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几十年来中美贸易顺差加之中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使美国倍感威胁。为保持美国霸主地位，2005年起美国迫使人民币持续升值。在了解汇率大战背景、原因及过程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汇率变动对中美双方的影响，通过中美1991至2011年的年度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两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作出分析，并探讨了应对汇率战争的策略。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 中美贸易收支

一、背景分析

汇率与经济关系密切。汇率变动会影响一国的进出口产业和国际收支，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的贸易矛盾使得汇率战争不可避免。

就现期而言，一方面，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由于政府债务在金融危机后显著增加，加之欧元债务危机，实施宽松政策受到限制；就业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私人部门的消费与投资增长速度较慢。此时，改善净出口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就理所当然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选择。因此，对汇率施压也不无道理。

另一方面，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的反弹使其面临通胀压力，发达国家的宽松政策又使这些国家货币面临升值。由于升值会降低其出口竞争力，所以更多国家选择干预外汇市场。于是全球性的汇率战争不可避免。

二、汇率战争的发展

历史上汇率战争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重大，而其元凶――美国的目的就是打压其他崛起的经济体，维持其经济霸主地位。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随着日本国际竞争力增强，贸易顺差扩大，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日美间经济摩擦不断。

1985年，随着《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中央银行收购日元使其升值并施行低利息政策，日本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银行的推动下产生了巨大泡沫。这时华尔街大肆卖空日本股票，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

21世纪初，欧盟在经济上有所发展。与此同时，欧元相对强势，有挑战美元地位的趋势。对此，美国则通过衍生品等致使欧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

21世纪中美贸易取得快速发展。2010年上半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居于储备货币的债权国榜首。然而中美之间的极大贸易顺差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几度要求人民币升值以限制中国出口，使得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中国很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

三、汇率大战的影响分析

（一）汇率之争对中国的影响

1.降低进口成本并促进贸易结构升级

秉承“走出去”的方针，我国长期主要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贸易顺差逐年增大。人民币升值，外币相对价格降低，人民币的购买力增强，有利于降低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很多重要战略物资成本。这一变化亦利于出口企业转型。出口艰难将迫使其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促使中国外贸向高质量和高效益的集约型转移，同时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

2.有利于外资引进

汇率变化带来的货币低成本会促使更多外资流入中国。外资的引入有助于企业管理模式、技术等的优化，有助于企业更好发展。但也伴随利润外流。

3.商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中美汇率之争主要目的在于扩大美国市场份额。美元贬值战略可以有效地提高进口商品价格，从而增强本国商品竞争力，拉动出口和经济增长。同时，货币贬值使得中国商品出口成本增加，不利于出口持续扩大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提高。同时不能承受成本上升的企业相继倒闭，加之产业转型的高成本势必使失业增加，此举会抑制中国经济发展。

4.经济泡沫

当国外投机者认为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时，他们将通过套利获取额外收益。这些热钱涌入中国楼市和股市会催生经济泡沫，而在人民币升值后，若这些资本趁机撤出中国，中国将像日本一样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

（二）汇率之争对美国的影响

美元的持续贬值不仅让各国持有的美元缩水，转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压力，变相掠夺了各国的财富，还对美国经济有如下影响：

1.弥补美国债务缺口

由于美国的对外负债主要以美元计值，而美国的对外资产主要是以外币计价，美元贬值能够降低美国政府对外真实债务支付，从而改善其高额财政赤字。

2.短期贸易逆差改善长期贸易逆差恶化

短期美元贬值有助于刺激美国商品出口，缩小贸易赤字，改善经常账户失衡，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但从长期来看，美元的持续贬值将会导致美国融资成本增加，使得国内流动性不足，间接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此外，因许多商品价格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会导致全球能源和原料价格大幅上涨。成本价格的上涨将导致美国进口费用增加，从而影响美国的经济和生产。

四、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虽美国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并推出《2011年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的立法提案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但美国财政部却认为中国并没有为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而操纵货币汇率。实际上，从2005年至今，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此期间中国和其它国家的贸易顺差大幅减少，但中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

（一）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收支影响的定性判断

一般来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收支影响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商品国内价格不变，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出口商品美元价格相应上升，中国的出口额下降；二是商品国内价格上升，名义汇率保持不变，出口商品美元价格上升，中国的出口额下降。然而，这两条路径的作用不尽相同。以升值为例，如果第二条路径更显著，则汇率战争会对中美贸易差额缩小产生一定作用。

基于前文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及中美贸易现状分析可以推断，美国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论是缺乏依据的。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能否改善贸易收支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本文将通过定量分析对此做一判断。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1.模型构建

选取变量如下：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R），中美贸易收支顺差（B），中国GDP（C），美国GDP（A）。

一般来说，人民币汇率贬值，出口增加，进口减少；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进口增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出口增加。

关于模型函数的具体形式，按照C-D形式函数进行研究，将中美进出口贸易收支方程设定为：

LnB=γ0+γ1LnR+γ2LnA+γ3LnC+μt

其中：μt为误差项。

根据国际经济理论，国外实际收入增加，出口将增加；国内实际收入增加，进口将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因而预期系数γ1为正，γ2为正，γ3为负。

2.数据选取

样本选取1991年至2011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如下：中国GDP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中国CPI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美国GDP和CPI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网站，中美进出口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来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本文运用的软件为Eviews6.0。

（三）EG协整检验

将贸易收支变量LNB对汇率变量LNR、美国实际收入LNA、中国实际收入LNC进行回归：

1.对上述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RESIB的ADF单位根检验显示，残差序列的P值为0.4408，不能拒绝原假设即RESIB为平稳序列，表明序列LNB和LNR、LNA、LNC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中美贸易收支的协整方程为：

回归方程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84>0.8，F检验的P值近似为0，说明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3.LNA系数的P值近似为0，LNC系数的P值为0.0003，拒绝原假设，说明美国和中国GDP对中美进出口贸易有较大的影响。LNR的P值为0.7159远大于0.05，拒绝实际汇率对进出口有影响的原假设，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的贸易差额几乎没有影响。

4.LNR和LNA的系数为正，表明实际汇率和美国GDP对出口变量LNA的影响是正向的，与预期一致；LNC的系数亦为正，与预期相反，这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对于净出口的影响导致的。

长期来看，方程中各个经济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中国实际GDP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美国对中国名义汇率施压而忽视实际汇率变化并不能起到减小贸易顺差的作用。

五、中国针对汇率大战的应对措施

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会不会令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欧美频繁向中国政府施压，除了积极谈判外，调整中国产业结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建设，改善贸易结构才是中国防止陷入新“广场协议”的最好选择。

（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目前人民币汇率依然存在低估。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保护出口企业抑制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实际上，施行能够更好反映市场供求的浮动汇率才能更充分发挥其在平衡国际收支、抵御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作用。为此，我国应加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提高其市场化程度，以适应经济发展需求。

（二）扩大内需，优化贸易结构

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完成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出口依赖，提高内需的作用。同时贸易结构也需相应调整，通过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缓解利率对我国的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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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2

关键词：经济相互依赖；周边海洋权益争端；贸易和平论

中图分类号：F752；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03-09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三百多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三万多千米的海岸线和上万个岛屿。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越来越重视海洋的开发、利用以及权益维护。然而，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所宣称的海洋权益不仅没有得到保障，反而还受到相关国家的侵犯，涉及到海洋和海洋产权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宣称拥有海洋利益的四大海域中，除了渤海为中国内海而不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外，东海、黄海和南海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则涉及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所有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等。有的国家由于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甚至存在随时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如日本由于问题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有的国家虽然与中国也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但是在政治上相对比较缓和，如韩国。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第二个国家，GDP总量约为美国的60%。同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国。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看，日本和韩国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和越南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如果按照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论，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之间应该不会发生战争或政治上的极端冲突，然而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在政治和经贸关系上却表现出了政冷经热。因此，需要弄清楚：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既然如此密切，为什么还会发生争端或冲突？这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和平论是否存在不一致？如何对此进行解释？同时，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也都与美国等第三方国家存在政治和经贸关系，其密切程度将会影响到能否运用贸易和平论分析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的冲突。

二、文献综述

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等，但联系密切：第一，贸易和平论是最早地将经济与和平或冲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而提出来的判断，主要是讨论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虽然将贸易看做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而是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第二，贸易和平论的最新发展就是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二者所得出的判断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三种观点：（1）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能够减少冲突，促进和平的实现。（2）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不仅不能够减少冲突，反而会增加冲突。（3）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或冲突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了分析或研究的方便，本文同时使用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关系两种表述。

（一）贸易和平论的提出

贸易和平论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国的克吕塞，其基本观点是通过自由贸易也能够获得依靠征服或占有所获得同样的收益。20世纪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了重新阐述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木济相互依赖的角度看，基欧汉和奈为相互依赖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基于预期收益模型，Polachek认为，“交战的代价将会随着贸易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贸易量越大，冲突的代价就越高，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如果从国家间的冲突是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贸易或其他经济手段所取代的话，那么贸易和平论无疑是成立的，并且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越密切，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Rosecrance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有趣变化是，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效得多。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Fearon提出了理性主义军事冲突模型，认为军事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家间谈判的失败，如果国家间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或争端，军事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国家都是理性的，都会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许多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判断。Polachek与Polachek等证实了贸易和平论。Polachek对1958-1967年30对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和每年的净冲突进行的相关性研究表明，贸易与净冲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Polachek等证实了改善贸易条件会减少冲突，而恶化贸易条件会增加冲突。波拉切克和西格利的研究表明，“贸易国之间会出现更多的合作、更少的对抗，且贸易量增加一倍，会使好斗性减少20%”。

（二）贸易和平论受到的挑战及发展

然而，贸易和平论也受到了挑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是导致和平的原因.反而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如华尔兹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属于低级政治问题，而和平与安全等属于高级政治问题，经济联系根本制约不了国家间的冲突。

从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来看，韩国是中国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国。1997-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中，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名列前茅。仅次于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新加坡和美国。从韩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来看，中国在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2003年和2004年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

在政治上，中韩双方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经济发展，共同推动朝核六方会谈，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中韩两国加强沟通和协商，中方支持韩方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支持潘基文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等。在朴槿惠于2013年就任韩国总统之后，韩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政治关系，使中韩之间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然而从2016年开始，由于韩国与美国联合部署“萨德系统”而在政治上日益趋冷，出现了“政冷”。

（二）中日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上变数较大，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日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文化交流比较频繁，但是政治上受到日本右翼势力和领导人个人所在党派和立场的影响而表现得“时冷时热”。

在经济上。中国与日本都为对方的主要贸易对象国。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日本被欧盟和美国超过而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日本又被东盟超过而成为第四大贸易伙伴；2012年，日本又被中国香港超过而成为第五大贸易伙伴。从日本的对外贸易伙伴来看，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2013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这说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下降，而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在不断上升。

日本是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位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的前五位，许多年份位于第三位，是除中国香港和维尔京群岛之外的最大的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但中国对日本外国直接投资依赖程度也在逐年呈下降趋势。

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则一直变数比较大。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首相态度和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等的影响，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忽冷忽热。中日建交之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首相对华态度基本上是比较友好的，均积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也有一些首相对日本侵华战争持模糊态度，或参拜靖国神社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历任首相对中国都比较友好，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对华道歉，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进入新世纪之后，大部分首相对华态度强硬。

（三）中菲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交往长期向好，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矛盾较多，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菲自1975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取得了较快发展，双方领导人多次互L，并在2005年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然而，由于中菲之间在南海岛屿和海域等问题上存在争端，致使两国之间在政治上还存在较大冲突和分歧，特别是2015年6月初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访问日本时发表演讲，将中国比作纳粹德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致使中菲关系跌入谷底。中菲关系在阿基诺三世时期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政冷经热”。2016年6月30日，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多次表达了“亲中脱美”的立场，使中菲政治关系迅速升温。

在贸易方面，从绝对量上来讲，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从1998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30亿美元，增长了二十多倍。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1.41%，对菲律宾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0.90%，从菲律宾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2.42%。从贸易量上看，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依赖程度。从进出口商品的类型来看，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菲律宾无法找到同样价位的替代货源，但中国从菲律宾进口的主要是香蕉和芒果等农产品，替代进口来源不仅很多，而且同等价格的替代货源很多。

（四）中越关系：政治上经历了波折之后基本平稳，经贸往来密切

在地理上，越南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中唯一陆地接壤的国家。越南与中国的云南省、广西省接壤，与海南省隔海相望。早在1950年就与越南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与越南的外交关系并不顺畅，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时期，20世纪60-70年代是非正常化时期，1991年以来为正常化时期。在1991年正常化之后。1991-1998年为恢复重建阶段，1998--2007年为全面合作阶段，2007年至今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自1991年以来，中越之间基本上每年都有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互访，甚至一年中会有多次。可见，中国与越南之间在1991年关系正常化之后，政治关系平稳，双方领导人都在积极推动向前发展。

从经贸关系上来看，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五、对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背离”的分析

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经贸关系都比较密切，从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上看，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紧张类，即政治关系波动较大，特别是随着国内政治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更替，由于海洋争端而造成的军事关系相对比较紧张，存在发生潜在战争的可能性，日本属于这一类。第二，政治关系友好类，虽然存在海洋争端，但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韩国属于这一类，杜特尔特执政之后的菲律宾属于这一类。第三，政治关系相对比较友好类。历史上曾经由于海洋争端发生过战争，近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

（一）周边国家对相关海域的声索、占领和控制开始于尚未与中国建交时期

中国宣称拥有的海域主要是依据“历史性权利”，如对南海海域是依据“九段线”，在东海、黄海海域是依据中国世代渔民曾经到达、生产并且官方记载管辖的海域，然而这些海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各方面原因并未实际占领和控制，既没有驻军，也没有中国居民居住，这就给相关国家通过各种途径登陆、占领、驻军和声索的机会，而且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要么尚未建立，要么尚处于建立初期还不稳定。

（二）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在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日本和菲律宾态度相对比较强硬，尤其是2012年12月底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和2010年6月阿基诺三世出任菲律宾总统之后。日本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问题展开的；菲律宾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南沙群岛中菲律宾强行占领和控制的岛礁沙滩展开的。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的强硬和战略的转变与其国内政治密切相关。

中菲两国自20世纪70年代建交一直到21世纪初，主要致力于经贸关系的发展，海上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是一直没有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和重点，但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后，从2011年开始中菲关系急剧恶化，一直到2016年7月初阿基诺三世任期结束。从其国内政治来看，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阿基诺三世的个人性格决定了其对华政策的反复无常。喻文灵和冯威指出。阿基诺三世在担任总统之前是个“懦弱、缺乏自信和不够果敢的人”，在担任总统之后为了树立其强硬的形象，对华摆出强硬姿态。第二，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看，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是阿基诺三世满足石油集团利益的结果。第三，阿基诺三世在竞选总统时对军队的承诺也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根源。第四，中菲经贸关系即便受到两国海上关系的影响，受影响的也主要是低收入阶层，而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有限。在杜特尔特上台后，表现出了“亲中脱美”的政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该立场，在10月初甚至宣布“暂停与美军在南海的巡航和军演计划”。与此相应，中方也表达了对杜特尔特的友好和欢迎态度。在9月底菲律宾的民意调查中，杜特尔特获得了64%的满意度。从阿基诺三世到杜特尔特执政菲律宾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态度变化，也体现出中菲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

21世纪之后的日本历任首相中，对华友好的首相在位时间都非常短，而对华比较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在位达到五年半、安倍晋三已经在位近四年并且还有可能继续连任。这主要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和右翼势力的增强密切相关：第一，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政党竞争中提振经济的战略和政策乏善可陈。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各执政党和首相虽然提出了许多刺激经济的计划和政策，然而都没能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竞选中提振经济的纲领就越来越不能吸引到选民。第二，右翼势力增强，选民对“领土”问题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从2009年9月16日上台的鸠山由纪夫到菅直人和2011年的野田佳彦都属于日本，然而野田佳彦与前两位的对华政策完全不同。特别是2012年日本的“购岛”风波将中日关系推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从选举政治的角度看.野田佳彦的对华政策与日本上台之后支持率迅速下降密切相关。第三，日本对华政策虽然可能会影响到其经济利益，然而这一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对政治支持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反倒是以“领土”为由采取对华强硬政策能够获得更多支持。

（三）美国作为第三方介人是导致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因素

在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之间中，一直都有美国等大国的参与：第一，美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存在更加密切的经贸关系或经贸往来。第二，美国与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军事合作密切。第三，美国试图借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冲突来遏制中国发展。

1.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1）日本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在2007年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是相对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更大一些。第一，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二战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才开始。第二，虽然从数量上看，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但是从结构上看，日本对美国是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主要是贸易逆差，表4给出了2014年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由表4可知，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出口额差不多，但是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远大于从美国的进口额.这就导致了日本对美国存在574.1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为545.1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日本2014年存在1218.54亿美元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依赖程度。

（2）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为韩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并且韩国对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是，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也很密切，美国一直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表5给出了2014年韩国与前三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及占比情况。由表5可知，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韩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3）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

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经贸关系密切。郑国富研究表明，1981-2007年，美国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日本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美重新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10年之后，日本稳居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额在新世纪之后增长比较快，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来源国。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额占菲律宾进出口额的比重与美国和日本的差距在缩小。2014年之后，中国成为菲律宾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然而，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贸易中，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菲律宾全部贸易逆差的绝大部分。据统计，2015年1-11月，菲律宾累计贸易逆差为86.4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达到71.72亿美元，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83.00%。然而，菲律宾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额都大于进口额。在菲律宾贸易存在逆差的背景下，其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程度显然要高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2.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1）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与日本从1951年9月签署《旧金山和约》开始进行安保合作，形成“美日安保体制”。虽然经历了冷战、冷战后等几个阶段，“美日安保体制”的内容和形式等有所修改，但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本质没有变化，美国借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没有变化。

从本质上讲，中日问题就是美国与日本《旧金山和约》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日《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交由联合国托管，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1952-1953年，在美国支持下，琉球群岛托管政府扩大托管范围，将列入其中；1971年，美国将琉球群岛和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这成为日本之后强行占领并宣称为其“固有领土”的最重要依据。因此，归属本来没有问题，是美国在二战后冷战时期的对日政策造成的。2015年4月27日，美日第三次联合发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对此袁杨等指出，美国“允许日本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不仅鼓励日本积极发展防卫力量，加强西南方诸岛军事部署和有针对性的战备演训，还对安倍在防卫政策上的种种出位举动表示支持或默许”。

可见，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是日本能够不断挑起中日争端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成为中日海洋权益争端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力量。

（2）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双方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本来是冷战时期遏制前苏联、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也一直都在韩国有驻军，目的是捍卫其所谓的亚太利益。朴槿惠执政期间，韩美军事合作比较突出的就是2016年7月韩方不顾中方反对确定在美军驻韩军事基地部署萨德系统，并且选址。应该说，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非直接与中韩海洋争端有关。但是韩国不顾一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部署萨德系统，却是导致中韩关系在2016年趋冷的重要因素。这也体现出面对安全问题，经贸往来只是一个低级政治问题，至少从韩方、从朴槿惠的公开言论来看是如此。

（3）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在菲律宾一直建有军事基地和驻军。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参议院废除了与美国的《军事基地协定》，1991―1992年底，美国向菲律宾归还了6个军事基地，一直到1995年前后，无论是美国还是菲律宾都在弱化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1995年“美济礁事件”之后，菲律宾感到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将对其形成长期安全威胁，开始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1998年，美菲签署《访问部队协定》，恢复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在东南亚反恐的主要基地，对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等；2009年之后，随着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推行，美菲军事同盟得到优化和提升，美国对菲律宾军事访问和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和频率等都大为增加，使得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

六、结语

“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作为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基本主体，国家利益是国家寻求的目标。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既是国家寻求经济利益的手段，也是国家寻求经济利益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和平，避免国家间的冲突。然而，这是有条件的：第一，国家间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安全利益或其他利益能否替代，如果能够替代，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就能促进国家间和平的实现。第二，国内政治的影响。如果从国家间经济交往中受益的利益集团在国家对外决策中力量不够强大，而影响政治冲突或军事冲突的利益集团力量足够强大的话，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就难以起到避免冲突的作用。第三，第三国的参与。如果存在潜在冲突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如与第三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高的话，第三国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潜在冲突的发生。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3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文化产业;借鉴

文献标识码:F742 中图法分类号:A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伴随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是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府通过对市场结构和环境的某种战略干预, 培养和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得更大限度利益的方向前进。文化产业作为战后世界经济中的“朝阳产业”,它在许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和日本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将文化经济、文化贸易设定为战略目标, 将文化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并从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重大利益,可见该政策对各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背景

在上个世纪,日本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战后初期的经济复兴、50年代和60 年代的高速发展、70 年代和80年代的稳定增长以及 90年代的衰退几个阶段,在此期间,日本的产业政策几经转变,战略性贸易政策重点也几度调整。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日本主要扶植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含量高的重化工产业,如钢铁、电机、汽车、造船等,70 年代中期以后,扶植对象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像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因为在那个时期,日本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成为其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而且在国际市场中举足轻重,甚至其产值和影响已经超过了汽车等传统工业。为促使文化产业具备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向世界各地输出文化商品,并借助其商品,大量向世界各地蔓延和渗透。

虽然美国一直以来标榜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实际上,从20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开始,迫于西欧及日本实力不断增强的压力以及这些国家的政策通过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的现状,美国开始在某些行业像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20 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与科技实力成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而此时美国不仅面临国内持续多年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而且面临美国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危险。为了振兴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其中贸易政策的重点转向以鼓励出口为主。1993年克林顿上台执政,把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制定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出“国家出口战略”,同时把文化等高科技产业列为重点扶持对象。

二、美日在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经验

由于日本和美国在文化产业都实行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因此两国的政策在实施上有很多的相似。

(一)两国政府都积极倡导和扶持文化产业, 用财政、法律手段和优惠政策保证其发展

美国是当今文化投资最大的国家,也是国际文化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文化产业,为此他们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在文化产业中寻觅商机。美国联邦税法还规定对非盈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同时,美国政府还注重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州、各企业以及全社会对文化事业进行赞助和支持。另外,美国经常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国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化产品要打入美国市场,只能采取直接投资的方法;同时贸易保护政策也限制进口,造成市场封闭,限制国际竞争国内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国内较高的利润回报率,从而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投资美国文化产业。

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确立了“文化立国 ”的国家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政府还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投资。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能够享有研究投资和科学技术投资,另一方面,作为对国民投资,它又享有文化投资的经费。日本人在进行文化信息产业的投资中,主要采取产学研的协作体制。这种将有限的技术人员和研究经费集中起来,统一指导开发研究计划,为了共同的目标实行“官民合作研究”机制,是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研成果转换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途径,并且对节约有限的研究经费和宝贵时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力地推动了日本高科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日本的有关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二)政府都鼓励促进文化出口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文化产业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因为文化产品的输出不仅能获取商业利润,同时也以通过文化产品来传承美国的生活方和价值观念。“文化即商品,商品即文化”,正是因为文化产品具有这样一种特殊意义,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制定各种政策,为文化产品的出口保驾护航,以实现其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扩张目的。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盗版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美国经常利用保护知识产权等手段与其他的国家进行谈判甚至施压,以确保美国文化产业的相关利益。政府还放松对文化产品的出口限制。

目前, 动画、漫画和游戏成为了日本文化产业的支柱, 产值已占世界的1/3。而动漫片具有独特的国际影响力,为了扩大动漫片在国际上的销路,加快、加大日本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日本政府把动漫片当作一项重要的出口产业,同时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来培养,从政策、资金、组织、人才上都给予支持与帮助。政府还通过信贷手段促进其出口,设立了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为文化产业的一些重点行业提供低利率贷款,政府还执行低汇率政策来推动出口,在外汇管理制度方面实行外汇分配制度,外汇供给向一些重点文化产业倾斜。

(三)政府都实行进口保护,对进口的文化产品实行限额或限制

由于关税壁垒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世贸规则的限制, 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便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竞争的主要手段。美国凭借着部分文化产品或文化产品生产设备的技术标准, 将外国的文化产品挡在门外,同时把自己的产品大肆销往国外。美国政府还规定:外国投资超过公司投资总额25%的不能办电视台,同时对外来的电视节目也不轻易接纳。

日本限制文化产品进口的主要做法是对不可接受部分文化产品实行全面限制。如日本法律规定居民只能接收日本卫星广播公司等本国的卫星直播节目,电视台不能转播境外电视。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效果

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扶持与保护,使文化产业飞速发展,并维持了美国世界文化产业帝国的地位。从1998年起,其文化产业产值就已超过了航天航空业及农业,占本国GDP总量的18%至25%。2001年,美国文化产业产值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1999年的GDP 总量。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拥有全球“文化巨无霸企业”的50%以上,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影片只占全球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电影和电视节目是当今美国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美国的图书市场为世界之最,每年出书4万种,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

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日本文化产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文化产业国, 并且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1993年就已经超过汽车产业,目前已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占GDP的18%。在400家最富有的日本公司中,有81家是文化企业。全球播放的动画片60%原产自日本;在欧洲这个比例更高,达80%以上。2002年日本相关文化产业在美国的市场规模约9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额的4倍。

四、美日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借鉴

日本和美国的政策实践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起到帮助一国的文化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该结论对于中国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依然是文化大国,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需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支持。根据我国文化产业的现实并结合美日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政府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政府应制定出具体的文化产业政策, 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 运用财税、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非文化企业、民间资本向文化产业投资, 积极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知名品牌的文化产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培养扶持、做大做强一批对外交流的文化品牌, 将优秀的、有品位的文化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二)政府协助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政府应放宽文化产品出口的审批权, 简化出口手续, 鼓励国家、集体和个人参与国际文化贸易交流;尤其应该鼓励版权贸易的出口,进一步放宽政策和下放相应的权限, 鼓励国有、民营、国家、地方的文化力量, 按照国际惯例, 开拓国际间的文化和中介服务, 实施文化外贸新机制。政府还应大力推动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并保障技术创新的正当利益,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助这些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三)政府限制进口以培育竞争力

政府可以对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实行限额或限制,也可以用复杂的技术标准铸成技术壁垒。我国在汉字编码字符集和VCD等一些标准已纳入了国际标准,我国可以用这些标准保护本国利益,将外国的一些文化产品挡在门外以保护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也可以对进口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节目实行限额或限制,主要做法有:①像美日一样对不可接受的外国电影和电视节目部分实行全面限制;②对进口电影电视有选择地播放;③对它们采取收税的办法;④对它们实行固定限额。以此来保护我国的文化利益并培育我国电影电视出口竞争力。

总而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维护文化产业的顺利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这种政策的成功推行还有许多制约因素,在这场世界性的博弈中,我们必须提高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技巧,同时积极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争取宽松的外部条件,避免引起他国报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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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号:07b079)

作者简介:

许辉女,籍贯:湖南湘潭,湘潭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经济安全；国家利益。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下文缩写为 CAFTA）已经正式运行了三年多，这是世界上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下文缩写为 FTA），它的创建和运行意义重大。CAFTA 不仅会促使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实现“双赢”，有助于这一地区尽快从金融危机中复兴，而且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也是个有利的契机；它不仅影响了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关系，而且对我国的宏观战略和国家利益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将主要从地缘经济学的视角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代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是地缘经济学，即从地缘视角将经济事务与政治事务相联系，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成为地缘经济学的主体理论。[1]164在这里的“地缘”概念其实是指民族国家以国家领土作为地理含义上的竞争单位。可以说，地缘政治学家研究的是宏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而地缘经济学家研究的是微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2]402地缘经济学理论的着眼点并不是单纯的国际经济问题。它试图从地缘关系的视角来探讨特定地理空间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及政治利益的互动，并为各国的区域经济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它所研究的问题是，一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如何从地理的角度出发，保护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和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利益、经济权力和经济安全。本文以地缘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研究CAFTA 对中国的宏观战略和地缘竞争的重大意义。

一、CAFTA 对我国区域宏观战略的重大影响。

CAFTA 的建成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内贸易，减少我国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推进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避免因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严重打击我国的贸易出口，增强我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并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CAFTA 将使中国和东盟结成一个统一市场，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并且双方实行优惠的投资政策，力促投资自由化，改善了投资环境，必将释放双方相互投资的潜力，也有利于增强发达国家的投资信心，更好地吸引区域外的国际直接投资。近年来，随着 CAFTA 的建设进程，中国和东盟的相互投资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正以每年 60 %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也保持稳定增长。[3]13据东盟专家组估计，CAFTA 的建成将减少中国和东盟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积极促进区域外贸易向区域内的转移。双方自贸区的建设也有利于中国获得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一些物资和资源。比如东盟国家贮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橡胶、木材和锡、铁、煤、镍、铜等矿物资源，使我国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而减轻了我国在国际能源和资源市场上面临的巨大竞争压力。这些将有助于减少我国对欧美经济体的过度依赖，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同时也可有效增强我国和东盟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促进地区的蓬勃发展。

CAFTA 是中国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有益尝试和良好开端。CAFTA 的成立带动并促成了日本、韩国与东盟之间、中韩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的波动效应，刺激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引发了东亚地区的一体化浪潮。一方面，CAFTA 有助于构建“中华经济圈”，促进我国与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互动增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开发和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我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有利于双方应对北美、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CAFTA 的发展前景可能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届时将形成东亚、北美和欧盟三大区域间的地缘经济竞争，战略意义颇为深远。

CAFTA 的建设将促进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涉及到三大政策体系：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PECO（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一，CEPA、PECO 和 CAFTA 这三大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体系可以形成连接南部中国和整个东盟的经济大动脉，这是区域经贸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并且这一经济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经济效果越来越明显清晰，战略意义越来越不可忽略。[4]4其二，由于云南、广西等西部省区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的桥头堡，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CAFTA 的建设将促进这些西部省区的经济建设跨越式发展，为其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有助于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实施。而且，云南和广西是地处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关系到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其战略意义也不容小觑。

CAFTA 在南海问题、能源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重大而敏感的地缘战略议题上，对于维护中国经济与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其一，有利于避免扩大南中国海争端，维护我国的海洋资源权益。中国与东盟的一体化建设，显然有助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缓解紧张局势，共同开发资源。其二，拓展我国资源的进口渠道，开辟稳定的国际能源战略通道。这有助于破解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能源瓶颈难题，也有助于破解我国在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上的“马六甲困境”。正是由于东盟国家扼守我国海外进口石油运输线的咽喉，所以与东盟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环境。[5]11其三，发展与东盟国家间的紧密友好关系，有助于钳制台湾的“南进战略”，摧毁台湾当局“实质外交”的政治图谋，同时也向台湾展示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力，促使其积极发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自从 CAFTA建成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 CEPA 谈判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二、CAFTA 对我国同日、美等大国在东亚地缘竞争的影响。

继 CAFTA 协议之后，东盟也启动了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并且还与美国修订了新的经贸合作条约，这既是东盟要在东亚合作中发挥领头作用的一贯战略的延伸，同时也是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大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存在地缘经济竞争关系的反映。

（一）CAFTA 对中日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并力图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日本在亚洲的作为，最集中体现在日本对东盟的政策方面。中曾根曾经说过“没有东盟的繁荣，就没有日本的繁荣”，“与东盟国家保持友好密切的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6]50日本把东南亚地区看作其“后院”，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率先走出与东盟建立 FTA 的跨越性步骤。

但在受到中国首先与东盟达成自贸区协议的刺激后，也增强了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并在 2003 年与东盟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拟于 2017 年建成东盟 - 日本自由贸易区。日本在亚洲的地缘经济战略目标是：在东亚实行以日本为领头的“雁行发展模式”，实现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共同体”，以抗衡来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两大区域经济集团的竞争和挑战，从而也奠定日本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以区域为依托实现日本的“世界大国”梦。

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地区大国，为确保和扩大自身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应对欧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力挑战，中日两国都将亚洲作为依托，十分注重发展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所以，中国和日本的 FTA战略都将东亚列为首先考虑的对象。[7]62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竞争。

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从与东盟的国际贸易来看，日本比起中国来对东盟国家的影响相对更大；在对东盟的国际投资方面，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要比中国多得多；而在亚洲金融领域，日本与中国一直都在暗中争夺亚元的主导权，日本总以为自己应成为亚洲区域货币的整合中心。但是，相对于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影响力的逐步下降，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迅猛发展、国际地位的快速上升，都使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要远大于日本，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和对地区经济稳定和安全的影响力也更大。CAFTA 的建成，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战略的成功开端，必能挖掘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和相互投资的巨大潜力，实现双方经济飞跃发展的“双赢”，从而增强中国对日本的地缘竞争力，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权力，并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中的主导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CAFTA 对中美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美国虽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作为唯一的全球性霸国，其国家利益遍及全球，自然与东亚的地区性大国存在地缘经济竞争。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所采取的政策路径表现出三管齐下的特色。所谓三管齐下，指的是美国根据对象国的差异，分别采取双边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双边 FTA 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等三种不同的路径。[8]38此三种路径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而美国东亚 FTA战略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便是遏制中国。

近年以来，美国在与东亚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开展双边贸易谈判或 FTA 谈判时，刻意绕开了中国，很显然，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地缘经济竞争的对手。美国希望增强其在东亚的影响力，削弱中国因CAFTA 的构建而获得的先机，使自己仍然保持东亚的经济中心地位，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美国仿照其在东亚地区构建的主要是防范中国的安全同盟体系做法，试图建立起与其类似的、在地缘经济上的对华包围圈。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倡导开放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和近年以来的 TPP 战略，试图干涉和控制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防止出现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一体化组织。鉴于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中国既要努力争取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利益，大力促进东亚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增强东亚的相互依赖及国际竞争力；又要客观看待美国在东亚地区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和难以替代的作用，积极与美国斡旋、沟通与合作，减少美国在东亚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负面影响。

总之，放眼世界，全球性的 WTO 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而地区性的双边 FTA 却犹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多；世界经济呈现出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相互竞争的趋势，各区域集团间的洲际竞争不亚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当今世界，各大国都以 FTA 战略为依托，形成战略上的同盟或依托的区域集团，国际竞争呈现出区域化、综合化和复合化的发展态势。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政府也应将 FTA 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重视 FTA 战略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CAFTA 的建成就是我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初步体现。CAFTA 的建设和发展，对中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和宏观战略将产生重大影响，以 CAFTA为依托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 FTA 发展，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也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区域环境，从而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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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5

内容论文摘要：贸易政策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政治因素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种利益集团利用游说、集体行动、政治捐款、社会问题等影响政治决策过程，实现收入再分配。同时，各政党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会考虑中点选民的利益，将贸易政策作为竞选拉票的手段。 论文关键词：美国，贸易政策，利益集团，政治取向 持续30年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配额于2005年初被终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的大好时机。然而，就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仅几个月，美欧等发达国家就开始向中国纺织品发起攻击，大肆渲染中国纺织品出口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将该行业近年来流失的大量失业机会归因于来自中国的低成本产品的竞争，归咎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措施来调控纺织品服装出口量，如2005年初对148种纺织产品征收出口关税，并降低了出口退税，纺织品、服装的退税率分别从14%、17%调低到11%和13%。为了缓解国外压力，中国政府还宣布，从2005年5月20日起提高74中纺织品的出口关税，对部分服装出口征收400%的关税。中国政府还调整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但是，美国不顾WTO的承诺和中国政府的诚意和合作态度，还是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实施限制，从而引发了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 在这种贸易争端的背后，隐含着复杂的政治利益。因为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内的利益冲突有时比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具影响力。最为重要的是，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其对社会效率的影响要重要得多。贸易政策的制定并不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尺度，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通常会成为政府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政治因素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取向，以期对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的中美纺织品贸易之争或许有些裨益。 美国贸易政策理论综述 (一)集团利益 在竞争理论中政治学被定义为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竞争有限资源的一种关系，是“冲突的社会化”。而冲突归根结底是为了资源。“在追求和实施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分配政治献金和其他政府收益”。最早研究利益集团问题是在政治学领域Bentley1908年在《政府过程》一书最早提出了集团的政治理论，认为社会的政治形态就是集团间的力量均衡，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利益集团作为政治产出的需求方，它们相互竞争，通过捐款、游说、向政府施压等行动来影响选举、立法等政治产出(Political outcome)，争取对本集团有利的再分配政策，提高成员的福利。贸易政策的政治决策过程是一个博弈过程，最终采取的贸易政策是政治过程均衡的结果。首先，相互竞争的政党通过许诺贸易政策获得利益集团的捐献资源。其次，贸易政策被用来作为寻求政治支持的资本。各利益集团运用各种资源进行游说，进口产业集团为进口关税而游说，出口产业为自由贸易而游说。 (二)国际贸易与国内收入分配 Samuelson 和Stolper 证明了在国内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益，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因贸易受损。而在国内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行业有该行业的特定要素，贸易将使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与进口产品竞争的部门的特定要素所有者受损，工人的损益情况视工人的消费结构和各行业使用劳动力的密集程度而定。在贸易中受益的阶层将支持自由贸易，受损的阶层将支持保护主义。Rogowski 根据Samuelson-Stolper的理论分析了贸易扩张和收缩对一国国内各阶层政治力量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联盟的变动，他认为由于同一种要素的所有者具有同样的利益，国内政治联盟将根据要素所有权划分阵营。Alt 和Gilligan 则根据特种要素理论，讨论了贸易变动对不同部门利益的影响，认为，贸易会引起不同行业间的利益冲突。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隐含假设，即多元决策假设，一国政府在决策时将会考虑到公民的偏好。尤其是，那些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并形成利益集团的公民的利益将会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得到更多的反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需要利益集团在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由于利益集团能够更好地向政府提供有关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 (三)贸易政策的形成 20 世纪70 、80 年代，对贸易政策形成的政治经济分析理论诞生。Mayer从公民直接投票的角度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Hillman (1989)指出贸易保护政策是失去了竞争优势的衰退行业向政府游说的结果。Findlay和Wellisz(1982) 认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围绕贸易政策进行竞争。Magee， Brock和Young (1989)试图将政党纳入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分析，认为政党、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将在关税政策的博弈中形成两阶段子博弈精炼Nash均衡。Grossman和Helpman(1994) 讨论了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指出政府的目标函数中既包括对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的考虑，又有对消费者大众福利的权衡。保护率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有效地组织利益集团。值得一提的是，Grossman和Helpman (1995)还将他们的模型进一步推广到关于贸易谈判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认为两国国内利益集团力量的不平衡会导致两国关税水平偏离自由贸易条件。当一国政府面临参加还是不参加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的选择时，将考虑自由贸易协议能够给本国带来的总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内支持或反对自由贸易协议的利益集团力量的对比。当两个国家相同产业的利益集团都同样强大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影响将不起多大作用。 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学分析 (一)利益集团与集体行动 在美国，占劳动力总量2%的农业人口，一直得到政府相当高的保护。联合国计划署的数据表明，美国和欧盟对农产品补贴已经增长至每年大约3500亿美元。OECD的有关资料显示，美国欧盟对农产品生产者的直接援助高达2790亿美元。由于政府的补贴，不管市场价格如何，一个美国农民家庭每年的收益就高达US$160，000；英国援助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享受补贴的美国低价棉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导致了中国棉花价格下降，当地棉农被挤出市场，令棉农损失17.2万元人民币和72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保护服装纺织业的理由是：首先，服装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该产业技术简单，能轻易被任何穷国模仿。 美国农民通常是一个组织良好且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群体，即利益集团，他们团结起来向政府和国会施压，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行为经济学家称之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他们只代表整个社会一小部分成员的利益，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是为了影响政府的决策，而不是为了增加总产出，他们都是分利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政治结构，而是为了影响现有的政策后果。他们通常运用“显性”的影响方式—“游说”和“隐性”的影响方式，即“献金”来影响政治家或政治决策。哪个利益集团呼声高，它的利益就可能得到政府的保护，这就是美国厂商通常采取的“抱怨战术”。Tosini 和Tower研究发现，在支持1985年保护主义者纺织品法案选民和从纺织服装产业公司和联盟中得到的捐献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错综复杂。政府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不仅是为了讨好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服装商，还有美国国会两院某些亲拉美力量。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美国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以波音、IBM 等瞄准中国巨大市场的出口商、进口廉价中国产品的销售商为支持方，人权组织、“西藏”、“中国民运分子”组织组成反对方。在美国，工会往往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向政府施压的一个组织。如1995年拥有三大汽车生产商的北密歇根的美国汽车联合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抗议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认为墨西哥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法国人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形象地描述了美国利益集团参与国内政治的特点。指出，“在法国，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加成功地把协会的原则适用于实现众多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劳联-产联(AFL-CIO)为代表的劳工联盟四处游说，要求美国国会通过《中国货币法案》，并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美国制造业联盟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40%，美国政府应对中国施加压力。2005年上半年，来自汽车生产州密西根州的众议员以及“健全美元联盟”的制造商团体都向政府建议，要求向中国施压，促其货 币升值。 近年来，美国的集团政治迅速发展。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1/3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根据官方统计，1983年美国有17644个正式的非赢利性全国社团，比1970年增加了近7000个，即几乎增长了近70%，其中的很大部分为政治利益集团。一项全国调查表明，60%以上的成年人至少参加一个社团。在美国的利益集团中，劳联-产联，农产主利益集团等都是主力军，他们作为美国重要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拥有重要的地位。美国Corney大学的劳动经济学教授凯特(Kate Bronfenbrenner)作了一项调查，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美国制造业领域工会的活动，她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该领域的工会抗议活动增加了60%，而此前只有29%工会组织此类活动。 (二)选举竞争 长期以来，贸易在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中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追求政治利益的手段。 政府制定政策时所考虑的也许不首先是其对经济的贡献，即成本效益问题，而是对选票的贡献(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 中点选民(Median Voter)：政治家常用选民的偏好来分析政党之间的竞争。假定贸易政策能用关税率水平加以表述，选民对政策的不同偏好表现为不同的关税水平。中点选民就是政策偏好较折衷的那部分选民。假设按对关税率高低偏好不同将选民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民倾向于关税率tA，第二组(即中点选民)偏好于关税tM，第三组选民喜欢较高一点关税tB。假如一个党派提出高关税率tA来赢得第一组选民，另一个党派就可能提出较低的关税率tB而获得了第三组选民的选票。政治竞争迫使两个党派都提出接近于tM的关税率，即接近中点选民所赞成的的关税率tM。中点选民就位于我们下面曲线的中间地带的选民(见图1)。2002年3月，布什政府对钢铁进口征收进口附加税，就是要照顾俄亥俄州等四个钢铁产地的选民，并且为来年的大选做准备。 拍卖会：一些经济学家将贸易政策模型想象成一场拍卖会：利益集团根据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来提供政治捐款来“购买”政策。为了获取竞选资金，各政党往往会根据企业的政治捐款作出承诺。如果大选获胜后，会采取一些有利于某些行业或企业的经济政策，以“回报”它们竞选时的“投资”。1995年美国就欧洲限制香蕉进口的配额制度提交世贸组织，宣称欧洲的香蕉贸易体制不仅损害了中美洲国家的利益，其实是为了保护奇奎塔(Chiquita)香蕉公司的利益。因为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某民主党、共和党都曾经慷慨解囊。 (三)贸易政治过程的新取向——社会问题和党派之争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Destler认为，贸易政治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寻求保护的利益集团，因为国际竞争中无法取胜的生产者都会寻求通过阻止或限制进口来解决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纺织、钢铁、汽车、鞋、机床、半导体产业都曾寻求过保护。但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出现了新的动向，生产者一方面会依赖进口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一旦进口增加，与之竞争的相关生产者的抵抗就会高涨起来，寻求保护。拿纺织行业来说，战后经常要求并得到特别保护的美国纺织业协会，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改变了保护战略，一方面追求服装业的国际化，但随着多边纺织品协定的废除，便确定了所谓“原产地原则”，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美国规定了只有在北美生产的布匹及纺织品原料生产的服装才能享受免税及无限额进口的优惠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也会利用社会问题要求政府限制进口。所谓社会问题，其本质就是认为贸易削弱了或者威胁了现存的国内水准。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很难遵守劳动标准及环境限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污染、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等等。贸易保护主义正是利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外贸政策施加影响。WTO西雅图会议上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体现了这一点。同时，贸易政策也成为各党派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当权政府在获取政治捐献上比它的竞争对手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许诺连任后采取的贸易政策。如1988年美国的议会选举中当权政府拿走了运动捐献的3/4。 贸易政策的国际影响 在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试图对政策形成过程施加影响，以便使最终出台的政策对自己最有利，执政者则审时度势，连横合纵，通过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国际层面，各国执政者派出的谈判代表或许就代表执政者本人的意愿，在谈判中尽量满足本国某些利益集团的要求。一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使本国多得，外国少得。在国际政治和国际谈判中，不同国家国力的强弱和不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扮演角色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谈判的结果。对于小国来说，利益集团游说下的贸易政策，其影响仅仅在国内。但对一个大国来说，其贸易政策如果只考虑国内利益集团而忽视了国际上的利益集团，或利益相关者，采取非合作的贸易政策，容易引发贸易纠纷或贸易战。在经济全球化下，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作为利益相关者，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进一步说，如果双方将贸易关系激化，反过来会伤害国内另外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那就是广大消费者。贸易政策的政治过程就是干预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政策的目标不是效率，而主要考虑分配因素，即贸易政策被作为对社会不同利益集团收入分配的工具。 任何政策都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政治也因此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避免或者减少国家之间贸易摩擦，这就是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各方面战略对话的意义所在。战略对话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两国的互相理解，更重要的是为了找到和确立全球化状态下解决两国贸易纠纷的新机制。比如，就中美纺织品争端来说，谈判或对话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选择，因为：首先，在美国，目前有大约60-70万人从事纺织行业，但主要从事的是与服装无关的其他工作，美国的纺织业大部分已经消失。也就是说，美国市场上的大部分纺织品都是进口的，并不是中国人夺去了美国人的就业；其次，贸易本身是一个相互的需求的过程。简单的讲，没有美国的进口商，中国也就不会出口。再次，即使不从中国进口，美国的进口商也会从越南、墨西哥、印度甚至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进口。因此，从政治、经济两方面与美国政府进行有效协调，是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有效途径。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6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特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已成为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形式。自由贸易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在促进区域内贸易、投资、技术扩散、增加就业，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日益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采用，将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它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应采取的策略。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与策略 随着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潮流的加剧，特别是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崛起，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亚洲各国对构建“亚洲经济圈”的呼声与日俱增。2000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并同意10年内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将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乃至亚洲、世界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东盟地区将成为继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初步建成一个拥有约20亿人口，3万亿美元GDP，1.2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影响  目前自贸区即将正式启动，这将给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以下，本文将主要从宏观的层面来具体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1.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正面影响  （1）从贸易方面来看，将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 目前，中国与东盟在贸易方面发展很快，据中国海关统计，自1993年以来，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从1990年的66.91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782.5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8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效果。 ①通过关税降低，扩大出口规模。通过关税降低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将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东盟会将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转向自中国进口，从而扩大中国的出口规模。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通过静态模型分析研究表明，自贸区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 ②通过规模效应，提高出口竞争力。据相关资料，到2010年自贸区的GDP将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区内人口约20亿，这将为中国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通过市场扩大引致的规模效应，能够促使中国出口企业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 ③通过互补性贸易，优化贸易结构。通过与东盟互补商品贸易的发展，将促进贸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中国与东盟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 ④降低出口市场波动，实现多元化战略。东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自贸区的启动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上的联系，从而降低我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性，减少其它市场波动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出口风险，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现。 将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投资刺激效应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截至2007年6月底，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累计340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协议投资额近10亿美元。自贸区的启动将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个更加便利广阔的区域性市场，还可以享受到区内的关税优惠政策，并规避发达国家专门针对我国设置的部分贸易壁垒。 （3）将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西南省区同东盟国家地理位置相邻，东盟国家是这些省区的主要出口市场，其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更强，通过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加强经济合作，将大大促进这些省区的出口，有力地配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4）将提升中国整体经济实力。 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通过外贸和投资的增长以及内需的扩大所导致的乘数效应，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东盟专家“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的测算，中国GDP将增加0.3%，达35亿美元。其次通过关税的降低，可以增进国内竞争，从而促进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5）将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与东盟将政治安全也作为自贸区协议的重要内容纳入，通过启动自贸区，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能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区域政治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使我国在世界经贸、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从而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1.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1）关税降低冲击国内产业，扩大贸易逆差。 中国与东盟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口商品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因此，自贸区启动后关税的降低，不仅会加剧中国与东盟同类产业与商品的竞争，还将导致东盟具有优势的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冲击中国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 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 由于我国在金融、通讯和专业服务等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而东盟部分国家如新加坡就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和东盟启动自贸区后，对这些行业将会放开，东盟将会进入中国同国内相关行业产生竞争，从而对国内服务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 （3）东盟经济波动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中国与东盟将在经济关系上更加紧密，双方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而目前东盟的经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还存在相当多的变数，因此，一旦东盟经济出现波动，也会对中国相关部门产生冲击，从而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 （4）第三方在舆论上的造势可能会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 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对美国而言将是一种威胁。此外，也将给日本和韩国带来压力。因此，从其各自利益出发，这三方有可能会进一步从舆论上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而给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2 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措施与建议 在推进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中，如何扩大自贸区对中国的正面影响，同时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是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推进中－东自贸区的建设进程，进一步加深同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而且还将为我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为此，我们提出如下的政策措施 建议。  2.1 增强产业竞争力，与东盟构建产业协作体系  针对相关行业在自贸区启动后面临的竞争问题，我们一方面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培育其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应该在同东盟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产业协作体系，根据区域内的产业发展现状和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原则，加强中国与东盟在第一、二产业的协作，在更大范围优化双方之间的生产要素及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与经济融合，提高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性国际竞 争能力。 2.2 通过贸易与投资相结合，实现产业互补互利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随着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有形贸易将更加顺畅，贸易规模不断放大，我国与东盟成员国将逐渐形成贸易结构不同的产业梯次转移体系，将更好地解决区内各国间产业趋同和相互间竞争的问题，形成多赢的格局。同时通过贸易与投资相结合，“引进来”“走出去”，鼓励企业相互间直接投资，特别是发挥国有中资公司资金雄厚、对外联络广泛的优势，加大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与东盟国家联合起来，推动资源开发，实现资源共享。 2.3 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抵御外部冲击能力  成立自贸区后中国对东盟国家的依赖程度将会加深，因此，应该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建议加强与东盟国家在经济安全与风险防范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同时加强对自身产业、贸易与金融结构的监控、调整与优化，提高抗外部冲击能力。 2.4 加强与东盟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争取较多的主动权  进一步深化金融、服务、投资、文化、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合作，积极开展双方在高科技如电子信息、生物技术、遥感技术运用、地震学、海洋科学和热带生物资源研究领域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此外，还应在自贸区建设中发挥大国的优势，积极就双方关心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重大问题展开对话与交流，尽量消除外界因素的不良影响，争取较多的主动权。 2.5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整合，加快货物与信息的流通 首先要抓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增加沟通相邻国家的航线，加快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航道建设和港口建设，打通因运输条件差制约西南部对外贸易发展的瓶颈，加快东、南向交通通道建设，连通西南、内地和越南等铁路、高速公路等。其次，抓好水电等能源基础设施、通讯设施建设。最后，共同构筑一个信息互动平台，加快货物与信息的流通。  2.6 建立高效、快捷的地区贸易结算体系 随着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无形贸易的深入开展以及区域内贸易的逐年增加，必然要求双方加强金融业方面的合作，因此，有必要尝试建立地区贸易结算体系，可以建立以人民币为结算体系的一揽子货币的银行结算体系，区域内各国货币可以直接结算，减轻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减少交易成本和降低汇率波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从而促进经贸的进一步发展。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7

关键词：贸易摩擦；倾销；效应；策略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1-0098-01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不断发生，只有牢固加强两国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对话，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才能尽可能降低两国贸易摩擦发生的频率，弱化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维持中美经贸关系的良好健康协调发展。

1 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贸易互利性很强。从中国加入WTO后，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发展的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在频繁的出现。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消费市场持续低迷，中国出口持续暴跌，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中美贸易摩擦频增，特别是美国已然成为与中国产生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而且金融危机使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比例进一步上升。2009年全年美国对华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29起，涉及我国76亿美元产品的出口，案件数量增加53％，金额增长了8倍，分别占全球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总数量和总金额的25％和65％。此后自2010年以来，备受瞩目的中美贸易摩擦继续上演。2010年1月到2010年6月半年时间里，美国就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71起贸易摩擦案件（其中反倾销146件，反补贴25件）。除此之外，美国商务部还作出裁定，向进口自中国的镁碳砖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产品。以上种种事例表明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态势十分明显。

2 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效应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重要并且敏感的问题，对中美两国的进出口贸易及经济社会发展都会起到重要的影响，根据根据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任何对自由贸易的扭曲都将损害贸易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给整个世界经济福利带来无谓损失。因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正确的对待和处理这些积极与消极影响，扬长避短，争取为国民经济福利的提高做出贡献。

2.1 阻碍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

中美贸易摩擦严重阻碍了我国对美产品的出口，降低了两国的福利水平。美国通过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阻止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减轻进口的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不利冲击；此外，美国还通过一系列的商务谈判要求我国为其开放更多的市场。2009年，美国对我国轮胎产品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对其出口造成严重阻碍，造成我国当年对美出口轮胎3亿条，比2008年下降3.3％，价值76.8亿美元，下降4.7％；同年9月美国对我国钢制标准紧固件发起“双反”调查，使我国当年对美出口该产品23.7亿美元，下降46.2％；11月13日美国裁定我国无缝精制铜管存在实质性损害，并对该产品实施贸易保护措施，致使该产品出口额下降41.5％。美国频繁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在使得相关商品出口受阻的同时，也使得我国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出口形势。

2.2 加速产品的结构升级

根据普雷维什一辛格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可能陷入“贫困恶性循环”，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但中美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这一“贫困恶性循环”的状况。总体来看，我国受到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商品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商品，贸易摩擦使得这些产品的出口减少，国内相关的产业规模就会缩减，由此而退出的资源和资金就会流入更高层次的产业，从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于一些特殊的贸易摩擦，直接要求的就是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提升产业结构的作用就更加明显。

3 针对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策略选择

我国作为处在崛起中的贸易大国，正处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中的重大问题。面对如此众多的贸易摩擦，我们需要在思想上正视，在战略上重视，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正确处理中美贸易摩擦，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

3.1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增强竞争力

时至今日，我国仍然奉行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战略，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而贸易顺差过大，必然导致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常性冲突。此外，在具体操作上，我们缺乏随时释放贸易冲突压力的手段，易使贸易累积甚至激化，所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自身出发，进一步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大力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的贸易战略，增加出口的同时，适当增加进口，尤其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先进技术。调整投资战略，加快市场开放；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加强透明度，减少摩擦产生的制度性因素。

3.2 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面对繁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外贸企业更应擦亮眼睛，冷静思考，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采取相应对策，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认真学习各种国际贸易知识，包括国际贸易法规的各项条款、WTO国际规则、贸易双方国家的相关规章制度及国际惯例，这样有利于企业在谈判中占据主动优势维护自身利益。当企业遇到不公平竞争时要敢于申诉，增强自主意识。

3.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我国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大力扶持、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同时，还要注重运用高科技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从而使中国尽快摆脱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的国际分工地位，逐步向高层次、高技术产业不断推进和升级，降低同他国产业贸易摩擦的程度。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美两国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贸易摩擦不是一方能解决的问题，需要两国积极配合，理清思路，冷静对待。此外中美两国政府应加强沟通、磋商和信息交流，在国际规则、双边协议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贸易争端，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和宽容，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够化矛盾为动力，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共同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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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8

论文论文关键词：次贷危机；出口贸易；对外贸易依存度 论文论文摘要：近年来，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发展迅速，但当前国际市场上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给我国出口带来深远影响，文章通过两国贸易依存度展开，然后探讨次贷危机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的影响，进而提出对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能得到持续飞速的增长，是与世界市场所提供的大量机会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分不开的。我们会发现，在中国所有的主要综合指标中，外资与外贸的分量日益加重，对外贸易依存度在增加，FDI也大量涌入，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贸易力量之一。然而，近期在全球迅速蔓延的金融危机能否对我国实体经济中的出口产业造成巨大影响呢？ 一、我国贸易对美国的依存度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外贸和对美贸易的依存程度都有所提高，外贸依存度一直处于高位，均在38%以上，其中出口依存度更是高于20%。与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从1997年的5.4%上升到2006年的9.76%，2007年是8.95%，其中对美出口依存度上升较快，从2001年的4.1%上升到2006年的7.56%，2007年达6.89%，七年平均依存度为6.72%，逐步形成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我国目前已经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进口商品的最大来源地。根据美国商务部最新统计，2007年美自华进口3215.1亿元，占美货物进口总额的比例由2006年的15.5%增至16.4%，超过自加拿大进口的3131.1亿元。由此可见在美中贸易中，我国扮演着出口国的角色，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较高，美国经济的波动对我国贸易的影响较大。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2007年4月次贷危机爆发，源于美国住房按揭贷款中的次级贷款，势如金融海啸，源于美国，波及全球。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尽管远隔万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海啸”的威力。这场危机对中美贸易这一问题而言，美国经济减速造成中国外部需求减少，并向就业和消费领域扩散，其中非农就业连续两个月大幅度下跌，为5年内最大减少幅度。 今年1～7月，中美双边贸易额为1891.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2%，增速回落4.3个百分点。尽管美国仍然为我国的第2大贸易伙伴，但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由去年同期的16.2%下降至目前的12.8%。其中，我国对美出口1403.9亿美元，增长9.9%，增速下滑8.1个百分点，这是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美出口增速首次回落至个位数。 （一）通过贸易的渠道导致我国出口增长趋缓 我国是一个对外依存度较大的国家，对美国出口和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迅速大幅度提高。当美国经济减速，世界贸易和美国需求量大幅度下降，主要产品贸易价格指数呈负增长时，会对我国出口贸易量和贸易额增长产生直接影响。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的产出和需求下降，由此引起的私人消费、公司资本开支以及产出的下降导致美国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外市场进口的消费品、资本货物、农矿产品以及其他原材料减少。房价下降的负财富效应以及负债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意味着美国消费疲软将持续较长一个时期。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是消费品，而美国政府的数据以及企业高管已经指出，美国消费者在购买必需品方面已经紧缩开支，消费和进口需求的下降，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需求速度放慢，美国需求的减少降低了我国对美国的出口量。国家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受到全球经济疲软影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美国出口1403.9亿美元，增长9.95，增速下滑8.1个百分点，这是2002年以来我国对美出口增速首次回落至个位数，相关专家认为，今年中国出口增速加速下滑已成定局。 （二）通过资本与金融渠道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相对竞争力 美元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一度充当了黄金的职能，对于进口商品的美国而言，在美国与黄金脱钩的条件下，美元的滥发不再受其本国黄金储备限制。因为次贷危机，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美元不断走软，对人民币汇率已经产生了影响。美 联储的降息政策导致人民币和美元利率出现倒挂，使得人民币和美元息差进一步拉大，美国的刺激经济政策会导致美元更加泛滥，利率更加宽松，从而导致美元资本持续流入我国市场，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推动人民币对美元加快升值。美国是全球原料及商品的最大消费国，美元贬值的间接结果就是美国消费价格的上扬，这影响了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出口产品的相对竞争力。次贷危机负面影响蔓延和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是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美出口减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自去年底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其负面影响仍在深化，7月份美国失业率创4年以来最高的5.7%，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为51.9，仅为去年同期值的一半，美国经济疲软直接导致对我国出口商品需求减缓，据测算，美国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将下降4.7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受弱势美元战略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截至7月31日，相对于汇改当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18%，削弱了我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价格优势。 （三）次贷危机导致美国加大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力度 贸易保护主义不会主导世界经济，但贸易政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美国虽然一直提倡自由贸易，但当其利益受损时，往往就会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以维护经济安全为由，以“公平贸易”代替“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近年来，我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次贷危机已经导致美国经济增长转弱，失业率上升。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更加频繁，各种名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将纷纷出笼，这一切都将构成我国食品、机电产品、纺织品和服装以及玩具鞋类对美出口的障碍。当前，美国对华贸易壁垒有进一步政治化的趋势。美国民主党掌控国会两院后，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对华贸易政策更趋强硬。近年来，美国以保护知识产权为主要目的的“337调查”个案明显增多，中国已成为被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最近，美国又不断炒作我国宠物食品、水产品、牙膏、轮胎、玩具等产品的安全问题，限制我国有关产品进口，严重损害我国产品的国际声誉和相关出口企业的利益。美参众两院还将继续出台针对我国汇率问题的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对通过“汇率失调”而获取对美国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进行制裁。据统计，今年美国新发起的针对贸易伙伴的18项调查中，有15项针对我国，占83.3%。 三、我国出口贸易化解次贷危机影响的对策及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对美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是现今，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及金融环境不容乐 观，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加，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性，为了使中国现行的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得以持续发挥作用，中国应从战略性的角度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优化出口商品的地区结构，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发展内需型经济 在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战略调整阶段，当前世界市场上中低档制成品出现生产过剩的局面，扩大内需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只有在国内市场形成规模并经过激烈国内竞争的产品才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要不断深化内需，尤其是培育和扩大包括住宅、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消费、信用消费、负债消费、农村最终消费、休闲服务消费、人力投资等新内需结构。 （二）积极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和培育新的出口商品，推动出口结构调整，提高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新市场的开拓主要是加强中国出口比较少的发达国家，以及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一方面注意目标市场的经济与政治稳定，另一方面注重出口秩序，避免企业间恶性竞争，防范新的贸易摩擦。培育新的出口商品，既要注重技术的引进，又要注重技术的自我研发与创新，把生产与消费有效结合起来，避免生产体系与国内外需求相脱节。 面对次贷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缓解贸易不平衡矛盾。通过调整和完善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等政策，鼓励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自主核心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鼓励优势农产品和环保节能型产品出口;支持轻工和纺织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快自主创新，保持出口有序增长;深入实施出口品牌发展战略， 促进品牌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出口;加强建设外贸信用体系和行业自律，稳步推进外贸秩序法律法规建设，依法处理商业诈骗、低价出口等活动。这些政策的实施，既有利于提高国内工人的工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我国的稀缺资源和环境，又有利于缓解美国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指责。 （三）加大对外投资力度 当前，世界经济的一大显著特征是跨国公司主导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贸易与投资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带动本国出口，又有利于开展国际合作，还可以缓解经济环境不稳定局面下的贸易不稳定问题。根据中国的经济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以投资带动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我国应继续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