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范文

时间:2023-03-02 23:24:32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一)、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在当前社会严重的矛盾中,学界和政界对于改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主流经济

学家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强行冲关。新左派则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中国改革成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甚至有人对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中国发展目标和方向都表示怀疑,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是暗示走回头路。但我们则坚定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第二选择。

1、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根本没有回头路可走,退回去是死路一条。也不能在政治体制

改革和民主实现之前,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

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有的甚至还是致命的、关系到

改革前途和国家命运的,但是所有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发展,现实社会问题再严重,所有方面都不可否认地比时期都有所好转,社会弱势群体再困难,温饱问题总已解决,比起三十多年的凭票配给供应生活必需品,60年代初的非正常死亡二千多万,总是有所进步。目前的腐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时期的腐败体现在政治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一派乌烟瘴气、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诬陷诋毁、落井下石真是丑态百出,甚至摧毁高等教育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史无前例的。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上丝毫不亚于目前的经济腐败。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没有回头路可走,所有问题,必须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

同样,我们也不能按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绝对的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任何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措施,都不可能真正地避免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俄罗斯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目前我们国企的垄断政策,已经使10%的国企,占有了95%以上的国企利润,已经具备了和俄罗斯私有化失败一样的条件,只要这些国企移主,私有寡头马上出现。而且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公共的绝对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可能切实做到制约和避免国企私有化中的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

2、绝对权力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阻力,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制约腐败唯一的最有效措施。

由于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长期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数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无法实行,从而计划经济时期的集权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由此形成的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造成的的腐败,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和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

我们说中国存在最严重的腐败,不仅仅依据于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序,更重要的是从中国

社会的腐败事实出发,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从下面的数据中可以我国看到目前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腐败现状有多严重:根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谈访”揭露,我国的年资金的流出量达6000千亿元左右,根据《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第14版揭露“公车一年消费多达3000亿,”根据《读者》2005。12月期第42页揭露:“公款吃喝白白吃掉2000亿”。仅仅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公车和吃喝消费还是合法的。相比于整个韩国首尔市政府的公车只有四辆,我们就可以明白其中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解决我们义务教育问题所需要的资金也仅仅只要200亿到600亿元。也就是只要我们的公仆门嘴巴中省下10%-30%,就可以解决我们义务教育所需要的资金了。但是二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我们对贪官污吏的审判已经判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死刑已经执行到人大副委员长,简直可以说,贪官无处不有,腐败无所不在。从村官到京官,从官员的家属到官员的情妇,甚至官员家里的保姆和办公楼前面的保安,都已经逐步加入到腐败的行列,有些小小的农村村官的不法之财就高达上百万,更何况那些掌握老百姓生死大权的大人物。事实正是这样无情,公仆们可以让很多好人一事无成,也可以让很多坏人畅行无阻,而在现行体制下想要对公仆们的非法行为进行阻止,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难重重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敢于揭露贪官的反腐败英雄,大多数都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报复,甚至被关押迫害。现行体制为贪官和奸商提供的保护甚至多于提供给合法企业和公民的保护,常常是拒绝行贿将一事无成。在湛江、厦门、沈阳、石家庄等地,我们就看到了集团性腐败的现象。在很多省市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机制健全的腐败网络,比如,有各级政府庇护下的非法煤矿和造假工厂,有公安和工商庇护下的地下妓院和,有军警和海关庇护下的走私“集团公司”,有地方主要党政首长庇护下的地方“首富”和“富豪”。在许多情况下官员腐败已经从点发展到面,形成了腐败的网络,利用集团的力量来进行腐败活动和对付反腐败的侦查、打击揭露腐败的人士。有的甚至借“反腐败”来作为权力斗争、组织腐败网络的手段。所以,在中国,贪官淘汰清官、劣币驱逐良币,就不再是反常现象,而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这样,即使某些政治领袖具有打击腐败的坚定信念,也不敢轻易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免招致权力结构失衡、统治基础削弱的危险。由此可以充分说明:绝对权力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的论断。

我们认为,腐败问题的解决主要的并不在于加强包括“三个代表宣讲”在内的道德教育和健全法律条文等等措施,在纸醉金迷的巨大物质诱惑面前,道德的力量是如此地苍白和无力,而法律条文都是死的东西,是由有绝对权力的人制定和执行的,在权大于法的集权体制下,所有的反腐败政策和法律条文都会被绝对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化解掉,难道几十年来我们的道德教育和反腐败的政策法规还少吗?效果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的存在,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反腐败监督和执法,只是自己对自己监督,自己对自己执法,绝对的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神圣的法制也只能拜倒在权力的之下,“虽重圣人而治天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人,靠民众的力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运用“每个人”的力量来民主监督、制衡权力和制约腐败。运用民主和法制的原则,实行民主、三权制衡、全民普选、新闻自由、保障反对党的权利等原则来制衡各种公共权力。任何怀疑和忽视民众的能力和力量的观点、理念和政策都将给当前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前途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会使改革开放犯方向性错误。

3、政治体制改革是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必要条件。

真正地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而不是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不但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的根本选择和前提条件,也是所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决策,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重要国策,邓小平的“共同富裕”国策,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贫富悬殊”,而是一个橄榄形的收入状态,决不是一个三角形的收入状态,这也就是必须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

但是,目前我们的收入政策已经严重失误,收入差距已经严重地不合理,官方公布的基尼指数已经达到4。6。已经亮起了红灯。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在集权管理体制下,靠各级政府来为大多数农民和城市贫民争取利益,毫无疑问是隔靴抓痒,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因为各级政府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牵制和制约,在各种利益群体中,最弱小无力的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此客观上,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不得不向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的既得利益强势群体倾斜。这是已经被我国改革实践证明了的结果,比如科教兴国的国策已经确立近二十年了,但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就是无法从公仆门的嘴巴里省下10%-30%公款吃喝的钱来解决义务教育的经费,难道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我们的弱势群体争取利益,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各种民利还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手中,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这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舍此以外,别无他途。

4、政治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中,虽然改革的过程是模糊的,是“摸着石子过河”,但是,目标却是明确的,就是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分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制度。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自我欺骗,我们更不能允许社会强势群体任意肢解市场经济的完整的原则体系,把对他们有利的原则拿来,拒绝对他们不利的原则。

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民主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它的调节功能充分实现,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出效率,其一是因为“公平竞争”,竞争出效率,而且必须是公平的竞争才能出效率。其二是因为“利益激励”,我们认为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在经济领域有二大显著特征就是:一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生存、幸福、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父母必须为子女,成人必须为自己获取生存、幸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而这个充分条件又是无限的,人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无限地递增发展的。二是人是厌恶劳动的。没有充分的内部动力,任何人都不愿意劳动,或者说不愿意努力劳动的。劳动对人来说永远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快乐。劳动作为第一需要,作为一种享受,永远只能是个别人的体验,没有普遍意义。“不劳而获”的欲望永远是人的一种天性。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人的无限的欲望来激励人们努力劳动,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从而带来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其三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有效、最科学地调配社会各种资源,使社会生产和经济能够协调和平衡发展。而恰恰是只要社会上存在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所造成的的腐败,就马上会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的上述三大调节功能。只要有腐败妨碍竞争的公平性,就必然损害社会经济效率,只要的腐败的获利比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来得容易,就必然激励人的“不劳而获”的自私天性,从而扼杀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劳动的积极性,成为社会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发展的杀手。同样,如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干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社会资源的调配也将混乱。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也真是这一原因,是社会上的腐败干扰了上述市场经济的三大调节功能,扭曲了市场经济的正常模式,才产生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什么缺陷,才造成了我国目前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建立民主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其调节功能的充分实现。

5、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改革过程中的程序公正,改革必须以人为本、公众参与、成果共享、规则先行、透明公平等原则为必要条件,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条件。

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公众参与和成果共享,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夺回民主和法制的权利,公众根本没有参与改革的任何机会,公众的思想和言行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更不可能真正实现成果共享,成果共享取决于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搏弈的结果。同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创造民主和法制的权利,社会改革成果肯定被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各种权力和财富等)的社会强势全体,即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获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全体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规则先行,就是先建立和完善透明公平的游戏规则,然后再开展游戏,没有透明公正的规则,改革就不可能做到程序公正,也不可能做到成果共享和以人为本。这一规律性事实,是已经被我国二十几年改革实际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而我们说的这个透明公正的规则,就是民主和法制体系。它唯一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

6、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我国争取国际认同,中国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和赶超发达国家。

目前世界上各发达国家之所以都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并不是不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而是不认同我国政府的集权管理体制。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我们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把自己自立于国际社会的对立面,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民主和法制体系。否则的话,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交往中肯定非常不利。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至今不能彻底打破国际尖端技术的封锁。林毅夫先生曾经著文反对杨小凯教授的“制度模仿”的国策,认为落后国家只要进行“技术模仿”就可以实现“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日本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实现经济现代化,而我国根本不可能,因为如果我国不进行“制度模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根本不可能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所谓技术模仿只能是一些中低档的技术,根本不可能获得尖端技术。怎么可能通过模仿中低档技术来实现“后发优势”?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制度模仿”,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进行尖端技术的模仿,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

7、政治体制改革是提高中国民众综合素质的最有效措施。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经济上的竞争最终必然会演变成全面的人的素质和能力上的竞争,这也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反映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认为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发达和繁荣,主要的不是看它们资源和经济上的实力,而是看他们每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努力,虽然我国经济在总量上发展较快,但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连中等水平也排不上,而无数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经济增长率不但要靠外延发展、即提高资本(生产资料)——劳动比率,这在我国人口重多,经济刚起步的国情来说,无法短期内迅速改变现状。而更重要的,更有效的手段就是加速技术进步,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生产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文化科技素质和创造性智力水平。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实现。

任何社会变革和发展,都以思想的变革和发展为前奏,而思想的变革、发展和创造性智力的发展,必须先有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自由的环境和氛围。而这种自由的环境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的情况下才能有所保障。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造就这种思想上、言论上、实践上的自由环境和氛围的唯一方法。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客观上要求统一的思想和实践模式,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不开放自由,司法不能独立、人员不能自由流动,思想言论和行动实践上受到各种条条框框限制的环境下,不可能出现思想大师和社会整体的启蒙运动的,也不可能真正由思想变革引发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如果创造性实践的获利效果没有保证,没有的获利效果好的话,这样的环境必然成为扼杀创造性智力和创造性实践能力的最可怕杀手。

同样,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所必须的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卫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发展,同样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创建一个宽松的、自由的环境来实现,也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保证民众在这方面的人权来实现。

8、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有效的推动力。

目前虽然因为台湾政府的分裂行为,使祖国统一事业困难重重,但去年大陆法和台湾连战和亲民党宋楚喻的大陆之行,又使祖国统一问题柳暗花明,前景光明。但是,虽然共产党、和亲民党三党建立了“一个中国”的共识,但是国、亲二党并非执政党,而且在如何统一统一问题上观点相差甚远,分歧严重:共产党明确提出“一国二制”,亲民党则提出“一中一宪”统一中国,而新上台的主席更是明确提出民主诉求。虽然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明确承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实现统一。那么,很显然,如果2008年国、亲二当能够上台执政,真的能够实现两岸统一谈判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肯定是一个绕不开的的谈判主题。如果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能够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主动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那么毫无疑问将对祖国统一事业产生无比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如何有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主流经济学家曾经指质朗咸平教授只会提出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最近朗教授提出了以精英政府强行推行法制的治国方案。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精英政府从那里来?如何来建立和完善我们的精英政府?朗教授还提出近期中国不能推行民主,民主只能是长期推行法制的结果,而不是过程。那么我们要问:没有民主,根本是司法都不可能独立,而且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肯定干涉司法公正,那里会有有效的法制?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民主和法制同行,民主和法制相辅相成,互为前提,互相支持。以民主原则来运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衡权力,推行法制;以法制来保证民主的有序和避免混乱,以法制来保证民主政府的权威和效率。

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调整宪法和法律体系,一是马上推行国际上普遍执行的反腐败法律——公职人员和国企管理人员公开申报私人财产,并提供这些财产合法性的证明。我们怎么也想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中国人大至今还不出台这一世界通行的反腐败惯例。二是在短期内有计划地通过和批准一系列推行民主原则的法律条款:1、自由组建工会,并有效介入劳资间的工资谈判,让民工和工薪阶层能够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2、保障新闻自由,民众可以自由组建新闻出版媒体。实现真正的新闻监督。3、开放,保障反对党的权利,形成来自民众的制衡公共权力的力量。4、实现司法独立,形成公共权力互相制衡。三是在叫长时期之内,有计划地、分步骤地、自下而上地逐级实行全民普选。

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一、“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联系与区别

要充分认识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则必须首先理清“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联系与区别。过去,中央文件强调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增长”到“发展”两个字的调整,体现了我们党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认识的深化。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结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改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通常把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追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或称为外延扩大的增长方式;把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长方式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或称为内涵改造的增长方式。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我国为了实现赶超目标,各地大办乡镇企业和“五小企业”,主要靠劳动力的投放、新建企业来实现经济增长,便是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结果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造成环境污染、效益低下。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认识到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许多问题,是不可持续的,于是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在提高技术含量、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上下功夫,以较少的投入争取较大的产出,以获得较高效益。于是纺织行业出现了“压锭”行动,将陈旧的能源消耗大的纺织设备更新为现代的先进设备。对那些污染严重、资源能源消耗大的五小企业强行关停并转,实行资产优化重组。这便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比起经济增长方式更为丰富,既涵盖要素结构的变化,也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变化,还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以及国民生活质量。具体而言,我国目前要实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是在生产要素方面由过去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二是在产业结构上由过去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在需求方面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四是在城乡结构方面由过去二元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发展较快、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向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五是在区域发展方面由过去东、中、西部发展严重不均衡、差距日益扩大的状况转变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六是在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更加强调科学合理的利用资源和能源、促进生态修复;七是在经济社会关系上强调二者的统筹兼顾,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还要促进社会和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有严格区别的。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量”概念,主要是看GDP的增长和人均产量的增长。而“经济发展”则更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如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居住条件、医疗水平、社会保障等,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进步。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也有密切联系。“经济发展”侧重质量的提高,但并不排斥数量的增长。常言道:“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因此,经济发展还是要以必要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只是强调在提高质量和效益前提下的数量的增长,而不是一味追求数量的增长。过去所强调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仍然是要坚持的。只是要将转变的领域拓宽到更多方面,特别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改革开放29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如国内生产总值由改革开放初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1万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后者是前者的13.3倍,已跃居民世界第四位。外贸进出口由改革开放初的1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07亿美元,位于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也从1978年的16亿美元,剧增到1400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位。城乡人均收入水平也是大幅提高。1978年农村人均收入仅13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0元,到2006年底分别上升至3587元和11759元。我国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初的3亿多减少到现在的2300多万。我国的经济由全面短缺时代进入了基本满足需要并有相对剩余的时代。卖方市场已转为买方市场。这一切说明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在经济建设领域也还存在许多严峻的问题。

1、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经济增长质量不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是靠“高投入、高消耗”支撑的,由于粗放式的增长,结果必然导致低效率。2006年我国GDP仅占世界总量的5.5%,却消耗了全世界约54%的水泥、30%的钢材、15%的能源。我国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12。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是难以为继的。

2、城乡二元经济发展不平衡,“三农”问题依然严峻

尽管近几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很重视“三农”问题,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由于长期奉行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历史欠账很多,造成城乡差距仍在扩大。改革开放初,城乡人均收入比是3:1,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一差距有所缩小,为1.84:1,可近年又扩大到3.2:1。由于长期对农业投入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脆弱,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许多深层次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农民仍处在相对困难的境地。

3、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发展滞后

现在从经济建设与发展角度将我国划分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欠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四大区域。2005年四个区域GDP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55.4%、8.7%、18.8%、17.1%。这一比例与四个区域人口比例是不相称的。例如2005年东部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集中了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36%,而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5%;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17.1%,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28%,这就导致区域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这是不利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

4、经济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

经过努力,我国三次产业的比例已由上世纪末的17:50:33提升为2006年的12:49:39,但进步不明显,与上世纪末世界平均水平的4:32:61存在很大差距。我国仍然以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这说明我国仍处在重化工业阶段。而在全球范围内,已从过去加工工业优先发展转向服务业优先发展。1980———2000年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6%上升到63%,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1%,中等收入国家达到61%,低收入国家平均达到43%,而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尚不足40%,低于世界上低收入国家水平。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以信息、金融、咨询、电讯业、文化产业为主,低投入高回报。我国则仍然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新兴第三产业发育不足。

5、人与自然不和谐,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严重

由于我国工业增长依赖的是高投入、高消耗,这就必然带来高排放、高污染。目前,我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我国境内90%河流污染,75%湖泊富营养化,1/3的国土受到酸雨的严重侵蚀,近3亿农民饮水不合格。世界银行指出中国正处在环境危机之中。据有人测算,中国经济增长成果8———12%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流失。

6、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合理,消费需求不足

经济增长要靠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俗称“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是真正持久的拉动力。可是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近几年消费不升反降。最终消费率由1992年的62.4%下降到2006年的50%。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占GDP的比重近几年一直保持在40%以上。发达国家主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占65%以上),而我们主要靠投资拉动。这说明我们的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合理。消费需求不足是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

7、技术创新能力低下,缺乏竞争力

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全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只占生产销售的1.5%。这样只能以贴牌生产为主,引进外国技术付给外国高额专利费。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占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24%,但自主品牌不足1%,且没有一个世界品牌。我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DVD等产量虽居世界第一,但关键芯片依赖进口,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至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结果是钱被外国赚去了,资源能源消耗是中国的,环境污染在中国。这种缺乏竞争力的低端生产是低效率、高污染,也是不可持续的。

8、发展国内经济与扩大对外开放不均衡

对外开放以来,在充分利用两种市场、两种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等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进出口总额急剧上升,贸易顺差逐年提高,这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顺差过大,我们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继续升值将不利出口。现在我国对外经济依存度偏高,一旦外国以技术壁垒等借口抵制中国产品出口,而在石油、铁矿石等我国急需的能源资源性产品上要高价向我们施加压力,我国经济将面临严重危机。2005年巴西和澳大利亚联手将出口到我国的铁矿石提价71.5%,2006年和2007年又接连涨价19%和17%,已对我国钢铁业形成巨大压力,预计2008年进口铁矿石价格还会大幅上升,国内一些钢铁企业将不堪成本压力而停止生产。

以上问题的存在,说明了传统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产生了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兼顾,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现在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已具备了一定条件。这就是综合国力增强、物资供应充足,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走向精细化,人们对经济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正确的理解与把握。这就说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及相关举措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在报告第五部分他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及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相关举措。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

一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我国近年投资过热、出口急剧增长,而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这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也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以,必须处理好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关系,要把经济发展植根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上,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目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足。所以,要在分配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还要大力提供免费或半费的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才能刺激消费,增加和扩大内需,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在这方面中央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减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和书本费,还将出台新的政策,相信会有好的结果。二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这是针对目前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的问题提出来的。

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不仅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影响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影响社会的稳定性。因此,必须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推动发展的主线。这就要求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壮;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三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是针对过去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增加和简单劳动,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的问题提出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四高一低”状况(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这是难以为继的。因此,我国已经到了必须更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来带动经济发展的阶段。

报告提出的“三个转变”主要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和重要任务。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措施

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必要性、基本思路之后,我们还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保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性调整得到落实。学习报告有关内容,我认为要采取以下措施:

1、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提高生产力水平

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产品出口量大,但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只能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得到的利润却很少。因此,我们必须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有突破,要形成自己的品牌。要搞技术创新,首先国家要加大投入,包括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其次要充分调动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积极性,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国家在税收方面和财政补贴方面给走在创新前列的企业予以鼓励。还要在全社会营造创新氛围,宣传、重奖有杰出贡献的科技人才。只有将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在关键领域关键技术上有突破,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动力保证。

2、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针对过去长期粗放的增长方式使我们在环境资源方面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一状况,报告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单位主要指生产企业,也包括机关、学校、医院。企业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合理利用能源资源,减少“三废”排放量。作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则应努力克服铺张浪费,尽量节约能源和资源,如夏天空调温度控制在26℃以上。家庭也要改变生活方式,如购物不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此外,在环境保护方面要做好荒漠化治理和水土保持工作,以促进生态修复。这方面工作做好了,可以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环境方面的保证。

3、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增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因此,我们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但在扩大开放,参与国际竞争方面,我们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注意保护本国利益。在对外贸易方面,要努力创造自己的名牌产品,提高附加值,立足于以质取胜。在引进外资方面不能不设门坎,不能不加选择,对那些能耗大、污染大的项目要敢于拒绝,不能让发达国家将环境污染转嫁到中国。我们在“引进来”的同时也要“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如有实力的钢铁企业可直接到巴西、澳大利亚办厂,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既可减少国内污染又减少了进口运输成本。这就叫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这样做也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4、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改进绩效考核体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体现。要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首先需要各级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领导人真正转变观念,自觉贯彻科学发展观,将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付诸实施。可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政府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绩效考核体系偏重于地区生产总值和经济指标的增长(俗称“以GDP论英雄”)而忽略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民生问题,加之缺乏有效的问责制,因而难以抑制低水平扩张冲动和无序竞争,难以纠正各种“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以致造成GDP上升、环境恶化、矿难不断,老百姓得实惠不多的状况。现在要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改变以经济总量和速度指标为中心的考核办法,防止急于求成和盲目无序发展的倾向。新的考核体系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节能降耗、社会和谐、环境保护等问题,每一个方面都要有具体考核指标。同时,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实现对政府权力部门和决策机关的有效监督,强化责任追究、防止因循守旧继续走传统的经济增长老路。

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随着传统的工业化经济对生态环境破坏的逐渐显露,低碳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遵循自然发展原则,属于可持续发展模式。本文就传统经济逐渐转型为低碳经济发展的策略做简单阐述如下。

关键词:

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发展策略

工业化经济的迅猛发展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在新的发展时期内,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如何将低碳经济由理论转变为实践呢?首先要解析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然后就其内涵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

一、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分析

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发展观。传统的工业化经济将经济增长做为第一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奉行: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力物力去实现经济的增长。这一理念的发展适应于世界大战后,各个国家急需恢复元气,迅速实现经济增长的现状。现如今,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率的传统经济模式逐渐制约了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被人们所关注。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在积极承担环境保护的同时更有效地提高了能源的利用,实现了节能降耗,更好地发展了新兴工业。低碳经济渗透于传统经济发展理论时需与时俱进。传统理论一味地追求商品价值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造成大量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破坏。旧的模式必将被新的模式所取代。新的理论需要充分尊重自然,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理论应运而生,它实现了对自然资源的循环重复利用,注重了协调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实现了对自然生态的有效保护。低碳经济的低投入、低排放、高利用率、高回报率,完全符合了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二、低碳经济模式转变的必要性

企业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完成经济转型后,企业将收到丰厚的回报。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尚未完全充分理解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降低CO2排放量对于社会经济长久发展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能源和材料的利用率,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有效资源配置,实现节能减排是当前企业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

三、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策略

实现由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低碳经济模式的发展需要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科学意识。我们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扩大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让更多的企事业单位充分意识到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意义,从而将保护自然环境、减少环境污染的意识深入到每一个人心中。我国发明的电子产品互联互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范例。电子产品互联互通是全球首个达到3C协同国际标准的产品,它可以在不同电子产品间互通并有效地节省资源浪费。英国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成果对我们也具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如:向阳转移房屋的设计和应用。它利用现代化科技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并通过地热管道实现不同房间的房屋保温。其次,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第三产业、服务型产业的扶持和发展力度,逐渐转变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减少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提高。人们在追求精神生活的同时对各种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也就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第三产业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相对较少,也符合现阶段人们的消费需求,符合可持续的发展观念。经济转型时期,低碳经济的实现需要国家大力扶持和发展第三产业,不断协调产业结构发展,形成新的消费模式,进而促进低碳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管理者需要用科学的发展理念去管理企业。企业要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流程,实现最大程度的清洁生产。在逐渐剔除传统的消耗性生产模式的同时不断创新产品生产理念即从产品设计、材料选择、制作工艺、生产流程等各环节进行科学管理,充分做到资源的再利用、再循环原则。这不仅有助于资源保护,也有助于缩小生产成本,扩大利润空间。以“蒙牛”为例,为了实现低碳经济发展,“蒙牛”建立了完善的生态战略。近十年来,“蒙牛”在环保方面投入4亿多资金建立了科学的万吨级污水处理厂,实现了国家的一级达标排放。同时“蒙牛”企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并成功进入了世界乳业前20强。企业要想得到高速发展还需要不断引进现代化绿色技术并建立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要求将不同的原材料通过废物交换的方式实现再利用和再循环,其目的在于实现清洁生产,控制并不断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工业生态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存在着技术、资金方面的难度,这需要国家相关部门落实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扶持,企业也需要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引进优秀的技术与管理人才,将生态发展的理念不断付诸于实践。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区就是低碳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典型代表。园区前身为上海钛合金厂,企业曾经是国内重点治理的对象。企业原厂的电能消耗占整个上海市的0.5%,烟尘排放达到了3000余吨/年,占全市的1/7。为了实现对环境的治理,企业引进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治理革新使园区逐渐实现了由高耗能、高污染生产逐渐转向低耗能、低污染生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低碳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选之路。

作者:梁雨田 单位:包九中高三

参考文献:

[1]李英,陈向华.企业发展价值取向对林产工业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大小兴安岭林区为例[N].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13,41(04)

[2]国胜铁.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适应性问题研究[N].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2(05)

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成都经济发展》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成都经济发展》杂志旨在宣传四川省、成都市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政策、经验和成果,推动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建设。作为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的主办刊物,《成都经济发展》杂志聚焦四川省和成都市的经济、社会和金融领域,主要关注政策解读、数据分析、案例分享、产业深度剖析等内容。同时,杂志也着重报道和推动成都市及周边地区重点产业的发展,促进投资者与行业专家的沟通交流,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通过对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金融、社会等方面进行深入、全面的报道,该杂志成为了社会各界与经济发展相关从业者了解四川省和成都市经济最前沿资讯的重要渠道。

《成都经济发展》杂志以发表一流学术专家的研究成果、深度剖析成都市及周边地区重点产业的发展趋势为主要特点,旨在为成都市及周边地区的企业、政府机构、行业组织等各类经济主体提供实用性、前沿性和科学性的资讯服务,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成都经济发展》杂志主要栏目包括研究与评论、产业调研、投资与策划、金融市场、企业管理、政策法规、展会信息等,每期刊登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案例、分析及概述等。该杂志最受读者欢迎的是其对成都及周边地区经济及其他领域发展趋势进行深度剖析和前瞻性预测,对投资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及各业领袖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西方的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先行一步,其中有些经验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欧盟的低碳经济发展无论是在低碳技术研发方面还是在技术的利用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英国政府以直接的财政投资方式来刺激企业低碳改造的积极性,形成“政府投资、企业运作”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以此来鼓励企业改进传统的落后技术,创新低碳产业。另外值得借鉴的还有英国推出的碳信托基金,这个基金也是由政府出资推出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企业进行低碳技术的改革。

在政策方面,英国政府开征了气候变化税、制定了气候变化协议、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排放贸易机制、推行了可再生能源配额政策。德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体现出来的特点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德国的低碳意识教育,德国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就对少年儿童进行环保教育,可以说在德国环保节能的观念深入人心,整体的环保意识很高。其次是为了减少来自交通运输工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德国的低碳技术推动还表现在了汽车产业。再次在税收方面,德国开征了生态税;针对气候能源专门制定了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并将环保技术产业列入新的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名单。

二、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选择,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还要充分考虑我国传统经济模式的特点以及存在的弊端。我国的国土广阔,并且东西部,南北部的自然、地理条件明显不同,而且由于各地区早期经济发展的重点不同,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我国较大的人口基数也决定了我国国民素质的参差不齐,这为节能环保意识的教育带来了困难。国内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也增加了低碳经济的发展困难。

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第二产业比重过重,第三产业比重偏小,这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高能耗产业依然会占据主体地位。其次资源消耗严重,一部分原因是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大部分以国内资源为原材料,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的拉动,这也需要大量的基础原材料。再次是我国的技术科研创新能力不足,这制约了我国低碳技术以及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基于上述情形,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采取“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大众各有分工,合作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政府是重要的推动者,负责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宏观计划,出台相应的政策或规定,并对经济的运行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企业是主要的参与者,碳排放量主要来自于企业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所以,产业的低碳改造、新低碳产业的发展、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实际应用等企业都是最直接的参与者,企业的生产活动直接关系着低碳经济的发展质量;科研机构是关键的支持者,我国目前的低碳技术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而新能源的开发、能源利用率的提高、碳的捕获和封存等都需要先进的低碳技术予以支持,这就要求科研机构要积极的参与到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来;社会大众是最终实施者,因为企业的所有产出都是为了满足社会大众的消费,所以,低碳经济的发展和建设都离不开社会大众的低碳消费。

三、对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建议

我国的低碳经济建设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和阻碍,为此,在这里给出几点建议。

(一)政府部门要给予财政、税收等方面的宏观政策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要需要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支持,但是这些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加之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欠缺,所以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和财政资金与税收政策上的支持。在财政上需要政府部门打通融资渠道,为低碳技术的研发、设备的引入提供资金来源;制定并实施有利于低碳经济建设的税收,构建环保节能税收体系,为低碳经济的建设提供政策保障;制定并颁布有关环保节能方面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低碳经济建设以强制性、鼓励性与惩罚性,推动低碳经济的前进。

(二)建立和完善碳交易市场碳交易市场是一个新型的市场,许多规则还不是很完善,所以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相对权威和科学的法规来指导。

(三)构建碳金融市场机制碳交易实质上就是一种金融行为,它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所以有必要构建和发展碳金融市场,政府应该鼓励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抓住在低碳环境下的商机,研究和开发新型的低碳金融工具。还可以建立绿色信贷担保业务、设立低碳专项基金,推动低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此外,还要大力改造高碳行业,积极发展创建低碳产业,注重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研发,加强全民低碳意识,鼓励推行低碳消费,加强国际合作,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等,这些也可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四、结语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和替代,它可以使社会经济以一种更环保、节能和有效的途径得到发展和增长,是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想要保证人类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必须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和路径。虽然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硬件和软件条件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的优势,我国政府部门在低碳环保的相关决策上予以一定的支持,并借鉴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上的经验,就一定能少走弯路,稳健的步入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范文第6篇

一、与发展同频,把握组织工作服务经济发展的切入点

思想的活力是工作活力的源泉。要放大组织工作在经济发展中的“效益”,使组织工作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有效地服务经济建设,必须进一步刷新工作理念。一是“人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资源开发是其他一切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提与基础,只有人才资源发挥能动作用时,物质资源才能跟着发挥作用。而组织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管好人、用准人、培育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组织工作的重要职责。因此,要通过人才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合理配置,构建鼓励干事业、支持干成事业、帮助干好事业的机制环境,形成以事业凝聚人心,用实践造就人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二是“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的观念。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和突出特征。组织部门必须主动地研究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学会用市场经济的观点思考、谋划和推进工作;准确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活动规律和成长规律,善于运用科学的办法选拔干部、建好组织、培养人才,使组织工作能紧跟时代步伐,更好地对接人的需求、适应开放的环境、服务于经济的发展。干部的培训、人才开发、远程教育的以站养站等工作都需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加以推进。要紧扣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确立组织工作的新命题、新思路,使组织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贴近经济发展实际,不断增强组织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前瞻性。三是“寻求效益最大化”的观念。经济学资源配置效率理论认为:“投入不变,但只要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就会产生不同效率”。各级领导班子、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资源,通过党建和组织手段配强班子、建活组织、调动激发党员干部的发展热情和干劲,使组织资源、人力资源转化为物质资源,组织工作就会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要进一步树立“寻求效益最大化”抓组织工作的观念,把工作定位到服务发展要实效上,把工作着力点引导到服务发展出实招上,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热情干劲凝聚到服务发展干实事上。

二、与中心互动,找准组织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当前尤其要紧扣发展的大局,紧密联系组织工作的实际,从我们正在做的事入手,着力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设发展型班子,提高领导干部领导发展的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批发展型领导班子作保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要大力选拔那些既有较高政治修养,又有扎实的市场经济知识功底,懂经济,会管理的干部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特别要注重把那些既熟悉党务工作、又熟悉经济工作、具有开拓精神的干部,放到“一把手”的岗位上,增强班子的发展活力。全面提升发展能力。在强化政治理论、领导科学等常规培训同时,重点突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经济贸易等知识培训,增强领导干部创新能力和加快发展的能力。整体盘活干部资源。科学建立干部绩效考核体系,重点考核科学发展的实绩,综合经济、社会事业和人的生活质量等可持续发展指标;加大日常考核力度,及时收集新闻媒体、主管单位、等部门的信息,甄别和过滤干部的实绩;充分考虑不同干部创造实绩的基础、条件的差异性,提高识别干部的准确性。二是开发创业型人才,释放人才队伍推进发展的能量。“无源之水无以言活,无本之木无以言茂”。加强人才培养。充分发掘现有人才,实行重点人才分类升级培训,探索建立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储备制度、民营企业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重视人才引进。围绕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重大项目和重要产业,加快人才引进,实现人才和技术的交流、互补、双赢。创新人才使用。推行“人才资源+事业平台”开发模式,发掘潜在人才和人才潜在的能量,确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使用观念,为人才释放潜能、实现价值的、促进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三是构建服务型组织,增强基层组织服务发展的功能。一方面,紧扣经济发展走向创新组织设置。遵循党组织设置与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相契合的内在规律,探索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行业“链”上,建在流动党员相对集中的地方和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上的具体形式,做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不断扩大党组织覆盖面,服务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完善服务发展的工作机制。深化“三级联创”活动,抓好村、社区党建工作机制建设;加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组建力度,完善“三位一体”运行机制;强化村班子管理考核,推行村级班子及成员绩效考核制和积分管理制,增强村级岗位吸引力;利用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平台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致富能力。四是培养“双带”型党员,提升党员队伍引领发展的效能。结合“双培双带”工程和“设岗定责”活动,加大在科技能人、种养殖大户、经纪人、劳务输出带头人中培养发展新党员工作力度,进一步增强党员服务经济发展、带领群众致富的效能;充分发挥党员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指导作用,引导广大群众积极投身经济建设,营造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政治舆论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和生活环境;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党员先进典型大力宣传报道,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经济发展形势,增强加快发展的荣誉感和紧迫感。

三、与时代接轨,探寻组织工作融入经济发展的对接点

经济发展范文第7篇

随着“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社区各项工作在人民生活中显得日益重要,居民对社区功能的多元化要求也日益强烈,作为政府的一级职能部门,能否带领居民走出生活困境,切实发展社区经济,给居民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成为衡量社区工作的首要标准。同时,社区经济作为整个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既是实现社区建设目标的前提条件,又是社区建设深入持久进行的重要保证,现就从社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内容、制约因素及其今后发展的着力点入手,对如何促进社区经济发展进行探讨:

一、社区经济发展的特点。

1、社区经济发展增长速度块,质量效益好。随着政府及社会对社区经济发展的关注、各项优惠政策的出台,社区经济已经成为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速度令人瞩目。2、社区经济具有社会功能特点,既可以服务社区,又可以方面居民。3、街道经济规模小、门类全、机制活,是国有经济的有益补充,为城市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二、发展社区经济包括哪些内容

(一)是大力发展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产业,特别是发展需求稳、投资少、有效益的社区服务项目,把发展社区服务作为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围绕居民生活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拓宽服务领域,要从面向老年人、残疾人、社会贫困户、优抚对象的福利服务项目,逐步扩展到托老托幼、家政中介、文化娱乐、社区医疗、法律咨询等面向辖区居民的便民服务产业。(二)发展城市基础管理的产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功能不断完善,对环卫、园林、环保、保安、物业等行业需求越来越迫切,要通过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引进市场机制,发展城市管理型经济,努力培育起点高、管理好的专业公司。(三)大力发展培植税源经济的产业。要把社区经济发展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个体经营经济密集结合起来,吸引各种所有制经济实体、大中小企业在社区投资。发展各种经济实体,特别是第三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壮大经济增长总量,形成社区经济特色。(四)大力发展提供更多工作岗位的产业。社区经济是扩大再就业的有效途径,要着力拓宽社区就业门路,引导和帮助更多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在城市社区服务领域实现再就业;鼓励和支持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在社区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创办各种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企业等社区就业实体;鼓励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以个体、私营各种经济形式,兴办投资少、机制灵活、适应性强的社区服务型就业;鼓励企事业单位等兴办安置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为主的就业型中小企业、劳动就业服务型企业等社区就业实体,使社区经济领域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现实选择。

三、发展社区经济的制约因素是什么

社区经济发展,在全国来讲,不过十几年的时间,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的差异,使各地社区经济不同程度的出现发展慢、结构单一的趋势,究其原因是:

(一)街道及社区的责权利不相统一。近年来,虽然国家一再强调将权利下放到社区,为社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条件改善创造外部条件。但是各地对街道及社区认识不同,使各地街道和社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有些地方,大量的工作事务压到街居,“上面千根线,下面一针穿”,居民需要街居解决的事情,街居只能起协调作用,却没有解决能力,使居民对街居的作用产生质疑,也使街居在开展工作等各方面受到阻碍。(二)各部门对社区的了解和帮助远远不够。随着社区宣传工作的深入,有些单位已经逐渐意识到发展社区经济的重要性。但同时,一些重要部门的卡、拿、要现象依然严重,许多部门对社区工作不给予支持,使原本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不下放,甚至街居在和有些部门协调时,出现不重视、拖拉、积压等现象,使街居工作开展难上加难。(三)整个社会对社区观念没有转变。现在,提起居委会,很多人还停留在“带着红袖章的老大妈”的印象里,许多人对居委会究竟能做什么表示怀疑。在招商引资方面,许多商家愿意将资金投在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上,不愿意投资在刚起步的社区经济上。(四)街居工作人员的经济观念及素质亟待提高。很多人表示,他们愿意对社区经济进行投资,可是,街居工作人员常年坐在机关,缺乏竞争意识和基本的经济观念,提起经济发展方向、国家经济运行态势、社区经济发展策略以及社区管理体制问题,很少有人能给予专业性的回答和指导,经济能人少,有胆量、有气魄、有领导和把握整个区域经济走势的人少,已经成为制约社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今后发展社区经济的着力点在哪里

发展社区经济要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要根据当地国民经济和社区发展规划,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安置下岗职工、城市建设、第三产业等发展重点,指导帮助社区居委会做好社区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特色。因地制宜,合理确定产业定位,统筹规划,保证社区建设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二)是政府引导、政策扶持。要认真贯彻国家和自治区关于扶持社区建设有关政策和措施,同时从实际出发,研究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优惠政策。各部门有关部门对已经确定的社区建设服务项目,从资金、规划、立项、设施建设等方面应给予扶持,对安置下岗职工、残疾人就业的项目,要落实好工商登记、场地安排、税费减免、资金信贷等扶持政策。街道在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的同时,搞好社区管理和服务,营造稳定的社区环境、优良的社区秩序,为辖区内各类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三)是推进社区服务产业化进程。社区服务的产业化是社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要实现社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培育和增大社区经济,就要逐步实行社区服务的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坚持有偿、低偿、无偿并举,福利性、互利性和经营性相结合,公办、民办一起上,不断探索新的服务形式和发展模式,增加街居税源,促进社区建设的良性循环。(四)加大街居企业的改革力度。随着产业机构的不断提升,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原有的街居经济很难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发展社区经济过程中,应加大街居企业的改革力度,对原有的自办企业进行改组、改制,盘活自有资产,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实现街居经济向社区经济的转变。(五)培养和吸纳广大经济人才,为社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要高度重视经济型人才的培养,时刻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为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开展各种经济知识讲座和培训,提高经济观念和把握全局的能力;条件适合的街居,可以从社会招聘“社区经济发展顾问”,从待遇等各方面提高标准,留住人才,为社区经济发展和两个文明服务。

经济发展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熊彼特 经济发展 企业家 创新 生产函数 新组合

一、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科学各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 管理 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 社会学 及 历史 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 法律 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 民主 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 财政 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 银行 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 国际经济 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 哲学 观点、 政治 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内容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 市场 ;(4)控制原 材料 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

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 经济 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 社会 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问题有过多次为 经济学 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 资本主义 的 历史 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 “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 市场 、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英文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 统计 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 工业 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内容,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 马克思主义 政治 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 社会主义 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现代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

主要甚至完全是指 人口 、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 资本主义 的基本特征和 经济 发展过程,以图把 历史 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问题,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 经济学 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 社会 主义 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 统计 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商业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经济发展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文化 经济发展 主要内容

一、经济发展以文化为主要内容

经济过程是经济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在内的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决定了资源的价值。在文化经济时代 ,文化内涵能改变资产的价值含量,例如喜来登酒店的一餐饭,决定其价格构成的将不再是它的原材料,而是附加上五星级品牌、特色配方、品位、情感和信仰等饮食文化含义。引入文化因素可以增加资源的内在价值,通过资产增值引发经济总量的扩张。文化含量是决定企业商品价值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企业间的服务价格与质量的竞争将主要表现在文化含量的竞争,文化品位也将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人们在消费上更侧重情感和心理需求的满足,商品价值构成中文化含量必然会越来越大,文化附加值逐渐成为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文化在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中实现了自身的繁荣与发展。以强大的物质为基础支撑的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了文化发展的活力和实力,通过提升现代服务业中的文化含量可以增强产业竞争力, 以文化资源开发积淀为基础的品牌战略是现代服务业占据竞争制高点的关键,这一趋势彰显文化力正成为现代服务业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的动力与源泉。金融保险业、物流运输、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远程教育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分支产业无一不是以知识、技术为支撑,体现了文化对经济的渗透,从中可以看出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文化创造通过新产品或品牌标识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撑点。

二、文化可以展示民族风情和异域情调,促进对外开放,带动经济发展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有他们的风味饮食、服饰、婚俗、礼仪、节庆、歌舞等特色文化,这些特色文化可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因为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旅游业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而旅游的实质和最高层次是追求文化差异和文化认同,而这些正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所在。近几年民族旅游热的出现,正反映了人们的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追求。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发掘它并且使之市场化,这样必然带来民族旅游业蓬勃发展,推动我国各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由此,将吸引大量的外来资金,形成经济发展中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相互涌动,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通过开展文明、健康、高雅的文化活动,可以向世界展示自己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风俗,灿烂的文化,这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推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发展文化产业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生活层次的提高,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文化将进入市场、进入产业,文化中渗透着经济的、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经济力,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文化的商品属性释放出来,这就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将迅猛增长,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越来越高。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就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从而使我们可以开辟出一条从历史到现实又延伸到未来的成功之路。可以预见,文化产业将成为第三产业的龙头。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能起到“领头羊”的作用。没有文化内容,旅游、娱乐、餐饮等许多行业会大为逊色,没有文化内容,工业品的附加值会明显减少。世界上的自主品牌中,一半来自技术研发,另一半是文化内涵形成的。如法国香水、意大利领带、美国卡通形象等,科技含量并不高,但在文化内容的支撑下却形成了工业产权。因此,文化产业将产生巨大的关联作用,它的发展,无疑会带动旅游、餐饮、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园林建筑、商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还会带动文化商品制造工业等第二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三大产业不协调,第二产业过重过高,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经济的良性发展。这对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

四、文化可以提升我国的经济底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范文第10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较为逊色,但*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三)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宾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和低质量。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菲律宾政府与美国垄断资本代表勾结在一起,支配着菲律宾的政治与经济。从50年代至今,菲律宾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权贵们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抛弃。直到90年代初,菲律宾仍然未能实现工业发展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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