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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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论文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城市化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和重要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7年的44.94%,18年间增幅达到27%,我国也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进人到以城市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

我国学者分别从工业化、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制度与政策等角度,研究了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都基于理论分析,或简单线性回归的实证分析,仅从一个角度研究我国城市化的推动力。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就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作出具体判断。

一、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关系

城市化的实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从城市化发展阶段看,城市化初期产业结构中农业占主导,工业次之,服务业比例最小;加速时期工业比重最高,服务业次之,农业最小;高级阶段则是第三产业、工业、农业依次排列这显示出城市化各阶段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聚集,农业从业者向非农业从业者转变,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并吸引了更多的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城市化对产业化升级起着支撑、拉动作用,其内在机制表现为投资形成、投资导向和产业整合三个方面。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城市化进程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即以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为标志的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化率的提高;反过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率的提高,又会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金融发展与城市化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高比例储蓄转换为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储蓄率等方面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过来,城市化也会促进金融发展。按照Patrick的金融供给领先理论,金融发展使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或降低风险的金融服务,为城市化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同时,按照Patrick的金融需求追随理论,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聚集、企业聚集、资本聚集要求金融业提供更大规模的、更为复杂的金融服务,如对金融产品需求的扩大、风险的规避等,从而又促进了金融的创新与发展。

二、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

1.城市化指标(e1)。现有文献中,城市化水平有用城市人口占城市和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也有用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本文采用了前者,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2.金融发展指标。反映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大致可分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D)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通常用M:与GDP的比重来衡量,但(2002)的研究结果认为,该指标已不能准确地衡量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本文采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原因是我国的金融体制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银行系统的规模远远超过金融市场的规模。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失真,本文用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GDP进行了消胀,用上年和本年名义值的平均值来表示剔除了价格影响后的银行贷款实际值。

以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的比率表示整个金融系统的中介效率是很多研究中的做法,本文用金融机构的乡镇企业贷款、三资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之和占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发展效率指标。

3.产业结构升级指标(CG)。产业结构就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总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经济政策在改革开放前后差别较大,1978年以后的数据更能体现我国城市化的变化,故本文实证研究时间跨度为1978年一2007年。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金融年鉴》。

三、实证研究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检验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协整性之前,先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l可知,时间序列CI、FD、FE和CG都是阶单整序列。

虽然时间序列CI、FD、FE和CG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种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也即协整关系。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进行协整检验。这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使用AIC、SC最小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确定用于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阶数为3,并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协整模型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表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r≤2的假设,即变量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其中一个协整向量对应的协整关系为:

中国论文联盟-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各个系数的t统计量。由(1)式可知,就长期而言,我国城市化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及产业结构升级正相关。

(三)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由于本文涉及的无约束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故需要拟合一个VAR(4)模型。每个单方程的具体Wald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检验结果看,就短期而言,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发展效率是城市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市化不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对第三产业特别是对金融业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一般来说,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我国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48.6%和4O.1%,而同时期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仅为26.79%和32.36%,城镇人口比重仅为44.94%。我国城市化水平远低于相同产业结构的世界城市化一般水平,这与我国长期执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及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方针是直接相关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将日益显著,势必会对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因果促进作用。

(四)方差分解

我们应用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来分析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度,方差分解是分析每一个结构性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方差分解给出了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下图是用方差分解得到的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图。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很大,达到了70%左右,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仅为15%左右。这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作用较大,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较小,没有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这表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这两个理论上应该协同发展的系统在我国出现了一定的失衡现象,产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于城市化的进程。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VAR模型,运用协整检验、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方法,对1978年一2007年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长期看,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及产业结构升级与我国城市化进程存在长期正相关关系。第二,短期内,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发展效率是城市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但反方向的因果关系不成立,城市化对金融业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影响比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大。第三,金融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分别为70%和15%左右,没有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2篇

(一)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国家层面,先后制定了一些与城市古建筑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文物保护等①*,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保护制度。在地方层面,各城市根据本地的特点先后出台了一些与国家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促进全国性法律法规在本地的实施,如北京出台了文物管理办法②*等。此外,各个城市还通过制订各种规划,来达到对城市古建筑保护的具体保护,如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③*。通过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城市发展规划等的相互配合,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城市古建筑保护法律体系,使得城市古建筑保护领域有法可依。

(二)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始于1956年,《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明确提出实行“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制度。此后,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文化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基本成立。对不可移动文物实施“文物保护单位”式管理,同样对旧城古建筑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制度、“四有”制度以及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营、修缮和管理等方面。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一般经由文物普查登记、筛选定级、核定公布几个阶段④*。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是指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做好保护工作的四项措施:有保护组织,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科学记录档案①*。文物经营管理基本的原则是: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②*。根据利用方式的不同,法律法规也分别采取鼓励支持、申请审批和绝对禁止的态度。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进行管理,将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分为五类:非建设地带,可保留平房地带,允许建筑高度9米以下地带,允许建筑高度18米以下地带,特殊控制地带③*。

(三)完善了文物保护单位之外古建筑保护制度对于尚未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确有价值的文物古迹,规定“由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部门商定名单,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本办法暂时予以保护,不得破坏,并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及时办理保护审核手续”④*。此外,还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古建筑保护作出具体的规定,“保护价值待定的文物古迹,区、县人民政府可以公布为文物暂保单位,视同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文物暂保单位公布后两年内,必须完成对它的鉴定工作。根据鉴定结果,公布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公布撤销。逾期不公布,暂保单位自然撤销”⑤*。

(四)加强了历史古建筑的保养、维修、利用和管理针对城市历史古建筑保护中常见的问题,通过立法对古建筑的保养和维修、防火与报警、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性质及使用权的变更,必须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同意;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负责文物建筑的保养和维修;应当严格按照古建筑消防管理的规定,加强一切火源、电源的管理,配备必要的灭火设备;在重点要害部位,根据实际需要,安装自动报警和灭火装置;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文物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接受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对有损文物建筑安全或者有碍开放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整治或者搬迁;整治、搬迁所需费用由使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承担”⑥*。

(五)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北京市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方案,首次提出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院落划分、用地调整、人口密度分类、改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等做法”⑦*。2004年,又公布了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此次规划共15片,其中有5片位于旧城区内,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了风貌保护和高度的控制。2013年,又新增了3片保护规划,至此北京旧城区将拥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对旧城的保护更加立体而完整。

(六)形成旧城整体保护制度2005年3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内容包括:旧城的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层次更加明确,呈现出“点—线—面”分层保护的状况。此外,还注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法规与《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内容相衔接。除北京之外,浙江省、河南省、宁波市、沈阳市、南京市、哈尔滨市等都制订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加强了旧城的整体保护。至此,我国的古建筑保护制度基本形成,既有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又建立了古建筑保护的具体制度,构建了“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体系。城市古建筑的保护理念也有了质的提升和飞跃,从以往的对先人遗留下来的财产的一种保护与利用,发展成为对城市发展历史的保留,对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底蕴的尊重,对城市发展历史传承的延续。但我们同进应当意识到,我国城市古建筑的护路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和挫折,也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十字路口,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说建国初的城市规划制定是以原有城区为中心,还是在旧城区的边缘另起炉灶,对此有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以梁思成等提出的“梁陈方案”①*,主张在旧城区边缘再建新城,对旧城的古建筑进行整体保护,但这一设想并未能得到认可和实施,一些古建筑因此被损毁。

二、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存在问题

城市古建筑见证了城市的生命历程,保障了城市的文化延续,促进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因而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城市化进程中的古建筑保护状况却不容乐观。

(一)重单体文物保护古建筑的保护,缺乏对旧城区的整体保护当前有些历史性城市,为了更好的保护传统历史建筑,某些历史文化名城在旧城内设立保护区,对旧城内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整体保护。但有些城市为了既保护历史城区的古建筑,又实现城市的发展与更新,一方面对标志性的古建筑进行重点保护,另一方面却大力拆毁这些标志古建筑的周围环境和历史街区和传统建筑,建设性或保护性开发对城市古建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安阳穿城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南京老城已经拆迁改造完毕;济南投入22亿‘巨资’拆迁了44万平方米、43个片区,大量特色街道消失在推土车轮下;开封覆盖着现代化的草坪;郑州以‘一路、一区、一城’为标志,古城全部翻新……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历史文化名城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创伤。”②*尽管北京在城市建设中制定了大量的制度措施来保护城市古建筑,但其遗留下来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仅占老城面积17%,而欧美国家旧城保护面积基本可达到古城的80%~100%③*。正如有学者所说:“没有历史街区提供的建筑背景和文化氛围,历史纪念物只不过是现代城市的一个小小点缀而已。”

(二)大量城市古建筑因缺少维护面临毁损城市古建筑除包含文物保护单位以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城市古建筑。这些城市古建筑大部分被公私主体所占有、使用,其中有些被占用的古建筑因缺少维修,面临着损毁危险。有些被市民占用的古建筑,因占用的主体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未能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修缮;有些占用者因未取得对古建筑的明确法律权利地位,没有进行古建筑维护等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和企业事业占用的古建筑情况也不容乐观,古建筑的产权归属问题以及占用主体的保护能力和意识等都影响着古建筑的保护。有些古建筑的使用单位与产权单位权利义务分配不清晰,占有使用单位只使用不维护,而所有单位因未使用、受益而对古建筑不闻不问,古建筑实质处于无人负责的状况。另外,有些被占用的古建筑被用作办公场所,一般不对外开放,剥夺了民众接近和消费古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权利。

(三)过度商业开发破坏古建筑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国家文化保护经费有限的大前提下,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必然要依靠自己的经营开发来创收,以此解决一部分维护的经费。有些古建筑被管理机构作为商业场所来经营,有些则出租或承包给第三方的商业主体。以文物养文物,以古建筑养古建筑,这是我国及世界各国所提倡的文物保护方式。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可以在维持古建筑原有风貌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商业开发与保护模式。但有些古建筑的过度商业开发对城市古建筑的保护造成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如丽江古城本是一片风景秀丽的宁静之处,后因酒吧等的入驻,侵扰了这一世外古镇原有的安宁。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凤凰古城、西塘、周庄等地,虽然古建筑的外壳被保存了下来,但是文物古迹的那种精神文化氛围,早已不见了踪影。超负荷的旅游开发破坏历史文化空间,不合理定位改变了历史地段环境。

(四)旧城改造致大量城市古建筑被拆除城市古建筑是一座城市的重要标志。单霁翔曾就旧城改造对古建筑的破坏指出:“一些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无所顾忌地大拆大建,……致使一批批文物古迹被摧毁的同时,一些历史街区也被摧毁”[7]。现在有些城市把“拆”成为城市建设的第一步,将见证城市发展的传统建筑及历史街区拆除,使得历史街区、历史城区和历史性城市的整体风貌被破坏。有媒体甚至将北京旧城区的胡同和四合院逐渐消失的情形,称之为文化自杀,“正把自己伟大的文化变成平庸”[9]。还有一些历史性城市打着尊重历史的幌子,将真文物拆毁,制造一些假的文物和古董,以发展旅游的名义拆旧建新。全国各地陆续出现拆除古建筑,新建仿古街的运动,一些独具特色的传统街道被改造成为失去真实历史价值与信息的假古董。还有些城市以保护利用为名,将历史街区内的传统民居拆除,保护性破坏屡见不鲜。吴良镛的胡同有机更新模式尽管在学术上取得极高的成就,实践上却没有得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推广。旧城改造中的大规模拆迁,将一个城市最有特色的古建筑一扫而光,就像一把理发剪刀推过,只剩下光突突的头皮。

三、城市古建筑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

面对被损毁的城市古建筑,要做的不仅是哀叹与惋惜,更要痛定思痛,找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从而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能够更好的对症下药。现阶段我国城市古建筑保护不力的原因主要有:

(一)保护意识薄弱、管理意识不强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仅仅依靠文物保护行政机关的力量,来完成整个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几乎不可能的,需要其他机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更需要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从世界的角度上来看,凡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行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其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是相对较高的。而国内的文化遗产事业的难点和关节点,也在于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不可否认,中国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有所提高,保护成效也初步显示出来,但近来因文物保护意识不足而引起的文物破坏案件却时有发生。近年来有不少的文物保护单位遭受破损的事件,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建设施工单位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未进行报批就擅自动工建设,而造成文物保护单位受损,如临汾古城墙被毁事件;云南大理为修路拆毁唐代古城墙,致龙首关遗址被毁等。一部分是因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者管理者保护意识不足而造成文物保护单位的损毁,如拈花寺偏殿着火,与产权所有单位与使用单位管理不当,未能将建筑物按照文物保护行政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古建筑的保护管理机制不健全,多头管理及管理缺失现象并存根据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金瑞国、刘赪娜、张寄所做的调研报告《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调研与分析》,除文物部门以外,还有不少于20个部门在使用和管理着文物保护单位,以宗教部门最多。在由文物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中,设有专门机构和没有专门机构管理的比例约为7比3。各省(区、市)非文物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比重不尽相同,其中(64.81%)和北京(57.99%)达到半数以上。由文物行政部门在每处文物保护单位设立现场保护的机构,自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由于文物保护经费有限,且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不断增长,操作起来显然不太现实。另外由于历史原因,许多不可移动文物在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前,就由其他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占用,有专门的管理和使用单位,这使得在每一文物保护单位设立文物行政部门的管理机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对于产权或使用权不属于国家文物行政部门这类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是与文物行政门签订“文物保护协议”。然而在实际管理工作中,文物行政部门的职权使其不能落实协议内容的履行。文物保护单位往往成为所有和使用者的部门利益,从而不能对文物进行法律法规所要求的保护造,破坏时而有之。

(三)具体保护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在文化遗产问题上,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制定和贯彻管理法规与标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全国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设区的市、自治州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划定保护范围。由于申报时保护范围未能完全确定,一年的时间给相关的利益者留下了可乘之机,给现实操作带来许多的麻烦,并造成保护范围内的其他历史建筑受到破坏。此外,有些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确定之后,也不能按照法定的保护范围的标准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管理,使保护范围成为一纸空文。如保护范围内不法违章建筑物未能及时清理,城市规则及其他重大工程项目未考虑已经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的保护范围等。

(四)旧城内历史建筑产权不明确由于历史原因,旧城内的居住人口往往严重超过适宜数量,建筑大都显得拥挤破败,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便是如此。为了保护好这些传统的历史文化建筑,政府部门一方面有责任引导和帮助古建筑占有与使用主体对它们进行保护、更新和维护,在保存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改善旧城内的市政公共设施和居住条件,使得其适合居住;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古建筑内的居住人口数量,针对部分居民缺乏维护保养的能力与动力的情况,将旧城内的居民迁出或者进行置换,将想居住进胡同及四合院且有维护能力的主体引进来,而将欠缺维护能力且想迁出去居民迁出去。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旧城内古建筑产权的明晰化和长期化,并且允许古建筑在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现在旧城内古建筑产权具有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有些古建筑被十几甚至几十个家庭所占有,无法正常的居住与生活,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适当的维修与保护。另外,旧城内的古建筑因面临改造与更新,随时可能被拆迁,产权的不稳定使得现有的主体缺乏维护的动力,外来的主体也没有购买意愿,古建筑的交易流转不顺畅。

(五)过分注重商业价值,开发利用不规范国内经济发展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文化遗产消费的需求,使得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突显出来。然而,商业价值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展,但这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频繁出现一些怪异的现象,如重利用轻保护,重经济价值轻文化价值等。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热点文化遗产事件,都与古建筑的保护利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如西湖旁边建会所,公园内古建筑中的高档餐厅等。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带动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从而产生经济效益。有学者说文物保护“尤其是要慎谈利用,国外谈得较多的是保护,不谈或者很少谈利用;而在中国的经验里,是不仅要保护,还要利用;所谓“充分保护适度利用”,但真的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六)文物保护法及城乡规划法规定不完善程序性规定欠缺。我国文物保护法将城市古建筑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三个层级进行保护,但是却没有将三个层次的保护责任主体及保护程序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定。文物法将历史街区及历史名城保护的具体规定授权国务院制定条例进行规范①*,而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审批由城市建设部门主管,仅在审批和实施监督阶段征求文物保护部门的意见,没有充分发挥文物保护部门在文物保护中的专业优势。国外与此相关的审批和监督职能是由专业性委员会来负责,这样的制度设计一方面限制了某些行政首长个人决断权,防止个人意志对城市古建筑的破坏;另一方面专业委员会由文物保护相关专家及在文物保护事业中有影响力的市民代表组成,能充分发挥专家的专业优势与市民代表的积极性,通过市民代表反映其所代表的群体的意见,充分维护不同主体的利益。其次,我国文物法第24条规定国家所有文物保护单位不能作为企业资产进行经营②*,因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给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如何解释这一条文,专家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性质是文化遗产,是国家的文化资源,而不是经济资源,它对社会要起的作用,是为社会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而不是创造物质财富,它是文物资源不是经济资源,把盈利作为目的,把它变成经济资源了,以赚钱为目的了,是不对的。”因此,不能作为经营性资产应当指禁止将文物的经营权进行转让等经营活动;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里所说的不能作为资产经营,应当是指不能作为企业等经营性主体的经营性资本,不能作为将来发生债务时的担保财产。因法律规定的模糊,在实际的遗产保护与经营管理活动中,有些单位将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产的一部分,“由旅游公司来兼并文物保护单位,以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名义将文物资源作为普通资产纳入企业进行市场化理和经营”;有些单位将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价入股,进行所谓的“强强联合、捆绑上市”通过文化遗产的经营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在我们为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能否作为经营性资产争论不休时,如果将眼界放宽,通过对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进行考察分析,就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例如,法国政府将国内著名的一百多个著名的文化遗产(其中大部分为古建筑遗产)交由法国古迹信托来经营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再次,我国的城市规划法中与城市古建筑保护的规定不完善。1990年的城市规划法虽规定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传统风貌①*,但在涉及旧城市规划时,却提出了旧区改建的城市建设、发展方式②*,在旧城区古建筑保护制度中存在法律漏洞。城乡规划法也指出规划的制定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和传统风貌③*,且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但仍然有旧城区改建的提法,城市规划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允许旧城范围内的拆迁和危房改造④*,这一制度上的缺口,时时被开发商和城市管理者所利用,造成古建筑被保护性破坏。除了保护意识不科学外,与国外的规划法相比,我国规划法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古建筑的保护作用有限。(七)行政执法力度不足执法不严,一直以来是倍受学者和大众诟病的中国司法现实疑症,也是造成中国法律执行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具体到古建筑保护的执法力度来说,一是相关立法不够具体,执行性不强;二是执法队伍建设不完善;三是各级政府不够重视,四是文物执法经费紧缺等。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当地政府是否重视、支持文物保护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文物保护状况的好与坏。少数领导干部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当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尤其是与旅游开发发生矛盾时,往往是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被忽视。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旦遭受破坏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何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健全执法机构,加大执法督察力度是当务之急。

四、国外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的借鉴

当我们置身于西欧古城之中时,往往被他们那富有深厚文化气息的,保存完好的城市古建筑所折服,不得不对这些城市管理者与市民的城市古建筑保护理念与制度表示由衷的钦佩。尽管英法两国与我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并不相同,但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遗留下了大量的城市古建筑文化遗产,在面对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历史古建筑保护的问题时,他们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去借鉴。

(一)保护程序清晰、主体职责明确,相关制度可操作性强英国的《1990年登录建筑及保护区规划法》,在制度上不仅涵盖了事前认定,事中维修与保护以及事后补救等整个登录建筑的保护过程,而且明确规定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和办事程序⑤*,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更好的保护登录建筑与保护区内的古建筑。如对登录建筑的保护对象的确定规定了清晰的程序,且指定了明确的责任主体。如规定了提供名单者、审批者及其权限、技术咨询机构及其程序、保护对象的内涵、保护对象的管理责任部门、保护对象的记录文件形式、保护对象管理责任部门的具体责任以及特殊情况的处理等,皆有较明了的规定。

(二)特别重视技术咨询机构的作用除了在登录建筑的认定与保护上的严格程序性外,英国1990年法在各个环节上都规定了类似技术咨询机构的作用,体现了实施措施的科学合理性。如在第一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在汇编、审批和修改之前,国务大臣应向有关方面进行咨询,如英格兰历史建筑与古迹委员会或其他专业知识的公众及团体。⑥*英格兰历史建筑与古迹委员会由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是一个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咨询机构,它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问题作出科学的建议和方案,来为登录建筑的保护提供基础技术服务。法国的古建筑的专业咨询机构有历史古迹国家委员会、遗产和景观大区委员会、历史古迹总建筑师、法国建筑师等,这些专业咨询机构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具有决定权,许可和决定下达之前必须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以他们的意见作为决策的依据。

(三)注重多种手段的相互配合英法两国均注重综合使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来达到立法目标,尤其是经济手段的运用。英国1990年法包含了多种经济的激励手段,如通过提供拨款或贷款,解决部分或全部的历史古建筑保护费用①*;为维修和保养提供财政补贴或贷款等经费支持②*;设立土地收益补偿制度③*;实行有条件拨款制度④*等。法国鼓励非政府组织出资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这些捐赠者可以享受相当比例的税收优惠,个人捐赠数额的66%可以从应纳税收中扣除,企业可以享受捐款额60%的营业税优惠。此外,政府十分注重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财政投入。2013年法国政府文化遗产保护预算7.76亿欧元,其中历史性建筑保护3.22亿欧元。

(四)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法国约有352个服务于文化领域的基金会,其中31%与建筑遗产保护相关。1996年由14家法国知名企业发起成立的“文化遗产基金会”规模最大,其主要有三种运作方式:对维修工程进行直接资助;帮助遗产所有人向社会募集资金;颁发可享受一定的税务优惠政策“遗产基金会标签”(财政部唯一授权的非政府组织)。2008年,该基金会对一千八百多个项目提供了帮助,总金额达1.3亿欧元,收到捐款一千多万欧元,颁发“遗产基金会标签”1029个,为法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起了重要作用。法国现有6000多个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协会,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国家建筑和遗址保护协会联合会”,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和出版有关文化遗产的著作等,服务全法国3500个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同时其还协同“法国老房子协会”、“古宅邸协会”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协会举行全国大会,大会由文化部长主持,为非政府组组织性质的协会与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之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提供对话的机会。协会在地方上的作用非常显著,在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上起到了监督作用。

(五)注重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英法两国均注重发挥“规划法”对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法国城市规划法与文化遗产保护法是城市古建筑保护领域重要的两部法律,对于城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城市规划法主要是为了调整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历史建筑保护与人们生活需要满足之间的矛盾的一部法律,一方面强调对历史街区进行长期规划和整体保护,另一方面规划制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甚至于对单个建筑的保护都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规定,对不遵守规划而破坏原有建筑物和整体景观者进行严惩。

五、结语

受城市发展规律的制约,城市化过程必然涉及对原有城市建筑与设施进行更新与利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国土资源面积十分有限,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更加注重对旧城区的规划和利用。城市古建筑通常位于城市的旧城区,如何对待老旧破败的旧城区与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密不可分。城市旧城区的更新一般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一是重新调整城市功能结构和城市布局,形成最有利于发挥城市各要素组合状态的功能分区;二是改造老城区中居住条件较差的住宅区,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三是整顿与改善城市道路系统,改造市政设施和公用设施;四是增加城市绿地与公共空间,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五是通过拆迁改造,改变原有旧城区土地的低效使用状态,实施城市土地的立体综合开发。”在这几种方式中,有的通过完全拆除古建筑的方法来达到旧城更新,而有的采取小规模局部翻新、对危旧房的改造以及道路市政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等方式来达到目标。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对原有古建筑进行维护也好,拆除也好,最终目标是改善原有居民的居住条件、保持老城区的活力,这样的旧城区才能发挥应有的经济与文化功能,不至于过分的衰退。这就需要城市发展决策者具有大局观念与正确的文物保护意识,处理好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认识到旧城区和古建筑等在长远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为当代人及子孙后代保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不用“大拆大建”等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旧城问题。只有真正认识到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在发展中的资源效益和文化价值,才能切实保护好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西方城市建设与保护历史也证明城市古建筑的保护,最终受益者是整个历史名城与城市市民本身。

在城市化过程中,面对城市古建筑保护,我们曾有过的盲目和不理性,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我们终于认识到,作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城市古建筑的保护是保存城市历史传统和文化神韵的必然要求。对我国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的梳理,不在于讨论功过得失,而是要在快速发展的社会形势中,把那些极具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城市历史古建筑保留下来,也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住这此老祖宗留下来的财富,从这方面来说,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可以从以下方面努力:发挥专业咨询机构的作用,改革城市古建筑保护中由行政首长等非专业人员个人决断的不合理决策机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注重与相应的城市保护规划相结合,增强保护规范措施的可操作性;注重多种手段的相互配合,充分发挥经济、行政和法律等制度在城市古建筑保护中的作用;明确旧城内四合院等普通古建筑业主的所有权,保证其产权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调动业主保护和维修的积极性;提高古建筑保护的意识,培养城市管理者保护利用城市古建筑的能力和责任感,培育民众对古建筑的感情,使其能自觉参与到城市古建筑的保护中来;完善现有的城市古建筑的占有、使用体制,明确保护责任主体,引入城市古建筑的社会化管理机制,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城市古建筑保护中的作用,实现城市古建筑的合理开发经营,探索以古建筑养古建筑的途径和道路;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对破坏城市古建筑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使违法者不敢也不能逾越保护红线。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城市化对大学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以及如何充分发挥大学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城市化是落后的农业国向发达工业国转变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大学可以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源的支撑,并且能够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城市化的内涵

城市化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城市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经济结构的变迁意味着农业生产活动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转变,还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换代而趋向高级化。

城市化发展对大学的内在要求

城市是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大学是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科技创新的基地,城市与大学走到一起,相互促进,合作共荣,既可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更能反映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

城市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如前所述,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但是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的增加,也不仅仅是城市规模的扩大。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劳动力适龄人口素质的提高,而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承担着为实现城市化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的责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但是,与发达国家和我国城市化建设的要求相比,我国人才队伍还存在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人才总量不足、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队伍偏小、整体素质不高、创新能力有待加强等方面。为保证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论在人才的数量方面,还是在人才的质量方面,大学都肩负着重大责任。

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城市化对第一产业的优化作用、对第二产业的提升作用及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合理的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越高,则城市化水平越高;在城市化以农业就业人口为主逐步转向非农业就业人口为主的过程中,其转移速度越快,转移比例越高,则城市化水平越高。引起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包括人口因素、资金状况、科技水平、产业政策等多种因素,其中以高素质人才为基础的科技发展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

城市化对城市精神文明的需求。城市精神文明是支配市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导向的精神力量,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很大程度凸现出“城市水平、城市风格、城市效率、城市精神”。弘扬和实践城市精神文明必须进一步提高市民的素质,提升城市的品位与魅力,而大学可以说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源头活水”。随着一批批大学生走向社会,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也被带进千万个工作单位,他们是先进文化的倡导者,是保证城市文化向着先进方向发展的生力军。大学不但在知识技术方面,而且在树立标准、展示理想等方面都能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引领文化成为大学的重要功能,它在城市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

大学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大学的根本使命就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高素质劳动力需要大学培养,科技知识需要大学孕育,新文化新思想需要大学创造,城市文明需要大学辐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学将担当起提供人力资源、开展科技创新、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责任。

(一)大学要更好地为城市化培养创新型人才

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学担负着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历史使命,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大学要深化教育改革,注重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更好地为城市化提供大量的和高质量的人才。

第一,要转变教育思想,树立创新人才观。大学要转变传统观念,把具备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作为对人才基本素质的内在要求,研究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规律,制订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培养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第二,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模式,鼓励大学生参与科学研究。要善于从教学的内容、方法和手段等多方面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主动参与教学过程,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善于探索的意识。

第三,加强学科建设。学科布局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对学科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社会适应性。

(二)大学要更好地为城市化提供科技创新成果

城市化的发展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是以大量科技创新成果及其产业化为基础的。大学既是开展基础研究的主要机构,也是承担重大科技项目、为社会发展解决重大问题、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大学要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努力成为科技创新的不竭源泉,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

首先,大学作为开展基础研究的主要机构,应该瞄准国际科技前沿,着力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带动新兴产业群的崛起,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

其次,完善科技创新平台的体制机制。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特点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高度综合,要争取和完成大项目仅靠单兵作战是不行的,科学研究重大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靠大兵团协同作战,大学要按照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收集各类科技信息,协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有组织地争取和完成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第三,加强学术梯队建设。重点引进和培养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品牌效应,吸引大批优秀专家和学者团结在他们周围,选准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的牵引作用和聚集作用,积极探索“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加“创新团队”的模式,组建一批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优秀骨干中青年教师组成的多学科集成的创新团队和创新群体。

第四,要着力推进产学研合作。建立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紧密的、深层次的、长期的和可持续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大学真正成为企业的战略后方和技术支撑。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目标,确定发展的战略重点,根据每一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瓶颈提出合作项目,由大学参与合作攻关,使大学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大学要更好地为城市化进程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学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发挥对社会的文化引领作用。

首先,注重大学精神的挖掘和培育。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体现在办学理念、大学传统等方面,是维系大学文化建设的根本。要创新办学理念,形成办学特色,传承学校传统,培育学校精神;要围绕学校精神开展丰富多彩、寓意深刻的学生文化活动,在活动中体现和传播学校的传统和精神,使学生在活动中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得到全面发展,成为学校精神传承者。

其次,重视大学物质文化的创新。物质文化是大学文化的外在标志与物质基础,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必须重视物质文化的创新。一方面要重视校园环境和人文景观的建设,美化学校形象,为学生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要加强大学文化载体建设,发挥校报、广播站、电视台、新闻网等校内各种新闻媒介的传播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2.孙维胜,滕越.城市化进程与教育结构调整[J].当代教育科学,2003(01)

3.阎堃,顾培亮.我国城市化进程与高等教育发展[J].教育研究,2003(11)

4.刘川生.教育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动力[N].光明日报,2009.6.3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4篇

(一)“建管不分”情况仍大量存在

按照《物业管理条例》和《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住宅及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非住宅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同时,《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前期物业管理中,开发商包揽建成后的物业管理业务即所谓的“谁开发、谁管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于“建管不分”的客观存在,业主将对开发商的不满直接转移到物业服务企业身上,从而引发了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物业服务企业收费难等诸多问题。根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在2008年所做的行业调查显示,开发单位利用“建管不分”掩盖前期遗留问题的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52.50%,认为利用“建管不分”转嫁新建项目矛盾的占41.96%,认为利用“建管不分”压低物业项目交接成本的占18.78%,反映新建项目房屋质量问题突出的占51.85%。这一系列数字充分表明当前物业管理纠纷的主要导火索之一就是“建管不分”现象的普遍存在。

(二)物业服务企业缺少服务意识和责任感

2007年10月,《物业管理条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作出相应修改,其中一项就是将“物业管理企业”调整为“物业服务企业”,进一步强调物业服务企业应以服务为本位,管理只是服务的手段。但从当前物业管理实践来看,仍然有许多物业服务企业没能及时更新观念,始终把自己作为管理者的角色,缺少应有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提供的物业服务往往无法达到业主的期望,引发业主的不满,最终以业主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弃管收场。而伴随着弃管小区长期缺少专人的管理和维护,陆续出现屋顶渗漏、上下水及供热管道腐蚀、相关线路破损、环境卫生杂乱无章、安全隐患增多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业主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差,同时也极大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三)物业服务费收缴工作难

对于大多数物业服务企业来说,物业服务费收缴难已经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而大多数物业服务企业很少定期向业主公布收支情况,不按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收取物业服务费、捆绑收费情况非常普遍。业主提出异议并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时,经常遭遇物业服务企业断水、断电、停止供暖等威胁。当然,物业费收缴困难的另一方面也由于多数业主缺少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对物业服务企业稍有不满就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拖延交纳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而业主一旦拒绝或拖欠缴纳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只能通过降低服务标准来维持日常运行,引发业主更大的不满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四)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

物业管理吸纳的劳动力中大部分来自企事业单位下岗分流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及部队复转军人等,对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矛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正是由于物业管理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解决大量就业人员的特点,导致了物业管理行业就业门槛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员工在日常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往往处理问题不及时、采取的方法不得当,甚至态度恶劣,从而引发新的物业管理纠纷。另外,由于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工作强度大、待遇低,缺少应有的尊重,导致物业服务企业的员工队伍缺少稳定性,出现了人才难寻难留的“两难”局面,不利于为广大业主提供优质而专业的服务。

(五)社会各界缺少对物业管理行业应有的关注

物业管理行业对于维护社区安定,解决大量人员就业,实现房屋的保值和增值都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物业管理行业却未获得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地位。我国各城市住宅小区都普遍存在着业主私搭乱建、任意拆改承重墙、擅自接改管线等违规装修行为,物业服务企业本身没有行政处罚权,在履行了告知、制止的义务后业主仍违规施工的,只能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处罚,而显然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缺乏必要的高效监管,也没有给予物业服务企业应有的支持,一方面仍有大量业主违规装修,严重影响了住宅小区的整体性和房屋的安全性;另一方面,相邻业主面对投诉其他业主违规装修的情况没能得到有效解决,也认为是物业服务企业工作不力所致,加深了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误解;同时,《物业管理条例》明确指出,保修期内房屋及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出现质量问题由建设单位承担保修责任,但由于业主缺少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往往将诸如屋顶渗漏、墙皮脱落、公共配套设施不齐全等开发商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一并将责任归咎到物业服务企业身上,只要物业服务企业不及时提供维修就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使物业服务企业承担不必要的责任,增大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工作难度;另外,各新闻媒体对于物业管理行业的正面报道很少,普遍认为业主是弱势群体,一旦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出现纠纷,在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就作出倾向性的报道,将各种纠纷产生的原因直指物业服务企业,给整个物业管理行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物业服务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物业管理行业正在成长中,需要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固然物业服务企业自身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社会各界也应该充分肯定物业服务企业在加速城市化进程、改善人们生活居住环境当中的重要地位,高度重视物业管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物业管理行业应由的关注和扶持,为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二、针对城市化进程中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现状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一)严格执行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制度

要从源头上避免开发商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转嫁给物业服务企业、侵犯业主的合法权益,就必须严格执行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制度,彻底改变“建管不分”的局面,真正实现“建管分离”。物业管理中引入招投标是物业管理市场化的一种表现,同时也为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督促开发商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明确双方之间责任的划分,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公平竞争获得项目,通过竞争促进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优质服务,进而逐步实现全行业物业服务水平的提高,形成市场化的合理价格体系,减少物业管理纠纷的出现。

(二)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的市场运作行为

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的市场运作行为,严把市场准入关,严肃处理没有资质等级和超越资质等级承接项目的物业服务企业,及时对服务不规范、社会形象差的企业进行整顿;积极引导物业服务企业树立正确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为物业管理活动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力争让那些服务质量高、品牌形象好的物业服务企业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得项目,进一步带动更多的物业服务企业不断改善服务,提高竞争力,行成良好的物业管理市场秩序;同时还要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从业人员的管理,建立有效的人员录用、考核机制,不断改进工作人员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为物业管理从业人员提供培训和交流的机会,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全面提升企业形象。

(三)充分发挥业主自治作用

2007年10月正式生效的《物权法》明确提出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为业主参与物业管理区域的自治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商业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但从当前物业管理实践来看,业主并不清楚自己的权利,当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也很少能找到适当的途径来维权,对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共用部位用途、利用共用部位经营等侵权行为也无能为力。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指导住宅小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成立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充分发挥业主的自治作用,让业主参与到物业管理活动中,监督物业服务企业的行为,配合物业服务企业的工作,共同维护小区的安定团结。

(四)对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动态管理,并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特色经营

根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在2008年开展的全国物业管理行业生存状况调查显示,物业服务企业经营效益情况不容乐观。仍有很多物业服务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保本或微利企业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势必导致物业服务企业很难留住高层次专业人才,无法保证从业人员队伍的稳定性,也不利于物业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一方面,应对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动态管理,杜绝物价持续上涨、物业费永恒不变的现象。在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下,组织小区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就物业管理服务与收费标准展开积极探讨,依据实际市场情况动态处理相关问题,真正将市场机制引入到物业管理活动中来;另一方面,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应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开展特色经营服务,并对物业管理行业给予一定的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物业服务企业的负担,稳定好物业管理从业人员队伍。

(五)高度重视物业管理在现代城市化发展中的地位

物业服务企业在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提供服务的同时,还承担着物业区域内公共秩序的维护、市政设施的配合管理、物业的装修管理等,其内容带有公共管理性质的职能,通过物业服务企业在住宅小区内开展宣传教育、安全防火、治安防范、环境卫生、园区绿化、房屋维修养护等工作,有效填补了政府对公共环境和公共设施以外的社区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空白,完善和发展了城市管理功能。尤其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更要高度重视物业管理在现代城市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在实施物业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职能,帮助业主在日程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节能环保的理念,在小区内开展垃圾分类、中水循环利用等节能环保措施,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在提高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专业化中的重大作用。

三、结语

物业管理活动中,物业服务企业不仅承担着物业管理区域内房屋及其设备设施的维修养护和日常管理工作,同时由于其所具有的准公共管理性质的职能,还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解决了大量下岗人员的就业问题,并协调着与供水公司、供电公司、燃气公司、供暖公司、街道办事处等多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在为业主提供良好居住环境实现房屋保值和增值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随着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要求物业服务内容也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在做好基础的前提下,不断开展多元化经营,拓宽新的服务领域,提供满足不同业主需求的个性化服务,全面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和改善服务态度,有效减少物业管理纠纷,促进城市住宅小区和谐物业管理局面的有序形成。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 城市化进程与农业和工业化紧密关联,农业和工业为城市化提供了动力,同时城市化又加速了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从理论上分析城市化与农业发展及工业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旨在为区域 经济 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 社会 向现代化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 历史 过程。它表现为 人口 向城市的集中、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革并获得巨大发展空间的表现,城市化进程与农业、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 文化 、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 管理 水平的重要标志。

1 农业与城市化的相互推动

农业为城市化提供了基础动力。在初期城市化进程主要取决于农业提供的商品粮的多少,为城市提供多大的 市场 等,农业和 农村 经济的发展既是城市化的原始动力,又是城市化的基础,因此良好的农业基础在地区初期的城市化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本篇论文根据我国1978年---2009年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运用平稳性检验的ADF检验方法、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提升、非农人口比重的提高极大地刺激了对服务业的需求,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增加直接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服务业发展协整检验

一、引言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对我国甚至全球的发展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中国城市化进程问题也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学者的重点研究课题。斯蒂格列茨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称为影响21世纪全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1]。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对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加就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逐渐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服务业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使其不仅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与地区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本篇论文利用动态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以下一些问题:我国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如果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者在长期内有怎样的动态作用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的发展是十分必要而且有意义的。

二、数据和模型建立

(一)数据选择及指标说明

为了检验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动态关系,本篇论文选取了我国1978--2009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本篇论文采用了城市化水平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就是城市化率。用URBA表示城市化水平。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本篇论文对其分别进行取对数表示。

(二)模型建立

本篇论文我先对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这两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并且,同时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进行实证考察: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在协整检验过程中,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并判断两者的平稳性,然后运用协整检验,判断两个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从而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1.平稳性检验的ADF检验方法

如果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则该序列就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的现象,为了使回归有意义,可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化,然后对差分序列进行回归。

由于表1中的数据均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对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指数进行协整分析。首先要检验这两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是否存在谬误检验,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的问题。常见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方法有以下四种:利用散点图进行平稳性判断、利用样本自相关函数进行平稳性判断、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本篇论文采用Eviews3.1 软件,运用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差分序列的检验类型按相应原则来确定,用ADF检验来判断各序列是否具有单位根,结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的表示一阶差分;检验形式(C,T,K)中的C、T和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0是指检验方程不包括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显然,由表1可以得出我国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增加值

指数这两个变量的ADF检验值的绝对值0.812911,0.40974均小于临界值的绝对值,说明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两个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存在单位根。然后,继续对两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单整检验发现,我们会发现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值的绝对值3.910007,3.904365均大于临界值的检验值,因此这说明了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的一阶差分均是平稳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I(1)型平稳序列。

2.协整检验

经济理论指出,某些经济变量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这种均衡关系意味着经济系统不存在破坏均衡的内在机制,如果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后偏离其长期均衡点,则均衡机制将会在下一期进行调整以使其重新回到均衡状态。协整关系表达的就是两个线性增长量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

因此,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篇论文对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两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两变量序列LNURBA、LNSERV 满足协整检验前提,因此可以考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现在用两变量的Engle-Granger检验法(两步检验法)对LNSERV、LNURBA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第一步,用OLS法估计长期均衡方程(称为协整回归):

计算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的非均衡误差,得到序列:

第二步,检验上述模型的残差项是否为平稳序列,即检验 t 是否是平稳序列。对上述协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εt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统计量-2.000870的绝对值大于显著性水平5%,10%时的临界值的绝对值,因此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εt为平稳序列,这表明LNURBA与LNSERV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如表2所示:

注:检验形式(C,T,K)中的C、T和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0是指检验方程不包括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因此,根据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法原理,以上所述的协整回归方程不仅揭示了城市化发展对服务业的影响程度,并且表明了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协整模型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城市化水平每变动1%,便会促使服务业产值的比重增长3.354046%。

由表2-3可以看出残差项εt的ADF检验值的绝对值2.000870大于显著性水平10%,5%的临界值的绝对值。所以,这个协整回归方程具有现实意义。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利用我国1978---2009年的数据,对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的对数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分析,研究可从得出的结论中总结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产业结构扭曲是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不协调的根源。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并且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双向引导用以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适应城市现代化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产业,广泛服务于生产与生活,同时也是城市经济辐射的载体与手段,并且也是支持农村发展的桥梁与通道。

第二,消除城市化壁垒、全面实现城市化与第三产业之间的良性互促关系。制度革新以破除人口流迁中间环节以及城市的进入壁垒,增强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促进作用。

第三,改善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环境。合理的、适当的城市规模体系能够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舞台,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应该要有意识地去建设一批大城市,在相邻的大城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城市群或者都市圈,从而带动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发展与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1]季斌.城市化水平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动态计量分析---以南京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07(11):128-131.

[2]Singelmann Joachim. 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1920-1970.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8,Vol.83,No.5:1224-1234.

[3]Daniels P.W.,K.O'Connor,T.A.Hutton. The Planning Response to Urban Service Sector Growth: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Growth And Change.1991:3-26.

[4]Harris Nigel. Bombay In A Global Economy-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Role Of Cities .Cities.1995,Vol.12,No.3:175-184.

[5]Tiffen M.Transi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Agriculture,Urbanization and Income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2003(8):31.

[6]江小娟,李辉.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经济研究.2004(1):4-15.

[7]俞国琴.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上海经济研究.2004(12):58-63.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推拉理论 城市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因素

山东省是农业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剩余劳动力规模较大。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实现农民增收、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城市化是加速山东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条件,但也带来了不利的方面。因此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1.山东省城市化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

1.1山东省城市化发展特点

1.1.1 发展平稳增长,质量提升

山东省城市化发展速度平稳增长,城市化质量全面提升。2004年城市化水平为32.21%,2005年城市化水平为34.15%,较上一年度上升了1.94个百分点;2010年山东省城市化水平达到40.08%。山东省城市化水平在逐步提高,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

1.1.2 东西部城市化发展不协调

山东省有17个地级市,虽然地域差异较小,但是各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东西部城市化发展的差异性上。据调查,菏泽、滨州、聊城、德州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属于初步发展时期;潍坊、威海、烟台这三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在40%-50%之间,城市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青岛城市化水平发展较快,且城市化水平最高,为62.71%。由此可见东部城市化水平明显要高于西部地区。

另外, 2007年8月份,山东省提出了构建“一体两翼”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即山东省的经济发展将用“一体”带动“两翼”,“两翼”支撑“一体”,协调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促进山东省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未来城市化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整体上,山东省大部分地区城市化水平偏低,发展较慢;局部上,西部地区的城市基本上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东部地区的城市处于城市化成熟期,西部城市化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城市。山东省是个农业大省,也是个人口大省,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阻碍了山东省城市化发展,因而山东省城市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和规模。

1.2山东省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高低的重要标志。山东省是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山东省于2004年进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以来,年均人口出生率为13%左右,净增人口达500多万,并呈现出“双驼峰”的特点,其中农村人口的年净增量约在50万人左右。近年来由于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优化,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过剩。

据统计,2010年底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为3474.5万人,其中,从事农林牧渔的劳动力为1984.4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56.8%,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资源为1506.4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43.2%。我们对山东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计,得出山东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约为1000万人。

要实现山东省这1000万左右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必须综合探究促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2.基于“推拉理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素分析

2.1人口转移的“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首先是由博格(D.J.Bogue)在1961年世界人口大会上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口迁移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对比而言,迁入地“拉”的力量占有主导地位。

2.2山东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素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原因的同时,也在不断利用中国经验丰富推拉理论。纵观山东省近几年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经济虽然也有所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发展水平,这就导致许多农民为追求较好的生活而纷纷进城务工。总体上来说,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有两大方面因素。

2.2.1推力因素

(1)农业投入少,农民收入低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因素。山东省由于对农业投入相对较少,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农业科技力量也相对落后。据农业部调查显示,山东省农业生产扣除成本后,只处于微利或者保本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农民放弃从事农业劳动,进城打工,弱化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消化吸收能力。

(2)人多地少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间接因素。山东省多为低山丘陵,又是人口大省,因此人均耕地面积少。随着城市化水平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节省了大量的劳力和时间,农村劳动力绝对过剩。最近几年山东省耕地面积总体在减少,但是总人口却在不断增加,这样一增一减的反差造成了人均耕地面积不断持续下降,人地矛盾日趋紧张,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加。

(3)乡镇企业吸纳力下降也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随着山东省城市化进程加快,乡镇企业技术不断更新。这一背景下,乡镇企业开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对技术工人要求较高。但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使得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促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寻找出路。

2.2.2 拉力因素

(1)城市工资报酬高。近年来山东省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尽管农民在城市工作的工资很低,甚至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但是相对于农业收入还是很高的。劳务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大幅提高,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可见,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强大的拉动力。

(2)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山东省是人口大省,人多地少,尤其是耕地资源的不断缩减,造成了大量农业劳动力闲置,城市为其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山东省现在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中迅速发展的第三产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在农闲时进城务工,可以有较高的收入,这也是农民进城务工的重要原因。

(3)城市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山东省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严重造成了城乡居民的利益差别。近年来虽然农民的福利待遇有所提高,但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保障。另外,城市的基础设施完备,文化娱乐设施齐全,医疗卫生条件较好,子女教育环境优越,这些方面都远远优越于农村,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也成为农民进城的主要动力。

3.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几点建议

3.1规划城乡建设,加速小城镇化发展

作为“乡村之首,城市之尾”的小城镇,为促进山东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其一,小城镇接近农民的居住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不但能够为其提供新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空间,而且从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来说,也比向大城市转移小得多。其二,小城镇能够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把农村的资源和劳动力紧密结合,合理配置,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3.2发展第三产业,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动力

目前,山东省第三产业还比较落后,但发展前景较好。应该利用现有的制造业基地,如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加快发展由其而延伸出来的相关服务业,如咨询服务、汽车服务等;同时加强旅游业发展,山东省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如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优美的沿海风光资源等等。第三产业能够为城市化进程中提供强劲的后续动力,促进城市化发展,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3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山东省应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专业的技术培训。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切实做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和教育,大力提高劳动人员的技能和素质,从源头上解决山东省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刘春涛.山东省城市化发展战略及配套政策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C],2009-05-18

[2]高强,张艳.山东省城市化发展的问题及对策.《中国海洋大学学报》[J],2008-11-10

[3]徐育才.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学术研究》[J],2006-05-20

[4]程国栋.农民进城务工新动向经济学透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J],2005-06-30

[5]赫宝祺.“推力―拉力”作用下的农民工流动.《长春市委党校学报》[J],2010-06-20

[6]张心淼.中国人才区域流动问题研究.《天津大学博士论文》[D],2010-05-01

[7]杨红彦.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思考与对策.《兰州大学硕士论文》[D]2009-04-01

[8]杨瑞文.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国农村小康科技》[N],2006-09-10

作者简介:

赵迪(1987-),女,山东青岛人,浙江海洋学院学院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城市化; 犯罪; 发展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9-0075-03

一、建国以来城市化发展回顾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经济活动有向城市空间聚集的趋势。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城市化进程,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普遍实现城市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正在加速城市化进程。

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正在经历城市化进程。世界城市化进程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城市化将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2000年的城市化水平为36.09%。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发言:“21世纪初期影响最大的世界性事件,除高科技以外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下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作一简单回顾:

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水平比较低。1949年市镇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10.6%。“一五计划”期间,国家积极推行城市对农村开放的政策,吸收农民进入城市和工厂矿区就业。新建和扩建了部分城市。1957年我国城市数量已从建国之初的135个增加到176个,城市人口达到99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949年的10.6%增加到15.4%。1958年开始运动,城市化水平由1957年的15.4%一跃上升到1960年的19.7%。但是随后由于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经济发展陷入困难,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也随之减缓。从1961年到1963年底,全国共下放城镇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市人口3000万人,城市人口比重下降到16.8%。到1964年底,全国共撤销39个市。使城市数减至169个。从1966年到1978年城市化一直处于停滞时期,1965年到1971年城市化水平由18%降至17.3%,在的中后期至1978年间,国民经济曾一度有所恢复,城市化也在恢复中呈现缓慢发展的势头1978年城市化水平为17.9%,与1966年基本相当。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呈现为在波动中缓慢上升的趋势,城市人口的增长以自然增长为主,城市迁移人口多按照国家计划进行流动,一般在城市中都能找到稳定的职业。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使得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恢复城市建设的政策和措施。1978年到1984年,城市化水平由17.92%上升到23.01%。从1984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化进程也进入新的时期,从1984年到1992年间,城市化水平由23.01%上升到27.63%。1992年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1992年到1999年间,城市化水平由27.36%增加到30.89%。这一时期城市化经历了计划与市场因素共同作用到市场因素为主的过程,城市新增人口中以外来人口为主。

二、城市化与犯罪变化相关性分析

在城市化带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城市的高速发展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人们常常把城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称作“城市病”。在各种“城市病”中,犯罪无疑是最为典型,也是最为严重的一种。

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中,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急剧增长的城市犯罪问题。中国作为正在加速进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犯罪问题也日益突出。据统计,改革开放前,城市犯罪和农村犯罪的大体比例是6∶4,但到1998年已经扩大到8∶2,据公安部统计,1990年,全国城市抢劫案件占全国抢劫案件总数的73.19%,全国城市诈骗案件占全国诈骗案件总数的58.22%。2000年,全国城市盗窃案件占全国盗窃案件总数的64.11%。经济犯罪占犯罪总量的80%以上,而城市经济犯罪又占全国经济犯罪的多数,在没有系统的全国城市犯罪数据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全国犯罪总数作为一个替代指标来考察城市化对犯罪变化的影响。

下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和犯罪变化关系进行数量分析。城市化指标采用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率,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整理。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分两个时期来考察。

利用SPSS软件将城市化数据和全国犯罪变化数据作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表明,1979年以前国城市化发展与犯罪总量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54,说明79年以前我国城市化与犯罪变化之间相关程度很低。

再来看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与犯罪变化之间的关系:

利用SPSS软件将城市化数据和全国犯罪变化数据作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与犯罪总量变化和经济犯罪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和0.8。这说明,1979年以后,我国城市化与犯罪之间为高度正相关关系。

三、城市规模与犯罪关系分析

城市化意味着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规模扩大。城市规模与犯罪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下面选取三个不同规模的城市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城市规模越大、人口越多,犯罪总数必然越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规模大的城市人口基数也大。我们需要考察的是不同规模的城市犯罪增长的速度如何,从而揭示城市规模对犯罪变化的影响。选取陕西省的西安市、榆林市和扶风县这三个城市的犯罪数据作动态比较,西安市是陕西省省会城市,在三个城市中规模最大,榆林市是一个地级市,属于中等城市,扶风县规模最小。还是以1978年为分界点,对三个不同规模的城市犯罪历史数据作分析。

先来看三个城市1978年以前的犯罪变化情况。表5是西安市1949年到1978年一审刑事案件收案数。

通过计算,西安市这30年犯罪增长率平均为7.3%。

通过计算,榆林市这30年犯罪增长率平均为26.3%。

通过计算,扶风县这30年犯罪增长率平均为23.1%。

从1978年以前的数据来看,规模大的省会城市西安犯罪增长速度没有规模比其小的中、小城市榆林和扶风的犯罪增长速度快。

再来看改革开放后三个城市犯罪变化情况。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只能分析1980到1995年这十五年三个犯罪变化情况。考虑到83年严打各地区执行政策尺度不同及严打的滞后性,剔除了83年和84年这两年的数据。

通过计算,西安市这13年犯罪增长率平均为12.1%。

通过计算,榆林市这13年犯罪增长率平均为4.9%。

通过计算,扶风县这13年犯罪增长率平均为5.3%。

从计算结果上看,改革开放后,西安市的犯罪年均增长率远远大于榆林市和扶风县的犯罪年均增长率。这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模越大,犯罪增长率也就越高。

四、城市化与犯罪变化因果关系分析

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与犯罪总量变化、城市规模与犯罪增长率变化的数量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城市化与犯罪变化有着密切相关关系。

城市的犯罪率高于农村的犯罪率,规模大的城市犯罪率的增长高于规模小的城市。为什么城市和犯罪呈现出如此的关系呢?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判定城市化和犯罪数量增长之间究竟只是一种简单的相关关系还是具有因果关系。

犯罪空间理论认为:任何犯罪都是在一定空间中进行的,对于犯罪空间对犯罪行为影响的研究在犯罪学研究中也被称为犯罪地理学。犯罪地理学认为:地理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工环境)造就了人类行为,人类潜在的良知和罪恶都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人类犯罪行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城市空间(包括物质空间和人文空间)对犯罪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下面运用犯罪空间理论对中国城市化与犯罪的关系进一步作具体分析。犯罪人和经济人一样都具备理性选择能力,犯罪人在作出犯罪决策前如同经济人一样对犯罪成本和犯罪所带来的收益进行理性计算,在选择犯罪空间的时候犯罪人同样遵循这样决策模式。杜德斌、汤建中以犯罪的期望效用和成功概率为空间变量,建立城市犯罪区位选择的微观模型,考察了单个罪犯在两个地区及多个地区的犯罪行为及其在各地区间的转换情况。结果显示:如果一个地区的期望效用和成功的慨率均较高,则罪犯将集中在这一地区作案而不会转移到其他地区,当两个地区的期望效用和成功概率不一样时,罪犯就会变换作案区位。这说明城市犯罪率之所以高于农村是犯罪人通过理性计算认为在城市犯罪更为经济。城市一般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量的人、财、物在城市中集中和流动,城市繁华的商业中心、人员集中的车站码头这些地方给犯罪人带来更多的机会和目标,这些地方一般都是城市犯罪的高发区。毛媛媛、戴慎志同志通过对上海市犯罪空间密度分布的实证研究证实商业中心和道路交通集散地是犯罪的高发区。对于城市治安来说,总会在空间上存在一些“治安盲区”,如较为空旷的厂区、偏僻的街道、人员混杂的住宅区等。对于我国的城市化来说,还有一个独有的特点,就是我国城市规模的扩大常常伴随着将城市郊区原来的农村用地转为城市用地、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这一区域多处在城乡结合部。这一地区存在大量的出租房屋,人员结构复杂,是犯罪的多发地也是犯罪人藏身的有利地点。除了这些物质空间因素以外,城市的人文环境也容易引发犯罪。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城市里高度竞争的生存环境、快速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和缺少温情,这不仅使得部分陷入困境的人由于得不到他人的关怀和帮助而产生绝望和冲突的心理,也形成了人人自保不愿为他人挺身而出的社会环境,这些就助长了犯罪人的犯罪心理,为犯罪提供了有利的人文环境。中国的城市化的后果包括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特别是城市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流动人口作为犯罪高发的一个群体,其总量的增加也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

可以得出结论,城市化与犯罪数量的增加具有密切关系,急剧扩大的城市规模为犯罪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城市化是犯罪数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 2020年的中国[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2] 汪冬梅.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山东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3.

[3] 参见荆轲著.峰谷探迷——中国犯罪问题的数量分析与预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72.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城市化质量;测度;主成分法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2-0127-06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建设现代化的都市已经成为了各个城市的目标。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极大地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随之而来的城市化的质量问题逐渐成为我们必须加以关注的焦点。单纯的城市化率,并不能真正反映城市化给一个城市所带来的发展。而城市化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加强城市化质量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在对我国城市化质量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城市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各位学者根据自己对城市化质量的理解构建了不同的指标体系。李林认为,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应当分为发展水平指标和发展潜力指标[1];孔凡文提出通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生活方式、人居环境、城镇管理六个方面来建立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2];熊婷燕也提出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质量以及资源环境四个方面来建立指标体系[3]。可以看出,这些质量测度指标体系从本质上而言都是对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环境发展进行测度,其差别在于选取了不同的实现指标。

在城市化质量测度的方法运用上,袁晓玲等运用聚类分析,分析了陕西城市化质量[4];郑亚平、聂锐,运用重力模型对我国城市化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了研究[5];白先春运用ANN中前向三层BP网络构造了预警方法来对城市化质量进行预警[6]。这些学者运用的方法评价主要是运用了一些统计方面的方法对所确立的指标进行一个加权,并最终得到测评结果。

在空间城市化质量方面,郑文升、王晓芳、李诚固的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发展持续领先于中西部城市,由南至北的梯度差异格局显著,中部城市发展速度较快,城市群间差异较为突出[7];汪小青、张晓玲(2004)得出,华东地区城市化质量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结论都揭示了在空间上,我国东部城市化质量领先西部,同时诸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我国少有的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

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化质量的相关研究,主要都集中在对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并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分析上,具体进行深入定量分析的研究较少,同时现有研究都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在考察城市化质量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城市化率这个最为关键的指标。这意味着,他们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城市发展水平进行了一个测度而并非对城市化质量进行的测度。基于此,本文首先在总结前面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包含城市化率在内的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然后借用了主成分分析法中确定权重的方法,对测度体系中的各个指标确立了客观权重,最终对我国的城市化质量进行了测度和分析。

二、指标确定及描述

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涉及众多的领域。为了全面准确地界定城市化质量,有必要设计一套测度指标体系,从定量评价和定性描述两方面反映评价对象的系统特征。在具体操作中,不仅要对指标体系中的要素进行静态评价,而且还需要对目前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资源和生态变化、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动态变化进行预测评价。另外,城市化质量测度的指标是以城市化质量内涵为基础,一方面要反映城市化发展的共性,另一方面也要体现不同城市城市化发展的特性。从已有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到,在国内对城市化质量的测度指标都有着不同的认识。本文在各位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相协调的原则,初步确立了城市化质量的测度指标(如表1所示)。

1.经济指标

(1)GDP总量。一个城市的经济指标的衡量,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衡量:整体经济实力和个体经济实力。整体经济实力即将地区作为一个经济体来进行衡量,目前国际上均采用GDP总值来衡量经济体的实力。GDP总值越大,经济发展越好。

(2)人均GDP。个体经济实力即对地区内的微观个体进行衡量,目前通用的衡量指标为人均GDP。人均GDP越高,则经济发展质量越高。

(3)就业率。就业率衡量的是一个地区劳动力的使用状况,它可以衡量地区经济运行状况,就业率越高,那么则证明该地区经济运行良好。

(4)一、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该比重可以很好地衡量出经济结构的问题,这主要是从整个经济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方面来进行衡量。一般而言,二、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越高,地区经济就发展越好。

(5)GDP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经济体如果能够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则表明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2.社会指标

社会指标上主要选取了科教、医疗卫生和道路交通来进行衡量。这里所指的社会指标主要是指与人民生活所息息相关的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在城市经济中,与居民联系最紧密的为以下三个指标:

(1)科教指标。科技是经济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而教育则是科技发展的动力以及各类人才的培养基地,因此,城市的教育状况,可以用来衡量城市的发展质量。为了对教育进行衡量,本文主要选取了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在校中学生占总人口比例,每百万人拥有高校数以及每万人拥有中学数由于我国施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因此,小学和初中阶段无论城市发展如何都几乎是保证一个相同的入学比例,所以,在研究中我们不将小学纳入考虑范围。而纳入中学主要是基于其高中教育。来进行衡量,上述指标越高,城市化质量越高。

(2)医疗卫生状况。医疗卫生状况直接衡量了城市的居民福利和生存问题。本文主要选取了每万人所拥有的医院数、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以及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量来衡量医疗卫生状况。城市人均所拥有的医院数、病床数以及医生数越大,城市化质量越高。

(3)交通状况。在城市当中,市政交通是人们工作出行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因此其为衡量城市化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衡量一个城市的交通状况中,我们主要选取了每万人拥有的公交车数量和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来进行衡量。城市中本指标越高,城市化质量越高。

3.环境指标

本文主要选取了人口密度、绿化面积以及污染物的处理来进行衡量城市环境。城市中人口密度越小,绿化率越高,污染物处理率越高,城市的居住环境则会越好,即城市化质量就会越高。

4.城市化水平

在研究当中,城市化水平通常用城市化率来表示。本文所用的城市化率为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

三、研究方法与工具

基于上述城市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中指标较多,数据信息量较大而又无法直接确定各指标权重的特点,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解决权重的问题。主成分分析法是由Hotelling于1933年提出的,它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降维,即将多个指标转化成较少的指标;二是确定各个主成分的权重并以此来计算得分。本文中主要是借用其第二个用途并做了一定改进来进行分析。

1.在已取得某项评价范围内各个评价单元因子评价分值的基础上,建立 n×m阶的评价分值矩阵G,即:

G=(G1,G2,…,Gm)=G11G12…G1m

G21G22…G2m

[][][]

Gn1Gn2…Gnm (1)

其中,Gj表示第 j个评价因子在各个评价单元上的得分形成的 n阶列向量,Gij表示Gj的第 i个分量,即第 j个评价因子在第 i个评价单元内的分值。

2.将评价分值矩阵 F中的每一个元素 Gij(i = 1,2,…,n;j = 1,2,…m)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将所有因子评价分值的均值变为0,方差变为 1,则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值为:

G′ij=(Gij-j)/σj(2)

其中,j为均值,σj为其对应的方差,即通过上式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通过坐标变化手段,将原来含有m个变量的G′j(j =1,2,…m)作线性变化,转化为另一组相互无关的综合变量 H1,H2,…,Hm,并且满足:

H1H2Hm=u11u12…u1n

u21u22…u2n

um1um2…um1×G′1G′2G′m(3)

H1,H2,…,Hm分别称为原始评价因子的第一,第二,…,第 p主成分,其中H1在总方差中占的比例最大,综合原始评价因子的能力最强,其余主成分在总方差中占的比例逐渐减少,即综合原始评价因子的能力依次减弱。

4.累积方差贡献率。主成分的提取主要是依据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主成分的方差占总方差的比重定义为方差贡献率,即:

ej=λj/∑mi=1λi (4)

方差贡献率描述了各主成分在反映各个原始评价因子信息量方面的能力大小,因此,在综合评价中可以用方差贡献率作为各个主成分的权重,实现对各个主成分的客观赋权。主成分方差贡献率的累加称为累积方差贡献率,即:

Ej=∑ji=1ei=∑ji=1λi/∑mk=1λk(5)

一般取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 85%―95%的特征值λ1,λ2,…,λp(p≤m)

5.单元综合评价分值计算。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对提取的前 p个主成分在每个单元内得分进行线性加权,得到每个评价单元内的综合评价值,计算公式为:

yi=∑pj=1ej×hij(6)

通过上式,最终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各个测度单元的最后得分。

上述步骤为主成分分析的一般方法。在本文中,出于需要,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在得到了yj的得分以后,由于存在着负值,首先以式进行标准化处理:

zi=yi-yiminyimax-yimin(7)

在得到上述标准化的指数以后,带入城市化率进行进一步处理:

z′i=zi/qi(8)

其中,qj为各个城市的城市化率,z′为我们考虑进城市化率的影响以后的最终得分。

最后,为了对我国的城市化质量进行对比,我们再次对各个城市的得分进行一个标准化,其公式为:

z″i=100×z′i-z′iminz′imax-z′imin(9)

这样,我们就将各个城市城市化质量的得分转化成了0―100之间的标准化数据,以便于我们进行比较。

四、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7》,全部为2006年的统计数据。为了准确地测度和反映我国大中城市城市化发展的质量,本文选取了我国四个直辖市和26个省会城市(拉萨拉萨的各个数据指标在年鉴上均未反映出来。除外)进行了测度,并最终得出了相关的结论。

2.数据处理

在本文中,由于仅有人口密度是一个负值(即该值越大,城市化质量会越低),出于本文分析的需要,文中取其倒数并乘以1 000作为最终衡量数据。同时,由于福州的城市化率出现了缺失值,本文用各个城市的平均值进行代替。

3.实证分析

为了对我国城市化质量进行测度,需要首先对主成分进行分析,以确定主成分数并以此来确定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通过分析,得到了主成分的结果(如表2所示)。

由于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的目的不是降维,因此,选择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1的所有主成分,以此来准确地对城市化质量进行分析。从表2可得,自第22个主成分开始,其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1,因此选择其前22个主成分,它们完整地衡量了本指标体系所包含的24个评价指标。同时由于我们取的是累积方差贡献率为1前的所有主成分,因此所有的指标都涵盖在了这22个主成分当中,因而不需要考虑各个主成分的荷载矩阵。

在确定了主成分以后,运用公式(6)、(7)、(8)、(9)进行计算,最终得到了各城市城市化质量得分(见表3)。

对表3中各城市城市化质量的得分,本文主要研究其最终得分值z″i。从表3可得,城市化质量得分最高的为长沙市,其值为100,即长沙市城市化质量为中国最高的都市。得分最低的则为重庆市,其值为0,即重庆市城市化质量为中国最低的都市。由于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的处理,本数据仅是一个相对值而非绝对值。因此长沙市和重庆市的得分仅为相对值而非绝对值。

对于中国城市化质量相对最好的长沙市,其高质量的城市化道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等指标在全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较为靠后,长沙市并没有盲目的不切实际的提高城市化率,其城市化率仅为35.76%。相比其他城市盲目粗放的提高城市化率,长沙市这种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环境相协调的城市化道路,值得我国其他城市借鉴。重庆市作为我国人口和面积最大的直辖市,在城市化质量上位居我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最后。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我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急于追赶北京和上海,从而导致城市化率很高但是相应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指标却未能跟上,导致了其城市化质量的低下。这种过分地追求高城市化率的粗放型的城市化道路,最终会成为城市持续发展的障碍。

下面对30个大中城市进行分类,其平均得分为61.91分,这接近于我们通常所采用的记分卡的及格线(60分)。为了对我国城市化质量做进一步分析,需要按照其得分高低对各城市进行归类。运用美国通常的等级划分法,划定90+为A,80+为B,70+为C,60+为D,60-为E,其中A为很好,B为好,C为良,D为中,E为差,结果见表4。

如表5所示,从整体上看,我国有50%的省会及直辖市的城市化质量都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下面对城市化质量各等级中主要城市进行简要分析,由于前文已对长沙市和重庆市进行了分析,故不在对其进行分析。

(1)A级。在A级城市中,长春市作为中国最老的工业基地之一,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经济实力很强,同时在社会指标以及环境指标的建设方面,都很好地得到了发展,因此其城市化质量很高。广州市作为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都市之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直注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其城市化质量也相对较高。

(2)B级。在B级的各城市中,尽管呼和浩特市的经济、社会等方面并不能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提并论,但是其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其为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一直都强调协调发展而不是过分地追求现代化,因此其城市化质量较高。杭州和合肥则地处中国东部地区,不论是自然条件还是人文条件都很好,它们都很注意整个城市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3)C级。在C级城市中,各城市主要是利用便利的交通以及自身的资源和周围城市的辐射进行发展,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都比较注重非经济指标的发展,而且这几座城市的重工业等相对较少,环境以及居住条件等都比较好,因此其城市化质量为良。

(4)D级。在D级的城市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为北京和上海城市。北京和上海在我国城市竞争力综合报告中,位于综合竞争力的前列,其经济指标远远超过其他城市,社会指标上也相当理想。但是由于城市负载的人口太大,导致其城市化率超过了城市负载。过度的城市化带来了大量的城市病,比如人口密度,居住环境等方面,从而导致其城市化质量较低。

(5)E级。在E级中,大部分城市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它们的城市化道路大都采取的是一种粗放型发展道路,因此其城市化质量较差。在这个等级中需要关注的是天津市,类似于北京市和上海市,天津市由于城市负载过大而导致其城市化质量较低。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城市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的基础上,对我国30个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进行了测度,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城市化质量相对较低。根据前文的城市化质量得分及等级划分,我国位于中高质量的城市数量过少,而位于低质量的城市则过多。这个状况表明,目前我国各省市并没有走集约型高质量的城市化道路。

第二,我国城市化质量从东向西逐渐递减。就空间角度而言,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质量相对较高,而西部地区城市化质量普遍偏低。这个布局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布局类似,由此可以看到,就某种程度上而言,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质量存在着某种关联关系,即合理科学的城市化道路,将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于过分追求纯经济增长以及体制与认识上的原因,导致了我国大多数城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往往单纯地追求高城市化率而忽视了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这种不合理的城市化道路,造成了我国城市化的畸形发展,最后导致了城市化质量的低下。实际上,城市化进程应当是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的一个过程,只有在这种和谐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上,城市化才能实现其真正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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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孔凡文.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问题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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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亚平,聂锐.从城市化质量认识省域经济发展差距[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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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产业结构;城市化;机理

一、我国城市化现状分析

回顾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主导、以牺牲农村为前提的一种城乡二元结构自我积累式的城市化。此阶段的城市化呈现缓慢的上升,表现为靠自我积累强行推进工业化,导致工业化推进得越猛烈,城市化发展得就越缓慢,而我国城乡封闭政策就是在维持这种积累模式设计的。当然这阶段的城市化还伴随着“”和出于政治、国防等方面考虑而实行的几十万知识青年从城市“上山下乡”,但整体表现出“工业化时期的控制城市化”。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城市化一直在弥补因原有城乡封闭结构造成的历史欠账;另一方面,土地使用制度、“分税制”、住房制度等一揽子制度改革,从根本上将原有封存已久的存量资本调动起来,刺激国内市场迅速扩大,加之原有户籍管理的不断趋于弱化,进一步驱动了国内城市化的发展速率。从图1可以看出经过了改革开放后的18年的积累过程,我国高速城市化发展大致在1996年后左右开始,并产生突变。城市化率由1996年的29.04%提高到2011年的47%,平均每年保持1.12% 的增速。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1、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

2011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47%,这一数字不仅包括了城市中的暂住人口、建制镇中的亦工亦农人口,甚至镇域范围内的农业人口都算在内。这一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70%—80%的城市化水平有很大差距,也未达到国民收入同中国水平差不多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60%以上的水平。

2、城市化发展不均衡,地域差异明显

从总体情况上看,我国城市化发展层次呈东高西低状态,即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这种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决定了城市在发展建设、规模和建设特点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地域差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地带大都市区均地处东部沿海,一些大都市连在一起形成了大都市连绵区。2011年底,全国城市总数为655个。其中东部有297个,占总数的45%;中部有242个,占总数的37%;西部有116个,占总数的18%。东、中、西三大地带城市空间分布出现东南部密集、西北部稀疏的现象。东部地区基本形成城镇网络体系,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区域经济中发挥中心作用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较少,西部地区较大城市仅限于省会城市,城市体系不够完善。

3、我国城市化具有伪城市化现象

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农村青壮年奔向城市,甚至走到离家很远的经济较发达地区,例如到北京、上海、广东、浙江一带去工作,但他们多是只是把进城务工作为一种增加收入的途径.并未考虑要定居在城市,最终他们还是要回到农村。多年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也使得这些人口无法成为真正的市民,因为他们在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均享受不到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状态。但是国家在统计时,也将这一部分统计为城市人口范围内。另外一些农民因土地被征用,身份转为市民,他们一方面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另一方面却为谋得另外一份替代的工作,导致城市内部形成新的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在以上基础上的统计结果显示的是一种伪城市化。

三、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化的作用机理

考察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发现,总体上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化的影响主要分为三部分: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城市化的影响、资金部门转移对城市化的影响、技术进步对城市化的影响。

1、劳动力的部门转移对城市化的响应与反馈

根据配·克拉克定理。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与之相应,农业劳动力逐步减少,工业劳动力则呈现先上升而后相对趋于稳定,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伴随着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转移,相应的城市化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

2、资金的部门转移对城市化的响应与反馈

资本是一国实现工业化发展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资本具有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两种形式。货币形态的资本运行,引导着社会资源在各产业间流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产业结构实际上就是一国生产资源的投入结构。因此资本以及相应的投资是调整己过时产业结构的直接手段。进一步加大第二、三产业的投资是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资本的本质就是追逐利润。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低的劳动生产率和回报率,促使大量的资本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3、技术进步对城市化的响应与反馈

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进而促进城市化经济增长,其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变化提高了经济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二是技术进步导致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出现差异,促使资源从其他部门不断流入该部门,从而推动总体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

从需求方面来看,社会需求和需求结构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有关产业要素的投入。推动各产业部门出现不同程度的技术进步,促使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

总之,技术进步推动了三大产业的发展,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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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南生.中国的城市化[J]管理世界,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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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艳军,李诚固,孙迪.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响应的历史路径及其驱动因素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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