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独特性

摘 要：中国模式的核心动力机制是竞争，但这种竞争的独特性在于，三千多家各级政府（即“政治企业”）的横向和纵向竞争与无以计数的企业竞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竞争格局。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亲密合作则是导致“高投资和高增长”的核心机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机制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中国模式的前景将取决于对这种机制的改革与更新。

关键词：中国模式；政府竞争；财政分权；政企关系

中图分类号：F01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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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增长奇迹的奥秘问题

中国的改革虽然是市场导向型的，但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备的财产权、商业法和独立的司法制度，更没有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那样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按照美国的主流意识，只有美国模式（自由市场+政治民主），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但是，中国却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方式创造出了至今为止32年的“增长奇迹”，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质量全面提高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虽然中国面临着诸如环境污染、腐败、财富和收入不均等程度提高（收入基尼系数达0.45—0.47）、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均等问题的挑战，但是，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仍然强劲，似乎没有衰弱的明显迹象。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等强大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都能安然无恙，保持较高增长。

这些事实促使人们想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来探讨其中的奥秘，追问这种模式的独特因素。如果说“中国模式”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发展道路，那么，它的独特性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呢？笔者的观点是：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独特关系，而不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直接承担发展经济的职能。这种职能超越了提供公共物品、产业规制和稳定宏观经济等通常认可的经济职能。

这种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能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英国和美国等西方社会把政府视为“必不可少的恶”。与这种观点不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政府一直被视为“必不可少的善”，是社会经济的自然管理者，是人民的监护者，是“父母官”，认定发展经济是政府天然的职责。按照这种观念，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在于：通过选贤任能的政治安排，实践民本主义，从而实现富民强国。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质上就是想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学与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之间的新组合。在中国人的眼中，真正的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能否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成为各级政府评判自身业绩的标准，也成为老百姓评价政府工作成效的关键性指标。如果政府不能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那么，它自然就丧失了合法性。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政府必然会把当地经济发展和地方利益作为追求的重要目标。为此，它们不仅会从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创造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宏观和外部环境，而且，还往往会更具体、更直接地介入到经济活动之中。

已有一批文献确认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类文献主要关注的是，行政管理的“分权化”、财政分权[1]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市场化”[2]，如何成为激励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制度基础，但并没有细致描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如何迫使政府与企业采取一种合作行为。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合作行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经济增长。本文力图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给予较细致的分析和说明。

二、政府主导的动力机制

相对于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欧美模式，中国模式以政府主导市场的发展为核心。中国模式虽然与同为“政府主导型”的东亚模式近似，但却有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根源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疆土辽阔，人口规模庞大（占世界人口的20%），而且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极大。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将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一直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政府治理”问题，这同时也是经济发展问题。

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可以描述为“资源国有，中央集权，地方分级，官员任命制”，使国家具有“天下为公”的性质。

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中国把政府划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地方政府又分为四个层级：省级34个（包括两个特别行政区），地级333个，县级2 861个，乡级44 067个。地方政府并没有法律规定的固有权力，其行使的权力均来源于中央授权。

为了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进行了各级政府之间的分权改革。一是行政分权。通过把工商管理、税收、发展与改革等经济职能部门划归地方政府管理，不受上级职能部门的直接控制，使地方政府获得大量的经济决策权。同时，每一个这类职能部门又与上级相应部门存在密切的纵向合作关系。二是政治分权。改革之前，中央直接任命省级和地市两级官员。改革之后，中央只负责任命省级官员，赋予省级政府任命辖区内地市级官员的人事权；而在地方政府范围内，每一级官员的考核、任免、调动都由上一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决定。

这种分权化改革的结果，产生出一种独特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直接发动者。激励地方政府官员的基本因素有两项：

一是财政分权。行政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扩大，例如，本地的教育、卫生和福利等等。与此相对应，国家实行财政分权改革。改革初期，实现的是“财政承包制”；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明确划分中央独享的税种（如消费税）、地方独享的税种（如营业税、所得税）和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种（如增值税）。2002年以后，所得税调整为共享税种，与土地有关的税费基本上是地方独享。这种改革，促使政府必须努力拓展税收来源的基础，以履行其社会经济职能。以2000年为例，地方政府在教科文卫方面的支出中负担的比重为89.6%，在社会福利与救济支出的比重为99%，城市建设与维护支出的100%。当然，在某些贫困地区，这类支出的财政收入，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