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用体系转轨的经济史视角考察

摘要：本文考察了信用这一概念的内涵演变轨迹，并以之为参照对我国目前存在的社会信用问题进行分析。文章首先回顾了信用概念的原始含义即借贷信用，接着阐述其内涵如何随契约化交易和现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出现和发展而发生扩充式蜕变，由借贷信用扩充为契约信用，再由有债信用形式拓展到更广泛的无债信用领域。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将着眼点放在对中国信用现状的考察上，根据前半部分的理论推演分析了目前我国信用问题的根源，并提出关于信用体系重构的若干思路。

关键词：借贷信用；契约信用；社会信用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39-07

“信用”这一概念，最开始局限在金融领域，指的是以偿还为前提条件进行的货币或商品借贷活动，及由此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含义与我们现在所谓的“借贷信用”相似。随着非人格化契约逐渐成为维系微观经济主体的纽带，这种财产使用权的跨期有偿出让也逐渐实现了契约化转化。契约约束能否得到遵从，进而契约结果能否实现，在签约之初是无从判断的，只能根据签约人此前的守约纪录来进行估计。在这种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守约纪录就成为其“信用”的主要标志，信用概念也就跨出纯粹的金融领域，而成为一个泛经济概念，其含义也从“偿还债务”这一层面扩大化到“履行契约”。我国的经济组织方式目前正经历着根本性的转轨，以契约化交易为基础，以健全、高效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为依托和补充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而原先植根于人格化交易的“身份信用”体系则因市场半径的急剧扩大而日益丧失其规范性作用。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信用缺失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于是如何促进我国信用体系顺利转轨，构筑适应我国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社会信用体系，成为重要而且紧迫的课题。

一、从借贷信用到契约信用

信用(Credit)这一概念，就其本源（注：credit一词原系法语，由古意大利语credito演变而来，它们又都源于古拉丁语creditum，意为“贷款”。）考察，专指财产使用权的有偿让渡，是一个纯粹的金融概念。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如威尼斯、弗罗伦萨等，由于地处地中海沿岸，成为欧亚贸易往来的集散地。贸易规模的扩大催生了金融业务的发展，近代银行业务开始萌芽，以货币汇兑商为中介，以贸易商为主体，货币和商品使用权的有偿让渡成为经常发生的经济事件，这就是原始意义上的“贷款”[1]。信用概念在初始词源上就与“贷款”(creditum)同一。

在社会化大生产成为时代潮流的背景下，原先那种以家族和采邑作为纽带的经济组织方式显然已成为阻碍市民阶层扩大其资本规模和生产规模的桎梏，契约纽带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因其对平等和自由的默示性特征及因此带来的最大限度适应社会分工提出的市场半径扩大要求的优点，日益成为新的经济组织形式的核心。以契约为纽带，不同的生产要素共同构成契约性市场体系，从而实现了从采邑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化。与宏观组织形式相对应，微观经济主体也逐步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2]的转化，“人格化交易”[3]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契约现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件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它不仅成为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一种可供借用的理论资源，而且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新的‘格式化’”[4]。概而言之，诚如韦伯所说，“契约自由使西方社会得以发展出资本主义”，非人格化的契约形式自此成为市场化生产方式和现代经济的基本纽带。

信用的内涵随经济组织方式的契约化转变而日益转变，从具体的一类金融业务(贷款)转变为对一个微观经济主体既往遵守契约纪录的总体描述。在一个非人格化交易的环境中，几乎一切交易都由契约媒介进行，并且，缔约者之间彼此存在的唯一约束依据，就是契约本身，契约一旦签定，权利义务关系就此得到界定。交易者在承担义务的同时，必然希望了解自己根据义务获得的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换言之，契约能得以履行，一方面在于交易者自身的信守契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对方是否信守契约。因此，在缔约之初，交易双方都要求获得对对方履约状况和履约能力的足够了解，以之为依据，才能进行是否缔约的决策。然而，市场半径的巨大使得在契约订立之初，缔约者双方无法对交易对方有深厚的信息积累(注：这一信息积累正是封闭性的采邑经济的特色，由于市场半径长期局限在采邑之内，这个市场是微观构成成员比较稳定、规模又相当小的市场，“每个人认识每个人”，交易者之间逐渐建立起一个彼此心照不宣(也很难化为言辞或文字)的共同信息体系，并以之作为彼此间进行交易的依据。因此，在采邑经济中，维系交易的重要因素不在契约或法律，而在风俗习惯、家族指令、宗法关系，甚或宗教力量。参见许文彬、张亦春《信息结构、制度变迁与金融风险演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5]；生产周期和销售周期的加快则对交易效率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使得事前的信息搜索也不可能耗时太久。因此，交易对方以往的履约纪录就成为判断其将来是否会违约的主要依据。而经济契约的签订基本上都与财产使用权的跨期转让有关，且都是以货币为衡量尺度进行的，这与信用的原始含义有密切的关联。随着信用形式的日益多样化，它与经济契约的外延逐渐重合，人们逐渐将信用的内涵从“归还贷款”推演为“信守契约”。并且将这一内涵通过市场公共信息的方式进行数量化表达：一个既往履约状况上佳的交易者，将获得市场比较高的信用认可，体现为它能获得一个比较高的信用等级(注：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专门进行量化信用等级的金融机构，其出现正是基于经济社会对这一量化指标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市场微观主体的信用评级，远在专门的信用评级机构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在专门的量化指标出现之前，这一等级区分是以不甚精确但远为感性的信息存在的，即“市场评价”。)；反之，其信用等级也将相应较低。就短期尺度看，一个契约能否签订(就交易角度看，就是一笔交易是否能够进行)，取决于双方对对方的信用估计，这一估计可能因市场信息失真或个体对信息的解读失真而产生误差，从而造成不守信用方获利、守信用方亏损的状况；但就更长期的尺度考量，违约背信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它将使其实施者面临可交易对象范围日益狭窄(愿意承担更高的违约风险的那部分交易者)、单笔交易费用日益增加(交易对方必须对额外承担的违约风险索取风险溢价)的困难状况。在长期博弈的市场环境下，只要市场具有初步记忆，违约背信的交易者就将逐渐失去交易的可能，从而被赶出市场。概而言之，在契约成为维系市场交易的主要媒介的条件下，微观经济个体的契约信用不仅成为单笔交易能否进行的主要依据，而且成为其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立足、并展开后续交易的基石。在这一背景下，信用这一概念的内涵超越了原先的“借贷信用”藩篱，脱离了纯粹的金融领域，成为现代经济的基本要素。

二、从契约信用到社会信用体系

如果说从借贷信用到契约信用的演变就权利义务关系看仍同属于“有债信用”形式的话，那么这一信用概念仍远不足以涵盖当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的所有信用现象。随着成文契约构造的市场经济逐渐建立起外在的法律系统和内在的默示性社会契约，信用概念进一步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具有明确规定的权利义务条款的成文契约不再成为信用关系的唯一附着物，微观经济个体的既往履约守信纪录、更重要的是市场对这一纪录的加总评价，日益成为现实地制约着该个体后续交易范围和交易成本的关键性要素。这一评价以及它对微观个体的真实制约被总称为“社会信用体系”，它不再以明确的成文契约规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为标的，而是一个更抽象的评价体系；它对微观经济个体的影响也不是通过以法律为后盾的契约义务规定来实现，而是采取与其他社会契约相似的方法、通过加总社会个体对之的共同认可来发挥效能[6]。

就市场交易者的长期博弈过程看，守信履约是能得到各期加总利益最大化的一个策略，但须建立在博弈进行次数足够多的前提条件下；倘若博弈次数不足，则内含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必然发生作用，使得违约背信策略占据上风。尽管社会加总起来的交易博弈次数必然是无限多次的，但就长期尺度看守信履约仍将成为长期均衡，但就短期尺度观察，交易对方的败德行为倾向将如此巨大，使它限制了一大部分的交易者进入市场交易。为使交易规模实现超越自发演进程度的扩张，从而推动社会分工的加速进行，必须有针对地对单笔交易违约背信者作足够严厉的惩罚，以增大其进行败德行为的机会成本，法律规范于是被不断博弈着的交易者所创建。作为对契约条款的有效补充(注：再详尽的契约也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出现的状况；而一些为社会群体所共同默认的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也没必要(甚至是没有可能，因为这也许难以用具体言辞或文字来表述)一一列为契约条款。单就经济角度看，法律规定的存在价值正是根源于契约的不完整。)和对缔约双方的“威慑机制”[7，8]，法律规范在两个侧面发挥作用：(1)通过对一些契约无法囊括在内的信息的阐明直接降低了缔约费用；(2)增加了违约者的违约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违约者的实际制裁，使交易决策者确信违约者终将受到制裁而增加其进行交易的信心和意愿，使交易规模扩张得到有力支持。就这个意义上看，称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恰如其分的。

然而，无论多么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都不可能囊括一切可能出现的状况(注：法律的严肃性在于其相对的稳定性，而现实经济生活是时刻不停地变迁着的，法律规范体系即使在出台之初完全无遗漏地囊括了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随着现实的发展，必然也将不断出现无法以现行法规加以规范的状况。)。法律规范体系的不完全性和演变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契约信用得以维持的唯一支柱；而且，由于法律规范体系主要在事后发挥作用，并且契约一旦纳入法规体系框架内寻求履约，总体交易费用将成倍扩大，因此，法规体系甚至不能成为维系契约信用的主要支柱。这就为默示规则体系的演变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空间，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这一默示规则体系就是社会信用体系(注：这里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就其职能角度而言的，基本不涉及外在的机构体系和成文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专指以默示性社会契约形式存在的、对契约信用的维护起到促进和日常维护作用的社会机制总称，具体而言，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舆论、事物评判标准(我们不用导向性更明确的道德标准这一术语)，乃至意识形态取向等。简言之，这是一种“无债信用”形式。)。

社会信用体系就其经济职能而言缘起于对契约信用的保护，它在正规的法律规范体系之外发挥作用，由于克服了正规规范体系的僵硬性和相对滞后性，社会信用体系成为日常交易中契约信用得以维持的主要支柱。何以社会信用体系能够在不存在明确惩罚机制的条件下发挥效能，从而成为比法律规范体系更有效、并且成本也更小的信用维系机制呢?个中关键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契约性质的公共信息标准，它主要通过微观经济个体对这一信息标准的共同认可发挥效能。在通过持续签约维系的经济交易历时演进过程中，经济个体间逐渐就履约守信与否形成共同的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就是卢梭说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9]，经济个体通过这一共同体来彼此制约，以实现对败德行为的抑制和对宏观守信履约均衡的实现。在较稳定的社会信用体系下，微观个体的背信违约行为如能规避正规法律规范体系的惩罚，也会为市场默示规则和导向性舆论所不容，从而使其将来的缔约空间变得十分狭窄、缔约成本变得十分巨大。当然，这一机制能顺畅运转，其条件是市场应具有“连续记忆”，它能使违约背信者的背信纪录真实地反映到其当前的信用评估中；当前的违约背信行为也将确实地反映到其将来的信用等级变化上。在现代经济结构中，这一“市场连续记忆”职能是由专业性的信用评级机构来发挥的，它们通过对微观经济个体既往履约状况的综合记录和分析，给出一个数量化的信用等级。信用评级起到的是一个信号发送的作用，它以简单而易于比较的方式向经济体发送被评级个体将来履约守信的概率是多少这一信号。尽管这一信用等级不具有物质附着物，也不具有强制性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其对被评级个体此后的缔约空间和缔约成本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一个信用评级低的个体在后续交易中想获得缔约机会，将比一个信用评级高的个体难得多，或所支付的风险溢价大得多。

当然，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机制远不局限于信用评级机构这一层面，它涵盖了除正规的法律规范之外的一切明示、默示规则，信用评级机构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数量化程度最高的一种。如果说契约信用是“有债信用”的最高表现形式的话，那么，社会信用体系就是以“无债信用”的形式来维系微观契约遵循和宏观市场运转的基石。

综合以上两小节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将信用这一概念的演变用以下流程图来描述：

三、中国信用缺失的根源分析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注：一般说来，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但就更长远的经济组织演变来看，更确切的提法应该是一个“从采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形式现代化的过程，因为在我国，就算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期间(也即一般认为的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也从来没有占据象国家那样的控制了国家的绝大部分经济生活，相反，在那一时期，以自给自足为特色的小农经济(采邑经济)形式仍是构成我国经济的主要特色；倡导的“穷过渡”的途径以及“农业学大寨”等具体做法，无不体现了小农经济的特点和思维方式。嗣后的拨乱反正之所以能迅速取得成效，也在于就经济演变逻辑上看，前后仍有一定的共通之处，而不象国家一样(试图)完全割裂经济组织演变的前后联系。更详细的分析参见许文彬、张亦春《信息结构、制度变迁与金融风险演进》。)，此时出现的社会信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与经济转轨相一致，信用也存在转轨问题，在转轨过程中，旧的信用体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其约束力日趋下降；而新的信用体系的顺畅运转则仍有待于时日。在这种情况下，信用体系出现了转型真空，信用缺失作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我国目前经济乃至社会整体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在微观层面上考察，即等价于建立起以非人格化契约为媒介进行交易的微观市场结构，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这一过程显然不是一个较短的时间跨度内能够实现的。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三十年，尽管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距离契约化经济组织形式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就宏观环境看，我国目前的市场半径虽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扩展，但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仍远未形成(注：如布瓦索所说的，“和西方关于中国是一个有10亿人口的庞大单一市场的流行看法相反，也许把它描绘作百万个市场，每千人一个市场也许会更恰当一些”。)[10]，市场半径的大小直接规定了交易规模的大小，没有一个大的市场半径，就不可能对契约化交易这一更具张力的交易组织方式提出需求[11]，既有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也就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2)就微观个体看，我国各地的经济组织方式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这一差异甚至超过了各地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一些地区，家族观念和宗法观念力量仍十分强大，对微观个体的制约仍主要以“身份”作为依据，而非以“契约”进行规范。而就经济效率角度看，契约化交易方式占据市场主流的地区仍未对人格化交易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区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这就使得“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变尚缺乏足够的内在压力。(3)就意识形态领域看，传统的大政府小市场模式也为自由契约理念的渗透设置了不小的障碍[7]。

契约化交易方式既不能完全取代人格化交易成为主体经济组织形式，则契约信用的媾变也就难以顺利实现。在我国现阶段，信用的涵义于是不再像上一节描述的那样泾渭分明(采邑经济―人格化交易―金融信用；市场经济―契约化交易―契约信用)，而是呈现出双重意义：既包括了契约信用的内容，也包括了因“身份”因素而得到的小区域内的认可程度。可以说，目前我国正处于从“身份信用”向“契约信用”转变的转轨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旧的信用维系机制作用日益降低，而新的维系机制又难以作用到自身力所不及的领域里去，这就是目前我国社会信用状况成为一大问题的根源所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方面论证：

1.法律体系的缺陷和社会信用体系的缺陷使契约信用维持体系难以发挥效能

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导致法律系统不得不经常随之变更，而法律系统的不连续性则使其强制性信用维持机制功能被大大削弱。在一个契约化交易体系下，法律的主要作用在于为其提供一种有效补充，并给交易者提供一种“威慑”机制。在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迅速发展演变使法律系统本身难以维持其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使得上述两个信用维持功能受到极大的限制。考虑到这一点，我国立法(尤其是经济立法)常常被要求要兼顾现实可行性和适当前瞻性，以避免过于频繁的立法变更减损法律的威严。但双重目标的规定又往往使实际法律条文的界定左右为难，于是摸棱两可、含混其词的条文规定不可避免地大量出现了，这一方面使法律“补契约规定之不足”的功能进一步削弱，无法在市场交易主体间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默认信息体系，从而削弱其信用维持功能；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很大的司法灵活性，即当一个法律条文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的时候，具体解释权的掌握者就存在很大的寻租空间了；而这一客观现状又反过来强化了我国本已相当浓厚的“人治”传统，二者相互加强，遂使市场的法制化难以实现。

如上文分析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及其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它是“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主要通过微观经济个体对这一信息标准的共同认可发挥其效能，而在这方面，我国恰恰存在先天缺陷：在我国，人们缺乏对契约规定有效性和最终仲裁性的普遍默认，易言之，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契约文化底蕴”。诚然，在我国，“信守然诺”被奉为处世立身的一大准则，但那是基于采邑内社会对失信者的严酷惩罚(对一般劳动阶层)或个人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对“士”这一阶层)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的，而并非对尊重契约本身的强调。从社会结构看，我国在经历了世界上最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态之后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典型的采邑制度特点：社会生活的协调和控制问题内化为在一个高度个人等级关系下等级低者对等级高者的服从和忠诚问题，社会成员之间(就经济方面看则是微观经济个体之间)更多体现为一种上下级关系、发号施令和服从效忠关系，而非平等、自由的缔约人关系。契约的自由既然无法保证，则以此为基础的“契约文化”自然无法形成。尽管在近数十年的交易转型和社会巨变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重塑了，但思想观念和文化底蕴显然具有更为强大的路径依赖特性，需要耗费更为漫长的时间去逐渐扭转。“契约文化底蕴”的缺失无疑是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的最根本原因；而既然这一困难无法迅速得到克服，则以契约文化为背景、对应于契约化交易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自然也就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了[12]。

2.传统人格化交易信用维持体系受到极大冲击

就客观因素层面看，市场半径的扩张和交易性质的日益转型使传统的与人格化交易和小市场半径相匹配的信用维持机制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客观条件。在一个急剧转型的经济机体中，资本的原始积累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不断展开着，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从不曾如现在这样强烈过，这极大刺激了交易者通过背信行为获得经济利益的行为动机。市场半径的不断扩大则使得市场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全国性统一市场又并未形成，这就在不同的区域市场间形成一个巨大的“记忆空白”区：跨区域市场间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在一个区域性市场有违约背信纪录的交易者可以通过进入其他区域市场来消除市场记忆带来的不良影响。即便市场记忆能有效发挥效能，客观条件的多变也为违约背信者提供了现成的借口：具有违约背信纪录的交易者可以方便地将自身的败德行为动因全部推到这一借口上，从而降低因这些行为为其将来交易带来的附加成本。可见，在当前的客观经济状况下，微观主体同时面临败德行为利益牟取动机扩大和实施的机会成本减少这两个条件，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微观经济个体有最大的激励去突破原先主要依靠个体身份加以维持的信用水准，进行违约背信行为，以牟取经济利益。

就主观因素层面看，建国以来频繁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对许多传统的优良品质造成很大的损害，包括诚实守信。相对经济状况或社会状况的演变，意识形态方面的演进通常会滞后许多，――换言之，倘若没有以为代表的政治运动因素影响，传统仍将延续，诚实守信的优良品质以及对这种品质的自发认同也将继续在国民潜意识中发挥重要的规范性作用，从而在主观领域继续(在一定的程度上)维持(个人)信用机制功能。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自建国以来，对传统文化及意识形态采取了全面排斥、“打倒”的做法，尤其是，这对文化的传承和意识形态的延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严重破坏；人格化交易条件下通过微观个体意识形态方面的道德趋同感和自我克制力去维持整个社会信用的内在机制正日趋消亡。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信用之所以成为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甚至是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与经济转轨相伴随，信用形式也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转轨，在这一转轨过程中，新的变数使原有的基于个体身份的社会信用维持机制作用日益减弱，而适应于新生的契约信用形式的维持机制则因条件尚不具备而还未建成，维信机制出现了巨大的作用空挡，于是信用缺失也就成为一个普遍而严峻的问题了。

四、重构我国信用体系：几点思考

如上文分析的，我国目前出现的信用问题是信用体系转轨过程中出现维信机制真空而导致的，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这应该说是传统的经济组织方式向更现代化的方式转变过程中所必然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现代化转型所应付出的社会成本。尽管如此，采取适当的措施对新的、适合市场经济和契约化交易的、并且同时与我国国情相适应、能够与我国既有传统更好地相互衔接的信用维持机制的建立进行合理诱导和积极鼓励，从而最大程度地加速转型的顺利实现、降低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的社会成本，仍是意义重大的。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促进市场微观主体契约威权意识的逐渐形成。任何信念的形成都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期间，我国传统的与人格化交易相适应的“人情化”社会联系方式更是根深蒂固；因此，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在人们的交易决策函数中迅速排除“人情”这一因素，而把对契约本身的尊重和对契约威权的认识作为一种为微观主体所普遍接受的社会共识确立起来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积极、合理的引导和有意识的社会观念改造就是全无意义的。事实证明，强大的舆论导向性宣传和有意识的观念重塑运动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社会观念的转型进程[13]。对我国而言，这一作用更为明显，因为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牢牢掌握着舆论宣传权力，强大的舆论宣传力量早在解放之前就一再地被事实所证明了；当前，这一力量仍在发挥作用。――事实上，这一措施我国政府早已着手进行，关于“积极培养人们的市场意识”等提法我们并不陌生。但以往的宣传一方面力度还不够，另一方面措辞也稍显含混(注：这应归因于我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试改革方式，正因为对未来具体如何发展始终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设计框架，遂使许多具体宣传难以措辞，而只能借助于一种比较含混的提法。)；在认识到契约化交易及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所应具备的条件之后，宣传的力度和明确性应该可以得到更大的加强，从而其力量也应可以得到更好的体现。当然，合理引导不等于揠苗助长，在对社会观念进行宣传性引导的同时，应充分认识到其必然的渐进性特点，切忌操之过急，而应持之以恒。

2.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立法，强化执法力度。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有效的司法系统是社会信用得以维持的外部保障；在我国，市场微观主体“契约威权”意识短期内难以迅速形成，从而使信用维持的内部约束机制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制约机制的建设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当前我国法制建设的重点应落在以下两个方面：(1)完善立法。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处理好立法目标双重性(现实可行性和适当前瞻性)和条文规定明确性之间的矛盾。关于此点，笔者认为：正式法律条文的拟定仍应以能涵盖较长时间为目标，对经济活动及相应的法律权利和责任做较为原则性的、抽象性的规定；在正式法典之外，则根据现实执法需要，通过法规、约定、通告等具体形式制定出一系列更能反映现实问题、解决现实争端的非法典性规范(注：我国的证券市场诞生发展的前十年，正是在没有专门法典对之进行有效规范的前提下，通过决策机构不断推出类似的规定性文件而得以发展至今的。――目前《证券法》虽已推出，但许多具体状况的应对仍须通过临时规定的形式，正式法典不过起到一个规定大体发展方向的作用。――此种立法方式实际上已融合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也是我国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间所必需采用的一种立法方式。)。简言之，前瞻性由正规法典来保证，而现实性则由带有临时性质的非法典性规范保证。立法目标的双重性一旦被分解，则条文规定的明确性也就不难达到了。在这样的立法框架下，对非法典性规范的制定机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们必须及时总结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状况，敏锐地归结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进而迅速将出现的问题及对该问题的处理反映到其立法中去。(2)加强执法力度。执法不严、司法不公、人治特色鲜明一向是我国司法系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方面应归咎于客观上我国法律规定本身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则应归因于我国长期的人治传统造成的、上至执法机构、下至市场微观主体普遍的法制观念的欠缺。所幸的是，随着市场的发展和人们法制意识的逐渐成熟，社会整体的法制观念正逐渐加强；而社会法制观念的加强必然对司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加强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对淡化执法过程中的人为色彩，强化具体执法的力度产生正面促进作用。

3.充分认识中国具有自己的国情和传统，立足于自身的具体特点，寻找一种既延续中国传统、符合中国特色，又能有效保证契约化交易顺畅进行、市场半径扩张有序展开的社会信用体系构架。诚如诺思所说，“任何制度变迁都是高度路径依赖的”[3]，总与之前的制度存在形态和整体制度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顾客观条件和具体国情，盲目追求全盘西化，事实上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市场经济的实现形式和社会信用的维持机制同样不能脱离我国具体国情去与西方强求一致。西方国家社会之所以会有源远流长、深入人心的“契约威权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由此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其司法系统之所以能更为有效地维持、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则是因为法律系统本身也已经历了数以百年计的逐步完善发展的过程。我国在这两方面显然并不具备与西方一样的客观条件，因此，要在我国(至少在短期内)建立起与西方完全一致的社会信用维持机制来似乎是不可能的。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仍应立足于我国传统与国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应重拾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格化机制。我国诚然缺乏一种“共通的思想和伦理系统”(主要指宗教方面)来建立“体现上帝之荣光”的资本主义精神，但长期浸淫的“克己复礼”的儒家文化传统，却同样能帮助我们建立起一种“国人之交止于信”的有效的社会信用维持机制。这一点在日本、台湾、尤其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已得到很好的体现，而诸多海外华商的成功经验也堪作为此点的佐证[14]。――当然，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国就应该放缓甚至停止市场半径扩张的步伐去适应人格化信用维持机制的作用范围；相反，应是人格化机制的范围应随市场的扩张而随之扩大；而其作用也更少通过对失信者在社会生活中的致命性惩罚来从反面实现，而应更多地借助于对交易者本人的个人信用声誉的社会强调和道德认同进行正面作用，为此，整个社会应逐渐形成一种以守信为贵、以背约为耻的商业文化氛围和道德评价体系，给守信者以道德上的认同，予背约者以舆论上的谴责。社会观念和舆论方向的形成往往需要通过引导性宣传的方式来帮助完成，因此，对中华民族传统的诚实守信美德的舆论强调应摆在至少与对契约威权的强调同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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