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

摘 要：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标志着哲学的实践转向。从分析视域的角度来看，实践哲学体现了对实践逻辑的遵循。以实践哲学作为分析视角去考察中国道路，可以发现中国道路的出场、运行和反思均源于实践逻辑。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坚持实践逻辑才能科学阐释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是中国道路出场的实践逻辑；实践哲学主张社会发展的逻辑应该是“实践”，而不是“原则”，这就是中国道路运行的实践逻辑；实践哲学主张从实践出发理解理论的演化，从而对社会发展进行总结、纠偏和指导，这就是中国道路反思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实践哲学；中国道路；实践逻辑；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8-0130-07

作者简介：李双套，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北京 100091）

在对中国道路的哲学考察中，主要有现代化视角、世界历史视角、东方道路视角等几种理路。其中现代化视角是从“传统―现代”这一维度去分析中国道路，当然，在这种分析视角下，学者们也强调现代化的多样性和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钱乘旦教授就指出，即使在西欧，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道路、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制度也存在差异1。陈伯海教授则直接指出中国道路“既不能学步西方，又不能回归传统，剩下唯一的方案，便是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努力探求并走出一条不同于或不尽然相同于西方以往，又能切合于东方民族自身需要的现代化道路，以建成东方世界特有的（同时也是更具普世效应的）现代文明”2。世界历史视角则从“局部与整体”这一维度去分析中国道路，马俊峰教授就认为应该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审视和谋划“中国道路”3。东方道路视角则从“特殊与普遍”视角去认识中国道路，认为“五形态”学说不足以解释中国道路，必须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从东方社会的角度去认识中国道路，俞吾金教授认为“马克思东方社会形态演化的理论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4。这几种分析视角对于理解中国道路来说大有裨益。但是穆砜怂颊苎П旧砣シ治鲋泄道路同样意义重大。中国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而马克思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同样为我们分析问题提供了考察视角，是我们认识问题的一个工具。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标志着哲学的实践转向。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考察，在西方，源于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在中国则起步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近年来，学界重点关注了实践话语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马克思实践观对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实践观的继承与超越，以及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建等问题，鲜见将实践哲学作为分析视角的研究，未见有将马克思实践哲学作为分析视域来认识中国道路的尝试。从分析视角的角度来看，实践哲学体现了对实践逻辑的遵循。以实践哲学作为分析视角去分析中国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道路的出场、运行和反思均源于实践逻辑。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坚持实践逻辑才能科学地阐释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是中国道路出场的实践逻辑；实践哲学主张社会发展的逻辑应该是“实践”，而不是“原则”，这就是中国道路运行的实践逻辑；实践哲学主张从实践出发来理解理论的演化，从而对社会发展进行总结、纠偏和指导，这就是中国道路反思的实践逻辑。

一、中国道路出场的实践逻辑

认识中国道路，必须认识中国道路的出场，也就是中国道路为什么会形成。基于哲学的高度而言，这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逻辑息息相关。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抽象的、超历史的理论，完全忽视了其内在具有并且反映其本质的实践逻辑。而中国道路就是马克思哲学实践逻辑的产物。

首先，马克思哲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世界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根本矛盾，这一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这一规律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主体变革社会要服从这个规律的要求，也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就是按照这种模式来阐释马克思哲学的，这种阐释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当然很有价值。因为从对经典著作的阐释来看，这样的理论框架是符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阐释的。例如，在《序言》中，马克思就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而且从宏观层面上来讲，这种理解方式对于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人类认识社会发展、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法。因为，尽管人类社会纷繁复杂，但是不能排除其所具有的共性，这种共性的根源就在于凡是人类社会一定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而人类实践活动本身是具有共性的。这种共性体现为重复性，所谓重复性就表现为社会发展所蕴含的普遍规律，这种普遍规律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自从人类社会以来，就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普遍规律适合于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社会发展中。这种规律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普遍、最抽象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就属于这种性质的规律。

其次，马克思哲学蕴含着实践逻辑。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走向很有意义。但是普遍规律与具体工作是有距离的，普遍规律可以提供原则和方向，但是不能用之直接指导具体工作。因为普遍规律大多以极具概括性的话语呈现，但概括性的话语又是以大量个别事件为依托的，如果剥离了个别事件，普遍规律可能会蜕变为得不到认可的、抽象的、空洞的、无法用来分析和认识社会现实的口号。实际上，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既有普遍规律，也有个别事件，现实的社会发展都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构成的，不能因为对普遍规律的强调而否定个别事件的价值和意义。规律阐释的是普遍、一般，但是规律本身也是分层次的。在个别事件和普遍规律中间还有一个过渡点，这就是较之普遍规律层级稍低的特殊规律，特殊规律只适用于特殊时段或者特殊地区。马克思认为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都各自在不同时空中产生影响，同时，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又会相互交叉，互相渗透，在实践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既受普遍规律的作用，也要受特殊规律的作用。但他更强调的是特殊规律，也就是“从实践出发”，这就要求我们联系事物发展的各个特殊阶段来研究它们的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特殊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践逻辑。在既有的对马克思哲学阐释中，我们习惯于将实践逻辑理解为从个案出发，从个别事件出发，从具体工作出发。这实质上了马克思哲学实践转向的本真含义，把马克思哲学对实践的强调等同于对个案的强调，对规律的忽视。这就混淆了马克思哲学和具体学科的关系，导致把马克思在哲学转向上的贡献置换成了马克思对哲学的消解。马克思一方面强调要研究普遍规律，同时，他认为不能将普遍凌驾于特殊之上，不能认为作为概念的“果品”优先于具体的苹果、香蕉等水果。这就是说哲学研究既要研究作为“实践”本身这一最高层次的普遍对象，也就是对人类所有实践活动的抽象的、概括性的研究，也要研究特殊时段、特殊地区、特定群体的特殊实践活动，这也体现了“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1的思想方法。

再次，中国道路的出场是马克思实践逻辑的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性源于人类能够对自身实践活动以及意识进行反思和总结，并在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之上，对社会生活进行纠正和重构，这样社会生活的自发性、客观性与人的自觉性、主动性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一方面实践活动体现了人类超越自然、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主动性。若人类没有这种始于现在、面向未来的开拓性，人类就不可能超越动物而“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因为动物始终是始于现在、终于现在。另一方面，人类的这种超越与创造必然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一方面依赖于已有经验和普遍规律，但是更依赖于在特定时空中积淀下来的而，只适合于这一特定时空的特殊经验和特殊规律。把握特殊规律需要从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出发，捕捉特定时代、特定地区的特定问题，抓住特定问题并提出特定的解决方案。而不能抽象地提出理念，再用永恒不变的理念去套瞬息万变的实践，这就是实践逻辑的理论内涵，也是中国道路出场的本质。

对中国道路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历史规律宏大叙事、抽象讨论的层面上，应该走进历史的深处，探讨其特殊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时代的根本问题，把握时代变化的趋势，顺应时展的要求，从而提出时展任务，展望时展规律，制定时展规划，取得时展成果。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都停留在历史规律的抽象介绍上，仅仅满足于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阐述，并用之论证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将其作为哲学上论证中国道路的依据，这当然没错。但是，这样的抽象论证略显苍白，而且也容易造成对理论的误读。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本身是具有极大张力的，既可以因为强调发展的重要性而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入手，也可以因为强调改革的重要性而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入手。事实上，马克思哲学对现实的贡献绝非仅限于此。马克思深刻回答了社会发展的本质，社会发展的规律、方向、主体等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应该把马克思的普遍性回答转化为对中国问题的思索，去解释中国道路的本质，阐明中国道路的规律、方向和主体等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答案。只有深入探寻当代中国道路的特殊规律，才可能正确地运用这一规律指导中国发展，论证当代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合理性，而不是将对这一合理性的论证寄托在马克思通过普遍规律得出的关于未来的一些初步构想和抽象原则。

二、中国道路运行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在中国道路运行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把中国发展进程中被颠倒了的“原则”与“实践”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

首先，中国道路对实践逻辑的遵循源于历史教训。从马克思主义被引入到中国以来，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败都与是否坚持实践逻辑密切相关。王明从理论原则出发，奉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脱离中国实际的指示出发，脱离实践，他抽象地、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发展了“从实践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用“实事求是”这一中国话语表述了马克思的实践逻辑，他提出要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不要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人们一般会认为王明的理论水平要高于，认为对中国实际的了解比较透彻，但是其理论水平并不高。事实上，反对教条绝不是反对理论，王明奉行教条主义并不代表其理论水平高。教条主义的错误不在理论水平高，恰恰在于没有准确理解理论，把马克思所倡导的实践逻辑与马克思运用实践逻辑得出的基本观点割裂开来了，将方法与结论分离开了，把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继承变成了对其个别论断的唯命是从。建国后，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我们再次陷入从理论原则出发的困境，我们曾经充满理想主义，希望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和激情来建设社会主义，按照本本上的设想来建设社会主义。激情和意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言，并不是有了激情和意志就能建成社会主义。他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历史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历史的发展呈现为自然历史过程，不能一厢情愿地以为凭借精神动力、抽象的精神原则、伟大人物的设想就可以超越历史规律去改变世界，就能创设社会主义，如果那拥幕埃空想社会主义也就不是空想的了。马克思就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

其次，要用实践逻辑去认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道路的最重要特点，反思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企业改革，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从经济特区的设立到沿江沿边的发展，从率先实现东部发展到西部大开发，从几代领导人的理论创新到改革实践的稳步推进，这些活动的背后都体现着实践逻辑。改革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都是在坚持实践逻辑的基础之上取得的。从哲学上说，1978年开启的这场改革就是重新恢复了实践逻辑的主导。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事实上，不管是实事求是还是解放思想，所针对的都是理论与实践的背离，解放思想要求思想（理论）从实事中求得，实事求是要求思想从理论原则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是新时代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用解放思想这一时代命题进一步强化了实践逻辑。

再次，要用实践逻辑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最本质特征，对中国道路的认知离不开对社会主义的认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也经历了从理论逻辑到实践逻辑的转向。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当大多数人还停留在“左”的教条主义的时候，邓小平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应该走出教条主义，不能从理论、教条、本本、领袖的只言片语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他认为苏联、非洲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出现曲折，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坚持社会主义认知的实践逻辑。1985年4月15日，在会见塔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他就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这里，他鲜明地强调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有很多条，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不是存在于本本中，而是存在于实践中，“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把解放思想的原则运用到“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上，这既是解放思想的根本要求，也是解放思想的最高境界。过去所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从理论原则，而不是实践原则出发，把社会主义当做一种预先设定好的、永恒的、不能质疑、不能更改的先验原则，并用此来裁剪实践，没有认识到不是先有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然后根据这个社会主义的条条框框去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先有了“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才会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知。

最后，要用实践逻辑去认识“问题中心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问题中心论”，这是对中国道路的最新阐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3。“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4“问题中心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逻辑。有人认为“问题中心论”与顶层设计是矛盾的，这是对“问题中心论”的误读。要求的“问题中心论”是说不能用主义禁锢思想，从而忽视了问题。实际上，主义是死的，问题是活的，主义因为问题而变得鲜活，而不是相反。正是在反对思想禁锢的层面上，“问题中心论”是对实践逻辑的最好继承。实践逻辑不是不要顶层设计，而是说顶层设计不能僵死化、固定化，不能用一个固定不变的顶层设计去支配瞬息万变的、丰富多彩的现实问题，而应该根据时刻变化的现实问题去更新、完善顶层设计。当然，实践逻辑也不是说从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出发，去寻求对个别问题的个别化解决，如果将实践逻辑等同于个别化，那就混淆了问题的哲学关照与问题的工程学解决之间的区别。

实践逻辑在中国道路运行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把中国发展进程中被颠倒了的“原则”与“实践”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但是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纵观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中国的发展道路贯穿着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曲折斗争，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实践逻辑得到不断彰显、不断深化和认可的历史。从哲学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思想解放潮流，都是围绕着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博弈而产生，都是通过凸显实践逻辑，从而把在理论逻辑束缚下的人解放出来。譬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看似是在强调一个认识论的命题，但其更为深刻的意蕴在于把人从教条崇拜中解放出来，把实践标准还给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看似是在重申改革的重要性，但对姓“资”姓“社”争论的破除，把人从抽象争论中解放出来，把从具体出发这一理念还给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人从抽象的“一大二公”中解放出来，破解了人的土地束缚，把人的自由还给人；市场经济体制把人从计划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人的主动性还给人；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把人从体制机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一步破除阻碍市场的因素，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因素，把人的活力还给人。从根源上来看，不管是教条崇拜还是计划经济崇拜都是源于对理论逻辑的推崇，把社会主义当做前人、伟人设定的亘古不变的教条，这种错误的认知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5。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一再证明：思想解放是否深刻决定了改革是否顺利，发展是否有成效。而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思想是否解放与我们是否坚持实践逻辑直接相关。

三、中国道路反思的实践逻辑

在理论上，要通过反思中国道路的出场、运行来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事实上，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中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理解和创新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准确的理解就不可能有准确的创新，没有创新，理解的现实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不可否认的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并存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有一种误解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不容置疑的、永恒不变的“圣旨”。实际上，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永恒的“标签”和“公式”来对待的教条主义学风。面对这种误解，马克思不断予以批判、澄清和解释，他曾经无奈地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面对俄国学者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理解历史的万能钥匙，马克思就说他们的做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学风长期存在于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和家中。这样一种教条主义学风的危害性不仅在于不利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更在于不利于创新马克思主义。因为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就会成为理论，人们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明确界限，中国发展长期囿于“原则”的束缚，根源就在于此。而要破解这一困局，唯有坚持从对实践逻辑出发去寻求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路径，因为，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本质就是反对预先设定的不可触犯的僵死框架，回归实践逻辑。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始于中国道路对实践逻辑的遵循。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囿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论述，缺乏对马克思文本和社会发展实践本身的研究。从实践上看，中国道路的发展进程，就是实践逻辑不断得到凸显的过程，而在理论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创新的过程。伴随着改革开放，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被提上议事日程，正是在这种探讨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被挖掘，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涵被弘扬，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创新得到重视。这种创新要求必须放弃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坚持“从实践出发”，使其成为一个向时代开放、向实践开放、向民族开放的理论体系，而不是陷入在对先验原理的崇拜和对固有原理的经院式诠释上。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个与实践相契合的，由“现存”到“生存”，由“先验”到“现世”的活的逻辑。而不是一个看似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而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的抽象公式、一个脱离生活实际的标签。包括马克思主义创新本身都不应该有固定的原则和不变的模式，也应该是在实践中前进，在前进中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源于实践的变革，由于实践的开放性，所以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是开放的。在这种开放性探索中，需要跟随实践逻辑，具体地、历史地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新的实践，也就是中国道路。回归实践既是改革实践对哲学变革的呼唤，因为只有源于实践的哲学才能有效解释、指导和促进改革。同时，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马克思在1859年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经典概述并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全部，这篇序言只是马克思在回忆自己的研究历程的时候，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大部头著作所写的序言。对其进行补充、发展和完善，既是回归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要求，也是实践逻辑的必然。如果一个时代的指导思想没有回归实践，很难想象这套指导思想能够有效指导实践。

其次，R克思主义的创新与指导思想的唯一性之间所具有的张力源于中国道路对实践逻辑的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主要不是表现为基本原理的创新，一方面基本原理具有稳定性，同时，基本原理内在的弹性也很大，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主要表现为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具体化，这就需要考察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唯一性、稳定性与政策的多元性、变化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指导思想是指导工作的总体原则，它具有长期性和宏观性，不能把指导思想等同于解决短期、微观、具体问题的手段和方案。要把从指导思想层面意义上讲的基本原理和日常工作中的具体政策区分开来，基本原理是普遍的、抽象的，而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会因为时间、地点和主体的不同而不同。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从来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是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迥异，甚至存在冲突。实践逻辑要求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将基本原理转化为符合时空特点、主体需要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他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的途径就是坚持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唯一指导思想，但是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张、策略并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譬如有时主张暴力革命，有时维护稳定，有时主张阶级斗争，有时主张社会和谐，有时主张对私有制进行改造，有时主张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如果不理解实践逻辑，就无法理解政策的多元性、变化性。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政策、主张不同，但都没有背离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框架范围内活动的。邓小平就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坚持指导思想唯一性、稳定性的同时，坚持政策的多元性、变化性是坚持实践逻辑的必然，也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路径。

据此可以说，实践逻辑是中国道路出场、运行的哲学依据，是中国理论演化的内在理路。从实践出发，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问题中心论”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Practical Philosophy

Li Shuangtao

Abstract：As a practical philosophy， Marx's philosophy symbolizes the practical turn of philosoph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nalysis， practical philosophy embodies the respect for practical log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to analyze China's road，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appearance， operation and reflection of China's road are derived from the practical logic.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holds that practice is the basis of the society's development， and the logic of the society's development can be explained scientifically in the light of practical logic. This i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s road appearances；Practical philosophy holds that the logic of the society's development should be "practice" rather than "principle"， which i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s road operation；Philosophy of practice advocates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from practice and summarizes， corrects and guid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is i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s road reflection.

Keywords：Practical Philosophy；China’ Road；Practical Logic； the Society's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