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与集群企业的合作行为

摘 要: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是一种共生发展的利益共同体,集群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合作带来的效率是产业集群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制度为集群企业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影响集群企业合作的正式制度因素包括地方政府行为和行业协会,两者都属于第三方实施机制。非正式制度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隐性协调机制。非正式制度主要通过声誉机制、专用性投资和集体惩罚机制有效地防止了机会主义,促进集群企业合作。

关键词:制度安排;产业集群;合作行为

中图分类号:F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0)03-0069-05

Institutions Arrangement and Firm’s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Industrial Clusters

CAO Xiu-ning1,2, DAI Zhen1

(1.Business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2.Hunan Research Center for Industrial Econom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The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are a community of common interests, institutions provide a fundamental framework for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Form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oper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clude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s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 Informal institutions are the hidde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lusters’development, Through its reputation mechanism, specific investment and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punishment, which help to prevent the opportunism and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clusters.

Key words:institutions arrangement; industrial clusters; cooperation behavior

1 引言

产业集群是集中在特定地域的,由具有相互关联性的企业和相关机构构成的产业空间组织。通常认为,地理临近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能够限制机会主义行为,促进合作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但地理临近只是促进集群企业合作的必要条件,我们并不能先验地认为地理临近就能彻底消除集群内的信息扭曲和非理性因素。事实上,在任何一个产业集群所在区域,企业实施机会主义的危险依然存在。集群企业的合作有赖于相关的制度安排和协调机制来加以解决。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且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由于有限理性,因而交易的契约是不完全的,存在着不可预见和不可证实的状态依赖。由此,使得事前契约的激励设计不能实现最优,必须通过事后的治理来减少有限理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防止遭受机会主义的危害。企业间事后治理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第三方实施的协议;二是自我实施的协议。在第三方实施的协议中,争端需要引入第三方来解决,自我实施机制强调自律和私人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自我实施机制要优于三方实施的协议。自我实施机制内部又可以区分为正式的维护装置和非正式的维护装置两种。正式的维护装置是一种经济上的人质投资,它是通过结合交易者之间经济上的激励来控制机会主义,是经济上价值增值的最初动因。非正式的维护装置有赖于个人的信用或声誉,通过内涵一定的质量信息(如能力、资源等)来保障合作的延续[1]。集群是介于层级组织与市场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网络组织,单纯的价格机制无法胜任产业集群的治理,而集群主体间也无法实现类似于科层制的控制方式[2]。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方实施和自我实施就在维系集群企业合作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一般认为,集群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1)政府的法律法规;(2)行业协会(社团)的行规;(3)集群企业互动形成的社会资本。上述前两部分属于正式制度范畴,第三部分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在揭示集群企业的合作机制时,本文在承认正式制度所扮演的角色的同时,更加强调非正式制度安排对集群企业背叛行为的约束。

2 正式制度与集群企业的合作

2.1 政府监管与集群企业的合作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产业集群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地方政府是对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的提供者。在产业集群中,不健全的市场竞争秩序会诱发成员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之间互相欺骗,不讲信用、企业给市场提供以次充好、低质高价、假冒伪劣的产品等现象就会出现,导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冲突。地方政府作为经济运行的监督者和外部协调者,应承担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惩罚不法行为的重任,促使企业走出“囚徒困境”。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一次性博弈中,任何协议都难以得到遵守。要想走出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状态,就要选择在重复博弈框架中进行,在人数不多的集团通过“争锋相对”的博弈方法,协议可以达成也能得到执行。但却不适宜于人数过多的情况。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在人数过多时,必须借助第三方来执行协议,而在一个社会中最大的第三方就是政府,其执行的费用可以用税收的形式来收取”。

从博弈分析的角度,政府的作用就是在企业的支付矩阵上加上一个惩罚矩阵,或者在支付函数上加一个惩罚函数。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改变规则,对某些行动给以奖赏而对某些行动给以惩罚。地方政府从制度上规范集群成员的博弈环境。下文对政府在维护市场信用方面的监管作用进行博弈分析。政府监管使集群内企业间博弈的收益发生了改变,集群内企业在策略选择时就会考虑一旦失信被信用监督机关惩罚带来的损失。需要强调的是,政府监管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要使企业在交易中相信其失信行为会受到惩罚,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设计合理的惩罚措施,还应确保惩罚的可置信程度,政府应加大执法力度,切实保障法律法规的权威性。第二,政府监管机关如果在监督的同时,将不守信企业的信用记录这一信号进行高效传递,使集群内企业观察到其过去的行为,不守信者会因害怕声誉的损失而选择守信。

总之,政府在产业集群内对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成员企业进行强制性惩罚,其惩罚作用表现为在原支付矩阵加上惩罚矩阵后得到的支付矩阵,使得博弈参与人选择背叛的收益大大低于选择合作的收益,从而维护集群成员合作的稳定性与长期性。所以,政府对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的维护,能够大大降低成员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促进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3]。

2.2 行业协会与集群企业的合作

产业集群中的行业协会,主要是出于节约各个市场主体之间产生的交易成本而产生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行业协会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时,在产业集群中,企业更容易感受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更容易发展出各种专业性的行业组织。与政府不同的是,行业协会一般由企业家组成,对行业实施自我管理,能够更迅速、准确地捕捉行业信息,更了解行业需求,采取快速、准确的反应措施。比起松散的非正式网络,行业协会又拥有代表本行业的正式权威,有利于采取统一的行动。世界上很多地区的行业协会都对当地产业集群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行业协会往往会作为介于行业内企业间的第三方来监督、仲裁和执行相应的惩罚机制来约束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在面对少数企业的投机行为时,行业协会可以将企业之间的协议制度化,并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增强背叛后的损失,谁违背了协议,都会遭受惨痛损失,行业协会被赋予合作博弈“仲裁人”的角色。事实上,行业协会的成立,本身就意味着己经达成了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协议。因此行业协会的惩罚能力是影响其他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也是其能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交易双方如果自己以前没有未履行仲裁的记录,一定会在博弈之前查询对方有关记录;如果发现其交易伙伴有过曾经未履行仲裁的记录,就拒绝与之交易;如果发现其交易伙伴没有未履行裁决的记录,就选择诚实策略;当且仅当有一方选择欺骗行为时,受损失的一方就会向行业协会投诉,行业协会公正地对此事进行调查和仲裁。行业协会裁决欺骗者补偿受损者,如果惩罚数额大于欺骗者的行骗收益,受骗者的行为得不偿失。这样,成员对于不诚实交易会受到行业协会裁决和记录的惩罚的共同预期,将阻止任何交易者选择欺骗行为。比起政府治理的硬性、刚性以及行政干预色彩,行业协会在协调机制上更加灵活,在约束上更加直接,在规则制定上也更加公平和贴近企业需求;与非正式网络的人格化协调机制相比,行业协会更倾向于采取正式规则来约束会员企业。

奥尔森认为,由于搭便车的存在,会出现集体行动困境,而行业协会能较好地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对于整个集群企业而言,集群剩余的增加是一种集体理性的选择,但对于理性的企业来说,却不会主动促进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的集群剩余的增加。对于集群剩余增加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行业协会通过集体行动动力机制来克服。与奥尔森运用“选择性激励”带来的动力机制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一样,行业协会同样是通过给行业协会的成员提供“选择性激励”(包括正、负选择性激励)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4]。“选择性激励”是指对参与集体行动的人提供奖赏,而对搭便车的人给予惩罚。这些奖赏或惩罚,可以是物质方面的,也可以是声誉、尊严、社会地位等非物质方面的。比如,在行业协会中担任高级职务,得到同行企业的尊重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非集体物品,即只有集体中的特定个人或一部分人才能享用。通过非集体物品的诱惑或惩罚,可以促使对集体利益不关心的个人参与集体行动。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在地域上集中,产业上相互关联,这就使集群内企业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产生了合作激励。在行业协会的集体行动机制下,企业之间的合作成本将低于产业集群外的企业。同时,行业协会通过集体行动动力机制抵制行业内企业的“搭便车”行为,增强行业的集体谈判能力,提升整个集群的竞争力。

3 非正式制度与集群企业的合作

3.1 产业集群中的长期关系与信誉信用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信誉的载体,从而一次性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的机制。在重复的博弈过程中,企业将会重视未来预期,以长期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就会出现合作的可能,并且非正式的合约,例如文化和习俗,将大大约束投机的行为。从而这种重复博弈的机制使企业之间的信任具有了制度化的特征,并成为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以看作是一种类似于道德的一种经济资源。

社会资本诞生并且体现于民众交往网络之中,由于长期以来民众对本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社会资本逐渐演进成一种能够使人们互相信赖、并恩恩相报的经济资源。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并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人文环境因素构成了产业集群发育成长的深层次内因。企业之间凭借“信任”与“承诺”形成一种既有稳定性、又有弹性、且具有效率的合作关系。这种人文因素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各种环节,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大环境时,能做到同舟共济,及时交换市场信息,把握市场动态和商机,增强风险抵抗力,并从其他企业获得资金、技术、管理上的援助。集群内部企业在面对外来竞争时,会受竞争环境激发而产生一种共同体意识[5]。一方面每个企业都是一个独立的竞争主体;另一方面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相互依赖、休戚与共,一个成员的成功也意味着另一些成员的成功希望。这就强化了集群中企业的合作意愿,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强了他们的竞争优势。

这种相互信任的文化对维护企业协同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企业协同关系的维持则取决于对协同中的“投机取巧倾向”有效防范。投机取巧倾向是指,行为主体借助于不正当手段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动机。投机取巧倾向造成了企业间相互关系的不稳定性。在企业协同关系中它既不能用价格机制(如在市场交易关系中)也不能用权威手段(如在企业基层组织中)予以抑制和克服。所以如何有效防范投机取巧倾向就成为企业协同制造的基本问题之一。信任被认为是防范投机取巧倾向的最有效的机制。基于信任的协同不仅能降低为签订契约及监督其履行引起的交易费用,更重要的是协作者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增加投入,积极配合,以求在做得足够大的“蛋糕”上分到绝对量更大的一块。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互动使产业集群不仅成为空间集聚现象,而且是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加强动态竞争的制度安排。

3.2 专用型投资和自我实施的合约

集群内部企业是一种分工协作关系,企业只是从“生产―服务”过程中截取某些阶段从事分工活动(如制造、营销等)。因此,集群内部企业及其所从事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企业相互依赖的,企业间相互依赖的网络导致了对企业间相互作用的约束,从而产生了企业间长期的相互依赖关系。Powell[6]强调,信任形成于相互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最优的信任水平就是信任与相互依赖性适当地匹配。这里的相互依赖可能是技术上的,资源上的或者能力等其他方面。这种基于彼此利益相关的相互依赖性,使得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大大减少,企业之间的依赖性越高,则彼此之间的信任度越高。而导致企业相互依赖程度提高的原因有:(1)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如竞争者增多或替代品出现,致使市场环境恶化等,集群内部企业间相互依赖程度会提高。(2)相互的专用性。如业务上的专一性、关系性投资等。当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属于供应链上下游关系时,则企业之间建立信任要容易得多。关系性投资对信任的建立也有很大影响,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往往会利用不可撤回的关系性投资来加强彼此间的关系。

作为创新网络的产业集群要求参与者进行专用性投资,而且往往是不可回收的沉淀成本。网络参与者的不可回收的专用性投资就构成参与网络的抵押品,由此构成参与网络的可置信承诺,这样参与者就形成自我实施的单边协议,形成不断地进行这种交易的自我约束激励。而且这种不可回收的专用性投资作为抵押品,也构成了进行持续性网络参与的显示信号。这样,既起到网络参与的甄别作用,也起到了诱使其他参与者参与网络的可置信承诺。每一个参与者都形成这种自我实施的单边协议,相互激励、相互诱致,产生网络效应。私人运用不可回收的专用性投资形成可置信承诺,由此形成一个可自我实施的机制。这种扩展的自我实施就是网络效应。网络效应的制度支持就是有保障的信任,这种信任是参与者个体为了扩展利益机会,通过将不可回收的专用性资产作为抵押品而形成的可置信承诺建立起来的。

为了理解集群网络中自我实施的合约的形成过程,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7]。假定存在某种可获利的交易,任何一个企业有两种选择,进入合作交易,或不进入合作交易。企业不进入,其专用性投资的收益都假定为0。若进入交易,企业就必须进行某种专用性资产的投资k(k指这种专用性资产的价值),且k是不可收回的沉没成本;如果参与者诚实交易,也即合作,则其收益为R,R-k0(R比k大得多);相反,若不诚实或不合作,则损失为-k。用博弈的扩展型表示如图1。

图1中方括号内前面的量表示专用性资产的投资支出,后面的量表示收益,图2类似。由于R-k0是可置信的,因而是一个可自我实施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从而保证了合作的有效性。

下面我们来构造一个两个人参与的框架,来分析合作博弈是否得到保证。假定参与人1、2都各有两种选择,进入或不进入交易。若不进入交易,各自的收益都为0。若进入交易,为了简便,假定参与者1、2必须进行专用性投资都是k,k为不可收回的沉没成本。如果参与者1、2都诚实交易,则其收益各为R1、R2,R1-k>R-k,R2-k>R-k;这是因为,参与者1、2都享用了对方的免费资源。相反,若采取不诚实的机会主义行为,则各自的损失都为-k。用博弈的扩展型表示如图2。

图2方框内上面的是参与人1的支出―收益矩阵,下面的是参与人2的支出―收益矩阵。由于R1-k>R-k,R2-k>R-k都是可置信的,因而这是一个可实施的纳什均衡的合作博弈,从而交易得以实现。如果在此基础上引入第3、4、一直到n个参与者,则集群网络中的多人合作博弈就形成了。而且参与者的收益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而递增。

3.3 集体惩罚与合作

集体惩罚是指,一旦某个集群中的企业出现欺骗行为,集群内其他企业都将在下一阶段拒绝与其合作,不合作的企业将失去集群内的所有交易机会。在集群网络中,任何一个企业的机会主义成本都是很昂贵的,通过这个网络可发现机会主义的行为,而且这种信息会迅速扩散,很快破坏企业的信誉,而企业的信誉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建立的。因此,产业集群可创造强有力的障碍来阻止单个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有关特定交换关系的交易成本。

假设在产业集群企业网络中有N个相互交易的企业,他们之间频繁地发生交易,在集体制裁很容易实施的情况下,在通常的交易中大家都会按照长期形成的一种市场文化惯例(非正式制度)进行交往[8]。在相互交往博弈中,假定每个企业合作的成本每期为Ci;如果大家都合作,每个企业按照这种传统的市场文化惯例处事获得的每期收益为Bi;如果大家都耍赖不合作,每期收益为Bi-ndi(d为耍赖造成的福利损失)。在随后进行的交往博弈中,每个企业所花费的交易成本为Cs,从中可获得一定收益,其数量是其他交易企业的非递减函数Bs(n),其中n代表集群中其他企业的数量。由于在产业集群中各企业的交往是重复进行的,在集体惩罚的情况下,每个时期博弈开始时,任何一个不合作的企业都有可能被排除在本集群所进行的其他经济活动之外(在产业集群中,联合制裁比在市场上更可行,故这种威胁是可信和可以实施的)。在集群内采取欺骗和不合作的策略可能会受到集群内其他企业的长期排斥。因为在同一集群中企业间的交往博弈是重复进行的,因此,产业集群中各企业之间合作的激励相容条件可以表示为

Cs

其中δ是企业集群中企业的时间贴现率。上式说明企业间交易的成本应该小于由于采取不合作策略被驱除而牺牲的未来收益总的贴现值。

当博弈可重复进行时,由于以前采取过不合作策略的在联合制裁的环境中会受到集群中其他企业的排斥,这些企业很难再从与本集群其他企业的交往中获得好处。在这种条件下,每个企业在和本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相互交往中不欺骗的激励约束为

Ci+Cs

即Ci

在这种重复博弈的情况下,由于在产业集群中联合制裁的威胁是可信的,虽然每个企业有欺骗的动机,但在认识到欺骗后果的情况下,从而使自己的行动会符合诚信和互惠的准则。在这种准则的约束下,集群中的企业可以在一种可维系博弈信念下达到一种双赢的合作博弈。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假定,A-i代表企业i以外集群中所有其他企业决策集的乘积,令:a-i∈A-i=企业i对其他企业决策的预期(i∈N)。假定参与企业每期对其他参与企业行动决策的预期和后者实际的决策是一致的,而且每个企业该期所作决策是对本企业预期的最佳反应,也就是说,存在an∈A使得对于所有的i有

a-i=aN-i, aNi∈argmaxai∈AiUi(Φ(ai, a-i)) (4)

其中Φ(a)为后果函数,Ui为参与人的效用函数。这时我们说的行动组合aN是纳什均衡,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中任何企业单方面偏离既定策略都是不合算的,因而被选择的行动决策在企业网络内是可多方维系和自我实施的。在这里可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制裁的可信度是维持合作的关键,而产业集群恰好能够提供这些条件。

4 结论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逻辑,是制度安排决定了经济主体的行动方向。用这一命题同样可以很好地解释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合作行为。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集群中,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正式制度因素包括地方政府行为和行业协会,两者都属于第三方协调机制。地方政府在促进产业集群企业合作中的作用体现在通过改变博弈规则来监管市场秩序,行业协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因其所具有的信息提供机制、协调机制、集体行动机制,决定了它能够成为协调集群企业关系、增强集群实力的主导力量,成为众多集群企业整体利益的代表。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主要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通过信任机制、声誉机制和集体惩罚机制减少了产业集群组织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效地防止了机会主义。本文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集群都必然有竞争优势,产业集群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是那些促进集群企业合作,进而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费用、提高了产业集群的资源配置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制度安排。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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