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或于七月升值

人民币升值的话题一向是全球焦点,然而至今仍是只闻楼梯响。事实上,一国之币值必随其经济环境及外贸状况有所升贬,与其说人民币升值,从更广义的角度看,不如说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改革。笔者认为,其改革方式及时间,可以透过“中国模式”的特征窥探一二。

所谓“中国模式”,即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特点的发展模式。模式的部分特征,包括强调政府的主导性、强调政策的实践性及强调以人为本的施政,等等。

强调政府的主导性及可控制性,是中国政府施政的一大特色。近年亚洲经济迅速复苏,然而中国仍沿用金融危机时期的紧盯美元政策,在笔者看来,欧美国家要求把人民币升值,可说是合理预期。可是,面对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对币值议题不断施压,即使中国有意把人民币升值,也不愿给人以受到外国干预而升值的错觉。此外,面对国际压力时,往往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现时所谓“大国崛起”的形势下更见上扬,某种程度上牵制中国领导层的决策,反使中国政府在升值议题上难有折衷余地。这些由强调政府主导性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致使中国政府未能找到推行汇改的合适时机。

在强调政策的实践性方面,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原创性,所以很多政策的推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再作微调。金融政策如发行人民币债券、人民币结算试点等,皆循此方针。倘人民币升幅过急,可能会加剧外资的炒作活动,为内地经济带来更大冲击。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都是控经济、保就业的手段,所以在着重实践的方针下,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改革,必然是稳建而缓慢的。

强调施政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政策,着重收窄城乡贫富差距、完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及注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弥补过往粗放式发展对环境及民生的伤害。政府透过对农村补贴、加快产业转型以发展内需主导的经济结构。若人民币大幅升值,必会影响农村劳动人口的生活,使贫富悬殊加剧。所以,人民币汇改必以国内民生发展为本,并以渐进方式推行。

总括来说,鉴于“中国模式”的特质,人民币汇改必然是一种根据经济发展进行调节,且具有弹性的渐进方式改革。渐进升值不但合乎国情,亦有助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虽有舆论认为人民币若要国际化应加快升值步伐,然而,从中央政府力求于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来看,中国已为人民币汇改及国际化订下了初步的时间表。人民币国际化很可能于2020年初步达成,汇率政策到其时应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决不是完全的自由浮动。

就短期的汇改而言,轻微升值及扩大弹性可说是合理预期。金融危机最坏时刻已过,人民币应与美元脱钩,并改行对一篮子货币的爬行钉住汇率制度(Crawling Peg)。笔者认为,升值幅度可为每年2%-3%,若经济环境稳定,幅度可按年再调高1-2%。这种汇率制度及升值幅度,既可扩大人民币的弹性,有利于应付规模越来越大的人民币计价跨境贸易和投资,亦可使国内经济免受剧烈冲击。

笔者认为,7月会是人民币升值的合适时机,主要原因是相信通过本年5、6月举行的第二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及二十国集团第四次峰会,中国及国际社会应可在人民币议题上厘清疑虑,达成部分共识。而且,近期欧美各国似乎明白向中国施压不但无助升值诉求,更可能触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打乱中国政府的部署。从美国财长盖特纳一改口风,认为人民币升值与否应由中国决定,并决定推迟认定中国是否“汇率操纵国”的政策报告,以及欧盟公开支持人民币逐步升值等举措观之,欧美正刻意营造重视中国汇改自主性的形象,为人民币早日升值开路。另外,近期美元持续走强以及欧元势弱,既轻微缓和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亦为人民币轻微升值提供了条件。所以,在有利升值的外部环境下,中央政府可于6月与国际社会充分沟通,若没有节外生枝,7月可说是升值的合适时机。

作者:香港财经高级分析师,国际金融管理学会(香港分会)执行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