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权衡研究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如何合理协调两者关系是迈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以前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是现在却有从一个极端转向另外一个极端的趋势。例如，环境保护实行一票否决制，不少地方不顾当地的经济条件，盲目退耕还林或关闭一些污染企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不足而增长速度快、环保投资效率低而环保呼声越来越高的现状，有必要重新反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问题，在认识环境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及其他社会项目的取舍和优先次序。

一、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现状

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5689.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02398亿元，人民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与此同时，环境状况也大大恶化。据研究，我国七大水系重点评价河段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一、二类的仅占32.2%, 78%的城市河段不宜作饮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不到1%，目前己有62.3%的城市S02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酸雨也呈逐年加重的趋势，目前已覆盖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必须特别关注环境保护，所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己成为学术界、理论界的研究重点。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不是完全矛盾的，通过对环境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使环境保护和经济主体利益相关联就可以实现二者的共生，国内不少地区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上海通过对苏州河的污染治理，拉动了两岸房地产业的发展，使苏州河两岸成为上海真正的不动产。苏州市区近10年来，通过经济领域结构调整、产业布局调整、推行清洁生产和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等系列措施，在实现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也使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了遏制。而大连堪称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生的典型，据统计，大连在环境方面的投入产出比是1:5。

二、从经验教训反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权衡问题

（一）韩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的经验

从国际经验来看，作为新兴工业国家，韩国与我国同属东亚地区，不仅地理毗邻，社会文化也比较相似，因而，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权衡方面的经验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经济增长初期，压倒多数的立场认为经济增长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尽管开展了绿化山林运动，但与其说是环境保护，倒不如说是为生存而谋求经济发展的一部分。随着污染的加剧，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由于没有得到企业界和社会公众的积极响应，收效甚微。只是在近10年来，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才开始强烈起来，经济界才开始重视环境保护。韩国经验说明，只有处于不同生活层次人们，达成共识，环境保护才有可能成为全社会的要求。

（二）我国西部环境保护的执行情况

从我国西部来看，落后的经济严重制约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西北地区就推行过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但由于未能解决温饱问题而无法持续推行。80年代中后期，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宁夏贫困地区实施“2605”林草项目，共造林79万亩，种草77万亩。如今林地己不足30万亩，草地几乎没有了。这个项目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解决群众的温饱和经济来源问题，生存压力迫使衣食不足的贫困农民走上掠取自然的不可持续道路。

当前，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不少地方强调生态环境建设的优先地位，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生态要先行”等口号。个别地方搞所谓的生态形象工程，为了种草种树不惜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甚至不顾群众日常生活的需求。事实上，经济效益是基础、生态效益是保障，两者应该并举，紧密结合，而不能偏废其一。

（三）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权衡问题的启示

国内外环境保护的实践证明，忽略或者没有充分认识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的制约性，一味地追求环境保护只能适得其反。我国的环保事业必须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做法固然不对，但只顾环境保护而忽视经济发展也是不可取的。

三、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出路

（一）在经济优先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和谐

就我国来看，环境问题是存在的，之所以依然坚持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并不是说环境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没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就无从谈起。忽视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的制约作用、没有激励大众参与环保的有效经济手段，任何以经济发展为代价来改善环境的措施和政策都不会成功。

从技术角度分析，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状况有一个从坏到好的转变过程，即倒U型的库兹聂茨曲线。也就是说，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的早期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民众环境意识的提高，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循环利用，从而减少废弃物的排放，从源头上消减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消极影响。

21世纪所提倡的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必须坚持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二）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在国外己经取得了成功。据报道，美国利用废旧材料的再制造企业有73000家，1990年的总收入达到53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家用电器、家具、音响、农场和园艺设备等耐用消费品制造业的收入。然而，我国的循环经济还停留在概念或口号上，尽管学术界和政府不断提倡并大力宣传，但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最核心的一点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由此可见，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关键的一条就在于从经济利益角度调动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使企业和家庭在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废弃物重复利用的同时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

具体而言，发展循环经济不仅需要政府在理论、政策、制度、体制和机制上不断创新，更重要的是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环保投资领域。公共民营合作制为民间资本进入环境投资领域提供了可操作的参与模式。国外将PPP运用于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能源开发等公用项目的实践证明，PPP是解决政府提供环境产品不足的有效途径，有必要在我国大力推广。近几年来，我国部分城市在垃圾发电厂、污水处理厂等一些环保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但是对PPP的应用范围仍有待扩大。上海苏州河治理的经验证明，政府可以以PPP的形式鼓励、吸引房地产企业和其他一些可能受益的企业参与到河流污染治理中，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受益。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沼气工程不仅节省了开支，而且有利于环境保护，政府可以通过资金先期投入建设沼气池，农民分期逐年还款的这种公共民营合作的形式推广普及。

（三）促进消费观念的转变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不能忽略消费观念的转变。要提倡面向全体公民的更为公平的适度消费模式，不鼓励或限制少数人的高消费、超前消费、挥霍消费及畸形消费。政府的公共政策和财政援助不应是偏爱富人的“锦上添花”，而应是关怀穷人的“雪中送炭”，旨在减少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减少城乡贫困人口。提倡更加开放的面向国际市场的全球消费观，从强化开发和利用本国稀缺资源转向更加积极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充分分享经济全球化所创造的贸易收益，一方面大力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及附加值制成品出口增长，另一方面积极进口我国相对稀缺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如粮食、石油、天然气、木材、纸浆、铁矿石等，在更大范围内开拓资源供给的新来源。

（四）实施排污权交易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权衡

我国传统的环境政策大多是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制定的，以直接管制为主。具体措施主要是通过规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以行政手段强制要求各企业“达标”，否则就将有关企业关停。许多污染企业为了应付环保部门的检查不得不购置一些污染治理设备，但却尽量减少设备的运转时间；而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增加本地财政收入的考虑，也对这种规避管制的行为给予默许或实际上的支持。于是，“污染回潮”的现象屡屡发生，预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难以实现。此外，排污收费也是我国较早制定并实施的环境政策之一，但我国目前征收的主要是超标排污费。排污收费事实上成了管制政策的配套措施，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不能全部实现内部化，也不能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以及在各污染源之间的有效分配。另外，当前的排污收费还存在着收费面不全、收费标准偏低等诸多问题，进一步削弱了该政策实施的效果。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明显优于直接管制的政策，更有利于保证国家宏观环境目标的实现。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根据一定的废弃物排放量，向各个污染单位或部门分配排放许可证，从而有效达到一个地区特定的环境标准，然后准许排放许可证在各持有者之间进行交易。此方法通过建立排污权市场使各排污企业在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则下自由买卖本企业的排污权，使环保资金优先流向污染边际治理费用低的企业，排污权优先流向经济效益高的企业，从而使区域内总的环保资金和环境容量实现优化配置。

排污权交易从根本讲是一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权衡的思想，通过将权衡的权利从政府下放到企业，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个过程体现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权衡，无论企业是购买排污权还是出让排污权，必须考虑相应放弃的收入和可能获得的收入。如果企业购买排污权，则意味着企业扩大生产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大于购买排污权的开支，反之，则说明企业放弃生产的损失小于出让排污权的收益。当许可证的价格高于企业治理污染设施运转费用时，企业就会积极治理污染，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不会出现宁愿交费也不愿治理污染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