市的资源配置，吸引更多的资本，为城市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最后，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对城市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城市文化的建设与培育提供了上升的空间和要求。

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文化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紧密相关、相得益彰，然而在实践中，很多城市管理者重经济建设忽略文化建设，重模仿复制轻创新发展，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城市文化建设弱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城市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唯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味追求地方GDP的增长速度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对继承、弘扬和建设城市特色文化的意义认识不足，长期以来忽略城市文化的维护、经营和管理，导致我国城市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相比严重弱化。具体表现为:其一，缺乏对城市传统文化底蕴和内涵的挖掘，没有继承和发扬城市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基本精神，也没有形成对古迹文化价值的正确认识，导致很多有特点的城市文化被市场经济浪潮所侵蚀，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消失殆尽，如北京城原古城墙、大前门等数百年遗留下来的历史建筑被全面拆除，使这座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都蒙受灾难。其二，缺乏科学的城市建设理念，片面追求城市规模的粗放型扩大，轻视城市的内涵式、质量型发展，大幅度扩充城市用地和扩大建设用地，进行所谓的“造城运动”和“圈地运动”，完全忽视城市特色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建设高潮在各个地区形成并蓬勃发展，现代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挤占了历史悠久的街区、胡同、建筑物的生存空间，发展城市文化的长期目标被迫让位于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其三，缺乏城市文化保护的力度。比如，我国出台的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很多，有《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等，但是很多地区在面临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两难选择时，往往弃这些法律法规于不顾，保护文化成为了一纸空谈。(二)城市文化同质化城市文化建设趋同，缺乏文化的创造性和个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很多城市管理者滋生盲目攀比和浮躁心理，纷纷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盲目上大项目、大工程，鼓吹大思路、大手笔，建设所谓的“标志性建筑”、大广场、大草坪、景观大道等，只注重功能性、实用性，忽视应有的文化生态和人文精神，导致城市建设外观单一、雷同、同质化，千城一面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二，很多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在炒卖地皮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推动下，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作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寄希望于在短时间内能拥有更多“大、新、奇、怪”的建筑，以迅速提升和转变城市形象，完全忽略了城市自身的地理特征、文化底蕴和时展需求，使城市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单调和乏味。(三)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好的城市环境不但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然而，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是以增加资源投入、扩大厂房、增加劳动力等为特征的。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温饱和就业问题，但是在以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观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压缩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和以增加开发、炒卖土地为特征的城市发展模式对国家的生态系统产生了强大的胁迫效应，“造成了资源代谢在时间、空间尺度上的滞留，系统耦合在结构功能关系上的破碎和板结，社会行为在经济和生态关系上的冲突和失调”［4］。目前，“城市病”在很多城市出现，表现为环境污染，如大气、水体、噪音、土壤、垃圾污染等;资源短缺和浪费，如交通堵塞加剧、公共绿地锐减、绿色空间减少等;生态破坏，如森林、草地面积减少等。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成为很多城市难以解决的社会性问题。(四)城市文化管理滞后化中国城市文化的管理是政府推动型的，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和繁荣，缺乏城市社区、企业、家庭和居民的参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管理模式存在以下弊端:首先，政府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不准确，不尊重城市文化发展和建设的规律，片面依靠行政刚性力量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导致“一管就死、一放就散”的局面出现。其次，缺乏有效的文化建设激励和保障机制，政策和法规不完备、不配套，政策措施不到位，导致文化建设既没有法律法规的保障，也没有政策措施的激励，缺少规范、程序和动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最后，文化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资金难以为继。

加强城市文化建设的对策与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