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摇滚乐要不要西洋化

引子：

摇滚怎么就“小众”了？

先说这么一个事儿。前些天，在笔者的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个任职某国有通讯社的朋友宣布将到伦敦分社常驻，并盛情邀请大家去英国游玩。于是席间，大家就兴高采烈地聊起了英国游，从大本钟、大英博物馆、海德公园到唐顿庄园、伦敦碗。说到伦敦碗，大家又聊起了伦敦奥运会，最后陷入到了对“英伦摇滚乐”的热烈追捧中，最后一致把因披头士（The Beatles）乐队同名专辑《Abbey Road》闻名于世的艾比路（Abbey Road）列为了No.1的必去之处。这让笔者不禁感叹摇滚乐嵌入英国文化之深和其在全球人心中的影响力。

伦敦奥运会的导演丹尼·博伊尔梦幻般的摇滚盛宴让全世界人民深切感受了英伦摇滚的风采，小成本投入毫不影响伦敦奥运会收获广泛的文化影响力。然而，在全世界的摇滚乐迷为之激动不已时，我国某电视台记者在采访导演时，却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开幕式上选择“小众化”的摇滚乐，而不是“大众化”的古典音乐？

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摇滚乐在国内“小众化”的公众认知。摇滚怎么就“小众”了？

观察：

中文歌词归隐了？

在中国，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摇滚乐发展的30年在唱作方面是一个逆变的过程，在评论和摇滚精神的大众感知方面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摇滚乐队和歌手对于作品的创作越来越趋向多元，而乐迷和评论家对摇滚乐的需求越来越趋向本土化。

摇滚乐中文歌词也曾灵光乍现

就歌词创作而言，英文创作对中国大陆60、70代的摇滚音乐人来说并不是主流。中国早期摇滚乐人大多运用中文歌词在不同层面折射着中国的文化、时代的变迁，见证着社会经济发展后中国人的思想变化，这些歌词在具有民族时代感的同时，又非常讲究表达的艺术性和文学味。这些充满妙趣的字眼儿直到现在仍烙印在众多摇滚迷的记忆里，成为经典。这不仅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这些歌词的内涵恰好与一代人的真实心境不谋而合，而且听众和乐评人在解读的过程中也赋予了其特定的文化内涵。

如崔健在《一块红布》中唱道：“那天你是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记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崔健在多次访谈中谈到，这首歌是在表达对爱情苦苦的追求，然而很多乐评人对其进行深挖，认为“一块红布”具有政治层面的暗示，其中必然有崔健对于历史与政治的深入反思，更有人提出其运用了楚辞中“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

窦唯是中国摇滚艺人在艺术形式创新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在作品《高级动物》中就以48个词语连缀的形式展开了对于人性的深入剖析：“矛盾虚伪贪婪欺骗幻想疑惑简单善变/好强无奈孤独脆弱忍让气忿复杂讨厌/嫉妒阴险争夺埋怨自私无聊变态冒险。”

郑钧在《商品时代》以一种自白式的口吻描述了消费社会的生活逻辑，商品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引发人们强烈的精神触动。

唐朝乐队歌词创作大量选取了中国历史题材并且在艺术形式上吸收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民族摇滚”创作风格。

何勇的《钟鼓楼》刻画的是一幅典型的“中国传统形象”，即北京老百姓的简单生活和改革开放后人们思想的变化及自己的疑惑等。

西方品种的copy大赛

“全程英文的尝试”最早可以追溯到黑豹乐队第一张专辑中的主打歌《Don't Break My Heart》和第二首歌《Take Care》。1998年12月，麦田守望者一首收录在摩登天空《同名合辑二》中的全英文创作的《My Sunday》横空出世，似乎预示了中国年轻摇滚乐“刀叉大军”的来势汹汹。2002年，“跳房子”在“摩登天空”发行了首张全英文创作专辑《A Wishful Way》。同年，武汉老牌朋克“生命之饼”在嚎叫唱片发表的专辑《50，000》还只有两首英文歌，到了2008年，他们在兵马司发表的专辑《十年反抗》已经有9首英文歌。与之相比，重塑雕像的权利、后海大鲨鱼、脑浊乐队、Snapline、Duck Fight Goose（鸭打鹅）更是“徒有一张黄面孔”。

“摇滚之父”崔健说过：“摇滚乐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的东西，摇滚乐最重要的东西是怎样结合你的本土意识，去融合现代的文化。”然而，我们的摇滚徒儿们都听不见了。

2005年5月，星期三旅行乐队出版专辑《Secret Mission》，摩登天空打出了“中国第一张真正的Dream Pop唱片的旗号”，乐评人邱大立认为，“这暗示着在经历了十多年西方音乐潮流熏陶后，风格全面战胜了内容，成为中国大陆新一拨摇滚乐队你追我赶的一场西方品种Copy大赛。”

音乐人&网友说法

“想唱就唱”派

华东（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主唱）：慢慢觉得用汉语唱歌不是那么合适，反而慢慢的用英语去创作更加贴合我想要的效果。我们就希望自己做出来的效果更像国外乐队的那种声音，后来我们慢慢就全是英文创作了。其实也说不上来觉得汉语不适合的原因，但就像不能用英语去唱京剧是一个道理，如果非要说一个理由我也说不清楚，就像一个外国人想要唱京剧，他还是需要用汉语来唱，也许对于摇滚乐而言，还是用英语比较合适。

乐迷黄连：有些东西是没办法用中文歌词去演唱，因为会有很多限制，但如果是英语的话就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而且如果把这些英文歌曲翻译成中文，你会觉得简单和肤浅，但是英文，就不会觉得。

乐评人爱地人：一边是听着欧美乐坛的英文歌成长，并且在音乐上借鉴和模仿，甚至很多本身就是在国外长大，或者在国外有留学背景；一边又是在电影、电视、体育、娱乐节目、社交网站这样的文体生活中，几乎用英语取代中文，成为第一语言。于是，用英语写歌，就变成了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

网友朱尔摩丝：国外很多非英语国家的乐队用英文创作，很大一部分是希望自己的音乐能融入美国和英国两大市场，这个也无可厚非，中国的摇滚乐也同样有这个尴尬。就像一支俄语乐队来中国演出，唱的都是俄语，即使音乐很棒，中国很多人也不会太感冒，所以还不如采用第三方语言。

网友小刘儿：跟京剧是中国的东西一样，摇滚乐就是他妈外国来的东西！爱唱什么唱什么，听不懂你可以骂乐队文化水平不高，也可以自我批判你英文水平不高。但和崇洋急于求成没关系，因为你玩摇滚乐，本身就是“崇洋”了。

母语保卫派

乐评人邱大立：掀起朋克、后朋、无浪潮、迷幻摇滚等各色炫目的外衣，我发现他们只是在乐此不疲地营造一股空洞乏味的气氛，而在音乐性上基本没有自己的建树，歌词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绕口令式的词语切换，更忍无可忍的是，他们甚至连变化都不肯施舍一点给可怜的乐迷，他们难道认为单调也能成为一种悬念或气质吗？

音乐人戈非：一味使用英语创作，实际上是对音乐创作的投机取巧。受到欧美音乐影响的新生代歌手全盘接受了外来音乐的同化，放弃了使用母语去消化这些音乐形式，主动或被迫地放弃了对使用母语创作的思考和探索。

乐评人内陆飞鱼：唱外语、写外语本质上是华语音乐人内心不自信的象征，是作为流行音乐弱势族群的第三世界尝试着把自己的作品向外展示却找不到认同与出口，所以形成了土洋结合、借此聊以自娱的一种轻病态征兆，内心袒露的是一种创作无能的自卑。

十三月唱片老板卢中强：用音乐类型来框定母语的创作非常荒谬，周杰伦用中了各种尝试，这些尝试都是成功的，也没看到他用英文来创作啊。

音乐人曹秦：用英文创作如果跟欧美的一模一样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做到了跟它一样，与此同时失去的却是自己的特点。

网友雨摇：在中国的音乐圈，想要达到载入史册的艺术水准，必须得解决中文歌词这个环节，唱英文是不可能做到的。

网友李松岩：用非母语演唱的音乐人充其量可以成为优秀的音乐人，成为伟大的音乐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网友混沌大魔王：爵士、死亡、朋克、哥特、后摇……国外乐手们创造了这么多风格，而中国音乐创作者们有几个能发掘自己的文化创立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音乐流派？

探究：

摇篮中的欧美乐

从模仿到创新，这是学习新事物的必然规律。但中国摇滚乐打破了这个规律。如果说受欧美摇滚乐的影响，那么老辈人和新生力量都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以崔健为代表的早期摇滚乐人，借鉴的是“甲壳虫”、菲尔·考林斯、西蒙和加芬克尔、迈克尔·杰克逊。而这个时代的唱作歌手，受到更多的则是Coldplay、Nirvana、Oasis、Radiohead等乐队及唱作人的影响。

独立音乐人崔龙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中文词弱是因为一开始我就接触英文歌，比较了解他们的世界观和表达方式，而且我大学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所以我可能比较了解西方和他们的思考方式。”

在崔健的年代，崔健之所以能成为“精神偶像”，是因为在长期压抑的环境下人们在崔健的歌中得到了解放，产生了共鸣。在文化方面相对闭塞的背景下，加上当时的英文教育有限，国人对西方摇滚乐的接触并不多，理解能力也尚未被开发，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中，中文歌曲创作更有发展空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西方文化的渗透更加面面俱到，从电影、电视剧到音乐会，从打口碟到网络的发展，英语世界的符号无处不在，年轻人都成了“地球村”村民，他们最怕被说“土”，“洋范儿”极受追捧，从这个角度上讲，唱作英文歌曲是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摇滚乐人内向发展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摇滚乐人逐渐丰富的物质条件和始终“边缘化”的内心世界也是中文摇滚乐歌词日渐衰落的原因。

从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来说，现在的摇滚乐人要比早些年的老一辈摇滚前辈富有很多。在唱片业不景气的今天，现场演出和音乐节可以说是摇滚乐队包括更多独立音乐人的救命稻草。“以前做摇滚乐的都很穷，现在音乐节井喷，乐队有饭吃了，乐队的收入每年都在增加。那些演出多的乐队，乐手的收入都不亚于北京的白领。应该说，摇滚乐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了。”李宏杰说，“至于那些巡演专业户，收入则更高，一年下来超过百万元的都有。”

物质丰厚了，精神依然空虚，甚至反叛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衰减，“痛苦的信仰”乐队手风琴手兼乐队经纪人齐静说：“现在摇滚乐被更多人接受了，乐手们挣得也比以前多了，他们享受为音乐，在路上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乐队早年的愤怒、反叛已被舒缓、温和所替代。”

中国的摇滚文化一受中国主流文化体制的压制，二受“中和之美”的主流审美观的压抑，长期以来，自信和坚持复兴中国摇滚精神的音乐人是少的，他们大都吞吐着自己的小心声，承受力非常有限。这也是中国摇滚文化始终没有内向型发展的原因。摇滚乐人的反叛标签越来越不明显。

摇滚文化的游离加上现代人人生经历和观点的异化，就像单蔚说的，“上世纪80年代，大家有一种相对统一、完整的思想观念，他们的经历和感情都很类似，所以容易引起共鸣。而如今时代变得多元，人们的经历已经很难共享，因此，要在更大范围内激起共鸣，不容易。然而这个现象很正常，受众审美趋向愈加不同，不同的摇滚音乐人代表了不同的欣赏口味，也有各自不同的追随群体。”

不同的口味和风格是发展中的必然趋势，然而不变的一定是批判的摇滚精神。汪峰始终觉得，摇滚精神不是挂在嘴上，而是根植于内心的。他心目中的摇滚精神听起来有些拗口：“别人不能说的话我来说；别人心里想的，说了没人听的话我来说；别人说了以后成为废话，或者被忽视和压制的话我来说。它永远是真话，是针尖麦芒的话，是站在风口浪尖的话，同时也是体现和代表当时社会的人们整个生存背景和生存状况的话，这是摇滚乐磨灭不掉的色彩。”

如果摇滚乐人摆脱“集体失语”的状况，并且有信心跳出自怨自艾的内心世界追求与大众产生共鸣，相信中文歌曲的创作也会越加丰富起来。

国际化概念的混淆

有网友说：“你爱怎么唱就怎么唱，用中文写，要写好词，用英文写，也要写好词，别写脑残词。如果你开发欧美市场，那最好还是写英文词，如果你开发的华语市场，那最好还是写中文词。”

确实，现在中国乐队中不乏“老外”的加入，这种文化的共融和混血，让年青一代的中国音乐人自然地接受英语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语言，音乐创作受到影响也在所难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共融是以文化自处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牛奶和咖啡相溶可以变成一杯更加美味的咖啡，但是奶精和咖啡相溶口味可就差得远了。

中国很多朋克乐队资料都如是写，乐队风格受greed day、sum41……影响，然后创作出来的歌曲确实有些所谓的“国际化”朋克的味道，很接近一些知名朋克乐队的东西了，但始终都只是接近，如果不搞创新始终也只有昙花一现。

在这一点上，日本就善于“学习并且做得更好。”日本可以挺起腰板说自己厉害的是噪音。从噪音爵士、工业Avant-Garde到电子实验等，日本有很多能让世界音乐人感到汗颜的音乐家，如阿部熏、大友良英、吉田达野等。他们出现在国外乐队的演出阵容中。

日本顶级视觉系摇滚乐月之海乐团吸引了许多外国人，为了能更好地听懂LunaSea的音乐，他们开始学日语，LunaSea每年的现场演唱会都是座无虚席。

中国摇滚乐队首先应该学会“如何创新，如何自处”，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国际化，而不是简单写写英文歌就是国际化了，国际就认可了。不是有一句话老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么？

未来：

现实从未改变&讨论从未终止？

音乐人曹秦：以后用英语创作的现象会更多，中国人用英语创作、听英语歌的趋势会愈演愈烈，有一拨人可能会演变到中文歌他们没兴趣，而创作者中文歌不会写，可能会极端到这种地步。

华东：可能接下来我会写一两首德语歌，但我应该不会考虑用中文来唱歌，除非某一天我觉得有一首中文歌我能驾驭得很好。

独立音乐人崔龙阳：在把握中文的表达方式的时候会有一些欠缺，但现在也在努力的提升，因为自己毕竟是一个中国人，需要与大家有一个共鸣。

乐评人爱地人：未来的他们，会因为过了借鉴与学习的阶段，在更随兴自然的创作基础上，慢慢渗透到脚下的大地，周遭的生活和曾经的历史，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文的运用。

黑豹：摇滚乐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坚持一个乐队的风格，让歌迷喜欢你的风格，而不应该让市场去改变自己，那就是四不像了。

对于英文歌的创作，大多数摇滚乐人依旧表现得我行我素，认为是私人的事儿，纯属爱好，不能上升为文化和民族情感。正如荷兰入Jeroen De Klorl在《第三只眼看中国摇滚》中认为的，大多数的中国摇滚乐歌词表达的是私人情感，如惶恐、希望、孤独等等。这种对中国摇滚乐所谓反叛性理解的偏差，是由文化研究者和传媒等共同完成的。这种对私有领域的保护和封闭是中国摇滚创作的一个心结。

好在还有大量的音乐制作人和少部分的摇滚歌手，愿意挺身而出，丰富中文歌词的创作，培育摇滚的本土化氛围。

正应汪峰说的：“我觉得在音乐语言上面，创新从上世纪70年代就没有了，没有一首歌、一张专辑能够超越当时的想象力。所以现在中国摇滚最重要的是不要故步自封。”

引申阅读

一选秀必有《Rolling in the Deep》

喜爱唱英文歌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摇滚乐队，唱英文歌也不仅仅局限在live现场或者专辑，音乐选秀节目现已成为“英文歌曲集中营”。不管选手们英文水平怎样，想表达什么，一首英文歌下来总没错，好似英文歌才足以更好展现音色的纯正，音准的强控和音域的宽广。乐评人内陆飞鱼说：“像在《中国好声音》这样的舞台，随便一首骚灵、爵士、放克等都能放大选手异于常人的音色，越接近原唱，越接近西洋味越能博得满堂彩。”

对于观众而言，不论尚雯婕在《我是歌手》中演唱的《Moves Like Jagger》或是那首被无数选手翻唱过的《Rolling in the Deep》都让人印象深刻。

最近一季《中国好声音》中60岁的香港选手钟伟强，再次以《Rolling in the Deep》打动汪峰评委成功晋级，并在擂台赛中与毕夏完美演绎《Hey，Jude》。

历数《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英文歌，有获得最快转身的演唱《When a man loves a woman》的金润吉，有演唱Alex Parks的《Mad World》的有“小Lady Gaga”之称的90后女生崔天琪，有反串女声挑战美国R&B天后艾丽西亚·凯斯的《Fallin'》的“男版艾丽西亚”——26岁的重庆小伙张新，还有再次翻唱一首同样被好声音学员吴莫愁演绎过的《Mercy》的重庆男孩张目。

除了好声音，《中国星力量》也有严氏姐妹《Telephone》、楚玥《Falling》、苏思蓉的《loving you》等众多英文歌亮相。评委王杰表示，选手爱选唱英文歌，希望下次可以听到她们的中文演唱。

在《中国最强音》的现场，导师罗大佑经常和其他3位导师意见相左，比如一位选手在演唱完英文歌曲后，其他3位导师和观众都认为不错，唯独罗大佑给了“NO”，罗大佑解释：“我们这是选中国最强音，我希望他唱中文歌。”

其实中国音乐选秀界在第一期《超级女声》后就引发了“靓颖现象”，很多新选手被张靓颖在演唱《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时舞台上如梦如幻的浪漫感觉捕获，随后在超女的报名比赛中也大唱外语歌曲。导演组不得不提醒选手，外语歌曲的驾驭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练习的，不但要有良好的乐感，同时咬字和发音也需要很长时间磨炼。选手一定要选择最适合自己风格的音乐，而不是刻意地模仿。

追问选手为何偏爱英文歌？网络上也引发了不少讨论。除了个别人认为英文歌高端大气上档次外，有人指出同一首歌用英文唱要比用中文唱轻松；有人吐槽这是因为观众中会听英文歌的少，好糊弄；有人认为经典的英文歌曲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翻唱都是非常普遍的，无需单拿到中国说。

本刊评论：

选秀不是模仿秀

目前，选秀节目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和强大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既是对大众的影响力，又是在专业音乐领域的影响力，整个流行音乐界的任何其他的活动都不能与之媲美。在这种情况下，选秀平台成为流行音乐的风向标，很多人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看当今是什么音乐代表者华语流行乐、华语摇滚的审美取向。

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上讲，选秀平台上唱英文歌并不同于一般的翻唱。在选秀节目中的演唱既有娱乐性也有严肃性，出于严肃性考虑，对非母语演唱的诟病也就不足为奇了。《Rolling in the Deep》也该停一停了。

怀念“摇旗呐喊”的李双泽

纵观中国包括摇滚乐在内的流行乐坛，非母语演唱总是在歌手的追捧和乐评人的批判的夹缝中生存。对这种现象的批判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台湾民谣歌手李双泽。1976年12月3日，电台DJ陶晓清在淡水文理学院组织了“西洋民谣演唱会”，轮到李双泽上场，他拿着一瓶可口可乐，没有唱歌，而是质问台下的学生：“我们在菲律宾，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美国，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现在，在台湾，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李双泽把可口可乐猛地砸在地上，“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

“可口可乐事件”是台湾本土乐人对华语流行音乐的鼎力反思，李双泽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无法唱出自己语言的歌，是无能和可耻的事。他说：“我们这一群人脑袋里的音乐词汇真被了。”

在大陆，时至今日，从没有出现过像李双泽用激烈的行为和言语支持母语演唱的年轻人，这说明什么呢？

除了形式，还要内涵

在当下对音乐的追求和理解渐渐趋向“形式化”。要“国际范儿”就学欧美的旋律和歌词，搞视觉系摇滚就学日本，对于摇滚精神的阐释甚至有些人还在荷尔蒙发泄的产物的阶段。

我们不知道那些稔熟于用外语在live现场上宣泄自己的情绪的歌手，当他们平静下来时是否还会思考西方流行乐中的摇滚精神和理想信念。当西方摇滚乐人异常激越地站在舞台上，用母语淋漓尽致并近乎疯狂地抒发感情时，台下的乐迷是幸福的，他们手舞足蹈，他们陷入狂欢，他们进入到了从形式到内涵完全自由的精神体验中。请问我们非母语演唱的同胞歌手们，你们何曾让中国的乐迷们如此疯狂和感动过？

对于流行音乐本土化的尝试，自然包括形式上的融合。学术上有这样的观点：中国摇滚乐必须摒弃原有的那些空洞乏味的歌词， 使中国的摇滚乐歌词既符合中国的文学传统，又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另外，乐队的组合必须以民间器乐为主，使中国的摇滚乐音色更加接近中国人的审美习惯。针对这样的观点，也有一些实践上的尝试，如《子日》借鉴了中国地方方言、中国戏曲成分，演唱者借鉴了戏剧念白的说唱形式而形成独特的风格；作品《门前的事》《瓷器》《乖乖的》，从歌曲的名字、配器、录音制作均具有中国民俗、民风的特点。2000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零点”乐队主唱周晓鸥成功地出演了亮丽摇滚民歌《大地飞歌》；再如在2004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摇滚乐队“黑豹”与一支200多人的交响乐队相遇，重新阐释、演绎壮族民歌《赶吁归来阿哩哩》。

找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笔者认为这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是摇滚乐文化复兴的出路。摇滚乐文化的复兴不是靠简单的元素的合并，也不是商业运作，而是靠每一个摇滚乐人对反叛精神坚韧的维护，以及对时代中丑恶现象坚持不懈地抗争。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创作的歌词具有丰富的寓意和内涵以及很强的文学性和哲理性，作为一名摇滚乐手，他把摇滚歌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摇滚乐成为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能够反映时代的表达方式。

从某种角度说，母语创作的匮乏只是摇滚乐乃至流行乐怪相的一个切入点，是单薄的中国流行乐文化的折射。人们欣赏音乐，应该首先关注自己的生活环境，而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欣赏。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觉得李双泽这段话仍然振聋发聩，那么包括中国摇滚乐在内的流行音乐界就必须反省——是时候站在这片现实的土地上将中文词汇拾拾捡捡，重新归位，找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