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战略

东北亚安全态势

领导文萃：撞船事件给一度修复的中日关系带来了不利影响。事实上，中日恢复邦交以来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您认为这其中主要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张蕴岭：的确，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很不顺畅的关系，应该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一直反反复复经历了很多波折，其中我觉得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个是传统的因素，那就是历史的问题。历史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伤疤,这里主要是日本方面的原因。日本方面没有对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清算，作为侵略者不愿意提这个问题，加上它长期的教育的影响，所以公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日本政治家有时候也利用这个东西。因此，每当出现日本方面否定侵略历史的时候，在中国就会引起很大的反应。比如说靖国神社的问题，日本官员为了显示强硬，往往去参拜，特别是在小泉时期，连年参拜，作为首相这是之前从来没有的，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当时高层互访、许多重要的交往都曾经中断。小泉下台后，经过麻生太郎和福田乃至鸠山政府的纠正，两国逐步确立了战略互惠关系，这样两国关系才慢慢地恢复正常。在“渔船事件”以前，中日合作有一项民间调查，中方大部分被访者认为，历史问题不再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这表明人们把这个历史的问题慢慢地看淡。日本一些人老是认为，中国进行反日教育，导致了历史问题发作，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

与此同时， 第二个因素的影响上升，那就是中日之间力量的对比所引起的一些新的矛盾，即中国力量上升，在日本引起了一些恐慌、担心、忧虑，政治家往往也利用这个东西。从中国方面来说，由于力量上升对日本的要求也在增加，主要是要求日本认可中国的力量上升。这种反差往往会导致矛盾。我们看到，日本经常出现一些言论，比如要求中国军方加大透明度，要求限制中国，这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其实，日本也在摇摆：既有摆脱美国的倾向，也有利用美国平衡中国的举动。当中国力量上升很快的时候，日本的政策会更多地倾向于美国，试图通过加强日美同盟来对抗中国，而这必然会引发中国的激烈反应。

第三个因素，即海洋岛屿与专属经济区争端也升温。争端这些年特别凸显就是关于这样一个老问题，但是加上海域开发专属经济区，特别是近年来围绕在海上石油开发方面的争端，尤其是国际海洋法生效，围绕领土和专属经济区这样一个相连的问题变得很紧迫，所以的问题也不光是岛屿的问题，还涉及到大片的海域，还有中日之间大陆基线和中线之争，所以这个问题冒出来会表现得更为激烈，因为涉及到领土问题、专属区划分问题。以日本抓扣中国渔民事件为契机，又爆发了新的一场中日之间关系的大波折。这会不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我说会，也不会。会的原因是说在小泉以后经过多年辛辛苦苦恢复和稳定的这样一种中日关系，又出现了后退，从这个角度来说是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不会，那是因为中日两个国家都是大国又是近邻，有着很多共同的利益，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合作性的关系，需要走出以上三个问题不时造成的干扰，来把关系处理好，免得对双方的利益造成损害。其实从我们对日关系角度来说，基本方针一向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地改善中日关系，使得这个关系稳定，这是第一，第二是增加它的合作性。迄今这个方针没有变，但是它还面临着需要经受住新的挑战的考验。

我想，从日本的角度来说，与中国的关系搞坏了也对其不利。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特别是日本的经济恢复，中国的市场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日本也承受不了和中国关系恶化这样一个重大的代价。从日本本国的利益来说，当然它一方面要维持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但是同时它必须发展与日益强大的、具有越来越大影响力并能为日本提供越来越大利益的中国的关系。

事实上，两国关系需要调整，大家会寻找突破口，消除目前的障碍，使得中日关系能够重新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上。

领导文萃：我们也看到撞船事件之后，中日政府其实都在努力地修复关系，这是否意味着双方都明白在当今世界上，合作的中日关系比对抗的中日关系更利于自身的发展？

张蕴岭：我想是的，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如果关系紧张，特别是关系对立对双方都不利。所以在这个事件上我们看到两种趋势，一就是在日本释放了中国的船长以后，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而是还在继续发酵，日本方面也搞了示威，中国方面也有示威，一些言论还没有降温，特别是比较强硬的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一再发表一些激烈的言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高层领导也在尽可能创造恢复关系的气氛，包括在亚欧首脑会议期间短暂的会晤，参加东亚多个合作机制，高层领导也一再表示要着眼于未来处理中日关系。

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一阵风很快就可以过去了，像前原诚司这种年轻的政治家还希望用一些强硬的言论来吸引日本的民众，为了未来的野心打下一些基础，但显然他不懂外交，为自己的利益拿国家利益做赌注，会出问题的。两国高层领导，包括菅直人首相、总理等都一再表示，两国关系非常重要，一定要把握住大局。这说明，理性还是在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民众都有各种的表达声音、诉求的渠道，所以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一切都由高层来处理就可以了，现在社会的因素、民众的因素也在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一些民众往往容易情绪激动，他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不同的声音，这需要领导人把握好，从大局利益出发，要避免小泉时期的那种死扛到底。

领导文萃：长期以来，中日双方政府似乎都在努力改变中日之间的“经热政冷”现象，您认为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和改变这一现象的根本手段是什么？

张蕴岭：所谓出现政冷经热，刚才已经谈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不时出现三个大问题，最后对政治的气氛和政治关系的局面造成巨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尽管发生中断高层交流这样的局面，经济也是照转，因为中日双方经济关系已经发展到非常密切的程度，谁也离不开谁。日本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向中国出口占其对外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离开中国市场很难。我们也是一样，对日本的投资、市场的依赖也是相当高的。中日之间这样一种紧密的经济关系，不会因为这些事件大幅度的减少，中断更是不可能。

我说过，中日关系是一个不太顺畅的关系，因为存在很多内在矛盾。出了问题要处理，处理完之后便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我想，对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第一要正视现实，回避矛盾没有任何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出来。比如，如我刚才所讲，中日关系好不容易经过小泉以后多年的努力稳定了，但是抓扣我国渔船事件一出，又发生波折。“渔船事件”的背后有日本政治的因素，要选举，在选举期间大家都想利用这个事件表示对中国的强硬，吸引选民，在这时候本来是应该冷处理的。由于被政治利用，结果小事变成大事，一石激起千层浪，后续波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需要创造性

领导文萃：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以后，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进口市场，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最终会不会带来各方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个协作？

张蕴岭：应该说，这些年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是非常快的。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非常复杂。双方关系不稳定，不均衡，与几个国家比较友好，有些国家非常不友好。自上个世纪末，我们双方的关系改善非常快，双方达成建立自贸区的共识，构建了伙伴关系。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1997年金融危机。中国在东盟的经济恢复当中作为一个负责任国家的重要性被东盟越来越认识到。同时，中国也进一步认识到，一个联合与稳定的东盟，无论从政治、安全、经济都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进一步改善关系的考虑下，2000年双方宣布要构建一种长期的经济合作关系基础，即用10年的时间建设自贸区，开展全面的合作。经过几年的谈判，自贸区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和投资谈判逐步完成，自2010年1月1日开始全面落实实施。全面落实这个协议东盟有些国家有很多担心，事实证明，有些担心是过度了。

中国-东盟建立自贸区是一个创造。我们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人口这么多，有多个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一些新的办法，需要创新。我是自贸区官方专家组的成员，在开始讨论怎么来设计这样一个自贸区的时候，首先要解除东盟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速的疑虑，为此，我们发明了“早期收获计划”。所谓早期收获，就是说不经过谈判，先在利益最相关，最容易做，且最先可以见到红利的领域开始，于是选择了农产品开放。当时的一个考虑就是，让东盟国家的热带水果，农产品可以很好地进入中国市场，这样可以打消东盟国家的疑虑。谈判分步进行也是我们的创新，即先谈判货物贸易，再谈判服务贸易，再谈判投资协定，逐步地一点点推进。还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我们采取逐步提升开放水平的方式，两年一评估，然后再提出新的开放的单子。当然，我们还有加强经济合作，即不仅仅是开放市场，还有经济合作，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这样一系列的创新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适合我们双方情况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全新的经济一体化的合作体系。

中国经济和东盟国家的经济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我们发展比较快，我们结构提升应该说比它们快，在这种情况下，向中国全面开放市场，95%的产品要取消关税，有些国家就担心，特别像印尼有些人就提出来，能不能十几个部门先不落实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是通过协商基本上解决了，也没有停止落实。前几天，我参加了“中国―东盟智库论坛”会议，在会议上，大家对自贸区的落实评价不错。今年，在外部市场情况不好的情况下，中国-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加强，东盟向美国、欧洲出口都遇到一些障碍，但是向中国的出口加倍增长，中国-东盟之间前八个月的贸易增长是50%以上，东盟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市场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反映出，两个大的经济体具有发展的互补性和巨大潜力。如果我们进一步调整结构，拉动内需，来提升区内发展的动力，我想这个关系还会进一步的加强。

领导文萃：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之间，其实存在一些传统上的领土争端，您认为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应该秉承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张蕴岭：现在的争端就是南中国海地区，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了，中越陆上的边界和北部海域的边界都已经确定了，所以这个争端已经不存在了，目前主要还是南中国海地区的岛屿争端。南海问题变得很复杂，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南海岛屿的现状是岛礁已经被各个国家分别占领和管辖。在此情况下，占领和管辖一方就不承认有争端，所以，将来怎么来弥合这样一个对诉求的差别，只好通过创造条件坐下来慢慢谈。

但是，谈判会很难。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对于岛屿的争端有交叉，特别是中国传统上对整个南海地区的岛屿都有要求。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随着中国的实力上升，影响增大，军事力量增强，对方还有其他方面担心，中国强大了以后会不会用武力来解决这些争端。从中国的全局利益出发，考虑到和东盟的关系，我们不会采取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原则很清楚：第一，坚持有关当事国通过谈判来解决，同时，大家共同维护整个南海地区的稳定。中国-东盟之间关于南海行为的联合声明是一个基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改进。至于谈判，是否条件成熟，如何谈判，还是要当事国来确定。第二，坚持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联合开发利用这个地区的资源。美国提出来说，要保证国际航行的安全，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存在，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国际海域航行，从来没有受到中国的威胁，美国只不过想找借口介入就是了。

领导文萃：去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南海也做了一个表态，似乎让很多东南亚国家松了一口气，这从某种意义上是不是说东南亚国家相对于中国它们更信任美国？

张蕴岭：我想因为随着中国实力上升，在存在争端的情况下，一些东南亚国家，希望用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力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东盟的关系不是美国能够替代的。所以，前不久我们在南宁召开的“中国-东盟智库论坛”会议上，所有的东盟国家与会者都表示，他们不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取舍的选择，既要发展和美国的关系，但同时也要发展和中国的关系。

对于美国的介入，我看也不必过于担心。希拉里高调讲话不过是让东盟重视，为美国发挥作用提神。美国在南海地区的确有利益存在，首要的是保证其所谓的不受干预的航行自由，这主要是指其军舰可以自由在南海畅通无阻，但美国不承认当事国对专属经济区的管理权，同时，要求不要因为有争端来干扰它的行动自由，要能保证它在这个地区有主导的影响力。美国说不介入争端，但是，可以以存在争端妨碍其自由来加以干预。

然而，美国要是卷入争端，那也是很难脱身，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希拉里的讲话应该说没有突破美国过去宣传的基本原则，只不过，东南亚有些国家觉得美国这样一讲，找到靠山，可以加以利用。其实，当回过味来，他们会发现，美国真正要想直接介入这个地区，尤其是要与中国对抗，也会留着一手。

有人说，请神容易送神难，现在，东盟国家把美国请来了，问题是美国能发挥什么作用。如果把东亚峰会变成一个讨论争端的地方，变成美国主导的地方，大家，尤其是东盟，也不会高兴。东亚峰会应该是共同合作维护地区稳定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美国将来也要三思而行。再则，东南亚国家也会非常明白，如果因为和美国的关系，牺牲了和中国的关系，那他们的损失可能更大。

领导文萃：那我们中国需要做出哪些举动来安抚这些东南亚国家？

张蕴岭：针对目前出现的新形势，我认为，中国要冷静，沉着，多做工作，对东盟还是要信任。我们要申明，中国继续寻求和东南亚国家加强合作，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已经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中国―东盟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地缘关系，是任何国家代替不了的。中国―东盟之间合作是开放的，是不反对任何他国，不排斥任何与其他国家合作的一种开放的关系。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和平协商、依法谈判来解决的。

在我看来，我国应该在南中国海的政策上阐明得更清楚一些，工作做得更细一些。比如说，我最近在哈佛大学访问的时候，很多人问：中国强大了，海军发展起来之后，会不会采取霸道的政策，会不会用武力夺取你认为属于中国的岛屿？或者对被别国占有的地方进行封锁？再则，他们问，中国在整个南中国海划有断续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表明整个的海域归中国所有？我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我的回答，但他们更希望官方能够出来进一步说明。我想这也必要，可以更透明地阐明我们的政策，来解除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对我国的一些疑虑。

从中国角度，作为一个迅速上升的国家，也要理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疑虑，甚至他们采取的一些行动。不要因为这些问题我们不喜欢就改变对东盟的整个大政策和对他们的态度。中国要据理力争，但也不要太着急，尤其不要反应过度，如果是这样，反倒可以为别人趁机而入提供契机，把我们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关系破坏掉。

中印在竞争中日益接近

领导文萃：印度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和这样一个开始崛起的印度打交道，那我们又应该如何跟这样一个国家交流？

张蕴岭：其实我们近些年来和印度的关系发展是相当快的，尤其是经济关系，中国成为印度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当然，我们之间存在的领土争端，这个问题曾经达成稳定局势的协议，也进行了多次的边境谈判协商，但是解决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

在我看来，我国的政策还是推动两国关系中的合作因素增长。南亚地区关系复杂，有时我们陷入复杂的网之中。比如，印巴关系不好，我们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成了与印度关系的一个阴影。怎样发展一种平衡的关系，并不容易，还需要双方的探索和智慧。

领导文萃：那么，目前影响中印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张蕴岭：我认为是安全战略的分歧，领土纷争，加上安全战略分歧。使问题复杂化。印度担心中国的实力上升，担心中国加强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侵食印度在南亚的主导权，比如，我们发展和斯里兰卡的关系就被认为针对印度，还给我们扣上一个“珍珠链战略”。战略猜疑损害了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印度认为，自己是印度洋的主导，是南亚的主导，这个地方中国是不能动的，中国要发展这个地区的关系，要进入印度洋，那就会引起印度的战略警惕和对抗，这个矛盾有时被外部利用，被煽风点火。我想印度也要调整它的心态，因为南亚不是你的后院，南亚也不是你应该主导的地方，这些国家也有和中国发展关系的这样一种诉求和利益存在，所以也应该心胸宽一些。中国也要支持印度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明确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期望，增信释疑，慢慢来，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靠双方努力。

领导文萃：对于日本把印度纳入东亚合作的范畴您有何评价？对于印度经济未来的走向和它在国际社会中发生的作用您认为会是怎样的？

张蕴岭：现在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了，确实日本积极推动印度加入东亚合作进程，同时，我也提到，印度自己有一个向东政策，希望加入东亚合作进程。东亚地区经济有活力，所以印度希望加入。我个人觉得印度加入东亚合作进程对这个地区没有坏处，应该积极发挥印度的作用，推动它的市场开放。而且，中印两个大国能够共同在一个区域的框架之内，也可能更有助于解决双边的一些矛盾。虽然它还是后来者，但印度经济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印度和日本、东盟、韩国都已经谈成了自贸区协议，中印也应该努力推动自贸区的进程。从未来的发展看，印度加入东亚，为这个地区保持长期的活力有好处。

中美关系核心问题是战略理解与合作

领导文萃：在您看来中美关系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张蕴岭：我想中美关系核心的问题是战略上要理解，战略上要合作。中美在经济方面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了，尽管矛盾存在，打贸易仗，打汇率仗，搞保护主义，但除了协商解决没有别的办法，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我想，双方都还是比较理性的，知道问题所在，知道利害所在。贸易仗可能会小打，不会大打。贸易的矛盾很大，确实存在着不平衡，但是美国也需要自己调整。在政治上，这个问题可以被利用，需要用中国来减轻执政者的压力，中国成了牺牲品，出气筒。当然，中国也不会轻易让步，因为我们的贸易结构，整个经济的结构调整不是一下就能够完成的，我们不会轻易接受美国对我们采取的强制性办法，我们手里也有牌。

重要的是，经济上，双方都知道问题在哪，知道底线。但我所担心的主要还是战略上的，那就是，中国迅速上升，美国担心中国成为它最大的对手，侵害美国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利益。这样的话，就会引起美国战略上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对手来进行操作，其结果就会引起中国的相应反应，使得中美关系在战略上拉开一种对抗的架势，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我觉得，应该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协调。其实中国力量的上升，第一，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中国并不想挑战美国。当然，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是存在的，美国应该加以理解，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二战后建立的战略结构，肯定会逐步地改变和调整，不变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种调整和改变当中，重要的是能够协调各方的利益。美国要想保持原来那种完全没有挑战的独霸的地位是越来越行不通了，这样一个转变应该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要尽可能减少战略上的猜疑和对抗。

领导文萃：以您的观察或者以您的了解中美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互信的机制？

张蕴岭：有，也没有。所谓有，就是刚才我讲了中美利益非常密切，已经建立起战略对话的机制，问题都可以摆在桌面上进行协商。尽管美国的国会比较激烈，但是到了行政层面他们还是要寻求解决的出路。所谓没有，就是说问题涉及的范围和程度非常大非常深，有些是超过两国的范围。比如说，美国要求中国大幅度减少贸易顺差，要中国调整汇率，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大家都知道，贸易不平衡不是仅仅通过调整汇率可以解决的，因为现在是全球和地区生产网络结构，美国不生产了，中国就成了世界的加工厂，那么供应地必然来自中国，中国出口到美国这些东西90%的附加值不在我们这里，是在别的地方，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问题它仅仅通过双边难以解决，而要放到一个全球层面，地区层面，放到一个大的结构层面。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在努力构建，但作用还很弱。比如说20国集团，它的出现是一个大变化。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气候问题，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挑战等等。在许多方面，中美两国利益和政策不同，既要协调，也有差别。比如说减排问题，中国会要求美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你是排放的积累者，你排放了那么多年了，要承担主要责任。美国则会要求中国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你是后来者，新加因素是你造的，因此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当然，两国也不是光吵吵嚷嚷就解决问题，还要协调，还要与其他国家一道来解决问题，只是这条路不好走。又比如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两国如何消除战略结构对立，增强战略互信，通过地区合作化解两国战略疑虑仍是双方安全合作的重大课题。

领导文萃：对于美国重返东南亚，您认为这会对东南亚合作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张蕴岭：美国重返东南亚，说重返是真，也不真。美国从没有离开过东南亚。美国通过它的军事同盟关系、政治关系和它的市场关系等等，一直是这个地区的重要存在和力量。只不过，在小布什时期，反恐是第一要务，重点有些转移。这期间，东南亚本身，由东盟领导发展了一些没有美国参加的地区合作机制，美国觉得被排除在外了。对一个超级大国来说，处于霸权地位，任何没有它参加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排斥它。现在，美国做出一些新的努力，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加强双边关系，重新强调了和日本、韩国的同盟关系，和东盟的合作关系；另一个就是参与东亚合作的进程。为了参加东亚合作进程，美国还是做了很大调整的，比如，签署东南亚合作友好条约对美国来说很难，违背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无核区，不动用武力）。

我觉得，美国进来不见得是个坏事，我们要好好利用。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影响和作用在东亚是非常强的，如果不考虑美国因素，要深化这个地区的合作非常困难。但是，美国是一个强者，它要发挥它的主导作用，它要发挥它的霸权作用，如果东亚地区合作让美国牵引，就会搅乱东亚合作的进程，也会激起其他国家的反应。所以，我想，美国要主导，也许是一厢情愿。这还要看将来如何协调。如果协调得好，可以把东亚峰会机制构建成大国关系协调与合作的一个大平台。当然，美国它自己也要调整，需要进行踏踏实实的合作，取得信任。到现在为止，东亚的整个合作进程是由东盟来牵头主导的，东盟处在一个核心的地位，但是如果美国想主导，东盟就会不高兴，就会激起东盟的反感，现在实际上东盟也出现了声音，担心美国进来之后，会破坏东盟现在的主导地位、领导地位。对东亚合作，还是要搞好三条线：一是“10+1”，这是基础；二是“10+3”，这是主渠道；三是东亚峰会，这是大战略框架，分好工，就可以相得益彰。

要有自信，要做出科学判断，不要自乱阵脚

领导文萃：您认为中国现在总体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请做一个宏观的描述？

张蕴岭：总得来说，中国周边的关系是在改善和加强，这也是我们各种努力的结果。过去一些年，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其中包括我们逐步解决了我们大部分的边界争端。同时，通过我们自身的发展，为这些地区、国家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市场，我们成了大多数周边地区、国家的第一、二大市场。我们能够提供更多的利益给人家，就受到重视和欢迎。还有，周边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区域合作机制，有“10+1”，有“10+3”，有东亚峰会，中日韩，还有上海合作组织。把周边这种多边合作框架基本上建立起来，这是历史上没有的，这样一些合作框架可以起到多种的作用：一是缓冲我们的一些矛盾；二是能够在更大的范围进行对话、合作。

尽管总体上来说是改善了，但是也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其中一个矛盾就是，中国的竞争力。中国发展成一个制造业大国，竞争力很强，周边的一些国家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深切感到中国产品的竞争，这引起人家的担心，甚至采取对抗措施（如限制）。还有一个矛盾就是中国的综合实力上升和影响增大，这使得一些国家对中国产生了猜疑和疑虑。比如说，人家担心你如何运用你的实力，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争端，能不能真的坚持和平解决争端等等。再一个就是美国的高调介入，挑动了对中国的怀疑，这也复杂化了地区关系和形势。过去，我们都是努力通过双边和地区本身来解决的问题，美国现在进来了，它可能要搅局，局势变得复杂了。

但是，总的来说，尽管这些矛盾存在，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东盟地区论坛期间美国就南中国海问题挑动矛盾，中日为了的争端对抗性增加，美国也火上浇油，局势好像都在恶化，中国的周边环境好像也变坏了。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局部的问题，我们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协商、合作大格局没有发生逆转。要有自信，自信大局没有改变，自信我们有能力影响大局变化。我们自己本身要进一步做出新的努力，使局势朝更有利的方向发展。中国周边的大环境没有恶化，局势没有发生逆转，对此应该有科学的判断，不要乱了自己的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