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悄然启动深海勘探战略

隆重的启航仪式后，“向阳红09”号搭载着“蛟龙”载人潜水器，前往东太平洋冲击5000米深潜纪录。第二天，一个中国人匆匆离开阴霾未退的江阴苏南码头，前往北京搭乘班机，飞赴加勒比海环抱中的牙买加首都金斯顿。

这个人便是中国大洋协会秘书长金建才。他将代表中国大洋协会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正式提出申请。一旦获批，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具备深海多金属硫化物矿区勘探资质的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进军深海，也迈向了一个新阶段。

小机构为适应中国国情

中国大洋协会，全称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成立于1990年，是中国大洋战略幕后的主舵手。而作为这一重大战略的主要策划单位，大洋协会的小编制结构显得有些“名不副实”。

“自成立以来，我们一直都只申请二十个人员编制。”秘书长金建才告诉记者，“小机构的设定是为适应中国特殊国情。”

1978年，中国获得第一块深海多金属结核样品。此时，海底多金属结核矿产资源并非中国大洋科考活动的主要目的。在充斥着各种“资源危机论”的八十年代初期，美、日、苏、法、德等大国积极展开对海底矿产资源的争夺。而《国际海洋法公约》的颁布，为未来海底矿产的勘探开发提供了法律保障。

掌握海底矿产资源优势，突然上升为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策略。中国也开始有系统地联合多个部门，在太平洋中东部地区对多金属结核矿产分布展开调查，以期掌握具备商业开发前景矿区的第一手材料。至八十年代末，开采成本高、技术不成熟、投资风险大、西方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海底“淘金热”，在经受国际金属市场价格大幅下滑，新资源和金属替代品不断涌现等多重打击后，逐渐偃旗息鼓。

此时，参与筹建大洋协会的金建才，正信誓旦旦地准备向联合国海洋筹委会申请―块位于东太平洋双断裂带（简称CC区）、30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结核矿区的勘探权。

根据规定，申请区必须由同等面积，且具备同等商业价值的两个区域组成。这意味着，申请者必须具备相当水平的科研实力，并对矿区进行长期大量的勘察评估工作，才能获得批准。

到了九十年代，国内中央组织机构重组为大洋协会的申请提供了机会。原来负责海上考察活动的中国国家海洋局和地质矿产部合并到国土资源部旗下，而承担海底资源的开采、回收及加工等技术研发工作的冶金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则最终被撤销编制。

“巨人”倒下，却在全国留下了成百上千个科研单位。大洋协会此时以“预算管理”的方式，为组织松散的各个科研机构提供项目资金，并通过“成果管理”，以再分配的方式，使得科研机构连成网络，各取所需，让能出海的单位，下海取样;止能分析的单位，有样可取。

1991年8月，当金建才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手中接过“先驱投资者”证书时，中国第一次在大洋深处，获得一块专属开辟区，总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为体现深海资源为人类共有继承财产的特点，另一个15万平方公里区域交由保留国际海底管理局管理，为不具备开发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保留分享的机会。

随后，中国又按照公约决议二的要求，在1999年如期放弃了开辟区总面积的50%，最终留下最具商业开发价值的7.5万平方公里，在此区域内中国享有专属勘探及优先开采权。 2011年7月26日，中国载人深潜5000米级海试现场传来捷报，“蛟龙”号在第二次下潜试验中成功突破5000米水深大关，并成功回收至“向阳红09”船。

从30万到15万再到7.5万，“勘测面积越小，成本越小，效率越高”，金建才解释道。从四大部委到+A的大洋协会，组织机构越来越小，中国深海资源开发的组织管理似乎同深海作业的规律不谋而合。

此次“蛟龙”海试，通过大洋协会，将包括沈阳自动化所、青岛海洋所、中船重工702所以及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同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百余家机构联网，统筹分配项目，才得以实施。

此外，大洋协会理事会成员更是大有来头。理事长既是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王飞，而各常务理事则由财政部、外交部等部委业务司司长兼理。

小机构办大事，成为目前中国深海事业管理的一种新模式。据金建才介绍，最初不以国家为主体提出申请，“和当时国情有关”。“其中之一是，当遇到法律纠纷时，政府难以接受国家作为原告甚至被告出现在国际法庭上。”

随着深海开发不断进行，金建才表示，在商业开发时机成熟时，不排除大洋协会转变为企业集团的可能性。

“会对环境造成什么影响？”

“获得深海多金属硫化物专属勘探权，中国是第一家！”

7月19日，当地时间下午5点35分，中国大洋协会副主任李博从金斯顿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现场，向国内发回了第一条信息。此时，中国获得了位于西南印度洋中脊，自东经46度21分至55度44分，长990公里、宽290公里的长方形范围内的多金属硫化物专属勘探权。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金建才向记者展示了他保留的这条短信。不过，中国大洋协会对这一结果并未感到意外。“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金建才说，“法技委的答辩后，基本上就算通过了。”

7月5日，国际海底管理局法律技术委员会第一次答辩会议现场，由于语言翻译上的偏差，委员会主卫・比耶特未能完全理解中方提出的深海环境立场。会后，大洋协会特地以书面形式再次向法技委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与主张。

在这封致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的回函中，大洋协会不仅强调了中国严格遵守《里约宣言》的一贯立场，还认为“多金属硫化物的开采活动不应该在海底活动热液喷口进行”。并进一步提出：“……考虑到目前科学认识的局限和种种不确定性，大洋协会认为与开采活动相关的设备试验应远离活动热液喷口，以免对生物群落造成可能的危害。”

7月20日，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的简报中称“对中国申请无任何异议”，三十六个理事会成员全票通过。

三十年来，由于中国陆矿企业惯于粗放式经营，缺乏生态保护意识，在国际社会上曾饱受非议。“蛟龙”号首次进入南海深潜测试时，就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有关中国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诸多猜测。每到一处试验场地，中国深海勘测实验人员总是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会对环境造成什么影响？”

“未来采矿系统的发展，本质上就是提高回采率，但极有可能影响深海生态环境，”金建才不无担心地说，“中国在深海方面起步比较晚，但中国一定要高端起步，做环境友好型的深海开发。”

但他也信心满满地表示，每年在各国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交的年度报告里，中国不敢说是最好的，但中国绝对始终履行公约义务，至少都是中上水平。

不同于多金属结核矿区，此次中国申请的多金属硫化物开辟区，对环境勘测与评价能力的要求更高。根据2001年国际海底管理局颁布的勘测规章，“申请者只对某一种资源具有专属勘探权。”这意味着含有更多金属种类的硫化物在资源储备方面具备更大的优势。

但传统意义上的多金属结核以单层形式覆盖在5000-6000米的深海海底表面，而多金属硫化物成纵深立体状分布在超过6000米的海底表层以下。深度大，地形杂，加之脆弱的生态环境，虽然总面积不到一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硫化物开辟区的勘测难度远远超过多金属结核矿区。 布放海底地震综合观测仪器。

为此，根据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的一项变通申请规则，中国选择只提交一块申请区，并允许国际海底管理局在日后的开辟区入股，最多可达50%。同时，根据公约决议二要求，中国除须在8年内放弃开辟区总面积的50%外，还须在十年内放弃总面积的75%，最终剩余2500平方公里的最具商业价值的矿区。

借此规定，国际海底管理局可促进申请者早投入早开发，尽早选择有利矿区。金建才认为，尽早投入，对中国有利。“股份制下，矿产开发利润分配前，须先扣除先驱投资者勘探成本。”在申请这片多金属硫化物开辟区时，中国大洋协会还特地制定了一个充足的五年预算计划。

为防止预算数额泄露国家深海勘测规模，大洋协会未向本刊透露更多预算细节。

但据悉，中国方面将于今年11月中旬正式签订勘探合同。合同期15年，须向国际海底管理局一次性缴纳50万美元的矿区管理费，也可以先交付5万美元，再根据放弃时间与面积计算后续金额。合同期内一切预算，将由国家财政部提供担保。

推动深海科技发展的意义大于采矿

从60年代开始大规模预备性投资和技术储备，西方财团早在70年代末就完成了多金属结核矿区的勘探，并乐观估计80年代末能全面进入商业开采阶段。

然而，当中国成功申请下第一块多金属结核矿区时，美国航天巨头、洛克西德・马丁公司的海洋部竟然主动派代表同大洋协会商议收购洛马公司属下矿区股份。

通过同美国公司的接洽，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西方的深海矿产商业开采开始降温，同时深海装备技术的商业开发逐步兴起。

近来，“蛟龙”号深潜5000米成功。实际上，尚处于试验阶段的载人潜水器项目，只是中国深海勘测技术水平发展中的一个点。“此次成功申请深海多金属硫化物开辟区，大多数应归功于中国在深海勘探领域的长期积累。”一反外界对“蛟龙”的高调宣传，金建才如此评价载人深潜项目与中国深海勘测事业的关系。毕竟，相对于申请多金属结核的高标准，多金属硫化物的申请“门槛很低”，国际海底管理局看重的是未来执行合同的能力。

目前，中国的深海装备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得到的，“我们尽量引进来，”金建才介绍说，“但有时由于技术尚不完善，或者使用费用过高，还有技术封锁等因素限制，我们就自主研发。”比如深海打钻取样，电视抓斗以及ROV照相技术等。

如今，受到广泛关注的“蛟龙”号载人潜器项目其实并非深海勘探主力。据介绍，一方面是由于技术尚不成熟;另一方面，运行成本高。一般情况下，载人潜水器（HOV）下水后，还需要有无缆水下机器人（AUV）和遥控水下机器人（ROV）相配合，形成一个系列。而在实际开采过程中，低成本的水下无人作业则是现今国际海洋

工程界的研究热点

其次，中国大洋科考的主力舰艇都面临着服役时间过长的问题。搭载“蛟龙”的“向阳红09”船于1978年下水服役。2.9米的舷高在吊装22吨重的蛟龙时，会产生较大摆幅。“大洋一号”于1994年从俄罗斯购入，1984年下水的它服役年龄接近三十年。

对于此次成功申请多金属硫化物开辟区，金建才并不认为是中国深海综合能力增强的信号。“它的意义，更多的在于为未来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以及装备试验与应用提供了一块理想的试验场。推动深海装备科技发展的意义超过开采矿产本身。”

法理和人才培养仍需提高

除了技术本身，另一个可能在未来成为障碍的因素是法律制度。自1983年，《国际海洋法公约》颁布以来，三十年间，处在世界海洋技术顶端的美国始终未批准该公约。

西方在勘测方面起步很早，美国甚至于七十年代末期完成了一系列深海矿产开采实验。西方发达国家实际控制的具有商业开发前景的优质矿区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理论上，这些矿区是不受国际法律保护的。可是，像美国这样的法律体系，在不违背人类普遍利益的情况下，国内法无条件优先于国际法。企业只需在国内登记注册，就自然获得法律支持。

在联合国海洋筹备会后，中国曾与多个未签约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等签署互不重叠备忘录。通过双边协议，西方国家暂时保证其在公海上的利益。这为日后国际海底资源的开发留下了法律隐患。另一方面，国际海底管理局仅颁布了勘探规章，而开采规章则要到2012年才能得以制定。这将导致两种开采制度并存的现象。

多金属结核及多金属硫化物除分布在深海海底以外，也大量存在于国家领海近岸范围内（水深2000米以内的海域）。目前，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巴西等国均与海王星、鹦鹉螺等西方公司签订勘探开采合约。而此前，中国方面也曾就近海开采规章问题同法国鹦鹉螺公司进行过商讨。

8月18日，“向阳红09”船在简单的欢迎仪式中，驶回江阴母港。大洋协会早已开始筹划下一次深海海试项目。“未来能够走多远，走多深，取决于我们对深海的认知水平。”金建才秘书长意味深长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