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善治探讨论文

摘要：公民社会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发展起来的，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公民社会必将快速发展和完善，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公民社会与善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互促进关系，若没有公民社会的土壤，善治就无法植根；若没有善治的滋养，公民社会也难以发育。

关键词：公民社会善治互动关系民主意识

关于公民社会，各国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强调的是公民社会主要是指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间组织机构；一类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强调的是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家庭、企业之间的中间领域。在这里我们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等。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利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因为政府拥有着全社会最丰富的资源，只有充分利用政府的这个主动权，才能充分调动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的热情；也只有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使得他们领悟到个人的行为效果是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才会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活动中来。

一、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发展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和艰难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在中国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基本上是没有公民社会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科学知识掌握的普遍偏低，因而也没有公民社会存在的群众基础。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改善，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也逐渐提高，参政议政的热情异常高涨，他们极力寻求一种有别于政府但可以体现他们政治利益的组织，这种组织就是类似于公民社会的组织，因而公民社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一）由自发生长到政府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也不是改革推动者一开始就设定的目标，是经历过由自发生长到政府推动的缓慢历程。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在政府的倡导、计划和推动下施行的，公民社会作为一种必然的出现令政府始料未及。改革开放前中国是高度统一的组织和领导体制，“公民社会”就形同资产阶级社会，意味着与政府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易走向政府的对立面，尤其在中国悠久的人治传统的影响下更是如此。为了避免公民社会组织走向政府的另一面，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开始在党和国家领导下活动，这一点凸显了中国特色。长期以来，中国独特的社会组织结构使得国家权力之外的民间自主空间缺乏独立性，与西方基于个人主义分权理念不同，中国民间组织的产生与国家主动让渡的过程密切相关。[1]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历来具有“自治组织不能自治”性质。在今人的中国，公民社会需要政府的扶持和推动，需要来自国家的政策指导。

（二）中国公民社会狂飙突进的发展中国公民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首先，民间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中国在名义上也存在着少数民间团体和群众组织，例如工会、共青团、妇联，但所有这些组织和团体都是各级党政机关的附属部门，与党政机关融为一体，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80年代后公民社会组织开始快速增长，出现了新一轮的增长高峰。70年代以前，各种社团和群众组织的数量非常小，50年代全国性的社团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到了1989年，全国性社团剧增至1600个。其次，民间组织的种类大大增多。80年代前，为数不多的社团组织的种类也比较单一，主要是高度行政化的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工商联、科协等九大团体。而在80年代后，民间组织的种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社会团体，二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再次，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明显增强。20世纪80年代后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也大大的增强了。首先，从经费来源来看，改革开放前存在的各种社团的经费基本上都是国家的财政拨款，而现在绝大多数民间组织的经费已不是政府拨款，而是自筹解决。其次，在组织上也更加独立于党政机关，很多社团组织已经不再隶属于各级党政机关。最后，民间组织的合法性日益增大。改革开放前，中国奉行的是一种政治上高度一元化的组织和领导体制，国家吞没了社会，政府吞没了民间。公民社会的合法性程度非常低，“公民社会”从1949年后一直是十分敏感的字眼。改革开放后，相对独立的民间组织大量涌现，这一事实必然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公民社会的存在。

（三）市场经济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权力几乎垄断了全部社会资源，形成了以国家权力无所不及与社会成员对权力高度依附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层级结构。[2]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总体性的社会层级结构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浪潮打破，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引起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领域的活动组织以及社会团体等的出现。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国家逐渐从一些社会生活领域退出，人们的社会自主意识迅速增强，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过程中，也出现了相对于国家而言具有自我独立性的非盈利、公益性、组织性的民间组织，这个新变化的社会系统，正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二、中国公民社会与善治的内在互助作用

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的依托，仅靠少数政治精英的召唤，就很难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善治也将成为一纸空文。

（一）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政府与公民沟通的一座重要桥梁善治的实质在于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总是直接的，相反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民间组织就是重要的中介，民间组织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的过程中，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促进了善治。例如，城镇的一些社区组织在遭遇噪声污染和水污染时，代表社团成员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环境污染的情况，要求政府出面制止污染的释放。民间组织的这种桥梁作用很好的反映了民声，促进了政府和公民的沟通。

（二）民间组织的积极表现很好的弥补了政府治理的不足发展公益事业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某些公益事业由政府直接出面组织实施可能达不到最好的效果，在这方面民间组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在赈灾救灾、扶贫救济、帮组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等方面，诸如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这些民间组织在帮助失学儿童、救济灾民和贫民的“希望工程”、“扶贫工程”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在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民间组织自发的奔赴灾区前线，义务为灾区和灾民服务。民间组织具有反应迅速、灵活机动等特点，在抗震救灾中，民间组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三）民间组织对政府行为构成了有力的制约改革开放前，对政府行为的制约主要来自政府内部的权利制衡。民间组织大量生长起来后，政府开始受到来自外部的制衡。一些民间组织在发现本地或本部门的政府政策明显不合理或违反国家法律后，有组织地抵制这些政策。从根本上克服权力腐败现象的办法是推进政治改革。一方面要在执政党内建立民主制度；一方面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我国政治改革的推动力一部分来自党内的民主改革力量，但更多的则来自民间新兴的公民社会。

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公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注释：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金太军、王庆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新论》，科学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周国文主编.“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现实评述[J].《哲学动态》2006年第3期

[2]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陈振明主编.公共管理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刘培峰主编.民间组织通论[I].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5]董礼胜主编.行政改革与地方治理国际研究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