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研究

摘要：产业空间集聚推进城市化进程，第二、第三产业区位的形成与集聚是城市化的本质性内容；城市化是产业空间集聚必不可少的因素，对其起促进作用。通过对区位商和城市化水平的测度，可以分析两者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浙江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化互动关系这一典型案例，提出了在新一轮产业集聚中将如何进一步实现产业与城市互动发展。

关键词：产业空间集聚 城市化 互动关系

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与城市化进程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呈现出复杂的形式。产业空间集聚是指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的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中、聚合。通常认为，产业集聚出现于产业革命之后，是工业化时期的典型现象。而城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自然历史过程。在现实生活中，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化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一旦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建立起来，城市化发展可以走上稳定的发展轨道。

一、产业空间集聚推进城市化进程

经济学家侧重从经济与城市的关系来定义城市化，认为城市是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中心，城市化是不同等级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化过程，即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动的转换，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受到特别的重视。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城市化是人口、社会生产力逐步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亦即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从长远来说，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城市化的最终结果是空间城市化。从空间角度看，城市化是一种构成城市这一特有经济空间的第二、三产业的区位的形成、聚集和发展，而城市就是第二、三产业的集合体。因此，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看，第二及第三产业区位的形成和集聚才是城市化的本质性内容。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看，当经济社会尚处于仅以农业为中心的阶段时，产生城市聚集的条件尚不具备。当社会出现非农产业时，即第二、第三产业时，就意味着社会上出现了产业专门化。当非农产业聚集在一定的空间，形成聚集效应，将会对城市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使工业化对城市化产生直接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超过了聚集效应的作用，城市化的演进不再主要表现为工业比重上升的带动，而更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拉动。也就是说，当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后，对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步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

从中观层面上看，非农产业的空间聚集表现为企业在城市的集聚和城市经济发展专业化。集聚是企业追求外部规模经济的客观结果，相关产业的集聚必然导致地区和城市生产的专业化。企业集聚的过程就是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企业的集聚就没有城市化。不仅如此，企业集聚不仅仅意味着生产过程的集聚，还带来大量人口的集聚，生活服务需求的集聚，第三产业市场的集聚。因此，企业集聚意味着城市生产专业化，而城市生产专业化必然要求有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充分发育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及服务业市场，这样就可以开辟大量的第三产业发展空间，而第三产业的发展无疑又提高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度，进而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二、城市化促进产业空间集聚

城市化的过程是与城市工业区位形成的同时开始的。城市化的原因在于非农区位的点状聚集，因此，城市化是产业空间集聚必不可少的要素，将不断促进和推动产业空间集聚。

首先，城市化通过拉动市场促进产业的空间集聚。在城市中，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大量聚集，形成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化需求，当这种需求量达到和超过第三产业发展的门槛要求时，就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拉力，带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此外，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随着企业的集聚而集聚在城市，扩张工业品市场，城市化成为拉动工业品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

其次，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可以加速基础设施建设的现代化，使各项基础设施集中建设，为产业的空间集聚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信息交换便利，技术扩散迅速等，各种行为的关联度与依赖性增强，外部性特征和规模经济效应明显，市场效率往往比较高，大大提高了城市的承载力以及对外开放的吸引力。从基础设施的产业属性看，大部分属于第三产业，一部分属于第二产业，因此，基础设施的集中建设，也是产业空间集聚的过程。总之，城市的集聚功能和城市化的经济效应，是产业空间集聚的推动力，并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的测度

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化存在互动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两者必然产生良性互动，要决定两者的关系是否属于良性互动，必须对其关系进行测度。本文将采用两个指标，即区位商与城市化水平。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判断，可以细化到第二、第三产业的某个专业化部门，区位商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产业是否构成该地区专业化部门。区位商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其计算公式是：

对于城市化的测度，则用城市化水平来衡量，其计算公式是：

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总人口）×100％2

对区位商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比，可以分析两者的关系。若两者是正相关关系，则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化处于良性互动关系；若两者是负相关关系，则两者的关系处于非良性状态。目前，多数地方在发展产业和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忽视了两者的关系，忽视了产业空间集聚对城市化推进方式的影响以及城市化对产业空间集聚的推进和带动作用，由此走了一些本不该走的弯路。

四、浙江产业空间集聚和城市化互动关系

产业集聚是城市化的基础。从浙江的实践看，产业特别是第二、第三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以及劳动力随之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直接推动了全省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浙江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4.5％，与1949年相比仅提高了3个多百分点。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和产业的不断聚集，浙江的城市化进程逐渐打破了徘徊不前的局面。特别是1998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户籍、土地、投融资等方面的配套政策，调整了行政区划和城镇基层管理体制，实现了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升。1978-1998年，浙江的城市化率上升了22.2个百分点；1998-2004年，全省的城市化率又由36.7%进一步提高到了54%。目前，全省已形成了以杭州、宁波、温州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区，嘉兴、绍兴、金华、台州和湖州五个大城市以及一批中小城市。城市建城区面积迅速扩大，1998年全省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面积为997.9平方公里，2001年达到1499.1平方公里，2004年末，浙江省城市（地级市区和县级市）区域面积为5.08万平方公里；设市城市GDP占全省的比重超过了75％，财政收入和利税额的比重分别超过了85％和90％。

浙江的城市化进程与由产业空间集聚形成的产业群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近几年，各“块状经济”迅速发展并提升到拥有一定规模的具有专业化分工协作特点的产业群。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群、海宁的皮革产业群、嵊州的领带产业群、诸暨的袜业产业群、永康的五金产业群、乐清的低压电器产业群、桐乡的羊毛衫产业群、慈溪的小家电产业群等为代表的产业群崛起，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地位。产业集群的发展为浙江百强县的不断崛起和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浙江的产业集聚是以轴线分布为基础的，以块状经济为特色、以各类园区为依托的，因而它们对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区位指向并不明确，这就使得浙江的城市化进程主要不是通过近域推进，而是通过广域推进的方式来实现的。尽管浙江城市化在空间上的变化也包括由单个城市规模的扩张而导致的近域推进，但主要却是由区域内城市数量的增加和非农人口总体比重的上升而导致的广域推进。因而与浙江城市化率逐步提高相对应的，是全省城镇体系结构的不合理，城市布局的分散和大中城市发育的缓慢。

浙江的案例充分表明，在低成本扩张的阶段上，产业集聚具有强烈的廉价劳动力指向。因而，在空间上呈现沿交通轴线、向块状经济或各类园区的“星罗棋布”式的集聚。但这种产业空间集聚往往忽视了与城市化进程的联系，未能充分利用城市或中心城区的辐射，未能充分考虑与城市协调发展。有的县市工业园区大小通吃，到处都是，虽然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却相对削弱了城市的规模和功能；有的县市的选址远离中心城区或城市，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工业的“孤岛”。此外，产业空间集聚上的纵向专业化，也导致了有的地方片面追求制造业的发展，而在向其它非农产业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无所作为。有的地方较少引导企业从工业领域退出，向第三产业转移。事实上，对城市化而言，与之关联最大的不是产业结构的变动，而是就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可以直接带动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而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具有较高的就业弹性，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整个就业的带动效应将不断增强。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服务业的扩张既是推进城市化的基本途径，也是实现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重要内容。

五、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也是工业化的动力。城市化不仅要扩大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更要注重规模效应。前者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就业岗位的变更使更多的农民转化为从事非农产业的市民；后者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产业与人口的集聚产生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化的成功与否，最主要的不在于有多少农民转化为市民，而在于城市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并且能够通过产业与人口的聚集进一步推动工业化进程。从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实践来看，城市化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必须具有规模效应。根据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总结，城市只有达到不少于15万人口的增加，其聚集效应逐渐递增。

从浙江的城市化实践来看，通过产业的空间集聚促进产业与人口集聚以及中小城市的发展，并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是可行的成功的。浙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主要得益于产业集聚在全省的兴起。在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的加速期，有效实现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特别是利用新一轮的产业集聚来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此期间，产业的横向延伸，特别是向各类服务业的拓展，对城市化的进程而言，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国内外关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分析均表明，服务业对城市化的带动力最强，作用最为直接和明显。它前向推动消费，促进消费集聚，带动城市人口的增长；后向则拉动制造业和公用事业等的发展，从而促进城市化经济的形成。只有产业的多样化，才有实实在在的城市化。因而，在新一轮的产业集聚中，需要进一步强化产业的横向联系，促进关联产业的拓展，特别是向各类服务业的延伸，形成纵横相结合的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与城市的互动发展。从发展趋势看，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中国加入WTO后制造业面临巨大发展机遇以及中国目前所具备的比较优势看，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的发展及其对城市化的推动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是强劲的。

产业空间集聚的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离土离乡”、“进城进镇”，对浙江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据测算，浙江每45万农民转变为非农人口，就意味着全省的城市化率可提高约1个百分点。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产业集聚的发生和演进，主要得益于廉价劳动力、原材料、运输费用等要素支持的话，那么新一轮的发展，则要求进一步实现由注重要素支撑到注重制度创新的转变。为此，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这是产业向城市集聚的制度。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严重束缚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既影响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也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应当建立城乡一元的户籍管理制度，并使户籍制度逐步与社会福利脱钩，推动产业和人口向城市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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