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新闻生产与公共性

就理想角度看,大众传媒的根本属性和价值纬度应该是公共性:以塑造传媒公共领域为期待,以公共利益至上为目标,以公共话语实践为行动。如何促进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既是新闻从业者不懈努力的使命,也是传播研究者持续关注的焦点。从拉萨烧事件、汶川大地震到北京奥运会,从“三鹿”毒奶粉事件、山寨文化到一系列……近年来,这些发生于中国场域中的焦点事件,给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充满张力的实证材料。

为凝聚青年传播精英,推动学术研究水平,提供学术交流、观点碰撞和思想激荡的平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于2009年10月25日联合主办了“传媒与公共性”第二届中国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追求高起点、高层次,强调有创见、有质量,不求惊人之语、但求理性之音;不求话题广泛、但求学术规范,自3月份征文后共收到投稿论文60余篇,最后入选论文20篇。会议不设分会场,且者同时兼做点评人,由此给参会者提供一个思想激荡、观点交锋的公共学术空间。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10多所新闻院校的青年传播学者汇聚复旦,针对中国当下传媒的体制、实践和话语进行深入分析。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教授、副主任殷晓蓉教授作为嘉宾对会议进行了精彩的总点评。

特征:公共性的复杂呈现

处于风险社会的当下中国,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尤其频发,与之相关的信息传播、新闻报道及社会运动等议题成为本次研讨会的关注焦点之一。汕头大学陈岳芬指出,现场的信息传播主要是人际传播,“从突发性事件凸显到爆发,信息的传播主要经历了传言四起、谣言流蹿、从舆论转化为行动三个阶段”,其间,无论群体的聚合还是信息的传播,均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并受制于社会现实及其传受双方的心理机制。广州大学徐晖明针对2008年议题进行抽样调查,试图检验网络接触、网络信任等条件因素对架构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情境下的架构带有“宣传”或“劝服”的成分,人际交流、政治兴趣对架构效应具有直接影响,“自认为对事件的了解程度”是条件因素和架构效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而“对事件的了解程度”则不是一个单独起作用的有效中介变量。

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以贵州瓮安“俯卧撑”事件、云南晋宁“躲猫猫”事件为例,探讨了危机话语的建构过程、“网络监督”话语及其实践,并经由对危机建构的分析来揭示媒体生态和新闻实践对危机的影响。他认为,这两起危机事件中“戏仿的政治”标志着公民尤其网络公民意识的兴起,预示着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的出现。但是“这种戏仿的政治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很可能表达了玩世不恭或愤世嫉俗而不是健康的怀疑精神”。此外,新闻媒体对的报道主要站在政府角度,缺乏自主性。据不完全统计,32%的新闻只是对政府召开的会议进行了简单转述,61%的新闻是政府或法医的官方信息,46%的新闻有政府官员的直接引语,而有普通民众直接引语的新闻只有25%。

基于互联网的新闻生产和信息传播无疑呈现出与传统媒体不同的符号特征、传播特点和文化现象,与之相关的社会控制也呈现出不同的监管方式。对此,不少青年传播学者进行了细致分析和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雷蔚真、曹小杰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考察近年来热点事件型网络语符的生发过程发现:“正是网民在互联网语境下累积的自组织行为,导致了网络语符的生发与传播扩散,其中转型社会中频发的社会事件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网络语符体现的是官民话语的博弈,本质上隶属于自下而上的民间话语体系。”深圳大学周裕琼对杭州飚车案肇事者胡斌“替身”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过程进行研究,认为其呈现出中国现阶段社会谣言传播的典型特征:其语境是网民以大规模集体合作方式寻求非官方的“真相”;其内容既源自人们对社会现实(包括政治和司法现实)的假想,又取材自网络群体议论所产生的即兴新闻;其功能是以群体智慧来求得对事件的满意答案。而官方在应对网络谣言时存在错过辟谣的最佳时机、辟谣方式过于陈旧、过于依赖硬性手段控制谣言等问题。

中国社科院姜飞、黑龙江大学黄廓以2008年“山寨文化”的盛行为例,分析了这种网络文化的发展历史、生成机制,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权”与“势”的博弈可以为这些问题号脉:传播领域的“传播权”和“传播势”的博弈,一方面提示了从传统媒体时代向数字媒体时代传播主体力量的变迁轨迹,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网络新媒体时代传播的核心特点。因而,“不能单纯地给山寨现象打上复制和盗版的标签,它的出现是社会更加宽容和开放的结果。它的存在是与大众对主流文化改革的巨大呼声相吻合的”,对“山寨文化”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善待、宽容、保护并帮助其找到正确的路。北京大学吴靖则从新媒介技术、文化形构与生产方式三个不同视角分析山寨作为经济、文化与修辞现象的特征及社会意涵。她认为,不同领域的山寨现象既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症候,又相互勾连,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实验新的社会模式、文化理想与公民意识的场所,“山寨现象是中国在摸索另类发展模式过程中的经济与文化实验”。

复旦大学沈国麟、陈晓媛探讨了美国网络监管中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的矛盾,提出美国互联网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就国家安全而言,传统的渠道监管在新媒体崛起的背景下已经不得不转向‘渠道+内容’并举的监督方式”,这种转变背后涉及美国社会调整矛盾的基本机制――独立的司法机构与公共舆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徐静以“河南核泄漏恐慌”为例研究谣言传播中舆论引导的受众意识,他提出,地方宣传部门缺乏对谣言传播进行舆论引导的受众意识是导致谣言大规模传播并造成破坏的主要原因。其主要表现在“缺乏对公众谣言接受心理的了解,缺乏对受众媒介环境的准确把握,缺乏对受众知晓权的尊重”。

此外,与会者也就大众传媒对焦点事件的新闻报道、手机新媒体的传播特点等不同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复旦大学胡春阳、王昀以房产新闻为例剖析了经济新闻的话语迷思,指出新闻叙事话语本身存在着极大的“合理想象”空间,这种经过“合理想象”而形成并强化了的迷思被人们当作常识接受。浙江工业大学周琼分析了《纽约时报》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将其呈现出的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强化原汁原味的中国元素文化符号,大幅增加有关中国的“软文化”报道,显性建构正面信息,隐性建构负面信息。中国传媒大学张洁关注戏谑性政治短信在中国的流行现象,她通过对16位短信的深度访问、对508位手机用户的问卷调查发现,这种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短信并不是商业利益驱动的产物,而是纯粹的个人自发行为,是典型的“人际传播”。针对此类短信流行的原因,50.8%的受访者认为“人们有不良情绪或压力,通过这种短信进行宣泄”,42.3%的受访者认为是“有人闲得无聊,通过这种短信找乐子”,38.6%的受访者认为是“大多数人收发此类短信纯属跟风,并没有什么特别考虑”。

控制:公共性的影响因素

关于影响传媒公共性的因素,一些青年传播学者从新闻生产的责任主体、参与群体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意识、角色认知,以及在传媒上进行观点表达的专家学者,都是影响传媒与公共性关系的内在因素。复旦大学马凌以2007年“北大教授与独立评论人豪赌深圳房价”为个案分析传媒上的专家,发现此类“表达性事件”(expressive events)中,被加冕的“独立评论人”、被抹黑的“北大教授”、被卷入的诸位名人,都成了被新闻生产场域塑造的符号、自愿或不自愿的民意代言人,争论双方的真实身份被传媒有意地“强调”或“无视”。她援引齐格蒙?鲍曼关于知识分子的二元划分提出,“立法者”生活在一元论的世界,而从风险社会的角度衡量,“阐释者”富于民主协商的色彩,更适应当代社会情境。遗憾的是,参与新闻生产的专家习惯于充当富于权威的“立法者”,他们本该预警风险、分析风险、化解风险,却可能忽视风险、制造风险、放大风险。中国人民大学陈阳纵向回顾了当代中国记者职业角色的变化轨迹:新闻媒体的功能从提供观点转向报道事实,新闻记者的职业角色从参与者转向观察者。不过,“参与者和观察者应该是交织在一起的,并非截然分开”。影响媒体功能转变、记者角色转型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新闻环境、报道空间的紧缩促使记者自我保护意识强化,媒体放弃观点、转向事实;另一方面在于受众越来越成熟和理性,需要深度报道而非肤浅信息,需要事实而非观点,需要自己形成判断而非接受被灌输的结论。

从新闻生产的动态过程看,外部行政控制、商业控制的“内在化”也是影响传媒自主性、影响其公共立场的重要原因。复旦大学张志安以2008年“毒奶粉”事件的报道为个案,分析新闻生产中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现象,即在没有明确外部审查机制和审查要求的情况下,从业者和媒介组织对新闻生产进行的自我监管或自我控制。通过深度访谈,他发现,基于对奥运期间新闻报道环境趋紧的审慎判断和对媒介组织自身面临的政治风险的担忧,使原本有机会比《东方早报》更早报道“毒奶粉”事件的媒体放弃了揭示真相的机会。同时,来自三鹿这种大型企业的商业控制及其可能采取的法律诉讼手段,是前期不少媒体发现毒奶粉问题却不敢点名的重要原因。南京大学胡菡菡对网易“新闻跟帖”进行研究,提出网络新闻评论使新闻具有了对话性,为公共领域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网络媒介在日常运作中,对建构公共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通过资源统合,为网络新闻评论提供更丰富的议程资源;通过内容加工,为网络新闻评论树立价值体系。此外,“尽管网络媒介自身受到国家力量的干预,但由于商业驱动的存在,它仍然会成为建构公共领域的天然支持者”。她的观点揭示了商业性对传媒公共性的复杂影响,尤其在网络评论实践过程中的“解放”力量。

中国传媒大学徐帆从“身份”与“路径”两个层面切入,指出了“公共频道”在中国真实而复杂的现状:“公共频道”自1998年在中国电视界出现,它的缘起和内涵便与公共电视大相径庭;当下采用频道层面的“小鱼模式”,是公共电视实践从节目层面的“虾米模式”向制度层面的“大鱼模式”演进的中间路径,其发展空间与资源被大量使用同一呼号、并变相进行市场竞争的“公共频道”所占用。他的研究,对解读中国社会的政经社情、中国电视的复杂格局如何影响电视传媒的公共性有所启发:中国公共电视的种种模糊与暧昧,暗合着改革开放以来“摸着石头过河”论以及“黑猫白猫”论的指导精神,这正是转型而非稳态社会之历史进程中的特殊范式。

对策:公共性的促进建议

传媒的公共性最终体现于坚持公共立场的新闻生产,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传媒表现,对此,与会学者针对各自关注的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尽管这些建议难免带有理想化色彩,却依然值得政府、传媒及公众在行动中去共同实践。

中国传媒大学曾庆香、武警江苏总队李蔚将参与者没有具体行动目标的称为“发泄型”,认为这种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群体磨合、群体兴奋和社会感染。“每个阶段的信息传播特征明显,其中传播的流言被政治化,并体现群体的普遍情绪”,相关的新闻报道主要有两种框架:“蛊惑”与“教唆”框架、社会冲突框架。就如何改进新闻媒体对发泄型的报道,避免流言盛行、社会不稳,她们提出,媒体要围绕公权力这个关键澄清事实,坚持信息的公开、透明,去除其中的政治化色彩与集体记忆,同时积极地表达民意,及时报道“急流险滩”,发挥“船头t望者”和“社会解压阀”的作用。徐州师范大学贾广惠提出,要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提高传媒公共性,需要强化传媒的责任,打破地域局限,培育不同层次的公民社会引导公共参与,并对传媒形成一种纠偏机制。他没有将这种期待寄托于传媒对现行体制的“挣脱”,而是“寄希望于传媒中出现一定的联合,由中央部委牵头确定少数几个试点,赋予它们独立调查公共问题的权利”。

复旦大学章平考察了《人民日报》、《京华时报》、《中国青年报》以及《经济观察报》等四家报纸对医疗体制改革的报道,发现大众传媒为人们提供了医疗体制改革的多维图景,提供了话语交流平台和传播通道,发挥“建议”、“批评”、“商谈”职能,促成医改转向成为中央政府的正式议程。“公共商议得以形成的条件来自意识形态正当性的获得、公共商议过程中的公共理性以及有效抗衡利益主体的干预”,她指出,大众传媒应该设置关于公共事务的报道议程,促成公共商讨在大众传媒话语空间中停留、持续和演进。由此,积极影响公共决策,发挥公共商议平台的作用。

中国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是一项由国内青年新闻传播学者自主发起组织的学术会议,旨在促进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碰撞,提高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水平。2008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联合主办了第一届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第二届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的召开,适逢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教育机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80周年院庆,青年传播新锐们率真的交流、智慧的碰撞也给这个节日献上了一份独特的思想贺礼。■

(作者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