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艰难转向

萧冬连最近出版了一部新书《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5月），是一部浓缩版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作者用15万字的字数梳理了中共治国60多年的历史，偌大乾坤一袋装，这份治史的凝练功夫绝非一般学者可企及的。

萧冬连治史，素有宏观观照的学术情怀。在1993年，林蕴晖教授和他的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的同仁们，曾出版了《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一书，试图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去认识这段历史，当时在学界很有些影响。萧冬连就是作者之一。20年后，萧冬连独力完成了《国步艰难》这部书，无论是史实的丰富，还是识见的明晓，都是更上一层楼了。该书提纲挈领地概括了从1949年以来中共的执政历史，用笔严谨，开合自如，有细节，有概括，有血有肉，有文有质。在关节处，要言不烦，几句话就点明了旨意。可以看得出，作者对这段历史吃得很透。

我与萧冬连是在学术上声气相投的朋友，时常会通个电话讨论一些治学问题，非常赞赏作者所持的学术态度。这就是本书开篇所说的：力求每一判断都立于可靠坚实的材料之上，收敛过度解读的冲动，对历史的复杂性抱持一种敬畏；着重于发掘历史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做简单的道德和价值评判，拒绝用某种既定框架框定历史。持这种研究态度和价值立场的著作，自然不同凡响。

社会主义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道路，是中国当代史的历史主轴，十分复杂而又高度敏感。其发展道路是大起大落，一波三折，歧路亡羊，但始终在现代国家的门槛之外踟蹰徘徊，逡巡不前。《国步艰难》以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选择和转向为线索，梳理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过程的演进逻辑，充满了呕心沥血的思考，同时又有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五次选择的历史实验报告

历史学家与理论家、政治学家的著述方式不同，他不是从现有的理论框架出发的逻辑推演，而是根据原始的文献史料进行的历史梳理，首先强调的是历史史实的准确性，避免了空疏的议论。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的写作，写字数多的书比较容易些，写字数少的书是很难的。因为写的字数越少，对史料和史实的提炼和概括的水平就越高，难度就越大。

社会主义是一个大题目，既是一种价值观念，又是一套制度体系，还是一个现代化的运动路径，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研究起来殊为不易。《国步维艰》从中国社会主义路径选择的实践方面，提出了本书的叙述逻辑：即实现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体制—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转向改革开放。对这个叙述逻辑是否合适，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划出了一道比较清晰的历史主线，可以看到许多问题的来由，评述不乏有点睛之笔。笔者印象最深的主要有四点。

一是对历史的概括和提炼，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书中对的评价说：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作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这类精彩的语言，俯首皆是。

二是对历史的叙述平和冷静，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客观公允，关照到了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书中讲到邓小平的改革时，在肯定之中也客观地指出了相关问题。作者认为：邓小平几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着眼于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民主化，更不接受西方式民主的模式。他可以允许自由，但底线是不能挑战共产党的合法性。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设置底线。不可否认，邓有力地控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也留下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诸多问题。作者对毛、刘、周，乃至对的评价，也力求做到爱不溢美，恶不贬损的客观性和公允性。

三是在叙述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是史实的平铺直叙，而是深入历史活动的肌理，有针对性的观点，有准确的问题意识。如讲中国改革的起步时，作者在叙述了“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观点后，指出：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这个观点是非常到位的认识。

四是对关于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的历史演进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深度思考，梳理出了一条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发展逻辑，具有哲学家的冷峻与深刻。作者提出了在人们心中萦绕不去的一些根本性大问题，如：20世纪社会主义何以兴起并成燎原之势？中国能否告别革命？中国为什么会搞计划经济？为什么会走运动治国的道路？作者认为原因有四，1.目标模式上的“理性的自负”。把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社会理想，当作现实的选择。对共产主义的梦想超过列宁，甚至超过了斯大林。为了实现高尚目标，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采取任何强制手段。2.革命化造成了激进主义的持续泛滥。革命能够带来平等观念，推动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具有推动民族国家重建的意义。革命激进主义的负面作用，是使“不断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续主题，时代的一系列左倾政策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胎记。3.计划经济的致命弱点。计划经济模式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效率低下。特别是它将所有社会成员都固定在特定区域和单位之内。人们得到了某种安全保障，却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这种体制的运作，必然要依靠强制动员。4 .作者特别提出了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治国成为常态的原因：一是用运动为强制性制度变革扫除障碍，二是用运动反对体制性的，三是在运动中进行权力再分配。这些认识都是非常有深度的。

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转型问题，作者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走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藩篱，但社会转型尚未完结。诚如作者所言：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一个是贪婪资本的，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作者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逐步走上民主的道路，但通向现代民主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这些都是总结了一百多年人类社会主义试验、中国60多年革命和改革的经验之谈，不能等闲视之。

历史是一个将错就错的过程

邓小平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冬连从这个角度梳理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发展线索是很清晰的。我想再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在博源基金会关于荣剑的“中国能否告别革命”一书的讨论会上，我讲过一个观点：历史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结果。从冬连的“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说起，我想再补充说一下，历史还是个将错就错的过程。

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首先有一个认知方式的问题。这段历史具有双重面相：第一重面相是实在性的历史，就是真实的社会情况是怎么回事儿，真实的历史过程怎么回事儿。还有另一重面相，就是构建性的历史，即凭着一种人为观念重新构建出来的历史。我们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属于构建性历史的范畴，在这里面有社会真实存在的成分，也有观念构建出来的成分，是一个观念与实在的双重互动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认识，特别是对1949年以后的认识，很难简单地给出一个定论，是非常复杂的。这段历史复杂性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多项世界，外来的和传统的，外生的和内在的，观念的和实在的，各种因素都在发挥作用。我自己就长期存在一个困惑，就是理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社会主义理念对我们实在的历史进程究竟发生了多少作用？领导人在历史的选择过程中，是从理论设定的目标出发，还是从实际碰到的具体问题出发？有没有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出发的“顶层设计”？

从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和中共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观念，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蓝本，建设是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蓝本的革命，就是苏维埃革命，照搬过来的路走不通，就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建国后搞了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也搞不通。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模式的变种，改良版的斯大林模式，也失败了。“”后的改革开放是扬弃了斯大林模式，取得了成功。但斯大林模式的一些制度性影响还在，现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都与斯大林模式的政治制度弊端有关系。我们现在要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改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是一个变通能力很强的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最重要的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理论，而是碰到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压力，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的政策选择。中共领导人大都对理论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就是邓小平说的“要管用”。

从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看到，在中国当代史的历史发展中，执政者们并非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方针行事，对理论的使用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趋向，经常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动员口号和宣传工具。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独立研究和探讨从来是不被鼓励的，还会有异端之嫌，有的“反革命案”就是因为独立探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而获罪的。即便在领导人的思想体系中，理论也总是滞后的。不是从理论中找到应该怎么办，而是在事后总结中的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所谓理论创新，实际上不过是后来的政策说明，并非是由学理阐发出来的。包括发动“”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在“”发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是事先预设的。所谓这些理论，都是为现行政策制造的理论根据。其发生都是滞后于实践的。但其理论发生后，又会为以后的实践提供了政策指导。

在中共建设社会主义中，确实是营造了一个强大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目标模式是仿效的苏联模式，但在实践中又有根据自己情况的变通性，这又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理论上的实用主义态度，能够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但这个调整也带来了自己的问题。就是国家发展目标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政策变动的随意性很大。这种在不断的政策调整中总结出的一套说法和做法，后来我们归纳为中国特色。但这个东西带有梦说的特征，只有解释的价值，没有理论的意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在不断地犯错与纠错。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执政者的决策过程中，理论分量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一再而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是出于用意识形态统一人们思想的需要，所以把社会主义都说给了基层的干部群众。道理很简单，理论学说是需要质疑的，而意识形态是不容质疑的。

中国社会主义的四种旧版式及其版的展望

从历史叙述上，我对五次转向的阶段划分，与作者还有点商榷意见。我认为应是四次，前两次“新民主主义嬗变”和“复制苏联模式”，从社会政治转型的性质上可以合并为一次。中国这四个阶段的社会主义类别，可分别成为仿制版、改良版、版、改革版。

第一次政治转型的主题是按照苏联的斯大林体制构建一个新国家体制。这是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两段历史。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战时军事体制向国家正常体制过渡，二是从新民主主义体制向苏联体制的过渡。这不仅因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阶段，建国目标是苏式的社会主义；而且因为从实践上看，新中国的建政过程，就是整合社会，统一思想，建立党国体制的过程。这些过程是通过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来完成的。正是因为建立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体系，全面控制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国家已经形成了控制社会资源的强大力量，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其实不过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的历史阶段，书中是作为第四次社会主义转向，列为“发动继续革命”一章，也就是毛式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一次是历史的轴心之变。前面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到了“”是发展到了极致，后面的改革开放时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这里实际上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就是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相比，两者的异同点是什么？

我对“”发生原因的认识，是从三个历史维度进行考察的：一是从一百年来中国激进革命的历史，看这一套意识形态的革命观念、社会主义观念如何形成，如何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历史的观念系统。二是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17年历史，看国家制度体系的发展变化，党、政、军及其群团组织的组织制度，政治运转方式。三是从失败以后的5年历史，看党内发生的政见分歧、党内冲突和斗争，这是“”的直接导火线。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就大力宣传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实际上，中国完全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是搞不了的。因为中国的国情环境、自然禀赋、干部队伍素质、文化历史传统等等和前苏联截然不同，许多东西是移植不过来的。官僚体制的一套移植过来了，但现代化制度化的那套东西搞不来，还当成是教条主义，后来到“”更是把现代社会管理的这套规章制度当作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批判。试图把中共的革命战争经验与斯大林体制相结合，用军事共产主义、群众运动、思想革命化的动员方式来解决斯大林体制的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发展目标搞的还是以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改良型的斯大林模式，比起母本来讲是更加粗糙。计划经济缺乏计划理性，长官意志盛行，不仅有着缺乏激励机制的通病，而且是又乱又死。所以，苏联计划经济的这套东西在中国社会上扎根是很浅的，改革的起步比较容易。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组织的制度化程度是比较低的，但社会控制的能力更强。比如说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与苏联的居住证制度相比，对居民的管束就要严厉得多。而且从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来看，并不是一下就形成的，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开始形成于统购统销，正式出台于反运动后的1958年1月，定型于60年代的大饥馑时期。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不仅有苏联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城乡冲突的问题选择。这里有中俄两国的历史传统的影响，强迫农民为政府纳税；有信仰政治带来的决策失误，以为实现了合作化能够创造更高的生产率；有为强行工业化提供社会资源的需要，为了从农村取得更多的资源，必须强行实现集体化；有统制经济和政治运动的双重互动，既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是计划经济失灵的产物。特别应该看到的是，政治运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构成了一个现实的逻辑。搞了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后，农村人口的外出推力持续加大，造成了城乡关系的持续紧张。反冒进运动限制农村人口进城，运动又放开农民进城的口子，大饥馑时期又紧缩城镇人口，在这个一紧一放的过程中，强化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并作为了一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核心制度。

这些控制社会的制度长期形成了一些社会矛盾，酝酿着社会不满情绪。所以在“”中，借助于号召的这场群众运动，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情绪就在众多群众响应革命造反的旗帜下发作起来了。“”为什么一发而不可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十七年体制的摧毁是相当严重的。但是，“”对改革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它把所有的利益集团都给打平了。所以，中国改革一经启动对各方都是正能量的。无论是哪个阶层，哪个派系，哪个人群，都是能够得益的，对改革都是支持的。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利益集团又重新开始形成了。虽然经过了，但这十年改革已经形成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退不回去的。当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高层政策马上就调整过来了，市场化的改革潮流一经启动，是不能逆转的。

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把社会主义的话语权掌握在了中国共产党自己手里了。一切从有利于发展经济为出发点，抛弃了过去一些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如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对过去当作罪恶渊薮的私人资本不再是排斥，而是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以生活的常识颠覆了教条主义的玄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但是，中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公正的问题，也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中国当前的问题是新的问题：在市场化中形成的没有节制的资本，在旧的政治体制下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两者结合起来了，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当前社会转型的最大障碍。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与过去的传统体制相比，有着更强大的提取社会财富的能力，靠破坏自然生态的数量型发展，甚至能把子孙粮都给吃光了，但却没有维护社会公平的道德能力，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的担当，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更逊之。

现在可以看出来，经过这些年市场化的改革，过去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只剩下一层皮了，就剩下了共产党的领导是实在的，其他都没有了。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法理基础、统治基础和政治威望，与过去的党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传统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个很薄的蛋壳，已经容不下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多元化发展的丰富内容了，实行民主体制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辛亥百年以来，我们在民主国家制度的门槛外面，已经踟蹰徘徊很久了。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全球化的开放世界，人们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是越来越迫切了。民主已成为时代的共识，热门的话题。但是，诚如作者所言，这个实行民主的过程，只能是渐进的发展过程。不能指望靠一次制度创新，就能够解决了一切社会问题。中国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曾一再被信仰政治所误，以为一旦实现了某种理想制度，就能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就能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这种急于求成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为民主的努力反而失去了民主，为自由的奋斗反而失去了自由。前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我们走向民主道路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萧冬连的这部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