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七”干校之滥觞

40年前，神州大地涌现一种特殊的“学校”，一批党政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等被下放到农村，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40年后的今天，不少耄耋老人在后人的陪同下重访当年被下放接受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的地方。

这种特殊学校就是“五七”干校，这些耄耋老人就是当年的“五七”战士。

“五七”干校始作俑者

1966年5月7日，主席在读了转送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的全面发动。一由此可见，“五七”指示的下达比《五一六通知》的形成还早一天，足以证明它和“”的爆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68年初春，黑龙江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提出，要按照“五七”指示的精神，办一个“五七”干校。不久，该省革委会召开第76次常委会议，批准成立柳河“五七”干校，并于5月6日正式下发了有关文件。5月7日，欢送首批学员进驻庆安县柳河。这样，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应运而生。

柳河干校共有学员504人，主要由原省直机关干部组成。他们到干校后，按照“五七”提示中“学军事”的要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伙食按部队标准每人每月12.5元，吃集体食堂。建制按工种分为农业、基建、工业、畜牧、后勤五个排。干校共耕种土地3000余亩，还发展牧、渔、副各业，并自力更生办了小型工厂。“五七”战士们白天投入紧张繁重的田间劳动，或从事基本建设、修路、养鸡喂猪等生产，晚间则以班组为单位办学习班、开讲用会，选学语录和报刊文章，联系劳动和思想实际“斗私批修”，剖析自己……

1968年5月12日，校部编印出版了《五七战报》的创刊号。不久，还组织笔杆子写出一篇万余字的调查报告，总结了柳河干校的创办情况，题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思想革命化的重要途径》。该省革委会收到后马上批转下发，同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和，后交《黑龙江日报》全文发表。9月30日，此文得到的亲笔批示。

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通讯《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文章说，干校“把活学活用思想，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头等任务来完成”，“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当时，《人民日报》在该文“编者按”中引述了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由于最新指示的公布，“五七”干校在华夏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此同时，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迅速引起高度肯定和普遍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各省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制定落实计划，坚决贯彻执行。

当时，黑龙江省召开数万人的誓师大会，宣布全省县以上革委会都要办“五七”干校。不久，全国各地大批人员赴柳河参观学习、取经。从1968年10月起，全国出现一个兴办“五七”干校的高潮。

1969年8月l 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又推出《关于如何办好“五七”干校的讨论》专栏，开篇之作便是柳河干校的专文。到1970年9月，全国前来参观的已达1300多个单位，1.8万人次。

可圈可点的全国“五七”干校现象

由于柳河这一典型的广泛影响，各地纷纷响应“五七”指示，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农村，成了干校中的“五七”战士。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均创办了“五七”干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任第一书记的和他的同事们来到河南潢川黄湖农场，和干校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担任了国务院总理的朱基，被下放到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干校长达5年；现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曾在江西奉新一机部“五七”干校劳动，度过了近3年的艰难岁月……

据有关资料，当年中央一级机关在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开办“五七”干校，知名的有江西进贤中央办公厅干校、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干校、上海奉贤干校、湖北沙洋干校等等。仅息县一地，就有铁道部、全国总工会、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中科院学部等七部委整体“落户”，形成了罕见的“五七”干校群。在学部下放的知识分子中，包括俞平伯、何其芳、顾准、钱锺书、孙冶方、吴敬琏、冯至、李健吾、卞之琳等学术名流。

许多“五七”干校成立之初，都提出了生产自给的目标，其中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干校最为典型。这是汪东兴亲自抓的全国干校示范点，地址在江西省进贤县五里垦殖场，下放干部约有1600多人，有办公厅秘书局、警卫局、中央档案馆等10多个连队。他们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的口号。1969年初春建校，当年收获水稻163万斤、籽棉4.5万斤、花生4.7万斤、养猪500口，实现了粮、油、棉、肉、菜“五自给”，并提出转年开销和工资全部自给。他们还要求学员打硬仗，打苦仗，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炼。连主席之女李讷也是普通的“五七”战士，并在干校结婚；1972年春，邓小平曾到此看望过去的老秘书王瑞林。中办干校撤销于1979年，为期12年之久。

很快，各省开办的“五七”干校有1497所。仅以河北为例，截止1969年底，全省共办100多所，其中省直5所，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的干部4.983万人。又如，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斗士张志新便是被下放在辽宁盘锦“五七”干校，她在那里开始痛苦的思索，对“”产生了强烈的质疑。

1970年12月1日至1971年1月26日，“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肯定了“五七”干校创建以来的成果，总结办校经验，要求进一步认识办干校的意义，明确发展方向，把干校长期办下去。2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报告》说，两年来，中央机关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有近90000名干部、10000名工勤人员、5000名知识青年、30000名家属，共13.5万人到干校学习和劳动。《报告》还对干校的发展方向、任务以及一些具体工作提出了意见，要求各地干校作为参照。

鄂南“向阳湖”成为干校的“文化名片”

很快，“五七”干校这个“新生事物”被一条“最高指示”推广到了全国。在遍布全国的“五七”干校中，鄂南咸宁向阳湖干校因为聚居的文化名流最多、文化人知名度更高而颇有特色，成为干校中的“文化名片”。

1969年至1974年间，原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作家、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电影工作者及家属6000余人到咸宁向阳湖接受劳动锻炼。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汇集于鄂南的一隅，人数之多、密度之高，构成了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观。被下放向阳湖的知名人士就有：冯雪峰、沈从文、冰心、郭小川、臧克家、张光年、刘继卣、范曾、刘炳森、周巍峙、陈翰伯、单士元、徐邦达、史树青、罗哲文、周汝昌等一个个响当当的“文化符号”式的人物。泱泱文化大军驻扎荆楚“南大门”，实为罕见。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文人不幸咸宁幸”。

当年，咸宁干校由中国人民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驻校军代表全面领导，下设5个大队、26个连队。文化部的各下属单位大都是被“连窝端”下放咸宁干校，可以说，在北京重要的文化机构里基本上都有当年的“向阳湖人”。在极左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文化人集中向阳湖这一点，是任何地方所不及的。

咸宁干校总部设在甘棠，先遣队于1969年4月12日到达向阳湖。1969年9月26日，第一批大队人马离京下放咸宁，12月19日，来了第二批；1970年5月18日，又下放第三批。建校之初，在咸宁高中设有中转站和子弟学校。此外，还在武昌金口、乌龙泉两地设有家属连；驻扎在汀泗桥的十三连(人民出版社)烧石灰窑，在双溪的二十六连(新华书店储运公司)挖煤。干校劳动主要是围湖造田，搞粮、油、肉、蛋“四自给”；同时搞学习与批判，有一段开展深挖“五一六”运动。一年之后，一批老弱病残约百余人转到鄂西北的丹江分校。干校初期是驻校军宣队主管，1970年6月2日，改由湖北军区军宣队接替。1974年12月底，咸宁干校被解散，合并于文化部另一所干校一原河北省静海的团泊洼(现属天津)。

由于文化人云集，在咸宁干校留下了许多逸事，种种酸甜苦辣不一而足――

无奈的事：在干校，军宣队许多做法不近人情，他们一到咸宁就称自己是“飞鸽牌”的，文化人是“永久牌”的；文化人家属寄来一点副食，他们就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收缴并展览，杀一做百；当时干校流传着许多顺口溜，如“大雨大干，小雨小干，天晴不干――搞大批判”；“五七宝，五七宝，穿得破，吃得好，每人一块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身穿破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棍，三步两跌倒”；“文化部不文化，干起活来挺泼辣”，等等。

有趣的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严文井在干校先后担任副班长、排长、连副指导员，他自嘲在咸宁“连升三级”；著名画家许麟庐在向阳湖先是放鸭，后来改为养猪、放牛，他戏称自己的“官”越做越大；中华书局一帮学者在干校生活枯燥无聊时，议论谁人“惧内”(怕老婆)，并进行排队，自发成立了“惧内协会”(简称“惧协”，与剧协偕音)。

感人的事：干校人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仍保持难得的闲情逸致，刻竹筒，编印《向阳湖诗选》，举办美术摄影展览，彰显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坦荡襟怀。长征老干部冯雪峰解放后受到不公正待遇，一直到下干校还被挨斗挨批，但他劳动任劳任怨，从不偷懒。当时尽管有的整过他的“大人物”亦遭大难，可他并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曾严辞拒绝别有用心的人要他写整过自己的人的伪证材料，表现了一个产党人的人格力量。郭小川在干校受到迫害，但他不服高压，后来从成宁转到静海干校，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秋歌》和《团泊洼的秋天》，被视为当时文坛首次唱出的叛逆之歌。

值得记载的大事：咸宁干校创办后，众多文化人得到的亲切关怀。他高瞻远瞩，指示只转干部的粮油关系，不转户口，为他们日后调回北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当年的“新生事物”成为历史名词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风靡一时的“五七”干校悄然降温，开始陆续有人回城重新工作。粉碎“”后，人们以新的眼光审视“”中“新生事物”，“五七”干校毕竟风光不再。直到1979年，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的重新确立，国务院于2月17日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干校寿终正寝，才成了历史名词。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这方面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五七”干校这段历史注定要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向阳湖文化”可谓不可多得、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2000年6月，咸宁市成立向阳湖文化研究会，这是全国唯一研究“干校文化”的群众社团，研究会编辑出版有关书报、拍摄专题片、发行纪念封、建立网站，着力打造一张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两年后，“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被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俱往矣!2008年初夏，时值柳河“五七干校”创办40年之际，柳河“五七”干校原校部负责人之一战凤翰等18位老同志回访故地，百感交集……

“五七”干校不应被人遗忘，也没有被人遗忘。它留下了对沧桑岁月的叹息，渗透了对荒唐“”的反思，愿更多的人们赶往那历史的现场呼吸!

注：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成宁市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