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印痕

“鬼子进村”

一个个面目狰狞，如凶神恶煞，军帽两旁挂着“屁股帘儿”，军官高举指挥刀，士兵横端上刺刀的“三盖”，伴随着一曲俗称“鬼子进村”的经典且诡异的音乐，嘴里还频频骂着“八各牙路”，烧杀掠抢，无恶不作，但最后终究难逃覆灭……这就是“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这个题目在我脑海里唤起的第一个画面。

推己及人，我想很多人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都会产生和我同样的感觉。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日本人曾经对我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行，而且客观来说，日本政府至今也没有彻底诚恳地正视这个问题。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史可谓年深日久。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以胜利者的姿态逼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极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此后，日本对华步步进逼。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铁蹄踏遍了东北三省；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在整个侵略战争中的暴行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留下了无比惨痛的记忆。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拍摄完成的中国电影里，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形象就是彻彻底底的侵略者，俗称“鬼子”，学名“皇军”。

直接受影响于当时的现实，1935年，电通影片公司出品影片《风云儿女》。该片是我国早期左翼抗战题材影片中最著名的一部，满篇是国破家亡的哀伤，刻骨铭心的民族仇恨。电影中的日本人为中国人民切齿痛恨。在同一时期出品的其他抗战影片中，所有的日军皆以妖魔鬼怪的造型出现，漫山遍野，面目狰狞，惨无人道。这既是对日本强盗本来面目的还原，也是中国电影导演们特意选用的手法，他们希望以此种手法唤起中国民众奋起抗日。当然，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电影人还来不及深入揭示造成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只是直接地将战争的罪过归咎于执行战争、其实同样也深受其害的战争中的某些个体和群体。比如在1938年出品的影片《热血忠魂》里，目露凶光的日寇叫嚣着“只要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杀”。导演希望通过塑造这样的银幕形象以刺激国人奋力抵抗。

中国电影人在反抗侵略、唤起民众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更深的思考。1940年，导演何非光让30个有过被俘和转变经历的日本士兵参与演出了具有相当程度纪实性的著名电影《东亚之光》。该片描写了一批日本士兵被中国军队俘虏后，由侵略机器转变为反战宣传者的故事。《东亚之光》的出现，说明随着抗日进程的不断推进，中日双方对于战争的认识较之以前有了极大的提高，已经开始将批判的视点由战争中的个体转移开来。

1943年由阳翰笙编剧的《日本间谍》更是立足史实，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屠杀民众、贩毒、武装移民等累累罪行，通过将人物与侵略史实相结合的方法，对侵略战争进行更为深刻的批判，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1945年，何非光又导演了《血溅樱花》，讲述了日本侵略战争给中日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电影中，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区别昭然若揭。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大批抗战电影成为人们对于那段历史最清晰的记忆，而且至今人们还对其中的许多作品津津乐道：《平原游击队》、《鸡毛信》、《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三进山城》……这些电影都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个不朽的银幕英雄，一如《平原游击队》里神出鬼没的冀中抗日游击队队长“双枪”李向阳、《小兵张嘎》里机智勇敢又顽皮的农村孩子嘎子等。

当然，作为抗日题材电影中的反面主角，日本人在电影中的形象也让我们记忆深刻。例如《铁道游击队》里的小林、《小兵张嘎》里的龟田、《地道战》中的山田等等，其恶名皆“如雷贯耳”，家喻户晓。在众多扮演日军军官的演员中最为有名的可能要数号称“鬼子王”的方化先生，而在他扮演的诸多鬼子里，又以“松井”最为传神。我以为《平原游击队》中的松井是诸多日本军人形象中最为出色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松井虽然凶残邪恶，但在松井身上，早期抗战影片中脸谱化的日本侵略军的形象特征已经不是那么强烈了，也更具有一种军人应有的气质与威慑力，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绝对效忠天皇。这种形象的细微变化意味着历史的推进让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有了更新的心得体会。方化由于扮演松井而遭难，真不知让人该哭还是该笑。不过，将扮演侵略者的演员与侵略者并置一块儿予以批判的现象（“你没有反动的思想感情，能演得那么像吗？”），说明这场侵略战争的确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结下了太深太深的伤痛。

人性化的日本人

当然，日本人在中国电影中的形象，绝不仅仅是“皇军”、“鬼子”。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随后不久中国国内结束“”、清除极左思潮、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国内情况和中日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邓小平和邓颖超等中国领导人相继访日，使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大量日本产品进入中国、进入千家万户，众多日本影视作品涌入中国观众的视野，人们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多了起来，也趋于全面，在很多方面，我们还把日本当做了老师……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逐渐摆脱了单纯的“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了更为人性化的特点。中国电影工作者（有时与日本同行一起），拍摄了许多以中日友好为主题的电影。

在这些影片中，侵略战争依然被控诉，但着眼点已经是它对中日两国人民的伤害。日本人的形象已不仅仅是我们印象中的“鬼子”，更多的都是活生生的普通人，他们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性化的元素。

更多被赋予反战特征

在之后的时间里，虽然抗日战争依旧是中国电影人最愿意关注的题材之一，但其中的日本人形象却也已越来越多地被赋予“反战”特征，战争已从画面的主要位置逐渐隐退为引起历史反思的故事背景。

1992年，谢晋导演的《清凉寺的钟声》就是这样一部感人肺腑的电影。电影并不以表现战争为主，而是着重交待日本小孩和他的中国亲人之间的感情。

1993年，上影厂出品的《三毛从军记》更是用喜剧的手法，极具夸张地演绎出一段欢天喜地、有惊无险的抗日历史片段。

在新千年后的《天地英雄》里，我们更在大唐的疆土上看到了一位顶天立地的日本武士。

从“乌合之众”到血肉丰满的“人”

跳出大陆地区的电影来看，中国香港地区的电影对于日本人的态度同样基于那段血泪染就的抗争史。所以，即使周星驰“最没格调”的几部搞笑电影，也会出现以暴打日本商人来取乐的画面。但同样，如果将香港电影的同类题材前后对比，亦能看出历史对于不同时期的电影的影响，一如著名的“精武门系列”。

李小龙的《精武门》是一个时代的经典。该片中的日本人成为激起中国人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符号。我们每每看到陈真把日本武馆那帮飞扬跋扈的乌合之众打得落花流水，总会感到热血沸腾。

该系列第二部应该是李小龙的忠实拥护者兼模仿者周星驰的《新精武门》。《新精武门》里的日本人依旧是那样的不可一世、穷凶极恶，但是电影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对日本人的态度上。即便是武馆里那个高高的日本武士被打出去的镜头，也充满了恶搞色彩。激起民族自尊心的画面，使用的是一种噱头式的表达。

第三部就该说说陈嘉上导演的《精武英雄》。虽然描写的也是抗战时期的故事，但是在该片中出现的日本人比之前的抗战题材影片中的日本人形象显得更加有血有肉，更成其为“人”。导演在片中评价了不同立场的日本人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这是和前面两个片子的最大的区别，也是其很成功的地方之一。影片中有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藤田刚，有对战争毫无概念、柔弱无力的普通日本市民光子，也有拥有武术家精神、坚决反对战争的船越文夫。“年轻人，我告诉你，击倒对手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手枪，练武的目的是为了将人的体能推向最高极限，如果你想能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了解宇宙苍生。”“刚缺柔是浪费力气，柔缺刚是攻而不克，缺一不可。”“技击最忌心浮气燥。”在我看来，影片把船越文夫刻画成了一个武学修为相当高的哲人。

历史让中国电影人将焦点一次次对准了挑起战争的日本国和日本人，将电影题材一次次圈定在那段满是血泪的历史上；同样，也是历史令日本人在中国电影中的形象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客观。历史在不同的时期赋予我们不同的思路，人的视角必然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今年是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回顾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从过去的单纯的“恶”，到现在越来越客观的评价，这条轨迹暗示着一个很美好的未来。历史是不可以改变的，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痛苦也会一代代地传给我们的子孙，只是希望痛苦的历史不要再被重写，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之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