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浅析

时间:2022-08-11 01:50:06

公共产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浅析

摘要:本文将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相关理论,探讨公共产品的价值决定及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异同,分析公共产品在政府主导的分配中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正确界定,希望能为我国公共产品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公共产品;价值;使用价值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89-03

一、引言

公共产品(Public good)是私人产品的对称,亦称“公共财货”、“公共物品”。指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由于公共产品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它的自身特征决定了公共产品不能像私人产品那样通过市场来提供。而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政府生产公共产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人们观念的变化,私人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涉足公共产品的生产环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形式也呈现多样化趋势。

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公共生产。即由公共部门生产出公共产品,然后,由公共部门向社会提供(包括物品和劳务)。二是私人生产。公共提供公共产品并不一定都要由公共部门生产,有时由政府购入私人产品,然后向市场提供;也可将公共产品或服务外包与私人生产并提供。三是混合生产。一般的,公共产品应由公共部门提供。然而有些准公共产品,尤其是在性质上接近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在向社会提供过程中,为了平衡获益者与非获益者的负担,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政府往往也采取类似于市场产品的供应方式,即按某种价格标准向消费者收费供应。这样,消费者必须通过付款才能获得消费权。

然而无论公共产品的生产采取何种方式,商品经济条件下都必须涉及产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尤其是当私人进入公共产品生产,公共产品的提供增加了政府购买这一环节以后。公共产品的定价也必须基于商品的价值。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表现为一定的货币数额,公共产品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市场机制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不充足,政府在公共产品的定价方面的作用则显得尤其重要,必须准确反映价值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商品的有用性,不干扰市场机制同时兼顾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保证政府与社会的对等、保证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本文将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相关理论,探讨公共产品的价值决定及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异同,分析公共产品在政府主导的分配中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正确界定,旨在为我国公共产品的发展添砖添瓦。

二、对公共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说明

公共产品价值的概念与一般商品相同,“劳动创造价值”是价值论最简单又最具有代表意义的表述。但是在劳动价值论提出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如要素价值论等等,该理论就是认为创造价值的不仅仅有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也是创造价值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

其实这些所谓的“价值决定论”都是对“价值”这个概念理解的混淆所导致的。这种现象在马克思时代之前尤为普遍,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马克思之前即使是支持“劳动价值论”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都不能透彻的剖析“价值”这个概念的含义以及它在商品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在那个年代“价值”往往会被混进去属于“使用价值”范畴的某些概念,这也就为类似于“要素价值论”等错误理论提供了可乘之机。当代的许多争议的错误根源亦在于此。

马克思对价值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性地引入了劳动的二重性,即劳动同时具有抽象劳动性质和具体劳动性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商品的二重性,即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抽象劳动性质创造商品的价值,而劳动的具体劳动的性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正确的理解商品二重性是讨论公共产品价值相关问题的前提。

从马克思将劳动二重性引入政治经济学以后,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才有所定向。对公共产品而言,公共产品的有用性被定义为使用价值,而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被定义为价值。至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衡量则采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其实对于此学者们仍然争议颇多,有的人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虽然被用来衡量劳动的量,但是这个时间只能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而无法真正的付诸实践予以计算,因此商品的价值量不能得到衡量。但笔者认为价值这个概念之所以区别于使用价值,主要是价值这个概念为商品提供了一个评价体系,价值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抛开商品的具体形态来讨论其量的差别。这就为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商品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可以比较的平台。而劳动同资本土地一样虽然同属于生产资料但却能够区别于其他生产资料而成为评价价值的指标就是因为其独特的二重性:一方面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具有特殊的有用性,另一方面却能在有用性的差别基础之上更具有一种无差别的比较性。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是首先把各种商品在整个社大生产中的比例予以确定,然后使得每种商品的生产能够用一种社会平均化的生产水平给予衡量。这对于《资本论》的写作目的――从哲学的角度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以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的。那些企图妄想在现实中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能正确理解《资本论》作者写作意图的表现。

所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在理论上是不严谨的,它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某些区别。因此与其这样,倒不如用“生产要素使用价值论”的表述来的更加贴切。生产要素创造使用价值是无可争议的,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中只能共同组成新的使用价值,劳动也不例外。但是说生产要素创造了商品价值的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价值是抛开有形商品有用性的一种同质的可比性,这一要求在各生产要素中只有劳动的二重性可以满足。也有人把试图用商品的效用即商品给人所带来的满足的程度来代替劳动而产生了效用价值论,这种价值论不需要建立在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之上,因此该理论常常被许多人用作攻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具。但是这种价值论没有一个统一而客观的衡量标准:由于个人喜好不同而使得商品的价值不同,这显然是不符合建立价值概念的本意的。

既然劳动价值论的优点如此明显,那为何在马克思的理论提出来后会产生数百年的争论且至今仍没有定论呢:马克思的追随者们运用各种方法例如扩大劳动的内涵和外延坚持着劳动价值论以适应社会发展;而反对者们则能从各个角度否定劳动价值论,各式各样的价值论如效用价值论亦或是供求价值论都有其忠实的追随者。恰恰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从马克思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人们的实际经济生活来看,价值这个概念正逐渐地被淡化,人们似乎不需要知道“价值”具体是多少究竟是什么也能从理论上和现实上把经济生活顺利地进行下去。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供求价值论或是效用价值论无一例外的庸俗化

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而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使用价值上。我们的国民收入核算考察的对象似乎也是使用价值的量。而有不少人反对劳动价值论的理由就是这些。

其实这些事实的存在并不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首先,理论上的争论虽然激烈但并不是必然导致一方正确一方错误,由于不同的分析方法不同的逻辑起点而产生的不同的结论是很难在同一个基础上进行比较的。其次,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更多的考虑使用价值也是合理的,毕竟商品的有用性才是我们最终所需要的。“价值”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作为一个理论工具是有其特殊的适用范围的,我们不能要求过多对于超出范围以外的现象的解释。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公共产品的价值与一般商品一样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只有商品经济需要进行物物交换才需要衡量商品的价值。在商品经济之前生产力并不发达,人们生产的产品只够自己使用,商品经济已经消亡,所有社会总产品按需分配,也不需要人与人之间进行物与物的交以用于交换的产品,因此没有价值的概念;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交换,这种情况下也不需要价值这个评价指标。因此价值理论的运用有其特定的历史范畴。但是在那个时候劳动者生产的产品的有用性依然存在,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社会产品或者社会财富用于分配。

三、价值理论在公共产品提供中的界定

公共产品的提供即公共产品政府主导下的分配。参与公共产品生产的生产要素有多种多样,但总的可以归为三类,即土地(广义的土地包括地面、水面上下的一切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土地、资本和劳动三种要素也可归纳为两大类,即劳动和非劳动的生产要素。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活动往往不是也不可能是自发的。它们都是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意志下参与生产活动。当然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自身,也可以和作为劳动的生产要素一样参与劳动。那这时这些所有者本身即是劳动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者又是非劳动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者。因此无论是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还是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公共产品生产活动中其地位是同质不同量的。刨去参与非物质生产(这里的物质生产包括有确切形态的物的生产和没有确切形态的服务商品的生产)部门的人的活动,整个社会所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人几乎都可以归结为以上三大类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各种生产要素归不同的人所有,并且只有不同的生产要素按照一定的比例组合在一起才能完成生产活动,而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生存,当生产力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生产的目的则在形式上转化为最大数目的产品。因此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按照其在生产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分得一定的社会产品,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的。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并存在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对生产过程贡献力量。每个人能够自我的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就仅仅是自己的劳动,由于那个时代的社会产品的分配方式就是按照劳动者劳动的贡献分配。而在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整个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总产品相当丰富。因此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获得相应的产品。但是这里说的两种分配方式与我们国家当前的国情是不符合的,单纯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提供公共产品,是行不通的。

当前我们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没有完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各个生产要素还不同程度地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商品经济也没有完全消亡,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如果冒然实施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必然会引起实施上的困难和社会的混乱。因此当前我们必须实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它是实现的经济形式。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基本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公共产品也不例外。

前面已经论述了基本分配制度确立的由来,相信这些是没有争议的。既然如此又是什么决定公共产品的分配呢。其实只要不混淆了分配的对象,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我在本文中所有涉及分配的对象时使用的都是“社会总产品”或者“商品”等表述。那么参与分配的必然是参与生产分配对象的主体。这种表述基本上是不会引起混乱的,但虽然说商品经济的社会总产品或者说商品具有二重性,如果片面的使用“价值”或者“使用价值”来作为分配的对象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价值和使用价值只是产品在商品经济的表现――商品――的两个方面。并且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个概念严格来说都是属于价值理论范畴的,而分配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是全部的社会总产品,这两者分属于同一事物抽象和具体的两个方面。例如将分配的对象理解为商品的价值,那么必然会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分配的对象,从而得出类似于“劳动价值论是分配问题的理论依据并且只能实施按劳分配”的结论正是因为犯了这个错误而产生了理论上的混乱。而认为“不仅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否则无法参与分配”则是混淆了产品分配对象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

价值理和公共产品的分配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前文已经论述只有劳动决定价值才是正确的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所侧重的是劳动对于商品价值衡量所提供的一个指标体系,而这仅仅是商品二重性的一个方面,对于另一个方面即使用价值而言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例如资本等所作的贡献是不同量但同质的。而决定基本分配制度的是一个国家的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我们国家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实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也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必须采取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一切将价值理论作为分配理论的理论依据认为价值创造决定了价值分配等是不正确的。但两者之间又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在相同社会条件下如果一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提高,那么他在相同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必然增加,这样他所获得到报酬也会增加。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所生产的总价值量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由于生产率的提高相同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的量却大大提高了,并且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下降了。

当分配形式和分配对象确定以后,如何进行分配则是产品如何衡量的问题。对于商品具有二重性而言,使用价值在这产品分配衡量标准方面是有先天的优势的。首先我们知道在产品总量随生产率发生变化发生正相关的变化。使用价值总量也随之正相关变化,而价值总量是不变的,这也就使得在分配时人们往往把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作为分配报酬的衡量指标。至于现实生活中工人采用工资形式获得的报酬会随着工人生产产品总量的增加而增加,那也只是使用价值的货币表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里的货币工资增加是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工人的个人生产率大于社会平均生产率,从而个人必要劳动时间短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获得的超额利润的货币表现;其次产品的分配在人类历史上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提高到劳动者能够生产剩余产品后尤为重要,不论是现在的商品经济还是在商品经济消亡以后都无法避免。而恰恰相反商品的价值这个抽象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范畴,只有在商品经济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才存在。因此将价值作为产品分配的衡量指标有其局限性。在“价值”不存在时期,使用价值将以社会财富的形式出现,其质与量都不会发生改变,这也就为使用价值作为分配的衡量指标增添了合理性;再次“价值”作为一个抽象范畴里的概念,其主要作用在于衡量不同商品在彼此不相同的有用性外表下的共性。如果强行让它担当一个具体问题中的指标,必然会引起逻辑上的混乱和操作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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