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绿色推手”

对于斯蒂芬约翰逊（Stephen Johnson）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2006年4月，这位美国第11任环境保护署（EPA）署长就曾访问过中国。

时近年末，作为中美首届战略经济对话美方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当约翰逊于12月14日至15日第二次来到北京时，也许感觉有所不同。尽管名为“战略经济”对话，但环境作为双方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仍引起广泛关注。

“中美不仅同为全球经济领导者，我们还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他对《财经》记者强调，“在全球环境问题上，我们是一体的。”

美国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康诺顿（James Connaughton）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也表示：“在这一层面上，对环境问题如此关注，堪称前所未有。”

分享经验

这次访问，除了与中方出席战略经济对话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进行了深入探讨，一个有形的成果，是国家环保总局、美国环保署和亚洲开发银行于12月15日签署了共同声明，确立通过三方合作的框架，共同促进中国的环境保护。

约翰逊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中美双方已“真正进入了一个战略性讨论阶段”，在环境方面亦如此。而如何“携手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无疑是双方最为关注的话题。

康诺顿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今日面临的环保形势，某种程度上有些类似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那个年代，随着工业的大发展，包括空气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给政府的监管和政策制定提出了极大挑战。因此，美国环境保护署过去36年的经验，或许可以给中国提供难得的镜鉴。在约翰逊看来，在如何处理有毒物质泄漏方面，以及基于市场机制的排污权交易或自愿性项目方面，双方都有合作和分享的机会。

与中国一样，美国的电力供应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煤炭。因此，二氧化硫排放导致的酸雨，也一度成为美国的公害。但通过排放限额以及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等酸雨防治政策，美国已极大降低了这一污染的程度。

目前，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中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局面。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目前中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的生活均不同程度地受到酸雨影响，半数城市都难以幸免。在“十五”期间，中国制定的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目标并未实现。

与美国的联邦与地方清晰的分权结构不同，中国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极大地削弱了环保政策的作用；法律和技术上的障碍，也使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仍停留在试点阶段，无法整体推进。

以美国经验看，在二氧化硫控制等方面的投入，绝对是值得的。美国每年在二氧化硫控制方面的投入约为30亿美元，但考虑到公共健康等因素，其每年的收益为1220亿美元。也就是说，投入产出比高达1∶40。

除了强制性政策，自愿性项目（voluntary program）对美国的环保而言也十分重要。约翰逊对《财经》记者表示，仅环保认证项目“能源之星”（energy star），去年就为美国消费者节约了120亿美元，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当于2300万辆汽车全年的排放。

中国自1993年开始也启动了环境标志认证项目。迄今为止，获得认证的产品也超过了2.1万个。

携手面对气候挑战

因全球变暖而带来的气候挑战，是中美都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

自2001年美国和澳大利亚一起退出旨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一直受到批评。根据议定书，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承诺，到2012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下降5.2%。

有消息说，随着在中期选举中胜出，美国有望部分接受强制性减排目标，以此缓和国际批评。但美国政府主要的环境智囊机构――环境质量委员会的主席康诺顿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强调，美国在国内实际上已经制定了广泛的环境和能耗强制标准，但是否像欧盟那样接受强制性减排指标，则要慎重，因为“这可能会使人们大量失业，并造成能源价格高企”。

在他看来，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即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不是排放的绝对量，是一个更有持续性的“评价指标”。

更为灵活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显然也是2005年5月正式上任的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约翰逊持续推动的。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对中美两个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大国而言，发展接近零温室气体排放的“未来发电”（FutureGen）项目，是最现实的渠道。

2003年1月，美国能源部正式启动了这一计划。该计划旨在设计、建造并且运营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煤电厂，通过集成煤炭气化、燃气轮机发电、二氧化碳捕获储存以及制氢等先进技术，把煤炭的利用率提高接近一倍。即使在最初阶段，也能减少九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一项目估计耗资10亿美元，将采取政府和工业界共同分担的形式。据悉，目前美国已有七个州提交了12份申请，到2007年下半年，美国将确定首个“未来电厂”的最终选址，预计到2012年，这一设计中的新一代电厂将实现完全商业运行。

2006年6月，韩国正式加入了这一项目；12月15日，中国也正式宣布加入，成为第三个正式加入这一未来发电计划的国家。实际上，中国最大的发电企业之一华能集团已经正式加盟，成为了“未来发电联盟”的成员之一。

康诺顿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加入这样的项目后，将可以迅速获得最新技术，不用坐等技术转移，“而是一步到位。”在他看来，这种开放式的、私营部门可以参与的架构，比《京都议定书》那种封闭式的政府间机制，要更为有效。

约翰逊对《财经》记者透露，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甲烷（沼气），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甲烷的温室效应甚至比二氧化碳还要高出五倍。在美国，通过与产业界的合作，目前甲烷的排放量比1990年下降了10%。

中国煤层气（主要成分为甲烷）储量约为30万亿立方米，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每年因采煤而从矿井中抽放的煤层气，就在13亿立方米以上。

2006年5月，美国最大的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正式宣布，向中国山西晋城市寺河煤矿提供甲烷发电设备，该项目总装机容量为12万千瓦，也是甲烷发电项目的世界之最。预计在今后20年，该项目将减少450万吨温室气体的排放。

竞争与合作

国家环保总局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的环保交流与合作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涉及环保政策、管理以及技术。在过去20多年内，双方在各领域，共执行了十几个合作项目，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2003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又与美国环境保护署签署了《环境领域科学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2005年11月，首次中美环保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举行，约翰逊、康诺顿以及时任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等，参加了这一会议，并签署了《联合声明》。

目前，双方环保部门在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和其它有毒物质，以及危险和固体废弃物管理方面，都进行了广泛合作。2006年1月正式启动的“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则在多边框架内为中美环保合作提供了新的舞台。

除了中美两国，韩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也都加入了这一计划。六个成员国的GDP占到全球的45%，能耗占全球的48%，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则占到了全球的一半以上。

在该计划下设的八个工作组中，中国参与主持了清洁化石燃料、发电与输电以及建筑和家电三个领域。这一计划，旨在通过私营部门的参与以及技术转移，推进各成员国进行自愿性的温室气体减排。

不过，即使在“新伙伴计划”框架中，中美或许也有着不同的期待。康诺顿对中方目前仍对很多减排、提高能效的设备、技术和服务征收关税表示不满。对此，中方并不完全认同，并指出，“美国不能把这一计划当成一个单纯推销产品的工具。”

在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看来，对于进一步降低技术共享成本，使其符合中国市场的承受力，美国理应做出更多努力，或者说让步。毕竟，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技术和成本上的双重考验。

在其他环境领域，中美两国政府，尤其是公众间进一步的互信和理解仍待进一步建立。正如约翰逊对《财经》记者强调的，空气污染没有地理和政治边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之间的“绿色推手”毫无疑问仍将是中国“环境外交”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双方如何达成良性互动，也注定将继续考验决策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