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巴格达战乱亲历

在24小时内经历了等待、航班推迟、航班取消、再等待、再推迟等一系列不大不小的麻烦后，终于在9月24日飞离巴格达，繁琐的过程冲淡了离愁别绪，然而随着飞机盘旋上升（为了防止受到袭击，巴格达机场的飞机都是在有限的安全区范围盘旋起降），昔日清晰具体的城市街巷、阿拉伯建筑逐渐变成了一个平面，就像一张比例逐渐变化的地图一样渐渐离你远去，最后消失在云雾中的时候，一年来经历过的一幕幕却又浮现在眼前……

安全：每个人大脑中紧绷的一根弦

在巴格达第一次汽车炸弹现场采访时，曾应一位巴格达当地报纸记者的要求给他以爆炸现场的浓烟为背景拍了张照片，并给了他一张自己的名片。事隔几天后，那位记者连续两次打电话要求到新华社巴格达分社取照片，我把分社地址告诉了他。雇员贾迈勒知道后，认为此事极不正常，担心是坏人前来打探情况。那位记者来到分社，雇员夏南又帮我盘问了他半天，留下了他的各种联系方式，事后还专门提醒我今后不要随便给陌生人留自己的电话和住址。当时还真的有点不以为然，然而随着自己在巴格达工作时日的增多，我越发感到这种谨慎是必要的，而且也不自觉地在大脑中绷紧一根安全的弦。

刚到伊拉克时特意穿了一件印有中国国旗和英文中国标识的摄影背心，结果已经在巴格达工作了一年的同事李骥志告诉我，由于美军防护严密，袭击者难以得手，便将目标扩大到所有外国人。配有英文标识服装、甚至连说英文的人都成了容易遭到袭击和绑架的对象。现在这些英文字母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反而是一种安全隐患，为此，新华社巴格达分社建筑、汽车上的英文标识已经全部被撤掉。思量再三，我穿起了前任黄敬文临走时特意留给我的一件绣有阿文中国记者字样的摄影背心，即便是这样，雇员仍然提出异议，他们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走在大街上就像一张百万美元的现钞，目标太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工作后，我感到伊拉克普通的老百姓对中国人还是比较友好的，所以在每次碰到他们的时候我都大声的自报家门：萨哈菲隋尼（中国记者），而人们大多都会说：CHINA GOOD!

同样的问题还出在防弹衣上，由于我们的防弹背心全部是迷彩的，极易被误认为是军事目标，雇员建议我们还是不穿为好。然而，在采访过几次混乱的爆炸现场后，我还是决定只要外出就穿上防弹衣，只是总将它穿在里边，即便是七八月份摄氏50多度的天气，我也是把它套在摄影背心里边，到后来似乎穿防弹背心已经成为外出时候一种心理上的慰籍。

外出采访是神经最紧张的时候，在现在的伊拉克，对于外国人来说最安全的方式恐怕就是待在家里哪也不去，但这显然是记者的职业所不允许的。出门则意味着危险的增加，由于交通警数量不足以及美军经常封锁部分路段，目前巴格达市区堵车现象十分严重，而路边炸弹、自杀性汽车炸弹往往就在此时发生。为此我们每次出门都尽量选择避开早晚人流车流的高峰，即使这样，遇到堵车时还是会神经高度紧张，采访回来的路上也总是会下意识的回头看看是否有陌生车辆跟踪。分社驻地旁边有一个大水塔，每次外出归来看到它的时候就会感到几分踏实――总算到家了。

现在的巴格达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一个记者每天都会面对多得让你感到奢侈的新闻资源，然而出于安全原因，大多情况下无法赶到现场。对于一个记者，在这里每天在决定出门采访之前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对所冒的风险和新闻的价值作出认真的权衡。同样对于一个记者，做到这点很难。

人质事件：感受中国力量

2005年1月19日当地时间早晨9时，距离8名中国人在伊拉克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大约18个小时，分社60多岁的老司机阿布希南开车送我和分社报道员夏南前往距离分社大约10公里的一个大清真寺，寻找有关中国人质的最新消息。路上车不多，9时15分到达清真寺的时候，这里还没有开始办公，我们坐在车里等候，至少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广场上只有三四辆车。不停有美军的直升飞机从头顶上低低地飞过，看到我端起相机，阿布希南坚决制止我下车拍照，只得透过车窗远远的按几张。他总是很谨慎小心，尽管我有时会因为他的干涉拍不到想要的照片而跟他着急，但我知道他是为我好。18日上午，我在巴格达街头拍摄选举海报的时候，他就不时地提醒我，哪里不能下车、某某外国人是在这里被绑架，看着热闹的街市，我当时有点不以为然，可当下午突然得到8个中国人被绑架的消息时，我诚恳地向他表示感谢。

等候在车里，话题离不开中国人质，夏南和阿布希南不停地安慰我说中国人民和伊拉克人民是朋友，很快我们就能得到人质被释放的消息。夏南是分社的骨干雇员，我知道他和蒋晓峰、李骥志都是凌晨3时多才睡的，我告诉他可以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很快车内变得很安静，大家都若有所思地看着车窗外。

1个多小时后，清真寺的人逐渐多了起来，10时40分我们碰到了前来联络解救人质事宜的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卞志强参赞，这时候的碰面感觉是很亲切的。卞参赞受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杨洪林的委托准备就人质一事会见一位知名的宗教人士。我们决定一同前往。此行要经过局势极不安定的阿布格里卜地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夏南把他那件去年10月份访问中国时购买的棕色大衣捐了出来，将大衣里子和外套分开，让两位担负保卫任务的使馆武警分别套在自己军装的外面。分社负责人蒋晓峰打电话来叮嘱我们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并告诉夏南一定要保护好我，我听到夏南说：“你没有必要强调这一点，他就和我的兄弟一样。”

车开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下意识用手指敲了敲穿在大衣里边的防弹衣，发出“梆梆”的响声。坐在前排的武警李亚光回头说：“咱们是战友！”我套用一句老话笑答：“咱们是为了同一个目标从不同的岗位走到一起的。”卞参赞说：“咱们冒险值得！”

此后大家开始静静地注视着车外，路上车不多，我们的车速保持在时速120公里左右。路两旁是空旷的农田，零星点缀着一些低矮的民房，不时地和美军的军车和坦克擦肩而过，走到一半时，路边有一个壁垒森严的美军军营。

11时30分到达目的地，卞参赞进去会谈，我们和武警被要求在门外等候。此时，由于手机信号不好，我已经与分社失去联系。12时左右突然一声巨响，两位武警战士迅速作出一个极为专业的防御动作――准备战斗。曾在萨达姆时代当过兵的夏南笑笑告诉他们不必紧张，这应该是落在阿布格里卜监狱附近的一枚迫击炮弹。

12时10分，我和夏南被允许进入采访……12时30分我们开始返回，尽管依然有点紧张，但感觉上比去的时候快多了。13时，我们和使馆的同志在清真寺分手，道别的话无一例外是：“保重，注意安全！”

这时我已经和分社重新取得联系，显然此时他们也在焦急地等待我的消息。由于得到消息14时30分伊拉克穆斯林长老会要召开新闻会，我和夏南直接赶往会场。会的内容是伊拉克穆斯林长老会呼吁在宰牲节期间释放所有在伊拉克被绑架的人质，出现在清一色的当地记者中的我显得有点扎眼，显然他们都知道了中国人质事件。会场的保安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友好。他告诉我：他的叔叔曾经在北京工作过一年，他们全家都很喜欢中国，中国和伊拉克是朋友。这些话让我感觉踏实了许多。

经过各方的努力，人质事件最终得到圆满解决，8名中国同胞得以安全回国。他们在临走的时候对我们说：在被绑架的日子里，惟一支撑他们求生的信念就是：自己是中国人，能够安全归来他们感受到的是中国的力量。

亲历伊拉克大选日

2005年1月30日，伴随着初升的朝阳，伊拉克人迎来了对于他们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天――后萨达姆时期的首次大选。这一天，巴格达宽阔的大街上空空荡荡，寂静中隐藏着紧张的气氛。外国通讯社大都派出几十个采访小组守在投票站附近，采用车轮战的办法进行报道，在分社人力物力不足的客观条件下，我在雇员的陪同下赶往允许摄影采访的投票站，街上每隔500多米就设有一个美军岗哨，其间流动的美军巡逻车队穿梭不停。我们的车是惟一行驶在马路上的民用车辆，为了不引起误会，车速一直保持时速20公里以下，老远看到检查哨，我们就将身子探出车外举着采访证件高喊：“china press”，通过十几个美伊军警的检查哨后，我们到达巴格达北部的卡迪米亚投票中心――巴格达城里5个允许摄影记者采访的投票中心之一。 看看手表，原本20分钟的路我们走了近两个小时。

在卡迪米亚区，路上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人们三三两两结伴步行前往投票站。孩子们则把空旷的马路当成足球场。面对相机，不断有人兴奋并骄傲地向我们竖起已经染色的紫色手指，证明他们投了票。

在一个缠绕着铁丝网的投票站入口处，我们刚一下车就听到一声巨响，紧接着是激烈的枪声，在我惊愕之余，雇员夏南告诉我，应该是迫击炮，不过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参加投票的人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一位老人在家人搀扶下从投票站里走了出来。老人今年83岁，在家人的帮助下颤巍巍地向记者举起紫色的手指。显然老人无畏的行为感染了周围的许多人。人们聚在一起打出胜利的手势，站在房顶上警戒的警察也举枪欢呼。

采访车继续前行。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处，突然听到车外有人冲着我们喊叫，并听到一阵阵拉枪栓的声音，紧接着就是雇员夏南的紧急刹车。抬头一看，马路对面的伊拉克士兵已经作跪姿射击的准备，枪口对准我们的车――原来是刚才一时疏忽没看清前面居然就是投票站的入口。地上和房顶站了不少伊拉克士兵。我们立即下车向他们解释，拿着证件和相机并摊开双手，口中不停喊道：“萨哈菲隋尼(中国记者)！”两个伊拉克士兵端着枪向我们走来。误会很快消除。核查了我们的证件后，一个士兵还举起染色的手指让记者拍照。他说：“我很高兴投下自己的选票。我们的职责就是保卫大选的顺利进行。”在一旁负责警戒的军车上，士兵们纷纷挥手向记者致意，正当记者端起相机拍摄的时候，一个刚从投票站出来的妇女急切地跳到相机镜头前竖起染色的食指振臂欢呼。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走进一个允许采访的投票站，里边秩序井然。一位70多岁的老妈妈坐着儿子的小推车赶来投票。由于老人行动不便，工作人员将选票和票箱拿到她的身边。老妈妈认真地填写选票后，慢慢地将选票放入票箱。老妈妈名叫纳基巴赫，她告诉记者：“我投票是为了自己子孙的未来。”在另一个投票间，一个腿部有残疾的青年扶着助动车投下自己的选票。他告诉记者：“这是我的权利。”一位叫穆哈姆德的男子带着妻子一起来投票，夫妇二人填写好选票后，由妻子投入票箱。穆哈姆德告诉记者：“票箱里装载着我们的希望与未来。”

显然，饱尝战乱之苦的人们是满怀希望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的，然而，接下来的宣布选举结果、成立议会、成立政府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却进行得一波三折，与之相伴的是仍然是无休止的暴力活动。

踩踏事件：无休止的悲剧

2005年9月1日上午， 我们的汽车驶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北部阿扎米亚（Al-Aadhamiya）区的时候，路两边停着一些汽车，人来人往秩序井然，与前一天这里人山人海的场景反差很大。转过一个弯，一座跨河大桥进入视线，两辆伊拉克军车停在路口，十几名全副武装的伊拉克士兵警惕地注视着过往的车辆和人群。征得同意后，我和雇员开始接近这座巴格达踩踏事件发生地――艾玛（Aaimma）大桥。桥头一片狼藉，铁丝网和隔离墩后到处是遇难者残留的鞋子和衣物，低洼处的积水泛着血红的颜色，散发出一阵阵夹杂着血腥的恶臭。铲车顺着大桥的两边清理桥面，遇难者的鞋子像小山一样被堆积起来，颜色样式各异：红的、黑的、灰的……皮鞋、拖鞋、童鞋……一天前，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正是穿着它们徒步赶往清真寺参加朝圣活动，然而不幸就在瞬间袭来……

2005年8月31日上午当地时间11时多的时候，有消息说在阿扎米亚区一座大桥上有20多个人落水身亡，这在悲剧每天都发生的伊拉克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注意。然而到12点传来的消息让人震惊，数万人在通过艾玛大桥赶往什叶派穆斯林胜地卡达米亚（AL-Kadhimiya）清真寺参与纪念先知的活动时，由于大桥上有人谎报有炸弹警报，人群发生骚动，600多人因踩踏和溺水身亡！一时间有点不敢相信，然而来自各个方面的消息最终证实了这个残酷数字的真实性。

背起相机和雇员一起赶往现场，40多度的高温使我们的小车简陋就像蒸笼一样，闷热中的思路有点混乱，无法想像已经聚集了几十万人的阿扎米亚区现在是什么情况。想到发生悲剧的艾玛大桥现场，压抑的同时有点茫然，毕竟这不同于我采访过的任何一次爆炸现场。出于摄影记者的本能希望赶快到达现场，然而我们的车却不得不在一个个检查站一次次地减速停车，开始的3个检查站是什叶派民兵设立的，看到我这个另类的黄皮肤黑眼睛他们放行了，但是到了第四道岗却行不通。一队伊拉克士兵在这里驻守，机枪架在卡车上，将所有赶往阿扎米亚区的车辆都拦了下来。我下车试图用自己的中国记者身份再次闯关，迎上来的士兵显然对我的出现有点吃惊，我向他举了举相机和证件喊道：萨哈菲隋尼（中国记者）。看到我臃肿的摄影背心，他还是有点警惕，过来拍了拍我的前后身知道是防弹衣后，态度变得友好起来，然而对我通过检查站的要求却始终不同意。他通过我的雇员告诉我说，里边很多人，秩序很乱，一些救护车都堵在里边出不来，很多人正在往出撤离，所有通往阿扎米亚区的道路都被封锁。出于对我工作的理解，他建议我到附近救治伤员的巴格达儿童医院看看。

一位在踩踏事件中受轻伤的老人就站在医院门口，老人上身半裸，一手扶墙、赤足而立，白色的裤子上留有斑驳的血迹和在地上滚爬的痕迹，显然老人家还没有从巨大的惊恐中回过神来，面对采访只是神情沮丧地摇头叹息，不断地念叨着到现在还不知道家人的下落。另一边，一个脚部受伤的青年扶着墙一瘸一拐的走出医院大门，面对着我的镜头漠然离去。经过反复交涉，医院最终没有答应我进入拍照的要求，我只得绕到医院门诊大楼前，透过栅栏向里边拍摄，楼前停满了救护车，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走来走去。一位妇女推着腿部受伤的家属从我身前经过，突然对我大声喊叫，并作出抗议的手势，雇员告诉我她是在指责政府失职，没有对朝圣的人实行必要的保护。

再次返回伊拉克士兵的检查站，士兵的态度坚决，只同意我们在这里采访，不能再深入一步。通往阿扎米亚区的道路由于军警的封锁已经变得空空荡荡，不断有救护车呼啸着来来往往，气氛异常紧张。警车，军车、什叶派民兵武装迈赫迪军的卡车、巴士一辆接着一辆把困在事发地点的什叶派民众运出来，妇女儿童坐在车里，年轻的小伙子则直接站在车的两侧。下车后的人们神情或沮丧或慌张，有人手里还拿着参加朝圣活动的旗帜和画像，孩子们头上系着写着先知名字的带子，三五成群地匆匆离去。一位妇女看到我的镜头，急忙掩面而去，另一位则带着孩子对着镜头打出胜利的手势，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这时候的感受，只是感到莫大的悲哀……

9月1日，我一步步走上这座发生悲剧的大桥，20多米宽的桥面的颜色斑驳，鲜血留下的痕迹依然可辨，烈日下清洁工人来来回回地清理着桥面，一切都那么机械，无法想像悲剧发生时这里是何等恐怖的情状。在大桥的护栏边站了许多人向桥下观看，桥下一些青年正在河水中打捞遇难者的遗物。堤岸边站满了围观的人群，活着的人们还在互相讲述着昨天悲剧发生时的情景。接近桥中央的地方有一道水泥隔离墩，这本是用来防止恐怖袭击的，但是却成了踩踏惨剧发生时阻碍人们逃生的一道坎，很多人在这里被绊倒、挤压、丧命。站在护栏边放眼望去，孕育了灿烂的两河文明的底格里斯河一如既往地静静流淌，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来她却见证了太多的悲剧。

走到桥下的时候，我一下子被堤岸边的人围了起来，他们七嘴八舌的说着什么，雇员达乌德告诉我他们是在抱怨，抢救措施不力，要求政府负责。未及我多按快门，达乌德和司机阿布西南就把我从人群中拉了出来，告诫我这里太危险。回头看着这些愤怒而不幸的伊拉克民众，再看看自己手中的相机，突然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无力。

遇难者人数从600上升到965，伤者也有800多人，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变成冰冷而简单的数字的时候，无法想像的是有多少个原本完整幸福的家庭正陷入无法抚慰的悲痛之中。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恐怖袭击：爆炸、枪击、绑架，充斥于媒体头条的只有血腥的画面和冷酷的死亡数字，甚至人们在怀着无比虔诚的心赶往清真寺纪念先知的时候都要遭遇不幸。从大选到议会成立、政府组建再到制宪，伊拉克人一次次的等待，却又一次次的失望。一切的一切让伊拉克人的心理底线变得愈加脆弱，然而不是这里的人们不够坚强，只是悲剧来得太快、发生得太多、持续了太久。不能说这里的人们麻木了，只是等待太久却看不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