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通识教育

中国人不仅要创新，更要继承，经典正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精品。

现在，很客观地讲，不光是中国人，整个世界都已经不可能离开中国的崛起来讨论全球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实际的现象。

然而，中国教育现在急切需要回答好四个关键问题：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维持精英教育水准；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如何做到课程少而精；在高度功利化商品化的工商业社会中，如何使大学保持安静、相对不功利，远离商业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兼顾坚持中国文明的主体性。而通识教育之道，全人教育也好，人格教育也好，价值教育也好，不管怎么阐释，它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本科生的教学质量。

这里面有一个观念问题。通识教育不是以往意义上的精英教育，它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情况下对全校学生的共同教育，所以通识教育课程必须和一般的选修课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分。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纲，也就是最中心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突出全球化的问题，二是中国崛起的问题。

清华上通识教育课，人们发现大学生的阅读能力低得惊人。学生很浮躁，热衷于包括社团在内的许多活动，就是不爱读书，处于不思考的状态。这和中国大学庞杂的课程设置有关。一个学生一学期要选12门课，而美国学生一学期就4门课。他们的课程对学习质量要求都很明确，一定要达到某个标准才可以通过，所以学一门是一门，而中国的要求低、阅读量小。这里的通选课是在原有专业课不动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课，而这些课无论老师、学生、学校或许都认为可有可无，只不过多点课外知识即可。

通识教育的关键在于共同核心课的设置。而评价通识课程的好坏，在于是否提升了教学质量。评价标准有两个，一个是阅读量，一个是小班讨论。一学期讲半部《孟子》，比讲一部哲学史的效果还好。比如中山大学的通识课中，有一门是“中国古代史”。这门300人的大课，只有60人来自历史系本系的学生，其余学生都来自非本专业，他们得到的训练与历史系学生毫无差别。这门课要求读50篇研究文献，配12个博士生做助教，分成十四五个小班参与讨论。考试分数由期末考试30％、作业50％、小班讨论20％组成。

通识课程有两大中心，一是突出全球化问题，二是中国文明问题。经典的选择不应该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各种文化，各种观念，各种价值，只要以学术为本，都可以相互碰撞。因此，经典阅读要包括中外经典。我主张中西并举，西方经典与中国经典并举。我们现在进入中国的传统经典，都不是从中国的脉络进入的，而是从西方文明的角度来看的，所以不了解西方，实际上也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只有在真正进入了西方以后，了解得越深，才能够从西方文明中解脱出来，进入对中国文明的理解。

(摘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