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要素作用过程解析及启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断上升的同时也呈现出各地区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巨大差异性,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和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区域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要素流动是区域差距形成与扩大的直接原因

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所以要素流动主要是指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的流动。三者在因果链关系上是承前启后的关系:资本的非均衡性流动导致的劳动力流动,才使得要素产生了积聚效应,最终导致区域性差距出现并扩大。

(一)资本的非均衡性流动是区域差距形成的动力源

境外资本是改革初期全要素中的主要成分,为经济发展准备了条件。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全要素中,资本是最稀缺的资源,因此其边际回报率比土地和劳动力的回报率高,必然导致了外资向我国大规模集聚。此外,由于东部地区率先改革,解除了制度性束缚,占据了经济发展先机,为外资流向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出现,这种外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反过来又加剧了外资向东部地区集聚。从分工的角度来看,这种前期资本的投入状况也会进一步加剧各自的比较优势,即东部更多地依赖于制度、技术和资本,而西部则更多依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进一步形成了资本流向的锁定。

(二)资本与劳动力由互补关系向替代关系转变

要素流动中资本流动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比较复杂,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从互补关系到替代关系的转变。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实现经济的发展,进而实现了初期原始资本的集聚。在发展的初期,这种资本集聚与劳动力的集聚是呈正相关效应的,资本的集聚为更多的规模化生产和劳动力利用创造了条件。这一过程资本与劳动力是互补的关系。

第二阶段,当产业层次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性需求越来越强烈,资本与劳动力的互补关系逐步转向替代关系,也就是产业资本化程度的提高,将逐步减少产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这也就是造成近10年来东部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随着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输出,资本以工资的方式反方向流入中西部地区,这种资本的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西部地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东部地区在前期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正汰效应,其在产业发展中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西部地区资本向东部地区的倒流。

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入。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在政策上经历了一个从限制到放松的过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随着农民增收愿望强烈,加上政府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农村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1992―1998年,平均每年转移468万人左右;1998年以后,伴随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步伐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又开始大幅增加,1998―2004年年均转移380万人,年均增长4%。2001―2004年间,农村外出劳动力以每年500万左右的速度增长,2005年以来增长更加迅猛。

与“农民工进城”并存的是高层次人才在发达地区集聚。这种集聚带来的是技术、资金、信息的流动方向单一性,使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为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也正是这种集聚造成了难以改变人才分布的不均衡局面,造成了不发达地区优秀企业家、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的奇缺。

(三)要素集聚最终导致区域差距扩大

要素集聚包括行业集聚和空间集聚。产业空间集聚是由于资本要素的逐利性和风险规避的原因,导致某些产业内的资本要素在增殖率高和风险率低的地区内集聚,形成聚集经济。发达地区的要素集聚已经并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成为促进这一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要素所带来的价值增殖已超出要素原本具有的一般投资的回报率,资本、技术、劳动力、管理人才和市场等资源分配的有效性与规模化,将引致整个社会达到资产组合的最优化,而这个过程的形成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摸索中前进并取得巨大成果的过程。发达地区形成的要素集聚下的经济扩张型发展,使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产生集中的经济效果和吸引经济活动向这一地区靠近的向心力,这就是集聚效应,这也是导致城市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

大量资本、技术、品牌、优秀人才等高级要素在发达地区的集聚,形成了各厂商之间对资源、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庞大的规模经济。这些在其他非要素集聚地是无法拥有的持续优势。要素集聚产生的经济效应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国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扩大、经济集聚程度提高的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二、积极利用要素流动,实现西部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是整体经济提升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完全符合“部分先富”的发展策略,但区域差距的扩大将会激化社会矛盾,也与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相悖,最终将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因此,消弭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必将是一项极富有战略意义的工作,而合理推动要素流动在缓和这种发展差异上的直接作用力上将更为显现。

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产业转型迫切需要努力抢占国际市场产品生产的制高点,控制高级要素,这是未来发展的必须。在这个大背景下,由于东部地区低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失去,中西部地区相对于沿海地区较低的生活成本、迁移成本和工资水平而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较低的商务成本也加大了这些产业在西部转移的可能性。形成东中西部经济的梯度式发展,这样既符合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的现实,调动闲置资源优化配置,又可以缓解东部地区与中西部的要素争夺矛盾,为东部地区发展培育高级要素腾出资源和空间,也可以为中西部崛起和跨越式发展创造机会。

在要素的流动中,还会涉及到资源本身的一些内在特质,即具体到某一种或某一类资源而言,其在自然地理上的分布却永远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往往构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的重要要素。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又往往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需求和供给的差异性,由此形成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单一型经济结构。改变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大力发展我国交通运输能力,缩短东中西部之间的时间距离的方式,达到不同区域尤其是相邻区域之间优势互补的目的,将差异资源转化为互补资源。这在促进西部崛起上将尤为重要。

(李倩,1978年生,湖北天门人,贵阳中医学院教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