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制度范文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交易（制度）成本；产权

凡是对世界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发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比如美国的人均GDP是埃塞俄比亚的四百倍。而且这种经济水平的差异还存在着一个国家的内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差异就更为显著。经济学家们对此作出了许多研究和解释，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往往缺乏有效的市场，国民教育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生产设备老化。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使得这些国家越发贫困。因此，对经济发展要素的研究，无论是对贫穷国家、富裕国家还是正在发展的国家，都有着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解释。第一是以贾雷德·达尔蒙（JaredDiamond）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为代表的地理因素理论。认为地理的差异决定的气候的优劣，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影响农业生产和人力资源的质量。第二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能促进生产率变革和收入增长。第三种是制度因素，其代表人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他认为社会的规则起主导作用，能对合理的经济行为产生恰当的刺激。实证分析表明，地理因素固然决定国家的一些基本状态。沙特阿拉伯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日本99%的石油都依靠进口，但沙特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就国际贸易而言，贸易的发生能够提高贸易国的福利水平，但贸易却是资源存在和生产率提高之后的结果。沙特丰富的石油只有通过国际贸易，它才会获得更大的好处。经济学家发现，当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相近，自然条件相似，但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程度却有天壤之别。好比当今的朝鲜与韩国，尽管同处于一个半岛上，但朝鲜数十年来都没有从制度上作出更合理的改革，使得其经济水平与韩国相距甚远。显然，前两种因素在解释问题时都不尽人意，而制度恰恰就是经济活动中的最重要的因素。

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或建立起来的，用以减少风险和增加信任的行为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会因发生磨损而出现短缺，因此将打破旧的制度安排而形成新的制度供给。这种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即是制度变迁的表现。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把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因素当作理想的既定因素对待，因而在经济分析中从不考虑制度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和经济活动的作用与影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通过设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或组织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合作或竞争关系的制度性问题。古典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涉及到制度分析。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则忽略了这种制度分析，把制度看成是既定的，转而集中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把制度因素高度简化，企业制度被简化成一种生产函数，市场制度被简化成一种供求曲线。以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运用于研究包括法律、企业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生产的制度结构”，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展开经济制度分析。后来，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实际就是为了完成交易活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成本。包括搜寻或得到信息的成本，协商谈判的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检查和监督交易过程或索赔的成本等。交易成本构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它往往比生产活动的成本更重要。张五常博士估计，香港的交易成本要占其GNP的80%。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之前，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后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将交易成本概念广泛地运用于经济、法律、社会、历史和政治等研究领域。威廉姆森把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阿罗则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

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实际上应该称为‘制度成本’，这一点科斯也完全同意。一个人以上的经济必然包含有制度，但由此而产生的成本却完全不需要有任何交易。”（张五常，2000年，P518）。处于战乱的伊拉克，市场交易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战争造成的政治成本却大得惊人。交易是在特定制度下完成的，存在制度，必然存在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无法消除，正如交易的发生同时存在交易成本。没有制度就没有交易的发生，正如比赛是建立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之上一样。没有规则的比赛是不存在的，人们可以在没有固定规则的比赛下进行角逐，这时作弊可以说是被默许的。显然，作弊也是一种默认的规则，只是这种规则是不合理的，人们的竞争成本也高了。甚至杜致整个社会的效用为负数。以战争为例，战争是一种蛮不讲理的人与人的竞争，它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每一次经济飞速发展都是制度的更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而上层建筑（制度）又对经济有反作用。直至到人类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它还是一种制度，只是它比前面所有的制度更优越、更先进。因此，制度不能消除，只能以替代方式演进而更加优越。制度成本也就不能为零，只能通过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使其最小化。张五常博士认为，如果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指导所有的经济活动，也不会存在交易（制度）成本。因此，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视为“看得见的手”的成本。作为成本，显然要达到最小化，才能使利益最大化，在特定社会中，制度成本的过高，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障碍乃至毁灭性打击。在中国，大锅饭时期的经济制度是没有效率的，产权的模糊界定造成过高的制度成本，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现今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得益于特区的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近年来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三种广义的制度衡量尺度。第一，管理的质量，包括腐败贪污的程度、政治、权利、公共部门效率、行政管理负担。第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和法律的执行情况。第三，对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限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保护制度畅通的制度安排。因为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市场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没有效率。经济的长期发展，除了基本经济要素的作用外，还需要制度来维持增长动力。上述关于制度的衡量标准中，最集中的是产权问题。从管理质量，私有财产保护或公民的平等发展等等的问题，在解决方法和最终结果上都表现为产权的明确界定。诺斯把产权看做一种经济体制中激励个人或集体行为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一种有效率的产权，不仅有助于发挥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保证把资本和精力用于社会最有用的活动，从而使个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趋于一致。而且还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从而降低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节省交易成本。如果缺乏有效的、明确界定的产权制度，经济社会的私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就可能不相等。这时，社会上可能会出现“搭便车”的无本获利者，或者因为私人成本大于收益而不愿从事损己利人的活动，社会的经济效率便会因此而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新经济史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国家对于产权制度的建立、产权制度的性质，以及产权制度的结构，都具有重要意义。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他和托马斯通过对公元900—1700年间西方经济史的考察，得出结论：产业革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只是经济增长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动力可以追溯到前几个世纪产权结构的缓慢确立过程。这种产权结构为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的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所以，从根本上说，高效的产权制度是发达国家兴起的根源。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第2篇

一、适用范围

全区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群团组织和具有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驻福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二、有关规定

（一）不准违反规定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乱摊派。

1．违反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进行收费，或擅自设立罚款、集资、基金项目；

2．不实施管理行为或不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

3．利用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强行服务收费，搭车收费，或以保证金、抵押金、储蓄金、集资、赞助等形式变相收费，或在公务活动中通过中介组织对企业收费；

4．擅自把职责范围内的无偿服务业务变为有偿服务，或对企业应自愿接受的咨询、信息、检测、商业保险等服务，强行服务且收费；

5．强制企业参加不必要的或属自愿而不愿参加的会议、培训、学术研讨、技术考核、检查评比和学会、协会、研究会，或强行向企业拉广告、订书报刊和音像制品；

6．对国家和省、市、区已废止的收费项目，继续实施收费；

7．执收单位变动后，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手续，私自转移《收费许可证》继续收费；

8．无《收费许可证》而擅自收费、不持证收费;

9．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之外实施罚款；

10．不使用规定的票据收费、罚款或收费、罚款后不开正式票据、多收（罚）少开、开具虚假或过期票据；

11．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之外，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摊派、索要赞助或无偿占用其人财物；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乱摊派行为。

（二）不准向基层和企业“吃、拿、卡、要、报”。

1．接受或参加管理服务对象提供的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

2．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礼物馈赠或参加管理服务对象提供的旅游或娱乐活动；

3．为谋取私利，故意刁难管理服务对象；

4．借执法、服务之机，向基层群众和企业索要财物、要求免费提供有偿性的服务或报销有关费用；

5．其他借职权之便从基层和企业谋取私利的行为。

（三）不准在审批过程中违反服务承诺或违规行使项目审批否决权。

1．不按规定公开本部门办事依据、标准、条件、程序、时限、服务承诺事项及收费依据和标准；

2．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受理、许可而不予受理、许可；

3．未能清楚告知申请具体要求或对申请资料不全未能一次性告知补充事项；

4．不予受理、审批而不书面告知理由；

5．不执行否定报备制的有关规定，对一般项目的审批，未经行使审批职能的部门主要负责人同意，擅自否决，或对重要项目的审批，未经区政府同意，擅自否决；

6．在承诺或规定时限内无正当理由未能完成审批事项或未告知办文结果；

7．对涉及不同部门的审批不及时主动协调、相互推诿或拖延不办，或本部门审批事项完成后不移交或拖延移交其他部门；

8．无规定权限或超越规定权限实施审批，不依照规定程序或非法设立审批程序实施审批；

9．对应纳入区行政审批中心集中办理的审批事项不纳入或已纳入的审批事项仍在原单位实施“双轨制”审批；

10．其他违反有关行政审批管理规定的行为。

（四）不准按规定应向下属中介机构脱钩而不脱钩、违规委托（准许）中介和下属单位代行行政审批管理权或从事行政审批活动。

（五）不准违反规定到基层和企业检查、考核、评比、达标以及违背服务对象意愿组织参观考察。

（六）不准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等过程中弄虚作假和私自交易的行为。

1．违反有关规定在有形市场之外进行私自交易；

2．应招标、拍卖或挂牌而未招标、拍卖或挂牌的，或应公开招标的工程项目不实行公开招标，或将工程肢解发包；

3．违反规定，将项目交由无资格（资质）或不符合资格（资质）的机构，或发包给无资格（资质）或不符合资格（资质）单位承包；

4．招标、拍卖、挂牌定标后，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改变履行；

5．其他违反有关公共资源交易管理规定的行为。

（七）不准在执法中违规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失。

1．无法定和事实依据，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物品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滞留等强制措施；

2．扣押财物未给当事人开具扣押清单；

3．未按规定时限返还所扣押财物；

4．擅自使用或丢失、损毁所扣押财物；

5．其他违反规定实施强制措施的行为。

（八）不准行政不作为、工作推诿扯皮、服务态度冷硬，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

（九）不准在工作时间擅离职守，不认真履行职责，延误基层和企业正常工作开展。

（十）不准违反其他工作纪律，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

在决策制定与执行、机关内部事务管理、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等过程中，有其他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的行为。

三、投诉受理原则、范围和程序

（一）投诉受理工作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

建立层层负责的投诉受理网络，区行政效能投诉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负责受理全区范围内的投诉，各部门（单位）负责受理本辖区、本部门（单位）的投诉。

（二）投诉受理范围。

1．群众来电、来函、来人、网上投诉的；

2．上级或同级党委、政府交办的；

3．上级业务部门转办的；

4．“中心”明查暗访发现的；

5．有关部门移交的；

6．其他渠道获取的。

（三）投诉受理程序。

投诉受理后，应按规定程序采取自办、转办、交办等方式办理。性质严重、影响较大的重点投诉，由“中心”直接调查处理；一般性的投诉，采用转办、交办方式办理。转办、交办的投诉应在收到转、交办投诉之日起5日内报告办理结果，不能如期报告办理结果的，要说明理由和办理情况，并向“中心”提出延期申请，经批准后按批准时限办理。对转办、交办的投诉推诿或拒不办理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承办机关和责任人通报批评或者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四、责任追究和结果运用

（一）对发生以上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行为的，经查实，情节较轻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口头警告；情节严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评或者效能告诫，并视情况责令换岗或辞职；个人一年内被有效投诉2次的可予以辞退或换岗。

构成违纪违法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人员的纪律、法律责任。属垂直管理的单位，按上述原则，由区委、区政府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1.“责令换岗”是指违反《规定》、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对直接责任人调整其工作岗位的一种组织处理措施。凡被责令换岗的，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2.“效能告诫”是指违反《规定》、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对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或领导干部给予书面惩诫的一种教育措施。凡年度内被效能告诫一次的，年度考核个人不能评为先进或优秀等次。年度内被效能告诫二次（含）以上的，部门不能评为先进单位。

3．“个人一年内被有效投诉2次的可予以辞退或换岗”是指：工作人员或领导干部个人在执行公务中吃、拿、卡、要、报，接受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因对方未满足本人私欲有刁难、报复行为的；在行政执法、办理行政审批事项或履行其他公务过程中，严重以职、的；一年之内被累计投诉2次且查证属实，按有关程序可予以辞退或换岗。

（二）对违反《规定》、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的行为，经查证属实后，由“中心”提出处理意见或建议，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移交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处理决定存入本人档案，并同时报送“中心”和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1．给予通报批评以上处理的，应责成被处理人员写出书面检查；给予书面效能告诫的，应将效能告诫决定送达被处理人员，并告知其申辩的权利和期限；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按规定程序办理。

2．书面效能告诫的告诫期为6个月。告诫期满后，被告诫人应写出整改情况报告，经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已改正的可按期解除告诫，并下达解除效能告诫通知书；仍不改正的，应延长告诫期，延长期为3个月。

给予工作人员党纪政纪处分的，按照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3．对处理决定不服的，被处理人员可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7日内，向作出决定的机关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书面申辩。受理机关应在收到书面申辩之日起30日内，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销原决定的书面处理意见，并通知申辩人。

申辩期间不停止原处理决定的执行。

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对上述申辩程序另有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环渤海经济区；制度创新；硬制度；软制度

一、引言

环渤海经济区由京津冀、山东和辽宁三个部分构成，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07年整个区域的GDP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4.6％。其中，京津冀GDP超过2.7万亿元；山东省GDP达到2.6万亿元，辽宁省GDP超过了一万亿元，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区域内三大板块竞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如何加快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为重要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特定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更多的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到能促进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特点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包括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行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制度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校正这种不足。

两种制度变迁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效率较高，但是往往存在搭便车之类的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

2创新主体的基本理论

制度创新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同时又是参与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他们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计算和预期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对制度创新方向有不同的偏好，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合作博弈相互交错的结果。

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制度新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不同的偏好体系和特殊的利益，它们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偏好体系和利益结构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矢量方向。在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扩散中，政治权力的分配状况、利益集团的结构状况特别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偏好，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扩散有很大影响。

三、环渤海主要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

1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陷造成协调难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的建立是由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方面是政府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的弥补了本区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使本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劣势方面则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方面存在欠缺，由此带来协调难的问题。

本区域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太大，市场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各地方政府与区域总规划的目标函数存在偏差、地方眼前利益与整个区域长远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都以追求本区域经济最快速的发展，没有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更为甚者，当地方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存在摩擦的时候，名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区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统一协调的努力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各地还是把地方利益摆在首位，这就导致了区域之内难以协调，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环渤海经济区建设统一市场和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本区域港口密集，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就有9个，强大的港口运输能力本应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各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与合理合作，相邻港口竞争激烈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发挥。

2本区域的经济结构导致缺乏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过低，因此区域内行政干预的力量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创新主体缺乏、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问题，制度创新主体主要依赖政府，其他的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热情难以发挥，影响了制度的供给。

制度创新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本地区的私营企业尚不具备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的规模，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于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得到的收益远小于他们参与体制创新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为打破区块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的尝试而付出成本。导致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不够，无法找到打破分割的低成本的办法。

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私营企业相比他们在分割的市场中处于更优势地位，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大，由此导致本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较慢，制度创新明显落后。

3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使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

环渤海经济区重工业较为发达，能源消耗较大，电荒和水荒等问题长期存在，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一些资源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果依靠市场解决，利用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资源在整个市场之内有效的配置，则有可能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利契机，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效拉动力。

本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导致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依靠政府批准，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双轨制过程中，长期依靠指标和批文的方式优先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依靠政府批文获得资源的路径依赖的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本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惰性。

四、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们可以说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缓慢，因此要想加快本区域的发展必须加快本区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1改善软制度增加创新主体

本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思想中轻商的观念影响较大，因此人们的下海经商的意识淡薄，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主体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地提倡有利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利用本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有利条件，积极的引进外来文化因子，逐渐形成一种对经商和下海创业的提倡和尊重，改善本区域的软制度。

必须加快形成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引导区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企业积极创业，这将会大大的促进区域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区域内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活力的增加。

2创造一套有效的硬制度体系

任何一项政策长久有效的实施都要经过各方的博弈和磨合，因此区域的发展规划要采用试验性改革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本区域三个区块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必须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使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阶段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管理者主要是各个省区的政府，同时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很直接，但是民营经济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最好是建立起一个以行业协调机构为基本单位的协调机制，这种行业协调机构最好是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发挥协调作用。

为了建立运行良好的协调机构，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的调整相关的政策给这些民营经济体为主的行会组织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建立要由行业内的经济体竞争参与，有实力有威信的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行业协会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加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本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加快该区域制度创新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人手。软制度方面要积极的提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主体发展的文化环境，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是制度创新主体增加的前提，是增加本区域制度创新活力的基础。

硬制度方面首先要采用实验性的改革方式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规划方案，使各个地方能有因实际情况而调整的余地，其次本区域应该建立起一套由各个行业协会组织组成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组织要采取以民营经济为参与主体以政府为监督主体的模式，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第4篇

杨瑞龙较早地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他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制度供给短缺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的结论。王小鲁评价了改革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认为资本形成加速对过去的经济高速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更重要的贡献来自制度变革引起的资源重新配置。傅晓霞等通过分析市场化和开放型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指出体制改革仍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班玲认为经济发展的最终源泉是制度和技术的创新。技术创新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但技术创新如果没有制度创新的支持,即使经济一开始有所发展,也是难以为继的。因此,为了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制度创新非常必要。聂艳晖以索洛纳尔逊同期模型为基础,建立包含资本、劳动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进而对制度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进行了测度。薛宏雨以所有权、交易费用和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包含制度要素在内的经济发展模型,考察了1978—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定量测算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最后得出市场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张新杰在研究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时,主要考虑到了地区间的差异性,因此他对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综合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学者对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论述和理论性的总结,对于沈阳经济这样一个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又上升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老工业基地,还没有基于大量事实和数据的较为严格的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对CD生产函数进行改进,引入制度因素,构建广义CD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创新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计量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所选取的各个变量经过数据处理后,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消除多重共线、序列相关等问题后,方程整体和各个指标变量显著,符合各自的经济意义。这说明本文选取的变量比较合适,能够较好地反映所研究的经济问题。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产出弹性为0.487,即资本投入每变动1个百分点,GDP变动0.487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前沈阳经济区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靠投资驱动的。2012年沈阳经济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0199.6亿元,比1999年的576.85亿元增长了近18倍,年均增长率约22.77%,远远大于GDP的增速。投资拉动了沈阳经济区经济的增长,也可能导致投资过热现象出现。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经超过劳动投入,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沈阳经济区市场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362,与资本投入弹性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沈阳经济区应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劳动力投入的弹性最小,说明沈阳经济区依靠劳动力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路已行不通。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时代,沈阳经济区的人口红利已消失殆尽。沈阳经济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依靠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和技术人才。

三、结论

与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相比,构建包括制度因素在内的广义生产函数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制度创新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沈阳经济区的设立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以来,沈阳经济区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制度创新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制度创新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①沈阳经济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足。虽然中小企业在企业数量和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仍需提高,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②沈阳经济区与沿海经济带相比,在吸引外资、人才等方面竞争力不强;

③政府角色还没有向“服务型政府”真正转变,市场机制还不完善;

④区域内人才流动存在障碍,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因此,沈阳经济区应继续加强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抚州制度变迁制度落差制度供给

一、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

首先，产权模糊丧失激励机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照搬苏联模式，片面强调公有制的作用，全民所有导致现实中的无人所有，最终制度供给的错位致使人们丧失劳动积极性；其次，平均主义导致“搭便车”行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后“大社”思想出现了不切实际的急躁行为，尤其是在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 规模的盲目扩大使监督成本上升，从而给“搭便车”行为创造了利润空间，降低了生产效率；最后，资源配置制度的低效率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增加。计划经济虽然避免了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并使人均收入分配趋于均等，但由于统得过宽、管得过死，不仅使人们丧失了积极主动精神，而且由于计划过程的滞后性和计划效用的边际递减造成交易费用显著增加。

二、改革开放后的制度激励

（一）产权制度的变迁使价格杠杆得以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产权变革使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和作用不断上升。1981年《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中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到1984年“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释放了市场经济主体活力，为我国价格制度从双轨制到市场定价提供了可能，市场定价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不断增强。总之，产权制度的变迁最终促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也使商品经济拥有了源动力。

（二）农业组织方式的改变释放了农业原有经济活力

上世纪80年代初，抚州地区在全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有的组织被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所取代，这不仅保留了必要的统一经营，又将生产资料和生产权限下放给了农户。同时，在“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方式下，将责、权、利清晰化。这实质上打破了体制下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旧的农业耕作模式，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的新型农业耕作模式。农户有了最大限度追求农产品剩余的动力机制，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三）按劳分配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激励机制

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取代原有的分配方式，首先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肯定了按劳分配原则。十四大强调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其中包括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此后为了配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十七大前后从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转变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并明确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分配制度的变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它体现了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打破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中平均主义、忽视个体的分配格局，更好地调动了各方要素参与分配，且监督成本的降低较大程度上摆脱了机会主义行为，可以说，体制的变化使得生产中更大程度上发挥人的潜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

三、抚州当前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

（一）制度供给落差导致竞争力下降

制度供给也就是制度的产生，它可以是逐步演化、也可以有意识的设计而成。如果制度供给是有意识地设计而成，那么，制度变化的前提是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当然江西省的制度变化也属于供给主导型。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是在一定的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范围下进行的，制度供给主体和非制度供给主体由于所处集团不同，其成本收益的预期值往往也不同，此时，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社会博弈中往往又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取决于制度供给主体的。所以，即使是进步性的制度变迁，局部性的收益也未必是均等的。

江西是一个农业大省，地理位置优越，整体上为欠发达地区。在中部崛起的背景下，江西做出重点建设昌九工业走廊的战略部署。从国家层面来看，东部经济发展使环境恶化、耕地减少，中部地区成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因此，选取昌九工业走廊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来推动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国家利益所在。同时，江西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的竞争压力较大，集中财力和物力发展基础较好的昌九可以提高我省竞争力。

抚州的中心区域与北侧的南昌的空间距离非常接近，同时南侧的赣州也是江西经济发展政策的倾斜区域，因此抚州经济发展中很难得到较为优惠政策和重大项目，再此基础上由于“回波效应”的存在使抚州在与外界的联系处于不利地位，相对其他区域抚州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已较大速度流向昌九地区，从而使抚州经济发展相对较慢。

（二）非正式制度吸引生产要素能力低

诺思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类，前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产权、各种合同制度等，后者是指那些对人的行为不成文的各种限制，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习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变化缓慢，具有长期性；正式制度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才能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因此，非正式制度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如果说，制度落差这种正式制度是抚州经济发展的外在因素，非正式制度的相对缺失则是抚州经济滞后的重要内因。

首先，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人才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保守和财力限制，使抚州很难引进高素质的人才。其次，抚州素有“才子之乡”的美称，从古自今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名人，然而，自身可用人才相对较少。这一方面和发达地区的“回波效应”有关，另一方面，从自身文化来讲，临川文化是一种典型农耕文化，这培养了抚州人自强不息、奋发向上、依靠个人能力成就功名的优秀品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农耕文化所造就的个人主义又不适合整体区域经济的发展。最后，农耕文化培养了抚州人勤俭持家的优良美德，在劳动力流动频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抚州人的这一恋家本性显然阻碍了抚州的劳动力优势，使抚州部分劳动力放弃外出打工的高额利润而安于现状。

四、抚州经济发展的制度培育

（一）通过正式制度改革提升抚州竞争力

诺思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其中，正式制度因其具有强制性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直接动力。这主要变现为对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对外发挥优势、提高竞争力。抚州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恰是由制度供给的相对不足造成的，因此，抚州若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对内要加强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尤其是要进一步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加强监督，避免腐败。对外则要力争江西的制度支持，改善投资环境，同时加强与其他省市合作，宏观规划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发展组织。

（二）改进非正式制度，为抚州经济发展吸引人才

非正式制度并没有正式制度所具有的强制性，但非正式制度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活动空间。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人们在作出经济选择时必然受其价值观和生活习性等制度环境影响，并最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临川文化的农耕文化积淀使抚州地区历来重视教育，但忽视人才的使用。所以，抚州优秀教育的结果只是人才输出，并没有转化为当地的生产力。同时，抚州开放程度较低，引进的人才一时难以融入当地环境。两方面的因素造成抚州人力资本缺乏，经济发展缺乏活力。鉴于非正式制度的长期性和潜在性，抚州教育应适当引导学子建设家乡、服务地方的抚州情结。更为重要的是，各级部门要把经济发展就是人才竞争的理念深入到工作的各个环节，为人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三）探索新型产权模式，寻求抚州经济发展新动力

抚州作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依据比较优势必须从挖掘农村资源入手。在新的市场经济形势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效力急剧递减，土地产权模糊造成了农民无法实际掌握农村集体土地资源，要素所有者的真空状态，使原有的分散经营严重阻碍了土地资源自由流转，使农业难以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同时，由于农民对土地资源的监督空位造成农民者的权力寻租，不仅浪费了大量土地资源，还影响农村和谐，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新的势在必行，地方政府应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农村新的生产方式，在约束权利寻租的同时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培育农村土地市场，提高农村经济运行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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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0.

[3]刘学良，孙斌栋，刘伟，潘鑫.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区域经

济发展――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与启示[J].城

市，2008(3).

[4]王再文.比较优势、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山西

经济发展历史的解释及启示[J].生产力研究，2006(12).

[5]蒋政音，蒋文玲.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第6篇

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制度安排不同，马克思则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与制度结构变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健康发展，就不能只是搞经济建设，而是要首先实行社会改良。只有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条件具备了，才会使经济发生质的变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战略吸纳了他的此项研究成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制度创新不仅局限于交易规则的制度安排层面，还必然涉及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等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创新就更具现实意义。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更是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七大关系探究

1968年诺斯开拓性的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生产体系，把制度看成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甚至比资本和技术更为重要。保罗克鲁曼认为：在制度有保证的条件下，技术跨越才是有可能的。吴敬琏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而是人力资本的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讲到：每个人不过是一只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的活动范围一样，制度决定了人的活动在操作层面的选择集。在既定的制度下，具有自利本性的人的行为选择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最大边界范围，打“球”甚至越界闯红灯，追求个人或经济组织利益的最大化。笔者认为，我们应积极推进制度安排创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改革“牛鼻子”牵（推）动其他各项改革进程，大力探索实践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以下几方面关系：

1.完备的法治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诺斯在1990年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进行分析时，得出了“由于缺乏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它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不前”。缺乏法律保障，就会陷入“霍布斯丛林”，遭遇“流动性匪帮”，经济组织行为难以走入良性轨道。研究发现，法律环境、个人财产、资源配置与市场相结合的开放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限制和剥夺自由的封闭社会的3倍,效率是后者的2.5倍。为此，洛伊在1985年向国际开发署提出建立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前提：法律和秩序。法律即“固定性匪帮”通过对财产权的保证，能够形成一种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对称的制度安排。人没有约束，经济就会出轨；人没有激励，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活力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缺少制度保障，经济增长或许不可能，或许极其可怕。例如，美国未来学家在《高科技、高思维》中警示人们，高科技会挽救人类也会毁灭人类。电脑出错，飞机有可能掉下，导弹将胡乱发射，核武器和克隆更是不可想象。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内在逻辑的市场制度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市场经济的成功依赖于大量长期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一个抽象的市场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天然存在的“人的自利本性”驱使下，大家普遍认为的我国民营私营企业家“原罪”问题，正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法律缺失造成的。还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不但有法可依，更要有法必依，“高压线”必须通上“高压电”，不能让制度成为“夏天的冰棒”。

2.制度创新与遵循内生变迁规律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承担着由于制度缺陷带来的种种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高消耗高污染以及贫富分化、效率低下、腐化堕落等众多经济社会困境，制度创新成为了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十之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的颁布，可以说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倒逼的结果。“历史无法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我国百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说明，有效的制度创新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避免脱离现实的过于超前或者过于滞后的颠覆性错误。否则，有可能成为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制度创新，引起经济与社会的动荡，甚至发生以冲突暴力来满足人（集团）的自利本性。学者认为，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比西欧社会稳定，因为它是个自给自足（或称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简单系统，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就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复杂系统。然而，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如政治动荡、冲突暴力或战争），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使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系统被打断而回归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较高），一切又重新起步、从“零”开始。所以，物理经济学家陈平认为，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因逼迫而发生，但绝不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3.政府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改革已由“帕累托改进”转变为“卡尔多改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皆大欢喜已非可能，改革任务复杂艰巨。政府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政府制度尤为重要，应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引导内生制度自身演化和变迁。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要设计者和建设者，甚至可以说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特定历史阶段内，具有其它经济主体无法胜任和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本身的制度创新尤为迫切。不越位、别错位、补好位，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效率、有担当、抗侵蚀，应成为政府制度建设的重点。还有，鲁迅先生曾经说：向来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今天，不妨少算旧账，多算新账，以GDP增量做好利益调整补偿，以预期改善凝聚改革共识，以存量优化摈除改革阻力，跳出“精兵简政”的利益博弈，涉过险滩，突破藩篱。所以说，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必要条件，发展仍是我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第一要务。存量博弈，必定束缚羁绊，甚至引发动荡。

4.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文化（非正式规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们将它视为文化力、软环境。事实已经证明，缺少文化含量和附加值的经济发展不会形成后发优势，相反会进入“锁定效应”而停滞不前或昙花一现。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辉煌是从未有过的，它带来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是从未有过的，人类传统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正面临严峻挑战。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技主义给人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对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同样具有重要启示。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克服“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负价值、负效应，纷纷转向“孔子学院”、转向“东方文化”寻求解决之道，这都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价值创造不容低估。东亚一些国家比较成功地利用了我国儒家文化抑制个人主义，化解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负面消极因素，形成了一个有力经济发展的良好文化道德氛围，在东亚经济起飞中显示出良好作用。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在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也要避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应包容兼蓄，海纳百川，积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优秀文化，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美好软环境和强大软实力。“囚徒困境”原理说明，根源于信任的“责任感”或“信誉”机制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当“负责任”和“守信”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道德基础时，制度成本最低，制度效率最高。

5.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三者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单纯的量的概念，经济发展就是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规模大、总量大，只能代表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经济发展。比如，高消耗、低效率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若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没有创造附加价值或附加价值较低，还不如直接售卖生产要素。我国经济“现行版”是“经济增长型”。目前，我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上海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只相当于纽约的1/29、中国香港的1/14；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比日本和韩国高40%；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5%以下，关键核心部件和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我国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按照索罗余值的经济增长模型，我国经济增长中只有30%依靠技术，更多依赖的是要素数量扩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60%-70%依靠技术拉动。所以，辩证来看，我国由“经济增长型”向“经济发展型”转变迫在眉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大有潜力、大有可为。

6.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概括为：G＝F（I，T），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F=生产函数。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也能阻碍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其说是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创新更为准确。制度创新不仅能使科技创新潜能尽可能充分发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CDM机制的实施，就意味着在WTO原有游戏规则失灵的情况下，“世界政府”不得不进行“制度安排”创新，重新构建一个“人为市场”，将金融手段直接嵌入人类遏制气候变化的活动之中，从而诱导出大量的低碳能源技术的创新活动。入世十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水平由于“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求生存，倒逼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升级而获得了大幅提升。同时，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带来的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然牵（推）动交易规则、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创新

7.制度安排创新、制度结构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社会基础性的规则)，制度安排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制度结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所以，我们既要积极进行制度安排创新，更要与时俱进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避免成为生产力的桎酷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引发社会环境的大涨大落而打断重来。从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私有经济到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允许适当发展、有益补充、重要支柱、重要组成部分到依法得到保护；从温州方兴钱庄夭折、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银行理财产品到余额宝、村镇银行、民营银行、利率即将市场化，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今天的决定性作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就是制度安排、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不断融合创新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矫正、不断求真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追求真理、永远保持先进性的光荣本色。

总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制度必将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谐互促”的“纳什均衡”，是各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潜能被充分释放、竞相迸发、充分涌流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个无限趋近“纳什均衡”的过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制度运行环境变化，制度创新绩效呈衰减之势无法避免，唯有启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方能保持已有的领先优势。另外，制度经济学家视制度为一种公共物品，它的建立、维持与实施，如同其它公共物品一样具有供给过程，需要成本代价，因此它需要公共供给，同时公共消费。全社会人都在为制度创新努力并消费它时，这个国家的制度比较优势一定突出，经济社会发展定会发生质的飞跃。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第7篇

主流观点认为，经济机制就是一个投资、生产、消费过程。同思想观念、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无关。但事实上，在阶级社会（包括思想）中，占主流地位，不同阶级的经济思想、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但是，正如我在《中国已失去第三次飞跃的制度性保障》一文中所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发展能力上，而创新能力、发展能力源自于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机制。中国后三十年在财富放量增长的同时，却拆除了激活创新能力、发展能力的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机制，这才是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根源。

二、世界经济危机源于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思想文化的缺失

从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可以说总结经济危机的文章铺天盖地，说法不一，但大多是说监督不到位导致的。但其实，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是资本制度机制的必然结果。再进一步说，监督严格而且有效，最多也只能做到阳光下的有规则掠夺，一样会因占有率膨胀引起经济危机。因为，占有率膨胀的前提条件，是大多数人降低资源分享率（收入是资源或产品的分享形式），离开这个前提条件，就没有占有率膨胀。而占有率膨胀的问题，其本质是剥削思想在世界各国占主流地位的问题。

也就是说，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思想文化，被世界各国的主流精英给否定了。在国内，新一轮捍卫思想的斗争，其实就是个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思想文化同剥削思想文化的斗争问题。有人困惑，主流精英为什么坚决否定？其本质原因，就是某些主流精英成了剥削阶级，如果不坚决否定，他们就无法自由掠夺和自由剥削。过去我一再说，思想是一套完整的价值判断体系，主流精英如果不否定，大家一看就明白主流精英想干什么了，那么就会妨碍反抗他们自由掠夺和自由剥削。事情就这么简单。

三、经济危机的关键是人民大众失去当家作主的权利问题

由于前两个原因，人民大众失去当家作主的权利就成了必然。而人民大众失去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中国就必然陷入精英胡作非为、破坏宪法、任意掠夺、欺压民众的不归之路。也就是说，三者是一个整体，犹以思想最为重要。前面说过，主流精英说经济就是经济，没有阶级性质。其实，某种产品没有阶级属性，但归谁分享就有阶级性了。生产劳动、创造成果的过程叫经济；如何管理生产劳动、怎么生产？叫管理政治。产品生产出来了，大家如何分配，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政治。而十个人有五十万元，其中有三个精英，三个精英说五十万我们拿四十九万，剩下一万是你们七个人的，这种情况叫精英政治。如果十个人一起商量，五十万怎么分配，大家通过争论取得共识，在某个共同认为合理的标准下分配，叫平民政治。给这个平民政治起了个名字，叫人民大众当家作主。

这也就是一再强调让人民大众管理国家、管理教育、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等等的根本原因。

这同样是主流精英为什么痛恨、否定的根本原因。

简单的说，由制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政治机制，不让主流精英自由掠夺了。

四、思想文化的革命是走出经济危机的前提

剥削思想占主流地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而剥削的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是形成经济危机的内在机制。所以，不仅是中国，就是整个世界，要想真正走出经济危机，都必须来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革剥削、封建、官僚思想的命。如果不来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最终的结果就只有暴力革命。有不少人在我《中国会不会陷进大动荡时代》一文后留言，认为中国不会陷进大动荡，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光顾挣钱去了，这是一。其二，中国老百姓有口饭吃就不会闹事，所以不会有社会动荡，更不用说暴力革命了。其实，现代人之所以是现代人的主要原因就是，政治经济利益需要捍卫，精神信仰也同样需要捍卫，比如说通钢、湘煤等等事件，就证明捍卫生存的范围，扩展到政治、精神领域。

五、重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是经济良好发展的制度保障

有了思想文化革命这个前提，下一步也就是个重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问题，因为，中国只有拥有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经济发展才拥有制度保障。如果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人民大众即使通过抗争，捍卫了一时的权益，比如说通钢事件，但最终还会失去。所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问题，是个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问题。

六、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理论和GDP结构比率统计模型

有了制度保障，中国就必须建构自己的比较优势理论和GDP结构比率统计模型。因为，前者是结构比较分析与选择的决策模型，后者是GDP结构比率流向模型。刚才看到左大培先生和高梁先生谈比较优势的文章，他们共同认为，中国到了技术立国的时候了，但他们同时反对比较优势理论。我个人认为，西方的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应坚决反对，但我们更应该建构自己的比较优势理论，前面说过，是结构比较分析与选择是决策者的参考模型。新晨

如何建构中国的比较优势理论和GDP结构比率流向模型呢？

后者我曾有专文论述，不赘。建构中国的比较优势理论：

一、以龙头工业带动其他工业结构发展。

二、以高科技带动龙头工业的发展。

三、以军品带动民品的发展。

四、优势资源要节约用，更不得随便出口，而是进口，为以后的发展储备资源。

五、对于不破坏环境，不损耗资源的，大量出口，并且可以有限的出口退税。

六、中国十三四亿人，其市场容量赶得上几个美国，而这就是市场优势，市场优势即人口优势。

七、中国有市场，但没有消费能力，这就需要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培育市场的消费能力。培育中国的消费能力，就是优势，反之，帮助别国提升消费能力，就是自掘坟墓的劣势。

八、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创新机制，就是另一个比较优势。

结束语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第8篇

一、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完善的目的和意义

社会保障是社会成员因年老、生病、失去工作、生育、残疾、死亡、天灾人祸等各种原因造成生活困难时，国家给予的最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保障制度是对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利益关系进行统一协调的重要制度。它是通过对国民收入进行再次分配，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而制定的一种生活保障制度。它作为每个国家的一种制度构架，是对资源进行统一配置的一种手段，同时对资源配置中市场失去控制时的弥补，也是为了纠正市场经济表面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而作的制度调节，其真正目的是通过对社会资源整体的调节和再分配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从而让每个社会成员共同享受整个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成果。随着社会不断完善和进步，各种不同类型、不同作用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构建出一个系统完整的社会保障系统。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由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和安置等不同形式的制度组成，它充分体现出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现代文明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协调整体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二、传统标准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根源，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派生物，上层建筑是为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一时期对应的上层建筑的设置。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收入的增长，必然会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要为人民的生活健康提供更多的保障，这就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不健全将对经济运行、社会发展，甚至政治层面、道德层面、文化层面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都产生严重的影响，抑制经济的发展。二战后，欧洲各国鼓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社会福利制度，一时间欧洲的高福利社会几乎成为了其他国家人民眼中的天堂。而欧洲之所以得以建立如此高水平的社会保险制度，则是由于其在二战结束后，经济得以快速恢复的结果。与之相反的则是希腊。希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众为了争取高福利的生活，选举了做出高福利承诺的政党上台执政；而政治家们为了赢得选票上台掌权，便不断的提高希腊的国民福利水平。在这样的不断循环中，希腊人过上了令全世界人民羡慕的高福利生活，却也在不断的搭建着自己的债台。美梦总会破灭。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升级，希腊不得不实施紧缩财政的政策，包括制定严厉的紧缩法案、大幅削减养老金标准等，使其社会福利制度严重缩水，让普通希腊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无助的人们走上街头，罢工和抗议活动变得司空见惯，其经济危机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已经演变成一场社会和政治危机。这样看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制度的安全稳定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作为一切事务的基础，在社会保险的实行中也不例外。只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作为后盾，社会保险制度才得以发展和完善。

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关系

社保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让人民享受到最低的生活保障，抑或是医疗救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除社会矛盾，尤其是在贫富差距较大的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可以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维护了社会安全和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快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建设的步伐，新修订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应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国家确立了“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险原则，这就可以给多数的城镇居民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使他们不至于陷入“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的艰难困境。而且，因为社会保险中有一部分的支出是要投入到失业或退休人员或者是丧失劳动力的人的身上的，通过这一项支出，有效的确保了他们的基本生活，可以满足他们最低的生活需要，这样就可以缓解失业给他们以及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有力的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同时也可以让在职职工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一定的安全感，不会过于担心未来的生活筹划，这样更利于职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聪明才智，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调节分配，改变消费观念，最终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必然需要一定的资金作为支，不论是通过征收社会保障费还是社会保障税，都有助于对收入分配进行第二次调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过去那种“大锅饭”的历史早已远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同存在的分配制度方式承认了私有制度，但是因为每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不是均衡的，因而会在收入上产生各种差距，最终导致收入分配不均，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和效率。而通过对公民征收税费，有助于调节收入差距，通过不同的征收比率，或者对不同的项目征收不同的税额，杜绝了平均主义或吃大锅饭，有助于保障每个人的利益，也实现了收入的分配职能。同时，我们了解到，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居民更加倾向于将自己的收入存入银行中，为将来未知的风险买下一个让自己放心的保险。随着存款数量的增加，人们对自己未来的担忧也会逐渐变小，但是这样做，无疑是限制了消费需求，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这样做是极不利于社会发展的。社会保险的目的，是为了使退休、死亡、失业、残疾和疾病等原因所导致的个人所得的损失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

它改变了原来通过个人储蓄来弥补损失的方式，因此人们不必像原来一样将大笔的金钱存入银行中，而是倾向于积累较少的金钱，所以在个人储蓄方面人们会有一些改变。而它们共同的效果，就是可以使人们恢复消费信心，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任何事物都是存在两面性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如果社会保险制度超前发展，势必会对企业和个人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损害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滞后，没有能够合理的满足人们的需求，就会打击人们的积极性，阻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导致社会保险制度不能成为调控经济的一个有效手段，最终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相互制约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要与所采取的经济手段相适应。从具体情况来看，通过分析比较，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制约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约了社会保障规模的大小，如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发展，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因而有强大的经济做为后盾，逐渐建立起适合本国条件的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高福利的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落后，在国家财政支出方面存在困难，因此难以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网络。二是决定了社会保障的标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因而社会保障水平相应提高；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因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三是制约了社会保障政策，如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效率优先从而制约社会公平；我们国家逐渐采取效率兼顾与公平协调更有利于社会保障的健康发展。四是如果社会保障制度过度超前，也会对企业和个人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损害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竞争力。如果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滞后，没有能够合理的满足人们的需求，就会打击人们的积极性，阻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导致社会保险制度不能成为调控经济的一个有效手段，最终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保障的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发展，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合理运用资源和恰当分摊负担及利益，两者是同等重要。

四、目前对我国经济协调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建议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必然要求是公平的，奋斗目标是逐步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这是个长期的工程，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中共中央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统筹协调做好各项工作，实现社会保障事业可持续发展。这充分说明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工作，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重要任务。目前我们认为我国在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逐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应该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在扩大社会保障基金来源方面，我们必须发动全体人员积极参保，积极缴纳社会保险费，做到广覆盖；同时鼓励单位和企业积极进行捐赠。另一方面国家要在财政投入方面建立起一种合理有效的社会制度，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按比例保持必要的投入力度，特别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应该主要是财政投入。二是继续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同时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加快失业、工伤、生育、学生保险制度建设；根据新的形势要求，建立起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救助方面，对城市所有居民要做到应保尽保，对农村要逐步建立全覆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市低保、农村五保供养、特困户救助、灾民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制度。在社会福利方面，要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发展残疾人事业，根据新的人口发展趋势，努力完善老年人的各项保障措施。在慈善事业方面，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加强对各项捐赠款项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使慈善事业惠及到更多的困难群众。要充分认识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社会问题，努力做到公平公正，积极协调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支撑市场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安全网作用。要从根本上理顺我国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劳动关系的转变、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冲突、地区之间与城乡之间发展失衡等复杂格局，社会保障体系就必须发挥应有的调节和保障作用。三是要发挥商业保险的重要作用。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都是以保障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为目的的，是国家通过立法而实施的。而商业保险则是在这个前提上的补充，是根据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情况，按照需要做到谁投保谁受益，多投保多受益，满足更高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建立覆盖城乡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是按要素分配的，因此存在着不公平，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达到相对公平。从这方面可以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安全网。缺乏社会公平，经济发展也难以持久。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个人或家庭收入差距总体来说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如果不及时加以矫正，势必会影响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第9篇

所谓绿色经济，指的就是以实际市场为基本导向、以传统的产业经济为整体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了适应当前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发展状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了迅速的发展态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显现出了以环境、生态为代价的弊端。绿色经济因其经济和市场手段兼备的重要特征，再加之其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其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其内在机制和外在支持性制度的分析和研究，则是保障其良效运转的重要一环。

二、当前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机制与制度缺陷

当前，我国对于绿色经济的探索依然处在起步阶段，在机制构建和制度结合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影响了我国绿色经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的广度和深度。

（一）绿色经济整体机制失灵

1.市场机制失灵

。在我国的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环境资源的产权并不明晰，不同地区之间的环境管理差异巨大，形势严峻的排污权、电池回收等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而在竞争方面，我国的垃圾废弃物管理常常是由政府“一揽子”确定的，政府及时监督机构、执行机构，又是管理部门，缺乏明确的竞争机制，从而导致了资源市场的不当利用和低效生产，进而形成了基于环境本身的恶性循环，甚至激发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整体发展背景，我国的资源环境市场机制失灵状态不断彰显。

2.政府机制失灵。

在绿色经济领域，政府失灵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是政府整体干预失败；其二是在制度方面的保障能力有限。市场由于其运行的不确定性，往往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部分失灵的情况，在这种背景之下，政府的干预应当成为市场机制的“保护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过程中，政府本身的调控常常呈现出“事倍功半”的不当作用，甚至会对市场产生扭曲作用。

（二）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制度缺陷

1.整体绿色制度理念缺失。

在当前社会背景之下，我国社会正开始呈现出从农业向工业方面的转变，尽管在转变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其在环境和生态方面的不当影响并采取了一定措施，但真正的绿色经济时期并没有产生———这种初级阶段的发展使得当前我国相关行业的绿色制度理念相对较为缺乏，即使是有，也会在部分庞大利益集团的牵制下而难以落实发展。

2.绿色制度供给、保障手段落后。

制度对于绿色经济本身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保障性作用，然而，我国由于经济和工业化起步较晚，对于市场经济的调控能力仍然有待加强，故而其在绿色经济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往往采用了长久以来较为惯用的强制性计划手段，限制条件较高，对于绿色经济的执行单位引导性不足，这使得该制度的吸引性不足，甚至会造成执行者产生抵触情绪，最终影响绿色经济制度的落地执行。

三、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构建

绿色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内部机制，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要想实现绿色经济的有序发展，必须要进行合理的机制构建。

（一）政府机制

政府在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要想实现对于绿色经济本身的推动式发展，就必须要构建完善的政府机制，具体来说，其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逐渐构建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在决策的整体过程中，要真正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统筹兼顾，使我国在经济发展的整体过程中实现人口、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协调有序发展，保证各方利益呈现最大化；其次是完善政府执行机制。执行力是政府机制中的中心环节，更是其最为主要的职能之一。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要用规范的审批行为赢得政府执行机制的权威；再次是构建完备的政府监督机制。不断实现我国政府管理监督机制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实现对于政府机制的合理管理。

（二）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是我国的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心机制”，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相关部门要明确下面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首先是对产权进行明确分析。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要不断明确绿色经济各方的产权归属，真正保证投入与收益的一致性，从而进一步明确产权人的基本责任，推动资源的合理利用，进一步提升各项资源利用的整体经济效益；其次是不断完善市场的信息供给机制。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完善企业绿色指标的公开制度，不断鼓励号召公众的监督行为，逐渐完善具有针对性的区域生态环境评估以及询察制度。

（三）生态机制

生态机制是当前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中心机制”，构建有效的生态机制，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真正构建合理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并助推其长效发展。国家要不断坚持对退耕还林、还牧等生态化政策进行有机合力推进，并逐渐完善对其的项目和资金支持，真正实现对于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其次，要不断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要不断增加对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区等的合理补偿，实现对生态和环境保护的适当政策倾斜，如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等等。

四、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制度构建

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除了有机制的集中作用推动，更离不开相关制度的保障和支撑，唯有形成系统的、和谐的绿色经济发展保障制度，才能真正使得我国的绿色经济发展走上正轨。

（一）逐渐构建绿色企业制度

要实现我国绿色经济的推进式发展，就要使绿色经济的主要实施者———企业逐渐承担起绿色制度构建的主体责任。首先，要不断深入贯彻实践性较强的绿色发展战略，在企业生产和发展的过程中，将生态安全、环境保护作为其发展的最终目标与契合点；其次，在企业生产的过程中，要不断深入秉承绿色开发、绿色生产的基本理念，推进绿色技术与绿色生产，以维护生态环境为基本目标，逐渐对接绿色产品认证，号召企业将其列为生产发展的主导方向和，刺激企业在绿色生产、循环经济等方面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对于企业生产过程的清洁；再次，在企业生产总值的实际核算过程中，要逐渐构推行“清洁化”的绿色核算模式与绿色会计制度，摒弃原有的“带血GDP”，推行“绿色GDP”整体核算。

（二）推行绿色金融制度

金融体系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对于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想实现经济社会在绿色道路上越行越远，就必须要在金融领域首先做好理论的预备工作。首先，相关行业的从事者要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逐渐理顺金融和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效关系，真正依托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将生态观念真正引入到金融领域，深入推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效益强、质量优的整体性金融增长模式；其次，银行、资金债权等金融性行业要适当引导资金分配逐渐向绿色产业倾斜，真正促进绿色经济的和谐发展，要借助有效的信贷调控手段，保证生态化资金需求真正落到实处，进而克服传统的片面性经济发展模式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状态，拥护现代化经济逐渐走上绿色循环发展的正确轨道。

五、结语

综上，我国的绿色经济目前仍然处在较为初级的起步阶段，相对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我国的绿色经济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集中推动性实践，在全面发挥各项机制集中作用的同时，更要不断强化政府相关制度的保障作用，使我国的绿色经济呈现出长久有效、健康稳定的整体发展趋势。

经济发展制度范文第10篇

低碳经济发展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和引导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不可忽视的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要素，它决定了人类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由于有着与传统经济观念完全不同的发展理念，低碳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比其它任何一种经济形式更加依赖于制度来保障。低碳经济首先强调以环境友好方式利用资源，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逐步实现以最小的代价、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实现污染排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其次，低碳经济还强调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控制废弃物的产生，建立起反复利用自然资源的循环机制，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纳入到自然循环中去，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因此，低碳经济就为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为从根本上消解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开辟了道路。制度安排与市场机制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或两驾马车，低碳经济作为经济运行的一种模式，不是旨在改变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而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规范和引导经济运行的路径。

制度创新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指出：“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1］105，162制度创新会改变制度安排的激励机制，改变制度安排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正如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条件主要是合理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合理的制度结构框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心组织或个人进行努力的愿望及不断地进行知识积累和资本积累等问题，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能反应，当然上述因素也同样可能会被错误的制度所抑制。［2］发展经济不仅仅需要考虑资本、物资、劳动、技术等要素，更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持，因此经济系统是一个包含制度的复杂系统。在低碳经济建设中，必须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纳入其中，才能有效地解释低碳经济现象，人们研究任何一种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都必须分析与其相关的制度问题。

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及克服

制度演化中最为明显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就是路径依赖，这也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最常用的一种描述制度演化的方式。路径依赖理论由道格拉斯•诺斯1990年提出，其基本含义是今天的制度演化受以往制度的影响。制度演化一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它就会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而一旦这种方法流行起来，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体制不断自我强化，它会导致这种方法进入一定的轨迹。所以，初始的制度选择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初始的制度选择有差错，在以后的发展中，将可能使整个制度创新最终远远偏离目标。做出任何一项制度变革，都要十分谨慎地不仅考虑其直接后果，还要研究其长远的路径影响，以免出现积重难返的情形。经济学家刘易斯讲过：“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就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进行下去。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协调一致。”［3］因为，制度演化不可能推倒重来，原有制度的影响是既定而不可改变的。马克思也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4］一个旧的制度被打碎了，但是，为其论证的思想意识要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梦魔”纠缠就是一种路径依赖的表现。

（一）发展模式制约

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模仿，属于一种典型的粗放型模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投资固定资产的超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发展。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资源、能源消耗量过大，同时导致建设规模过大、投资需求膨胀、煤电油运紧张、经济结构失衡，为了发展生产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带来了十分尖锐的资源环境矛盾。而与此相适应的就是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上的文化模式、生活方式，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一种强化和助推的作用，生产促进消费，消费反过来拉动生产继续进行。而文化观念则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到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必要性，一方面文化作为被成员广泛接受的价值理念，具有连贯性、稳定性和统一性，并且这种特征有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协调和保持经济体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文化需要变革时，这种一致性反而会妨碍成员对新事物和新观念的认可，阻碍文化变革的实施。

（二）利益因素制约

一个社会的组织状态深刻地影响着制度引起的社会效益状况，从而决定着制度变迁的轨迹。然而，这些组织都是存在着自身利益需要的集团，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比现行体制更有效率。一旦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形成，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换言之，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总比另辟路径要来的更方便些。同样，这些利益集团的矛盾提供了制度变迁的动力。一种制度之所以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或陷入非绩效的锁定状态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处于相对均衡状态，或是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集团竭力维护现有体制，并反对各种企图进行制度路径替代的其他利益集团的活动［5］。

（三）不完全市场因素

指复杂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由于市场总是复杂多变的，不可确知的变数充斥其中，人们不可能事先掌握准确而又全面的信息，再加上人们受到各人的主观意志、意识形态及个人偏好的制约，对市场的反应存在着千差万别。因此，制度变迁不可能总是按照初始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的时间就可以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

低碳经济的制度创新

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使经济更有效地增长或发展，一旦现行制度有碍于或不利于经济增长，就需要创新或变革。因此，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创新机制，是推动社会经济朝着低碳方向转型的必然要求。发展低碳经济，制度创新是保障。中国要更加切实地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探索建立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措施。

（一）建立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

要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针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具体能源和环境现状，通过一系列行政、法律、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政策制度进行宏观调控，建立能够逐渐反映出能源和环境稀缺水平及真实成本的价格体系，建立有利于低碳产业快速发展的财税体系，建立能够确保能源环境安全并保障可持续能源服务的能源体系，建立高效率、低排放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同时，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还处于初期，必须依靠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引导，制定清晰、稳定的鼓励支持政策，出台鼓励企业进行低碳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采用征收能源税、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贷款优惠、价格、收费及许可证等经济手段，鼓励有关研究机构和企业增加对低碳的研究［6］。我国国内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应当不断完善政策促进体系。

（二）建立低碳经济的技术创新机制

中国的能源供应体系要不断发展，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社会相协调，通过各种不同能源的生产、转换和输送，以各种不同形式服务于不同的用户，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放眼中长期国家能源环境战略的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实现煤炭清洁利用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发展，更加重视并切实建立一个稳定、经济、清洁且多元化的能源体系，注重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捕集和封存技术的发展，重视能源开发利用对国际国内环境造成的影响及其相应的应对措施。还要在合理的政策制度的引导和激励下，推动高能耗的工业生产部门实现单产能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推动提高广泛的社会消费部门用能产品的技术效率，最终实现可持续地利用能源并降低排放。2006至2010年，中国政府通过节能和提高能效累计节约6．3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排放CO214．6亿吨以上；工业生产过程的N2O排放基本稳定在2005年的水平，甲烷排放增长速度得到一定控制。［7］

（三）培植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机制

通过产业制度创新改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业链条与产业结构。低碳经济条件下的新兴产业革命本身就意味着对现有产业制度进行创新，核心在于改善“高碳经济”条件下产业制度，即“高碳产业链条”与“高碳产业结构”两个维度。首先，改变产业链的分布。过去和现在价值链的分布一直是向资源型企业倾斜，今后产业价值链可能分布在高技术产业，向掌握低碳经济核心技术的环节和链条倾斜；其次，调整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使产业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的标准。所以，认识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所酝酿的这种新兴产业革命，并在国家战略、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规划等领域内有所准备，待新兴产业革命机遇来临时能够充分抓住这种基于并以新兴产业推动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广，应该是更为重要和紧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