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司遗产

2014年3月，中国土司遗产正式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申遗文本，国家文物局确定：由湖南永顺土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中国土司遗产作为中国201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国土司遗产的命运到底如何？或许在不久的未来就能得到答案。不管是否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那段历史文化，那些先人的智慧，那些土司城遗址、建筑群都值得我们仰慕很久。

何为土司？

要想了解中国土司遗产，就不能不先明白“土司制度”。在2013年热映的《木府风云》中，很多人知道了云南丽江木氏土司家族血雨腥风的故事。那土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说通俗点就是，它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以夷制夷的措施。因为古时少数民族地区大多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天高皇帝远，而且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民俗习惯各有差别，所以统治者们选择了这种制度。

土司的地盘，五代时置二十州，包括沉、酉流域的南、北两江。宋初无变化，至宋太宗淳化以后，南江诸地各自向朝廷入贡，只北江（今永顺、保靖、龙山、古文、花垣等地）保其原地。元代对西南各部族的大姓，因其请而以土司之职。明袭元制，凡结族来附者，均以原官，并加以重用，土司便成为统治王朝倚重的疆吏，甚至同于藩国。明代，土司与朝廷的关系甚为密切，土司制度更为完备。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纳贡”与“回赐”。

土司必须服从封建王朝的征调。土司所领之兵，原来只有守土之责，“无事则荷末而耕，有事则修矛以战，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随着土司制度的完备及与中央王朝关系的密切，在明代，土兵成为朝廷的主要兵源之一，朝廷每次征战，土兵几乎无役不从。

土司在其辖区内具有无上权威，其实是名符其实的“土皇帝”，自设总理、家政、舍巴、土知州、土中军等。自宋代开始，所辖最小行政单位为洞。洞与洞之间有固定地段，一般以山坡河流为界，颇与今日的区、社相似。洞下为旗，旗是土司政权兵民合一的组织，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习耕凿。湖南永顺司所屏的三州六长官司，其下有五十八旗。土司统治等级森严，用等级确定权力和地位，主仆身份十分严格。土地按等级分配，土司占有肥田沃土，土民只能在山坡上开一块“份地”。各级土司过着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土司修有热洞，凉洞，为保暖避暑之所。其中设有林泉、花园、钓鱼台等，专供游玩。

直到清康雍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同时废除原来土司的赋役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也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土司遗产的底牌在哪里？

中国土司遗产分布于南方多民族聚居的湘鄂黔三省交界的武陵山区，现存的主要遗址类型包括土司城遗址、土司军事城址、土司官寨、土司衙署建筑群、土司庄园、土司家族墓葬群等。土司遗产的系列遗存以历史时空、社会背景、文化内涵、遗产属性、物质遗存等方面的典型特征与相互关联，共同反映了中国土司制度历史及土司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见证了多民族统一国家“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

“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这是清朝贡生彭施铎在《竹枝词》中对湖南永顺老司城繁荣景象的生动描述。关于老司城，史书有云： “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

1995年至今，湖南省考古所先后三次对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证实，彭氏世袭溪州刺史（元朝改为土司）始于公元910年，止于公元1727年清“改土归流”，世袭27代，共35位刺史或土司，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元、明、清9个封建王朝，历时818年。

老司城建在地势极峻峭的山地之上，依山傍水，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是灵溪河上的木桥，易守难攻，实现了自然地形与军事防御的完美融合。在长达800年的岁月里，老司城一直是一个孤独而逍遥的城池。这得益于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历代封建王朝通过分封少数民族地方世袭首领、统治当地百姓。土司王除了承担贡赋和征徭，一切军政事务皆由其自治。土司王朝执行“蛮不出洞，汉不入境”的禁令，土司王由家族世袭，父子或嫡兄弟相传。无论中央王朝如何改天换日，老司城中的土司王始终过着华美日子。

清代雍正初年，“改土归流”的政策一出，全国2000多个土司政权末日来临。永顺土司王成为流官，繁华的老司城也渐渐废弃。如今的老司城已成为永顺县麻岔乡的一个小村，村中尚有几十户人家居住，城内的宫殿木楼、城墙和祠庙等建筑虽然萧条，但仍能让人感受到古城昔日的雄浑气势。

老司城遗址核心区域约30平方公里，地上地下文物遍布。土司内宫、寝宫、乐宫、地宫、御街和城墙、城门、烽火台、摆手堂、演兵场、土王祠、祖师殿等，建筑格局完整。祖师殿、摆手堂等至今仍然是土家族的纪念碑性建筑，与老司城一起构筑了土家族群的集体记忆。

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

唐崖土司，覃姓，世代居宦，相沿18代，历时460余年。元时建制，功授宣慰使司；明洪武四年（1371年）因过降为长官司，永乐二年升授安抚司，并颁授活龙、苍蒲二副司。天启年间，覃鼎奉命征讨，战功卓着，蒙四川右布政使朱燮元提奏，授宣慰使职，朝廷赐皇令二道、牌坊一座，上书“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个大字，清康熙十八年又降为长官司，直至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为止。

唐崖土司城是一座带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堡垒式建筑，从背靠陡峭的玄武山，前临奔腾的唐崖河，到随时待命出征的石人、石马，再到镌刻“荆南雄镇、楚蜀屏翰”的石牌坊，以及左右营房、靶场、跑马场和东、北、南三面修建的城墙，从不同侧面传送着英勇善战的土司城重视军事防御的历史信息。三街一十八巷三十六院烘托出的昔日繁华的景象，显示出土司城社区自给自足的封建农奴制经济。专门为土司子弟学习汉文化而开办的书院，证明了唐崖土司学习汉文化的风气比较浓厚；专门为覃氏家庭修建的覃氏宗祠，也昭示着他们盛行祖先崇拜的宗族观念。在宗教区修建的几大寺庙，无不显示着这里曾也流行佛教，香火旺盛。

400多年前的唐崖土司城曾是方圆几百公里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现今则是全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具民族特色的文物遗址，具有非常的历史地位和学术研究价值。如果要想研究土家族，就不得不研究唐崖土司，要研究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就不得不研究唐崖土司城遗址。

贵州播州海龙囤遗址

唐朝时，以当今遵义为中心的“播州”广大地区被“南诏国”彝人占领，公元876年，朝廷派杨端前来平乱。事平后，命杨端“世袭”播州，建立了持续700余年、共29代的杨氏土司政权。

政权初建，为“设险以守其国”、并作“保固之根本”，于州治西北15公里之“龙岩山”建“龙岩囤”，平时练兵，战时当作行政、军事中心。南宋末年，为防“元兵”来犯，扩建加固，增修“养马城”“养鸡城”等形成体系，又与附近的“娄山关”、“鼎山城”形成纵深防御系统。明朝时又重修。

明朝末年，杨氏29代“土司”、骠骑将军、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与川、渝地方发生矛盾，后激化为军事冲突、演化为叛乱。1600年，国力衰竭的明朝廷最后倾全力调8省24万军队分8路发动“平播之役”。战争初期，北面川军3000人在娄山关全部被歼、片甲不留，南面的乌江之战，消灭联军3万人马。相持两月，播州各地关隘相继失守，杨应龙只好带领1.7万人马退守海龙囤，各路官军围而攻之。由于守军有天险可凭，有积储足恃，有悍勇苗兵可用，囤下河谷中官兵死伤颇众。几经努力，苦战114天，官军终于爬上“后关”，攻占了这座“坚不可摧”的军事要塞，“斩级22687颗”，“招降播民一十二万”。“龙岩囤”被焚毁，后又被易名曰“海龙囤”。意为“龙困于海，不能再兴云复雨”。播州从此“改土归流”、分为两府，一曰平越府，划与新建的贵州省；一曰遵义府，隶属四川省。

海龙囤群山环峙、孤峰挺立，形如细颈葫芦，北、东、南三面临湘江河之主源“白沙水”，全是绝壁；后为一蒂，仅羊肠小道通到“白云台”、“金鼎山”一带的深山大箐。当初杨氏于囤东侧山下设三关：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及“天梯”形成前沿防御体系；囤上再设三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囤后又设三关：万安关、西关、后关。关墙重重叠叠，先后建有月城、土城，囤上有三道城墙环绕，其沿山蜿蜒的雄姿，酷似万里长城。

土司文化的核心，是治国理政的德政思想，它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中国土司遗址清晰地展现了在土司制度“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下，中央政权和地方族群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方面的价值观交流。传承和弘扬土司文化资源，需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