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的移民生活

时间:2022-07-18 03:50:09

中国留学生的移民生活

编者按:翻开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画卷,伴随着泱泱“中央帝国”坠入任人宰割的屈辱史和奋起抗争、自强不息的复兴史,中华民族形成了4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制度、文化的洪流。洋务运动中派出的百名留美学习,回国后成为了中华民族“实业救国”的中坚力量;北洋军阀时期出国留学的成千上万华夏精英,成为“驱逐鞑虏、还我中华”的民族英雄;建国后留学苏联的新中国学子,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改革开放后每年从几万到十几万人的留学大潮,开阔了国人的眼界,舒展了国人的胸襟,引进了技术、资金、管理、理念,促进了中国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步伐,居功至伟,应该大书特书。本刊从本期起,将分几期,从几个侧面,用纪实手法,把改革开放后留学生移民群体的生存发展状况,以及归国留学生群体的生存生活发展状况,进行一次全景式扫描,比较他们的成与败、得与失,以期为后来留学者之鉴。

过好生活,有成就感,这是每个留学生在离开祖国时怀里揣着的两个愿望。公费的,加上学成报效祖国的抱负;自费的,也多有学出个锦绣前程,回报家人的承载。这样的动力加上出国后对国外人文环境的感同身受,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走出校园后,经过了一番权衡比较,选择了留在异国的生活,成为每年中国流向国外数十万移民中的重要分支。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考虑移民,希望能去世界上其他国家体验生活。据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不完全统计,中国移民(包括华侨以及外籍华人)已超过3500万人,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移民群体。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共有46万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在美国定居,使在美中国大陆移民数量增长了一倍。

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奋斗,这批新移民绝大多数过上了他们追求的、甚至超出他们想象的生活,他们中的佼佼者绝对让人侧目,更多的人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也打开了一片天地,安居并乐业。当然,至今仍在为求得一块立足之地而艰辛奋斗者也不乏其人。他们满足吗?他们有遗憾吗?他们的移民足迹给后来者什么样的启示?

事业发展篇

提起改革开放后新移民中的佼佼者,可谓数不胜数。本文仅举出他们中的三位代表――阮可三、陈燕妮与王绍基,前者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赴美留学的博士后,陈燕妮是写出《告诉你一个真美国》、美国最受欢迎华文报纸著名作家,而王绍基则是把生意做到了跨欧、美、亚三大洲的成功商人。

阮可三,美国联科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旅美专家教授联合会首任会长暨董事会主席,除这两项外,还有诸如终身教授、客座教授、理事、顾问等30多个头衔,被誉为“中美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使者”。

1981年,将近40岁的阮可三告别家人朋友,怀揣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颁发的第一批硕士学位证书和仅有的30美元,来到美国纽约的爱因斯坦医学院分子生物学系报到,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一员。

1987年,阮可三继续在爱因斯坦医学院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1989年开始攻读博士后,专业确定为肿瘤免疫及分子遗传学。在美国著名的肿瘤免疫专家、美国总统艾滋病委员会顾问Frank lilly教授的指导下,他们在红细胞白血病病毒疫苗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获得美国国家卫生部和国家癌症研究所进步研究奖。回顾这段历史,阮可三陷入了淡定而沉沉的回忆:

我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国内做了几年的医生。1978年我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

我在国内拿了硕士学位,后来到了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又做了博士后,以后又当了教授。因为去的比较早,当时就成立了一个学生会,叫做大纽约地区学生学者联谊总会,我是创始人之一。我们把各个学校的留学生组织起来,相互帮助,维护共同权益,到飞机上接个人,有什么事互相照应一下。现在这个组织发展到30几个大专院校、3万多留学生,目前是美东地区最大的留学生团体。

1992年之后,国内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因为国内当时非常需要我们参与到海内外的一些科技、政策方面的合作发展,因此我们成立了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我本人是协会的章程起草人,最主要的发起人之一。

协会成立之后,我当时想,我们来自大陆的留学生慢慢要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可以对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起到很好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跟国际上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因此我们成立了中国旅美专家教授联合会。我们的会员有各界的专家、教授,基本上做到专业人士、老板这级,在学校里面要做到助理教授以上,在公司里面要做到主管,另外还有一些医生、医学家、教授、律师等。成立之后,我就担任了这个联合会的主席。

我觉得海外留学人员作为民间大使,一方面发展自己的事业,另外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让海外了解我们国内的发展。

阮可三说,“海外学人如果不把学之所成和祖国的现代化事业相结合,不能为祖国办实事,作贡献,那么在国外的学术和物质成就只能属于个人,与祖国的伟大事业相比,其价值就会显得很小很小”。

在这个信念的激励下,在美20多年的时间里,阮可三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来组织旅美学人为国服务。1999年,他组织旅美专家成立了以中国旅美专家教授联合会为背景,致力于发展当今前沿高新技术产业和以各种方式与中国开展项目合作、向国内引进高科技项目的美国联科集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他先后受聘担任多个省、市人民政府、部级人民团体、部级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留学生创业园顾问等职;在美无偿组织和接待国家、地方各类赴美代表团,组织各类旅美学人活动百余次,为中国现代化和制定海外留学生政策、培养人才等重大事项提出许多有益建议;赤忱为国,身体力行,受到国务院侨办、全国政协、国家人事部等国家领导部门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陈燕妮,1988年赴美,曾任美国《美东时报》记者,美国中文电视台记者,现为《美洲文汇周刊》总裁。出版过畅销书《告诉你一个真美国》、《陈燕妮:纽约意识》、《遭遇美国:五十个中国人的美国经历》、《陈燕妮:再回纽约》、《粉红通知》、《美国之后》及《陈燕妮:洛杉矶已久》等。

与阮可三不同的是,陈燕妮是自费来到美国的。自然也经历了初到美国时所面临的经济窘迫,她曾经给一份英文报社送过报纸,整个送报过程需要几个小时,所有沉重的报纸托在两只手上,在曼哈顿的大楼中上下来回穿梭,而工资只有17美元。“当时自己手里如果有20美元都会一溜烟地跑到银行去存一下,生怕弄丢了。也时常为坐地铁要花去一个美元而感到心疼。”陈燕妮的追忆很是感慨。

当记者时,她是那份周报里惟一的一个新闻记者,一个人包揽所有大小16个版面的文字写作。在第一本书《告诉你一个真美国》出版之后,她移居洛杉矶,创办了自己的报纸《美洲文汇周刊》。

如今《美洲文汇周刊》风行全美国,可以说是在美国的中国移民最爱看的一张报纸。从美国的东部到西部,从 纽约到辛辛那提,从西雅图、休斯顿到芝加哥,到处都能看到《美洲文汇周刊》的踪影,这些地区的很多超级市场、书店、录像带租赁店、华人的文化机构里都有《美洲文汇周刊》的大量发行,88个版面的厚度(广告太多)不得不靠订书钉来装订,它的可读性使得无数人成为它的忠实读者,对它好评如潮。

有位从大陆去的记者目睹了陈燕妮一天的工作状况:她接了33个电话,看了8个版面的稿件,还安排了一个业务人员面谈。她的办公室内放着很多台电视机,每个电视机都全天播放着节目。除此之外她还收听着两个广播电台的广播。在她硕大的办公室一侧堆积着小山一般的各类报纸杂志。应该说,陈燕妮从创办报纸开始,十几年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出国之后,我真的觉得人能够自选环境来之不易,因此,我相当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环境。我基本上是在利用别人睡觉的时间来写作。”

陈燕妮说:“我觉得全世界最难的工作之一就是移民在海外办报刊,说实话,海外的中文等非主流媒体其实活在社会的边缘,一方面它受到移民们的需要,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主流媒体那么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国内的同行是不能体会到在美国做一份中文媒体的辛酸的。从经营的角度来说,限于人力的昂贵、新闻纸价格的飞涨,移民报纸经营之困难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

“如今国内的各种媒体已经进入美国,中文文化载体的竞争也相当激烈,比如我所居住的洛杉矶,全美以洛杉矶为总部地点的中文平面媒体就达50家之多。更不要说中文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各种中文媒体的大量进入,全部加起来,媒体数量几乎上百。”

话是这么说,如今的陈燕妮在美国的状态早已如鱼得水。她现住在由自己设计而建成的占地900平米的大house里,咖啡色的外墙和有两层楼高的黑色铁艺大门将豪华与美丽集为一体,三层的大宅里有电梯上下,明式家具、雕花图案与欧美顶级名牌的皮沙发争相媲美,中西合璧的陈设使得整个房子透露出一种文化的味道。早在多年前,陈燕妮就曾为结婚纪念日实在想不出让老公送什么嗟叹“曾经想要的东西现在几乎全有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人圈里,陈燕妮的口碑和她的报纸一样好。有人说,她家里的宾客可以连续一年请过来,每次三、四十人,次次人不同。这源于她真诚亲善的待人和不计回报的天性。

王绍基,自幼喜欢音乐,1975年被保送进音乐学院。1985年,王绍基来到西班牙,曾在地铁站拉过小提琴。1991年,他在西班牙成立了大西洋公司,后组建三E集团。现在是西中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执行主席、三E集团董事长、西班牙华文报纸《欧华报》和西文报《东方周刊》的创办人、中国政协第十届一次会议海外列席代表。

初到西班牙时,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到餐馆洗碗。一日劳累后给家人打电话,家里人告诉他,几分钟之前电视里正好在播放他在最近的一次大赛里的镜头。在那次大赛中,他曾一举夺得全市指挥第一名。这对他触动很大,于是他决心向西班牙乐坛进军。

走出餐馆进军音乐界,他胸有成竹。于是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仅用18个月的时间,就读完了西班牙语三年的课程。在这期间,他曾多次和西班牙的几个音乐团体合作。经过了几次实践,他发现,这里音乐家的生活比国内要艰难得多,于是他毅然离开西班牙音乐界。

1991年,王绍基自己注册“大西洋个人责任公司”。新公司第一个项目,就取得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会标在全球头上用品(如帽子、发夹等)中的广告经营权。经过不懈努力,这个项目取得了圆满成功。以3000美元和一个商标起家的大西洋个人责任公司,进而发展成为大西洋股份有限公司,7年后组建了3E集团。

经过精心的经营,公司业绩蒸蒸日上。1997年,公司全年运作两亿美元而无不良记录,获得了国际银行组织授予的“比埃帝国际信誉金星奖”,为华人争得了荣誉。

现在,3E集团旗下有近十家股份公司,涉及物流、机械工程、媒体等多个领域,横跨亚、欧、美三个大洲。

安居乐业篇

虽然不是所有的新移民都能有以上三人那样的成就和幸运,但是,赶上了克林顿和小布什两届连任政府十几年的经济繁荣,在完成了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之后,一个稳定的工作,就代表着一份可观的收入。

华人新移民尽管多数的职业是当地人不那么抢手的,比如大学里的教师、硅谷里的编程人员等,但是,你必须承认,有了这样的职业,就有了新移民在那里稳定生活的保障,这是很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奖学金出国留学人员的当前生存写照。尽管与本土中产阶级相比,他们时常也会生出“二等”境遇的感受,但在去年由次贷而生的金融危机席卷而来之际,新移民也会庆幸自己恰是由于处在偏于峰谷位置而较少经受冲击。关于他们的生活现状,从他们博客中的自述就能观斑见豹。

美国的中国老板都是工作狂

(水影儿的博客在“漂圈”里是颇有人气的)

我家邻居住着一位在美国大学任职的中国教授。此人来美多年,在当地华人社区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凝聚力。

有一天傍晚,我在小区陪俺家小朋友闲玩儿的时候,偶遇他和太太正在散步。

“想不想跳槽啊”。他向我走来,直奔主题。

他向我推荐的是一位刚来此地就职的华人教授STEVEN。STEVEN毕业于国内外名校,来美国也有一定的年头了。但他初来这个城市,人生地不熟,很想雇用一位在本地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来帮助他从零开始建立起实验室。

“帮帮忙吧,STEVEN人很不错的,课题也很好”。我的邻居这样向我说道。

真巧,那段期间,我自己的题目进展不顺,基本要走进了死胡同。我也确实在留意着合适的机会。听他这么一说,我几乎没怎么思考,就答应了。

上班的第一天,STEVEN就向我提出了要求:我们要在一个月后,不仅要让这里运转起来,而且还要开始出数据。

天哪,这简直是深圳速度。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工作状态。

我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美国各大公司推销员赠送的产品目录和从网上查到的各种比价资料。我圈圈划划加上不断地请示汇报,最后,我以的速度,把所有的订单都送了出去。

“一个月后出数据。”

一想起这个,我几乎片刻都不敢休息。于是,在等药品试剂期间,我开始着手研究我们要常用的实验方法。偶尔,我也会去端详那几台还没有原材料的机器。对了,差点儿忘了说,我还要经常给厂家打电话,让他们安排来人调试机器,现场演示机器说明。另外,每隔一天,我还要去动物房看看那些被变种的小老鼠们是否还依然健在。每天,光是处理这些杂事,我就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候,我刚想坐下来喘口气读点儿文献时,STEVEN又开始说话了:“你能不能去趟图书馆,给我复印几篇文章再借本书回来?”。

那时,我在国内听过一句话:“领导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把这话用在这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咱啥都别说了, 一路小跑直奔图书馆去吧。

就这样,经过一些准备工作,实验室开张了。“一个月后出数据”也终于变成了现实。

不过,这时候,我家里的领导开始说话了:“你现在怎么比咱邻居的那位教授回来得还要晚啊?”是啊,我也感觉到了,自从给这位中国老板打工以后,每天我至少要比以前多干两小时,而且还是高强度的。“高”处不胜寒,要是因此亏待了家里的小朋友,那是不行的。

就这样,在我任职三个月时,我再次跳槽。

其实,STEVEN这人还是很不错的。我离开他实验室那天,我们还一起出去吃饭话别。他初建实验室,肯定需要大家玩儿命地干。这样的工作强度,只是不适合我而已。

不管怎么说,在美国任职的华人教授,都是当年留学生中的精英。做为少数族裔教授,在拿到终身教授职位前,他们不玩儿命干,不行啊。

纽约的日子怎么过

(陈九写于去年年初)

我一家四口,俩大人俩孩子,住在纽约市皇后区。我们属上班族,是个典型的移民家庭。我每月工资上交,花钱找老板要。我家老板过去还好,一要她就给,可这些年不行了,话多。我想买新式数码相机,老板就没批,嘟嘟囔囔地,尼康怎么这么贵呀,数码相机也要上千?原先我家周末不起火,出去吃。辛苦一周应该享受享受。现在也不灵了,我一说出去吃老板就说,哎呀,我都做了,外面东西不干净,哪能跟家里比。嘿,我这爆脾气,你还让不让人活了,存钱干啥,给娘家买房?

就这句,老板哭了,闷儿闷儿地哭。

那晚,老板让我坐下。他爸,坐下,咱俩说说话儿。我疑惑,咋回事这是,搞得还挺正规?肯定要跟我摊牌!想到此我两腿发软,忙说,老板啊,这两天我正琢磨给你爹妈在国内买个房,老人也不容易,儿女大了都飞走了……没等我忽悠完,老板严肃地说,他爸,别跟我瞎搅合,我还不知道你小子,给我坐下。说着,她亮出一张家里的每月开支清单:

月收入:$9000.00(以美元计,下同)

减去如下月支出:(括号内容为本人所加)

所得税预扣:$2200.00(美国是先扣税,报税时多退少补)

医保自付额:$300.00(公司提供医保,本人须付部分费用)

房屋按揭:$2500.00(购房贷款月付)

地产税:$400.00(拥有房屋须付地产税)

房屋保险:$100.00

水电费:$400.00

交通费:$300.00(地铁和通勤火车票)

汽车月付:$350.00(仅一辆汽车的租赁月付款)

汽车保险:$120.00

汽油费:$240.00

电话费:$100.00

手机费:$150.00

电视费:$100.00(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加上网服务)

孩子校车费:$240.00(纽约市中学校车需自付费,但可以不乘。)

孩子中文课:$200.00

支出共计:$7700.00

余:$1300.00(这就是全家吃穿用的钱)

我一看清单,傻了。怀疑地问,咱家年收入10多万,远远高于纽约市都会区的平均家庭收入7万5千美元,怎么就过这日子?你以为过什么日子,每笔账都有单据,要不要给你看看?老板沉着应对。那也不对呀,以前你怎么没这么卡我?以前,你知道这些年汽油涨了多少,地产税涨多少,医保涨多少,水电费涨多少,交通费涨多少,什么都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每年几千亿的开销,还不都靠涨税涨价来。

我还跟你说,咱得认万幸,幸亏那时买了房,要现在呀,说到这儿,老板狠瞪我一眼。这是因为当年她要买房,我嫌麻烦不想买。老板真不含糊,没再跟我废话,自己就把房子拿下了。我问她干嘛去了,风风火火的?她说,买个房。听口气就像买了颗白菜。什么,买房?我刚想发作,这么大事也不跟兄弟商量。后来一想,买都买了,说什么也晚了。就为这,老板刚才瞪我。现在的房价是当年的三倍,我们这栋房子当时买30万,现在要八、九十万,那时,若没买,现在绝对买不起。也就是说,加上购房因素,纽约现在年收入达20万以上者,才等于当年七、八万的水平。

你呀,也该识识人间烟火了。老板说,你知道白菜多少钱一磅?鸡蛋多少钱一打儿吗?我摇摇头。来,我挑几样日常东西给你看看,心里有点儿数。说着她随手划拉出个表。

纽约日常用品价格比较:

现在:三年前:

汽油:$3.50/加仑

汽油:$2.00/加仑,

牛奶:$4.50/加仑

牛奶:$2.20/加仑,

果汁:$3.50/半加仑

果汁:$2.00/半加仑

鸡蛋:$3.00/打

鸡蛋:$1.00/打

“打住打住”,老板还要往下写,被我叫停。居然涨这么多,难怪你手越来越紧,这可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来美20多年,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老板坚定地说。计划着花呗,我们比很多家庭强多了,别人能过咱也能过,再怎么也得把两个孩子供出来。

从那天起我开始带午饭,不买着吃了。生日前一天,老板问,想要什么礼物?我忙说,不要,什么都不要。咱攒点儿钱还是给你爹妈在国内买个房,他们年纪大了,现在住的房没电梯,上下楼不方便。老板瞥了我一眼,没吭声。

第二天是周末,我睡到三竿才起。睁眼只见个眼前有个纸盒子。定睛一看,哇,这不是台新式数码相机吗,上千那种。老板,老板,老板那那那……

家里没人,老板带孩子上中文课去了。

康桥月影:我在墨尔本的真实生活

先生和我是大学同学,93年毕业。我先生98年7月来澳洲的Perth读硕士,我和孩子在北京。2000年8月31日先生学生签证到期前一天,我们的移民签证批下来了,10月底我们全家抵达Perth。

应该说刚到澳洲还是比较高兴的,兴奋持续了约一周。

2000年圣诞节前,我飞到墨尔本参加面试,并得到offer,是一家跨国电信公司,每年底薪A$57000,奖金10%,并且公司出A$3000的搬家费。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很幸运,因为澳洲工作难找,工资低,新毕业的硕士好多都不到40000一年。说实话我没有特别高兴,因为我在北京时在另一家跨国电信公司做同样的工作,拿到手的钱差不多一月1万人民币,而且很轻松。大部分工作都用来想老公,考IELTS,上网查移民消息,给大使馆打电话了。

就这样,我们搬到了墨尔本,先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也找到一个编程序的活,每年A$60000,后来长到A$65000。今年7月,我失业,先生工作还较稳定。

我们于2002年1月买了一栋30万澳元的房子,相当于国内的三室两厅,两个车位,整个房子加院子约650-750平方米。国外的房子价钱不是按面积算的,大多是按各买方争报的拍卖定价。很可能差不多的两个房,差不多时间卖,会差出10万澳元。我们的房子因为地的形状不规则,也就量个大概面积。房子是老房子,位置是较好的区,这个房子是好区里的坏房子,不过是我们能出得起的最高限了。各种税付了13000澳元,(本来是2万澳元,政府出7000给 第一次买房的人,可见资本主义的福利是多么的虚伪)。贷款额高达88%。

两个人都工作时,钱还够花。现在只有先生一人工作,就有些难了。当然我在家也省了不少钱,比如Child Care(给5岁以下小孩),每周180澳元,政府给补20澳元。这里的小学9:00am-3:30pm,如果要在上学前,放学后让人看着,一周90澳元,政府给补10澳元。

收支算下来,我们月余120澳元,还不错。还有一些钱不好归类。反正月月赤字。没有娱乐,我到澳洲两年,买衣服不超过A$300,除非实在需要。没买过化妆品,只剪过一次发。陪儿子看过4场电影。我就是这样从一个外企小姐改造成一个天天算钱的黄脸婆。

可能你会说我不丢工作就好了,实际上丢工作我一点也不后悔,设备落后,办公环境恶劣,人际关系复杂,马屁精成堆。这洋罪可不是好受的。工作时花销更大,也没特别宽裕,不过好歹置办下点必需品,像电器,除草机,一些最基本的家具。

这就是我在澳洲令人羡慕的生活。我不想回家探亲,一来没钱,二来怕说露了,把实话露出来,不遭人待见。我还有个一心想来澳洲的姐姐。

说实话,如果像我姐,在中国挣1000rmb/月,合200澳元,就想来澳洲做工厂工。她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家领救济的也过得很好。随便说一下,单亲妈妈带一个孩子,在移民两年后可以领到300澳元一周。不失一种活法。还有一-个常有的问题是,大家都说海外不好,干吗还都呆那儿。事实是如此,我在澳洲认识上百个中国人,年龄40之下的,特别是近期技术移民的,没一个说澳洲好,但确实没人回去。以我个人的原因看,主要有三点:1、移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两年的夫妻分离,两年的盼望,很大一笔钱。2、回去也要从头开始,我现在回去,别说1万人民币一个月,5千都没人要。3、年龄大了,动不了了。还有孩子,我并不认为澳洲适合孩子发展,他的孤独寂寞感也满强的,但回去也要重新适应。所以明年我要去墨尔本大学读master byresearch,以期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亲情无奈篇

子孙满堂,儿女绕膝,共享天伦之乐,是每个中国老人最憧憬的理想生活。没有不心疼儿女的父母,也没有不依恋父母的儿女,但在留学和移民的热潮中,一度分离成了父母与儿女之间生活的常态,往往是第三代的降临才给了他们再相聚的理由或契机。从他们父母的口中得知,相聚中有美好,也有无奈。

年已六旬的任老师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教了一辈子化学,她的丈夫是某大学的化学教授,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他们的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后陆续去了美国,现在都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老两口曾经为了照顾外孙,六次到美国探亲。当问及女儿将来是否会回国发展时,任老师苦笑着说:“她们肯定都不回来了。大女婿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了,在一家医院做麻醉师,年薪能拿到30多万。大女儿觉得在国内发展受到阻碍,而在美国人际关系简单,老板也喜欢她。”

任老师夫妇每次到美国探亲都要住上3个月到半年,他们平时的业余生活就是到社区领免费的中文报纸拿回家看,或者看看电视里的中文频道。周末跟着女儿女婿到朋友家吃饭,最主要的还是照看未成年的外孙。大女儿在美国已经待了近20年,母女之间有时候也会因为一些观念上的差异产生矛盾,甚至很激烈。比如在是否让外孙学习中文的问题上,母亲认为孩子有学习语言的天赋,孩子在国内期间已经可以写出不错的小短文了,可是女儿不愿意让孩子学中文,任老师觉得,女儿可能是不希望儿子将来回国发展,所以觉得学了中文用处也不大。

一次有个机会,小女儿所在的生物公司要在北京上地开分公司,希望她回国工作。本来事情已经要敲定了,这个消息令做父母的万分惊喜。但小女儿的公司并不能担保她将来还能再回到美国公司总部,而且如果她回国工作就不能保证她将来在美国的养老金。再三权衡利弊,她还是放弃了回国的机会,父母只是空欢喜一场。

有这么一对老夫妻,应在美奋斗20年,已融入美国西海岸某大城市主流社会的儿子的请求,到美国帮助照顾刚出世的小孙子。开始还好,不料一年以后发现老夫妻中的丈夫患了癌症。老人是到美国探亲的,没有医疗保险,在美治疗将会非常昂贵,再加上老人在国内有医疗保险,无奈将父亲送上了回国的飞机,母亲则留在美国继续照顾孙子。父亲回国治病无人照料,直到去世老伴也没能回来。几年后,孙子在渐渐长大,不再需要看管,而老太太年岁已大,生活逐渐不能自理。回国吧,国内没有一个亲人;在美国,儿子和儿媳忙于自己的事情无暇照料她,于是一句英语不会的老太太被送进了社区养老院,最后在孤寂中离世。

因为工作薪水、子女教育、退休福利、医疗条件、生活自由、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吸引了无数华人选择海外生活,享受居住国的各种优厚的待遇。但是,非母语文化的生存环境,旧时候的朋友不在身边,新结交的朋友又多以互相满足经济利益为互动前提,使得新移民们很难有甚至几乎没有对居住国的参与感和精神上的满足感。

有人估计,约有六分之一的新移民能够进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及高科技领域,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自己的事业发展中和中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也有一个这样的海外华人圈,这个圈几乎是隐形的。他们或许不经常一起吃饭喝酒,不彼此打听也不谈信仰,但谁失业了,圈里的人互相转告,一旦在职的人公司有职位空缺,马上把失业者的简历送过去,不需要感恩戴德,而是很平和地说,大家找口饭吃;他们经常互通生活信息,哪里有便宜的东西,谁买电器回家发现少了一个零件;今天在哪里吃饭,车窗被人砸坏了,大家晚上停车尽量停在路灯下,贵重点的东西别放在车里;谁最近回国,可以帮忙带点东西给家人……彼此不影响别人的生活,但又有一条无形的链子,把每个人都拴在一起,共同应对漂洋过海的漫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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