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高估的通胀危机

直面通胀危机

粮价开始向全球宣战。

“根据我们的经验，粮价上涨甚至可能引发战争，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解决这个问题。”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4月13日在华盛顿向全球提出的警告。

在海地，食品骚乱导致5人丧生，海地总理亚历克西被参议院弹劾。非洲的尼日尔、喀麦隆、布基纳法索，亚洲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均告粮食供应短缺，骚乱的噩梦开始缠绕一些国家。

2008年3月份，中国CPI同比上涨8.3%，当年第一季度CPI同比增长8%。最新的一波物价上涨，将食品价格裹胁进去。

早在去年6月，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季报》曾警告中国：“上一次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发生在1994年至1996年，而现在的情况与之类似。现在也有两个主要的政策变化，导致中国粮食库存的降低以及粮食消费的提高，此外，能源价格接近历史高点，这使得粮食生产的成本上升、供给减少。”

世界银行提醒，希望中国收紧货币政策和提高利率的同时，还需避免粮食价格压力引起全面的价格上涨。

2007年3月，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提出盛世危言：“国家粮库有无虚报？建议国家予以查实。”现在，普通民众对物价的心理压力愈发沉重。

中国此轮通货膨胀是否真与全球其他地区相似？源头是否真在粮价？本栏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被高估的通胀危机

如果说中国今天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那将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奇怪的威胁之一。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中国当前的价格上涨是暂时性的，很可能在2008年下半年消退，而所谓通胀的争论也会随之平息。

自从我们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就很少会觉得无聊。尤其是过去这几年，简直像坐过山车一样――从狂风暴雨般的过度投资,到急剧增加的贸易顺差，从资产泡沫到股市泡沫，并不断循环往复.这样的事例简直无法穷举。

2008年的主题又是什么？两个字――通胀。

从几个季度前模糊的信号开始，通货膨胀汹涌而来，紧紧抓住了所有中国国内决策者和国际投资者的视线，就连毫不相干的人,也不得不关注这个热门话题。

灾难重现？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爆发一次大规模通胀。那时，中国政府控制产出，使商业利润剧减，同时用强硬的定价政策，迫使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

此后好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彻底的通货紧缩中。直到2004年1月底，官方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也不比1997年7月高多少。

2004年，物价终于开始上涨。之后的3年内，物价每年只缓慢地上涨2%左右。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中国回到了正常的经济周期之中，这种通胀水平是“健康”的。

然而，从2007年春天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此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高达9%-10%，而2007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突破了11%大关。与此同时，2007年1月份，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是2.2%；5月增长到3.4%；8月冲到6.5%；到2008年1月，CPI 已经高达7.1%，毫无回落之意。

现阶段是中国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最快、也是通胀率最高的时候。从表象上看，这种情况是1992年的重现。当时，通胀率从年初的3.4%增长到了年末的11.4%，同时经济增速从9.5%暴增到14.2%。

1993年至1994年，中国经济完全失控，通胀率最高冲到25%，而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十个百分点以上。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需要解释了：1995至1996年，政府被迫出面抑制经济发展；1997年，中国关闭了上万家企业，无数国企工人因此下岗。中国经济陷入了长达7年的通货紧缩之中。

所以，现在政府和投资者当然都很担心，害怕这一切再度重演。

然而，这种担心是否必要呢？实际上，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详细数据就可以得出结论――不必要。如果说中国今天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那将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奇怪的威胁之一。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目前的价格上涨是暂时性的，很可能在2008年下半年消退，而所谓通胀的争论也会随之平息。

食品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价格变化趋势非常明显，所有商品的价格变化走势是相同的。不管是食品、工业品，还是商业服务，当时的同比通胀率都达到了15%-25%。这是一次典型的“广泛”通货膨胀。

相较而言，现今的价格上涨仅限于食品领域。其他经济领域在过去的12个月内，价格水平同比只上涨了1.5%，几乎没有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CPI篮子中食品部分同比上涨近20%。由此可见，中国现在并没有发生广泛的通胀，只是食品方面有些问题。

从产出上看，中国面临的食品问题，其实就是“肉蛋奶”问题。同样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所有食品类目的价格都同时上涨。然而现在，整体食品价格的上涨，实际上主要是由肉蛋奶价格推动的。2007年下半年，后者的价格变化极端值甚至达到了40%，其中某些商品的价格甚至翻了一倍。

通货膨胀是源于某些商品价格急剧上涨，还是源于广泛的价格上涨压力，这重要吗？

当然，两者是有所不同的。毕竟，食品支出在城市家庭支出中占到27%（如果把食品服务和公共饮食业算进去，比例甚至接近35%），单是肉蛋奶在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就接近10%。所以，食品价格上涨时，消费者尤其是一些低收入家庭，当然会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农产品价格极不稳定。受天气和其他季节因素影响，农产品价格常在一年之中发生剧烈波动。换句话说，一次突然而集中的食品价格上涨，实际上一定是暂时性的。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这与广泛通胀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也不例外。人们普遍认为，近期的食品价格上涨不是宏观趋势，而是周期性的供给因素所导致的。中国许多地方的猪饲养业，正被一种叫做“蓝耳”的病毒所侵害。同时，牛肉和牛奶在2005年至2006年经历了一个产出过度的周期，当时价格过低，而现在正在反弹。

家禽和蛋类也一样，由于2006年市场供给过度、价格过低，许多农户都减少了家禽的饲养――这当然会导致2007年的价格上涨。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暂时性的。当流行病退去、农户们重新调整产出，价格就会恢复正常。

实际上，宏观政策部门不需要对此大惊小怪，采取激烈的措施“将通胀从体系中挤压出去”。他们只需要把牙磨尖了，然后等候肉蛋价格回落。今年1月到2月的冰雪灾难，可能会使这个周期再延长一些，但是这一轮通胀依然是暂时性的，这点不会改变。到2008年年末，CPI一定会回落到3%左右。

对于这一点，熟悉中国大陆的读者一定会齐声抗议：怎么没有考虑中国的过度需求呢？还有洪水般涌入中国的流动性？日用品价格上涨和“隐性”能源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的增加？食品价格的结构性压力？通胀预期在其中的作用？

所有这些担心，都只有一个简单的答案，那就是，中国在中期内确实面临着通胀压力。但是，其出发点决不是今天的7.1%。实际上，中国现在的核心通胀率大约是1.5%。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即使结构性通胀升高到每年4%或5%，也仍然远低于现在所谓的“痛苦的起点”。

经济过热

让我们从经济过热开始分析。第一眼看上去，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超过了11%。当然是有点过快，我们相信这确实有损结构性稳定。

不过，想想这样的增长是从哪里来的。2003年国内支出达到峰值，之后一直保持稳定。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贸易顺差的戏剧性增长，过去几年，净出口为GDP增长的贡献已经接近三个百分点了。

并且，增长的净出口结余与过剩需求无关。实际上，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驱动者，给国内造成了供给过剩的压力。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增长过热带来的是通货紧缩的压力。

由于重工业产能和产量远远超过了需求，2004至2006年，在贸易顺差暴涨的同时，出口利润也大幅下降。为什么核心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然这么低呢？或许极高的GDP增长率，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流动性增加

接下来看看流动性的增加。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现在的通胀是由无节制的货币扩张造成的。宏观经济学告诉我们，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中国的准备金账户每月增加300亿至400亿美元，当然会导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

在中国的通货膨胀背后，货币增长是一个基本的动力，并且随着时间的增长，两者的关联会越来越明显。然而，货币因素影响的是潜在通胀，CPI的每次变化并非都与之有关。

在1997至2003年的通货紧缩时期，广义货币M2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6.4%，而 2007年下半年，M2相对前一年的增长速度是17.6%，也就是说，只是稍微上升了一点。

基础货币的增长依然十分缓慢，在这期间，商业银行的过剩流动性比率下降却很快。所以，尽管货币增长确实可能推动通胀升级，但是它却不能简单地解释现在高达7个百分点的通胀率。

上升的价格压力

第三点是关于上升的价格压力。关注消费价格当然好，但是我们难道不该稍微多注意一下生产价格吗？

如果注意一下那些常见的指标，比如原材料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PPI）、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就会发现，几个月以来，它们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现在已经达到8%-10%，甚至比CPI都高。这是否意味着，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接下来会出现大幅上涨呢？

答案是：不一定。首先，原料和中间产品的价格与最终价格相比，稳定性较差。例如，在过去30年间，美国的PPI波动的范围是－40%至55%。这会对最终产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吗？几乎没有影响――同期美国核心CPI增长率在1.5% 至5%之间，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很小。日本、欧洲和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一样。

而且，即使是持续好几年向上的通胀压力，也可能表现为实际上缩减的指数。自2003年起，日本国内原材料价格指数就保持着13%的年增长率，但CPI增长率却直到最近才刚刚变为正值。在美国和欧洲，过去5年来，上游指数总是或多或少地高于CPI 通胀指数，这对商品的最终价格也没有什么影响。

因此，我们当然不能说，中国在接下来12个月中，面临着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

能源价格问题，值得我们再进行一些讨论。中国国内石油产品的价格，或许确实低于全球的潜在原油价格，但是差得并不多。进行品质校准之后，过去两个月中国的油价大约是每桶83美元，而国际油价是93美元。换句话说，如果国际油价保持不变，中国油价的上升空间大约在10%左右，这对CPI 的影响还不足一个百分点。

不过，谈到煤价，事情就变得比较复杂了。中国的煤价正历史性地接近国际水平。只是，2007年下半年国际煤价暴涨之后，两者的距离又拉开了。与原油不同，我们认为，未来煤价还将面临进一步的大幅上涨。

如果国内煤价跟着上涨，并且政府允许火电站将成本不断转嫁给消费者（这两种可能都值得怀疑），最终电价可能会上涨至少30%。

另一方面，在CPI篮子中，电的比重要高于原油，因此，电价在两年内上涨30%，会将消费物价指数每年推高1%。不过，这与最近食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至此，我们强调了食品价格对中国CPI的影响。然而，世界其他地方不也面临着严重的食品通胀压力吗？今天中国大陆的问题，会不会只是全球大趋势的冰山一角呢？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全球农产品交易价格确实上涨了，但主要集中在谷物上，软商品和牲畜价格在过去12个月中是相对疲软的，实际通胀几乎为零。

然而在中国，食品通胀主要是由牲畜、奶制品和家禽价格上涨所引起的。这种情况与世界市场的趋势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产品几乎都是非贸易性的，主要受国内环境影响。

人力成本

人人都在谈论中国工资上涨的压力，但这恰恰是个最容易被误读的问题。

当然，收入加速上涨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是针对那些过去几年内一直在涨工资的城市工作者。真正要加速上涨的，是农村收入和农村移民的收入。移民工资上涨意味着，出口导向的轻工业企业会受到冲击。过去5年内，中国出口价格已经因此上涨了近4%。

然而，中心城市的CPI，主要受城市服务业和城市劳动力成本影响，集中在低端产品和出口产品中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对其作用并不显著。

通胀预期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通胀预期的。尽管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是渐进性和长期性的，最近的阶段性通胀也正在消退，然而一旦通胀预期被建立起来，经济主体的这种判断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效果。

如果工会有足够强大的议价能力，并且公债利息和相关利率等资本价格都上涨，通胀预期一般会通过工资的上涨而转化为真实通胀。

中国确实有一个全国性的大工会，理论上，大部分劳动者都在其管辖之下，但是，这个工会从未发起过任何历史性的劳资谈判。中国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债券市场，或者其他任何可以让投资者预期影响到贷款利率的机制。

所以，中国应该警惕缓慢而持续核心通胀。但2008年年末至2009年，中国的通胀率将面临下行趋势。

（作者系瑞士银行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全球新兴市场。）

作者：Jonathan Anderson

出处：《远东经济评论》 2008年3月

编译：段醒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