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领导伦理研究

【内容提要】 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在领导活动的要素体系中，领导伦理居于最基础、最原创、最本质的地位。领导者的决策和行为方式都要受伦理指导和制约。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领导伦理领域存在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失范现象，突出表现在“公权力滥用”。领导伦理重构，是基于领导作为行为主体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是行为主体在道德活动中积极能动性的表现。

【关键词】 社会转型 领导伦理 道德

【作者单位】 邱素琴，浦东新区行政学院。

【中图分类号】C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03（2013）05-0030-04

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在于从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到新的发展轨道，而且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带来了全新的变化。领导伦理是从领导者品格特征的角度处理伦理问题，即“以美德为本的领导理论”，其体系的形成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这一理论认为：美德根植于个体内心深处和性情之中。着眼于领导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领导活动的要素体系中，领导伦理居于最基础、最原创、最本质的地位。领导者的决策和行为方式都要受伦理指导和制约。

一、社会转型的本质特征及其领导伦理的基本范畴

社会转型是一种渐进改革的道路。它不抛开原有的控制体系重新开始，把变革中的失衡保持在局部的、可控的状态之下。近100年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有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第二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是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

1. 社会转型的本质特征

社会转型的本质首先在于，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客观要求，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其次，当前的社会转型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关系向全球化扩张的产物；再次，当前社会转型的核心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解放，主要是达到人的全面发展以及高度文明的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为主动融入国际环境的过程中，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等领域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革，并且这一变革将是持续的、长期的。

――社会分化急剧加快。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冲击，社会组织结构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其结构模式多样化，异质性明显增强，资源配置方式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的改变导致了利益格局的变化，形成社会阶层分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面对新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矛盾，面对利益分化主导下的社会阶层分化，要求以全新的思维和科学的机制加强不同利益的协调，满足各个群体不同层面的需求。

――社会价值观多元化。随着改革开放，外来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传播，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交织，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主要有三种价值观形态同时并存：一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集体为本位的价值观；二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所形成的重功利、重才能的价值观；三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极端利己主义、绝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在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交融中要求保持和重建社会主流价值，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

――社会经济利益的调整和快速增长。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中国社会的转型发轫于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正常、快速和健康的推进时期。可持续发展问题，既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具体表现，又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这就要求积极应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挑战，比如环境问题、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公平公正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地区差距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影响整个国家进一步转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发展进程中，又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政治权威地位。但社会变革的过程往往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相互冲突中不断消长、推进。社会转型，不仅使人们的生存环境不断变更，社会角色不断转换，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变化，传统权威逐渐消失，新的法理型权威逐渐形成。日益开放的中国政治权威结构开始摆脱人治模式，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地位已日渐凸现。这对领导的伦理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执政党各级组织的领导者，不仅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责，而且居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其职业形象、道德操守既是社会成员关注的焦点，又对社会成员具有示范性、辐射性和价值导向作用。

2. 领导伦理的基本范畴

领导伦理以领导者的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着力研究领导者的伦理规范，即领导者在领导活动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为领导者应当处理好各种关系，培养领导者美德，实现领导过程的伦理价值及领导者的道德完善，提供正确的道德原则和实现途径。领导伦理的基本范畴应包括：

（1）个人品德。彼德・M・圣吉认为：领导者通过施加影响力使员工能心甘情愿地努力工作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影响力主要来源于非权力性影响力，在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四个要素（品德、能力、知识、感情）中，最不可缺失的是品德，品德具有不可替代性，品德比智慧、能力更加重要，更高一个层次。领导的个人品德往往作为领导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而被上升为社会公共管理和领导群体普遍追求的信念。它是领导伦理在个体层面的体现，规范和制约着领导的个体行为。一般而言，领导的个人品德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领导的思想态度。包括领导对职业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对相关工作的态度。领导只有对自己的领导价值观产生认同，并将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目标，才能激发其尽职尽责、努力工作的内动力。二是领导的思想品德。领导作为个体，首先是一个普通公民，他必须遵循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意识、道德意志和心理习惯等行为规范。作为领导，除了普通公民所追求的个人美德，如勤奋、忠诚、谦让等，还应该包括行使领导职权所必须具备的公正。这是领导群体在领导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规范。

（2）职业修养。领导的职业修养，即职业道德，这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中或劳动中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领导的职业道德是同公共行政职业相联系的，用以调整行政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其核心在于处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领导的职业道德的内容包括维护公共利益问题。领导的本质在于其公共性。领导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增进公共利益。因此，领导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必须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不能因为一己私利或者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而影响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正性。

（3）法律法规意识。宪法和法律是领导公正利益原则的具体体现，遵纪守法是领导履行义务的保证。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这不仅是法律制度不断健全的过程，也是人们的政治、文化观念转变的过程。作为普通公民，领导必须像其他人一样遵守宪法和法律；作为领导人员，更应当成为遵守法律的模范，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忠诚意识。国家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国家忠诚就是对公共利益的忠诚。行使公共行政职权的各级领导应该忠诚地维护国家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尽心尽力为国家工作。严守国家机密，切实维护国家利益，贯彻国家方针、政策。

（5）责任意识。从法律角度上讲，责任是一种义务，相对于权利而言，是自己必须要履行的一种职责。从本质上来讲，领导责任是领导与生俱来的使命。责任高于一切，责任比能力更重要，领导要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在领导活动中勤恳工作、认真负责，丁是丁，卯是卯。这是一种职责。

二、现阶段领导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

“失范”这一范畴最早是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提出的。杜尔凯将失范注释为“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成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①。在杜尔凯的分析中，价值标准、规范体系、意义系统的缺失或抵牾是社会失范的关键，也是伦理失范的基本特征。

（一）领导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

领导伦理失范是领导者权力行使的―种异化现象。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领导伦理领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失范现象，现阶段突出表现在“公权力滥用”。据《人民论坛》刊登的一项最新调研成果显示，在伦理道德方面，公众最不满意的群体，74.8%的受调查者选择“政府官员”。②调研认为，这一结果暴露的不是一般的社会心态和社会问题，而是具有深刻而直接的伦理意义。而据《人民论坛》去年一项关于影响科学发展十大障碍的调查显示，63.5%的受调查者选择“公权力滥用”，选项频率列于第一位。公权力是国家机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结合。在实际生活中，把国家公权力异化为某些掌握国家公权力的集团利益和个人牟取私利的工具，个别干部潜意识里是“公权使用最大化”。具体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 权权交易。即在权力再分配过程中以权换权，将市场交换原则运用于领导权力运作过程，变官场为市场，谋求权力的最大化。权权交易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且交易形式五花八门，有的是立法权盲目扩张，有的是行政权力无限膨胀；有的是在公权力“下”的行使者的主体不断变大，行政处罚权被滥用；有的是权力的随意衍生，即一项权力随意的衍生为多项权力。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大搞权力交易和权力消费，跑官卖官，违背了国家权力的本质规定，导致吏治腐败。

2. 权钱交易。即有的领导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本部门窃取公共资源，为自身牟取私利，侵害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实现本部门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突出表现为权力的寻租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权钱交易的形式和手段不断翻新，贿赂的媒介物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翻出新花样，或领导者以自己握有的权力为筹码，向企业或个人“出租”权力，索取高额回扣，获得暴利，或在招工招干、升学就业、出国等方面、索贿受贿等。权色交易作为权钱交易的一种异化，也是领导行为缺乏最基本的领导伦理规范的典型反映。

3. 渎职失责，不作为行为。渎职是指领导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不尽职责。其现实表现为或，搞形式主义；或随意决策，办事缺乏程序等；或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对群众反映的急、难、愁问题不闻不问，高高在上，热衷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属于“吏无吏德，官无官责”。

（二）领导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社会变动归根到底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同样，造成领导伦理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领导者自身素质方面的主观原因，也有对领导者行使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不力等客观因素。

1. 缺乏道德修养。在构成领导者影响力的诸要素中，领导者的道德修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智的领导者都会自觉地用领导的伦理规范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领导者虽然有提高自身生活质量和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但因为其掌握着公共权力，就应当有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和义务。当公与私之间发生冲突，需要他做出选择时，如果其自身道德修养不高，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道德观，缺乏为他人服务的宗旨意识，就会抵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领导者的行为就会偏离公平、公正、平等的轨道，权力就会被用来满足个人的私欲，从而导致领导伦理失范现象的发生。

2. 法律意识淡薄。现代法律精神体现的是正义和理性原则下的自由与责任、权力和义务的和谐一致，即基于形式法律的价值合理性而赋予其合法性，进而形成对形式法律设定的权力义务权威性的认同和服从，并内化为领导干部的信仰和自觉行为的道德操守。由于经济发展的刚性，使人们把主要精力投入物质利益的追求，出现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导致人类自身的能力不断地丧失，显示出一种懒惰的倾向，所谓“今日有酒今日醉”坐享其成的思想，在丧失了法律精神的情况下，导致利益集团或个人肆无忌惮地谋取私利现象，这反映的也是领导伦理道德的失范。

3. 规范缺失。规范的缺失是造成领导伦理失范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谓规范，就是规则和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范就没有秩序。领导作为“领头羊”，无论是群体，或是个体，都是由个人组成的。其领导活动由共同目的和协作关系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系统。在社会活动中，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与人及个人与群体的利益关系，就需要行为规范发挥协调作用。面对社会转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领导工作有的一时没有形成新的行为规范，于是，出现了许多既不受旧规范制约，又无新规范可依的真空状态，包括对新媒体的领导、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

4. 传统伦理取向和西方腐朽价值观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期，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导致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向多元化转化。旧的以人际关系和私德规范为依托的伦理范式被冲破，新的道德规范还没能立即确立，领导伦理的转型未能与经济社会转型同步，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价值震荡和真空状态，使传统的封建宗法思想、中国士宦的“官本位”思想沉渣泛起，西方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乘虚而入，造成部分领导干部价值选择的迷惘与错位。领导者的思想观点还没有完全摆脱我国封建传统伦理和西方腐朽思想的羁绊，这样，领导伦理失范也就有可能发生。

5. 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不力。在我国，各级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领导者享有对管理中重大事项的最后决定权。在这种体制下，虽然它保证了政令的畅通，提高了管理的效能；但权力没有边界且缺乏监督，领导行为还缺乏新的内在的有效约束机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边界的地方才休止。”③

三、关于领导伦理重构的几点思考

领导伦理重构，是基于领导作为行为主体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是行为主体在道德活动中积极能动性的表现。实现领导伦理重构，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增强领导自我修炼能力。领导伦理重构必须强调领导者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作为领导的内在的道德素养和自律的准绳，渗透和表现在平时的工作、思想、作风、情感、行为、习惯等各方面。提高领导道德水平的首要前提是努力学习。一定的文化理论水平，是加强文明、理智、高尚的道德修养的基础。

2. 规范领导伦理道德。领导者的道德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体性道德。由于领导在公务活动和社会实践中担负的职责重大，因此，必须要有规范的明确的道德价值目标、维护道德秩序、防止道德无序行为等伦理功能。现行的许多道德规范直接来源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条例、规章、制度等，使干部道德规范的构建、践行和维护，带有一定程度强制力保障的特殊性。诚然，加强制度建设是规范领导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包括领导职业道德规范的确立，领导道德教育措施的完善，领导道德监督机制的健全等，都应有相关制度予以规范。

3. 发挥社会评价与监督作用。要完善社会对领导公权力运用的评价体系，畅通监督渠道，加大监督力度。比如，通过借助社会舆论，把关于行为主体活动的道德价值判断，或肯定、赞许，或否定、谴责，反馈给行为主体的领导成员，促使人们通过内心信念（良心）自觉地对照检查自己的行为。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开展电子民意测验、网上讨论，培养公民的民主参政意识，检举领导者的伦理失范行为。引导建立一些带有监督性质的公民自治组织，作为第三方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开展领导行为的监督评价工作，发挥群体监督优势。同时，要加快新闻立法，保障舆论监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关于领导伦理问题的核心是道德观问题，而道德观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道与德、义与利、群与己的价值优先性问题，要求领导在利益与道德之间进行选择。虽然“道”和“德”的统一构成了完整的道德观，但这两个问题毕竟有相对独立意义。这里，道德已经不是一种本体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调节利益关系的，包括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整体价值与个体价值的问题。这是我们研究考察领导伦理问题的关键。

注释：

① （美）杰克・D・道格拉斯等：《越轨社会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② 樊浩：《公众最不满意官员的群体道德》，《人民论坛》，2012年第22期。

③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