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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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疑虑引发的贸易战

安全疑虑引发的贸易战

1月28日,16个美国商业团体罕见地联合向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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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16个美国商业团体罕见地联合向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出抗议,要求与中国政府针对网络通讯和传播政策 “进行紧急磋商”。

欧洲和日本的商业团体也追随提交类似信件,同时分别敦促他们的政府采取行动。3月3日,奥巴马成为第一个批评中国通讯政策的国家领导人。

近几年来,中美间围绕网络和信息安全的争议不断。这一次的起因,是中国已通过二审的反恐法,以及2014年9月银监会颁布的39号文《关于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加强银行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后续的推进指南。

中国新出台的信息政策,强调国家网络安全和贯彻网信部门制定的“自主可控”战略。但美日欧通信企业和政府立即将其归为贸易问题:是以安全为借口而设定的贸易障碍,同时指称这些政策反映中国政府正推动电子保护主义。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发表声明表示,“这些(法规)和安全没关系,而与保护主义和偏好中国公司(有关)。”美国国务院、商务部也发出抗议,希望中方对政策进行调整。美国和日本已经研究新政策违反WTO规定的可能性。

对此,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对《财经》记者表示,WTO法规允许成员国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对本国市场做出限制措施,美国也正是基于国家安全理由阻挡华为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通信设备市场每年成长率约为9%,对全球高科技厂商的业务增长非常重要。一位日本通讯行业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市场比其他市场大得多,而且还在成长”,也因此各国公司必然对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异常关切。

高科技信息产业分析机构Gartner的分析师张瑾对《财经》记者表示,在如政府采购和电信等行业,设备国产化的情况早已发生,银行业实际是外国高科技公司被攻击的最后一个堡垒,其他行业设备本土化的趋势迫在眉睫。 自主可控

根据Gartner的数据显示,以台数计算,自2010年到2014年,国内厂商在国内服务器市场的占比从33%成长到63%。另一家信息产业市场研究机构IDC的统计显示,广泛用于企业间的X86服务器市场上,国内厂商的占有率从2010年的21%升至2014年的46%。

推动网络通信设备本土化始于2008年阿里云提出的“去IOE”的概念:建议国内企业避免在小型机、数据库和高端存储领域使用IBM、甲骨文(Oracle)和易安信(EMC)。

这三家公司组成的系统,被视为大型金融企业后台的“黄金架构”。也因此,这场由企业发起的活动最初并未真正对三家公司造成影响。IDC的数据显示,2009年IBM、甲骨文和易安信在中国市场的份额都超过了三分之一,分别为39.5%、 57%和36%。

但近年来随着本土厂商如华为、联想和浪潮信息在服务、价格、网络方面都有了大幅改善,加之政策鼓励,IOE三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开始被动摇。张瑾观察到,国内不少企业在第一时间对国内产品并没有信心,但市场占有率现在正快速提高。

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门事件后,似乎坐实了国内业者的进口产品:技术完全不可控,关键行业面临数据被窃取的危险,严重威胁国家战略安全。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领导小组决议推动系统“自主研发”力度,随后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39号文,明确将 “安全可控” 信息技术应用纳入政府发展战略。

根据39号文,从2015年起,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对“安全可控信息技术”的应用应以不低于15%的比例逐年增加,直至2019年达到不低于75%的总体占比。文件还提出,“掌握关键技术的选择权,摆脱在关键信息和网络基础设施领域对单一技术和产品的依赖”。

分析机构认为,国产信息产品提供商如天玑科技、浪潮信息、东方通,信息安全提供商卫士通、绿盟科技和启明星辰等可能从银行业设施国产化中受益。

浪潮信息是最积极推动去IOE的中国公司之一。据其官网介绍,该公司产品“天梭K1”完成了金融、电力、公安、交通等12个行业市场的应用突破。在客户方面,建设银行、农业部、胜利油田、北京市财政局、广州白云机场、洛阳银行都启用了“天梭K1”替代进口产品。

另外,浪潮还主导成立了国产主机系统产业联盟,成员从最初的16家发展到58家,覆盖芯片、整机、软件等产业环节。

市场研究机构IDC的助理副总裁要钢对《财经》记者指出,银监会对银行下发的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的指南“是第一次看到行业出台黑白分明的文件。” 银行业界对相关法令的看法是,“自主可控”应是在遵照国家政策和监管要求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系统体系架构的总体顶层设计和主要信息系统的自主研发研发,在满足银行自身信息系统整体体系架构的前提下,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信息系统,并分层异构使用外部产品,实现对信息科技风险的可监控、可管理、过程可审计。“他们不认为自主可控完全等同于国产化,毕竟技术领先的外国公司在一些高端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还是有优势”。

要钢强调,政府政策为国内企业塑造了机会,但若技术水平无法达到,最后仍可能无法从中获利。近年来IOE在各自市场的份额就显示,除了IBM的份额有所下降以外,甲骨文和EMC的份额几乎没有改变。

根据Gartner估算,以目前趋势看来,到2019年,中国市场三分之二的数据中心硬件花费将令本土厂商受益。不过分析师张瑾认为,在银行业的一些应用上近期内看不到国内公司提出对应产品的可能,尤其在主机平台,操作系统和数据库软件上。 贸易摩擦

美国商业团体指出,中国加入WTO时承诺,以透明和公开的方式制定政策和法律,允许足够的公众咨询、不干涉商业团体的采购行动、不对本土产品做出偏好或提供有问题的补助、不设立技术障碍。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认为,新出台的银行通讯设备规定违反了一系列中国多边和双边贸易承诺,例如,以转移技术和使用中国知识产权作为市场准入门槛。

对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商业团体来说,中国通信设备市场的庞大规模和快速增长,是他们对中国政策斤斤计较的原因。美国商界认为新政策和法律削减了美国公司参与中国4650亿元网络通讯市场的机会;欧洲六个商业联盟则激进地指出,中国法规是把外国IT公司排除在中国的银行IT市场外。

即将在夏天前通过的反恐法,也许会进一步加重外国商业团体的担忧。根据已通过二审的反恐法,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在电信和互联网的设计、建设和运行中预设技术接口,将密码方案报密码主管部门审查,否则相关产品或者技术不得投入使用。

另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电信业务、互联网服务的,应当将相关设备、境内用户数据留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拒不留存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服务。

这些法规和政府其他措施被解读为贸易障碍。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对《财经》记者表示,商会认为中国政府在政府的高科技产品采购中,通过以信息安全、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为名设定技术标准,增加外国公司参与投标的难度。例如中国政府推动的“安全可控”标准要求通信产品通过安全测试、要求敏感产品如源代码需使用中国本土知识产权、符合中国国家标准、限制跨国境的商业数据传输等,这些政策涉嫌要求运营商向政府交出敏感的知识产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解释是,各国都高度关注信息安全问题,也在采取措施保障自身信息安全,“这无可指摘”。她同时还不点名地提醒美国:“关于信息安全问题,前不久有媒体爆出,有国家在他国SIM卡厂商电脑植入间谍软件以实施监控。这只是近期陆续被披露出的案例之一。”

美国国家安全局外包工程师斯诺登最新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国安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侵入荷兰手机SIM卡制造商金雅拓公司并窃取加密密钥,这使得他们可以秘密监控全球数十亿用户的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斯诺登一年多来的一系列爆料都表明,信息领域确实是国家安全的一大缺口。

此外,此类出于国家信息安全考虑的立法也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问题专家李伟对《财经》记者表示,反恐法的草案拟定参考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类似法规,以第15条“应当将相关设备、境内用户数据留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例,德国也是如此规定。而美国则因为业者已自然将服务器留在美国本土,并不需要政府立法要求。

张瑾指出,政府确实有国家安全的需求,但外国公司基于对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愿意提供源代码的可能性很低,相比较中国公司可能配合度更高,国内消费者也少有怨言。

日本行业专家希望中国政府能延缓执行,先将法规制定过程公开化,开放接受各方意见后再定案。

不过,如果政府政策不出现更动,外国公司也并非完全失去机会。对技术领先的外国企业而言,失去份额的机率会相对小;而技术被本土企业追上的公司有可能通过成立合资公司或并购中国公司来配合达到政策要求。

当然,“不能说这些政策没有用市场换技术的意图。”IDC的要钢指出。

产业政策和安全疑虑引起的贸易摩擦是否将恶化, 美国智库CSIS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认为,银行业设备政策若不修改,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新的WTO诉讼案。但是宋泓对《财经》记者表示,对此中国胜诉的机率相对较大。“国家安全本身就是个理由。”他强调说。

中国钢企身陷贸易战

(左)欧洲钢铁业界人士在布鲁塞尔游行。(右)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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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左)欧洲钢铁业界人士在布鲁塞尔游行。(右)2015年,中国钢铁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其37起,涉案金额达47亿美元。

当地时间5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宣布对中国输美碳钢与合金钢产品发起“337调查”(编者注:337调查指USITC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及相关修正案进行的调查,禁止的是一切不公平竞争行为或向美国出口产品中的任何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共涉及宝钢、首钢、武钢等中国钢铁企业及其美国分公司共计40家企业。根据该调查程序,美方一旦裁定企业有违规行为,相关产品或被永久禁止进入美国市场。

这是美国首次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337调查。对此,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负责人于5月27日表示,美方的行动“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美国钢铁业的困境,“只会人为地对正常贸易秩序造成干扰”。

中国钢铁企业在国内市场正面临去产能压力,其出口正引发欧美国家的持续反弹,2015年已经开启的钢铁贸易战再次升级。

钢企呼吁中国政府根据WTO规则采取反制措施

作为原告的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 Corporation)指控中方公司的部分碳钢、合金钢产品在对美出口、在美进口和在美销售中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指控包括三项内容:第一,操纵价格、产量和出口量;第二,侵占及使用美国钢铁公司的商业秘密;第三,原产地或制造商标识虚假。

6月2日,此次被美方调查的河钢集团在其官网发表声明,表示“极大愤慨和坚决反对”,河钢将积极应诉抗辩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获得公平待遇,同时呼吁中国政府根据WTO规则,针对美方有违WTO规则的做法,坚决采取反制措施,维护中国钢铁企业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贸易秩序。

早在4月29日,宝钢集团就曾声明指美国钢铁公司的三项指控“毫无依据”,特别是对于盗用商业秘密的指控,宝钢方面指其“源于美国钢铁公司的无端猜测和主观臆断,更是无稽之谈”。此次,宝钢集团在公告中表达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决定正式立案感到“十分遗憾”的同时,也呼吁中国政府利用世贸组织规则,采取必要措施,为中国钢企争取公平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指控的相关内容,作为行业重要组织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也被美国钢铁公司认作是“垄断组织”。

对此,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基于美国钢铁公司毫无依据的申请而发起337调查表示强烈不满。337调查是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双反”调查(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升级,是为扼制中国钢铁产业而采取的极端措施,也是对世界钢铁正常贸易秩序的严重损害。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方面表示,近年来,美国在钢铁领域对中国钢铁产品共发起了46起贸易救济调查,对中国钢铁产品一直采取极不公平的政策,人为抬高税率,导致2015年中国对美出口的钢铁量仅200多万吨。美国在对中国钢铁产品采取“双反”措施的基础上,又启动337调查,这属于重复救济,滥用贸易限制措施。

中国钢铁行业已连续8年遭遇最多贸易摩擦

近年来,中国钢铁产品出口量日益增长,令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铁生产商开始寻求政府的保护。

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14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钢材产品发起21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保障措施5起,反补贴1起,反规避1起,反倾销12起,“双反”两起。

2015年,国外对华启动的98起贸易救济调查共涉及钢铁及其制品、化工、机电、建材、运输工具、冶金等13个行业。其中,钢铁及其制品行业以46起居首位,占比近半。商务部的数据则显示,2015年,中国钢铁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共37起,涉案金额达47亿美元。这是中国钢铁连续第8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次数最多的行业。

今年以来,陆续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或行业组织对中国钢铁贸易施压:3月4日,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中国的不锈钢板和钢带启动今年第一次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4月29日,欧委会公告决定对进口钢铁产品采取预先监控措施,要求来自第三国的钢铁产品在进入欧盟自由流通时需出示进口监控文件;5月1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对来自中国的冷轧扁钢施以522%的进口税;此外,欧洲钢铁联盟等钢铁协会还向G7国家领导人发去公开信要求其抵制中国钢铁。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钢铁产品遭受了诸多反倾销调查,替代国制度是美国裁定中国钢铁倾销幅度的助推器。”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所谓替代国制度就是在衡量来自非市场经济体的商品价值时,不以该国的实际生产成本来核算,而是选择一个市场经济“替代国”的同类商品来计价。我国历年遭受的钢铁反倾销裁定,均是以其他国家的市场价格作为替代价格进行核定。

王国清介绍,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对中国钢材产品发起了20余起“双反”调查,以及10余起反倾销调查,且美国在对我国钢铁产品反倾销调查中随意选择替代国,从而对我国钢材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倾销税,严重损害了我国钢铁工业的对外贸易利益。

不能将产能过剩责任一味推给中国

当下,各国钢铁产业均面临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等问题。此次作为原告的美国钢铁公司,2015年公司销售收入为115.74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33.9%,净利润亏损15.08亿美元。

在刚刚结束的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表示,中国必须制定政策,大幅减少一系列受产能过剩影响的产业的产量,尤其是钢铁和铝业,这对国际市场的运行和稳定至关重要。

“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其中之一的议题是过剩产能,因为过剩产能不光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全球面临的挑战。”摩根大通银行董事总经理、亚太地区副主席李晶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钢铁行业不是一个国家的行业,它还是一个全球的行业,因为钢铁可以在全球运输,如果某个国家有钢铁产能过剩,这些过剩钢铁的产能会输出到其他的国家,也会影响到全球的钢铁市场。我觉得中国有这样的决心来消除过剩产能。”

事实上,由于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多种钢材产品展开贸易保护措施,包括热轧卷板、中厚板、螺纹钢等多种钢材品种均出口困难。数据显示,早在2006年,美国曾是中国第二大钢铁出口市场,我国出口美国钢材产品540万吨,占我国钢材出口总量的12.6%。2015年,中国累计向美国出口钢材242万吨,涉及金额28.49亿美元。按照美方统计,2015年我国对美出口涉案产品仅6.6万吨,涉及金额7026万美元,占美该产品进口总量和总金额比重分别为6%和8%。

“目前全球钢铁行业都处于低迷状态,面对中国质优价廉的钢铁产品的市场竞争,欧美钢铁企业优势不再,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国家和地区热衷于使用贸易壁垒对其钢铁工业进行保护。”王国清表示,“但是从全球化视野来看,钢铁产能过剩是全球性的问题,世界各国应该一致面对产能过剩,而不是一味地将责任推卸给中国。”

太阳能之战:两败俱伤

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印度可能在一个月后开始对中国的太阳能发电设备产品的进口进行反倾销调查。”

这本来是两个太阳能大国――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怄气”之争,却来了个第三者印度插足,外媒更称,印度的搅局让中国的压力更大。

中美之间的这场较量,或许能成为全球光电产业的精彩时刻,因为经济实惠型的太阳能电池可能应运而生。然而,如果贸易壁垒难以跨越,贸易战持续,也可能成为太阳能发电工业的灾难。

中美为太阳能“开战”

历经二十多年的全球竞争与合作,许多太阳能市场已经趋于“GP(grid parity)目标”,即太阳能发电成本与传统发电成本相当。GP一直被业内人士视为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的“圣杯”,这个数值标准,不仅取决于光伏发电系统的成本、安装和服务的寿命,也取决于发电环境的地理位置,比如,在风和日丽的凤凰城实现GP的目标,要比在阴雨绵绵的西雅图容易得多。

就目前的情况看,太阳能发电技术已日臻成熟,可以为人类解决能源问题提供巨大的帮助,甚至有希望解决能源与环境危机。

然而,在这个全球化合作、互利互惠以及市场趋于成熟的关键时刻,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些做法有可能抑制太阳能发电工业的发展。

就在2011年10月,美国政府就中国太阳能电池与模块的生产销售,强行颁布了贸易关税政策,以对付中方生产商由于受到政府的补贴,以绝对低廉的价格出售太阳能发电设备。毋庸置疑,某些中国公司也会请求中国政府颁发强行限制美国太阳能电池产品的关税政策,他们认为,美国公司也受到了政府的巨额补贴。由于受到全球两个最大的能源制造和消费国的政府影响,经济实惠又富有竞争力的太阳能产品的命运也前所未有地仰赖政治之鼻息。

太阳能电池工业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而关系到全球多个国家、多个公司的竞争与合作。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如果交易的壁垒控制在美国、中国或者德国等少数国家手里,那么由此导致的结果将是全球太阳能发电产业的涨 价。长远看来,在某些重要的关口,则必然导致政府对该产业的支持,因为短期的效益不能得到及时的回报。

太阳能贸易之战似乎一触即发,是否会终结多年来太阳能发电技术的良好发展势头也未可知。

“世界太阳能公司”对征收关税持赞成意见,公司主管戈尔登・布里塞声称,“太阳能发电技术发明于此,我们也想将这种技术保守起来。”不过,这样的言论未免极端。正如太阳普照大地,从历史的角度看,太阳能发电技术的历程乃至太阳能工业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这也应该是未来的走向。

太阳能的全球竞争

光伏效应最早由法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埃德蒙・贝库勒发现于1839年。之后,很多科学家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光伏发电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49年,美国人查尔斯・弗里茨发明了第一块太阳能电池;1887年,德国科学家海因里奇・鲁道夫・赫兹首先发现了“光电效应”;爱因斯坦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光电效应的论文,并凭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上世纪末各个国家对太空优先权的竞争,促使光伏发电技术突飞猛进,造就了高效率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苏联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射的地球卫星,就是由太阳能电池驱动的。

那之后不久,全球范围内的太阳能研究机构应运而生,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法,设计出专门适合太阳能电池要求的电池模式,从而探寻光伏发电的理论极限。比如1985年,来自美国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光伏发电与可再生能源工程学院的研究小组,通过电池模型的改造,发明了第一块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这种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高达20%,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记录。1988年,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又了效率达22%的太阳能电池板。另一个重大的进展发生在1994年,同样是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将能量的转换效率提高到了24%,直到今天,保持着25%的世界最高水平。

但实验室成果未必能普及于世。太阳能技术需要商业化、全球化。

195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首次将太阳能发电技术市场化,当时的太阳能电池效率大概是6%左右,而产生每瓦特的电,所需要消耗的资金大概是250美元。十年之后,日本夏普公司制造出了第一块陆地上可以使用的太阳能电池。

日本在太阳能的发展中是个“背运”的角色,它是最早开发太阳能电池板模块的国家,然后才是欧洲的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美国和中国两大巨头,一个是技术巨擘,一个是后起之秀。可是这场贸易战,却不关日本的事,因为去年的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影响巨大;另外,在日本的小岛国发展这项新能源技术,前景也不乐观。

话说回来,自从日本夏普公司的开创性工作以后,太阳能电池的全球性竞争持续了多年,其主要目标是提高电池能效、缩减成本。

“太阳能公司”(SunPower)位于美国,是第一家成功将斯坦福大学研发出的背面点接触电池技术商业化的公司,在微晶体硅模型电池的商业化过程中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尚德电力控股公司”(SunTech)是一家中国的公司,是第一家成功将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的光伏技术商业化的公司,在混合晶体硅模型电池的研发、和提高电池效率方面贡献颇多。

现在的太阳能电池生产每瓦特电能的成本是1美元。非要概括到底是哪个公司或团体对这项技术的贡献更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他们的工作重叠性不低。很多德国的制造商,对高精密的电池晶圆、电池以及模块进行了革新。而一些美国公司则在硅材料的低成本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硅是光伏电池的核心原料,目前的生产成本每公斤不足40美元。而中国的公司,则在劳动力方面颇有建树,使得组装高质量的太阳能电池及模块时,人力成本极低。

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公司或者国家,在太阳光伏发展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协作。30多年来,他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在降低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如果单干的话,结果或许是令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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