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乡社区治理与武汉实践

时间:2022-07-27 07:45:04

中国的城乡社区治理与武汉实践

重要发现

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能够积极预防化解矛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73.01%),并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健全社区自治体系(71.69%),发挥带头、示范、引领社区治理各项工作的作用(51.52%),从而更好地开展思想文化建设,推动社区文明发展(35.92%)。

城乡社区治理要做到以人为本,应以改善民生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2.01%),不断改进“为民服务”的办事方法(60.91%),健全社区自治组织,提高社区自治水平(46.14%),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联系(34.09%),以居民满意度为考核各项工作的重要标准(19.52%)。

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应有作用(70.84%),提高社区治理工作的效率(61.03%),增强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主动性(55.89%),对社区的整体公共服务水平(52.26%)和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有所提升(29.08%)。

课题组一致认为,江欣苑以党建为抓手,以新的理念、新的探索,走出了一条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生动诠释了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实现了新时期基层党建与政权建设的统一,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调查说明

【调查时间】2017年4月3日至4月13日

【问卷发放】面向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发放问卷12926份(包括网络推送和纸质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210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66%。

【样本构成】76.08%的受访者居住于城市地区,23.92%的受访者居住于乡村地区。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与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关键阶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快发展,我国逐步开始“村改居”的工作,“村改居”社区应运而生。所谓“村改居”是指农村地区建制实施“农转非”,农民的农业户籍转变为非农业户籍,将村民委员会这一基层自治组织转变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城乡社区治理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治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当前城乡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村改居”后形成的城乡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层平台,需要新的、不同于城市社区居民治理的社区治理方式。

在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村改居”问题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欣苑社区创新了可借鉴的复合治理模式。江欣苑社区,是武汉最大的农民还建小区之一,面对“村改居”以后社区如何治理、如何发展的问题,江欣苑社区党委积极落实武汉市委关于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部署,带领居民探索了“一核引领、四元共治”的城乡社区治理模式: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构建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四方共治的格局,走出一条以党的建设引领“村改居”转型发展的成功之路,对于各地城乡社区治理具有高度的参考借鉴意义。

“村改居”给城乡社区治理带来新情况新任务新挑战

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机遇和挑战。总的来看,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与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城乡社区治理现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近年来,部分地区“撤村建居”,转型成为新型城市社区,走上了土地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协同推进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撤村建居”涉及到复杂的利益纠葛、生产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革,普遍存在拆迁难、安置难、就业难、稳定收入难、社会保障难和管理服务“真空期”等诸多治理难题,积淀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和突出问题,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

我国的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村改居”治理,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尚未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与治理模式,各地在“村改居”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色彩偏重的问题,包括管理体制科层化、工作方式行政化、命令化等问题。部分“村改居”社区重视行政管理模式而忽视服务的理念,管理模式单一,无法适应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其次,多数城乡社区治理存在居民参与不足、社区自治能力不强的问题。撤村后,虽然村民在户籍身份上变为城市居民,却因为缺少新的联系纽带而出现疏离化的倾向,社区居民的自我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识淡薄,社区动员能力不足,弱化了社区自治的能力。除此之外,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相对缓慢也是城乡社区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调查中,受访者普遍认榈鼻啊按甯木印敝卫泶嬖谝恍┪侍狻F渲凶钔怀龅氖恰熬用衩媪偕矸葑换难题,无法真正融入社区生活”,有69.16%的受访者做出如此选择;其次是“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建设滞后”(58.29%)、“社区发展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40.99%)。另外,有38.7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村改居’治理中工作方式过于行政化、命令化”,14.63%的受访者认为“居民社区认同感较低,精神生活空虚”。

“村改居”是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孕育而生的社会变革,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发展阶段。这种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变化,引发了对“村改社区”如何完成集体经济向社区经济的转变;如何完成农村组织向社区组织的转变;如何完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向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转变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现代化的城乡社区治理去化解。综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城中村”改造是城市治理面临的普遍难题。国外社会问题丛生、社会矛盾激化的贫民窟,多是因为“城中村”改造不力而形成的。因此,如何有效应对“村改居”过程的问题与矛盾,有效化解城乡社区治理难题,对于顺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都十分关键。

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关键是要突出基层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使党委在社会治理体制中处于总揽全局和协调统筹的领导地位。在城乡社区治理过程中,只有通过推动党的组织下沉和网格化管理,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把分散的群众有效地组织和团结起来,才能有力保障群众利益和稳定社会大局。

调查中,受访者一致认同基层党组织能够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其中,73.01%的受访者认为基层党组织能够“积极预防化解矛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71.69%的受访者认为基层党组织能够“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健全社区自治体系”,51.52%的受访者认为基层党组织能够“带头、示范、引领社区治理各项工作”,还有35.92%的受访者认为基层党组织可以“开展思想文化建设,推动社区文明发展”。

调研发现,江欣苑在城中村改造工作中,按照武汉市委关于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部署,坚持党建引领这个“红色引擎”,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着力强化政治引领和服务群众功能,强力推进社区党建工作,在思想政治、经济建设、社会服务和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全面统筹社区各要素的重要作用,解决了社区治理“一盘散沙”的问题,有力破解了城中村改造管理服务“真空期”等诸多难题。

在思想政治上,凝聚社区多元主体,形成共建城市社区的合力。城中村改造打破了农村固有的利益格局,改变了农民多年的生产生活方式,需要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同时,农民“失地、失业、失收”后,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普遍存在着失落、焦虑、困惑等心态,需要党组织发挥“主心骨”作用,成为居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心理上的依靠。江欣苑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贯穿始终,在城中村改造全过程将组织建设、班子建设挺在前面,通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和延伸,将党员群众牢牢团结凝聚在周围,打造群众离不开、信得过的“红色阵地”,将全体居民凝聚成共建城乡社区的合力。

在经济建设上,平衡社区企业等各类社区经济主体在追求经济利益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江欣苑社区党委在工作中强化培训引导,提升居民就业素质和能力;引领企业创新发展,开拓居民就业渠道;以居民就业与增收需求为导向,积极建立内外部资源互动机制和外部资源引入机制,走出了一条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惠民生、实现集体经济滚动式发展的道路。

在社会服务上,党员干部深入网格,准确把握居民需求,助推多元主体服务社^居民。“村改居”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打破了千百年来农村亲情相依的利益格局,需要社区党委及时将工作重心由原来的主要负责集体经济发展,转移到服务居民群众上来。江欣苑社区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村改社区”的转型,其中最关键的秘诀就是有一支党员骨干团队,“红色细胞”怀着对群众的满腔热情,通过发挥带头作用、深入走访动员、积极化解矛盾,专心致志做好服务,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文化建设上,充分挖掘民俗文化,引领居民打造社区文化,提高居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从“农村”到“社区”,如何及时用“红色文化”教育引导居民群众,让这个群体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是“村改社区”党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工作。江欣苑社区党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高龙文化”,通过教育、培训、传承多方努力,帮助居民树立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社区价值取向,树立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使“村民”真正成为“居民”,在“红色文化”的熏陶和引领下共同谱写和谐幸福社区的优美乐章。

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改革,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核心也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是城乡社区治理所要秉持的基本理念,调查结果显示,城乡社区治理要做到以人为本,首先要“以改善民生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2.01%),其次要“不断改进‘为民服务’的办事方法”(60.91%),还要“健全社区自治组织,提高社区自治水平”(46.14%)、“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联系”(34.09%),另外,有19.52%的受访者认为要“以居民满意度为考核各项工作的重要标准”。

以人为本,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村改居”过程中,原有村民变为社区居民,依附在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从农民身上剥离开来,在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实现并轨的大背景下,“村改居”后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城乡社区治理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江欣苑社区根据“村改居”新居民的特点,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分担的办法。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公益设施建设,夯实为民服务基础。二是引进专业社工机构,开展社区专业服务。三是推动专业服务项目化,丰富为民服务项目。四是以土地换社保、以集体经济组织统筹缴纳基本社保费用,解决社区居民后顾之忧,提高居民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参与率,兼顾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

以人为本,提升居民发展能力与综合素质。除了社会保障之外,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是城乡社区治理需要重点解决的另一个难题。江欣苑社区为失地农民转岗就业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和指导。一是推进企业转型,拓宽再就业渠道。二是转变观念,营造再就业氛围。三是开展再就业培训,提高再就业的能力。四是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居民自主创业。制定行政事业费减免、贷款担保等创业优惠政策,并对居民创业进行测评,科学指导居民创业,降低创业风险,提高创业成功率。

以人为本,不断激发居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城乡社区治理的以人为本,还体现在居民对于社区事务高度参与的“主人翁”意识。从“农村”到“社区”的综合改造,不仅仅是简单更换名称、简单改变农民身份,而是一项夹杂着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系统工程,需要协调多方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做好群众工作。江欣苑社区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造福群众”原则,社区所有重大事项全部实行村民表决;开通“民情直通车”“书记直通车”,健全共建自治体系,实行党务、居务、事务公开制度。同时,充分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这一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全方位、多形式的社区服务,提升居民群众参与度和归属感,做好“村改社区”的群众工作。

提高城乡社区治理能力,要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共治”模式

现代化城乡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遵循社区发展规律,破解社区行政化难题,引入多元治理主体,还原社区自治的本来面目。多元主体复合治理对城乡社区实现善治有诸多帮助,调查发现,70.84%的受访者认为多元共治“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应有作用”,61.03%的受访者认为多元共治“有利于提高社区治理工作的效率”,55.89%的受访者认为多元共治“能够增强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主动性”,还有分别52.26%和29.08%的受访者认为多元共治有利于“提高社区的整体公共服务水平”和“提升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对此,江欣苑社区创造“四元共治”模式为社区治理提供多元资源。为更好地推进“村改居”治理工作,江欣苑在党委领导下,构建了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四元社区治理主体。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社区居委会积极组织社区各主体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社区企业主动承担起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能,提高了社区公益服务水平,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广泛的动力来源;社会力量的参与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多元的外部资源。

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夯实社区复合治理的政治基础。社区党委应充分发挥区域领导核心作用,将辖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群众团队团结凝聚在一起。社区居民参与不能采取原子化的个体方式,而应采取组织化的方式进行,这对于居民尤其是“村改居”后的社区居民学会并适应公共生活很有意义。江欣苑社区“党社共治”的实现,使社区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有效实现了整合,形成了合力。让社区党员深入网格,准确把握居民需求;社区党组织科学分析居民需求,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推动社会组织转型;通过搭建平台、开展公益创投大赛等途径,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能力,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主体参与社区的治理,是社区多元共治的标志。社区社会组织不仅在政府资助和政策扶助下为居民提供公益性的社会服务、辅助社区管理,还能够聚集和调动社区内部最为草根的力量,使居民广泛地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推动社区民主,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多元共治需要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特别是社区草根组织的参与。江欣苑社区引进了40个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社区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引进专业化社工机构,参与各类事务管理和服务,成为武汉市和汉阳区多元共治的典型。

实现政府公共责任与社区公共责任的分担与融合。政府公共责任和公共服务与社区的良好对接、共治,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强化政府以民为本、服务社区的理念,而且能够提高政府的威信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双赢。首先,建章立制,建立党务居务财务公开制度、干部述职与民主评议制度等,保障决策民主公开。其次,进行政务流程的再造,使街道聚焦党的建设和公共服务管理。再次,探索政府与社区共治的机制,即街道公共服务与社区服务的衔接模式,使社区公共服务的承担模式由单纯的政府演变为社区、市场共担,形成街居互动、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联动机制。

社区居民自治体系的完善,为社区复合治理奠定根基。江欣苑社区党委和社区居委会始终把建立社区居民的自治共同体作为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目标,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坚持“四民”工作法、制定“微公约”等,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社会凝聚力、自治力和认知力,“三力合一”就是完善的自治。居民共治必然要找到实现的路径,必须具备共治的载体,江欣苑社区打造“非遗”传承园,提炼民俗文化精神,增强了社区居民认同感;搭建文化活悠教ǎ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文化涵养。

凝聚城乡社区治理的共识,需要全面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驱动作用

城乡社区治理要基于对城乡社区重塑或重构,在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塑造社区共同体,培育群体价值观。文化维系力是社区自组织能力的重要表征,江欣苑社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造和提升传统文化,引领新的社区文化的重构,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文化。

注重优秀传统文化改造与提升,推动社区文化发展与传承。建设民俗文化载体,弘扬民俗文化精神。基于传统民俗文化丰富的区域实际,江欣苑社区积极推动民俗文化载体“非遗”传承园的建设,挖掘民俗文化内涵,提炼民俗文化精神。打造民俗文化品牌,增强居民社区认同。实行商业化运营与公益化运营相结合,加强民俗文化品牌推广,通过文化品牌的集聚效应,将民俗文化与居民生活、经济发展联接起来,以增强民俗文化影响力。

搭建文化活动平台,提升居民文化涵养,共筑精神家园。通过市民学校、文化走廊、文体活动、楼道文化等形式,促使居民在新的文化活动中转变思想价值观念,培育新的生活方式,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居民群众生活在文化乐园里,形成了文化认同、家园认同、组织认同、价值认同,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得到极大增强。在社区的引领下,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搭建文化活动平台,还可以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涵养。江欣苑社区通过居民文化广场改造,对文化大舞台、中央广场、大门高龙雕塑景观和高龙博物馆进行提档升级改造,建成集活动、休闲、娱乐、健身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场所,不断满足居民群众和国内外游客的需求。启动社区楼道文化走廊提档升级工程,将党史文化、廉政文化、妇联文化、工会文化等“红色文化”系列搬进楼道,让居民在出进之间耳濡目染,提升素质。

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需要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推进社区集体产业向高端转型;对于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城乡社区,应该整合文化资源,做大文化产业,做强文化品牌,不断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文化品牌效应。江欣苑社区开辟非遗产业发展新路,社区“武汉高龙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园”入选“AAA部级景区”“联合国千年非遗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成为全省首批文化和科技融合试点园区;加快发展“互联网+”新模式,江欣苑社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时积极争取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建设智慧社区全国联盟总站;打造“互联网+非遗”品牌,建立中国手艺人数据库,用“智慧”推动社区文化产业发展。

提高城乡社区治理的内在活力,要以产业可持续发展为支撑

“村改居”后的城乡社区治理,既要履行城市社区的服务和自治职能,又要担负社区经济发展职能。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创业和再就业率,引领社区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现代化城乡社区治理的必然要求。江欣苑社区党委面对因产业空心化导致失地、失业、失收的村民现状,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从长远发展着眼,科学管理经营,推动社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

从长远着眼,公平、透明、稳步推进股份制改革。“村改居”过程中的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对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社区集体经济经过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造后,将居民小组的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每个居民,要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按股份制经济模式治理、统一经营;在收入分配上,按集体股和个人股比例进行分配。如何顺利实现股份制改革,让全体居民公平分享改革收益,是“村改居”股份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创新发展理念,推动产业滚动发展、良性循环。保证“村改居”社区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社区党委牢牢把握资产处置和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江欣苑社区党委着力推进由过去“产―人―城”(由产业到人聚集,再到发展成一个城市),到现在“城―人―产”(从城市建设,到吸引人才,再到产业结构转型)的发展模式,让城市建设吸引人才,让人的发展带动产业的转型。在产业发展中,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推进社区集体产业向高端转型,推进居民就业由物业、保洁、绿化、保安等低技术含量岗位向高技术含量岗位转型;开辟非遗产业发展新路,整合文化资源,做大文化产业,做强文化品牌,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文化品牌效应。

以居民利益为优先考虑,带领群众就业致富。“村改居”工作应当着眼于保障“三失”农民的长远利益,避免“村民变股民、股民变灾民”困境,保证“社企共建、相融共生”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社区居民的共同富裕。江欣苑社区党委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充分发挥党员示范作用,推进“党员三带”行动(带头创新、带动就业、带领致富);针对失地农民失业失收的情况,社区党组织举办成功创业事迹报告会、研讨会、讲座,开展就业、创业励志启蒙教育,开阔居民思路、转变就业观念,提升居民职业技能。

武汉江欣苑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理论贡献与现实借鉴

课题组一致认为,江欣苑以党建为抓手,以新的理念、新的探索,走出了一条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生动诠释了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实现了新时期基层党建与政权建设的统一,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江欣苑以党建为抓手,让民主发动群众、组织扎根群众、产业致富群众、服务凝聚群众、文化引领群众,生动诠释了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改革开放近40年后时展提出的重大课题。要深刻地认识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需要在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要求组织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产业体系、生态体系等领域的综合实践创新。

江欣苑以新的理念、新的探索、新的路径,实现了新时期基层党建与政权建设的统一。加强和强化基层党建,内在地要求必须紧抓党的领导,将基层党建与基层政权建设统合起来进行制度创新。在当前的经济政治社会形势下,将党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资源,作橥平社会治理转型的杠杆,有效整合多元经济社会资源、有效吸纳各方社会治理主体,继而进一步全面树立党的权威,提升党的领导地位,巩固党的基层执政基础。

江欣苑围绕经济建设、社会服务、文化建设等方面采取的综合性举措、取得的实质性成效,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边界的必然收缩。尤其是在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体系建构的初期,其他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需要以政府搭起完备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机制保障为前提。具体而言,政府部门的职责还体现在为产业的发展与转型、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渠道和平台、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健康运行等提供基础的政策环境、健全的规则体系,唯此才能充分调动各方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江欣苑的实践表明,加速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建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型,需要一个具有强大执政资源和治理能力的政府。这就要求将基层党建与基层政权建设统合起来,实现基层政权的政治功能与行政功能的统一。一方面,更充分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动员、组织与统筹功能,进一步确立领导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将基层党建工作嵌入到基层治理工作当中,针对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等新特点,将党建工作从政治领域进一步延伸到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各领域。

江欣苑的实践表明,加速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同步推进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居民群众治理理念的转变。由“管理”到“服务”、由“一元”到“多元”,不仅仅是治理模式和方式方法上的简单转变,而是重要的理念和观念上的更新。为此,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机制、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同时,只有使广大居民群众对民主管理、基层自治等概念及其重要性有深入的理解,在心理上产生广泛的认同,才能促使其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活动之中。

江欣苑的实践表明,加速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全面加强文化建设,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红色文化”的驱动作用。在“农村”到“社区”、“农民”到“市民”的转换过程中,要基于“红色文化”强大的影响力、感召力,通过教育、培训、传承多方努力,帮助城乡社区居民树立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促进广大干部群众形成多元参与、共治共享的价值理念,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最广泛地汇聚社会治理的合力,使广大干部群众真正融入到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下,以及真正融入到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之中。

责编/高骊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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