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转型期的疑难案件

疑难案件与常规案件的区分，对法学院学生来说，是早已耳熟能详的常识。标准的教科书式的答案是：所谓的简单案件，就是运用法学院学习的法律知识与方法，解释和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案件；疑难案件，就是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很难简单地将法律规范直接适用于案件事实，做出裁判的案件。

高年级的法科学生或许还熟知，疑难案件的产生，往往与究竟该适用何种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具体含义为何，以及究竟什么样的规范才是法律等法律解释问题相关。多数案件都是常规案件，并且常规案件主要集中在初审法院，疑难案件则主要集中在上诉法院。

对于法律的发展而言，疑难案件比常规案件更重要，疑难案件的解决，对法律发展而言，往往具有标杆性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处理的案件，往往最受法律人瞩目的原因之所在。

尴尬的是，在中国法治转型时期，此种关于疑难案件与简单案件的经典区分却遭遇到了现实的不断挑战，反而不断地被边缘化。晚近30多年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具有重要影响、引起巨大争议的所谓疑难案件，恰恰是法律适用相对简单的案件。这些案件不但很少来自上诉法院，甚至根本就没有进入法院，即引起了轰动效应。大量的法学家把大量的精力放到此种根本没有经过庭审的“案件”讨论中，形成大量的法学论文与评论，甚至有许多法学家将自身的主要精力投入于此，借此安身立命――这构成了中国法律公共辩论的一道重要而奇特景象。

亦因此，许多法律理论研究者对经典法律理论提出了各种批评与质疑，认为经典的法律理论来自于西方，教条主义式地照抄照搬西方法律的概念与理论，难以解决中国法律实践的现实问题。也有学院派的法学家对此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疑难案件不屑一顾，认为这些疑难案件之所以疑难，不在法律，而在道德与政治。

然而，哪怕是最纯粹的教义派法学家，也很难以此种理由完全置身事外，反而不断地因各种原因，或多或少地投入到对此类疑难案件的讨论之中。 司法的尴尬

此种景象折射出了中国法治建设转型期的某些根本特征，值得认真对待。事实上，法律问题在此类案件中，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使此类事件被当作一个“法律案件”对待和处理，而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或伦理的“事件”。既然这类疑难案件中，法律从未缺席，且构成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和维度，则案件理所当然要被纳入法律理论考察的视野之中。

此类案件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多维度――法律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维度。通过考察法律之维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我们便可以对转型期中国法治的复杂性，有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不妨借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件管中窥豹。据报载，2014年7月16日，7名访民在中国青年报社门口集体服农药自杀。据核实，7人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的访民代表，曾因拆迁补偿问题上访。经过抢救，7人均已脱离生命危险，随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的法律理由刑事拘留。同时，访民反映的江苏省泗洪县有关部门在2013年旧城改造项目中的违规问题，也被调查确认，涉事地泗洪县委书记、常务副县长等14名相关责任人被处以党纪政纪处分。

与许多其他中国式的疑难案件一样，此案由于涉及到上访、集体自杀、知名媒体、拆迁、寻衅滋事罪等要素，经过微博爆料之后，马上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法案件。在该事件中，法律的要素随处可见。政府拆迁是否拥有合法根据，拆迁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便是一个常规的法律问题。事后的调查认定，拆迁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法律依据不足、违背法定程序的问题。对于泗洪县政府的此种违法拆迁行为，权益受侵害的公民当然可以选择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是，他们最后选择了上访的方式来维权，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式疑难案件的特征。这是否是访民们在穷尽了法律救济方法之后才采取的方式，目前不得而知，即便可能是他们越过了行政诉讼的方式而直接选择上访的方式维权，也表明目前行政诉讼制度的尴尬地位。

司法在公民维权中难以正常发挥作用，从而使得非常规维权手段上访替代司法成为维权的常规渠道，这足以反映中国司法与法治的根本困境。 自杀式维权策略

根据媒体对此事的深度调查，围绕拆迁案，政府与访民之间的种种博弈、采取的种种手段，亦典型地反映了转型期中国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各种微观权力斗争的策略与方法论。最后七名访民代表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行为，体现了围绕拆迁问题，双方矛盾的升级和权力斗争技艺的升级。

按照北京大学吴飞教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涂尔干等西方经典社会理论家所揭示的西式自杀现象不同，自杀在中国常常不是现代大规模人群治理中产生的个人孤独问题，而是中国微观权力斗争的一个终极策略。这可能与中国文化有特定关系。韦伯就曾经指出，自杀在中国具有一种巫术的意义。当一个人生活陷入绝境时，他的族人便有道义上救助的义务。如果族人拒绝救助，他就有可能在族人的家门口自杀，从而使其遭致鬼魂的复仇。例如，通过吴飞教授的调查可以发现，中国大量存在的自杀，都是农村妇女在处理家庭纠纷中的绝望自杀。

此种自杀的“东方巫术”，与传统中国家产官僚制诉之于天道的理想化形象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伸冤策略――通过悲愤绝望而自杀的操作，引起舆论和大众的同情与呼告，从而对官僚体制形成极大的约束力。著名的戏剧《窦娥冤》，便是此种自杀式维权与伸冤的典型教科书。

据报道，此案中的自杀带有明显的策划痕迹。目前策划者的身份仍不可知，这也可能是政府在处理此案时，深感忧虑之所在。因为事件处理者深知，即便案件是策划的，此种中国式自杀的伸冤与维权约束力，仍然是巨大的。

一个显著的先例是，安徽某法院处理一个案件，本来是依法裁判的，但当事人亮出自杀绝招，在法院门前喝了农药以后，后者便压力山大，只好改判了事。

本事件中，恰恰由于当事方事先经过精心策划，选择了官方知名媒体门前自杀的方式，形成巨大的舆论放大效应，因此毫无悬念地惊动了国家局、住建部、江苏省委省政府等重要部门和人物，当事人所反映的违法拆迁问题，也很快得到处理。

由此可见此类自杀式维权的威力之所在。事实上，此次报社门前集体自杀的行为艺术，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拆迁事件中，伤亡者家属政府门前抬棺示威，拆迁者与伤亡者家属之间爆发“抢尸大战”等的升级版。 法治与权力

这表明，在微观权力斗争层面，没有绝对的优势者。弱者也有弱者的“核武器”。本次事件则是弱者“核武器”之威慑力的巧妙运用。

此案虽然法律关系简单，但此种“核武器”的政治运用之娴熟，尤其是与现代传媒技术的巧妙配合，足可以成为此类案件的典型案例。

事后，处理者用涉嫌寻衅滋事罪的理由刑事拘留7名当事人，传达的信号也恰恰是希望对此类事件模仿者的警告――尽管寻衅滋事罪的理由本身牵强，此类警告是否能够达成预定的效果，也值得怀疑。

许多法律文学家往往运用麻雀解剖术，通过对这些中国式疑难案件的细致描述，嘲笑法律的无能与无力。由此得出的结论说，在这些案例中，法律是帮凶和权力的伪装。然而，此种看似激进的批判和揭示，表面上是批判法治与权力的合谋，实质上仍不过是对权力的另外一种膜拜。与这些批判不同，对发生在报社门前的这个中国式疑难案件的剖析，所发现的恰恰是权力的无能。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日益加强，利益不断分化。权力，这一传统的社会治理神器，在应对这些不断分化的利益、日益复杂的社会时，正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摆平理顺，法治则提供了此种复杂社会的治理新思路。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