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赡养:老龄社会法律难题

老人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

2010年12月初的一天，72岁的孙大爷在保姆陪伴下，来到郑州市一家律师事务所，向律师求助，要求以无人赡养的名义自己的儿子。孙大爷是郑州一家事业单位的退休干部，老伴2005年因病去世，现独居。老人精神状态良好，语言表达清晰，他不索求赡养费，只要求儿子定期回家看望自己。老人说，走法律程序实在是逼不得已。

孙大爷承认，自己的儿子并不坏，经常托人给买营养品等，但老人还是坚持告儿子。老人无奈地说：“儿子赡养了我的身体，没有赡养我的精神，我更需要心灵上的关爱!”老人说，老伴因病去世后，开始一个人生活，很孤独，为此，儿子给雇了个保姆，陪着聊天、照顾生活等，女儿还隔三差五前来照看，但儿子工作忙，半年时间一共来过5次，并且每次来都是忙着接电话等，最多待半个小时就走了。

2009年7月，老人的女儿突发意外住院，老人从此享受不到女儿陪伴的天伦之乐了，失去亲人关怀后，老人觉得吃得再好、穿得再好，身边无子女照顾，晚年也是凄凉的，有时想向人说说心里话都没人。有一次老人得知：儿子送孙女学钢琴课后，没地方去就在网吧等几个小时，难道儿子真忙、真没时间吗?

其实，老人走法律程序逼儿子探望的想法源自一个电视节目。年初时，他曾看了个电视节目，一个老人住在宽敞的别墅中，有保姆照顾，但一年到头儿女都不来看望，最后抑郁自杀了，当时节目主持人就提到走法律程序、维护精神赡养权益的问题。

面对刊、大爷的状告，老人的儿子在电话中解释说，自己离婚了，生活负担很重，要带孩子，还要忙事业，为了照顾好老父亲，特意雇了保姆，感觉老人只要吃好玩好就行了，于是忽略了他的精神生活。不过，儿子还是想不通，父亲怎么能告儿子呢，他不想和父亲对簿公堂，私下劝父亲撤诉。

精神赡养成为老人新需要

所谓精神赡养，一般指在家庭生活中，赡养人履行对老人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对老人在感情、心理等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使老人从家庭中得到更多的温暖。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说，“精神赡养”的官司中，老人大多是离异或者丧偶，经济条件可以，但他们大多精神上很孤独，在诉讼请求中，他们要求子女定期前往探望或者生病时进行陪护、照料。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已超过1.6亿，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2.48亿。调查显示，目前有不少老年人存在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这其中尤以独居老人为甚，严重者甚至发生消极的自杀行为，从而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浪潮，老人们更加渴求精神赡养与亲情关怀。可是现在，很多子女往往把赡养老人理解为物质供给，忽视了精神赡养。身处异地的子女客观上不能常常来探望父母，即使与父母在同一个城市，也由于种种原因，很少有时间或心情探望老人，忽略了父母的感受。而作为父母，一般困难也不会“麻烦”儿女。渐渐地，老人们就会越发感觉亲情的疏远，心里空荡荡的，精神赡养逐渐成为老人们的新需求。

心理学专家指出，老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更需要亲情的抚慰和充实的精神生活，他们的社会活动范围相对缩小，许多人往往深居简出，封闭在家里，较少与社会交往，从而容易出现心理失衡，比如心情抑郁、惆怅孤寂、焦虑猜疑。医学研究表明，精神上的缺失比病痛可能更折磨人，如果老人得不到抚慰，没有喻快的老年生活，会导致一系列心理和生理疾病。相关调查显示，得到子女精神赡养的老人，要比没有得到精神关怀的老人更长寿。由于很多尔女疏于和老人沟通，一些老人往往在孤独中度日，渐渐出现抑郁症状。医学专家指出，无人陪伴、无人沟通、没有渠道了解社会，这是老年抑郁的致病原因之_。

还有，生活中的家庭“冷暴力”现象并不少见。比如子女以工做亡为由，几个月甚至一年不去探望独居父母，还有子女把老人常年送进养老院。面对“冷暴力”，老人主往苦不堪言投诉无门，精神痛苦不言而喻。绝大多数老人又不愿意采取行动维权，觉得子女的暴力行为是自己当初管教不严的结果，还担心丧失仅有的依靠。

一些社会学者还指出，目前，可供老年人丰富文化精神生活的方式、场所少之又少，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各地的麻将馆里老年人最多的现象。无论从社会学或肌心理学的角度看，精神方面上的慰藉都是老年人健康长寿必不可少的因素。岁月易逝，人生易去，每一位子女应对老人尽“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的义务，当老人们的企盼一次次落空，当风烛残年再难抵挡寥落惆怅时，孤独寂寞之手很可能将儿女们推上被告席。

精神赡养立法近乎空白

对老人的赡养包括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物质赡养满足老人物质生活的需要，精神赡养关注老人的精神慰藉。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有相关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并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这些规定说明，对老人的赡养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赡养，还包括精神上的赡养。

老年人对子女有一种依赖，心理敏感、脆弱，受到子女冷落，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特别是面对呈上升趋势的家庭“冷暴力”现象，有关人士称，老年人更需要法律保障，建议加强精神赡养方面的立法，将精神赡养纳入法律调整范畴，使其从道德责任“硬化”为法律义务，运用法律手段强制子女承担起照顾父母、抚慰老人的责任。比如说，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基础，在《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相关法律中增加有关精神赡养的内容，全面规定赡养扶助所包含的内容等。

现如今，“精神赡养”已成为老年人维权的新热点，为此笔者采访了法学界的一些人士。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接受采访时表示：精神赡养诉讼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精神赡养只是作出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对赡养人不履行精神赡养的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并没有明确规定。法律―方面支持了精神赡养的请求，另―方面却面临着难以执行的尴尬。审判实践中，许多老人是赢了官司，却输了情感，反而可能使双方矛盾更为激化，法院固然判决支持了其诉讼请求，但诉讼的最终目的并未实现。精神赡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慰藉，即便是强制执行，对于解决纠纷显然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目前我国使用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十多年前颁布的，当时主要关注的是物质赡养。该法第十五条规定：“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但却没有规定精神赡养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因此，面对老人日益增多的精神赡养案件，我国法律应当对此进行必要的补充，要立法解决目前存在的这种状况。

郑州大学法学博士刘静指出：当前，我国关系到精神赡养的法律不少，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继承法》等，但涉及具体细节的一部也没有。法律上“赡养”的含义包含“经济赡养”和“精神赡养”两方面，但立法义务难以界定。制定精神赡养法不难，难在执行。比如，法律上不能规定子女一个月探视父母几次，强制执行也不具可行性。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部分城市对此已有地方法规。比如北京立法要求，子女与父母同城居住的，两周之内必须看望一次，此外辽宁等地也有类似法规。

她举例说，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有关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的条款，界定较为宽泛，现实中不好操作，物质、数额好定，而对精神上的照顾、慰藉不好界定。在国外，有的国家明确规定子女要住在距离老年父母家多少公里范围内，规定要多长时间内看望父母一次，否则，就属于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这种法律的明确规定，使法庭在审理赡养案件时能更好操作。而目前在我国，精神赡养方面的法规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使得法庭在审理类似案件时，无法可依，无从处理，于是法官们只好给当事人讲讲道理，对于探望和照顾，也只能在调解前提下，让当事人达成子女探望父母的协议，但没有法律的强制约束力。

如果子女没有不管或遗弃老人，法院不能判决强制子女亲自照顾老人，只能判决子女给付赡养费，老人精神方面的空虚寂寞很难得到满足，这也说明了法律调整亲情关系的局限性，即：法律无法解决让子女实施亲自照顾父母的行为，或强制子女给予老人精神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