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交通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15 06:42:47

人民交通论文

人民交通论文篇1

1.1 概念界定

人际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或生活活动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中文常指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总称,也被称为“人际交往”,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学友(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雇佣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及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如何搞好人际关系也是一门学问。

在编织人际关系网的过程中,民族文化认同无疑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它既是走进别人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又是与人和谐融通的纽带。可是,民族文化的高认同又会导致文化壁垒的出现,这样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构。

1.2 人际关系的基本理论

西方关于人际关系的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三类:①一是人际交往理论;二是人际特质理论;三是人际激励理论。

人际交往理论主要包括符号相互作用论、社会交换论、T组理论等。符号相互作用论也叫象征往理论,是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提出的,他认为每个交往者都有自己的一套符号系统,在人际交往中重视语言符号的作用,语言中所含有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都是人际交往的外在载体。这一理论关乎族群的文化认同。一个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因素错综复杂,但在这诸多因素当中,文化背景因素和社会背景因素无疑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抑或是一种文明的形成。而文化群体一旦形成了就又通过族群的认同去影响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人际关系和民族文化认同的辩证联系。

2 人际关系建构中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溯源

人类的文明演化近万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人类逐渐走上了群居生活。群居生活是多人积聚在一起,进行共同的生产和生活,遵守由习惯形成的生产和生活规则。人际关系中有几对重要的关系: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熟人关系。面对这诸多关系,我们要应用不同的心理战术,但他们有着诸多的共性,绝对有规律可探寻。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特征远不同于西方,这源于其独特的民族心理特质。众多的学者在这方面均做了相应的研究,也发现了众多有价值的理论问题。黄光国提出了华人社会人际交往理论模型,②认为中国人际关系可分为三类:情感性关系,用以满足关心、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工具性关系是强调物质利益的关系;混合性关系主要是由亲戚、邻居、同学、师生等组成的复杂的人际关系。

历史上的人际关系建构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过程中,我国各个民族之所以能形成各自的民族文化就源于他们族群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磨合,最终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符号。而随着这种文化符号得到广泛的认同,又会在这个族群的内部促成他们人际关系的和谐融通。而民族高等院校是一个民族文化光彩夺目的地方。虽然各个民族的文化在校园内部有着广泛的交流;但在各个民族的内部,依然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圈子。这种人际关系的高度集聚就形成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在这种文化认同感的指引下,各个民族被困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小圈子。这样可能影响人际交往的广度,反而对人际交往会产生一种不利的影响。

3 人际关系建构与民族高等院校的文化认同的关系

良好人际关系的建构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但文化认同也是必然涉及其中的知识。现在由于社会关系趋于复杂,人际关系的建构也有一定的难度。

其一,在民族高等院校,构建人际关系首(下转第149页)(上接第84页)先分析对方乃至一个群体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征。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的心理特质均千差万别。这就需要我们找出他们的不同点,按号入座。然后为自己向对方发出交往信号找一个兴奋点。在深交往的过程中,更要深入了解对方族群的性格。我们还要学着去尊重民族文化人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人的那种永远不满足既存的生存机遇而去不断创造新的生命价值”。③所以我们要承认人性是复杂的,人的性格也是捉摸不透的,故我们在人际关系建构中对民族性格的深入研究,尊重主体性。

其二,在民族高等院校内,建构良好的人际关系理应合理定位不同群体的心理特征。社会运行有其自身的逻辑,那就是社会地位,个人背景相近的才有交往的可能性和预期性。故与人交往过程中,理应运用这社会心理现象。

4 民族高等院校人际关系建构过程合理运用民族文化认同感的至关重要性

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发生关系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人类学文化因素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民族文化认同感对人际关系的构建有以下重要的作用。

首先,民族感情的研究有助于寻觅到人际交往的剂。生活是务实的,人的感情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现实生活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现实发展过程。④人是感情的动物。要想交上知己,建立真正的友情,就需要用真情换真心。需要我们在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时,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其次,民族人格特征的研究更加有助于巩固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与人打交道时,完全可以细心地观察对方或者一个群体的人格特质。人格特质映射了一个人由于民族成长和个人教育背景不同而形成的因子。在民族高等院校,通晓了某一个人的民族人格特质,也就打通了通向其他不同民族内心世界的脉络。

再次,民族文化特质的探索同样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构建。生活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活动,那它自然也包括环境的影响。⑤那么,民族文化的认同自然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双方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特质,就很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

5 如何在民族高等院校人际关系建构中更好地运用民族文化认同感

一方面,学习和民族高等院校人际关系构建有关联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基础知识。在民族高等院校,各个民族的师生,测量自己人际关系的状况,然后给自己的人际关系进行合理定位。对民族高等院校的人际关系状况的测查应结合自评和他评两种手段,检测民族院校中的诸多民族文化心理现象。

人民交通论文篇2

一要科学论证规划新建的城市道路。新建城市道路在规划、设计、施工前要科学论证、广征意见,特别是要征求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一是规划理念要超前。要瞄准世界城市道路建设的前沿,推算出新建道路以后的交通流量,根据交通流量设计出符合社会发展的城市道路。二是要科学论证。邀请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群众代表参与调研、论证,取得广泛共识。在城市道路建设上切实遵循理念超前,科学规划论证,精心设计,人性化考虑的原则。

二要加大宣传道路交通法的力度。不学法就不可能知法,不知法就谈不上守法。所以,道路交通法的宣传任重而道远。一是要从娃娃抓起。中小学生要设立道路交通安全必修课,使中小学生从小就养成遵守道路交通法的意识和习惯。二是各县区必须建立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培训中心,增强人们道路交通安全意识,使人们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和人民群众的伤亡。三是对农民工集中的地方强制性地组织农民工进行道路交通安全知识方面的教育。

三要在提高交通参与者素质上下工夫。一是把社会成员渴望交通文明的愿望迅速转化成为付诸实践的行动。文明要从交通开始,要在每个交通参与者身上体现出来。二是用中华民族文明史教育群众,做到不闯红灯,不随意变更车道,不酒后驾车,促使大家自觉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约束出行行为,并且监督其他交通违法者。

四要严管重罚交通违法者。一个百万人以上的城市要有良好的交通秩序,除了市民有较高的文明素质以为,对交通参与者的交通违法行为必须严管重罚。

一是对交通参与者必须严管。严管才能使机动车、行人各行其道;严管才能确保道路畅通、安全、有序;严管才能有效遏制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严管才能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

二是对交通违法行为必须重罚。重罚是让违反道路交通法的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重罚是让违反交通法的人多点记忆,以后不再发生交通违法行为;重罚是保护广大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免受伤害。同时要注意在严管重罚时,民警要注意执法态度,晓之以理,最大限度地避免和群众发生直接矛盾纠纷。

人民交通论文篇3

关键词:流通 人民币 券别结构 需求模型

一、引言

货币是伴随着商品的出现而产生的。商品的出现引起了对价值的广泛深入研究,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履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基本职能。我国的法定货币为人民币。

以个人,企业等经营单位,财政及机关、团体,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对外等五个方面的货币收支包括了整个国民经济中一切现实的货币收支。这些收支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收彼支,此支彼收,由此及彼,连绵不断。这个割裂不了的货币收支系统,通常称之为货币流通;这一系统构成的领域,称为货币流通领域。

货币券别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券别结构不但包括大、中、小额票面及上、中、下限的整体结构,而且包括纸币与硬币结构等方面,也被称为“M0券别结构体系”。狭义的券别结构特指大、中、小额票面的券别结构,是在既定上、中、下限整体结构和纸币与硬币结构下的票面结构分配。此外,券别结构体系存在高低之分。采取高面值券别结构体系,由于单张票面金额很大,不便折算计数,有碍流通,同时带有膨胀色彩,会给使用者带来不稳定心理。

本文从探讨需求理论模型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在我国流通领域中的狭义券别结构问题。

二、理论准备

(一)理论参考

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现金需求的古典方程式主要包括费雪方程式、剑桥方程式、凯恩斯货币需求分析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这些古典方程式以及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现金的总需求量展开,而关注现金需求结构的研究凤毛麟角。在现行研究中,现钞货币的印制、发行存在两个基本模型,即“塔式实务模型”和“水平架构模型”。

塔式实务模型是以商品货币流通实践为基础,主要由四个模式构成:

(1)顺方向构成模式,即商品价格等于大、中、小面额货币科学累加,形成买主应付卖主现钞货币的数量。

(2)反方向构成模式,即商品价格等于大额货币减中、小面额货币,形成卖主应找零给买主现钞货币的数量。

(3)高档高价格商品交易或旅游、出差等使用、携带现钞货币模式,即大宗现钞货币数量等于大宗现钞货币票面累加。

(4)小额零售商品交易额所需现钞货币模式,即微量现钞货币量等于小额现钞货币票面支付。

塔式实务模型从商品交易微观行为出发,将商品交易分为高价交易、一般交易和小额交易三种不同的类型加以研究,一般交易又细分为顺方向的支付型交易和反方向的找零型交易两类。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塔式实务模型所述四种模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掺杂、并存发生的,但该模型未能实际说明券别结构的问题。本文借鉴塔式实务模型作为需求理论模型的理论参考,并作了进一步推导和完善。

(二)研究对象和范围

本文将所有现金交易分为大额交易和小额交易。所谓大额交易是指现金交易额在100元及以上的交易,且仅包括100元及以上的整数部分,不包括100元以下部分;其他除大额交易外的交易为小额交易。例如一笔交易额为356元,则300元的部分属于大额交易,而56元部分则并入小额交易范围。如此分类,是为了将100元券别和其他券别区分考虑。本文认为,100元券和其他券别人民币在现金交易中作用是不同的。100元券主要用于大额交易或支付,更多地体现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其需求量更容易受经济发展状况、收入水平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而除100元以外的其他券别人民币,在日常现金交易中主要用于支付或找零,更多地体现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其需求量主要受每笔交易中100元以下金额的影响。基于上述原因,本文的需求理论模型研究剔除了100元券。为进一步简化模型,本文也暂不研究角币和分币。故研究对象是除100元券以外的主币,研究范围是100元以内的主币交易,以及100元以上交易中100元以内的主币交易部分,也即小额交易中剔除辅币交易后的部分。

(三)判断标准

虽然使用者、时间、地点、交易量或支付量等因素的不同均会影响对券别结构合理判断标准的看法,但满易或支付的需要量、持有和使用成本最低这两点是均要得到满足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判断人民币券别结构合理性的基本标准是满足需求和成本最低。

满足需求即满易或支付对各券别人民币的最低需求量。成本最低即合理分配各券别人民币的生产调运和使用量,使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持有成本、清点成本、销毁成本等所有相关成本之和最低。需求理论模型的推导也同样要符合这两点基本要求。

(四)假设条件

在构建模型之前,先设定以下假设条件:一是供应充足假设,即流通领域中人民币总量供应充足,各券别供应充足,每个交易者持有的人民币各券别均能满足其交易需求:二是不考虑货币流通速度,本文将研究单位时间内货币的需求结构,在单位时间内每张人民币只能使用一次,不存在由于货币流通速度不同而增加或减少使用量的情况:三是理性人和理假设,即交易者对各券别人民币的使用没有偏好,在交易中总是以成本最小化为最终目标;四是成本最小化等于使用数量最少,即假设各券别人民币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持有成本、清点成本、销毁成本等均相同或忽略不计,券别结构合理性判断的成本最低标准则体现为使用数量最少;五是单位时间内各金额交易均只发生一次,即各金额交易发生的次数是相同的。

结果中,x为420张,各券别的需求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1元券的需求量是最大的,占比达到了47.62%;其次为20元券,占大约19.05%;而50元、10元和5元的需求量基本相同。

在该模式中,部分交易需支付较多人民币,单笔最大支付量是8张。例如在支付99元的交易时,支付方需支付1张50元、2张20元、1张5元和4张1元券,共计8张人民币。因为没有考虑交易中收款方的行为,故该模式是不完备的。

(二)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是指为完成现金交易,支付方可以支付与交易额恰好相等的人民币给收款方,也可以支付一张大于交易额的人民币,然后由收款方进行找零来完成。为满足限制条件(4),该模式取两种方式中所需数量最少的作为最终需求量。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弥补了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的缺陷,现金总需求量是交易双方支付和找零需求量之和。其具体计算结果X5×99T如表2所示。

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使单笔交易的最大支付数量降低为5张,比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节约了大量现钞。例如交易额为99元时,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支付方需支付8张人民币,如果支付1张100元券,收款方找零1张1元券即可,所需人民币数量大为减少。再如交易额为44元时,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支付方需支付2张20元券、4张1元券共6张人民币,而如果支付1张50元券,则收款方找零1张5元和1张1元券即可,共需要3张人民币,减少了人民币的需求量。

该模式求得x为300张,比仅包括支付行为模式时减少120张,各券别需求量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1元券的需求量仍最大,占比达到了45%;其次为20元券,占18%;10元和5元的占比有所上升,达到了13%,而50元的占比则下降为11%。

另外,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在遇到直接支付和找零两种所需人民币数量相等时,优先选择了直接支付的方式(即支付优先)。如果选择找零优先的方式,则计算结果5×99T见表3。支付优先和找零优先的区别是,在如交易额为33元的交易中,支付优先时支付方需要支付5张人民币,即1张20元、1张10元和3张1元;找零优先时虽然也需要5张人民币,但支付方需要支付1张50元,而收款方需找1张10元、1张5元和2张1元。支付优先和找零优先的需求总数未发生变化,但1元和5元券的需求量分别增加了3张和1张,10元、50元券的需求量均减少了2张,20元的需求量未变化。可见在找零优先时的计算结果,比支付优先时计算的结果需要更多的小面额人民币。

(三)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模式

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是在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允许支付方可以支付两张合计金额超过交易额的人民币,然后由收款方找零来完成交易。每笔交易的最终现金需求量,是支付方直接支付、支付方支付一张后收款方找零、支付方支付两张后收款方找零三种方式中使用券别最少的。

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放松了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对支付方只能支付一张超过交易额人民币的限制,虽然单笔交易最大需求量仍为5张,但部分交易需求量下降。例如交易额为81元时,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需支付4张人民币,而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则支付1张100券和1张1元券,收款方找零1张20元券即可。除100元券外,交易双方仅需2张人民币就完成了该笔交易。

此时,该模式求得x为288张,比简单支付找零行为模式减少12张,各券别的需求量5×99T见表4以及图3。可以看出,1元、50元券的占比未发生变化;20元券占比下降到16%;10元和5元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达到了14%。

另外,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在遇到直接支付和找零两种所需人民币数量相等时,优先选择了直接支付(即支付优先)。如果优先选择找零(即找零优先),则结果5×99T见表5。与支付优先相比,1元、1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分别减少了1个和5个百分点,5元、2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分别增加了2个和4个百分点,50元券的需求量占比未发生变化。

如果对支付行为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即允许支付三张及三张以上金额合计超过交易额的人民币,通过收款方找零来完成交易,通过计算得知所需人民币数量并未进一步下降,故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计算结果即为A99×99=E时需求理论模型结果。

假设条件一和条件二是不影响模型的。某种券别供应不足,则该券别流通速度加快,流通中含残率上升,但根据流通领域的自我调节最终会满足对该券别的需求;假设条件三如果不满足,则动摇了模型的基础,会导致模型整体不成立;假设条件四如果放宽,即如果能够得到各券别综合单位成本,则在推导模型结果时可以按综合单位成本从低到高的顺序计算交易需求量;假设条件五放宽,如果可以得到各金额交易在总交易次数中所占的比重,则以此为模型计算过程的权数同样可以得到各券别的比例结果。

在现实的现金交易中,很难通过统计或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流通领域各交易额交易次数的数据,即A99×99是难以确定的。虽然某些商业企业为促进销售,通过定价产生较多类似49元、59元、69元这样的交易额,但在整个流通领域看来,这些特殊定价增加的交易量是微不足道的。故本文认为,在流通领域巨量的现金交易中,假设条件五是成立的,即A99×99≈E,故较复杂的支付找零行为计算结果即为需求理论模型结果。

四、模型验证

由于无法获得北京市流通中各券别的数据资料,故只能通过对各券别的补充情况(即投放情况)来判断流通中各券别人民币的需求结构情况。

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全辖50元及以下主币纸币投放量为38.83亿元,完整券回笼量为13.90亿元,净投放完整券24.93亿元。将50元及以下各券别主币纸币投放量分别折算为张数后,得到如图4所示结果。

表6为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实际投放情况。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完整券供应充足,实际投放情况可代表上半年北京市流通领域对各券别人民币的实际需求情况。与理论模型相比,上半年北京市投放的各券别人民币的结构与需求理论模型结果相近,一方面证明模型结论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另一方面证明北京市各券别投放结构是基本合理的。从对比结果还可以看出,实际投放的各券别情况更接近于模型中支付优先的结果。

2012年上半年,北京市各券别实际投放中10元和1元券的实际投放比例高于模型结果,50元和20元券的实际投放比例低于模型结果,5元券实际投放比例与模型结果基本相同。实际投放量与模型结果发生差异,主要是由于个人支付偏好不同(即非理性人和非理产生的影响)、各券别人民币磨损率不同、供应不是完全充足的,以及现金管理需要等因素造成的。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需求理论模型的探析,主要提供了研究流通中人民币券别结构的一种方法或思路,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参考。根据本文的研究,对人民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使用偏好调整生产供应结构。由于使用者的支付习惯不同,对部分券别的需求会脱离模型理论结果。从北京市2012年上半年各券别发行基金投放情况可以看出,使用者对1元和10元券的偏好明显高于5元、20元和50元券。为满足这种需求,可以在理论推导结果的基础上,适当增加1元和10元券的生产供应比重,适当减少5元、20元和50元券的生产供应比重。

二是根据现金供应政策调整生产供应结构。例如近年来人民银行持续推进辅币硬币化,北京市流通领域中硬5角、硬1角逐渐取代了纸5角、纸1角。硬币沉淀比例高,不易携带,不易磨损,流通领域中累积量逐年增加,将会逐步减少在券别需求结构中的比重。

人民交通论文篇4

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有效沟通绩效

 

中国医生学会的调查显示,在医患纠纷中90%以上的医患纠纷为不当的医患沟通所致。,有效沟通绩效。然而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开展的如何,与社区医生的沟通技巧有着直接的关系[1]。,有效沟通绩效。2年多来,我们社区卫生服务团队尝试并利用沟通技巧,按要求形成制度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沟通对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团队人员和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社区居民包括病人、病人家属、亚健康人群和健康人群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管理人员。

1.2 沟通内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内部人员的团队作用与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桥梁作用、社区管理干部对社区卫生人员的互动作用、社区居民与社区医生信任关系、居民参与程度、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状况的知晓程度、慢性病的防治知识了解情况。社区居民慢性病患者的建档率,慢性病控制率的情况变化。

1.3有效沟通中的技巧:(1)见面问候语并介绍自己,如:您好!我是某医生、护士,很愿意为您服务等话语。(2)事先有所准备,如社区医生主动回访居民、患者的话,把要回访的内容拟清楚,以免遗漏。(3)确认需求,病人需要什么健康问题力求帮助解决。(4)处理异议,要求同存异,允许患者有不同的看法,先不要拨斥病人的不同意见。(5)达成协议 交流后把共识形成协议,以便下一步工作的进行。(6)共同实现,有相同的目标,才能达到目的。,有效沟通绩效。

1.4沟通方法:(1)首先在团队人员之间、以及与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经常交流,达成共识,形成凝聚力。2008年初开始与社区管理干部和专科医生互动交流思想,旨在联络感情加深了解,以求在工作上得到进一步的支持。(2)每月有10个工作日深入社区与居民交流、开展健康教育。深入居民小区:①有利于互相认识、面对面交流、增进互信,以求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卫生服务工作。②又有利于我们宣传社区卫生工作,如慢性病防治的重大意义,增强保健意识,从而使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发生兴趣,对慢性病防控有了新的认识。

2. 结果

我们对35岁以上人群的120人次进行面对面交流所产生的效果做了调查与问卷比较,其中有慢性病的66人,其他为一般人群。

2.1沟通前调查结果(1)与社区管理干部交流互动较少,每季度约1-2次。(2)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概念、内容、方式的了解程度分别是(27/120)22.5%,(36/120)30%,(31/120) 25.83%。(3)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评价满意度(72/120)60%。(4)对慢性病防治知识知晓率(38/120)31.67%。(5)共同参与慢性病俱乐部活动(30/120)25%,治疗依从性差(33/66)50%,慢性病控制率(23/66)34.84%。,有效沟通绩效。

2.2沟通后调查结果(1)与社区管理干部交流互动增加,每月1-2次。(2)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概念、内容、方式的了解程度分别为(84/120)70%,(105/120)87%,(99/120) 82.5%。(3)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评价满意度(102/120)85%。(4)对慢性病知晓率(88/120)73%。(5)共同参与慢性病俱乐部活动(50/120)41.67%。治疗依从性改善(55/66)84%,慢性病控制率(47/66)71.21%。

3 讨论

沟通是社区医生开展工作的一项基本功,一个好的开端,从沟通开始。我们社区卫生工作者与社区管理干部的联动及街巷居民交流,下社区进入居民小区,入户随访,建立健康档案,疾病预防、保健、社区医疗等等,无不以沟通为开路先锋,真可谓还未入户,问候在先。,有效沟通绩效。

沟通是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工具,也是医护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它是融洽医患关系的润滑剂,沟通是一门科学,它像似哲学使人变得聪明,它能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难题,要想做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只有引导居民积极参与,才能积极体现社区卫生服务的群众性,把这一惠及广大居民的好政策落到实处,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就医模式,我们近两年来发挥思想交流、沟通的优势,从内部来说提升了团队的作用,发挥了患者与专科医生间的桥梁作用,形成了合力。,有效沟通绩效。从外部来看,加强与社区的管理干部的互动,增进了解,工作上得到了广泛支持。从社会上来讲,调动和发挥了群众自觉参与的积极性,使人们的健康行为从物质关心再到了解最后实现行为改变的过程。这些变化的提升所产生的效果已在近两年市卫生局年终绩效考核中体现出来,并获得相应的经济补贴。

研究表明,通过健康管理和健康教育,可以将医疗花费降至原来的1 0 % 。沟通能有效保护自己,也能惠及广大社区居民。

参考文献

[1]张向东等,影响医患和谐的主要思想因素,《中国病案》.20089(6)40-42

 

人民交通论文篇5

关键词:马克思;哈贝马斯;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生活世界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39-02

市民社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中西方学界关注的重点,不同社会背景的学者们建构着自己的市民生活理论,表达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关切,例如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中有着重要地位;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对市民社会理论有着突出的贡献,但亦有其局限。

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缘起于对黑格尔市民社会观的批判和超越。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应当统治社会领域以达到人与人的真正联合。马克思起初认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随着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经济利益的思考开始转变看法。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交往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总和。市民社会的本质是一定物质交往关系,它“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1]41此外市民社会还包括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中的一切非物质关系,如各种社会组织、私人生活等。

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是既分离又统一的关系,二者都是一定生产力阶段上阶级和私人利益的产物。前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合一的,政治国家掌握着市民社会的全部权力,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私人的物质生产、交换、消费活动摆脱政府的家长式干预,”[2]61资产阶级为此发动革命,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实现分离。这一分离具有历史进步性,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将在新基础上重新合二为一。市民社会发育成熟,从政治国家收回全部权力,全体人民共同掌握权力,组织生产、进行自我管理,国家走向消亡。

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

哈贝马斯把市民社会称为私人自主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政治国家)相对。私人自主领域又分为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市场领域是经济意义上的,指“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3]61;公共领域是文化意义上的,指一个受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4]29等。市场领域是公共领域发展的基础,只有“市场不断获得自由”才能“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4]84;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早期理论的核心和“全权代表”,公共领域通过制约公共权力机关以维护市场领域的经济秩序和利益,这一过程又增强了人们对公共权力机制的认可度,为政治国家奠定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初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建立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上,体现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公共权力机构对市民社会的影响和控制愈益深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状态出现融合趋势,出现“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进程,政治国家会侵蚀市民社会,造成市民社会结构受损,资产阶级的政治合法性也由于缺乏公共领域的认可而面临危机。

哈贝马斯后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剔除了市场领域的部分,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纯粹社会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的组织与机制,指“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5]189。“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后期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旨在使人们重视生活实践的感性基础领域,而不只关注自然科学的技术化倾向。“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个性构成,文化即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务获得理解时,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社会即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个性是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它“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并从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4]2“生活世界”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体系,社会结构中“生活世界”外,是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融合成的“系统”,“系统”与生活世界(市民社会)处于对立状态。生活世界以人们日常的沟通、理解为目标,体现人们间的交往行为,其行为由规范来调节;“系统”建基于政治国家和经济组织,体现为“目的――工具”的理,其行为由金钱、权力来调节。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不断侵蚀“生活世界”,致使“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性危机,而出路在于恢复交往理性在“生活世界”中的基础地位,这是哈贝马斯后期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新意所在。

三、二者理论之比较

(一)相同点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相近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对市民社会的探讨都立足于所处的社会现实。马克思考察市民社会是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对林木盗窃问题及书报检查制度的思考促使他关注现实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对现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反映。早期的理论是从18和19世纪初英、法、德的历史语境[6]22出发,公共领域根植于私人社会领域,是政治国家与市场领域沟通的桥梁;后期的理论反映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社现实,系统不断吞噬社会文化促使哈贝马斯转向对生活世界的研究。第二,都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发展的趋势是从分离走向融合。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它们之间仍隐藏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国家最终会回归市民社会。哈贝马斯认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离,在消极的情况下“系统”吞噬“生活世界”而融合;在积极的情况下“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与“系统”制衡,实现良性互动和积极融合。

(二)不同点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市民社会的核心和实质内容不同。马克思主要从经济角度定义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中的物质交往关系是核心,它决定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哈贝马斯主要从文化角度定义市民社会,早期理论的核心在公共领域,他认为公共领域相较于市场领域有着更为重要的功能;后期理论的核心是“生活世界”,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系统成为市民社会的全部内涵。不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生活世界”都是一种文化系统,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意识、上层建筑。

第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状态与消亡方式不同。就分离状态而言,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相对的;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绝对对立的,不论是早期理论中的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还是后期理论中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都处于敌对状态。就消亡方式而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矛盾的激化促使政治国家摆脱抽象性回归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达到融合。哈贝马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后期,在市民社会殖民化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走向消极融合。为转变这种消极融合,就要恢复交往理性和社会文化的独立地位,以理性精神制衡政治力量,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实现良性互动和积极融合。

第三,研究市民社会的理论走向不同。马克思在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此为基础,研究生产力和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深入生产关系理论研究,又升华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开始用唯物主义来解释政治社会领域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剖析生产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认为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和动力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生产关系理论基本形成。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挖掘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具有决定作用,政治国家、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处于从属地位。哈贝马斯的理论从早期的经济、文化的二元定义转向后期彻底的文化定义。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新考察后,认为“生产力”与“社会劳动”同义,属于理;“生a关系”是一种划分权利和分配利益的模式,也就是“交往关系”;生产力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不反作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是属于人类意识层面的学习机制,是人类对技术知识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习,是主体间的互相理解和共识;这些决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他转向了纯粹文化体系的研究,深入到生活世界研究人类的相互交往。

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有其可取之处,他的确洞察到了后现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困境,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追求加剧了人的异化和生存困境。其理论探索为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新思路。但其理论的偏颇之处在于:第一,未看到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未看到物质和经济关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过分强调文化的反作用和语言的媒介作用,企图通过语言达到相互理解以重建交往世界。第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社会的阶级结构而存在。他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融合的观点,体现着重塑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立场,具有一种革命的不彻底性,且他对理想市民社会的建构趋于理想化,忽视社会阶级结构对市民社会的影响是不现实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J].中国社会科学,1993(4).

[3]李佃来.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J].哲学研究,2004(6).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M].洪佩郁,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人民交通论文篇6

关键词:组织公民行为 社会交换 心理契约 理 契约关系

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种利他、利组织的角色外行为,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Dennis Organ教授及其同事在1983年首次提出。综合一些学者对组织公民行为概念的研究,可知组织公民行为具备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组织公民行为不是工作说明书上所描述的角色内行为,也不是雇员与组织的雇佣合约具体条款所规定的,是一种外显的角色外行为;二是组织公民行为与组织的正式报酬没有直接关系,是一种自我裁量的自动自发行为;三是组织公民行为是组织中正面的利社会、利组织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带来了管理学理论的两大发展:一是角色理论的出现。角色理论将员工绩效分为角色内行为(由工作所决定)和超角色行为(非正式组织和工作所必需的);二是引发了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之间关系的热烈讨论。由于组织公民行为表现出来的自愿协助同事、主管、顾客解决与组织有关的助人行为、忍受不公正待遇的运动员精神、自愿参与组织政治生活的公民道德,以及责任意识、组织忠诚、热心支持、敬业守法、公私分明、人际和谐、个人勤奋,学者们形象地称其为“雷锋”精神、“好战士”形象、“主人翁”意识,并提出了一些理论作为组织公民行为的基础,主要有社会交换、心理契约、理、契约关系和动机等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是由 Barnard(1938)提出的,后来March & Simon(1958)对其进行了完善,其主要观点认为,个体用自己的贡献与组织所提供的某种报酬构成交换关系。在此基础上,Blau(1964)把人类的交换行为区分为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两种行为。经济交换行为是双方(或通过第三方)建立一个契约,清楚列出所交换物品的数量,在规定的行为和时间下达成的协议;社会交换行为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一种个人的自愿,其动力是为了使个人获取回报。由于社会交换的回报是模糊的义务行为,对方有无回报是不确定的,因此,信任,即相信对方会在适当的时机会有所回报,就成为社会交换的必要条件。社会交换被认为是组织公民行为的主要动机。早在1983年Bateman & Organ提出“公民行为”概念时,就把社会交换理论和个体的积极情感(postitive affective)作为组织公民行为的理论基础。Bateman & Organ(1983)在探讨工作满意感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时证实,员工的满意感来源于管理者的努力,当这种努力被员工觉察为有益时,员工就会要求自己对这些管理者的努力有所回报。

樊景立等(2006)在考察了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后提出,西方社会注重契约,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组织及人际间交换讲求公平性,而中国社会中既定的人际关系和角色定位为行为提供了一定规范,交换公平并非是员工行为的主要出发点。魏江茹(2010)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通过446份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研究了工作满意在我国高科技企业组织支持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我国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可察觉的组织支持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工作满意感在其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心理契约

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心理学家施恩(E. H. Schei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存在的一整套不成文的期望。正式的工作合同规定了员工应该完成哪些职责以及从组织中得到哪些报酬,而心理契约则是一种内隐的合同,其中以不成文的方式规定了除正式合同之外的一些内容,包括组织对员工的期望、员工应该为组织做出的贡献、组织给员工的回报等。任何组织都很难在正式的规章制度、工作手册、岗位说明书等文件中明确、详尽的规定员工应该表现出哪些组织公民行为,组织公民行为更多体现在员工与组织的心理契约中。

Jacqueli & Coyle-Shapi(2002)在一个480名员工的公共部门历时三年的研究中,对心理契约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诱因感知的情况下,员工义务感知可以独立解释组织公民行为在帮助行为、倡导性参与和功能性参与等三个因子上的变异;互惠规范在诱因感知和倡导性参与、功能性参与因子之间起调节作用;信任在义务感知和倡导性、功能性因子上起调解作用。

心理契约对组织公民行为的预测作用在中国企业中得到证实。于斌、王勃琳(2012)基于过程的视角,运用理论推演的方法,研究了高层次技术人才与企业形成的理念型心理契约对其行为的影响作用机理。结果发现:相对于交易型和关系型心理契约,理念型心理契约会激发自觉主动的工作动机,能产生更为积极的员工角色内行为和承担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

陈学军、章倩、陈刚(2011)通过对16家企业的225名员工的问卷调查,实证检验了心理契约违背、上级支持感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心理契约违背对上级支持感存在显著负面影响;上级支持感在关系型契约违背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交易型契约违背对组织公民行为不存在影响。

张生太、杨蕊(2011)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252份关于心理契约破裂、组织承诺和员工绩效之间关系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心理契约破裂对员工绩效影响通过组织承诺这一中介变量表现出来的。组织承诺在人际维度破裂、发展维度破裂与员工绩效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规范维度破裂与员工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理理论

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又称“理性行动理论”、“慎思行为理论”,是由美国学者Fishbein & Ajzen于1975年提出的,主要用于分析态度如何有意识地影响个体行为,关注基于认知信息的态度形成过程,其基本假设是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为前会综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Ajzen随后又引入了感知行为控制变量,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理理论认为,个人和他所处社会的普遍观念是一个人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个人态度和价值观念又决定了一个人是否会产生采取某种特定行为的动机,动机最终决定了某种行为最终是否被一个人所采纳。该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的,一个人能够控制和决定是否采纳某种行为。

李志宏(2000)采用理理论,从意向观点,在内地与台湾两地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式探讨了个人态度与社会规范对从事组织公民行为意图的影响,并就文化因素中的时间导向,探讨文化因素在两岸间的差异,以及文化构面对个人态度﹑社会规范与行为意图的直接以及调节作用。

契约关系

契约关系(Covenantal Relationship)是一种互动的各方基于开放性承诺、相互信任和共享价值观等特征所建立的一种交换关系。契约关系不同于社会交换,它更多地了取决于公平的一般概念。契约关系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政治学家Inkeles(1969)的主动公民现象(active citizenship syndrome)。Van Dyne et al.(1994)对契约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将其引入到组织公民行为研究之中。Neuman & Kickul(1998)以一个珠宝批发零售公司的284名销售员为样本,以人格变量为前因变量,以Van Dyne et al.(1994)所下定义的契约关系为中介变量,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Eran(2004)基于契约理论对公民行为在政治层面和组织层面进行了整合研究。

动机理论

心理学者普遍认为,动机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状态,人的一切行动都是由某种动机引起的,动机对人的行动起激发、推动、加强的作用。人类的有目的行为都是出于对某种需要的追求。Rioux & Pener(2001)开发了30个项目的组织公民行为动机量表。原量表包含3个因子:关心组织动机、印象营造动机和亲社会价值动机。同时,采用自我评价、同事评价和上级评价三种评价方式,研究了亲社会价值动机、关心组织动机、印象营造动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发现亲社会价值动机与指向个体的OCB显著相关,关心组织动机与指向组织的OCB显著相关。因此,动机对组织公民行为起着重要作用。Bolino(2006)提出员工表现组织公民行为很有可能是出于印象营造的目的。Robin & Yuk(2007)基于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在20个香港受访者的定性访谈中,要求受访者报告其同事是“好战士”,还是“好演员”。在认定为“好战士”的同事中,受访者将其同事的组织公民行为主要归因于亲社会价值或亲组织动机;在“好演员”中,则归因于印象管理动机、最小忍耐的虚假OCB(alleged pseudo-OCB)、反生产行为的虚假OCB;受访者普遍认为理想的OCB是因亲社会价值和亲组织而做出的。Adam & David(2009)认为印象营造动机可以通过鼓励员工表现既“做得好”(do good)和“看起来好”(look good)的公民行为来加强亲社会动机和亲和公民行为之间的联系。并通过两个研究得出:亲社会动机和印象营造动机对指向个人的和指向组织的亲和公民行为有积极影响。James(2010)认为,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可以有助于完整理解为什么员工从事组织公民行为,并基于文献研究,提出了许多自我导向的、他人导向的功能包括价值表达、与社会、职业相关的动机作为OCB的预测变量。

对中国企业OCB的研究中,动机相关的研究还比较少,郭晓薇验证了中国组织中社会交换不是组织公民行为唯一的动机,员工的印象营造动机会发生显著的预测作用,韩景南(2005)验证了亲社会价值动机、关心组织的动机以及印象营造动机对组织公民行为在忠诚行为、员工参与和尽职行为等3 个因子均显著相关。结果表明:关心组织动机和印象营造动机对忠诚行为作用较大;员工的个人动机越强,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表现程度也就越高。

参考文献:

1.March James G. & Simon Herbert A. Organizations[M], New York: Wiley, 1958

2.樊景立,钟晨波,D. W. Organ. 中国的组织公民行为[C],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2006(3)

3.魏江茹. 高科技企业知识员工组织支持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J],软科学, 2010(4)

4 Jacqueli Ne A-M. & Coyle-Shapi Ro, A Psychological Contract Perspective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1, 23(8)

5.于斌,王勃琳. 企业高层次技术人才理念型心理契约对其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2)

6.陈学军,章倩,陈刚. 心理契约违背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上级支持的中介作用[J],人类工效学,2011(2)

7.张生太,杨蕊. 心理契约破裂、组织承诺与员工绩效[J],科研管理,2011(12)

8.Fishbein M. & I. Ajzen, Beliefs, Attitude, Intentions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J], Boston: Addition-Wesley, MA, 1975

9.李志宏,组织公民行为意图影响因素研究:以两岸资讯从业人员为例[D],台湾国立大学资讯管理学系博士论文,2000

10.徐长江、时勘. 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争议与思考[J],管理评论,2004(3)

11.Van D. L., Graham, J. W. & Dienesch R. M.,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Construct Redefinition [J],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4(37)

12.Neuman G. A. & Kickul J.R.,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and Personal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1998, 13(2)

13.Eran Vigoda-Gadot, Citizenship and Manage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grating Behavioral Theories and Managerial Thinking, Cheltenham [u.a.] : Elgar, 2004

14.Rioux S. M. & Pener L. A., The Cause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 Motivat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1, 86(6)

人民交通论文篇7

一、 法律交易理论的历史来源

法律交易(Rechtsgesch??ft)是德国民法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核心内容,是理解德国民法的一把钥匙。理解德国民法及其特色,不能不了解法律交易。德国民法学家弗卢梅认为:“19世纪德国法学的主题就是法律交易,19世纪德国法学所获得的成果就是以法律交易为基础的”。[1] 然而究竟何谓法律交易?最初,它对于德国立法者本身也是一个难题。《德国民法典》“法律交易”一节下以总共81条对法律交易作了规定,但却没有直接予以定义。[2] 当时的德国法学家们采取了罗马法学家雅沃伦(Iavolen)的立场,即:“民法上的所有定义都是危险的”(omnis definitio in iure civili perculosa est),[3] 有意地回避了对法律交易做出定义。而《德国民法典》以前的大多民法典编纂实际都没有采用“法律交易”这个概念,如: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 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等。《普鲁士普通邦法》只是采用了“意思表示”来替代“法律交易”,而即使意思表示也是间接定义:“所有可以获得一项权利或向他人转移的物或行为均可成为意思表示的对象”(第5条)。1863年的《下萨克森州民法典》(第88条)第一次对法律交易做出了定义:“如果某一意思的行为旨在根据法律设立、变更、消灭一项法律关系,则这个行为就是法律交易”。可以说,这个定义不仅对德国,而且也对于后来大陆法国家的法学家理解法律交易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法律发展史上看,“法律交易” 的明确概念和相应理论出现于18世纪时的德国,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德国法学概念。在此之前,虽然有可以纳入“法律交易”范畴的各种法律现象,但始终没有十分明确的概括和理论。罗马法时代,法学家们还没有概括出一般的债务合同,只是规定着个别类型的债务合同,如买卖、租赁等。罗马法中虽然已经出现了“行为” (actus) 、“适法行为”(actus legitimi)及“法律事务”(negotium juris)的表达,但却并不是作为法律技术术语来使用的。即使后来罗马法中债务合同类型扩大了许多,但一般的债务合同仍然没有得到承认。不少学者认为,虽然罗马法上对有关契约和遗嘱的行为规则和效力规则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尚未有法律交易的概念或与其相应的明确认识。不过即使如此,罗马法上关于各种具体契约的一些规定实际上已经为后来对于一般债务合同的抽象提供了基本思路。如果抽去罗马法上就已经存在的诸如契约行为、收养行为、无因管理等等交易形式,那么近现代的契约法理论和法律交易理论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近现代契约法及其理论与罗马法中出现的交易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和现实联系。例如,《学说汇纂》中已经出现的,我们称之为“适法行为”(negotium juris)的概念,实际就是“法律交易”概念的原身或源流,也就是说,所谓的“适法行为”实际和“法律交易”是一回事。[4] 如意大利学者彭梵得给“适法行为”所下的定义与德国学者对于法律交易的定义完全一样:“法律在其规定的条件和限度内承认能够产生主体所期待的法律后果的表示”。[5] 问题在于,最初介绍罗马法的学者将其译作“适法行为”,而后来的学者又没有进一步予以研究并将其与德国民法上的法律交易联系起来,因而导致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将其与“法律交易”割裂开来理解。[6] 在欧洲大陆法系一些国家,除了德国民法以外,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也直接承继和发展了罗马法上的“适法行为”思想,如意大利和葡萄牙民法都采用了在罗马后期已经采用的“negozio giuridico”和“negocio juridico” 这样的专门表述。

从18世纪起,德国法学家们开始有意识地致力于寻求发现一个一般概念,这个一般概念既是高度的抽象,又可以独立存在。它可以从法律上予以解释阐明,然后再以演绎的方式用于一般概念的表现形式上面。而法律交易就是从人类行为这个大概念出发,并作为人类行为的属概念被抽象概括出来的。第一次将“法律交易”作为法律术语引入德国法学的是18世纪中期德国自然法学派人物内特尔布拉特(Nettelbladt) [7].在其《普通日尔曼实证法学新论》(Nova Introductio in Jurisprudentiam Positivam Germanorum Communem, 1772) 中,他将罗马法的拉丁文用语“法律行为”(actus juridicus)和“法律事务”(negotium juridicum)翻译成“法律上的交易” (ein rechtliches Gesch??ft)。不过,根据德国法史学家科英的看法,当时所谓的法律行为(actus juridicus),最初是指一般具有法律上意义的行为,远不像今天这样有体系或具体。[8] 不管怎样,从18世纪末起,德国法学界渐渐在有关著述中开始使用法律交易这个用语。如韦伯(A.D.Weber)在其《自然拘束理论的系统化发展》(1789)中,胡果(Hugo) 在其《学说汇纂教科书》(1805)中,均使用了法律上的交易这个用语。[9] 后来,达贝罗夫(Dabelow)在他的《当代综合民法体系》(System des gesamten heutigen Zivilrechts)中首先设立了“法律上的交易”(rechtliches Gesch??ft )这个专题。[10] 在此题目下,他说:“在人类行为当中,存在着一种出色的类概念,人们把这种类概念称作法律上的行为或法律上的交易。人们在此概念下所理解的是合法的人类行为,它们对于交易对象具有相互的权利和拘束。”这种思想发展的结果,使“法律上的交易”相对于它的表现形式而抽象化和概括化,于是产生了法律交易这个概念。不过,直到海瑟(Heise)之前,虽然法律交易常常被法学家们使用,但还未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11] 只是到了海瑟的《学说汇纂讲义的普通民法体系大纲》发表后,这个术语才作为一个较明确的法律概念被学界普遍接受。从这个意义上将,海瑟对法律交易概念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此,海瑟的

老师胡果给与高度评价说,在法学史上,恐怕还没有这样不同凡响的理论建树。[12] 在此之后,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在其《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三卷中又进一步将法律交易概念和理论进一步予以阐释发展,最后确立了法律交易理论在德国民法中的地位。总之,德国法上的法律交易意识其实出自罗马法上的适法行为,两者思路一脉相承。 二、法律交易的理论与构成要素

在学说理论上,德国法学界对法律交易的认识虽有不同意见,但基本上是明确和一致的。《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说明中采用了温德沙伊德的意见,即:“本草案所指法律交易是一种私人意思表示(eine Privatwillenserkl??rung),目的在于导致一种法律后果,该法律后果因其为表示人意之所愿而依照法律秩序发生”。[13] 现今德国法学界的一般看法,基本就是这个思路的展开,即法律交易是“一个人或多个人从事一项交易或若干项具有内在联系的交易,其目的是为了引起某种私法上的后果,亦即使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14]

于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既然法律交易是一个意思表示指向的结果,那么意思表示与法律交易的关系或意思表示在法律交易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方面德国学者之间是有分歧的。许多人常常将其理解为一种心理状态。19世纪德国法学界的法学大家萨维尼(Savigny)、索姆(Sohm)和温德沙伊德(Windscheid),都是如此。萨维尼认为,用意在于引起一个法律后果的行为事实就是法律交易或意思表示。[15] 索姆说:“私法上的法律交易是私人依法所做出的,指向特定法律后果的明确意思表示”。[16] 除此之外,德国民法学者拉伦茨也指出,由于“旨在使某种法律效果产生的意思是通过某些行为来实现的。这种行为通常就是这一意思的表示,即‘意思表示’”。 [17]

另有些学者虽然也认为法律交易不过是意思表示的体现,但也不否认法律交易的成立还需要其它要件,德国当代的许多学者均如此,如弗卢梅、拉伦茨、梅迪库斯等。现在看来,普遍的观点认为,法律交易的核心内涵就是意思表示,但法律交易构成或成立除了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要有形式上的要件。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学者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它不是实质性的,区别只在于前一种观点更加强调意思表示在法律交易构成中的地位。我国有些学者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意思表示混同于法律交易而在《德国民法典》中被接受,但被后来德国学者予以否定,可事实情况并非如此。[18] 《德国民法典立法说明》曾指出:“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表达通常具有同样的意义,所以使用前者即意思表示的表达,是因为它在这种情况下占有核心地位,同时,也可能因为一个意思表示是否仅为某项法律交易构成要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确定”。[19] 对于这个问题,宋炳庸在其《法律行为辩证论》中曾有过较为清楚的阐释。他认为:“显然,意思表示确实为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但意思表示本身并不等于法律行为。……总之,意思表示是构成法律行为的法律事实之一,并且是核心的一种法律事实;而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各种法律事实之总和,因此不能把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完全加以等同”。[20] 台湾学者王泽鉴承袭了德国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所作阐释简洁清楚。他认为:“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并非相同,在概念上应严加区别。法律行为有由一个意思表示构成者,如撤销权的行使;有须多数意思表示构成者,此最为常见……。由是可知,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并非一致”。他还解释说,人们之所以常以意思表示代替法律行为,盖因其为法律行为构成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实质上,两者不可同一而语。[21]

具体说,任何法律交易,都必然包含着至少一个意思表示,也就是说,没有意思表示就没有法律交易。德国学者梅迪库斯曾对此有明确说明:“所以,看来法律行为的必要前提是至少有一项意思表示。这一点,无疑也是民法典的出发点”。[22] 意思表示包含两个要素,第一,表示人(或表意人)旨在取得一定法律后果的意愿;第二,宣告该意愿的接受者,即受表示人(或受意人)。但也有学者认为,构成法律交易的要素除了意思表示,即想要实现特定法律后果的意愿表达行为,还有可能是一项意思实现(Willensbest??tigung)。意思实现与前述意思表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同样包含着要取得一个法律后果的意愿;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通过宣告法律后果意愿来使法律后果实现,而是要使行为人所欲达到的法律后果用与其相应的事实状态来实现。所以,意思实现与意思表示不同,它没有所谓意思告知目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纯粹的实现行为,而不是表示行为。 [23]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些德国学者,如梅迪库斯反对将所谓意思实现作为法律交易的要件之一。

拉伦茨指出意思实现是一种实施行为,同时还认为意思实现有时也可以作为法律交易的构成要件之一。例如他认为,有些法律交易不是由一个或若干个意思表示组成的,而是体现为一种简单的意思实现。“所谓简单的、法律交易上的意思实现是相对于意思表示而言。它是指行为人的一种行为(Handlung),这种行为并不是通过行为人表达法律行为意思的方式而使法律后果产生,而是以创设相应状态的方式使人们所希冀的法律后果实现。这就是说,意思表示有时纯粹是一种实施行为”,[24] 如:先占、抛弃等等。但是当这种实施行为一旦与交易人的意思相结合,就构成一个法律交易的组成部分。在此问题上,拉伦茨的看法显然与梅迪库斯不尽相同。拉伦茨还认为,《德国民法典》中所谓法律交易,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行为(Handlung)或一种彼此相关的行为集合,只要其目的是想获得一项私法上的法律后果。在拉伦茨的著述中,他对构成法律交易的意思表示要素分作了两个要素,一个是通常说的“意思表示”,另一个是他自己概括的“意思实现”,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事实行为相提并论的说法。他认为,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向其他人或某个特定的人表明某种法律交易意思的行为;而简单的意思实现则是指某种没有表示意义的行为,但它同样也能够产生法律后果。[25] 他甚至指出:“任何法律交易至少必须包含一个意思表示或一个意思实现”。拉伦茨这种法律交易构成的两元论,实际成了物权行为抽象原则的思考支点之一。 [26]

但是仅仅有意思表示还不能构成完整的法律交易,这在德国法学界已经成为共识。任何情况下,法律交易都必须包含有一个意思表示,但是仅仅在很少数例外情况下,法律交易的要件限于一个意思表示。大多数情况下,法律交易的成立需要两个意思表示。[27] 不仅如此,除了意思表示之外,法律交易的成立通常还需要其它要件。首先,它必须还要遵循一定的形式,以使交易人的意思得以表达。这种形式提高了法律交易的权威性、安全性和确定性。它强迫当事人事前细心准备和考虑,促使其尽可能小心、谨慎和准确。此外,每一种形式都会直接间接地说明法律交易的构成,促使法律交易的公开性。使法律交易周围的人知道,并以此方式使有关第三人可能对其发生兴趣。虽然形式自由原则是法律交易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的出发点,但出于各种理由,如为了证据保全的目的,为了公证和咨询成为具有实际可行的意义,法律规定意思表示只能以一定方式进行。在此意义上,它是意思表示的表现并成为法律交易的一个要件。其次,由于某些法律交易需要特定的形式,故常常涉及到一个第三人的共同作用。如结婚的成立需要登记局,设立非亲笔遗嘱时所要求的形式要件,公证时需要发给公证书的公证机关等。最后,在某些情况下,除了意思表示之外还需要实现行为作为法律交易的构成要件。

就法权与形式而言,法权用以表达和证明的形式是任何一个法律秩序的实质性风格因素,而且原则上是与一般的时代风格相一致的。从法律发展史上看,远古法律的形式强制较之于现代法明显更多。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常常说法权与形式的

密切关联是古代法的一个实质特征。此外,形式有时又非常容易被人滥用从而导致事实上的不公正。对此,耶林曾以一句著名的话形象地予以表达:“形式是任意专断审判的仇敌,但又是自由的孪生姊妹”。 三、法律交易理论的意义与影响

由上可知,法律交易理论虽然源远流长,但是真正确立和成熟是在德国法学中。德国法学家们提炼和抽象出的“法律交易”概念,除了在法律关系构造和法律适用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外,它对社会生活有何意义,对整个民法制度有何意义?

首先,就其社会意义而言,法律交易制度体现和保障着私人自治原则。因为法律交易的核心是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的价值取向又是意思自治。所以,法律交易的真正要义在于私人自治,它使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契约自由得以实现和保障。按照德国学者的理解,所谓私人自治,是指“各个主体根据他的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28] 换句话说,是“对通过表达意思产生或消灭法律后果这种可能性的法律承认”。[29] 它为实现私人自治的法律构造提供了法定的前提条件和范围。进一步说,它实际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来,处在商品经济环境中的市民阶层或法律关系主体所追求的私人自治理念。正因如此,这也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和采纳的原则。在日本民法中,法律交易只要能够完全表达当事人的意图,即可产生法律效力,于是乎有了 “法律交易自由原则”,而这一原则具体在契约法中则体现为“契约自由原则”,它直接体现了私人自治的精神。事实上,《德国民法典》就是建立在私人自治理念基础上的一部法典,它的基本原则就是从私人自治理念出发的。私人自治的理念意味着,个别人可以按照其自身的想法意志来参与社会生活,即设立、变更乃至解除法律关系。为此,一个相应的法律秩序应该是尽可能地给予这些个别人以最大的自由,从而使之能够最大程度积极能动地参与和把握社会生产和生活。具体说,它应该使任何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个人不仅享有实际实现自身权利的权利行使自由,而且还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设立、变更和消灭一项法律关系,只要其设置法律关系的意思不违背法律的精神及社会公共利益。正如德国法学家拉伦茨所言:“每个人都通过法律交易的手段来构成他同其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交易是实现《德国民法典》的基本原则????‘私人自治’的工具”。[30] 英国学者梅里曼认为,德国民法上法律交易的思想根源是意思自治或个人意志,而后者是德国法学家们对私法关系最为深刻的发掘,他认为德国民法学者要在整个法律秩序中区分私法与公法,其根本动机就是想确定私法自治的范围,因为“私法上权利的创立以及私法义务的设定,仅需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他们力图找出私法关系的最终渊源,最后他们在个人意志中获得了答案”。[31] 总而言之,《德国民法典》通过法律交易这个抽象的制度设置,给予所有个人在特定法律秩序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设立法律关系以自由空间。[32]

私法自治或契约自由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即所有的社会经济关系原则上不应通过国家调控,而应通过竞争予以调整,而竞争本质则是参与社会经济的自由个体自由决定的总和与表达。例如,所有人不仅能对其所有之物占有和利用,而且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与他人设立、变更和取消一定的法律关系。产品出卖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判断,自主合理地确定产品价格、出卖对象并商定交付地点与方式。事实上,契约自由原则完全是以法律交易为前提的。如果没有法律交易制度及其所体现的精神,契约自由也就没有了制度上的依据和保障。正因如此,德国民法上规定法律交易制度乃是私人自治的必然之举。

其次,就其理论意义而言,法律交易对于德国民法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灵魂概念。如果没有法律交易这个概念,整个德国民法理论体系就要解体。如前所述,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法律交易是最为重要的法律事实,除了不法行为领域外,绝大部分民事法律关系都具体体现为各种各样的法律交易。换言之,法律交易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最基本元素,是法学家对民事法律关系的最精粹抽象,是大部分民事法律关系的“最小公因数”。无论是债权关系、物法关系、家庭关系、继承关系还是人的能力,都离不开法律交易这个基本法律事实。对于立法者来说,通过对法律交易这个最一般法律事实及其相应法律关系的规范,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法律秩序下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规范体系和制度;对于交易参与人来说,通过对法律交易的现象与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完全可以达到正确、有效、有序地参与民事活动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就有可能实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规范化、秩序化和法制化。总之,法律关系是全部处于法律秩序下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而法律交易则是构造这些法律关系的基本手段或途径。其实,法律秩序的实际生命现象主要是法律交易,没有法律交易就没有了私法法律秩序的基本内涵。

再次,就其制度或秩序意义而言,法律交易理论还意味着行为责任自负原则。实际上,这也是私人自治基本原则的另一个方面。换句话说,一项法律交易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予以保护的交易,就体现在它无论是对他人还是交易人自己,都有约束力。因为法律既然赋予每个人或每个经济组织以完全自主地决定参与经济活动和交往的权利,那么,交易人就必须对自己的交易意思、交易承诺、交易方式及交易后果负责,而相对交易人也有理由对交易行为给予信任。在所有民事交易活动中,这种信任都不可缺少,它是一切民事活动的起点,是诚实信任原则的重要内涵之一。本着这种思路,民事法律在赋予民事法律主体以自治权能的同时,也对其规定了信任责任,所谓信任责/!/任意味着,法律交易与其它交易形式不同,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交易形式,交易人或行为人必须受其所作的意思表示约束。每一个交易人都必须对其意思表示所影响、触及的法律范围负责。“私法自治的精神在于‘个人自主’,个人既能自主决定,就其行为应‘自我负责’,相对人的信赖和交易安全亦须兼筹并顾。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要件、行为能力、法律行为之标的、意思表示不一致、意思表示不自由等,所以不惮其烦,详设规定,即在调和个人自主及自我负责此两项原则”。 [33]

概括而言,整个自由经济或商品经济的法律规定性在法律交易制度上得以充分体现。这意味着,社会经济,特别是表现为私人经济的市场经济或资本经济,必然要求经济生产和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人都能够自由自主地决定其生产和生活活动,因为只有这种个人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自由自主才能赋予整个社会的生活和生产以生命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没有自由自主就没有竞争与创造,而没有竞争与创造,社会发展进步就会疲弱无力。所以,一个体现为法律秩序的社会秩序,必然要赋予每一个个别的社会成员以意思自治的法律规定性和保障,而这个意思自治的核心思想就是每一个个人都可以按其自己的意志参与社会生活与生产活动。当然,与此同时他也必须对自己自由自主做出决定的后果负责。在法律上,这集中体现为契约自由和责任自负。由此可见,自由社会??自由经济??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法律交易??意思表示乃是一个不可断裂的社会发展链条,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在19世纪学说汇纂法学派的法律理论中,法律交易实际成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尽管对于法律交易理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于19世纪民法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德国尤其如此。[34] 它是处理一系列一般问题的基础,它使得将私法中不同部门的问题予以统一理解成为可能。同时,它也被理解成为私人自治思想的最尖锐渗透。如果没有法律交易这个概念,一个私法总则就是不可想象的。[35]

法律交易这一古老的交往意识经过德国学说汇纂法学派的阐释发展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的法律理论。当这种法律理论经过德国民法典编纂者们的使用确认之后,它又成为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制度。这个制度通过《德国民法典》对一些大陆法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继受或借鉴《德国民法典》国家所受影响。《德国民法典》是晚于《法国民法典》约一个世纪制定颁行的法典。在此之前,由于《法国民法典》的颁行及法国在19世纪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对欧洲及欧洲以外国家的影响,使许多欧洲国家和欧洲以外的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了《法国民法典》的影响。这样一来,《德国民法典》在世界上的影响余地就大受限制。但是即使如此,由于《德国民法典》的独到之处,由于

19世纪末,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欧洲一些国家多有修订民法典之举,也由于欧洲以外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一些亚洲国家都恰恰在寻求制定法典,《德国民法典》还是从二十世纪以来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国家直接继受了《德国民法典》或间接地受其影响。如欧洲的《意大利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因此又有《巴西民法典》、《希腊民法典》;介于欧亚的《土耳其民法典》、亚洲的《日本民法典》和现今中国台湾的民法典、泰国、南朝鲜的民法典等等。 对于法律交易,日本法学界直接继受了德国法的主流观点,即:“法律行为是指能够产生法律效果的人的行为,它以意思表示为成立要素,是权利、义务发生、变动的原因”。[36] 在我国台湾,多数学者所持亦为德国民法学界的通说。[37] 在中国大陆,法律交易被表述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合法行为(《民法通则》第54条)。” 但是,中国民事立法采取这个定义,实际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前苏联的影响。

四、有关法律交易认识的问题与分析

如前所述,现今我国法学界中,许多人并没有了解到法律交易的实质以及它与法律行为的差别,故往往将法律行为与法律交易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大多数人都把法律行为理论和法律交易理论相互交叉阐释,以致于越讲越乱。其实,我国民法学界长期以来所说的“法律行为”,就是德国法上的“法律交易”。而我国法学界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法律交易与法律行为之间的区别。对于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问题真正有较深入研究的学者在我国实在不多。即使是某些对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有较多、较深入研究的学者,也仍然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区别。[38] 正因如此,我国法学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围绕着“法律行为”转圈圈儿,经常是毫无觉察地用法律行为的理论来阐释法律交易,或者是用法律交易的理论来阐释法律行为。如有人认为:“在大陆法系,法律行为一词首先是用在民法中,而后因其概括性而为其它法域广为采用。????民事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并无其它不同”。 “民事法律行为是具有‘民事意义’的法律行为”。[39] 显然,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更不符合事物本质。第一,如前所述,从法律发展史看,民法中首先出现的不是现今人们所说的“法律行为”,而是“法律交易”;第二,“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两者一开始都是相对独立出现,而且显然都是在各种具体的法律现象或事实的基础上逐渐抽象而成。也就是说,它是归纳的产物,而不是演绎的产物。第三,民事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的不同并非是因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具有‘民事意义’的法律行为”,更不可能是因为在法律行为前加上个“民事”一词限定,法律行为的性质就改变了,事实上它们本身就是不同本质的事物。广义上讲是不同层次,狭义上讲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正是由于基本概念上的混乱,导致我国民法学界有关法律行为理论的矛盾混乱和对法律交易认识的偏差与错误。概括来讲,可以见诸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法律交易与法律行为欠缺一般的认识。在德国法学界,对于法律交易的认识是有共识的,根本不存在我国法学界所提出的问题。至于法律交易与法律行为之间的差别与关系,虽然有分歧意见,但并不涉及根本问题。而我国法学界由于欠缺对于法律交易理论与制度的一般了解,所以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远远没有达成较清楚一致的共识。例如,在德国民法上,凡谈到法律交易则必然是一个民法上的問题;此外,法律交易与法律行为在德国民法上是明确区分的。按照大多数德国法学家们的看法,法律行为是指不属于法律交易范畴,但同样发生私法上后果的行为。“法律行为概念是一个与法律交易相对的概念”。[40]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提案说明》,“对法律交易(Rechtsgesch??ft)的界定引出一个特别的法律行为(Rechtshandlung)的范畴”。[41] 换言之,由于有些行为不能纳入法律交易范畴,于是乎就采用了一个办法,即将法律交易以外的,同样在民事法律上产生后果的行为归入另外一个范畴,此即法律行为。显而易见,两者的区别在于:法律交易是作为本身要获得的特定法律后果的行为出现,与此相对,法律行为则是作为法律规定其后果的行为出现,而不论行为人本身是否想要获得这种后果。如某些程序行为、住所的设定和取消、无因管理、占有取得行为、加工行为等,此外,还有一些事实行为也都可以纳入法律行为范畴中。

同法律交易一样,法律行为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德国法学者认为,对它做出定义同样也是困难和危险的。根据《德国民法典草案动议说明》,“法律行为是法律交易外的一个特殊范畴。与作为具有意欲达到的法律后果而出现的法律交易相对。因为事实上就存在着这样一些行为,其法律后果产生于法律秩序的要求,而不论行为人是否愿意获得”。但是很明显,这样的表述“算不上是一种严谨的概念”。[42] 所以,《德国民法典》最后干脆放弃了对法律行为作一个一般的定义,也没有采用法律行为这个概念,只是采用了法律交易这个概念。至于在法律交易之外存在的那些亦将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其性质、范围和特征等问题则留给了法学,由法学家们或法官们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特定行为是否属于法律交易抑或法律行为。因此要想了解法律行为,必须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事实上,法律行为迄今为止在德国法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一个开放的、有探索余地的学理问题。但在德国法学界至少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法律行为是法律交易范畴以外的问题。在葡萄牙,法律行为基本上也被限定为一个法律交易以外的范畴,凡是不属于法律交易的私法上的行为,都被称作法律行为。和《德国民法典》不同的是,《葡萄牙民法典》除了法律交易(negocios juridicos)这个概念以外,也还采用了“法律行为”(actos juridicos)概念,可是完全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只是规定法律行为类推适用有关法律交易的规定。[43]

在我国,最大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始终是混为一谈。对于法律交易理论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学者和立法者们早已经意识到了,并且以各种办法去寻求说明或解决。但是,由于很少学者了解这个问题的真正病原所在,故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没有头绪。在民法学范围内,问题已经十分复杂,再加上民法以外的法律行为理论,更使得问题复杂混乱。对此,张俊浩在其《民法学原理》中关于“民事行为”的论述中已经有所涉及,而且敏锐地感觉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尽管他所阐释的观点仍然没有摆脱我国法学界法律交易原始混乱的迷惑和影响,没有走出“民事行为”这样一个陷阱和怪圈,更没有发现这一困惑的真正原因所在,但他至少指出了“民事行为”不是什么理论上的突破,而是为了避免自相矛盾而使用的规避手法,此外他还难得地感觉到了“无效法律行为”与“可撤销法律行为”“具有储藏特别信息的修辞价值,而不存在什么自相矛盾”。可以说,这是一个法学者在没有接触到关键原始资料,但却凭借法学家法律感觉能够做出的,谨慎而不唐突的学术判断。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恰恰可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不失机智”的技术处理。[44]

在此应该提及的是,我国《民法通则》采用了“民事法律行为”这个自以为是创新的术语,正是基于上述法学背景。但这个术语的采用恰恰表明了我国法学界对法律行为认识的模糊以及对法律交易理论没有清楚的了解。[45]

第二,法律行为的广义和狭义问题。广义上讲,即在整个法律秩序范畴内,所有合法的,与法律后果相连接的行为都是法律行为。或者如《施道丁格民法典评论》中所说,“每一个法律上具有意义的行为都可称之为法律行为”。[46] 所以,除了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以外,还可能有公法上,如行政法上和司法上的法律行为,像判决、形成判决、强制执行、逮捕、成年宣告、监护设定等;介于公法与私

法之间的劳动法合同等。但是上述这些法律行为均非民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更非法律交易;法律理论或法哲学意义上的广义法律行为,现今欧盟法律制度中的法律行为,[47] 也都不是民法范畴所要谈论的法律行为。此外,违法行为,其中主要是侵权行为(不法行为),违约行为等也都不是法律行为,其中尤其是契约关系范围内的给付障碍如积极违约行为。狭义上,即在民法范畴内,法律行为是指那些法律后果的发生不以行为人表达的意思为依据的行为。而一旦某种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因行为人的意思指向而发生时,那么便产生了法律交易。在民法范畴内,通常讲得比较多的是后者。《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说明》将法律事实作了三部分划分:法律交易、法律行为、不法行为,以此将上述三个概念作为平行的、同层次的概念来看待。 上个世纪的法学者干脆认为,“法律行为为私人发生私法效果之行为”。在他看来,除了民法上的,其效果仅止于私法上效果的法律行为之外,在公法上也有各种法律行为;如国家管理机关实施管理职能过程中所为之行为,如法院之判决;此外又如公务人员之选举;国际条约包含之法律行为概念等等。但这类行为均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无关,民法上所论法律行为,只限于私人发生私法上法律后果的行为。应该说,胡氏的看法根本上是明确的,但问题是他在此也只是采用了法律行为的概念,仍然存在随后可能产生的概念体系或逻辑问题。[48]

第三,法律行为是否包括违法行为。这个问题在德国也曾是一个久存在争议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是与法律行为的广义和狭义相关联的。将不法行为包括在法律行为当中实际是自萨维尼就已经形成的思路,至今仍然有着一定影响。[49] 如有些德国学者认为,法律行为可以分作两类:其一是合法行为(或:适法行为、允许行为),主要是法律交易;其二是违法行为,主要是不法行为即侵权行为(或:不允许行为);此外还有侵害债权(Forderungsverletzung)。[50] 对此理论,我国有学者已经接触到,如《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说到法律活动行为分作适法行为(rechtmaessig)和违法行为(rechtswidrig)两类。[51] 但是,纵观萨维尼之后德国法学理论发展,可知人们已经渐渐将不法行为从法律行为当中剥离开来。从现今整个情况看,德国学者大多都是将法律行为和违法行为区别而论的。其实从一开始,早在达贝罗夫(Dabelow)的著述里就已经对法律交易的合法性作了说明,他认为,人们在法律上的交易概念下所理解的是一些合法的人类行为,它们对于交易对象具有相互的权利和拘束。 [52] 此外,德国具有代表性的民法学者拉伦茨和弗卢梅都认为违法行为不在法律交易之列,另当别论。如拉伦茨认为,对于法律行为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应该限制在私法领域内来说,故违法行为应该排除在法律行为之外。从他对法律交易的阐释看,他事实上已经排除了法律交易包括不法行为的可能。如“我们说法律交易的目的是引起法律后果。这一表示的意思是:法律交易之所以产生法律后果,不仅是因为法律秩序为法律交易规定了这样的后果,首要的原因还在于从事法律交易的人正是想通过这种法律交易引起这种法律后果。当然,法律秩序承认法律交易的法律后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可见,通常情况下,法律交易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即以最后引起某种法律后果为目的的行为”。[53] 另一个德国法学家弗卢梅也认为:“如同人们一般所理解的一样,法律行为是对特定法律秩序中所有事实要件的抽象,其中主要是那种不违法的行为,同时也不是法律交易的行为,这类行为也要产生法律上的后果。这种根据法律规则而导致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就是法律行为”。[54]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德国民法上现今完全是把法律行为和违法行为分开而论的。至于法律交易,则无疑更应该是合法行为。这从理论上也可以明确予以阐释,因为法律交易的法律后果是交易人指向而法律制度予以承认的,因此,交易人指向的法律后果和法律承认和接受的法律后果在法律价值判断方面必然是一致的,因为法律不可能承认和接受一个指向不法后果的交易。一句话,法律予以接受的交易后果,必然是合乎法律价值取向的后果,否则交易人也不可能主观地设定。因此,法律交易的合法性是其本质使然。一个已经成立的法律交易如果违法,那么结果必然是无效。对此,意大利学者彭梵得也有清楚的说明:“法律行为分为适法行为和非法行为,后者是指在法律上不正当的行为。在前一种行为中,人的意思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活动,并且法律所承认的后果或多或少是主体所追求的目的”。[55] 毫无疑问,法律所承认的必然是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合法活动。此外,台湾学者王泽鉴在谈及法律交易内容的限制时曾说:“法律行为(交易)的生效,须以法律行为(交易)的内容可能、确定、适法妥当为必要”。[56] 他从法律交易内容限制的角度出发所谈的适法妥当性,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法律交易必须合法的逻辑。总而言之,法律交易的合法性是法律交易的题中之义,是毋庸讨论的一个必然性。

有的学者认为合法性并非法律交易的独有特征,故不能作为评价法律交易依据。指出“法律行为本质上属于合法行为,是指法律行为在合法与违法的行为分类上的归类问题。合法性并不是法律行为本质特征的完整内容”。这种观点认为多数人所持法律交易乃合法行为的认识是不够准确的,应该予以修正。[57] 这种观点可以说是较为深刻的,是在了解到法律交易本质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但是认为合法性不是法律交易本质特征的看法,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另有人认为: “法律行为应该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及一切具体的设权行为”。同时还指出《民法通则》第54条有关法律行为的定义“把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而把违法行为排除于法律行为之外的主张,不仅与客观实际不相符,亦有悖于法律行为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对立统一规律,而在理论上也行不通。何况合法不合法乃价值标准,并非概念标准”。[58] 显然,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四,关于无效法律交易的认识问题。在涉及法律交易是否为合法行为的讨论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无效法律交易存在的本身是对法律行为合法性的一个否定。但这个问题大多情况下实际是法律交易成立与生效的区别问题,而不是法律交易性质问题。具体说,法律交易成立,并不一定意味其在法律上生效或受到法律保护,而不在法律上生效或不受法律保护的交易行为未必一定是违法的。当然,也会存在某些指向特定法律后果的交易行为是违法的或存在重大瑕疵,在此情况下,法律交易自始无效,换句话说,这样的交易在法律上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在此并不存在合法的法律交易违法这样一个悖论。总之,实质上这是一个法律交易的成立与有效要件是否同一或有区别的问题,不应该和法律交易本身的合法不合法性混同。对此,有的学者也已经看到。[59]

五、法律交易与法律行为理论混乱的历史原因

以上所述,反映出我国民法学界甚至整个法学界对于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理论认识的矛盾和混乱。这种混乱所以存在而且长期以来没有解决,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陷入在概念的错乱当中。具体说,我们当初在引入“法律交易”这个概念时就将它与“法律行为”混淆起来。究其历史原因,是由于日本学者首先将德文的“法律交易”译成“法律行为”,而我们又在上个世纪初学习了日本法律。从史料上看,最早将德国的“Rechtsgesch??ft”译成“法律行为”的日本学者是梅谦次郎。[60] 他在明治年间参与民事立法并主持起草《日本民法典》时,首次在日本法中引入了德国民法概念“Rechtsgesch??ft”,但却将其译作“法律行为”。对此问题,日本学界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可惜并没有能够引起广泛的重视和讨论。[61] 日本学者最初将德文的“法律交易”译作“法律行为”,实际上产生了这样的问题:首先,如果是在整个法律领域,它是将一个大概念用作了本位概念,即将法律行为用作了

法律交易;其次,在民法领域,它是将一个相对概念用作了本位概念。也就是说,在原生法律理论中的实际上三个概念,狭义上讲至少两个概念,现在被我们用作一个概念统一予以阐释。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许多学者没有看到其中问题所在,有些民法学者用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理论来解释法律交易,有些法理学者用民法上法律交易的理论来阐释一般意义上的的法律行为,如此一来,可谓乱上加乱。就此而言,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关于法律交易概念理论的混乱,其始作俑者为日本学者。[62] 对于法律行为概念的错误命名问题,在我国已经有学者意识到,并且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予以阐释。如宋炳庸认为,之所以产生现在这样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原因:无视概念三要素中的名称要素;对法律行为历史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国家与法的社会;把法律行为混同于法律交易。[63] 应该说,这种观点已指出了“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本身在理论和体系上原来就存在问题,同时也看到了产生这种问题的部分深层次原因。但是,应该指出,无论法律行为概念原初是否被错误命名,我们对它的讨论都必须以对其的正确认识为前提。换言之,我们不能在错误命名的情况下再一次错误命名。那样,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必定会谬之更远。而对于我国法学界来说,问题恰恰如此,即在根本没有完整了解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的情况下,对于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给予错误的命名或定义。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由于法律交易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法概念,所以英文的转译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而其中大多数译法还是离不开英文的“act”。对于德文“Rechtsgesch??ft”的英译有几种不同的译法:“juristic act”、“legal transaction”、“juristic action”和“legal act”等。上述所有英文译法,实际上都与德文表达的原意有一定程度的差别,特别是“legal act”的译法与原文本旨相去甚远,实际上可以对应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概念。但是,这种客观情况对许多不了解德文的中国学者自然产生了误导作用,从而对错误理解和演绎法律交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4] 其实,即使是在英美法学者中间,对于德国民法上的“法律交易”的理解也未必完全清楚。但是有些英美学者却意识到了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的不同,因而主张用 “legal act”表示一般意义法律行为概念,而以“juristic act”表示德国法上的法律交易概念。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将“Rechtsgeschaeft”译作英文的“legal transaction”,应该是最为贴近德文本旨的译法,这可能与其原本是德语法学家有关系。我国比较法学者沈宗灵在翻译凯尔森氏著作《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时将其译作“私法行为”,虽然这个译法可以探讨,但它至少已与“法律行为”区别开来。可惜这个细节并没有为民法学界注意到,因而除了沈宗灵的翻译外,所有能够传世的对“Rechtsgesch??ft”的其他译法,统统都成了“法律行为”。于是乎,由于法律翻译所产生的文化间隙,使得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和民法上特有的法律交易的差别被模糊了,原来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理论制度在我们这里发生了混乱。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国法学界关于法律交易理论从基本认识到概念体系,从概念体系到整个理论,都存在明显的问题。对此,法学界并非毫无察觉,但却没有展开讨论且予以澄清。已经出现的《民法草案》中仍然以“民事法律行为”为题做出了规定,表明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进入了立法讨论层面。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紧迫的工作。

注释

[1]弗卢梅:《法律交易论》(Werner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Band II, Das Rechtsgesch??ft ), 第4版,Springer – Verlag, 第30页。

[2] 《德国民法典》第104-185条。

[3] 罗马法学家雅沃伦之语,见于:D. 50.17.202.

[4] 这还是一个因不同的翻译而产生的问题

[5] 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6] 关于“适法行为”这个不同译法的源头,尚无学者予以考证,笔者也没有考证出于何人之手,出于何时。但对于它与“法律交易”之间的思路关联或概念渊源无疑应该予以说明。对此可以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1994年,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次页及以下。

[7] 内特尔布拉特(Daniel Nettelbladt, 1719-1791), 18世纪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沃尔夫的弟子。

[8]科英:《欧洲私法-1500-1800》(Helmut Coing, europ??isches Privatrecht, 1500 bis 1800),C. H. Beck, München 1985, 第 182页。

[9] 韦伯:《自然拘束理论的系统化发展》(A.D.Weber,Systematische Entwicklung der Lehre von den natürlichen Verbindlichkeit), 第1版, 1784; 胡果:《当代罗马法制度》 (Gustav Hugo, Institutionen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 第1版,1789.但是德国学者图尔认为“法律行为”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胡果的《学说汇纂教科书》中。参见图尔:《德国民法总论》(Andreas von Tuhr, Der allgemeine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第2卷第1册,第 143页 .

[10] 见前引达贝罗夫:《当代综合民法体系》(Dabelow, System des gesamten heutigen Zivilrechts) 第329小节。

[11] 海瑟(Georg Arnold Heise, 1778-1951), 曾为海德堡和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教授,1820年 起 担任吕贝克州高等上诉法院院长 ,在他的领导下,该法院成为当时德意志最为有声望的法院。该法院的判例对后来德国商事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2]前引弗卢梅:《法律交易论》第 28-31页。

[13] 弗卢梅:《法律交易论》第23页。 又:《德国民法典立法说明》(Motiv) I , 126.

[14] 参见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Karl 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谢怀栻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页。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Dietrich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第140页。不过,这两个译本约定俗成地仍将“法律交易”译作“法律行为”。显然,这使读者了解“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及其区别产生一定的概念转换困难。当时,“当代德国法学名著”编委会之所以没有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困难的问题,很难通过一次两次学者之间的讨论予以解决。所以,这个问题留了下来。本文为了尊重译者當時的表述选择,在征引谢译拉氏《德国民法通论》和邵译梅氏《德国民法总论》的观点资料时,凡涉及德文“Rechtsgesch??ft”,以下一律仍以“法律行为”表

述,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谢、邵译本所说的“法律行为”,实际上都是德国民法上,亦即现今本文所讲的“法律交易”。以下除特殊场合外,不再对此一一说明。 [15] 弗卢梅:《法律交易论》第106页。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3卷,第5页及以下。

[16] 索姆:《罗马法原理》(Sohm, Institutionen-Geschichte und System des R??mischen Privatsrechts),1917年慕尼黑和莱比锡版,第7页。

[17] 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第427页。

[18] 参见高荣云、徐炳煊:《法律行为概念的难解病症状》,延边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在现今有关法律行为理论的讨论文章中,这篇文章有认识基础,提出了问题,也部分地指出了产生问题的原因所在,但有些结论并不完全正确。

[19] 《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提案说明》第1卷,第125页;见穆格丹编:《德国民法典资料汇编》第1卷,第421页。

[20] 参见宋炳庸:《法律行为辩证论》,延边人民出版社,1994,第139-143及172页。

[21] 王泽鉴:《民法总则》第271页。此处王泽鉴所说“法律行为”,即本书所说“法律交易”。以下引文同,不再说明。

[22]前引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 第 191页。

[23]这主要是拉伦茨的观点,它涉及到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即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以及事实行为等问题。见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第435页及以下。本文下面也将进一步涉及。

[24] 前引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第430页。

[25] 前引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第431页。

[26] 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德文新版第8版(Larenz/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Rechts, 8. Auflage)第432页同样强调了这点。非常值得在此指出的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拉伦茨将意思实现作为法律交易的构成要件之一的思路,实际上是与德国法上交付行为可以独立成为一个交易的抽象原则思路相一致的。相反,否定实施行为可以作为一个具有意思的独立交易的思路则与抽象原则理论有些矛盾。就此而言,意思实现理论实际与物权行为的独立和抽象提供了理论基础。

[27] 冯。图尔:《德国民法总则》(Andreas von Tuhr,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s Rechts), zweiter Band, erste H??lfte, 第147页。

[28] 前引弗卢梅:《法律交易论》第2页。

[29] 参见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第142页引比德林斯机(Bydlinski)语。

[30] 参见前引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第426页。

[31] 参见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83页。

[32] 参见《帕朗特民法典评论》(Palandt,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C.H.Beck, 第62版, 第104条。

[33] 王泽鉴:《民法总则》第269页。

[34] 科英:《欧洲私法:1500-1800》(Helmut Coing, Europ??isches Privatrecht, 1500 bis 1800),C. H. Beck, München 1985, 第 182页。

[35]前引科英:《欧洲私法-1500-1800》 第 183页。

[36] 参见邓曾甲:《日本民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邓氏写日本民法,当然是采用“法律行为”而不是“法律交易”的表述。

[37] :《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王泽鉴:《民法总则》,2000年版,第270页。李宜琛:《民法总则》, 1977年台湾第6版,第208页。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38] 董安生是国内至今对法律行为理论下功夫最大、最有研究、最有思考的学者之一。但即使他也同样落入了概念误译的陷阱。例如他说:“德文中首创法律行为(Rechtgesch??ft)概念的是胡果,可胡果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主要用来解释罗马法中的‘适法行为’,其内涵泛指具有法律意义的一切合法行为;而在拉丁文中,以类似含义使用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还要早些”。见前引其《民事法律行为》一书第30页。在此,董安生实际已经认识到了法律行为与法律交易之间的不同以及德国法上法律交易与罗马法上适法行为的历史联系。可惜由于最初概念翻译或命名的错误,误导他不知觉地因概念的误用造成与正确思路的偏离,从而使他与正确的思路失之交臂,当然也就决定了他最终所得出判断的必然失误。

[39] 参见李小华、王曙光:《民事法律行为不仅为表意行为》,载于《法学》2001年12期。由于此文的展开基于对法律交易范畴的错误认识,故在方法、逻辑、观点上都存在许多明显的矛盾错误。

[40] 前引弗卢梅:《法律交易论》第105页。

[41] 《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提案说明》(Mot.I, 127,Mugdan I,421)。

[42] 前引弗卢梅:《法律交易论》第105页。

[43] 《葡萄牙民法典》仅仅以第295条一条对法律行为作了规定:“在类似情况下经调整,非法律交易之法律行为适用前章规定”此处“前章”是指前面有关法律交易的规定。《澳门民法典》亦追随了这样的做法,仅以第288条对法律行为作了内容完全一样的规定。

[44] 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

[45] 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及以下。张氏在此的说明很具有代表性,表明我国民法学者已经意识到了阐释法律行为理论的逻辑矛盾和内涵疑惑,但是却仍然没有认识和挖掘到为什么产生有这种矛盾和困惑。

[46] 《施道丁格民法典评论》第104条注释。

[47] 在现今欧共体即欧盟范围内,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是指欧共体或欧盟所有确立权利与义务的行为,如指令、命令及决议。

[48] 参见:《中国民法总论》第185页。不过,应该说明的是,在此使用“法律行为”这个概念作为民法上的一般概念,但实际上它应该包含着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两层意思。由此可见,法律行为理论概念体系的模糊来之久远。

[49] 前引弗卢梅:《法律交易论》第106页。

[50] 《帕朗特德国民法典评注》“法律交易”条。

[51] 见前引沈达明、梁仁洁:《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第48页。如果我们将其所谓的“法律活动”理解为“法律行为”那么编著者在此的分类还是正确的。

[52] 达贝罗夫:《当代综合民法体系总论》(Dabelow, System des gesamten heutigen Zivilrechts), 第一版, 1794, 第329小节。

[53] 见谢怀栻等译:《德国民法通论》第426页。德文新版第8版(Larenz/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Rechts, 8. Auflage)第432页同样强调了这点。还应该指出的是,拉伦茨在此是明确使

用“法律交易”的表达,而不是“法律行为”的表达,同时还用了“行为”这样的表达。所以,这段话所指,一定是“法律交易”,而不是“法律行为”。 [54] 弗卢梅:《法律交易论》第105页。

[55]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56] 王泽鉴:《民法总则》第295页。

[57] 宋炳庸:《法律行为辩证论》,延边人民出版社,1994,第143页。

[58] 高荣云、徐炳煊:《法律行为概念的难解病症状》,延边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59] 宋炳庸:《法律行为辩证论》,延边人民出版社,1994,第144页。

[60] 梅谦次郎(Ume Kenjiro, 1860-1910),日本民法学家。曾在法国、德国留学法律,1890年回国后执教法学。曾参与明治政府的多项法律起草。他的学术见解对当时《日本民法典》的起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在制定民法典问题上所持的慎重立场和对于法律稳定性的强调,很类似德国萨维尼在制定德国民法典时所持的立场。他主持制定的民法典草案,一改原先由法国人布瓦索纳德起草的旧民法典草案,后者因具有太多的法国色彩而遭到日本国内学界的批评。不过,梅氏主持起草的民法典草案,显然又具有了德国色彩,而且这种倾向性丝毫不比原先的草案弱。梅氏因其对于民法典制订的参与而被称作日本民法典之父。

[61]:《民法总则》第185页对此有说明。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对此也有说明。

[62]又可见宋炳庸:《法律行为辩证论》,延边人民出版社,1994,第8页。

[63] 宋炳庸:《法律行为概念被错误命名的原因》,延边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4] 我国民末清初法学家王宠惠在其《德国民法典》英译本中将“Rechtsgesch??ft”译作“juristic act”,显然要比“legal act”这样的译法较为接近原文之旨。但是最为妥当和接近原文本旨的应该是“legal transaction”,奥地利学者凯尔森曾采用此表述。

人民交通论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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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宣传文化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主体主要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是取消集权。由于信息终端与终端之间是平等的,资源是共享的,因而就不存在凌驾于其它终端之上的终端,也就是不存在集权。其次是主体的身份虚拟及其自由感。在互联网上,主体一般将自己的真实身份隐蔽起来,而显示给对方的则是一个代码或一组数字,因此,人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来表达意见。再次是平等感。在网络环境下,无论你是谁,都是平等的,在互联网中没有权威和地位的光环,平等交流,以理服人是互联网的基本规则。正是网络的这种特性,给新时期宣传文化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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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公信力受到威胁。在涉及政府与群众关系的问题上,我国网民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所谓“刻板印象”,即对公权力不信任,对社会公正缺乏信心,而且这类认知和情绪在一些突发事件上不断得到验证。特别是一些部门和党员干部没有公共危机的概念,当网络出现突发性的传播事态后,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不是主动披露信息,引导舆论,而是极端轻视公众的判断力,滥用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情感,极力掩盖事实真相,有损政府公信力。还有一些地方政府视批评为诽谤,不仅删帖、封堵IP,甚至动用警力抓捕发帖人,处理方法简单粗暴,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而这些突出问题的存在又很容易加重“群体极化”效应,即群体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极端的方向转移,这些错误的舆论引导方式导致民众对党的宣传文化工作不认可、不信任,在损害政府公信力的情况下,也使网络环境下的宣传文化工作陷入困境。

3.网络规范化受到干扰。在网络环境下,很多传统舆论引导模式已被打破,原有的宣传工作格局正在受到不规范网络文化的冲击,遭遇了诸如网络失范的问题:首先,有害信息屡禁不止。虚假、色情、暴力、封建迷信等信息大量存在,扰乱了人们的视线,弱化了人们的道德自律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使党的宣传文化工作受到不良信息的干扰和排斥。其次,网络舆论压力增大。网络作为舆论传播的加速器,具有强大的无与伦比的优势,但网络舆论却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加快了很多问题的解决,但与此同时,当公众舆论被误导后,也有可能背离最初舆论监督的宗旨,网络监督随之变成了网络干预、网民审判,在民意不可违的情况下,政府、司法也面临被其支配的危险,这都不利于树立政府和法律的权威性,也不利于网络环境下党的宣传文化工作主导地位的确立和作用的发挥。

网络环境下开展好宣传文化工作的几点建议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已步入信息化社会,如何在信息时代开展好党的宣传文化工作成为摆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宣传文化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善于利用网络开展好宣传文化工作体现着党的执政智慧和能力,同时也体现着对群众各种利益诉求的关切,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执政地位。#p#分页标题#e#

1.加强政府部门主流网站建设,树立信息的权威性。党和政府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全覆盖、全天候、超链接的传播特点,加强主流新闻网站的建设,及时信息,让事实真相比流言走得更快,及时占据舆论制高点,更好地发挥网络舆论的引导作用,树立信息源权威。主流网站在做好新闻报道和对外宣传的同时,还应承担政务信息和建站服务等相关任务。如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央主流新闻网站承建的中国共产党网、中国政府网、全国人大新闻网、全国政协新闻网等,已成为党务、政务信息的重要平台。此外,各地方主流网站也成为当地党委政府有关部门信息的首选,成为网民公认的权威信息平台。同时,主流网站要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在网上的传播,鼓励党政部门新闻发言人及各行业、各领域的权威人士、专家学者等开办博客、播客,在主流网站上与网民互动。

2.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增强正面舆论的吸引力。相比于报纸、电视等传统的信息媒介,网络具有更容易操作、信息源更加广泛、互动性更强等特点,所传播的信息更容易被网民接受。宣传文化工作者要发挥互联网多媒体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优势,学会用网民喜闻乐见的时尚的组织方式与交流形式如:博客、播客、BBS、网上邮箱、实时在线交流等与网民进行沟通,将宣传工作内容有机地融入网络文化和娱乐活动之中,使网民在轻松愉悦的互动参与过程中升华思想,从而增强正面舆论的吸引力。同时,针对网络民意表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规范网民的网络行为。首先,可以通过加强网络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网民上网行为进行约束。另外,网络运营商实行固定IP和实名制度,能有效降低部分网络上的不良行为。通过这些可行措施使网民合理有效利用网络资源的同时,增强公民应负的社会责任意识,回避那些有违宪法、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言论,使他们做到表达心声与社会和谐一致。

3.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引导网民健康理性的情绪。网络舆论在传播过程中都遵循一个规律,叫“沉没的螺旋”。“沉没的螺旋”是指在舆论传播过程中那些主流的、多数人的声音往往会越来越大,从而上升为螺旋的顶端,而那些少数人的、非主流的声音往往会越来越小,从而下沉为螺旋的底端。这个规律告诉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不一样的声音都消除掉,只要做那个最大的最主流的声音就可以了。特别是在防范与应对网络舆论危机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网络的沟通交流功能,勇于承担责任,真诚沟通交流,充分保障网民话语权。通过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以主动面对社会、公众的开放态度,利用网络及时、主动、准确地权威信息,尽快澄清虚假、不完整信息,消除误解,化解矛盾,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和网民健康理性的情绪,打造网上舆论文化的和谐状态。例如,2011年7月25日,乳山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乳山市第一时间在政府网站开办了“众志成城抗天灾”专题,及时了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组织网络新闻发言人和网络舆情信息员及时回复了网民质疑,消除了网络谣言,确保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4.发挥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力求在第一时间权威准确信息。所谓移动互联网是指: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体,典型的例子就是手机上网。2008年—2011年,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分别为:1.18亿、2.33亿、3.02亿、3.56亿。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庞大的智能手机网民规模为移动互联网应用的爆发提供了基础,各大互联网服务商也开始纷纷布局移动互联网,进一步推动手机网民进入下一轮高速增长周期。通过发挥移动式互联网传播的便捷性以及搜索引擎链接的聚合性特点,在第一时间突发事件或重大事件的权威准确信息,及时表明党和政府的立场态度和处置意见等,有助于增强正面舆论的强势地位。

5.加强网络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宣传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网络虽然功能复杂、作用强大,但是最终还是由人来创造和管理的。而党员干部对新媒体的掌握运用程度决定了党运用网络开展好宣传文化工作的最终结果。因此,党的宣传文化工作需要加强网络人才队伍建设,造就一支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又具有全面的网络技术水平的高素质宣传文化队伍。一方面,要加大网络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使更多具有高素质、熟悉网络技术的人才进入宣传文化队伍,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网络知识和网络宣传的培训,让他们适应新形势下网络信息发展的要求,提升宣传文化工作和应对网络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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