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语文教育变革的动因分析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没有单独设科，是一种经、史、哲熔一炉的“大语文教育”，经过三千多年的实践和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初步形成了包括教育目的、内容、原则、方法、考试方式等在内的一整套语文教育理论体系，尽管属于经验和直观型的，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但由于比较符合汉语言学习的特点和规律，所以在识字、写字、阅读、写作、语言考试等方面取得较大的进步。但是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是传统语文教育重视思想教育本无可厚非，然而，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正统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儒家正统观念的两个重心是“忠君”和“克己”，统治阶级用语文这个工具来宣传、教化臣民，使其既忠又孝，以达到“愚民”的境地。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这种“道义”在传统语文教育中更具有主流的地位，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其目的也只是为了维护封建礼制和封建秩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二是传统语文教育是文言文一统天下的片面的语文教育，很少或者根本不重视口头语言的教学。这是由于“书面语脱离口头语言而长期停滞、长期僵化”的结果。三是教学上，教师更多采用讲书和让学生背书的方法。长期以来，呆板而僵化的教学模式致使学生缺乏自觉学习和勤于思考的习惯，严重地阻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受到西方科学观念和现代教育理念的挑战，使其自身发生重大变革，逐步朝着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现代语文教育方向转变。

一、传统教育的自身缺陷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

以儒家教育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教育有天人合一、政教合一、文道结合、师道尊严等基本特征，其培养目标是造就一批“学而优则仕”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传统教育的价值观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注重对“人”的教育而轻视对“物”的教育。在这种教育背景下，“中国虽不乏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但此类知识仅限于私人授受却没有进入课堂的机会，亦未获得‘形式化’的发展。因而，‘科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始终停留在直觉层面和经验主义的水平上未得独立和弘扬”[1]。这种伦理型教育的畸形发展是以科学教育的萎靡为代价的。中国科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发育，然而由于重农轻商等思想观念的影响，致使科学教育发展缓慢，多停留在实用的经验的层面而没有发展成一种系统的科学教育学说。传统教育只注重伦理道德的教化，发达了伦理文化而忽略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中国教育中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失落。

总体而言，我国传统教育对于封闭的、非机械化的农业文明有很多合理性，但是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来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大因素，缺失了科学内涵的以伦理教化为主的传统教育在近代西方文明面前，必然会产生危机感。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的爆发，惊醒了晚清朝野的上下，也惊醒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和文化。作为传播封建思想、伦理道德的工具——传统语文教育理所当然受到新思想、新观念的批判。传统语文教育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加速了变革的趋势，主要体现在科学的话语对白话的技术化洗礼，使得以文言为学习载体的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白话逐步发展成为语文学习的重要载体。从表现方式来看，科学论文的公式和图表无法用竖排及无标点符号的方式表现，所以必须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从语文知识来看，过去的内容与现代科学精神不合，必然会产生新的语法修辞知识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从语文学科目标设置来看，由于科学观的介入，使得目标设置由片面到具体，由笼统到详细，更加符合现代社会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从语文学习内容来看，一些反映自然和科学常识的文章被吸收到语文教材中来，成为学生了解现代科学的一个窗口；从语文教学方法来看，严密的、高效的科学方法的产生，必然会促使只重“背诵”、“领悟”、“揣摩”、“抄书”的传统方法发生重大变革；从考试技术上看，科学的测验、实验方法的运用，使得传统的考试方法得以改造和发展。

二、现代教育的深入发展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

清朝末年，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威胁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传统教育已无法适应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需要。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地位，晚清政府采取了“废科举，兴新学”的举措。百日维新期间，全国各省大力兴办新式中小学堂，并把各省、府、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高等、中等、初等学堂，还鼓励华侨兴办学堂。以学习西方科学为主体的新式学堂发展得十分迅猛，据统计仅在“1895~1899年，全国共兴办学堂约154所，其中1895年3所，1896年14所，1897年17所，1898年5月以前14所，期间106所，估计全盛时期学生总数达到万人”[2]。科举制度的废除之后，各新式中小学堂大都开设了语文科，然而普遍存在着奖励出身、忠君、尊孔等腐朽的做法，在新旧教育体制的交互碰撞下，兴办实业和办实学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可以说，“制度的改变总比思想的改变要容易得多。我国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清朝末年就消亡了，但是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仍有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残存下来”[3]，影响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因此，转变观念，完备教育体制，改善教育结构和布局，已成为民国初年接受西方科学观念的学者（如蔡元培、黄炎培等）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在积极介绍西方教育理论、观念、制度和方法的同时，提出了改革传统教育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育主张，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然而，就传统语文教育而言，早已沦为封建科举制度的附庸，重书面语轻口语，重文言轻白话，严重脱离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阻碍着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与科举制度一样成为“空疏无用、禁锢人才”的批判对象。在批判和声讨之中，传统语文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比如，1912~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令，以及“壬子”学制的补充和修订文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制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废除了“读经讲经”科，把“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两科统称为“国文”，这是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第一个正式的语文名称。该学制使中国教育现代化又有了新的进展。教育性质的改变，教育观念的更新，推动着语文教育稳步向前发展，开始确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目标，并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这标志着现代教育的巨大胜利，语文学科由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三、现代语文改革运动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

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的是白话，写的、读的却是文言。由于文言难学，所以文化教育长期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广大劳动人民也只能处于不会读、不会写、没有文化的愚昧状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科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许多进步的革新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都希望拥有最有利于表达和交流的语言工具，而文言文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是面向过去的，远离现实生活的，是不利于学习和掌握的，因此，成了被严重抨击的对象。人们希望自己所学所用的语言文字应该是易读、易记、易写，其内容也应该是实用、高效的，而这些要求都不是古奥死板的文言文所具备的，所以使用以口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白话文就成了人们的追求。经过太平天国时期发起的语文改革运动对“俗语”的提倡及爱国志士对文言文的“空疏无用”的批判之后，19世纪末一场现代白话文运动首先在资产阶级改革派中掀起，“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达到高潮。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开展，以文言文为标志的传统语文教育受到严峻的挑战。白话文很快为广大民众所接受，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小学率先实行国语和白话文教学。小学国语教科书逐步全部使用白话文编写；初中国文教科书在实践中不断进展，与文言文所占比例相比，白话文最终占据了大半“江山”；在一些版本的高中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约占五分之一左右。现代汉语修辞、语法及各种语文知识开始在语文教学中穿插学习，白话文阅读和写作日益受到重视，文言文的学习难度大大降低，即便是高中也仅要求能读平易的古书即可，高中作文有专作文言文而改为文白兼作或文体不限。尤为值得强调的是口头语言的学习从无到有，听说能力训练开始在语文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打破了传统语文教育只重书面读写而轻视口头表达、只重文言而轻视白话的局面。学习普通语言文字，提高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以应付社会和生活的需要，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语文教育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得到加强。总之，在现代语文改革运动的冲击下，20世纪早期的语文教育在革新传统语文教育基础上，日渐走上现代化、实用化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杨玉宝.论传统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

[2]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3] 徐梓.总序.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