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交通论文范文

人民交通论文篇1

关键词 道路交通安全 国内外交通

中图分类号：U492.8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美国作者乔治・维纶曾说过：“交通管理已成为今天国家最大问题之一，比火灾更严重，每年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死伤和财产损失比火灾更大。比犯罪问题还严重，因为它与整个人类有关，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富人还是穷人，聪明人还是愚蠢人，男人女人，小孩，或老人，只要他们在公里或街道上，每分钟都有可能死在交通事故的可能。”

我国交通还存在很多落后与不平衡性，道路普及率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很多偏远地区还没有覆盖道路，例如贵州，西藏等不发达地区。而道路管理方面落后性体现在大多数城市道路仍处在人工管理水平，并没有跟上信息化机械化的步伐，由于缺乏先进现代化交通控制手段和安全管理，事故检测等，故而不能起到实时检测，动态调度等作用。道路安全形势也堪忧，每年的道路安全事故中死伤达二十余万人。据预测报道，我国仍处在事故上升期，主要是由于道路大环境基本不会发生改变。这使得道路安全问题成为了重中之重，道路交通质量问题决定了道路安全问题，与基础设施投资中的环境、费用、服务水平等同样重要。

1国内外道路交通安全比对

1.1国外道路交通安全情况

国外道路宣传方面：有专属部门负责教育宣传。美国警察局有特定的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者，面向公众宣传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安全意识，禁止酒驾等观念。日本定期召开“交通安全国民运动中央大会”，创建机动车驾驶教育培训基地，给学员灌输安全意识，规范操作，提高驾驶技能，创建多家交通安全教育基地。瑞典交通安全教育实现多部门配合，合力抓安全管理。多数国家通过媒体，社交网络等平台向公众灌输交通安全常识。通过恶性交通事故播放，专家演讲等，让公众意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例如日本补办的交通安全活动，首相亲自出席；澳大利亚则是通过电视广播等宣传有管交通安全的口号，提高公众意识。多数国家还十分重视对青少年儿童灌输交通安全常识。例如瑞典在孩子两岁时便进行交通安全观念灌输；日本儿童每月有交通安全指导日等。

安全管理方面：例如新加坡的道路上基本靠现代化设备来达到道路管理，路口配备监视器，高速干道按照照相监控设备，信号灯和路牌完成交通疏导工作；路口标识制止车辆不良行为。对乱穿行马路的行人进行现金处罚，甚至刑事拘留，大大减少交通事故的产生。在重要路段设置限速标识，在高速高路，省级公路及高速公路上设有电子眼，并对超速者罚款。举办大量的交通安全活动，宣传到位。规定大型客货车司机不得疲劳驾驶，违反者按规定受到处罚。驾车途中不得拨打电话，儿童乘车必须乘坐专门儿童座椅等。实时交通信息，为驾驶人提供便利，道路车量预测，供驾驶人选择道路。完善道路设施，花巨资完善路面情况，增设现代化设备。

1.2国内道路安全情况

自建国以来，随着道路交通的发展，我国对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也十分重视。在六十年代，设立交通安全宣传机构，主要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八十年代，进一步确立宣传主体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2004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道路安全教育写入法律中。交通局公安机关部门人员实行任务时，应加强对道路安全宣传教育。媒体社交网络应加强对道路安全意识宣传。但仍存在较大的问题：宣传工作流于表面，宣传不彻底，只是在工作范围内的研究，专门研究的很少。宣传队伍薄弱，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的很少，很多只是流于把宣传工作传达到各部门，无法保证宣传到位。宣传主体过于统一，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目前都是由公安部门负责，缺乏其他部门配合，即使借用广播电视等，也由于人力资源有限，难以起到宣传作用。宣传方式单一，我们普遍知道的宣传工作仅是在大街上贴标语，发传单，办讲座等，很少利用电视媒体做访谈节目等，宣传概念还没有真正深入人心。

道路安全管理现状：道路等级低，质量不过关。在偏远地区道路覆盖率低，通车里程短，有些地方没有国道，省道较少，多为乡级道路，受气候地理资源影响，道路弯曲不平，多陡峭，交通标识少，安全设施差等。存在法律监管不到位现象，在偏远地区，存在无牌无照驾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些现象仍然存在。农村车辆性能较差，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例如用摩托车改装的三轮车等易造成事故。二手车经营使用较多，但二手车存在很多问题，也造成了很多安全问题。交通违法现象较多，超重超载，非法载客，套牌车等。道路安全监管力量薄弱，农村道路面广，警务人员十分不足，难以做到及时到位的监管。

2总结

我国的道路交通建设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也需要很大的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任务任重道远，需要我们每个公民的配合。结合国内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基础，适当推广道路交通安全新技术，切实把道路交通安全意识落实到位。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年报[Z].2007.

[2] 宁乐然.道路交通安全通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1）.

[3] 李瑞敏.城市道路交通管理[M].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9）.

[4] 邱安邦.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因素与综合评价[D].南京林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5）.

人民交通论文篇2

【关键词】 交通 特色数据库 高职院校图书馆 开放获取

【中图分类号】 G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3）02（b）-0216-02

1 开放获取运动与高职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

1.1 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

开放获取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开展的一项旨在使用户通过互联网免费全文获取各类文献信息资源的学术共产主义运动。自从2002年2月14日《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正式公布后，开放获取运动已走过了10年的历程，2012年是国际开放获取运动开展10周年纪念。我国自从2003年12月29日签署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到2010年10月25-27日在北京召开“第八届开放获取柏林国际会议”，2011年10月26日中国科学院代表接受邀请，参加了国际开放获取周期间在首尔召开的韩国开放获取2011年大会，2012年7月中国科学院加入SCOAP3计划，都表明我国的开放获取运动正在迅速发展之中。开放获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及时顺应了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有利于打破人类文献信息的交流障碍，有利于科学技术和文化信息资源的传播、研究与利用，进而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和知识的进步。开放获取运动的这种良好态势也为高职院校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高职院校图书馆应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机遇，大力加强开放获取文献资源建设的力度，逐步完善包括特色数据库在内的开放获取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促进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和读者服务水平的共同提升。

1.2 特色数据库资源建设

特色数据库建设是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核心和发展方向，目前，已成为高校图书馆的研究热点。特色数据库价值和生命力的体现，需要通过数据库的质量保障来实现。从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其质量保障主要包括3方面的内容，即数据库的文献资源类型控制：要尽可能地增加数据库的文献资源类型，以满足用户对各种文献信息资源类型的需求。数据库所包括的文献信息资源类型可有图书、期刊、报纸、地图、论文、学位论文、学术会议文献、标准文献、专利文献、研究报告、竞争情报、图片、地方志、教学文献、精品课程、音频文献、视频文献、摄像头在线直播资源；数据库的文献资源更新控制：包括数据库文献资源的内容更新、陈旧数据的及时删除、新增数据的及时添加，最新的文献资源信息公布等；数据库的开放获取范围控制：为了更好地发挥特色数据库的作用，应该尽可能地扩大特色数据库的开放获取范围。在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的特色数据库仅对本校开放，部分图书馆向本市开放，少数图书馆向本省开放的情况下，应该面向全国开放，甚至可以面向世界开放。在这方面，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成为面向全国开放的第一家高校图书馆，其开放的文献信息资源包括特色数据库在内的37种类型，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树立了开放获取的样板。

1.3 开放获取交通特色数据库建设

交通特色数据库是充分反映交通专业特色的文献和数据资源文献信息资源总汇，是交通类高校图书馆在充分利用专业优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具有交通特色的可供本行业用户充分共享的文献信息资源数据库。作为具有交通特色的高校图书馆，在建设交通特色资源方面理应有所作为。为了尽可能地减低建设成本，交通高校图书馆可以考虑充分利用开放获取信息资源，将那些分散于互联网各处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开放获取交通特色资源进行相应地搜集和整理，并加以合理地组织、收藏与存储，再结合本地可用于开放获取的特色资源，共同组建成可供本校用户和所有用户在更大范围内免费全文利用的，以各种专门类型的文献信息资源作为数据库分库划分标准的开放获取交通特色信息资源数据库。它是汇聚交通行业科技信息，整合交通创新资源，开展交通运输研究、开发、管理、教学、经营等的有力助手。其专业可涵盖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民航运输、城市公共交通、邮政运输等各种交通领域。

2 开放获取交通特色数据库建设的文献资源类型

2.1 开放获取图书、期刊、报纸、地图、图片资源

如建设包括《道路交通法规知识》、《交通运输地理学》、《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76，交通建设》、《中俄英世界交通地名辞典》、《中国电气工程大典.第13卷，交通电气工程》在内的《交通特色图书资源数据库》；建设包括《城市交通》、《交通运输工程学报》、《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西安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现代交通学报（英文版）》在内的《交通特色期刊资源数据库》；建设包括《车友报》、《现代交通报》、《现代司机报》、《羊城地铁报》、《中原铁道报》在内的《交通特色报纸资源数据库》；建设包括《全国交通地图：神州龙地图》、《上海轨道交通图》、《上海交通智能地图》、《中国公路交通地图》、《最新中国交通地图2013》在内的《交通特色地图资源数据库》；建设包括《汽车交通事故图片》、《道路交通图片》、《交通安全知识图片》、《交通工具图片》、《最美轨道交通图片欣赏》在内的《交通特色图片资源数据库》。

2.2 开放获取论文、学位论文资源

包括普通论文、我国内地学位论文和台湾学位论文文献资源。如建设包括《基于交通效率的城市公共交通路网研究》、《基于绿色交通的城市交通发展探讨》、《交通需要心理与交通安全》、《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与交通行业人才培养》、《世界四大都市轨道交通与交通结构剖析》在内的《交通特色论文资源数据库》；建设包括北京交通大学博士论文《飞轮电池及其混合磁悬浮控制系统的研究》、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硕士论文《城市主干路无左转接入口的交通安全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基于FPGA+DSP的信息采集板的设计》、北京交通大学硕士论文《基于卫星传输的PDA音视频通信系统设计与实现》、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仿真》在内的《交通特色学位论文资源数据库》；建设包括交通大学硕士论文《运用“台湾通勤人口暨交通运输网络模型“探讨新型流感传播之最佳交通阻绝策略施行方式》、逢甲大学硕士论文《交通岛型式与交通事故伤亡程度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学硕士论文《高龄者交通安全政策之研究：从交通行为和法规认知探讨》、中央大学硕士论文《交通改善计划对区域交通污染排放之影响：以台铁桃园段高架化为例》、中正大学硕士论文《交通标识之性质及其救济：兼论禁制性交通标识设置前之程序保障》在内的《交通特色台湾学位论文资源数据库》。

2.3 开放获取标准、专利、学术会议、研究报告资源

如建设包括《GB/T 27875-2011港口重大件装卸作业技术要求》、《GB/T28399-2012商品车辆滚装专用码头滚装作业安全操作规程》、《GB 5768.1-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1部分：总则》、《GB13392-2005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JT/T 825.3-2012 IC卡道路运输证件第3部分：IC卡道路运输证数据格式》在内的《交通特色标准文献资源数据库》；建设包括《01113655.3同步闪亮的交通信号标志群》、《01118380.2交通工具系统及提供交通功能的方法》、《01141380.8城际高速轻轨交通》、《02134705.0一种暗沟立体式地面、地下双空间交通道路的修筑方法》、《02136102.9交通信号灯汽车自适应系统》在内的《交通特色专利文献资源数据库》；建设包括《2012第六届轨道交通与城市国际峰会》、《2012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道路交通信息化管理与应用技术研讨会》、《首届两岸四地公路交通发展论坛》、《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暨第26次学术研讨会》在内的《交通特色学术会议文献资源数据库》；建设包括《电动自行车行业三大问题应引起重视》、《交通运输行业市场现状前景分析报告》、《交通运输现状及趋势》、《全球变暖可能带来交通问题》、《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供给情况分析及趋势》在内的《交通特色研究报告资源数据库》。

2.4 开放获取文档、视频、网站、展会资源

如建设包括《城市轨道交通与快速公交一体化规划研究：以广州萝岗区为例》、《国家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深圳市智能交通十二五规划》、《深圳市综合交通“十二五”发展规划》、《温州市城市道路交通近期改善规划（2012-2015）征求意见稿》在内的《交通特色文档资源数据库》；建设包括《“十二五”公路交通技术发展问题》、《节约型交通公路建设关键技术》、《交通运输领域物联网应用与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运工程技术十一五回顾暨十二五展望》、《汶川震后交通恢复重建技术》在内的《交通特色视频资源数据库》；建设包括“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交通运输科学数据共享网”、“全国交通违章查询：中国红绿灯网”、“中国交通事故网”、“中国交通网”在内的《交通特色网站资源数据库》；建设包括《2011第七届中国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2011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2011中国（深圳）国际物流与交通运输博览会》、《2011中国（沈阳）地铁、轨道交通技术及装备展览会》、《2012第五届中国国际物流、交通运输及远程信息处理博览会》在内的《交通特色展会资源数据库》。

参考文献

[1] 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小组.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宣言10周年：将“开放”设为缺省：BOAI 10周年之际关于开放获取的建议[EB/OL].[2013-02-01].http：//.cn.

[2]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开放获取文献资源[EB/OL].[2013-02-01].http：///？user=lib.

[3] 张开广等.洛阳智慧交通系统的数据库应用研究[J]. 河南科学，2012（4）：461-464.

[4] 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EB/OL].[2013-02-01].http：//ndltd.ncl.edu.tw.

人民交通论文篇3

一。大陆与港澳台之不作为犯的文秘站－中国最强免费文秘网！义务来源

（一）大陆之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

大陆刑法典不像澳门和台湾刑法典那样，在刑法典总则中对不作为犯作明文规定。在刑法分则中，也只对纯正不作为犯作了规定，如第128条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第202条抗税罪；第261条遗弃罪等。而对于那些可以由作为构成也可以由不作为构成的犯罪（如杀人罪），则无法可据。因此，在讨论大陆的不作为犯，我们以学理界的观点为主。目前在我国大陆，关于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几种：（1）三来源说。 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职务上或业务上的要求；行为人先行的行为。（2）四来源说。法律明文规定；合同鉴定的义务；从事特定职务或业务人员要求的义务；由于行为人行为造成危险状态而产生的义务。（3）五来源说。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职务上和业务上的要求；行为人的先行行为；自愿承担的某种特定义务；在特殊场合下，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熊国选著：《刑法中行为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174页]目前刑法界的通说认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有四种，即法律规定；职务或业务要求；法律行为和先行行为。

（二）香港之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

香港属于普通法系地区，没有统一的刑法典，有关犯罪的规定散见于各单行刑事条例和判例中，因而不像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那样，在刑法典的总则中对不作为犯作概括性的规定，而是通过判例和单行条例来确定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而在香港刑法学理界，也没有关于不作为犯的概念，分类等不作为犯的系统研究。这是典型的普通法系做法—遵循先例，从先例中寻找审判的依据。因此，我们在研究香港之不作为犯时，应当从判例和条例出发，以从中归纳出香港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

关于不作为犯的比较典型的规定是《侵犯人身罪条例》中的第27条和第47条c.第27条“恶意疏忽”的犯罪，是指“负有管养、看管或照顾责任的人”因“忽略、抛弃或遗弃”而导致小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的情况。这种不作为犯，依公诉程序，“可处罚款＄2，000及监禁2年”，依简易程序，“可处罚款＄250及监禁6个月”。 第47条c杀婴罪明确指出了杀婴罪可以由作为构成，也可以由不作为构成。“任何女子如因故意作为或不作为导致其不足12个月大的婴儿死亡，而在该作为或不作为发生时，该女子仍因未从分娩该婴儿的影响中完全复原，或因分娩该婴儿后泌乳的影响，而致精神不平衡，则即使按有关情况，其罪行如非因本条规定应属谋杀罪，该女子亦只属犯杀婴罪，并可处以刑罚，犹如已犯误杀罪一样。”

结合法条和判例，我们可以概括出香港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有以下几方面：

（1）法律规定：如《警察条例》第58条规定 ，“无论何人……依执行职务警官的要求而不予助力……”此条规定每个公民都务有当值警官在其职责范围内为了维护治安有正当理由号召并且以自己能力做的情况下援助和帮助警官的义务。若不予以协力，即构成犯罪。也就是说，公民如果违背了该条规定，在自己有能力协助警官的情况下不履行帮助警官的义务，则应当因此而承担刑事责任。此外，法律规定父母有保护孩子的义务；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助的义务，父母和监护人有保护他们照顾下的孩子的义务，如果违反该义务而造成孩子受到损害危险的，父母或监护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巴布（Bubb）（1850）案就是此类的典型。夫妇一方有保护其不能自立的配偶的义务，若违背该义务，则应负刑事责任[拉塞尔和拉塞尔（Russel and Russel）（1987）案].

（2）职务要求：《警察条例》规定，警察负有维护公共治安、防止和侦查犯罪行为等职责，若履行职责时畏惧或玩忽职守，则应当负刑事责任。同样，医生具有救死扶伤的职责，如果医生拒绝履行职务，应当负刑事责任。

（3）先行行为：按照普通法，一个人由于他自己的行为承担了义务，而他没有采取措施帮助或救助另一个人时，即构成不作为犯罪。如司机甲因疏忽驾驶而将乙撞伤，甲不仅不救助乙，反而逃匿，致使乙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而死亡。那么，甲负杀人罪。

（三）澳门之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

澳门特别行政区属于大陆法系地区，因此刑法典是刑事实体法最完整的形式。澳门现行刑法典于1996年10月1日开始生效。该法典总则的第二编“事实”的第九条对不作为犯作了概括规定。

第九条：一、如一法定罪状包含一定结果在内，则事实不仅包括可适当产生该结果之作为，亦包括可适当防止该结果发生之不作为，但法律另有意图者，不在此限。二、以不作为实现一结果，仅于不作为者在法律上负有必须亲身防止该结果发生之义务时，方予处罚。三、依据上款规定予以处罚时，得特别减轻刑罚。

第一款规定了结果犯可以由作为构成，也可以由不作为构成；不作为犯不局限于结果犯；有些犯罪只能由不作为构成。

“法定罪状”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某种具体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方面的要素，相当于大陆刑法典里对具体犯罪构成的描述。所谓“法定罪状包含一定结果”是指某一具体犯罪客观方面必须包含法律规定的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如果没有特定结果的发生，则犯罪既遂不能成立。简而言之，就是该犯罪属于结果犯，以发生特定的结果为犯罪既遂之必要条件。如杀人必须将人杀死，如果没有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发生，则以杀人未遂论之。所谓“法律另有意图者，不在此限”主要是指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不作为犯不局限于结果犯，也可以有不作为的危险犯。有些法条虽然不以特定的结果发生为犯罪既遂之必要条件， 但并不排除由不作为构成犯罪的可能。如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并不一定要发生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等后果，只要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性（危险犯）就可以构成犯罪。这时，只要不作为行为产生了这种危险，就是犯罪既遂。也就是说，不作为犯不限于结果犯，危险犯也可能由不作为构成。如第267条（违反建筑规则及扰乱事业）a项即是当事人应当按规则作出某种行为但他不作出该种行为而引致危险的不作为犯罪。该条规定 ：作出下列行为，因而对他人生命造成危险、对他人身体完整性造成严重危险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a）在其职业活动上，违反在建筑、拆卸或装置等之规划、指挥或施工方面，又或违反在其改动方面所应遵之法律所定之规则、规章所定之规则或技术规则。二是指有些犯罪只能由不作为完成。如第242条规定的遗弃罪就属于只能由不作为实施的犯罪。该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有义务、且有条件扶养他人之人，不履行该义务，而使有权被扶养之人如无第三人帮助，其基本需要将难以获满足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二款规定了不作为犯的法律义务。构成不作为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在特定条件下应当作出某种行为而没有作，即当为而不为。因此，判定不作为犯的关键就是何种情况是“当为”。澳门刑法典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在法律上负有必须亲身防止该结果发生之义务”。这就是说，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当作出一定的行为来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的标准是看该行为人是否在法律上负有该义务，如果没有法律上的义务，行为人就不因此而承担刑事责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母亲故意不给婴儿喂奶而达到杀婴的目的。该母亲之所以要为自己不给婴儿喂奶的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是因为法律规定了父母具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如果是邻人看到别家儿童病重而不将其送往医院，该儿童死亡的后果则不应由其邻人承担，因为没有法律规定邻居有救助的义务。结合不作为犯罪的具体条款，澳门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不作为的义务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1）法律的规定。如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2）合约规定或职业守则。如受雇保姆有照看小孩的义务，医生有救治病人的义务；（3）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如交通肇事中造成他人损伤，行为人有救助的义务；（4）行为人在某些情况下是唯一能控制、防止或排除某种危险的人时，行为人有排除危险的义务。如行为人是唯一能救助落水儿童之人，若不救助者，行为人应承担刑事责任。澳门刑法典第194条明确规定了帮助之不作为应受刑事处罚：“在发生使他人生命、身体完整性或自由有危险之严重紧急状况……不提供不论系亲身作为或促成救援而排除危险之必须帮助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如上款所指之情况，系由应当提供帮助而不提供之人所造成，该不作为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5）拥有某种物品的业主或实际控制者所生的义务。

（四）台湾之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

台湾现行刑法典是在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典》的基础上经过四次修改而成。习惯上称1935年刑法典为旧刑法，现行刑法典为新刑法。台湾现行刑法典虽然没有“不作为”的字眼，但在总则第十五条对不作为犯作了概括性规定。

第十五条称：对于一定结果之发生，法律上有防止之义务，能防止而不防止，与因积极行为发生结果者同。

因自己行为致有发生一定结果之危险者，负防止其发生之义务。

由上观之，台湾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有以下二种：（1）法律上有防止一定结果发生的义务；（2）因自己行为导致有发生一定结果之危险。而对于该法条之义务来源的诠释，台湾理论界纵说纷纭。通说认为在法律上负有防止结果发生之法义务者，仅以保证结果不发生而居于保证人之地位，负有保证人义务之保证人为限。[林山田：《刑法通论》，三民书局1984年2月修订再版，第299页]但具体在何种情况下具有保证人之地位，刑法学界莫衷一是。下面仅就几种主要观点作一介绍。

三根据说。（1）作为义务以法令明文规定者；（2）作为义务基于契约或其他之法律行为者；（3）以法令及契约并无作为义务之根据，但依习惯或条理及公序良俗之观念以及一般之社会观念，应为之作为义务。又包括：诚实信用上之告知义务，习惯上之保护义务；基于先行行为之防止义务，管理或监护者之防止义务，紧急救助之义务；具体社会生活关系。[蔡墩铭主编：《刑法总则论文选集（上）》，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99-301页]

四根据说。（1）依法令之规定者，（2）基于法律行为者（包括契约及无因管理），（3）基于法律之精神者，（4）因自己行为有发生一定结果之危险者。[陈朴生：《刑法专题研究》，三民书局1988年4月初版，第114-115页]

六根据说。（1）法令之规定，（2）自愿承担之义务，（3）最近亲属，（4）危险共同体，（5）违背义务之危险，（6）对于危险源之监督义务。[林山田：《刑法通论》，三民书局1984年2月修订再版，第299-304页]

由上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有交叉重复之处。如三根据说和四根据说都承认法律的规定和法律行为是义务来源，所不同的是，三根据说将先行行为，公序良俗之义务要求归为义务来源之一种，而四根据说却将先行行为归为义务来源的独立种类，而将公序良俗之义务要求归为法律之精神要求。

二、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之比较

为便于比较，本人将以大陆通说的作为义务来源种类为基础，结合港澳台之众学说加以论述。

（一）法律规定之义务。四地都承认法律规定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但具体内涵又有不同理解。大陆学者认为此处之“法律”不限于刑事法律，还包括民事、行政法律。台湾大多数学者也都持此主张，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违反民法或行政法之义务者，当受民法或行政法之判裁，不应使负刑法上之责任。”[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280页]香港和澳门刑法界也将此处的“法律”作广义解。本人赞同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很典型的子女遗弃年迈父母行为，就是违背了婚姻法关于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的规定。正是因为行为人违背了婚姻法的规定，同时触犯了刑法关于遗弃罪的规定，才承担刑事责任。

（二）职务或业务的要求。 如司法人员有依法追究犯罪的职责，医务人员有救死扶伤的职责。香港《警察条例》规定，警察负有维护公共治安、防止和侦查犯罪行为等职责，若履行职责时畏惧或玩忽职守，则应当负刑事责任；澳门学者认为职业守则是作为义务来源之一；台湾没有将此项作为义务的独立来源，而是归入其他“义务”之中。如四根据说将其列入“法 律精神”产生的义务，六根据说将其列入“自愿承担之义务”。本人认为，职务上或业务上的要求实质上也是法律规定之义务，因此没有必要将其作为义务的另一独立来源。

（三）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依据民法上的定义，法律行为是指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行为，如契约、收养。台湾三根据说称之为“基于契约或其他法律行为”的义务，学者林山田，韩忠谟称之为“自愿承担之义务”，学者陈朴生将其列入“法律精神”产生的义务。澳门刑法界将其与职责合称之为“合约规定或职业守则”之义务。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行为人并不因为法律行为无效而得免除刑事责任。如被雇佣的奶妈不能因雇佣合同有瑕疵而免除其故意不给婴儿喂奶，致使婴儿死亡的刑事责任。

（四）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先行行为所产生的义务是指由于行为人先前实施的行为致使某种法益处于危险状态而负有防止该危险发生的义务。台湾现行刑法典第15条第2款明确规定：“因自己行为有发生一定结果之危险者，负防止其发生之义务。”澳门刑法典虽然之规定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于法律规定，但法律界对这一法律规定的统一诠释认为先行行为是不作为的义务来源之一。关于先行行为义务，需要弄清楚的是先行行为是否包括违法行为和合法行为。这一问题，澳门刑法没有特别的研究，台湾刑法界对其研究较多。台湾通说认为：“前行为除必须具备导致结果发生之迫切危险外，尚需具备义务违反性。”[林山田 《刑法通论》，三民书局1984年2月修订再版，第302页]而台湾另一学者陈朴生则认为先行行为不问其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其先行行为，不问由于故意，亦由于过失，亦不问其故意或过失之有无，更不分其是否处于使发生危险之状态及增高既有危险之状态。”[陈朴生：《刑法专题研究》，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4版，第115页]“大陆学者则明确主张，先行行为只要足以产生某种危险，就可以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而不必要求先行行为必须具有违法的性质。”赵秉志教授举例为：“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在完全尽到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因有重大过失的被害人横穿车道，不急刹车而将被害人撞成重伤致其有死亡危险的，虽然司机无违法行为，但很难说他没有防止被害人死亡的作为义务” [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上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573页]本人以为，合法行为可以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像有些学者所谓的自愿承担义务的行为（自愿为他人照看小孩等）事实上是先行行为的一种。但就上例而言，尽注意义务的司机没有将被撞伤者及时送往医院而造成被撞者死亡，司机不应当就被撞者的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司机的不救助行为不构成法律上的责任，充其量受到道义的谴责。如果因为这种道义上的责任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则对公民要求未免过于苛刻。此外，关于犯罪行为能否成为作为引起作为义务，也存有争议。如肇事司机对撞伤的被害人不进行救治，造成死亡结果的情况。澳门《道路法典》因为有关于“提供救援的义务”之规定，所以司机应对自己的不作为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台湾学者蔡墩铭认为：“无论故意犯还是过失犯，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而引起一定危害结果的，行为人并无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对行为人只能按其原作为罪犯承担责任，而不另行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另也有观点认为犯罪行为可以成为先行行为。[刘清景 施茂林主编《新编法律问题研究结论全集。刑事法部分》，台湾，大伟书局，1988年1月初版，第20页]大陆学者则认为先行行为是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先行行为与不作为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构成牵连犯。[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上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573页]本人同意大陆学者的观点。但需注意的是，我国大陆刑法典的交通肇事罪规定：“犯交通肇事罪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也就是说，交通肇事司机如果不对被害人及时抢救，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按交通肇事罪论处。有学者认为法律的这种规定“实为立法之荒谬”[赵秉志主编：《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上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574页].关于不作为犯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公序良俗的要求能否成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司法实践中不乏此类案例：恋人（夫妻）吵架，一方对另一方的自杀行为不加阻挡，致使死亡结果发生；路人对落水儿童见死不救等。台湾刑法界三根据说和大陆刑法学界的五来源说都肯定了公序良俗义务。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基于法律之精神者，除因自己之行为，致有发生一定危险者，立法例上有另设规定外，本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负有作为义务者，亦包括在内。” 其举台湾海商法第142条为例：“船长于不甚危害其船舶、海员、旅客之范围内，对于淹没或其他危难之人应尽力救助，违反前项之规定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陈朴生：《刑法专题研究》，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4版，第114页] 澳门刑法界统一认为，行为人在某些情况下是唯一能控制、防止或排除某种危险的人时，行为人有排除危险的义务，如行为人是唯一能救助落水儿童之人，若不救助者，行为人应承担刑事责任。澳门刑法典第194条对此作了明文规定。也就是说，澳门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公序良俗是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香港属普通法系地区，所以不承认公序良俗为作为义务。大陆学界通说也否认公序良俗为义务之来源，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特定情况下的“见死不救”按（间接故意）杀人罪处理。本人赞同现行之通说，即公序良俗不能成其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否则就扩大了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因为让公民因违背道义而承当法律责任，很显然对公民的要求过于苛刻，且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公序良俗的要求只有上升为法律规定，行为人违背公序良俗造成危害后果，才应负刑事责任，否则就是刑法权的任意扩张，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

三、结论

通过比较，我们得出的最重要的一点结论就是，港澳台（尤其是澳门和台湾）都有关于不作为犯的成立条件之法律规定，而大陆刑法典却没有明文规定，且在理论上也不如台湾研究得深刻。这是非常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的。因此，本人建议学理界对不作为犯作更深入的研究，立法机关能借鉴港澳台之长处，在下次修订刑法典的时候能对不作为犯的成立条件加以明文化，以使司法有法可依，有理可据。

参考文献：

1.杨春洗，刘生荣，王新建编著：《香港刑法与罪案》，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2.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3.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编：《澳门刑法典 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法律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4.赵秉志主编：《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总则之比较研究》，澳门基金会2000年4月第1 版；

5.赵国强著：《澳门刑法总论》，澳门基金会1998年3月第1版；

6.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上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7.陈朴生著：《刑法专题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4版；

8.林山田著：《刑法通论》，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2月修订再版；

人民交通论文篇4

一、通论

邮驿史作为交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政治军事史、历史地理学、新闻传播学密切相关。自20世纪初期以来，诸多海内外学者围绕交通与邮驿等问题从不同视角进行探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作为通论性或概述性的著作较早的有王倬《交通史》、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等。其中，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史的学术著作。

纵观唐代交通与驿道诸问题的研究，成果最丰富、影响最深远、最值得重视的乃是台湾学者严耕望、日本学者青山定雄的研究。严氏《唐代交通图考》自谓“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堪称唐代交通领域的划时代巨著，其规模与价值均具空前之意义。“此书已出版之五册，每册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线或一地区之交通路线。不但研究驿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②

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和地志图研究》也是一部关于唐代交通与邮驿的代表性著作，集中反映了作者多年来的学术成果。该书分为交通和地志地图两部分，前篇主要论述唐代的陆路、水路、关津、商税、邮驿及进奏院，宋代的陆路、水路、邮驿系统等，后篇主要论述唐宋时期的总志及地方志、各类地图等，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唐宋时代交通诸问题的主要课题，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被一些学者视为“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精心巨著”③。

其他有关唐代交通与邮驿的通论性著作还有章群《唐代交通》、刘希为《隋唐交通》、王子今《驿道史话》等。其中，王子今《驿道史话》影响尤巨。该书以时间顺序为纵轴，详细论述邮驿系统诸问题，并创造性地列出“驿吏驿卒生活写真”一节，着重笔墨描绘古代驿吏驿卒的日常生活，赋予交通史研究新的意义，开辟了交通史研究新的领域。

二、专论

驿道

《旧唐书・地理志》、孙樵《兴元新路记》、贾耽《记四夷入贡道里》等历史文献均有记载，盖囿于时代局限，多举其大略，颇有脱讹。

陆路交通是唐代主要的交通方式，也是驿道最重要的组成内容。关于陆路交通，学术界对此课题已有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较重要的有曾一民《唐代广州之内陆交通》、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辛德勇《史万岁南征路线重析》及关于唐代交通与驿站的相关论文等。日本学者著作较丰，影响亦深远。青山定雄《唐代的陆路》、佐藤长《唐代青海至拉萨间的道程》及相关著作、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等。上述研究引证史料、图志及敦煌出土文书，对唐代的交通路线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探讨，使过去不甚明确的道路走向、道路条数、道路里程有了清晰的认识，陆路交通的研究逐渐脱离了宏观叙述的研究范式，开始走向微观与个案研究，充实了交通史的研究内容。

水路也是驿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唐代南部地区的邮驿发展尤为重要，大运河的开通更加提升了水路在邮驿系统中的地位。关于水路的研究，主要的学术成果有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阎文儒《隋唐汴河考》等从各个角度对唐代的水路进行考证与辨析。日本学者较早的有藤田元春《中国大运河的地理学研究》、青山定雄《唐宋汴河考》等。上述研究中，以全汉升、青山定雄的研究成果最具有代表性。

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从漕运与财政二者关系的角度，系统的阐述运河交通在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乃至整个国家机构运转中的重要作用和极高地位。青山定雄《唐宋汴河考》是一部蜚声海内外的名作，从此奠定了作者在日本交通史、乃至整个日本史学界的地位。该书搜集运用大量的史料，对唐宋时代的汴河流域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全面梳理了汴河河道、运河开凿、漕运运输等水运交通诸问题，大大推动了中国水运交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

驿馆

驿馆是邮驿系统的起始点和中转站，也是驿员工作、官员接待的落脚点和安置点。驿馆作为国家对外形象和综合实力的重要象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信息传递能力和文明发达程度。唐人留下大量的诗歌、文集、笔记小说等史料，为驿馆的深入研究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关于驿馆的设置与形制，白居易《望江楼上作》、杜甫《官人斜绝句》等诗歌、笔记小说从不同方面加以论述，后人记载如著名学者顾炎武《日知录》等，因日久弥远，实属珍贵。

关于唐代驿馆的名称、位置以及形制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姚家积《唐代驿名拾遗》④，严氏《唐代交通图考》详述各区驿道与馆舍，对所经之处之馆舍名称、位置、地位乃至沿革、置废情况均有详细考订。随着敦煌吐鲁番相关文书的陆续刊布，围绕唐代西北驿舍诸问题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日本著名学者大庭修推进了敦煌文书与驿舍的研究，其代表性成果《吐鲁番出土的北馆文书――中国驿传制度史上的一份资料》充分结合青山定雄的相关研究，并根据圆仁所记馆驿材料与大谷探险队所获“北馆文书”等，指出唐代的馆由汉代的厨演变而来，通过“北馆厨”与西州都督府的往来文书，揭示出唐代经营与管理馆的大体情况，对正史中记载甚乏的驿馆材料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补充。鲁才全《唐代的驿家和馆家试释》等系列论文利用吐鲁番最新出土文书资料，研究了唐代驿馆相关问题，在“驿家”、“馆家”等问题上，纠正了前辈学者的一些研究观点。通过对西州宁戎驿的个案考察，揭示出唐代驿馆的若干内容，如设馆时间、馆员来源、服役时间、服役地域等，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认识。王宏治《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也利用敦煌新出土文献讨论了唐代馆驿的若干问题。孙晓林《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⑤探析了西州所设之柳中、交河、神泉、天山、蒲昌、银山等20个“馆”的地理位置与地位，讨论了“馆”的组织、经济供给与具体任务，并对西州馆与长行坊、西州馆与驿之关系进行了严密推测，还修正了大庭修的一些旧说。该文被视为目前所见有关唐代驿馆研究最全面、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驿员

驿员是驿站的工作人员，也是邮驿系统的传递使者。中国古代的驿传系统是依靠千千万万基层驿员的辛苦劳作来实现其工作效能的。唐代武宗年间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影响较大的驿夫起义，驿员群体的研究自然成为了解唐代邮驿制度、乃至整个唐代社会阶层的重要途径和必备手段。元人陶安《驿户余粮应役记》曾说，“民之受役，莫重于站赤”，明代名臣姜宝《驿传议》也明确指出，“百姓之差，驿递为重”，清人詹应甲《保安驿丞张焕死事》形容“官卑未有如驿吏”。唐代诗歌、笔记小说中亦有详细论述。上述观点，可以反映历代服务于邮驿系统的广大驿卒艰辛劳苦的生活。

关于驿员的研究成果本来就不多，根据具体研究方向，大体可分为驿员内部结构划分的研究、驿员的工作方式与任务研究、驿员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张晓军主编《驿骑星流――中国驿站新考》第一章第三节“中国古代驿站的人员”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古代驿员的内部结构。作者认为，按其身份可以分为官、吏、夫（役）三种，基层管理官员如“亭长”、“督邮”、“驿长”、“驿丞”等由政府委派。在传递官府文书中，除派专使外，交驿传递的文书则由“邮人”、“驿夫”、“驿卒”传递。驿吏是国家行政系统最底层的成员，负有管理驿站驿馆的责任，也拥有组织邮驿传递的权力。驿吏的职能虽然有时关系到军政大计，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则往往表现出服务性的性质，因而其地位相当低下。驿卒一般是以服役形式从事邮驿传递的下层劳动者，有的驿卒甚至是罪囚身份。因此作者认为，真正为中国古代驿递事业承担风险和付出生命的人民，其数量一定远远大于在正式编制中的“邮人”和“驿卒”。

王子今《驿道史话》在本书的第八部分另辟专节“驿吏驿卒生活写真”论述中国古代的驿员情况。作者引用大量的诗歌、笔记小说，以当事人第一现场的视角鲜活生动地描述底层驿员的工作与生活。该书创新之处在于将驿吏驿卒置于先前未有之高度，提升了邮驿人员的地位，开阔了对驿传群体的研究视野。不足之处在于未能清晰勾勒驿员内部的层级结构，也未能进一步细化断代的群体研究，对驿员群体与社会阶层变动、上层政局变动、人员流动与沟通未引起充分重视，该群体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

关于驿员工作方式与任务的研究较其余两个方向多。主要成果有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进一步参引敦煌吐鲁番新出土文书，较全面地探讨了长行坊问题，就长行坊的组织形式、制度与任务、长行坊与馆驿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⑥是目前所见研究唐代西州长行坊问题考证最详细、论证最完备的著作，该书从长行坊的设置与管理、牲畜种类与数量、经费来源与使用等多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并纠正了前人在长行坊组织系统、人员分工、马匹用途等方面的问题。日本学者对此问题著述颇多，藤枝晃代表作《长行马文书》、《长行马》指出长行马与驿马的主要区别在于驿马是按驿换乘的马匹，而长行马则是从起点到终点不用换乘的马匹，长行马制度是驿马制度的特殊形式，是在没有设置驿站的边远地区承担官方文书传递的制度。藤枝晃的研究因中日两国关系所限，未能充分引用唐代西北地区的出土文书，对长行马及长行马管理机构所述简略，存在不少修正之处，但却开启了长行坊制度研究的先河。

邮驿制度

唐代强盛的综合国力和广博的包容性为邮驿制度的完善和邮驿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从而保证了驿传系统的正常运转和国家信息的高效传递。唐代关于邮驿制度的史料多散见于《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唐律疏议》等文献，对驿道的分布与管理、驿产的分类与运行、驿站的形制与使用规则、驿员的职责与考核体系等相关课题均进行了简要的记载。

陈沅远《唐代驿制考》是国内较早论述唐代邮驿制度的论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在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并大体勾勒出唐代驿传制度的轮廓，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颇值珍视，但仍有若干观点有待商榷。

李然《唐代官员使用馆驿的管理制度》从馆驿使用的凭符、使用的规格和监督等方面唐代政府对官员使用馆驿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滥用券符加重了馆驿的经济负担，制度建设缺乏系统性和制约性，由此带来机构经费的紧缺与腐败。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当政府官员恪守制度，馆驿就会得到良性发展。

况腊生《论唐代驿站的军事化管理体制》从兵部对驿站的管理着手，讨论了驿站军事化管理体制确立的原因、主要内容及重要意义。最后，作者指出，唐代驿站的军事化管理，对当今中国军队的交通管理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日本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阪本太郎《古代驿制的研究》⑦在研究日本律令制时代的驿制时，同时比较研究唐代的驿制。对驿之种类、驿员、驿马、驿站管理机构等相关邮驿诸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青山定雄《唐代的驿和邮》⑧一文在陈沅远、阪本太郎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唐代驿制的职能与历史变迁，相继讨论了驿制的发展、驿制的兴废、驿制的职能与“邮”等诸问题，指出唐代的驿不仅仅在军事上，同时在官用交通通信方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反思

通过对唐代邮驿系统中驿道、驿馆、驿员、邮驿制度四方面史学成果的回顾，可以看出唐代邮驿研究在时间与空间、数量与质量、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学术界的研究几乎涵盖了邮驿各个方面的内容，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具有海外背景的青年学者开始运用新的研究范式，重新解释传统的邮驿史研究领域，试图再构邮驿史的研究轮廓，通过对个案与微观视角的解读，还原历史原来的真实面貌。然而，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唐代邮驿史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一，驿道的研究成果极其丰富，研究内容十分深入，研究领域十分广阔。以严耕望、全汉升、青山定雄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详于搜集史料，精于考证辨析，对唐代的各地区驿道交通均有广泛涉猎，并有很深入的研究，影响极其深远。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前人的视野与角度不够开阔，驿道研究更多还是传统意义上的道路考证，且水路研究多集中于渭河、黄河、长江、大运河等主要交通干线，一些区域性的交通干线尚未研究或研究薄弱，新的学术领域并没有完全开辟。今后的研究可以加强对区域性交通干线的重视，全面梳理水陆驿的建设、运转情况。

其二，驿馆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传统意义上之驿舍，以及配套之设施如马厩、厨房等，对驿馆重要的物质保障性产业――驿田的研究极为薄弱。大庭修、鲁才全、王宏治等著名学者的研究也多着墨于驿馆之设立与形制。今后的研究可以加强对驿田及其营运状况的研究。

其三，驿员的研究多流于上层驿官的研究，且多从政治史、官制史的角度出发，底层驿吏、驿卒群体的研究浅尝辄止，多从人员构成、具体职能等角度入手，服饰、符牌等领域未能深入，个案研究更是微乎其微。孔祥星、藤枝晃等学者的研究多从驿马与传行马关系的角度出发，考释唐代驿员的邮驿交通方式问题。今后的研究可借鉴西方新史学的研究范式和写作方式，多研究底层人员的日常生活史，着力构造宏微并重的研究格局，以期描绘有血有肉的、更有生命力的立体式历史。

其四，邮驿制度方面，中外学者对唐代的各种史料搜集较为全面，解读较为深刻，尤其是敦煌出土文书的大量引用，真正做到了“竭泽而渔”。这一方面的成果也是极其丰富，不胜枚举。但是，以陈沅远、阪本太郎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将立足点定位于唐代国内，对周边国家的传入与影响，如日本律令时代下的驿制与唐邮驿制度东传等很有价值性的选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今后的研究应该突破唐代国内的限制，放宽学术视野，站在东亚文化圈的宏观视域中去看待唐代邮驿制度的发展、传播与运行。

总而言之，只有全面挖掘与解读史料，只有不断丰富与革新理念，以谦逊的史学态度、批判的史学眼光、创新的史学思维，去进行新一轮的邮驿史研究，唐代邮驿史的研究才会步入不断进步、不断反思、不断超越的良性发展轨道，才会在不远的将来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解：

① 方裕谨：《明崇祯年间驿递制度史料》，《历史档案》，1983（1）。

② 廖伯源：《严耕望传》，《国史拟传》，第7辑，1998。

③ （日）山根幸夫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隋唐时代篇，堀敏一执笔，42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④ 姚家积：《唐代驿名拾遗》，《禹贡》，1936（2）。

⑤ 孙晓林：《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11）。

⑥ 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⑦ （日）阪本太郎：《古代驿制的研究》，志文堂，1928。

人民交通论文篇5

三、新时期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至20世纪末约20多年的时间里，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繁荣的新阶段。 具体说来，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学者们能够无禁区、无顾忌地进行研究。二、经常举办明史学术讨论会，建立群众性学术组织，创办刊物，使学者们发表论著有园地，交流心得有机会，营造出了有利于明史研究开展的气氛和环境。三、高校历史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为明史研究队伍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推动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四、中外学者之间、内地与港澳台学者之间的频繁互访和交流，国外学者和港澳台学者研究成果的广泛引进与介绍，开阔了国内大陆学者的视野，启发了思路。 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每年约300篇，20年的总数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 出版的著作总数也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二、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克服教条主义和左倾影响，批判地吸收其他学科和国外同行研究方法中的有益部分，丰富了研究方法。三、以前研究所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若干领域，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官吏贪污及其治理问题、商人问题、城镇问题、人口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问题、实学思潮问题、经济思想问题等，开始被提出来，或进一步加强研究，甚至成为研究的热点。四、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和论述的详尽准确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充分说明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状况，下面就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一叙述。 政治方面，包括总体研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农民起义研究、重大事件研究、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6个领域。 关于总体研究，有毛佩琦、张自成《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李天佑、陈梧桐、商传、洪焕椿、王鸿江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分析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强化的历史事实、原因、社会基础、影响、特征等。其时，中国史学界为肃清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开展了对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明史学者研究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是这一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学者们对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影响多持批判态度，但也肯定了其在明初的一些积极作用。关于政治制度研究，有梁希哲与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关文发与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杜婉言与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德昌等《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高时良《明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张薇《明代的监控体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李洵、赵毅、罗冬阳、罗仑、郭培贵、张德信、方志远、王兴亚、柏桦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官僚的培养、选拔、设置、待遇、考核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探讨。关于农民起义研究，除高言弘等《明代广西农民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以及林金树、张德信、陈高华、李济贤等撰写的有关天启以前的明代农民起义论文外，大量的论著集中在对明末农民起义的探讨上。有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7年）、王纲《明末农民军名号考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王兴亚《李自成经济政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谢承仁《李自成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通城县史志学会《李自成殉难通城资料选辑》（编者自印，1997年）、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以及洪焕椿、方福仁、韩长耕、穆长青、龙西斌、童恩翼、沈定平、蒋祖缘、南炳文、孙祚民、商鸿逵、张国光、傅玉璋、张显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明末农民起义总体的角度，或从李自成起义的角度，或从张献忠起义的角度，在理论上或史实上作了空前深入的分析和考证。在若干问题上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特别是关于李自成归宿的争论尤为激烈。关于重大事件研究，有刘孔伏《明初空印案新探》（《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暴鸿昌《“高煦之叛”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许多有新见解、新发现的论著。关于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若干问题研究，有王春瑜《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白钢《甲申史事的启示》（《文史哲》1994年第5期）、 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李洵《论明末政局》（《史学集刊》1986年第1期）、孙文良与张杰《1644 年中国社会大震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论著。 法律方面，有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洪武法律典籍考证》（法律出版社，1992年）、杨一凡与典英杰《〈问刑条例〉与明代中后期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论著，论述了明律的形成、演变和特点等，使过去用力极少的明律研究出现了初步的兴盛局面。 军事方面，出版有毛佩琦和王莉《中国明代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简明论述了有关的重要制度和重大战役。还出版有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邹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总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以及南炳文、方志远、黄冕堂、李龙潜、李渡、赵中男、赵立人、肖立

军、高春平、徐凯、梁淼泰、刘重日、姚继荣、李洵、杨业进、杜婉言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讨论所及包括军队编制、领导体制、京营、军户、军事家丁、募兵制度、海防体系、北部边防、马政、兵器、军官的培养和选拔、军事著作等。 经济与社会方面，有关论著遍及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土地问题、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商品经济、货币、价格、集市、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问题、家族宗法制度、社会基层组织、阶级和阶层、社党、会馆、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生活习俗等近20个领域，还有对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其广泛深入不仅远远超过既往各个时期的同类研究，而且为这一时期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不可比拟。 关于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与张建民、王其榘、顾诚、林金树等撰写的论文，作了有价值的探索。 关于土地问题，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毓铨与刘重日等《中国屯垦史》下册（农业出版社，1991年）以及伍丹戈、樊树志、王毓铨、李文治、郑克晟、李龙潜、左云鹏、商传等撰写的论文，就官田与民田、土地制度的性质、各类庄田、各类屯田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关于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有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以及秦佩珩、伍丹戈、田培栋、栾成显等撰写的关于赋役改革、黄册制度若干问题的论文。 关于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出版有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张学君与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 关于商品经济，出版有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李文治、姜守鹏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关于货币，赵轶峰、董郁奎、晁中辰、夏维中等就货币制度的演变、白银内流的影响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关于价格，黄冕堂、彭超、张忠民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探讨了若干地区或商品的价格状况，虽有待继续深入，但有开拓意义。 关于集市，韩大成、樊树志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大体搞清了过去研究甚少的这一问题的基本状况。 关于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许敏、赵毅、魏林、姜晓萍等撰写的论文，就铺户买办、行商坐贾承担的商税、钞关制度以及管理控制商业流通的其他制度，进行了有益的研究。 资本主义萌芽仍是研究的热点之一。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 是第一部全面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巨著。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及王宏钧、刘如仲、王守稼、梁淼泰、洪焕椿、柯建中、李文治、沈定平、李洵等撰写的论文，由原先侧重于综合性一般考察，发展至着重对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专门研究，不仅关心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更多地关注其发展缓慢的原因，反映了研究的新趋向。 人口问题形成了研究的热点，出版的专著有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还发表了孙达人、王其榘、王育民、王瑞平、顾诚、李济贤、曹树基、林金树、南炳文、林仁川、李洵等人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考察了人口数量、地区人口、人口管理体制、移民和流民等，研究相当深入，不同意见争论热烈。 关于家族宗法制度，重要研究成果有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陈支平《近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著作，以及韩大成、李文治、张海瀛、王日根、唐力行、高寿仙等撰写的论文。 关于社会基层组织，周绍泉、王昊、赵中男、曹国庆、陈宝良等就乡里组织、里甲制度、老人制度以及乡约、保甲、火甲等撰写了论文。 关于阶级和阶层，研究进展极为显著，特别是表现于对商人、宗室、宦官、曲阜孔府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上。对商人的研究，除着眼于一般商人及盐商、皇商等特殊商人外，主要是用力于区域性商人集团，对各商帮的形成、发展、经营范围和特点、历史作用等皆有出色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张海鹏与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张海鹏与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年）、张正明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陈忠平、王兴亚、叶显恩、李琳琦、周绍泉、张雪慧、王世华、方志远、罗一星、王日根、黄启臣、韩大成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宗室的研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土地占有，扩展至从分封制度、王府规制、宗藩特权与军权的演变、宗室经济、宗藩人口等众多角度进行分析，顾诚、王春瑜、暴鸿昌、张德信、张显清、赵毅、魏连科、王守稼等发表了重要论文。对宦官的研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从其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以及主要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主要成果有王春瑜与杜婉言《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和《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以及栾成显、孙卫国、方志远、李渡、郑克晟、王世华、廖心一等撰写的论文。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胡岩林、魏连科、李洵、暴鸿昌、陈宝良、刘志琴等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驳斥“文革”前夕盛行的知识分子对元末农民起义队伍起腐蚀作用的论点，总结明代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明初知识分子政策的得失，探讨明代知识分子的心态、风习、社会地位以及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价值观念的转变、与商人关系的变化等。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及郑克晟、方志远、高春平等的论文，对若干地区知识分子的状况进行了专题研究。上述之外，许大龄、傅衣凌、柯建中、伍丹戈、张显清、黄冕堂、吕景琳、韩大成、周良霄、田培栋、张正明等的有关论文，考察了地主阶级、缙绅地主、自耕农、佃户、奴婢、雇工人、乐户等，也是关于阶级与阶层研究的重要成果。 关于社党， 出版了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还有田培栋、张显清、刘志琴、许大龄、周学军、步近智、赵毅、郭英德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东林党仍是最受关注的对象，具体考察各地 区的东林党人是一大特点。除了多数学者肯定东林党人外，少数学者对之评价不高，也很引人注目。 关于会馆，主要研究进展是逐渐搞清了它不像五六十年代所认为的作为行会组织而存在，而是具有同乡人松散联合的性质。影响较大的出版物有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及李华、洪焕椿、吕作燮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关于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有耿庆国等《王恭厂大爆炸——明末京师奇灾研究》（地震出版社，1990年）以及王兴亚、钟永宁、顾颖、陈关龙、傅玉璋等有关慈善事业、备荒仓储、政府灾荒蠲免的论文。耿庆国等所撰书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联合攻关的成果。 关于生活习俗， 出版有王熹《中国明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 1994年）以及许敏、王云、陈茂山、刘和惠、常建华等撰写的有关论著，考察及于节日、衣、食、往、行、婚、丧、祭祀、娱乐等。对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日趋奢靡论述尤多，并且评价不一，或偏重否定，或肯定其刺激工商业与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关于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出版有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 姜守鹏《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毛佩琦《中国社会通史》明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等著作，从总体上把握了明代经济与社会所达到的新水平。 区域史方面，从综合或专题的角度，对几乎所有的省区分别进行了考察，其中关于江南、徽州、东北、广东等地区的考察成果尤多。关于江南，研究的侧重点是经济与社会，论述的范围以整个江南地区或其中更小的地区为对象，出版有钱杭与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罗仑等《苏州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苏州历史博物馆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著作，以及李伯重、林金树、陈忠平、郑志章、朱子彦、刘秀生、范金民、夏维中、王守稼、缪振鹏、沙郑军、汪维真、牛建强、陈学文、蒋兆成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徽州，主要是围绕五六十年现的这一地区的文书契约来研究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文书契约本身的构成、分类等，研究相当深入。出版有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周绍泉与赵华富《’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年）、安徽省博物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王钰欣与周绍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以及刘重日、曹贵林、栾成显、张雪慧、陈柯云、彭超、刘和惠、刘淼、郑力民、王世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东北，除了继续研究以前即受重视的中央政府对其管辖及女真人、满族的兴起等课题外，对军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也广泛地开展研究，形成全面深入的研究态势。出版有李健才《明代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杨yáng＠①等《中国的东北社会（十四——十七世纪）》（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杨yáng＠①等《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杨yáng＠①《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以及郑天挺、姜守鹏、从佩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广东，出版有广东历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李华、李龙潜、叶显恩、谭棣华、黄启臣、蒋祖缘、邓开颂、冼剑民、刘志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的着力点在于经济与社会。关于其他地区，有傅衣凌等《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及郑振满、曾玲、林仁川、韩振华、李金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福建和台湾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粟冠昌、龚维玲、覃延欢、张雪慧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广西和海南岛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吴宜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以及高铭群、张国雄、张家炎、梅莉、施正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江西及湖广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朱亚非《山东通史》明清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及从翰香、张岗、陈冬生、李令福、王兴亚、张正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王致中与魏丽英《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及田培栋、杜常顺、田卫疆、唐景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西北地区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陈世松《四川通史》第5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及潘洪钢、刘如仲、罗康隆、翁家烈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西南地区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此时区域史研究的兴盛，一是由于学者们认识到只有做好各省区的研究，才能搞好对幅员辽阔的整个中国历史的综合性研究；二是由于80年代后兴起的全国性新编地方志热潮的推动。 城镇方面，研究之盛也超越以往任何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形成了研究江南城镇，特别是江南市镇的热潮。关于江南市镇，出版有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和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两部专著，以及何荣昌、王家范、陈忠平、蒋兆成、林绍明、吴仁安、朱子彦、范金民、夏维中、张华、任道斌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从总体或个案的角度，系统探讨了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空间布局、市场网络、文化风尚、历史影响等。关于江南城市，王家范、陈学文、洪焕椿、傅崇兰等发表了研究苏州、杭州颇有价值的论文。关于北京和南京，出版有贺树德《北京通史》第6卷（中国书店，1994年）、 孙健《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等专著，以及李洵、李晟文、韩大成、范金民、陈忠平、周志斌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长江以北运河沿岸城镇，出版有郭蕴静等《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南炳文等《天津古代人物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及杨正泰、王振忠、许檀、毛佩琦、林纯业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山东、河南、湖广、江西、两广及西北地区的城镇，出版有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顾朝林、王瑞平、陈关龙、宋平安、肖放、刘志伟、蒋祖缘、黄滨、王致中、魏丽英、肖遥、岱宗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此外，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两书，是综合研究明代城市的力作。 人类活动与自 然相互关系方面，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属填补空白之作，学术上和实践上皆意义颇大。这些成果包括陈家其、龚胜生、邹逸麟、曾玲、周翔鹤、陈国生等撰写的关于若干地区（如太湖流域、湘鄂赣、福建）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用兵打仗、人才成长等受到自然条件制约和影响的论文，以及暴鸿昌、胡凡、张国雄、梁四宝、王守春等撰写的关于若干地区（如长江中上游、北部边境）不注意生态平衡的开发活动给人类自身带来恶果的论文。 国内民族方面，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关于女真和满族，出版有孙进己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李洵与薛虹《清朝全史》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董万仑《清肇祖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和《天命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孙文良与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wò＠②《皇太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远廉与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陈作荣与赵毅《多尔衮评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杨学琛与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治亭等《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晋藩与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赵铎《清开国经济发展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钟翰《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李燕光等《满族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盛京刑部原档（清太宗崇德三年至崇德四年）》（群众出版社，1985年）、季永海与刘景宪《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197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译《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年）、李林《汉译满文旧档》（辽宁大学出版社，1979 年）、刘厚生《旧满洲档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70年代末至80年代）、潘zhé＠③等《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991年）等著作，以及蒋秀松、王佩环、陈安丽、从佩远、张云樵、李澍田、李景兰、蔡美彪、郑天挺、魏鉴勋、白新良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深入地论述了女真与满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法律、文化风习、杰出人物事迹与贡献，以及女真各部的情况、满族的统一等，并整理、介绍了有关史料。关于蒙古族，出版有薄音湖等《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白翠琴《瓦刺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杨绍猷《俺d ā＠④汗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乌日娜、蔡美彪、葛永年、李漪云、樊保良、乌兰、马汝珩、蔡志纯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蒙古族的经济状况、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北元、十六世纪的土默特部、以往研究甚少的瓦刺等，分别进行探讨。关于藏族，以人物研究成绩最为突出，对政治、法律、社会发展及宗教等也作了不少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尧与褚俊杰《宗喀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曾国庆与郭卫平《历代藏族名人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中国藏学》、《西藏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等杂志所发表的有关文章。关于其他各族，出版有江应梁《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秦良玉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秦良玉史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明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以及许多有关论文，研究所及，包括锡伯、朝鲜、畲、瑶、黎、壮、苗、傣、纳西、傈僳、土家、彝、回等族的分布、社会经济、文化贡献和杰出人物等。关于明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实行的茶马互市和土司制度，发表有陈梧桐、赵毅、姚继荣、林延清、吴仁安、石蓥、粟冠昌、吴永章、谢永雄、苏建灵、张雄、彭英明、古永继等撰写的有关论文，以及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等专著，充分肯定了明政府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巩固、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上的积极作用，也分析了其局限性和失策之处，论述了实施茶马互市制度的初衷、客观影响、具体规定和执行的实态，就明代各地土司的分布、特色、历史作用等，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关于明朝政府及汉族与满族的关系，明清和战研究仍然甚多，出版有孙文良等《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专著，以及滕绍箴、李治亭、李鸿彬、张玉兴、张德信、王思治、关文发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深入探讨了明清战争的原因、性质、意义以及各战役的具体情况，引人注目的是改变了过去是明非清的一统局面。此外，朱诚如等还就清朝入关前对汉族的政策等撰写了论文。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蒙古族的关系，发表有吴量恺、胡钟达、陈守实、蔡志纯、曹永年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两者的和战、经济文化交流、明朝对蒙古的政策等，提出了团结、友好是明代蒙汉关系主流等有价值的新论点。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藏族的关系，出版有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元明）（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吴钧、阿沛·阿旺晋美、牙含章、杜常顺、石硕等撰写的论文，论证了明朝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尹伟光等撰文探讨了明朝对甘青藏区的管理等。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其他各族的关系，蒋炳剑、苏建灵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了汉族与畲族、壮族、瑶族、土家族等的融合和友好交流。关于其他各族间的相互关系，马寿千、郭成康、杨庆镇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满蒙、满藏、蒙藏等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中外关系方面，存在着明政府对外政策、中外贸易、郑和下西洋、中日关系、中西关系等几个研究热点，其研究虽非始于这一时期，但研究的角度、重点等多不同于以往，达到了新的高度。加之其他有关问题研究的新进展，从而构成了中外关系研究的新高潮。这一新高潮之所以出现，主要当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实行了对外开放方针的影响。关于明政府对外政策，陈梧桐、陈尚胜、晁中辰、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在全面分析明政府对外政策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其时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影响等。关于中外贸易，出版有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专著，以及杨翰球、陈尚胜、晁中辰、田培栋、朱亚非、范金民、任鸿章、沈定平、陈学文、沙丁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所及包括朝贡贸易、海外贸易、市舶司制度、商品种类、中日贸易、与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的贸易等。关于郑和下西洋，出版有范中义和王振华《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2年）、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等《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5年）、《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及与南京郑和研究会等编辑的几本有关论文集、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等《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郑鹤声与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三册（齐鲁书社，1980—1989年）、刘重日与周绍泉《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等著作，以及周积明、范金民、陈尚胜、田培栋、庄为玑、谢方、晁中辰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总结和发展了以往的研究，提出了郑和航海何以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等新问题，在郑和生卒时间及出使经历等方面提出了新 见解。关于中日关系，出现了对倭寇性质的热烈争论。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以及陈抗生、林仁川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海盗运动，是东南沿海人民进行的反海禁斗争。但郝毓楠、陈学文等仍坚持传统的看法，认为抗倭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封建领主与海盗掠夺的战争。正面评述及赞颂抗倭人物的论著仍不断发表，其中有阎崇年《戚继光研究论集》（知识出版社，1990年）、范中义《戚继光评传——继往开来的军事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此外，冯佐哲、史世勤、周中坚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讨论了明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关于中西关系，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等专著，以及冯天瑜、陈申如、臧嵘、史静寰、张维华、孙西、程伟礼、马雍、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多数学者对其输入西方科学知识的历史贡献给予较高的评价，改变了五六十年代以来一般评价较低的状况；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17、18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与冲突》（文津出版社，1992年）和《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潘吉星、张云台、曹婉如、许敏、邓建华、杨建华、宝成关、黄启臣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冲突，特别是研究了中西宗教与哲学的深层次的差异、西学东渐未能推动其时中国走上科技近代化的历史原因；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章文钦《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5年）等专著，以及姜秉正、余思伟、聂德宁、黄国安、邓开颂、汤开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西方殖民者对澳门的争夺以及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后明政府对该地行使主权的状况、该地的贸易状况和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上的地位等；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 1987年）一书从交通、宗教与文化三个方面论述明清之际的中西关系， 视野颇广。关于中外关系的其他问题，出版有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陈尚胜《开放与闭关——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王裕明、周晓虹、杨杭军、江醒东、陆宇生、张莲英、杜蔚文、郑甫弘、童家洲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总体角度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或研究中朝、中越、中菲、中缅、中泰、中柬等双边关系，或研究华侨及其发展中外友好的贡献；还出版有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吴丰培《壬辰之役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谢方整理的明人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和明人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以及余思黎整理的明人罗日jiǒng＠⑤《咸宾录》（中华书局，1983年）等，辑录和校点了与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有关的史料。 文化概貌方面，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以及任道斌、王日根、商传、王春瑜等撰写的有关文章，论述了明代文化的分期、主潮、皇权文化与民间学术文化的盛衰消长、商品经济对文化的影响等，多具开拓意义。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除各具体门类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外，开始出现对其总体进行宏观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当与现实生活中重视科技、实行科教兴国的方针有关。关于总体宏观研究，出版有汪前进《中国明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戴念祖、解学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全面论述了明代的科技成就、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明末以后落伍于西方的原因等。关于数学，杜石然等发表了有关论文。关于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等著作，出版有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年）、《天工开物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杨维增《天工开物新注研究》（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释》（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丘亮辉所编《〈天工开物〉研究——纪念宋应星诞辰400周年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以及何兆武、 黄长椿、吴申元、游修龄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这些论著使人们对宋应星的生平、思想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天工开物》等著作的整理和内容分析也提高到新水平。关于农学，出版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关于地理学，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进一步加深。除散见于报刊的论文外，出版的论文集有鞠继武《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徐霞客研究文选》（1991年自印）等近10种，出版的专著有于希贤《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唐锡仁和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等十几种。“游记”的版本研究和整理校注都取得了新进展，褚绍唐和吴应寿整理的《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是迄今最完善的点校本，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洪建新《徐霞客游记选注》（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是注释的优秀成果。有关专著以及朱东润、秦子卿、徐兆奎、周宁霞等撰写的论文，论及徐霞客的生卒、故里、宗谱及其“游记”的文学价值、地理学价值、旅游学价值等，出现了多学科结合研究的喜人势头。原来无人问津或研究甚少的王士性及其地理学著作、商人编纂的地理书、郭子章的地名学成就等，也受到重视，有关的成果包括徐建春等《王士性论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周振鹤《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杨正泰校注的《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以及杨森、丁式贤、朱汝略、华林甫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医药学，出版有齐苔《李时珍和〈本草纲目〉》（中华书局，1982年）、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学会《李时珍研究论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唐明邦《本草纲目导读》（巴蜀书社，1989年）和《李时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关于水利工程，出版有彭雨新和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贾征《潘季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专著，以及王绍良、汪家伦、洪焕椿、蒋兆成、林金树、张华、蒋祖缘、左书谔、蒋超、王永厚、朱玲玲、 封越健、邹逸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了治黄、治运以及几乎遍及全国的农田水利工程的成就、经验教训等。关于建筑工程，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实际踏勘，写出了许多关于长城、都城、陵寝等的高水平的论著，搞清了许多疑难史实，剖析了建筑工程中所体现的传统思想。重要成果有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 1989年）、张立辉《山海关长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高凤山和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文物出版社，1989年）、王剑英《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年）、杨仕与岳南《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及艾冲、冯永谦、罗哲文、许成、陈守忠、王璞子、单士元、阎崇年、雷大受、傅文琪、王明轩、周思源、胡汉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史学、方志学和音韵学方面，在既往研究不多的基础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关于史学，发表了葛兆先、吴振清、陈高华、钱茂伟、李小林、姜胜利、牛建强、朱仲玉、陈作荣、赵毅、仓修良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对明代史学思潮的变迁、史学成就、重要史家等作出空前深入的探讨。关于方志学，出版有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等专著，以及刘纬毅、巴兆祥、黄燕生、王剑英、傅振伦等撰写的论文，分别论述明代方志总体及某一类、某一种或某一地区方志的情况。关于音韵学，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是关于明清等韵学的第一部专著。 文学艺术方面，成绩明显地超越以往任何时期。关于文学总体状况，出版有吴志达《明清文学史》（明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赵景云和何贤锋《中国明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关于文学批评，出版有袁震宇和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关于小说，出版有孙一珍《明代小说简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和《明代小说的艺术流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漓江出版社，1983年）、吴士余《〈水浒〉艺术探微》（重庆出版社，1985年）、吴圣昔《西游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朱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等不下数十部专著，蔡国梁《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东风文艺出版社《明清小说论丛》（1984年5月始出第1辑）、《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等《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欧阳健等《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1983年）、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等不下数十种论文集和研究专辑。数千篇，其中着眼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由小说来探索现实等，引人注目者有方志远、徐振贵、黄毓文、吴礼权、胡世凯、姜守鹏、南炳文、贺葵、戴鸿森、陈诏、梁今知、冯天瑜、王平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此外，还出版了朱一玄、刘毓忱、马蹄疾、刘荫柏、侯忠义、王汝梅、周钧韬、方铭、黄霖、张菊玲、谭正璧等辑录的研究资料。关于戏曲，出版有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黄文锡等《汤显祖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关于散文和诗词，出版有饶龙隼《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诗文部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及汇编、整理资料的数部著作。关于艺术，除毛佩琦、肖燕翼、单国强、余辉撰写的有关论文外，出版有陈奕纯等《中国明代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戴念祖《朱载＠⑥——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1986年）、徐建融《明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穆益勤《明代院体浙派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林木《明清文人画新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故宫博物院《明代吴门绘画》（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和《吴门画派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等专著，吉林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还出版了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淳、徐渭、董其昌、黄道周、陈洪绶等画家或书画家的多部传记和年谱等。 思想方面，最应注意者有两点：一是对其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能够比较充分地肯定其积极的一面，并在其发展演变的解释上突破旧说，提出新看法；二是研究范围扩大，开拓了实学思潮、经济思想、心理思想等新的研究课题。关于思想的总体状况，出版有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关于理学，出版有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侯外庐和邱汉生《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等《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著作，以及张岱年、尹协理、冯天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王阳明及其心学，出版有沈善洪等《王阳明哲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锡勤等《阳明心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和《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三联书店，1997年）、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钱明、夏瑰琦、来可泓、冯契、李德芳、柯兆立、吴雁南、路新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其他哲学家，出版有李庆元《明学大师——薛xuān＠⑦》（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杨天石《泰州学派》（中华书局，1980年）、张建业《李贽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官生《姚安知府李贽思想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清辉《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葛荣晋《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与《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华书局，1990年）、衷尔钜《吴廷翰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8年）、姜国柱《吴廷翰哲学思想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郑涵《吕坤年谱》等专著。关于启蒙思想，出版了详论嘉靖至道光启蒙思潮的萧＠⑧父等《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同时也发表过否定明清之际有启蒙思想之说的论文。关于实学思潮，出版了陈鼓应与辛冠洁等《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和《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潮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张显清、魏宗禹、步近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经济思想，出版有巫宝三《中国 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著作，以及吴申元、李普国、赵靖、陈学文等撰写的论述邱浚经济思想及明中叶“奢能致富”思想的论文。关于心理思想，出版有燕国材《明清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 宗教方面，第一次出现了广泛开展研究的局面，出版有何其敏《中国明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专著，以及陈高华、李尚英、曾召南、杨立志、李建军、黄山、南炳文、赵世瑜、陈兵、肖雨、王静、李济贤、宋军等撰写的有关论文，不仅论述了佛、道、民间宗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的状况，而且探讨了明朝的宗教政策、寺观经济、寺庙文化和庙会功能等，多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图书事业方面，出版有骆兆平《天一阁丛谈》（中华书局，1993年）和《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1996年）等著作，以及冯惠民等《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出版社，1994年）等资料辑录。 人物方面，有关论著大量出版，超过其他所有方面。其所以能够如此兴盛，一是因为人物研究历来受人青睐；二是因为人物传记拥有较广的读者面；三是因为各地为了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往往打历史名人牌，从而推动有关人物研究的开展。对皇帝的研究是人物研究的热中之热，仅出版过两个以上皇帝传记的出版社就有6家， 其中紫禁城出版社出版1书16帝，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2书2帝，人民出版社出版3书3帝，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12书12帝，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12书21帝，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2书2帝。这些传记收尽了明朝的所有皇帝，多能实事求是地论述传主的功过，重视人物形象的描写。上述之外，关于皇帝的重要著作还有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1989年）等。此时研究较多和较深的人物还有开国功臣、严嵩、海瑞、叶向高、徐光启、袁崇焕、吴三桂、洪承畴、史可法、郑成功以及明朝遗民等。关于开国功臣，出版有张德信等《明代开国功臣传》（黄山书社，1992年）、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文新《刘伯温智略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以及胡岩林、郝兆矩等撰写的有关刘基生平、思想的论文。关于严嵩，出版有曹国庆等《严嵩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张显清《严嵩传》（黄山书社，199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严嵩与明代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曹国庆《严嵩年谱》（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曹国庆等为史书上指责的严嵩“贪污受贿”、“屠害忠良”行为进行了分辩，而张显清坚持传统的“一代奸雄”的旧说，双方论证皆极为详细。关于海瑞，学者们抛弃了“四人帮”所散布的谬论，肯定其为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改革家、大清官，重要成果有李锦全《海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关于叶向高，出版有冷东《叶向高与明末政坛》（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专著，以及何孝荣撰写的论文。关于徐光启，出版有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欣之《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等专著，以及施宣园、冯天瑜、李长年、王福康、吴德铎、刘建、胡道静、游修龄等撰写的论文，广泛地论述了徐光启的生平活动、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学术思想、宗教信仰等。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一书，对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研究。关于袁崇焕，出版有桂苑书林丛书编委会《袁崇焕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阎崇年与俞三乐《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以及谭世保、颜广文、黄国强、石斌、姜守鹏等撰写的论文，对袁崇焕的籍贯、死因、在抗清斗争中的地位等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关于吴三桂和洪承畴，除了不少学者仍坚持传统观点对其归清持否定评价外，另一些学者则对之给予较高的评价，这多半与这些学者对明清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将其看做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统一战争而非民族战争紧密相关。出版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 李新达《洪承畴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等专著，以及左书谔、李治亭、李兴祥、杨丽华、李鸿彬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史可法，出版有李廷先与刘立人《史可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书，以及周昭京、蔡起、秦子卿、王文清等撰写的论文，虽对史可法评价仍不一致，但打破了“文革”前夕在极左思潮干扰下否定成为定论的不正常局面。关于郑成功，出版有《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等数部论文集、毛佩琦《郑成功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福建师范大学郑成功史料编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年）等数部史料辑录，以及傅衣凌、施联朱、李育安、岳成驰、张宗洽、陈碧笙等撰写的论文。由于郑成功抗清、复台的基本过程以前已经搞清，这时研究的重点在复台的动机和意义、郑成功与海商集团的关系及其民族政策、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等。关于明朝遗民，主要是整理或发现了有关研究资料，出版有范金民等《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智超等《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 综合性断代史方面，出版了一批反映明史总体研究新水平的高质量专著以及加工整理旧作的成果，主要有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李洵和薛虹《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南炳文和汤纲《明史》上下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91年）、刘重日等《中国史稿》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杨国桢和陈支平《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8 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南炳文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明朝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南炳文《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日右加杨的右部 ＠②原字为洋的左部右加宛 ＠③原字为吉右加吉 ＠④原字为答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耿下加衣 ＠⑥原字为土右加良 ＠⑦原字为王右加宣 ＠⑧原字为花的上半部下加捷的右半部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除上文涉及者外，可归为五类：专题资料摘编、“明实录”资料摘编、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评介考证。关于专题资料摘编，包括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等。关于“明实录”资料摘编， 包括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明实录藏族史料》1至3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至1985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辽沈书社，1990年）、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郭厚安《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王其榘《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以及由李国祥等主编、由武汉出版社自1990年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明实录类纂》等。其中《明实录类纂》卷帙最为庞大，已出版的近20卷字数多在百万字以上。关于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包括《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等。另外，1978 年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及1981 年创刊的《历史档案》，也间或公布明代的档案原文。关于史籍史料整理出版，一是陆续出版丛书《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二是陆续新编丛书《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明清史料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三是整理重印旧有丛书《国朝典故》（许大龄、王天有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四是整理出版单行史籍史料，如王世贞《yǎn＠①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万历起居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等。关于史籍史料评介考证，最重要的是有一批考释《明史》的宝贵成果，包括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至1986年）、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高其迈《明史刑法志注释》（法律出版社，1987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笺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德信《明史海瑞传校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巴蜀书社，1988年）等。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1985年）和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1983年）等，也是介绍史籍史料的重要专著。 工具书方面，出版的数量不算太多，但多半质量较高。其中有李小林等《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李裕民《明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5年）、朱保＠②《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 新时期明史研究论文集出版数量激增，总数约有百部，这是明史研究大发展的必然结果。除上文论述有关专题的研究状况时已经叙及者外，此时出版的其余论文集依内容和形成的原因等大体可分为五类：一为专题性论文集，二为综合性论文集，三为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为已故学者纪念论文集，五为个人论文集。其中个人论文集的作者包括郑天挺、张国光、伍丹戈、谢国桢、傅衣凌、陈国强、郑公盾、王毓铨、吴晗、尚钺、秦佩珩、梁方仲、方福仁、黄冕堂、孟森、韩大成、张维华、王春瑜、商鸿逵、韦庆远、容肇祖、陈学文、阎崇年、王守稼、陈生玺、洪焕椿、孙文良、李文治、季士家、薛虹、傅玉璋、李洵、南炳文等30多位学者。新时期出版数量很多的论文集，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贡献。 新时期的明史研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宏观上缺乏协调，学者们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其结果则是热门课题重复撞车，浪费了人力物力，而有些课题本应研究却无人问津。其次，在应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中，间或出现对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及外国史学的某些理论生吞活剥、照搬照用的现象。第三，部分研究者学风不正，在读书不够、心得不多的情况下，勉强著书立说，导致粗制滥造，谬误迭出，或者抄袭前人成果。有的为了谋求资助或其他利益，巧意迎逢某些家族、地区或人物，曲解历史，牵强附会。上述三点是新时期明史研究中最主要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它们与其时明史研究中的种种成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但其危害不可忽视。 四、丰富的经验教训，深刻的启示 回顾百年来的明史研究，其成就相当辉煌，而经验教训也相当深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指示着未来明史研究正确开展的方向。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指导思想即史观的进步，先由近代的进化史观代替旧的传统史观，后又由近代进化史观进步到唯物史观。这一进步是明史研究中最根本性的进步，百年中明史研究的各项成就无不受其影响，以其为基础。唯物史观的广泛应用意义重大，它使明史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当然，这里所讲的唯物史观，并不是排斥其他任何理论的僵化教条，而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种理论体系，在实践应用中需不断发现、研究新问题，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对于其他理论体系，它不是盲目地排斥，而是有分析地对待，其合理成分，即使是极其微小的一个方法，也要批判地吸收过来，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宝库。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成就，是研究领域和角度的空前拓展，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狭窄，势必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区域状况、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代替。这一变化，使明史研究大为深入，亦为今后明史研究的继续发展繁荣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应该尽量开阔视野，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角度。原已开辟的研究领域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其中研究比较薄弱者，如社会生活、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等尤应着力加强。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继续寻找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角度。此外，从世界史的角度及中国通史的角度加强对明代历史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取得了很大收获，这表现于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笔记、文集、方志、碑刻等的收集、校点、印行，以及重要史籍的整理、刊印等。这类工作对明史研究论著的撰写意义十分重大，是其达到新水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就今后明史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说，迄今为止所完成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仍要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许多文献资料需要进行校勘整理，以改变其无法阅读、理解和使用的混乱状况；按类分析、编制索引，使文献资料便于研究利用，也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广泛存在于地上地下的实物资料以及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原先注意不多，今后尤当着意搜集和整理。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发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这除了一般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往往息息相关的原因外，还由于明朝在时间上距20世纪甚近，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的起源即在明朝时期，人们对明朝的历史了解较多，兴趣较浓。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大明史工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密切注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力求从中找出可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二是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往往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用歪曲、比附、影射等卑劣手法妄谈历史，以求为其进行阴谋活动寻找借口，制造舆论。前者有力地推动了明史研究的深入和兴旺，后者不仅无助于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取代了正常的历史研究。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上述关系，给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非常深刻。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进步，与史学评论的开展有重要的关系。关于明史研究的史学评论，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史家们为研究某一历史问题，在自己的论著中顺便对其他史家的观点、意见提出评论，或专门著书立说与其他史家相辩驳，从而对其他史家的观点、意见提出评论。二是评论家们对某一史家的具体论著专门撰写评介文章。这两种评论形式的运用均有十分成功的，关键是评论者秉持促进明史研究发展之公心，能够实事求是，不虚美，不妄斥，从而起到了互通信息、切磋学问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些评论不能令人满意，这主要不在于评论者业务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其出发点和态度缺乏客观求实的精神。有的在学术观点上党同伐异，凡是与其观点相同的论著便极力表扬，相反则批评贬斥，甚至讽刺挖苦。有的评介文章，其写作目的只是为了对所评介者进行吹捧和宣传，通篇只有粉饰溢美之辞，看不到客观、认真的分析评说。这种评介文章，与其说是史学评论，不如说是出版商的广告。本世纪末的20多年中，这种所谓评介文章数量甚多，流行甚广。许多粗制滥造的抄袭之作、平庸之作和 曲解历史的低劣之作所以能经常出现而受不到有力的遏制，史学评论中的这种无原则吹捧歪风的盛行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正确公平地开展史学评论，实为史家们不可忘记的重要一条。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的进步，还与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息息相关。凡是中外史家的交流搞得积极、顺利的时期，明史研究的发展就迅速、富有成效；反之就发展迟缓。这是因为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有利于彼此取长补短、启发思路、开阔视野。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明史工作者还必须经常注意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①原字为上合下加弃的下半部 ＠②原字为火右加商的下半部

人民交通论文篇6

一、个人生平简介

许家林1956年8月27日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李埠区金华大队（现荆州市荆州区李埠镇金华村，下同）一个农民家庭。1973年1月获高中文凭回乡务农，1974年10月始任生产大队会计，初入会计王国。1979年考入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务与会计专业，师从易庭源、徐时澍、郭道扬等会计大师，1983年6月毕业并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为了与尚在农村的未婚妻团聚，毅然放弃到国家财政部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荆州，在沙市财政会计学校（现荆州职业技术学院）担任会计教员，历任该校教务处副主任、教务科科长。1989年调入湖北农学院（后并入长江大学），先后担任农业经济系办公室主任、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2001年9月，调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任教，兼任会计研究所副所长。由于教学科研成绩突出，从教4年任助教，1992年8月评为讲师，1994年与1997年分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2003年评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博士生导师，后晋升为二级教授。1996年以同等学力考入天津财经大学，师从我国著名会计学家于玉林教授攻读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3年后获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学位。他还曾兼任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会计学会副秘书长，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许家林短暂的一生中获得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授予的多种荣誉，1999年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湖北省省属高校学科带头人（会计学）称号，1992年和2001年分别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教师，2006年被评为全国师德标兵和湖北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2009年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2011年被评为湖北名师。2000年，还作为20世纪中国会计学界名人收入《中国会计学界百年星河图》，被列为五星人物。

2013年8月19日，一代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不幸英年早逝，终年57岁，给中国会计学人留下多少惆怅与遗憾！

二、理论主要贡献

许家林30年的学术理论研究涉及会计基本理论、资源环境与社会责任会计、会计教育，以及20世纪西方会计思想发展等多个领域。据统计，许家林在《会计研究》、《财会通讯》等国内及港台专业期刊上367篇，其中31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财务与会计导刊》等专辑全文转载，出版个人专著及主编教材31部，其中《会计理论发展通论（上、中、下）》、《中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资源会计研究》、《资源会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环境会计》等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主持或参与重要课题研究21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社会责任会计体系创新研究”、“创新资源会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子课题等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和强烈的社会反响。另有17项科学研究成果获得各种奖励。

（一）创立中国资源会计学 1996年开始，许家林致力于发展和拓展会计学分支，开创性地构建了资源会计学，其成果集中反映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著述的《资源会计研究》和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创建资源会计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完成的《资源会计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专著之中。

会计如何通过各种方法，向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资讯，以促进社会资源的节约与经济效益的提高，是值得会计学人认真研究并作出回答的重要课题。他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选定“资源会计研究”为博士论题，经过三年的潜心研究，“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等与会计学科相链接，创造性地构建了我国资源会计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交上一份“取材丰富、论述全面、观点新颖和分析角度独特”的答卷，2000年《资源会计研究》被列入“三友会计论丛”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印发，并被提名为“2000年度中国十佳财会图书”。全书共9章，采取由点到面的形式，依循资源——经济资源——自然资源——矿产资源的思路，将范围限定在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会计问题上，围绕与资源的生态循环有关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循环各环节的具体经济活动，先探讨资源循环与会计、资源会计的研究基础、资源会计的核算基础等基本理论问题，然后对资源性资产、资源耗费与成本、资源价值与价格、资源收益、资源会计信息和资源会计管理系统及其运行等与资源会计有关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专题式研讨，为资源会计学科的形成作出奠基式的研究与探讨。该书作为我国资源会计学的开创之作，“代表了我国在资源会计这一新领域的最具开创性、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成果，具有极大的借鉴和研究价值，应当引起会计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作为《资源会计研究》续篇的《资源会计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2008年列入“会计理论探索丛书”由立信会计出版社刊印。许家林在《资源会计研究》与《资源会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两书中系统地回答了资源会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1）建立资源会计学的意义。从社会进化的要求看，人类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要使两者达到统一，就需加强对其生态循环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循环的全面量化控制。资源会计既是一种管理活动，其工作程序又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只有充分利用会计信息综合、全面、连续和系统性强的优势，建立资源会计核算体系，才能使会计管理循环的各项具体活动在资源循环的各个阶段发挥其独特的效用。

（2）资源会计的学科定位。资源会计既是一门宏观管理型会计，也是一种区域核算型会计，又是一种行业指导型会计，还是一种企业内部管理核算型会计。首先，资源会计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活动。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基本职能仍然是反映、控制和参与决策；它是会计领域内一种行业特征相对较强的企业会计，主要运用范围包括各种地下金属矿藏、非金属矿藏、煤炭、石油、天然气、森林、生物和土地等以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为主要对象的经营性实体；资源会计学是会计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相互结合的产物。其次，资源会计的对象体现为资源生态循环中有关阶段经济循环的绩效，它与一般会计的主要区别在于体现资源生态循环整体或有关阶段经济循环绩效的指标表现为资源的存量与流量。再次，资源会计的目标是有助于资源开发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与资源环境生态效益。资源会计的目标除应当满足财务会计目标的基本要求外，还应当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通过向资源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准确、及时、有效的有关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的综合信息，以满足其进行资源决策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会计管理活动的实施，促使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提高，促进环境条件的改善，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3）资源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资源会计除了受一般会计学理论基础的指导外，还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资源科学、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产生一定的联系，这些学科的某些内容、观点、理念与体系等对资源会计学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比如资源科学所涉及的基本研究内容、资源经济学所倡导的基本理论观点、生态经济学所贯穿的基本经济理念、环境经济学所描述的基本方法体系、发展经济所强调的资源开发利用观念，以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所提出的基本理论体系等等。

（4）资源会计运行的理论基础。世间任何事物都是由若干个不同部分所构成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均具有一定的联系，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资源会计作为资源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功能的发挥程度与该系统的运行基础有一定的关系。资源会计系统程序运行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现代信息论的信息交流原则、现代控制论的经营管理理念、现代系统论的思维逻辑等三个方面。

（5）资源会计的核算范围与方法。资源会计以其基本要素——资源性资产、资源耗费、资源成本、资源价格、资源收入和资源收益为核算范围。资源会计的核算方法主要有确认、计量、计价与估价，以及报告。具体来讲，各要素的核算内容与方法是，资源性资产的产权，资源性资产的确认、计价、估价；资源耗费特征分析，资源耗费的计量（折耗的确认与计量），资源损失的确认与计量；资源价值的理论分析，资源价格的确定；资源收益的特征、内容，资源收益的分配，资源税的改进与完善。

此外，他还在《资源会计研究》与《资源会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较全面地论述了资源会计与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生态会计和自然财富估价会计等方面的关系，以此廓清资源会计与相关会计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合理界定资源会计学的内涵与外延。

（二）重组会计理论新结构 会计基本理论研究是许家林会计理论研究的重头戏，其涉猎范围之广、产出作品之多，令侪辈称道。这方面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由他主笔完成的2010年列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术文库”并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发行的《会计理论发展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以及独著列入“会计理论探索丛书”由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现代会计科学理论研究》，以及他主编的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推荐教材《会计理论》一书。他在这三部论著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会计理论新观点，构建了全方位会计理论新体系。

（1）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会计发展轨迹。他在《通论》中提出，经济的发展导致会计实务变化，由此形成会计职业需求，并构建会计方法体系，诞生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务与促进经济发展。

（2）系统提出了会计理论内涵特征“五层面论”和会计理论范围“三层面论”。他在《会计理论》中指出，会计理论的内涵特征可从五个不同层面理解：一是必然与会计实务具有密切联系；二是必然是对会计实务规律的高度概括；三是可以揭示整个会计发展过程的本质规律；四是可以推导未来会计实务的发展规律；五是应当是一套由相互联系知识所构成的系统。由此，会计理论范围也可划分狭义会计理论、广义会计理论和全方位会计理论三个不同层面。

（3）构建全方位会计理论新体系。许家林基于上述观点在《通论》中对现有会计理论体系进行了解构与重组，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全方位会计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

《通论》共4篇、23章、120万字。其所构建的一套全方位的会计理论体系，受到广大同行的认同与称赞。会计学家程瑞川先生称，这一部超过百万字的会计理论宏篇巨著，是当代会计理论研究的经典作品。突破了传统会计理论研究的视角，也弥补了会计理论研究碎片化的狭隘局限，构建了系统、完整、规范、科学的现代会计理论体系，为促进会计科学的发展发挥了奠基作用。

（三）梳理中外会计人文说 2001年开始，许家林和他的研究生及会计同仁一道共同从事一项以“中外会计人文研究”为题的会计理论发展研究，多角度研讨会计理论发展，全方位传播会计思想，计划在2014年完成“中外会计人文系列丛书”第一批的编撰工作。“丛书”首批包括《西方会计名家传略》、《中国会计名家传略》、《西方会计规范集萃》、《西方会计名著导读》、《西方会计组织掠影》和《西方会计期刊概览》等6部著作，前3部已于2013年8月前由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第4部已于2004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印行，较集中地展现了中外会计人文学说发展的研究成果。

翻译推介中外会计名人名著，此前也有不少著作问世。民国时期的《公信会计月刊》就曾分期介绍过潘序伦、安绍芸、袁际唐等会计名师大家的生平事迹。20世纪30-50年代，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曾出版了杨汝梅（众先）著、施仁夫译《无形资产论》（1936）、“三氏”成本会计等中外会计名著。80年代后期，用友现代会计审计研究所所长文硕先生主持翻译、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被业界称为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出版刊行的会计审计译作中影响最大的丛书”——“世界审计会计名著译丛”（1988-1989年）和“世界会计审计名著”（1990-1991年）。1999年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推出“三友会计名著译丛”， 200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推出“现代财务会计译丛”。其间，有关会计期刊，如《财会通讯》、《会计月刊》等也陆续介绍过不少中外会计名家。进入新世纪，立信会计出版社隆重推出“会计经典丛书”，对《连环账簿》（蔡锡勇，1905）、《银行簿记学》（谢霖，1907）和《无形资产论》等中国会计名著再版重印。所有这些都为传播中外会计人文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业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丛书”出版前，全方位系统梳理中外会计人文思想，编译整理会计名家传略、会计名著和会计法规并不多见。它填补了我国中外会计理论发展研究的空白，既向广大会计学人传播中外会计理论发展概况，也为会计理论研究者研讨中外会计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前3部著作一经面世，就受到广大会计学者的普遍称赞和高度肯定。

《西方会计名家传略》搜集整理了127位西方会计名家，其中美国会计名人堂成员88位，其他西方会计名人39位。书中对每位会计名家，分别从简要生平、会计理论与实务主要贡献和主要论著简介三方面进行介绍。由陈元芳编著列入“丛书”的《中国会计名家传略》介绍了我国1840～1930年出生现已辞世的85位中国会计名家简略传记。入选名家主要是郭道扬教授绘制的《中国会计学界百年星河图》上1～3星人物，杨时展教授和赵友良教授等会计名人推崇的会计人物，以及其他在中国会计学界作出杰出贡献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书中侧重介绍名家个人生平和他们对中国会计理论、会计实务与会计教育方面的贡献，以及在某一特殊领域或事件中产生的重要影响。

《西方会计规范集萃》是“丛书”的第三本论著，主要收录了48项国际会计职业组织和西方主要国家的直接会计规范以及与会计相关的规范，并附有5项中国、韩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等亚洲国家与地区的会计相关规范，并对其机构与背景，以及各项规范的要点做了提要式评介。具体内容为第1部分“会计准则类”21项、第2部分“审计准则类”4项、第3部分“职业行为规范类”8项、第4部分“相关法律规范类”20项。

《西方会计名著导读》收录了有代表性的22本世界会计名著，内容涉及会计史、会计基本理论、财务会计理论、国际会计理论、簿记理论、会计研究方法和审计理论与方法等7个方面。每部分均从作者简况、出书背景、论著的基本理论线索和评论撷萃4个不同角度进行整理叙述。

（四）构建社会责任会计学 2008年起，许家林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社会责任会计体系创新研究”，经过历时三年的研讨，取得相关研究成果50多项，形成了反映最终研究成果的专著《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会计体系创新》（以下简称《社会责任会计》），2013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刊印，为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学的构建奠定了的理论基础。

许家林的社会责任会计学理论研究，从内容上看，属于基础性的会计理论问题，旨在可持续发展观念指导下，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以及会计体系创新问题，以有助于形成与循环经济理念相适应的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方法、指标、核算、报告、考核及规范体系，并使其成为企业有效履行社会责任并标准化、规范化的社会责任报告的基础性工作。许家林在《社会责任会计》中就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了如下阐述。

（1）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意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国家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和要求，是实现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和重要途径。企业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既是一种观念上的必然选择，更是一种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的现实选择。由此也使得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成为一项紧迫性的课题，已为大势所趋。

（2）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内涵。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是一门以发展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经济学、循环经济理论和企业伦理学为指导，揭示企业消耗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及其对社会影响为基本目标的新的会计学科。

（3）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体系。社会责任会计的体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责任会计及其报告的目标、基本要素与概念体系；二是企业角度的社会责任成本、社会责任负债、社会责任效益等要素的构成、确认的基本标准、计量的基本属性与估价模型，以及记录的原理、方法与步骤等；三是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构成与报告模式，以及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企业综合业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

（五）探索现代会计教育论 许家林自踏上三尺讲台起就开始在实践中探索、在理论上研讨现代会计教育，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获得了多项教学成果奖。其理论代表作为专著2000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会计理论探索丛书”《现代会计教育论》。

许家林经过长期的会计教育实践，于1991年提出了会计教育理论研究的构想，其研究提纲与主要研究内容的设计分别发表在西南财经大学主办的《高等财经教育研究》1992年第1期和天津财经大学主办的《现代会计》1992年第6期上。之后，又围绕这一主题在国内专业期刊和会计学术会议上发表与交流了20余篇会计专业教育研究论文，他主持的湖北省教委教学研究课题——“会计教学方法理论体系研究”获得1997年湖北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00年，在系统梳理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此书。他在《现代会计教育论》前言中对现代会计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1）关于现代会计教育学的性质。他指出，现代会计教育学是一门研究会计专业教育组织过程及其规律的交叉性学科。从学科体系上划分，它既属于会计学科体系中的一门边缘性学科，也属于教育学科体系中的一门分支性学科。

（2）关于建立现代会计教育学的意义。他说，建立现代会计教育学不仅可拓宽一般教学理论的研究领域，还丰富了作为教育理论研究的分支——经济专业教学法研究的内容。实施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不仅可以作为财经院校会计系科及综合性大学经济系科学生在从事会计教师职业前学习教学理论的基本依据，籍以不断提高我国会计教师队伍的教学业务水平，使一般教学理论在指导会计教学实践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3）建立现代会计教育学，既要体现会计学科体系、会计教育对象和会计教学内容的特点，又要将会计学的有关内容与教育学的有关要求相结合。

正是基于上述理论认识，他对《现代会计教育论》4篇、18章的内容作出了如下安排：第1篇基础研究，主要研究涉及现代会计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现代会计与现代会计教育，现代会计教育研究概述；第2篇发展与改革研究，从纵向探究我国会计专业教育的发展轨迹，主要内容有1949年前会计教育发展的简单回顾，新中国会计专业教育体系的形成，1978年来会计专业教育体系的恢复与发展，新时期会计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以及面向21世纪的会计教育；第3篇要素与组织研究，从横向剖析会计教育的基本要素与组织，包括现代会计教育的对象、教师、教学内容、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手段和教学组织过程及管理等；第4篇比较与借鉴研究，着重介绍台湾地区、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和荷兰等西方主要国家的会计教育，以及国际会计组织的发展概况。该书既回答了现代会计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又展示了现代会计教育学丰富的研究内容——既有会计与会计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又有纵向的历史回顾，还有横向的要素分析及国际与地区的会计教育比较。架构合理，内容丰满。为广大读者和有志于会计教育理论研究的会计学人勾勒出会计教育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路线图，对我国现代会计教育理论体系的建造和基本理论研究，起到了导引与开创作用，具有“研究内容与方向选择上的学术前沿性、研究体系设计上的逻辑性、研究资料搜集整理上的全面性和研究成果对会计教学实践的指导性”等特点。

（六）开拓会计研究方法论 许家林作为一名会计理论家，既注重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也从不忽视会计研究方法的研究。他根据自身的研究经验及教学体会，撰写了《重视会计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论本科生论文写作训练的几个基本问题》和《论会计思维指导下的会计科学理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等多篇学术论文，在广大会计学子中产生了非常积极而深远的学术影响。《研究》一文是他在会计理论研究方面原创性的扛鼎之作。文章集会计理论研究与教学之大成，提出了“会计思维与会计理论研究”的命题，全面、系统、科学地阐述了用会计思维指导会计理论研究的理念、路径与方法，为会计理论研究构建了科学框架体系，为会计科学理论研究发挥了开拓引领作用。该文在发表后，不仅其被引用频次居于前列，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财务与会计导刊》全文转载。

此外，许家林会计理论研究学术思想既有方法论层面，也有上升到上层建筑高度。在会计法研究方面的成果，不仅对会计法律体系变迁的制度背景进行了系统分析，还对会计法规体系不协调的表现与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会计法规体系协调的原则及政策建议；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及现行企业会计模式调整等方面，他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观点。为丰富了会计法规研究理论文献，完善我国会计法规体系，深入会计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各种奖项。

三、教育主要贡献

许家林从事会计教育30年，坚持既教学，又科研；既教书，又育人，不愧为一代会计名师。

1989年他调入原湖北农学院，面对会计专业基础几乎一片空白的现状，与同行一道自编会计教材，自制会计教学幻灯片，自建会计实验室、建设会计资料室及会计教学文件，使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院校成为同类院校中会计专业的皎皎者，受到同行的广泛称赞。以至于有同行针对他为湖北农学院会计专业建设所做出的成绩戏称，会计专业建设只需要一位教师、一把算盘即可。鉴于他在会计教学与专业建设上取得的成绩，1992年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教师，1999年被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湖北省省属高校学科带头人（会计学）称号。

许家林在承担繁重课堂教学任务的同时，倾力于会计教材建设，先后主编与参编《管理会计》（第2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会计学原理》（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会计学基础》（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会计理论》（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会计理论学习指导书》（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行业会计》（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环境会计》（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基础会计》（副主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以及《西方会计学名著导读》（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等多部会计专业教材，惠及千万会计学子。

在他的教育生涯中，可谓有教无类。教育层次不分高低，从中专、大专，到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类型不分普通与成人，教育对象不分校内与校外，既有自己所服务院校的会计专业学子，还有其他院校的会计专业学生，更有众多非会计专业学人及社会上的在职会计人员和会计专业爱好者。

近年来，他既为硕士生讲授会计基本理论研究、会计研究方法、财务会计前沿问题等课程，为博士生开设会计理论发展与学术流派等课程，还承担本科生的会计学原理、会计理论专题等课程的教学。担任博士生导师以来，13名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其中不少人已成为会计学界的领军人物。

他非常注重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在2009～2012年4年中，他指导学生成功申报教育部课题2009年1项、2011年3项、2012年4项，校级课题2010年4项、2011年9项、2012年1项。2006年所指导的硕士生学位论文中两篇获得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本人也由此获得优秀论文指导奖。

他为会计专业学生编辑的教学参考资料——《会计学专业方向本科生阅读书目》，不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学生享用，挂在自己的博客后，窜红网络，成为全国财经院校会计专业学生的共享品。《书目》共18类、共850种（类），包括：会计发展史论类、中华会计思想宝库类、国外会计理论译著及编著类、《现代会计科学理论》主要参考文献篇目、国内会计理论论丛（文集）类、会计基本理论教材类、会计学基础教材类、会计工具书类、会计规范类、会计学专业主要期刊类、会计学专业网站类、相关的经济学论著类、相关的管理学论著类、相关的法学论著类、相关的经济、管理专业期刊及网站类、重要会计学论文，以及会计科学研究方法类论著等。

他的新浪博客——“会计游击队员的会计加油站”，被同行誉为“会计界第一”博客。开设6年访问量将近71.5万人次，已经成为许多会计专业人员和学生学习会计知识、了解会计发展的精神家园。他还通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论坛”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浓情中南”等个人主页及QQ群与会计学子沟通交流，答疑解惑，使广大校内外会计学人深受教诲。

他爱生如子，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悉心教导。每逢毕业季，都会给学生赠送量身定做的纪念品。有的收到老师送的人生寄语，有的收到了他批阅过的一张试卷，或者是每次聚会的合影相册……。行为点滴，让学生深深感受到师德既是那么的高尚伟大，又是那么的平凡具体。

人民交通论文篇7

关键词：章太炎；刘师培；清代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2－0140－06

清代学术史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等国学大师先后对其专门研究。学界往往对梁、钱清学史研究探讨较多，而对章、刘清学史研究关注不足，对章、刘清学史研究作出比较更是有限，专篇论文似尚阙如，这不利于勾勒近代以来清学史研究不断丰富、深入的发展轨迹。故本文拟对章、刘清学史研究作一比较，寻其异同，探其原因，略补学界上述缺漏。

一、章、刘清学史研究之“同”

章、刘对清学史的研究大体同时，均始于20世纪初。他们从事清学史研究，既是学术自身发展需要使然，又与当时救亡图存时代主题密不可分。就前者言，清代至此已有200多年的丰厚学术积淀，尽管其间有学者尝试对其整理、研究，但受主、客观因素制约，他们的研究往往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因此，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对清代200多年的学术进行一番科学、系统的研究，就成为当时学者亟待解决的重要学术课题。

就后者论，20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危机异常深重的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内受清廷压迫，外遭列强侵凌，而且文化上亦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日渐衰微。面对深重民族危机，爱国志士通过各种方式奋起救亡图存。学者出身的章、刘共同选择排满革命的救亡方式，并努力用学术助益排满革命与文化救亡事业，为此他们着力“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以期“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学术史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紧涉本朝政治、文化的清学史展开研究，容易从中发掘助益排满革命与文化救亡的思想资源。正是受学术自身发展需要和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双重推动，章、刘不约而同展开对清学史的整理、研究。相同历史背景，使他们清学史研究表现出诸多共同点：

第一，在研究旨趣上，力求“求是”与“致用”相统一。“求是”即实事求是，“致用”即经世致用，它们是学术研究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章、刘对此都有自觉认识，并都承认“求是”与“致用”不易兼得，但他们并不否定二者统一的可能性。他们认为，皖派经学大师戴震在统一二者方面堪当表率。在治学上素奉戴震为“圭臬”的章太炎与“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的刘师培，均追求“求是”与“致用”相统一的研究旨趣，以继承和发扬戴震优良治学传统。

他们认为，欲“求是”与“致用”相统一，首先须以“求是”为前提。而要“求是”，不能不打破传统学术研究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因其流于主观好恶、逞于意气之争，违背“求是”原则。基此认识，章、刘在清学史研究中努力摒弃门户之见，这不仅从他们大力批判前辈学人清学史研究存在汉宋、今古文门户之见的弊病可知，如章太炎对江藩“颛固”“坚贞守师，遂擅其门，以褊心訾异己”的批判，刘师培对方东树“挟其相传之宋学以与汉学为仇”，“笃信程、朱，有如帝天”的不满，对常州今文经学“于学术合于今文者，莫不穿凿其词，曲说附会；于学术异于今文者，莫不巧加诋毁，以诬前儒，甚至颠倒群经以伸己见”的斥责；而且从他们评价清代学人力求客观、公正亦可看出，这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于自己所不赞成的学派、学者，并不全盘抹杀”，如他们尽管对宗本程朱理学的方东树以及常州今文经学所存门户之见给予严厉批判，但对方东树《汉学商兑》指斥汉学末流琐碎、无用之弊亦给予“颇有中肯语”、“略窥汉学门径的认同，对包括常州经文经学在内的今文经学勇于揭露时弊、长于文辞等优点亦表肯定；二是对“于自己所敬重的学派、学者无所避讳”，如他们尽管十分推重戴震、俞樾等经学大师的学术成就，但并不一味盲从，对其缺失亦不讳言。综上，章、刘在清学史研究中努力摒除门户之见，品评人物力求客观、公允，充分彰显“求是”研究旨趣。

其次，在坚持“求是”基础上，章、刘努力在其中寓含排满革命与文化救亡的“致用”意图。前者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们通过对清代学术形成原因的探讨，揭露、批判清廷专制统治对学术文化造成的消极后果；二是在品评清代学人时，对具崇高民族气节、道德品操的学者大加表彰，对入仕清朝的所谓“媚虏”之辈屡屡贬抑。显然，这都蕴含助益排满革命的政治意图，因为揭露、批判清廷专制统治，不仅可激发国人民族自觉意识，且能进一步坚定革命者排满决心；而表彰具崇高民族气节、道德品操的学者，又可促使革命者增进“革命之道德”，壮大革命力量。

除寓含排满革命政治意图外，章、刘对清学史的整理、研究还寄寓复兴传统文化的文化救亡之意，当排满革命任务完成后此意尤为明显。这从刘师培自述其从事清学史研究主要出于对“后生学子屏遗先哲，不独前儒学说湮没不彰，即近儒之书亦显伏不可见”这种醉心欧化、疏离传统文化的“蔑古”学风的忧惧，以及章太炎虽身囚牢狱，仍念念不忘“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的深切文化关怀中不难窥见、推知。

总之，章、刘力求“求是”与“致用”相统一的研究旨趣，主张在“求是”中寓含“致用”，发掘“致用”，并以此指导清学史研究实践。这不仅与乾嘉众多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缺乏现实关怀的“求是”旨趣有别，亦与当时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常常不惜背离事实本身，“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致用”取向大异其趣。“求是”与“致用”相统一的研究旨趣颇彰现代学术精神，章、刘对其共同追求，透显出他们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学术革新意识。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亦多共识：一是注重整体把握，兼顾个案研究。他们注意到，前辈学人清学史研究不仅囿于门户之见，短于科学性，而且未能整体把握，缺乏系统性，“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而这很大程度上是人物传记式传统研究方法所致。‘鉴于此，章、刘引入通论式研究法，打破个案研究束缚，以期整体把握清学史。这从章氏撰有《清儒》《汉学论》及演讲记录《清代学术之系统》，以及刘师培著有《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等一批通论性质的研究论文即可见。

通论式研究法的引入，使章、刘较前辈学人不仅在研究视域、研究内容上更为开阔、丰富，而且在研究深度上也大为推进。即以章太炎《清儒》一文为例，它不仅广论清初经学、乾嘉经学之吴皖二派、浙东经史之学、桐城派与常州经文经学等重要学术流派外，还对清代学术与政治关系，清初学术与乾嘉学术、晚清学术之差异，吴、皖二派异同，桐城派与经学交恶原因，清代儒学与汉代儒学之差别等诸多重要

学术问题作出探讨，并屡有精辟见解。

相较章氏《清儒》，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更具系统性。“该文把清代学术大体分为理学、汉学、史地之学等几类”，并对其逐个进行较细致的论述，这较将理学一带而过，未涉史地之学的《清儒》一文更具系统性。除关注理学、汉学、史地之学外，刘氏亦对清代文学加以留意，撰有《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一文。综上，相较前辈学人，章、刘十分注重对清学史的整体把握，且刘氏较章氏更加细密、周详。

在整体把握同时，章、刘亦继承个案研究传统，因为个案研究具有使研究更加细致、深入的优长。二人不仅对清代具重要影响的颜李学派、戴震之学给予重点关注，而且对清代其他一些知名学者，甚至普通学者作出专门研究。总之，章、刘这种整体把握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对前辈学人惯用的个案研究法的突破，是他们学术革新意识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表现，有助于清学史研究朝着系统、深入的方向迈进。

二是注重归纳、比较。清代学者林立，学派众多，学术变迁显著，如何才能迅速理清清代学术头绪呢?对此，章、刘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乾嘉考据学注重归纳、比较的方法传统。而共同出身皖派经学的学术背景，也使得他们对此方法能够运用自如。表现如下：

如章氏依据学术自身特点，将清代学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清初学术，乾嘉学术与晚清学术，并总结其特点分别为“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箸系统”与“知合汉、宋”，可谓十分精当，清代不同时段的学术差异由此昭然若揭。又如，对乾嘉时期盛极一时的经学，章氏在吸收江藩研究基础上，不仅将其明确划分为吴、皖二派，指明二派同具系统性，还将二派作了如下区分：吴派“好博而尊闻”“温故”；皖派则“综形名，任裁断”、“知新”。章氏此见精练、深刻。

再如，对于清代学术总体特点，章氏将其与汉代学术比较，指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而刘氏则独辟蹊径，将其与明代学术作比，揭示“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而武断之风盛；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而卑者或沦于稗贩”。在与汉、明学术比较中，清代学术的“求是”之长与“致用”之短愈益昭彰。

相较章氏，刘氏更喜归纳、比较，这从刘氏所著《清儒得失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等清学史研究论文名称上不难看出。总之，章、刘对归纳、比较方法的自觉、广泛运用，既是清代学术繁杂特点使然，又与二人所受考据方法的扎实训练密不可分。

三是引入西学，通过中西比较来治清学史。如果说注重归纳、比较更多体现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特色，那么引入西学，进行中西比较来治清学史则是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又一重要表现。近代以降，在中西文化相激互荡背景下，中西学术呈现对立、交融之势。愈来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深邃的西学及其方法论可济中学不足，促使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更新转化。正是基此考虑，章、刘援引和改造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清学史研究上“重视学术发展的客观环境，从地理、政俗等方面观察之”。

如对江南“佚丽”学风与皖南“深邃”学风之别，章氏尝试从地理环境视角加以探寻解释，指出“太湖之滨，苏、常、松江、太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即江南优越的地理环境易生“佚丽”学风，而皖南不利的生存地域则易致“深邃”学风，从而表现出重文学与重经学之别。章氏还据此解释清代文士与经儒交恶的深层原因，提出“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途自然也”看法，认为经学与文学各有其学术内在规律。与章氏相类，刘氏亦有“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与江南殊，故所学亦与江南迥异”之论。这种善于从地理环境对学术潜在影响角度探讨学风成因的做法，令人耳目一新，且不乏说服力。

此外，章太炎在读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时，对其“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一点颇有心得，从而发现惠栋、戴震对文字训诂，也有类似功用，“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藉以发见”；刘师培在论颜元之学时，推测其有吸纳西学之处，“有明中叶，西教益昌，士习其学，尊为西儒，故宣教之徒聚萃辇毂重地，以西法相授。习斋先生生长博野，地迩燕京，吾意先生壮年必亲炙西士之门，备闻绪论……夫水、火、工、虞取名虽本于虞廷，引绪实基于皙种”。可见，处在新时期的章、刘不再囿于就中学论中学，而是注重中西学术之会通、比较。尽管他们对此法之运用不及归纳、比较之法普遍，但已显露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迹象。

第三，在研究结论、研究特点上，亦具共识：一是对清代学术特点、清儒治学态度与方法、清学开创者、吴皖二派、扬州之学等有共识。对于清代学术一般特点，如前所述，章、刘一致认为是“求是”。对清儒治学态度、方法，章氏曾将其概括为五点：“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断感情”“汰华辞”等，刘氏则在章氏基础上浓缩为两条一“标例”与“征实”，并阐释道：“标例则取舍极严而语无龙杂，征实则实事求是而力矫虚诬”，章、刘可谓一脉相承。

关于清学开创者，章、刘一反江藩以阎若璩为汉学开山做法，而将顾炎武尊为清学先驱。章氏断言“清代经学前驱亦为顾炎武”，刘氏亦谓“考经学之兴，始于顾炎武、张尔歧”。章、刘与江藩之所以有此不同认识，根本在于章、刘超越了江藩的汉宋门户之见。江藩只因顾氏在学术上汉、宋兼采，不合其所谓纯正汉学标准，就对其学术地位加以贬抑，这对扭转明末空疏学风、开启经史考证实学的顾炎武评价显失公允，以“求是”为旨趣的章、刘自然不以江氏陋见为然了。

对于清代经学吴、皖二派特点及持“扬皖抑吴”学术取向有共识。章氏评断“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刘氏亦以惠栋之学“确宗汉沽，所以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戴学则“以知新为主，不惑于陈言”，“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与章氏之见无异，且更具体。因戴学在学术上“空无依傍”，胜过唯汉是从的惠栋之学，故二人明显流露出“褒皖抑吴”学术取向。此外，对于扬州之学，不少学人喜将其升格为扬州学派，然而这于清代学术实际不符。无论是章太炎还是被誉为扬州之学殿军的刘师培都从未将扬州之学视作堪与吴、皖二派相鼎足的独立一派。

二是对品评学者采取以民族气节、道德品操为先，兼及学术成就的评价标准有共识。章、刘远绍儒家德才兼备的评价传统，近承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治学修己之训，注重从民族气节、道德品操与学术成就相统一，且以前两者为重的标准衡判学者。如对清初黄宗羲，章氏因其代表作《明夷待

访录》有“将俟虏之下问”之嫌，认为其民族气节不及同时的顾炎武、王夫之，故对其多有贬抑。又如对宗奉程朱理学之桐城派开创者方苞，章氏虽对其学术成就评价不高，称其“未识程、朱深旨”，但对其“孝友严整躬行”却表赞许。

刘氏亦如此，他“较早地提出了从学术经世意识和民族气节去衡量清代学术的角度。凡是富有经世气息，具有民族思想的学术人物和学术思想，都受到他的垂青”。他曾言“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也”。此外在评价段玉裁时，刘氏一方面对其学术成就颇为推重，另方面对其“作令黔、蜀，以贪黩名”的道德劣迹予以无情披露，认为“此则经生之羞”，毫不为尊者讳。可见，章、刘氏均以民族气节与道德操守为评判学者首要标准。

综上所述，学术发展需要与救亡图存时代主题推动章、刘自觉从事清学史研究。相同历史、学术背景，使他们无论在研究旨趣、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研究特点上都表现出相同之处。而这些相同点，既有对前辈学人学术研究的继承，又有为适应时代需要而作的重大发展。正是在这种继承与发展之中，中国学术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革新转化。

二、章、刘清学史研究之“异”

尽管章、刘清学史研究颇多共同点，但作为学术后劲的刘氏，努力竞胜前辈时贤，提出不少创获，从而使其清学史研究存在异于章氏之处。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刘氏首创地域研究法，并注重运用经典分类研究法。所谓地域研究法指以地域为线索，按图索骥式逐个爬梳各区域学术传承、衍变情况。对于学术的地域特征，章氏不无注意，如其划分吴皖二派、浙东之学、桐城学派、常州今文经学等即可证，但他未达自觉程度，故疏漏之处尚多。为弥补章氏不足，并针对清代学术繁杂特点，刘氏吸取中国学案体注重地域的研究之长，开创了按地域梳理清学的研究方法。其《近儒学术统系论》与《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两文可为代表。

如《近儒学术统系论》一文首对清学地域分布情况作了梳理，先后罗列浙学，东林之学，关学，兴起于北方的颜李之学，太仓、苏、松等地的经世之学，赣省的文学、理学、佛学，闽中之学、湘学、蜀学等“明末国初诸儒理学之宗传”，并对每一区域的学术师承、学者治学范围、学术成就与特点等作了论述，次对江苏、徽歙之地、江浙、燕京等地的汉学兴起、传衍情况作了细致梳理。这种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的研究方法，凸显清代学术的地域特色，具有囊括大体、群学毕收之长，不能不说是刘氏清学史研究的独到之处。《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一文则从南北地域着眼，专门比较南北学派、考证学之不同特点，亦颇具特色。

刘氏对地域研究法的自觉运用，不仅体现在上述通论性论文中，还体现在他的传记论文特点上――多以扬州籍学人为研究对象。刘氏之所以能在方法上有此新创，可能与其发扬乡邦学术的自觉意识有关。刘氏出身扬州经学世家，其家四世研治《春秋左传》学，在这种浓厚学风浸润下，他对家学与扬州之学深表挚爱，并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由对乡邦之学的挚爱进而推广到对中华大地各区域学术的梳理，可能是其创辟地域研究法的内在动力。

除地域研究法外，刘氏还运用经典归纳法。所谓经典归纳法，指以儒家经典为对象，对每种经典在清代的研究情况作出全面梳理。这在江藩、章太炎清学史研究上都有所体现，但不及刘氏系统、周密。刘氏曾逐个爬梳十三经在清代的研究情况。这种经典归纳法明显体现出乾嘉考据学注重归纳的特点，它使儒家各经研究情况集中统一，便于后人察知其研究进展与特点，嘉惠后学之功自不待言。地域研究法与经典归纳研究法相辅相成：前者侧重宏观把握，以清代各地学者为中心；后者注重微观探讨，以学者所治典籍为中心。刘氏结合这两种方法、视野来治清学史，故能在章氏研究基础上推进一步。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注重从内在理路加以研究。这表现在他对清代考据学兴起原因的探讨与对清代学术演变阶段的划分上。对于考据学兴起原因，章太炎着重从政治角度人手，将其归为清廷滥施文字狱，加强专制统治的必然后果。刘师培对清廷专制统治之于清代考据学的驱迫影响亦表认同，但他不囿于此，而是力图从学术发展内在理路上寻找原因。他指出，清代考据学兴起与此前的考据学传统亦有内在联系，他曾将“博极群书、掇拾从残”的宋代学者王伯厚视为“清学之鼻祖”，又通过列举明儒经学的十条可贵之处来证明明学对清学的开启作用。显然，刘氏在章氏政治外缘论之外，又提出初步的内在理路说，这为我们转换视角，深化对考据学兴起原因的认识颇具启发意义。事实上，这对后来钱穆“注重明儒考证之学对清学所产生的影响”及其高足余英时正式提出的“内在理路说”具有先导之功。

此外，刘氏对清代学术演变阶段的划分同样体现其内在理路的研究视角。刘师培认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为“汉学”，它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或流派，即顺、康时期的“怀疑派”，康、雍、乾时期“征实派”，乾、嘉时期“丛缀派”，嘉、道时期的“虚诬派”。这种划分标准乃依据“学”与“思”动态关系，认为各阶段依次循“由思而学”“好学继以深思”“学而不思”“思而不学”而变。显然，这是从学术自身发展规律出发的研究新视角，故显得既新颖，又颇具说服力，学术价值极高。当然，刘氏这种新创似乎不无他山之力，其乡贤焦循曾从“学”有余而“思”不足角度批评过汉学末流之弊，熟稔扬州之学的刘师培极可能从中获得启发，进而提出汉学四派说。

第三，在研究结论上不尽相同。如对清代学术定性问题，历来学者观点不一，有经学说、汉学说、考据说、朴学说等。章太炎曾云“戴震精于舆地，钱大昕习于史事，孙星衍明于法律，非只治汉学也”，据此可知，他是从狭义角度来论汉学，即主张汉学以经学为唯一研究对象，不包括地理学、史学等。与章氏不同，刘氏主张从学术方法的广义角度加以认识。他明确反对江藩以“笃信好古”来界定汉学特征，指出“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在刘氏看来，所谓汉学“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

这实际上较章氏对汉学采取了广阔视角，扩大了汉学研究对象，使得以汉儒常用的训诂考据之法研治史学、地学、子学等“群书”也被纳入汉学范围，实质从正面肯定在学术方法上异于宋学之汉学的重要学术价值。应该说，刘氏对汉学的认识比较符合清学实际情况，因为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异于吴派汉学“笃信好古”学风，而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清代史学大家则多用考据法治史，都非江藩、章太炎所理解的汉学所能涵盖。事实上，刘师培的“汉学”在内涵上与章太炎的“朴学”相近，且都大体相当于现代我们通称的“考据学”一词。

又如在品评人物，尤其关涉其他学派的学者时，刘氏态度较章氏公允。尽管章氏崇尚“求是”治学态度，但因“太炎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最反对满清统治的人”，故其浓厚民族主义不免影响到他对清代学者的客观评价，如“对黄宗羲的前尊后抑，对龚自珍、魏源的全盘否定”。相较章氏，刘师培则少意气，对清初三大家等量齐观，称“顾、黄、王、颜，各抱治平之略，修身践行，词无迂远，民生利病了若指掌”；对龚自珍、魏源既批评其主观附会之缺，又不完全抹杀，如称魏源“虽排击马、郑，亦时有善言”，评龚自珍对于《尚书》的研究“虽解说乖违，然博辩不穷，济以才子藻，殊足名家”。可见，与章氏相比，“刘师培对今文学的议论要平和得多”。总之，刘氏勇于求索创新，在章氏基础上，从清学史实际出发提出不少创见。

三、小结

人民交通论文篇8

【关键词】自治 村民自治

一、相关概念

自治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人民自己独立自主管理自己事务；二是独立自主进行管理的同时从属于国家，具有一定的国家分权与集权。

村民自治内容包括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种方式，在基层事务中以期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有效处理农村的公共事务，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有效管理。

二、相关理论

（一）阶层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将秩序来表示社会分层，由此提出了三个标准来划分社会层次：财富一经济标准；权力一政治标准；地位一社会标准。

依据权力资源占有的多少，村民分为三个权力阶层：管理者、非管理精英、普通村民。而村民自治就是以上三个阶层围绕利益展开博弈。常见的阶层博弈有：干部与群众的博弈；普通村民与权力精英的博弈。而从阶层博弈的结果来看，村庄结构分为三种：管理者控制型、权力精英主导型、群众自治型。

（二）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指出我们将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与深层的社会矛盾。

现阶段农村人口占有绝对的比重，而农村的政治权力结构的优化，农民间利益的调整，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农村社会资源的整合，这些社会风险都需要农村基层自治―农村自治来予以规避化解的。

（三）社会整合理论。帕森斯的社会整合指，社会体系内各体系达到和谐均衡状态，以对抗外来压力。

村民自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合力构成了当代中国村民自治，充分体现了村民自治的社会整合功能。价值理性指内在的秩序需求与民主诉求的满足，工具理性是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通过外在的压力整合，经过科学安排来达到最佳效果。

三、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村兴起了改革，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关注。村民直接选举与村民自治的制度改革引起了学者们对农村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兴趣。随之而来是的各种调研报告、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的出版。

（一）国外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当前对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外学者有欧博文、罗伦丝、戴慕珍、史天健、李连江、郑永年和何包钢等。通过对学者资料研究来看，他们主要围绕村委会选举问题而展开探讨。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关于“村民选举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欧博文认为：“经济发达村庄村民自治开展比较容易，村干部通过经济业绩获得村民支持，村民从中获益，干部通过选举获得权力增强了合法性。”罗伦丝认为：“是制度改革创新促进了政治发展，而不是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是关于“村民选举的政治效应”的研究。罗伦丝和戴慕珍认为当村民利益与选举结果密切相关时，如种植业为主但外出务工人员少的村庄参选热情会很高。而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时，一个是他们利益从选举结果获得较少利益时，且选举浪费他们时间精力金钱，参选热情会较低。

三是关于“村民自治与公民权利意识”的研究。在对江西某县的调查中，李连江发现选举村民政治效能感得到了提高，农民的公民权利意识也得到了激活。

通过对外国文献的收集分析，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我国农村问题研究有一定的分歧，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学者所调研的地区不同，所代表的数据不能概括全国的农村状况，难以得到学者之间的共识；另一方面是由于学者对我国农村分析的切入点不同，所运用的理论观点不同导致了研究结论的不同。

（二）国内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村民自治一直的国内学术界的热点，对其的研究主要围绕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村民自治产生原因的研究。村民自治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体质解散后，国家无意也无力运作农村政治，农村公共权力的丧失，但同时农村生活领域不断扩展，社会急剧分化，为了农村的发展需要村民自治也应运而生。

第二，关于村民自治的历史考察。《村民自治通论》是由赵秀玲和白刚主编的，书中对文献进行回顾整理，对村民自治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概括，考察到村民自治发展的真实性、规律性、复杂性。

第三，关于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研究。于语和撰写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研究》一书中分析了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体系，揭示了村民自治与村规民约等其他规则体系的辩证关系，对我国村民自治前景进行了展望。

第四，关于村民自治的变量分析。村民自治分为经济、政治、社会三种变量。从经济变量来说，经济的发展模式与途径直接影响农村管理的方式方法及效果。从政治变量来说，村民自治受到周围政治环境影响，而不是完全独立进行的。从社会变量来说，农民流动性、乡村精英及家族宗族会对自治产生较大的影响。

第五，关于村民自治的运行效绩分析。徐勇教授认为村民自治绩效既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当前的村民自治，他认为示范效应会远远大于实质性意义。

四、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概念界定不是很准确。比如说村民自治的概念不准确，在所查找的文献中，只是从几个主要的要素来界定村民自治，使得人文科学的研究不够严谨。（二）关于村民自治的理论研究脱离了当前农村社会的实际，理论指导的可操作性不强，需做进一步的研究。（三）研究方法局限于文献法，经验研究法等，缺少定量研究等实践性的研究方法，使得文章显得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五、结论

为了村民自治的健康有序发展，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离不开村委会服务功能的强化，所以强化村委会服务功能以保障村民自治的完善发展；增强村庄的经济实力，为新农村建设与村民自治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加强党的领导，规划村民自治的运作；提高村干部与农民素质，促进服务与自治水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浙闽.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2]李元书. 论社会自治[J].学习与探索，1994（5）

[3]吴玉英.村民自治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前沿，2005（3）

[4] 孙俊宗. 村民自治问题研究[D]. 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