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18 18:34:09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范文第1篇
紧盯中国加入WTO承诺不放松
中国成功加入WTO后，美国失去了对华年度贸易政策审议的“权利”，但美国没有善罢甘休。美方认为，由于中国加入WTO协议内容广泛、而中国尚缺乏成熟透明的法律制度和行政架构、各地和各部门对落实承诺意见不尽相同等原因，落实入世协议对中国而言将是一个巨大挑战。为此，美国对我国履行入世协议问题予以极大关注。他们通过收集企业界反应、跟踪中国法律法规变化和双边贸易流量、与中国政府进行经常性对话等多种方式对中国执行协议的情况进行监督；美国国会设立的中国委员会、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等对华工作部门，通过听证会、问卷调查、研究报告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向国会提出报告和立法建议；美国商会成立了收集中国各行业履行协议进展的工作组，反映有关情况。
从目前情况看，美国政府已经将督促我国履行入世协议作为其对华经贸关系的重点内容，并为此开展了大量工作。随着我国继续履行加入WTO承诺，关税将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量进一步增加，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美国在我国履行承诺、贸易政策审议方面可能采取更加苛刻的态度。如果说2002年是我国加入WTO的第一年，美国对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观望的态度，今后他们有可能对中国变得刻薄。围绕我国履行加入WTO协议问题的矛盾和斗争将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
利益集团呼风唤雨
进入21世纪，美国对外经贸关系演变成了本国经济状况的“晴雨表”。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往往直接决定了对外贸易政策倾向，美国经济形势高涨常常与自由贸易倾向为邻，经济形势低迷又往往与保护主义倾向为伍。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常常“火上浇油”，他们四面出击，到处游说，不时制造一些麻烦，如中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力图对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施加影响。劳工组织、环保组织、能源利益集团、农业利益集团、钢铁业工会组织、纺织服装业协会等利益集团的活动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经贸政策和中美经贸关系产生了较大的牵制甚至决定性作用。
高技术出口管制力度趋严
我国加入WTO后，美国在执行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时试图在获取市场、提高竞争力和国家安全上取得平衡。尽管为同欧盟、日本等国在华进行贸易与投资竞争，美国不得不放宽了一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但总体上仍维持冷战思维，深恐中国经济、军事强大对其构成威胁，美国一直通过紧急授权维持出口管制制度的效力，导致对华高技术出口占其总出口比重偏小。许多美国政界要员和学者甚至主张通过对华管制，使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与美国保持50年的距离。总体上，今后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的力度，尤其是软件和高技术设备，并重点加强对我国核技术及导弹技术的监控等。
特保措施被滥用
大家知道，中国多年来是世界上最大的反倾销受害国。对此，企业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如最近的彩电反倾销案。但是，大多数企业还不清楚美国拥有比反倾销手段更加危险的专门针对中国产品的撒手锏―――过渡性保障措施（简称“特保措施”）。根据中国加入WTO协议，美国可以连续12年对我国出口产品采取特保措施。特保措施的条件低于反倾销、保障措施等WTO规定的贸易救济措施，并可以仅针对中国采取进口限制措施。而且当美国引用这一条款时，中国的报复能力受到更多的限制。在没有制衡措施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特保措施被美国滥用。如最近发起的刹车盘特保措施，涉案金额达1．8亿美元，这些限制性措施深刻体现了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严重防范心理，并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主要限制手段。
前景仍然广阔
在对外贸易和投资领域，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新兴大市场。美国的经济利益与对华贸易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无论出于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考虑还是从地区安全战略出发，美国都不会毫无顾忌地损害对华贸易。而美国作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其重要地位他国尚无法替代。因此，发展和稳定中美经贸关系是两个大国达成的共识。
首先，中美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由于中国加入WTO后，遵循WTO规则进行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减让，并且美国多个政府和议会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都在网络式的严密监督中国履行WTO协议，美国企业在华的市场准入程度必然进一步放宽，中国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将有较大增长；而另一方面，除了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WTO允许使用的贸易救济措施外，美国又从中国加入WTO协议和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拿到了12年的专门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特保措施”、15年的专门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非市场经济地位”、8年的专门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纺织品限制措施”，以及长达10年的专门针对中国贸易政策的WTO多边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加上美国在新一轮多哈多边贸易谈判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限制措施将增多。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政治事件和政治关系对中美双边经贸政策的潜在影响，由此可以判断，美国不会长期容忍对华的巨额贸易逆差，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逐步缩小。其次，中美经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对华经贸政策，今后影响美国制定对华经贸政策的三个因素是：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内失业和中国执行WTO协议的情况。美国在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同时，将更频繁地启动贸易限制措施，对我国出口产品设限。第三，意识形态的差异决定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很复杂，经济问题常常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近期内，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依赖强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依赖，这决定了我国在双边经贸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令人欣慰的是，中美经贸发展的基础是好的。考虑到我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美国需要与我国在政治上加强合作，在反恐、环保、打击走私和贩毒、疾病防治等领域广泛配合，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和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确定，消除了长期以来阻扰中美关系改善和中美经贸发展的重大障碍，对今后中美经贸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发展经贸合作的相互吸引力难以阻挡。只要双方共同努力，通过加强高层对话和双边磋商等有效机制，增进理解与信任，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前景是广阔的。
阅读背景
什么是“特保措施”？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汇率政策；中美经贸；失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01
一、汇率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随着东亚地区和石油输出国等主要贸易顺差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减少，中国对美国双边贸易顺差的扩大和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人民币汇率政策开始备受关注。人民币汇率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汇率问题政治化，助长贸易保护主义。
从2001年开始，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稳步提高，中国大量的廉价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对美国进口竞争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失业，如果再加上美国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极易导致以全美制造商协会等为代表的美国国内利益集团联合起来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政府主要根据《1988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中3004条款要求，由财政部部长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是否操纵汇率以阻碍国际收支有效调整或压低汇率寻求国际贸易中不公平竞争优势进行定期检查，并以提供的《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评估报告》来要求人民币升值。而Jeffrey A. Frankel and Shang-Jin Wei（2007）对美国财政部判定是否存在汇率操纵时是基于切实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权术作了一项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政府对人民币问题的施压主要受政治因素推动，取决于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
第二，中国输出资本，补贴美国经济。
伴随中美双边贸易顺差持续激增的是巨量美元的涌入，中国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的稳定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积累了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形式流回美国。中美经贸关系就表现为，中国通过向美国出口廉价的商品换回美元，随后中国将出口所获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形式借给美国，为美国平衡经常项目逆差。中国已经积累了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政府债券和美国政府机构债券。中国这种为促进出口以带动国内就业所采取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通过向美国大量出口廉价商品的形式换回美元或是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可以说是以实物的形式向美国输出资本，补贴了美国经济，实际上造成中国国家经济利益的流失。
二、启示与建议
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对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而后者又取决于该国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汇率政策是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出口导向增长方式在成功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国内就业同时，造成中国前所未有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给中国的未来发展留下严重的隐患。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问题的分析中，应该将人民币汇率政策作为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反映的是中国应该如何调整自身的对外经济政策，如何处理同美国等经济大国在经贸领域的共同利益与冲突的关系，谋求自身更好的发展。
中国急需转变严重依赖出口需求的经济发展战略，依靠出口顺差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受到限制，在出口市场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很容易招致进口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中美经贸关系领域，双边贸易失衡扩大，不可避免的激起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在人民币汇率政策问题上的不同争论，加上媒体报道的渲染，很容易使得原本复杂的经济问题政治化而变得更加复杂难解。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之间的问题已经不是人民币汇率制度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保证汇率改革的平稳过渡。短时期内，可以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允许人民币汇率逐步升值。人民币小幅升值可以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的，中国正在努力解决同其他国家之家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就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来看，也能够缓解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避免人民币汇率政治化。
参考文献
[1]Ronald McKinnon（2007） Why China Should Keep Its Dollar Peg International Finance 10：1， 2007： 43-70.
[2]Nouriel Roubini（2007） why China Should Abandon Its Dollar Peg International Finance 10：1， 2007： 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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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国财政部报告（Report on 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 Securities（2002-2010））.
[5]张宇燕，张静春.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当代亚太，2005（09）.
[6]李若晶.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1（03）.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范文第3篇
本刊将视点聚焦于近年来有意在中国拓展的美国商界人士，试图了解他们的意愿、动态和打算。从5月中下旬起，本刊编辑部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经济室合作，对京、沪、穗三地的125家在华美资企业的经理人员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与此同时，本刊派出记者对一批在华美商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采访。
此组“特别报道”行将完成之时，正逢美国正式公布了“考克斯报告”，中美关系又罩上了一层阴云。我们谨期望，这组报道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能够有助于人们在当前这个特殊时刻，对正处于变化中的中美经贸关系获得更多的认知。
──编者
绝大多数美商认为，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对中美经贸关系构成严重挑战：88.8％的调查对象同意“如果中美两国政府不能圆满处理这次危机，必然会影响到中美经贸关系”；68％的调查对象不同意“政治上的风波不会影响到中美经贸合作关系”。
绝大多数美商相信此次风波对中美经贸关系不会造成很大实际影响：74.34％的调查对象对中美两国政府圆满处理这次危机较有信心；有30.4％的调查对象同意“中美关系已经降到20年来的最低点”；有20.0％的调查对象认为中美经贸合作已受影响，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一、大使馆被炸事件
对在华美资企业的影响
1．调查结果显示大使馆被炸事件对在华美资企业总的影响面比较小。仅有3.2％的企业表示有非常大的影响；认为有一些影响的占16.0％。
表一
大使馆被炸事件对美资公司在华现有业务影响程度
影响程度频数 百分比％
有非常大的影响4 3.2
有一些影响2016.0
影响很小3729.6
没有任何影响5846.4
说不清64.8
总计125100.0
2．尽管中国民众出现了抗议示威活动，但80.8％的调查对象对于中国民众对这次事件的反应并不感到惊讶和意外。
表二
是否对中国民众的反应感到意外
感到惊讶和意外 80.8％
不感到惊讶和意外 19.2％
3． 61.6％的调查对象有过程度不同的担忧，这些担忧主要集中在下列三个方面：中国政府停止美国公司在华业务、示威民众的反美情绪影响美国商品的市场以及公司人员和设备的安全。这种担忧大多从公司自身利益考虑。但也有一些调查对象对两国长远关系表示担忧：如担忧中美之间出现过激行为、中美关系破裂、爆发战争等。
表三
当时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担忧的事情 频数百分比％
没有任何担忧48 38.4
中国政府停止美国公司在华业务22 17.6
示威民众的反美情绪
影响美国商品的市场20 16.0
公司人员和设备的安全14 11.2
中美之间出现过激行为、关系破裂、
恶化、影响长远两国关系75.6
中美之间发生战争 43.2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受到影响 43.2
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等同起来 10.8
国际和平被破坏 10.8
有人蓄意破坏中美关系1 0.8
影响公司业务量1 0.8
中国政府决策误导、
偏离经济关系主线1 0.8
公司总部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动摇1 0.8
总计125 100.0
4．在给定“如果贵公司在事件发生前曾考虑扩大在华业务，那么现在怎么办”的情境下，64.0％的美资公司不会因为这一事件收缩在华的战略投资，将一如既往地扩大在华业务。但也有24.8％的调查对象态度谨慎：准备继续维持现有业务，观望之后再作决定，持非常悲观态度――准备撤出的只占1.6％。
表四
如果贵公司在事件发生前曾考虑
扩大在华业务，那么现在将会怎样？
频数百分比％
一如既往扩展业务8064.0
准备继续维持现有业务，
观望之后再作决定3124.8
调整经营策略，缩小在华业务1 0.8
准备撤出 21.6
难以判断11 8.8
总计 125 100.0
5．仅有11.2％的调查对象认为这一事件引起在华投资风险增加，其中认为大幅增加的为0.8％，认为略有增加的占10.4％；40.8％的调查对象认为风险变化有待进一步观察，目前很难说清。认为投资风险增加的调查对象认为可以使风险降低的主要因素依次为：美国政府在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方面有新的姿态和措施；中国顺利进入WTO；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重申改革开放方针；政府调整对于外国投资者的政策，给予国民待遇。
表五
在华美商认为未来哪些措施会减小在华风险
举措频数百分比
美国政府在推进中美经贸
关系方面有新的姿态和措施 1178.6
中国顺利进入WTO 964.3
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
重申改革开放方针750.0
政府调整对于外国投资者
的政策，给予国民待遇 535.7
其它举措1 7.1
二、 大使馆被炸事件对中国加入WTO的影响
6．31.2％的调查对象认为大使馆被炸事件对中国年内加入WTO的可能性减小，其中认为可能性大大减小的为3.2％，认为略为减小的比例为28.0％。
表六
经过这次事件，您估计中国今年
加入WTO的可能性变化情况
频数百分比％
大大减小 4 3.2
略为减小3528.0
没有变化4334.4
略为增加1915.2
大大增加 3 2.4
说不清2116.8
总计 125 100.0
7．59.2％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能否入关将由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和谈判中具体的讨价还价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
表七
中美谈判中决定中国能否入关的
关键是什么？
8．仅有9.6％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会不同程度地放慢。绝大多数调查对象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充满信心，认为不会因大使馆被炸事件放慢开放步伐。
表八
您预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将会怎样？
频数 百分比％
大幅放慢10.8
略有放慢 118.8
略有加快 29 23.2
保持不变 68 54.4
大幅加快 108.0
说不清64.8
总计125100.0
三、对此次事件对中美经贸关系所产生的影响的一些看法
9． 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大使馆被炸事件对中美经贸关系构成挑战：88.8％的调查对象同意“如果不能圆满处理这次危机，必然会影响到中美经贸关系”；68％的调查对象不同意“政治上的风波不会影响到中美经贸合作关系”；74.4％的调查对象对中美两国政府圆满处理这次危机较有信心：中美两国政府能够圆满解决这次事件，经贸合作关系将一如往昔。
绝大多数企业认为这次危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会特别大，也不会进一步扩大。只有30.4％的调查对象同意“中美关系已经降到20年来的最低点”。只有20.0％的调查对象认为这个事件已经影响到中美经贸合作，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表九
调查对象对中美关系的
一些说法的认同程度（％）
观点 同意 不同意 说不清
如果中美两国政府不能圆满处理这次危机，
必然会影响到中美经贸关系 88.8 6.4 4.8
中美两国政府能够圆满解决这次事件，
经贸合作关系将一如往昔 74.412.8 12.8
中国和美国能够成为战略关系37.632.8 29.6
中美关系已经降到20年来的最低点 30.456.0 13.6
政治上的风波不会影响
到中美经贸合作关系21.668.0 10.4
这个事件已经影响到中美经贸合作，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 F75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11-0037-07
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关系》(07JC810006)。
中美经贸关系最早可追溯到1784年。近30年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黄金期,但同时又形成了最为复杂的双边经贸关系。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遍及纺织品、农产品、知识产权和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等诸多领域。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印证了经济学的一个观点,即一个工业化国家将从其落后的贸易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中受益,而一旦该贸易伙伴的进步超过了某一发展状态,就会引起国家利益的冲突。
一、问题的背景
1972年,中美两国在《上海公报》中同意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认为双边贸易是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短短7年,中美贸易发展迅速。据美国海关统计,1972年中美贸易由上一年的490万美元猛增到9,590万美元,为上一年的近20倍。1978年又增至11.47亿美元,是1972年的近12倍。这段时期中美贸易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为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1979年2月24日至3月4日,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中美双方从3月初开始进行贸易谈判,但进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有分歧。国务卿万斯等人主张对中国和前苏联应“一视同仁”,谨慎从事。但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前苏联当时在动乱的伊朗煽动下反美并支持越南在东南亚扩张,参议院必将拒绝给前苏联以最惠国待遇。这样一来也将殃及中国,因此应分别解决。1979年4月,为防止中美关系倒退,布热津斯基一再向卡特总统进言,必须对中国采取广泛的主动,特别应在最惠国待遇方面给予通融。[1]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于1979年5月6日至15日率团访华,再一次与中国方面商讨中美经济贸易的实质性问题,双方于5月14日草签了中美贸易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1979年7月7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1979年10月22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美国,同美方进一步商讨中美贸易协定和纺织品输美定额问题。10月23日,美国总统卡特将中美贸易协定送交国会,并签署了一项公告,指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国有资格获得最惠国待遇。第二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74票对8票和294票对88票批准了中美贸易协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厄尔曼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美中关系的转折点”。[2]
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和正式生效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此后,中美双方还先后签订了《中美工业技术合作协定》、《中美纺织品协定》、《中美渔业协定》和《中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协定。
据中国海关统计,1972年中美贸易几乎从零开始,到1979年两国建交时已达24亿美元,1980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40 .8亿美元,1988年突破100亿美元大关,1993年增长到276.52亿美元,增长了10.28倍。1996年达到428亿美元。1979年～1996年间,双边贸易额累计为2,606亿美元。随着中美贸易额的迅速扩大,中美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到1996年,美国已超过香港,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3]近年来,中美贸易持续高速增长。据中方统计,双边贸易额从2002年的971. 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3,020.8亿美元,增长了3.1倍;美方贸易逆差从该年的42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633. 2亿美元,增长了3. 8倍多。[4]而美方的统计在双边贸易额和美方贸易逆差方面与中方的统计差距进一步扩大,双方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表1是对上述情况的说明。
表1. 2002年～2007年中美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用经济模型证明,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如果超过GDP 的1.5%, 两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摩擦”;要是超过2%,就会引起报复措施;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 那就会演变成政治问题。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第一次贸易摩擦是1980年7月2日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的反倾销调查案。20世纪80年代,中美经贸摩擦和争端以经济性为主,并主要集中在配额(尤其是纺织品)和反倾销(主要是工业品)上。1989年以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中美经贸摩擦和争端中并存(参见表2)。[5]
例如:1991年和1993年的两次所谓“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事件、1998年的华裔科学家“核间谍案”等,美国一次次制造各种事端,对中国实施单方面的技术出口管制。特别是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提出了“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技术机密,使美国政府再度加强了对我国高技术出口的监督和限制,致使1994年以来逐步扩大的中美技术贸易再次遭受重大挫折。2001年,美国批准对华出口许可证990个,涉及金额仅2.27亿美元,占美国批准出口总金额的2.8%。2002年1月,在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许多政界要员和学者都表示应通过对中国管制,使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与美国保持50年的距离。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有多达几千页的清单。这些“大棒”时常会视美国的需要打到相关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身上。
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尤其是对华贸易逆差呈不断扩大态势。美国国内将其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纠正这些行为。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成为首要抨击对象。一些美国学者指出,在中国政府的操纵下,人民币长期盯住美元,而中国经济又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这就导致人民币被严重的低估,汇率不能反映人民币的真实价值,其结果是为中国的出口产品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补贴,从而增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致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严重,美国工人受到了严重的伤害。[6]美国国会议员接连不断地提出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其核心是逼迫人民币升值。
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加快,“企业国际化战略”成为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海外并购是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捷径。美国人认为中国企业并购美国企业仅是时间问题。[7]但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在美跨国并购过程中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阻力,有的并购甚至以失败而告终。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国会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对美国企业并购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且强大的政治影响因素。在中海油(CNOOC)收购美国优尼科(UNOCAL)石油公司的过程中,自中海油开始有意向收购UNOCAL 的消息被走漏风声起,美国会议员们就开始掀起反对收购的声浪。2005年6月24日中海油报价后的第一天,美国国会能源商业委员会主席乔・巴顿(Joe Barton ) 就致信布什,表示了对中海油收购UNOCAL 的担忧,称其对美国能源和安全构成了“明显威胁”,要求美国政府确保美国能源资产不出售给中国。当日,共有41名国会议员向布什递交了公开信, 要求政府对中海油的并购计划严格审查。[8]在6月25日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军事观察家迈克尔・奥哈龙毫不掩饰提问:“我们究竟要把多少东西卖给我们将来可能要在战场上相见的国家?”作为中海油竞争者的雪佛龙公司副董事长彼得・罗伯逊(Peter Robertson)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并购包含地缘政治因素,并非纯粹的商业交易”。[9]6月28日,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在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示,美国对该交易的审查将仅限于国家安全方面,不会受到更宽泛的外交和经济问题的影响。6月30日,美国众议院更以398对15票通过了一项议案,其中宣称中海油如果成功收购优尼科,“将可能采取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10]2005年7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能源法案新增条款,要求政府120天内对中国能源状况进行研究,报告出台21天后才能批准中海油的收购,这基本排除了中海油竞购成功的可能。因此,8月2日,中海油宣布撤回对优尼科的收购要约。[11]
二、经贸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美国政府掀起的一轮又一轮对华经贸摩擦比较困难。因为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每个国家应该生产自身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以获利。但现实情况往往与理论不符。就中美纺织品贸易来说,纺织品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美国纺织品行业如果放在中国,然后从中国进口成品,两个国家都会获利,而实际上美国却抵制这种本可以互利的经贸关系。该如何理解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这一悖论产生的原因究竟何在?如果从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下观察,可以认为这是美国出于国家利益安全考虑所采取的遏制中国战略的具体举措。理由有三:一是动用了除了军事手段之外的所有手段,如政治、外交和经济手段;二是将中美国经贸问题政治化、国际化;三是借机鼓噪、强化中国,并将经贸问题与国家安全挂钩。这是美国政界和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历史观和大国国际关系观所决定的。
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历史观和大国国际关系观认为,经济大国必然走向军事大国,最后必然形成政治大国,这是由国家本质和国家根本利益决定的。在这个假设下,大部分美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冲突无法避免。美国人的逻辑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尽管只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经济发展必然伴随军事发展,最后成为类似美国的集经济、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超级大国,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大部分美国政界人士认为美国必须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避免未来的中国对美国形成挑战,这是由美国国家利益决定的。一旦中国经济崛起,意味着原有经济格局下的利益分配将要发生变化。
近几年来,美国舆论先是夸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实力,制造“中国经济奇迹论”,预言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中国将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等。然后,大肆炒作“中国”,纷纷报道中国如何削弱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造成大量美国工人的失业;如何威胁到美国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如何抢走了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等。“中国”引起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安和恐惧,纷纷附和美国的观点。这样,美国完成了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舆论准备。接下来,美国开始采取经济和政治手段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遏制,如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多的使用反倾销调查和贸易配额限制。[12]据相关资料统计,1979年至2005年6月,国外对中国启动反倾销调查案件共713起,发起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112起。2007年6月,美参议员舒默又提出新议案,为回避美国财政部国际汇率报告中中国未被认定操纵汇率这一事实,在新的议案中将“汇率操纵”改为“汇率偏离基本面”。根据新议案,一旦美国政府认定某个国家的货币有“偏离基本面”的情况,即可视为相关国家在双边贸易中存在“倾销”的行为,这样就把汇率问题直接和商品倾销联系在一起了。[13]
2007年5月,在全美高智商组织主办的一场题为:“繁焦龙:中国繁荣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吗?”的辩论会上,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情形是在国际体系中保持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别的国家与你的差距越大,你就越安全。如果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像过去20年那么快……如果中国崛起了,美国的麻烦就来了。”显然,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和崛起,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必须从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遏制。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方向是最理想的方法。[14]美国的意图是要中国承担其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代价,使中国未来仍旧是一个廉价商品的提供者,而不会像日本崛起那样对美国构成全面挑战,从而一步一步地掌控中国未来。
为了更好地为“遏制中国”战略服务,自2000年起,美国国防部每年公布一份《中国军力报告》以作为美政府对华决策的依据之一。透过这些报告能清晰发现美国正在用以“均势”为名的战略“遏制中国”。2008年3月,美国国防部再次其第8份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相较于之前的7份《中国军力报告》,这份报告仍着重强调作为美国潜在对手的中国将会对亚太地区稳定的格局形成强大的战略压力,尤其在军事现代化、海上经济安全以及上,中国将直接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地位。美国宣称自己有责任维护这一地区的力量“均势”,并以此理由长期在日本、菲律宾等亚太国家驻军以示“责任”。[15]
美国国会山是“中国”的发源地之一,国会的“中国热”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进一步加温。相当一部分议员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及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活动“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他们看来,这些“威胁”表现在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三个方面:
在经济方面,美国国会内部有一股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正在威胁美国经济利益的强大声音,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经济的崛起直接威胁到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美国经济健康一般被定义为“包括维持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地,强劲的研究开发能力,全球竞争能力,以及正常的就业水准和增长率”。[16]在这些议员看来,中国经济崛起首先威胁到美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美国制造业由于遭遇来自中国等国低价格产品的“不公平竞争”,正经历自“大危机”以来的最大一次失业打击。中国联想集团收购总部位于北卡罗拉纳州的IBM的个人计算机业务被渲染为“威胁到美国的产业基础”,“存在着利用交易窃取美国技术的潜在危险”。[17]其次,中国经济崛起威胁美国就业。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就业率。很多国会议员不愿意深入研究中美贸易的结构性特点,只是一味根据美方数据抱怨中国经济发展使美国失业人数增加。他们最喜欢列举的一个数字就是:2004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高达1620亿美元,美国因此失去了100万个就业岗位。[18]他们认为中国经贸关系大发展带来的一个直接负面后果就是美国正在向中国出售就业岗位。[19]
在安全方面,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国会所持的主要“证据”有两个:一个是国会基本认可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正在将经济实力大规模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使中国军费开支以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率扩大,而且由于“多年来中国的防务开支一直不透明”,中国实际军费开支是其官方公布的数字2,477亿元(299亿美元)的两倍多,是世界“第二大防务开支国”。[20]国会的另一个“证据”就是在能源问题上,中国为确保从波斯湾经南中国海到中国的海上能源运输安全通道(SLOCs)而开始打造“蓝水”海洋军事战略,威胁美国对从印度洋到东亚海上交通线的传统控制。[21]他们认为,中国“新重商主义”的能源安全战略导致了其与某些美国不喜欢的国家的“危险合作”,一旦中国达到目的,便能“采取威胁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22]
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威胁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他们认为,中国正在试图通过地区性经济联系和经济外交在东亚排挤美国的传统影响,在非洲树立自己的亲和形象,在美国的西半球后院进行“政治渗透”,在中东“通过与诸如伊朗这样的富产石油、敌视美国的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建立外交和战略联盟,以抵消美国的力量和提高中国影响外交和军事结果的能力”。[23]例如,美国有关报告就指出: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区域经济合作使“美国在亚洲的长期影响和至关重要的长期利益正受到挑战”;[24]美国国会认为,中国近年来正在东亚地区奉行一种美国版本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正在努力把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从东亚驱逐出去。[25]
三、美国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手段
国内许多专家呼吁不应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但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其实,无论我们愿意或不愿意,只要中美两国之间存在任何问题,只要美国认为影响了美国国家利益或其全球战略,美国政府都会将其政治化,并从政治、外交和经济等诸多领域向中国施压,逼迫中国就范。美国在中美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反倾销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等经贸问题上的做法都反映出这种倾向。
(一)政治手段
由于双边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性,因此在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进程中,美国会对诸如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军事战略、核不扩散、意识形态、人权、宗教问题、能源问题、、问题和“东突”等问题利用贸易关系作为借题发挥的舞台,乘机制造干扰经贸关系正常发展的摩擦和争端。而美国复杂的政治利益传导过程和政治体制的设计又为这些因素干扰中美贸易发展提供了场所。例如,美国曾以“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军事战略”为由对华实施军用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禁运政策;以“中国向伊朗提供核设施”为由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以“中国不尊重囚犯的人权”为由对中国袜类出口品调查。(参见表3)[26]
表3.美国国会近年主要关注的中国问题
资料来源:引用自《美国大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收录《美国问题研究》(第四辑),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近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没有消除美中贸易逆差,美国不断使用政治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典型案例。2003年9月和10月,美国财长斯诺和商务部长埃文斯相继访华,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要求,谋求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国会议员也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屡次提出议案,通过举行国会听证会将人民币汇率政治化:2003年至今,美国会参众两院举行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听证会多达10余次,仅2005年先后有7份议案要求人民币升值,使国会施压人民币汇率的行动达到高潮。在这个过程中,2005年4月6日,美国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一项修正案最引人关注。该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如果中国在未来半年内未能使人民币进一步大幅升值,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在谈到中国汇率管理问题时提出,中国鼓励储蓄,不鼓励消费的汇率政策是引起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部分因素,人民币更加自由地浮动、进一步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将是中国的最佳选择。美国政府通过政治手段要求人民币升值是为实现其遏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战略目的而采取的重大措施。他们希望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实现其遏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目的。
在军用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对华出口禁运政策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05年6月23日在国会山举办了一场有关“中美贸易对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冲击”的听证会,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生产、外包将使美国未来面临安全上的挑战,但美国政府却无以应对”。该委员会聚焦于部分关键工业基础外移到中国,特别是美国的武器制造也竟然依赖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事实”,强调中国等国家实际上影响着美国的武器生产能力。因此,美国政府应该要特别保护具有关键影响力的技术和产业,尤其是那些美国享有绝对领先优势而且具有军事用途者,而非在国际市场已经普遍使用的技术和工业操作程序。[27]中国的半导体工业目前就遭遇美国技术封锁。以美国为首的33个国家联合签署“瓦圣纳协定” (Wassenaar Agreement),以“控制常规武器与两用物资和技术出口”,其中明确不允许向中国大陆和中东地区出口中可以制造线宽小于微米芯片的半导体设备和技术。[28]2009年6月15日,美国商务部又了一项新的对华出口管制清单,规定包括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激光器、水下摄像机及推进器等20个大类的美国高科技产品不得对中国出口。
(二)外交手段
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集中、频繁造访中国或发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言论,是自两国建交以来少有的现象。2003年9月,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商谈人民币汇率,希望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2003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和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访华。2003年11月,美国贸易副代表辛纳就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开放农产品市场等问题与中国的政府机构和企业进行了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2003年10月28日,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在北京美侨商会发表演说时对中国发出严厉警告,表示美国对美中贸易巨额逆差已失去耐性,扬言北京若不进一步开放市场,美国将对大陆关闭市场。埃文斯表示:“我们一直忍耐,但愈来愈没有耐心。如果大陆市场不对美国公司开放,美国市场也不会无限期对大陆开放。”[29]
2003年至今,美国主要采取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措施,通过这些面对面的通道,美国同中国进行相关议题的谈判,给中国施加压力。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该机制首次建立于2006年9月20日,规定以后每年对话两次,轮流在对方首都举行,主要涉及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和宏观性的经济议题。2007年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5月22～23日在华盛顿举行;第三次对话于2007年l2月l2～13日在北京举行,第四次对话于2008年6月17～1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举行,2008年12月4日至5日,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达成了多项协议,但总体上美国正在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作为向中国要价和施加压力的平台。
(三)经济手段
美国在使用一系列政治和外交手段之外已开始加大反倾销、动用“301条款”等经济手段的力度。事实上,美国并非一开始就频繁地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反倾销措施的主要目标国为发达国家,其中日本成为其打击的主要对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反倾销作为一种针对性强、杀伤力大的非关税措施,便成为限制中国产品进口的一件最有力武器。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反倾销目标国(地区) 的分布状况发生十分显著的变化(参见表4)。
表4.美国反倾销目标国(地区) 排名(2001年～2005 年)
资料来源: 李坤望、王孝松:《美国对华反倾销的统计分析》,《亚太经济》2008 年第4 期,第75页。
由表4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华实施反倾销的频率和强度都迅猛增加,中国被进行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一枝独秀”,是排在第2位的印度的2.8倍;而导致被征收反倾销税的案件比例也高得惊人,超过了2/3;针对中国一国的调查数量为17件,达到了中国全部被调查案件数的46%;而中国被征收的平均税率为150.3%,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美国商务部专门设立了保障公平贸易专家组,负责监测中国与世贸组织协议相关的贸易补贴和取消不公平贸易法承诺的执行情况。截至目前,美国商务部保障公平贸易专家组已对中国30类进口商品进行重点监测,并定期公布中国出口美国市场商品的统计数据。这些监测数据都会成为美国发起对我反倾销调查的先兆。可见,美国政府在政治、外交手段不能达到目的时,就会以加强贸易壁垒,制造贸易争端等方式相要挟与报复,体现在发起反倾销调查,强化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式。2004年,对华彩电的反倾销就与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未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而做出的贸易关联报复有关。同时,利用所谓“合法”的反倾销给中国对外贸易制造争端不失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个好选择。
在经济手段方面,一个经常引发美国贸易保护的条款是301条款。从根本上讲,301条款涉及的政治压力和政策目标要多于法律和事实。美国公司要求根据30l条款立案,因为其希望美国政府通过利用威胁性的制裁帮助该公司或产业实现与外国竞争对手关系中的某一目标。外国公司自然对此途径退避三舍。301条款成为美国贸易保护兵器库中最有争议、政治敏感度最强的武器之一。301条款的颁布最初是为了提供给美国产业一个机制以加强国际条约下的美国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会将30l条款变为用途更为广泛的政策武器。[30]
美国301条款的主要意图,一是取消外国所采取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二是打开国外市场,三是未要求的贸易减让。301条款的另一特点是美国可以单方面要求贸易减让(即贸易协定中未要求的减让),而自己却不提供相应的、互惠的减让。威胁减少现有的贸易机会,以取得单向的减让。[31]
2003年6月,在美国最大的工商业集团――美国制造商协会牵头之下,由80多家机构组成的“健全美元联盟”召集会议,给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力促政府方面动用30l条款迫使人民币升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2006年特别30l报告将中国列为重点观察名单,13个重点国家共占报告的16页,仅中国就有10页。2007年再次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名单”,并且列举了中国主要省份在保护和执行知识产权中的不足,认为中国省级和地区领导层对改善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至关重要,并建议中国采取相关措施。
通过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的政治因素可以看出,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将长期限制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出口;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出口将日益增长。可以预见,在今后4～8年内,美中贸易逆差并不会随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而消除。只要美中贸易逆差存在,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美国就不会停止使用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对中国施压,至多只是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已经成为中国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新问题之一,对此,中国有必要作长期应对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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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olitical Factors in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
Huang 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 on the trad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prevailing perspective in America society, it is believed that China tend towards the super power and United States should hold back china’s development. So United States will make the trad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through political means in order to reduce trade deficit and the rate of unemployment. United States even uses some economic methods, such as anti dumping etc. Above-mentioned issues will remain as the hot topics in 2009, and United States congress will continually giv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pressure to China, so China should make long-term preparations for these issues.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范文第5篇
1.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2015年12月内地对香港出口额为460亿美元，而香港公布的数据是237亿美元。有分析称这反映了以套利为目的的虚假贸易上升。商务部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统计差异。2015年12月两地贸易数据出现较大差异，主要有3个客观因素：
一是两地统计口径不同，内地出口数据长期高于香港进口数据。内地与香港一直存在贸易统计差异。十几年来，内地统计的出口额都高于香港统计的进口额，差额最高时达到过250亿美元。造成统计差异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内地出口至香港的转运货物，主要包括集成电路、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在内地生产后先出口至香港分拨中心，再转运全球；而港方将其视为转运业务，不纳入进口统计。再比如，对原产于日本、韩国、台湾等经内地组配后出口香港的货物，港方按照原产地规则，不将其纳入自内地进口统计，而纳入自他国（地区）进口。
二是两地汇率折算率不同，采用美元统计数据会产生一定差额。两地贸易多以人民币和港币作为结算货币，在折算成美元时，两地使用的汇率折算率不同。内地以外汇局前一个月底的《统计用各种外币对美元折算率表》折算，香港以当月平均汇率折算。去年12月以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的价差进一步扩大。当本月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两地美元统计数据就会产生一定差异。
三是季节性集中出口，推高了内地对港出口增长。通过对比往年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每年年底内地对港进出口都会出现较高翘尾因素，两地统计差额会高于平常月份。主要原因是不少企业年前集中出口、抢出口，以避免受春节后开工迟滞影响。2015年12月，我国对欧盟、印度、韩国、澳大利亚等多个贸易伙伴出口都在增加。
2.目前，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进展如何？请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答：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自2008年启动以来，即受到中美两国业界、工商界的广泛关注，两国业界、工商界对谈判抱有很高期待。
截至2016年1月，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进行了24轮，目前总体进展顺利。谈判的顺利开展，与两国对谈判的高度关注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2015年9月，两国元首进行的会晤当中，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成为一项重大的经济成果，双方再次确认了这是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最重要事项，将强力推进谈判，达成一项互利共赢、高水平的协定。上述共识对外界发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为谈判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
对接下来的谈判，我们的态度仍然是，双方应当继续着力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力争早日达成一项高水平的投资协定，真正造福两国业界和人民。
3.近几年，中美两国致力于推进两国地方政府间的贸易投资合作，为此还建立了工作机制，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商务部为什么大力推动开展中美地方经贸合作？
答：2013年4月以来，商务部会同国内相关省市与美国相关州市建立“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机制，通过这一机制积极促进两国省州和城市间的经贸往来。
经过近3年的发展，目前工作组机制已经达到6个，覆盖了中方23个省、区、市和6个美国州市。商务部先后会同江苏、内蒙古、上海、山东、广东、河北、重庆等7省（市）与加利福尼亚州，会同北京、上海、天津、青岛、沈阳、杭州、武汉和成都等8市与芝加哥市，会同河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4省与艾奥瓦州，会同天津、福建、山东、江苏和四川等5省（市）与得克萨斯州，会同浙江、湖北、广东、重庆和四川省与密歇根州，会同辽宁、上海、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省与华盛顿州分别建立“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机制。
双方成员省州市在工作组机制框架下，围绕基础设施、生物制药、电子信息、农业、能源等互补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增进了解、加强互信，提升贸易、投资合作水平。这一机制极大地提高了双方开展经贸合作的积极性，成员省、州、市的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更加密切，贸易投资合作取得新发展。可以说，工作组机制已经成为促进中美两国企业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并有效调动了两国非成员省州从事中美地方经贸合作的积极性。
中美关系发展需要扎根地方、依靠地方并惠及地方。中美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压舱石”和“推进器”的作用。地方经贸合作是中美两国间合作最基层、最务实的层面，是两国合作成果惠及民生的最前沿。大力推动中美省州和城市间经贸合作，对深化中美经贸关系、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加深两国人民友谊，丰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我们将继续大力推动。
4.2月4日，TPP签署仪式将在新西兰举行，请问商务部有何看法？
答：我们注意到，TPP各方定于2月4日签署协定。目前，中方仍在根据有关案文对TPP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中国将继续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要求，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等谈判，我们希望亚太地区的各项自由贸易安排能够相互促进，共同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5.据报道，中国和海合会已于1月17日恢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请商务部介绍下中海自贸区谈判的有关情况及进度安排？
答：2016年1月19日，主席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在此前后，在两国领导人的关心和亲自推动下，经双方工作层深入磋商，抓紧工作，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宣布原则上实质性结束货物贸易谈判，同时对未来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并将于今年2月中下旬举行下一轮谈判，力争在2016年年内达成一份全面的自贸协定。
6.商务部和马来西亚贸工部共同推动建设的“两国双园”（也就是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去年进展情况如何？
答：在中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建设去年都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基本上按照2015年1月由商务部高燕副部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张晓钦副主席与马来西亚国际贸工部李志亮副部长和彭亨州州务大臣安南・雅各布在吉隆坡共同主持召开的中马“两国双园”联合合作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确定的工作进度顺利展开。中马钦州产业园7.9平方公里启动区已完成投资30多亿元，建成“七通一平一绿”，基础设施框架基本形成，具备成片开发和产业项目“即到即入园”条件。一批产业项目和城市配套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已签订入园协议企业总投资额达190亿元。马中关丹产业园总体规划初稿完成，招商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首个入园项目―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等4家企业投资设立的现代化综合钢铁厂项目开工，项目协议总投资14.1亿美元，计划年产350万吨建筑及工业生产用高端H型钢材。园区还将打造轻工和新能源产业集群。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范文第6篇
美国再压人民币升值
此前不久，美国商务部的报告显示。今年1月份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去年12月的181.4亿美元增加至183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出口减少17.6％，降至68.9亿美元，为此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汇率问题发表讲话向中国施压，这预示着为平衡贸易逆差，未来美国方面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再度大做文章。紧随其后，美国国会百名议员联合上书美商务部和财政部，认为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有操纵汇率的嫌疑。要求将中国列入“操纵汇率国”名单，并敦促奥巴马政府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
事实上，早在2009年10月3日召开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将汇率问题作为重点议题，指出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平衡的增长，不久国际经合组织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连报告指称，人民币汇率被大幅低估，由此美国与西方各国及相关国际机构联合开始了新一轮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攻势。
在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指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总理和周小川行长再次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解读并非空穴来风，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面临压力情况下的表态。
中国汇率改革不惧外压
虽然，中美双方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始终存在着重大分歧，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却与以往有所不同，唇枪舌剑愈演愈烈。美国更是气势汹汹，称中国自始至终在操纵汇率，大肆渲染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对此，中国也立刻做出正面回应，反驳美国的无端指责。对美国的发难积极应对。
中国国家主席4月12日出席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强调，中方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这是基于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改革措施需要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统筹加以考虑，尤其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加以推进。
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中方无意寻求对美贸易顺差，愿采取进一步措施增加自美进口，促进两国贸易平衡。中国希望美方努力扩大对华出口。尤其希望美方尽快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希望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两国经贸摩擦问题，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合作大局。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中国有利，对美国有利，对世界经济发展也有利。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进一步复苏的关键时刻，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中美都面临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艰巨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更应该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稳定。
自1994年美国将中国终止为“汇率操纵国”以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在美财政部“操纵汇率国家”的名单中出现，如果此次美财政部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中美经贸关系将必然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是倒退。
人民币有效汇率已然升值
从近期人民币面临新一轮升值的压力看，与不断增多的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无关系。事实上，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摩擦与争端问题上，对华政策不仅没有放宽，而且更加趋于强硬化。并始终没有放弃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导致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增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
尽管中国面临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威胁，但目前人民币汇率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大的动作。即便是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也未必能够解决中美贸易不均衡问题。根据美国贸易法案，列为“汇率操纵国”只是启动有关停止干预汇率的谈判，而且美国曾多次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也没有能够扭转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局面。
人民币汇改事关重大
鉴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不断增大，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人手：首先，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次，由于流人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大；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在国际经贸中，各国追求各自的利益纯属正常，出现摩擦和纠纷在所难免，对于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的摩擦和争端，应当通过协商谋求合理解决，而不是一味地采取制裁手段将双边经贸关系带入困境。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双方应着眼于未来，共同面对现实。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范文第7篇
紧接着，5月26日，美国公布《考克斯报告》，在指称中国盗窃核机密的同时，也对涉及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些敏感问题，如美国的高科技输出，提出对中国不利的建议。
当然，“抵制美货”之类的过激口号并没得到广泛响应，考克斯的建议也不会立即成为美国政府的决策；但5月以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裂痕，确有可能对两国经贸关系形成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清醒的声音，需要再次把积极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目标提出来。
不可意气用事
中美在经济上有许多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加强经贸往来，发展经济合作关系，对两国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从我们的国家利益出发，在这个问题上不应犹豫和含混。
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从贸易额来看，中美间的贸易总额占到中国外贸总额的40％左右（包括转口贸易）。1989年以后，中国已经意识到，在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比较大，当时就提出要搞贸易伙伴多元化。但是过了10年，中美贸易份额并没有减少，绝对数字一直是直线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市场相对开放得多，而欧盟、日本的市场则相对比较封闭。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最终也是在美国市场得益最多。在当前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保持对美出口，对于稳定经济、保持增长、增加外汇收入，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除了市场之外，美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也相当重要。美国对华的协议投资额是463亿美元，实际投入214亿美元。以合同金额计，美国在华投资居世界各国对华投资中之首。而且，从技术含量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华投资的技术含量远远高于港台地区和日本。
当然，美国也需要中国，因为双方的经贸往来是互惠的。如果失去中国这个伙伴，别的不说，单是美国市场上的纺织品就要大幅度涨价。而且美国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其战略意图是占有中国的广大市场。美国商界和许多老百姓将来都能从这种合作中得到好处。
相比较而言，美国对中国在经贸领域的依存度不是很高。统计显示，美国对华贸易只占其对外贸易额的3％到4％；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也主要在北美、欧洲、日本，发展中国家主要在墨西哥等国。但近年来美国在华投资确实有很大增加，已经引起政府和国会的重视，许多老百姓对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也比过去有了更多的了解。
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上一直有摩擦，但又一直在摩擦中不断发展。当前对美国来说，无论从稳定亚太地区的大局看，还是从维护其自身利益的需求看，还是会比较重视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但因其经济上对中国的依存度不是很高，而自己的回旋余地较大，所以美国国内一些强硬势力有较大机会出来闹事，也会带来相当阻力。而中国从自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必须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些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务实精神，万万不可意气用事。
冷静看待霸权主义
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和全球贸易政策共有四个层次，即单边、双边、区域和多边。这种结构是美国在其对外经济关系上回旋余地较大的制度保证。
单边层次的贸易政策是指美国不跟贸易伙伴讨论，单方面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比如301条款就属于这个层次的贸易政策，该条款涉及到保护知识产权问题。美国对日本、欧盟和中国都曾经威胁过要使用301条款，单方面勒令对方在限定的时间内满足其要求，否则就制裁。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国家都对美国作出让步，而美国也作出相应的让步，因此，301条款并没有真正地使用过。因为美国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与高技术联系紧密，而高技术又有一定的垄断性，如果遭到制裁或反制裁，后果将是两败俱伤，制裁将使被制裁国失去获得高新技术的机会，而反制裁将使美国失去高新技术的市场。
在双边层次上，中美之间最主要的就是“最惠国待遇”问题。现在美国已经将每年一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审议与人权问题脱钩，但是美国仍然能利用“最惠国待遇”问题卡中国。
在区域层次，美国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盟主，在其主导的北美市场占优势。同时，美国对欧盟和尚未完全成形的亚太自由贸易区，也有明显的渗透能力。
从多边层次来看，美国对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力也非常显著。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变成世界贸易组织（WTO），最主要的推动力就来自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WTO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与主要用于规范商品贸易的GATT相比，着力于规范服务贸易包括电信、金融业贸易的WTO更能保护美国的利益。此外，美国还在事实上控制了世界银行，并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很大发言权。当前的国际竞争，除商品和贸易竞争外，更重要地表现为“游戏规则制定权”的竞争，美国在这场竞争中是最大的赢家。
美国在对外经济战略中，确实体现了浓重的霸权主义味道。我们对其霸权主义不能一味迁就屈从，在必要时当然必须斗争和揭露。同时也应当承认，这种霸权主义是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的。比如美国搞单边制裁显得很霸道，不给人以谈判余地，但确实因为它在高科技领域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强调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要通过对话和协商，谋求与美国多层次的经济合作。
融入世界经济主流
当前维护、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我觉得首要的是必须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来。尽管“抵制美货”这样的口号并没有广泛流行并成为事实，但这种过去20多年来都没有说过的话公然提出来，影响就很坏。必须看到，轰炸中国大使馆首先是个政治事件，而不是经济事件。它并不符合美国商人的利益，也不符合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利益，不能把美商和美国人民都当成自己的敌人，更不能以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义和团”方式来处理经济问题。
美国在华企业和贸易机构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基石。他们和中国有共同的利益，比如每年美国国会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时，在华的美资公司都能做一些游说工作。要维护中美关系，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稳定它们，不能搞抵制美货，不能卡美资企业，而且要欢迎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来投资，让更多的美国企业和中国坐在同一条船上，以便为中美关系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相当一批美国的利益集团对中国比较友好，比如美国商会。可以在对美策略上多听听他们的意见，通过与他们的合作和沟通，吸引更多的美国公司到中国来，进一步加强中美的经济合作。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身份有助于中国对国际政治保持相当的影响力。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能加入更多的国际经济组织，也会有助于中国对国际经济问题保持更大的影响力。WTO就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自从出了个轰炸大使馆事件后，反对加入WTO的声音变大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现在看来，加入WTO这样的多边机构已经不仅仅是个开放的问题了，而是要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的问题，是为中国争取对国际经济施加影响的重大机会。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是退让不得的。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范文第8篇
自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开始，中美贸易共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时至今日，中国和美国都成为各自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然而，从2006年开始，中美之间经常性的发生经贸交锋，损害了中国大力发展的轮胎制造业，光伏行业，风电行业等。本文从三个案件为切入点透视中美经贸交锋背后的真正原因，并提出三点对策。
【关键词】
中美；经贸交锋；美国农业；内需
1 中美贸易概述
自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开始，中美贸易共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基本停止阶段（1949年-1971年）第二阶段：缓步发展阶段（1972年-1978年）第三阶段：稳步发展阶段（1979年-1989年）第四阶段：快速发展阶段（1990年-2001年）第五阶段：超常发展阶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至今），中美贸易发展至今，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国，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国，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加拿大和墨西哥。
然而，从2006年开始，中美之间经常性的发生经贸交锋。2007年2月2日，美国向WTO提出申诉，指责中国为国内制造商提供补贴以刺激某些行业的出口。2007年4月9日，美国政府就中国打击盗版不力和限制美国电影、音乐、图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两项问题，向WTO提起申诉。2009年轮胎特保案，美国决定连续三年对中国出口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2011年11月，美国先后就中国输美金属丝托盘，输美油井管，输美铜版纸，输美焦磷酸钾等提出双反调查。2012年5月17日，美国对我国光伏产业输美产品征收31.14%～249.96%的惩罚性关税，7月对中国风能行业出口的风电塔征收最高99%的惩罚性关税，10月8日，以华为，中兴可能对美国带来安全威胁为由，建议相关美国公司尽量避免同华为中兴合作，以避免造成知识产权方面的损失。
中美如此多的经贸纠纷，究其原因，“从中国进口太多，是造成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最重要原因”——美国各大报纸从来不乏此类醒目标题，而美国国内一些狂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更是对此深信不疑。然而，纵览之下，中美贸易争端的另一个事实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同样在以相同的速度增长着，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国。那么中美贸易摩擦真正的原因在哪，我们不防从三个典型案例中透析。
2 中美经贸摩擦典型案例及原因解析
2.1 2009中美轮胎特保案
2.1.1背景简介
2009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惩罚性关税税率第一年为35%，第二年为30%，第三年为25%，美国方面认为，中国输美轮胎扰乱美国市场，导致美国5100名工人失业，并且正伤害到美国的轮胎产业。尽管中国政府提出上诉，认为美国国内生产的轮胎主要为美国汽车制造商配套，而中国的出口轮胎主要在美国的低端零售市场销售，彼此并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然而2011年9月5日，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在日内瓦关于中美轮胎贸易纠纷案的裁决结果仍然判定美国对中国输美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符合世贸规则。
2.1.2 特保案发生的真正原因解析
美方在华有4家轮胎生产企业，并占中国对美轮胎出口的三分之二，本案将直接影响这些美资企业的利益；并且限制措施将大大提高美国内消费者的购车成本，削弱美国政府力图振兴汽车产业相关措施的效果。那么特保案发生的真正原因何在，这就要追究到2008年总统选举中，奥巴马在关键的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两州的胜利与当时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及其兄弟组织主导的大规模社会动员活动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全面医疗改革计划的可行性受到社会广泛质疑，政府支持率明显下降。医改计划还同样激起了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因为其中一项内容是要对劳动者的医疗福利津贴征税。因此，奥巴马亟须在讨好工会组织的同时，保持内的统一和团结，否则将直接导致政府立法及改革项目破产，而特保案正是可以转嫁其国内矛盾的良好机会。
2.2 2011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2.2.1 背景简介
2011年10月11日，美国会参议院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以63票赞成，53票反对通过了《2011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要求美国政府对所谓“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此举主要针对中国，旨在逼迫人民币升值。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商务部分别表态，坚决反对美国通过此项法案。
2.2.2 法案推出的原因解析
这一法案一出参议院大门就夭折几乎是必然结局，那么执掌的参议院为何还要多此一举。从执掌的参议院来看，其积极推动议案过关，最深层次的考虑依然是大选。
美国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国会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其中一次国会选举与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同时举行，而另一次则在两届总统选举之间举行。在两次总统选举之间举行的国会选举，就是“中期选举”。2011年中期选举中有相当一部分议员，将毫无疑问地被高失业率所困扰，将成为对手攻击的靶子。主导国会及白宫期间，美国高居9%以上失业率中受损失最大的群体是社会的中下层，而历来标榜自己代表社会的中下层，更重要的是其选票也主要来自于这一人群。高失业率正在诱发的普通民众对的不满，不但会使部分议员丢掉饭碗，而且可能导致参议院领导大权落入共和党囊中。为转移基础民众对的不满，尤其是对国会不作为的抱怨，参议院人急切地要通过炒作人民币汇率等议题诱导舆论，提出根本就站不住脚的所谓可增加200万就业岗位的推论，以便转移民众怨气，为稳住基本票源。也就是说，选票及捍卫对参议院的领导权，才是人民币汇率议案背后的真正思维。
2.3 2012华为、中兴案
2.3.1背景简介
2012年10月8日，美国国会报告表示，华为和中兴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并禁止其在美国的收购及交易，为期一年的国会调查宣布结束。针对美国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报告中指出华为、中兴产品有威胁其国家安全问题一事，华为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该报告充满了传闻，未能提供明确的信息证明委员会的担忧是合理的。其次，该报告的本质和目的是阻挠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阻碍竞争。华为在声明中也谈到了如何配合整个调查过程。在过去11个月里，华为抱着良好的意愿全力和委员会进行公开、透明的合作。华为还提供了大量文档，包括过去10年的董事会、监事会的名单，从1987年成立以来每一年的销售数据，以及持股员工名单和持股数量，资金来源及财务运作等。
2.3.2 案件原因简析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形形，有关税壁垒、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还有反倾销、反补贴、特保等贸易壁垒。此次美国众议院报告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贸易壁垒 “安全壁垒”。该报告充斥“可能”、“机会”等不确定的词汇，根本拿不出两家公司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真凭实据。华为与中兴分别为当今世界第2大和第5大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与全球最大50家运营商中的45家都有合作，唯独美国市场的5家运营商不在此列。可见，美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方面，这一次美国感到传统手段不够用了，于是借助于冷战思维，直接推出“安全壁垒”，以蛊惑人心的“安全威胁”为幌子，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美国大选日期临近、选战日趋升级，此时两家中国公司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影响深远。
从以上三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每一次中美经贸交锋背后的政治原因和不合理因素，那么，我们要如何应对中美间的贸易摩擦？
3 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对策简析
3.1 扩大国内需求为突破口
目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流动性大幅度增加，债务危机反复冲击市场信心，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我国 30多年来主要依靠外需牵动的增长模式和建立其上的传统的习惯的增长思维方式，必须在这样的世界新格局、经济新形态的多重风险与压力之下，直面现实，扎扎实实走内需驱动的发展道路。
扩大内需关键在于扩大居民消费，而扩大居民消费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最近十年来中央政府对国民收入分配的政治承诺越来越高，各种宏观分配和民生保障的战略构想越来越清晰，现在是到了重诺履信、实干兴邦、重点突破、着力提升消费需求战略的质量和效益的时候了。
3.2 以美国农业为新的切入点
美国国会由参议员，众议院组成。众议院是根据公民人数组成的，众议员代表着选民的利益，所以人口多的州众议员也多，表决的优势也就多。参议院是来自各州的，每州两人，总数一百人，参议员代表着各州的利益。
在美国，除了纽约州和加州之外，都是农业州，而纽约和加州，各两个参议员而已，农业洲选出同样比例的参议员，因此美国政府最不敢得罪的就是农业。巴西曾经向世贸组织提出大量的数据证明美国补贴。巴西发现美国政府对于棉花每一磅补贴6.67美元，如果每一磅的售价低于72.4美分的话，美国政府要把这个差价补给农民。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补贴，因此美国棉花的价格比国际市场要低。而由于美国棉花价格非常低，所以在整个棉花产业、纺织行业非常箫条的情况之下，美国棉农依然能够生存，于是巴西开始控告，一直告到了2009年11月19号，世贸组织作出裁决，允许巴西对美国进行8.29亿美元的惩罚性报复措施，每一年是1.43亿美元。就在这个惩罚生效前一天，美国做出让步，美国出1.43亿美元和巴西成立一个共同基金，然后帮助巴西的棉农提高生产技术，又提出一大堆的和解方案。
除此之外还有玉米，美国玉米每一年补贴90亿美元，包括加拿大、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等都因此控告过美国，我们没有这样做过，为此，美国农业是我们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新的切入点。
3.3 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购买美国货”条款 贸易保护主义 美对华经贸政策 中美经贸关系
2009年4月初伦敦二十国金融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会面，确定了两国未来高层对话的机制――即建立“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并申明将继续通过高级别的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机制推动在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双方决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将共同主持战略对话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将共同主持经济对话部分，双方将于2009年夏天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首次对话。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频繁见诸于媒体新闻。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逢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中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就进入多发时期。在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美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发难看，美对华贸易政策既有对华贸易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它多方面的现实原因。在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中，经济和贸易上的分歧与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否从全局的高度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备受关注。
一、“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及美对华贸易政策
今年1月底，在各种质疑声中奥巴马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并得到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在措辞上似乎美国仍在履行国际协定的承诺，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充分表明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同时也带有对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歧视性贸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有着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表述是：在“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根据该条款的表述内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日本、韩国、香港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享受“优待”，但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仅限于极少数国家，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却成为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牺牲品”，不能享有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权益。
对于中国而言，即使美国政府不出台“购买美国货”新条款，对“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歧视已经存在，美国民众对“中国制造”的抵触情绪使得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和不友好，“中国制造”被美国施加了种种限制。在此之前，美国已然有了“购买美国货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投资主导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所用钢铁必须为“国产”。而中国不是《政府采购协议》成员方，出口美国的中国钢材多用于民用建筑，因此依据该法案“中国制造”的钢材在美国必然受到限制。虽然前后相继出台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在表面上没有明显的针对“中国制造”的表述，但不可否认，在有关法案和条款的操作上显然是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不能排除当前美国推行的“购买美国货”行动，是以“中国制造”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从“购买美国货”有关条款的内容和性质看，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贸易保护行为的操作性，一旦有关条款落到实处，有关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自身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美国保护主义措施由此引发各有关国家贸易战，不仅将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而美国也不会从中获得长久利益。
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应对本无可非议，但在损害它国和破坏有关世界美贸易有关协议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无疑是只顾眼前得失，放弃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其性质不仅体现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复出，也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蔑视”和对有关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歧视。“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即体现了当前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总体思路，在“中国制造”问题上也迎合了国会一些对中美贸易现状有不满情绪和那些炒作“中国”的人的口味，同时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也不免带有“患得患失”的味道。“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对“中国制造”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现实和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和经济危机不断深化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重，美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把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与日益加剧贸易不平衡状况，导致美国当前对外贸易政策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首先向中国发难。近年来，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国会一直弥漫着反华情绪，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成为“购买美国货”出台的口实和对“中国制造”采取的“歧视”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可否认，双边贸易总量不断攀升与贸易不平衡加剧并存的确是客观事实，但美国对华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贸易不平衡现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1、贸易结构问题。目前美国所需进口商品的90％已不再是在本土生产的商品，因此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2、贸易转移发生的变化。由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增长迅速，过去美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导致美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增长。3、由于美国始终不肯放弃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这些产品失去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
会。在美对华贸易逆差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不以获取对美贸易巨大顺差为目的”，“只要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两国贸易就可以趋向平衡”。由此可见，美拒绝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不仅损害了正常自由贸易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美对华出口的增加，也可以说这是美国“自食其果”。4、在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明显带有“水分”的统计数据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据美方统计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了10.2％，而中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为1,633.2亿美元，双方公布的数据相差甚远与统计范围有关。另外，从表象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美国对华的歧视性政治色彩，亦冲击着中美经贸关系。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论调也在升温，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霸权主义心态的表露无处不在，这些方面也影响到贸易领域。由此可见，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既保持着连续性，也有现实性的需要。
二、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我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我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正值美国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和经济严重衰退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烂摊子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无疑使奥巴马新政府面临着内外事务的多重考验和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而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则是奥巴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问题。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还未全面出台，但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受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化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近年来美国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像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依然重要和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强化，以及对华不满情绪有所增强，主张对华贸易采取制裁或加强限制，尽管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新的调整，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历来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着“两重性”，实际贸易政策与提倡的贸易政策目标严重脱离。表现为：一方面积极提倡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强化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美国在没有放弃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继续“塑造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依然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目标，但从眼前自身利益出发又不情愿放弃保护主义，因此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面性”，就成为当前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美国贸易政策的“双重性”倾向在对华贸易政策中表现极为突出，这是由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与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一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对华出口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产品威胁不到美国的重要产业，因此中国的贸易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在中美经贸矛盾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在人民币汇率、美元贬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仍将是今后中美双方需要进一步商讨的问题。特别是目前中美的经贸对话机制在处理贸易失衡问题上，进展仍然缓慢，美国国会迄今已提出数十项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寻求对华进行贸易施压与“惩罚”，这种对华贸易不满情绪对中美整体关系发展构成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美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新一届政府要使美国走出困境不是短时间所能实现的。据美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人支持奥巴马，将经济复苏寄托在奥巴马政府身上，可见当前美国经济状况非常恶劣。因此，不论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美国都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受国内外众多因素的牵制，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从现实
的角度出发，为加强彼此战略关系的和谐，有效地处理双边经贸问题，缓和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不满情绪与平衡双边贸易的压力，美国新一届政府也在寻求新的中美经济、贸易对话机制。希拉里在宣誓就任国务卿前，特别强调了要和中国加强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尽管奥巴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仍将有可能在贸易、人权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对华贸易政策和经贸对话机制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中美经贸关系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更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此，从现在阶段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中美经贸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将处在一个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的僵持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美国敏感脆弱的国内经济形势将限制和影响其对华贸易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一旦调整幅度过大，便极有可能激化中美经贸矛盾，这是美国历届政府不敢轻意触碰的“”，一旦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十分谨慎，生怕出现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显然以往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有益的，解决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考虑，逐步消除分歧和矛盾。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调整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机制，而且对全球政治格局也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因此，新一届的美国政府能否延续中美战略对话，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和发展，这将是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认真考量。
三、中美关于美元贬值的博弈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抵押贷款证券，消息既出，舆论哗然，美国现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遭到多方非议。多数分析家认为，美此举将导致世界各国美元外汇储备价值缩水风险进一步增大。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一一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任意发行又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的特权超越了国家范畴。当前美国货币政策已成为国际外汇市场上驱动美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一段时期内随着美国向市场投放美元量的增加，美元下跌的风险也将相应增大。
关于美货币政策的评估，有关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但无论结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联手大规模注资救市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的确有效，并可挽救一些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市，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有可能也会“培育”出新的泡沫，引发新的危机。特别是由于美元仍是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美元为主，在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必然要使用美元储备来注资救市，从而美元“泡沫”将会被进一步放大。美元“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美元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增多。特别是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由于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七成，甚至还在继续增加，其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当前，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正在承受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将有可能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继欧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机的又一“重灾区”。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和相继出台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和手段，先是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拉下水”，而后是设法“脱身”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经济体。事实上，从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美元贬值的嫌疑。
为此，2D09年4月初伦敦G20金融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建议和构想发表评论，此言一出，即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周小川的表述被媒体“渲染”为“中国对美元发起的挑战”，由此关于美元地位问题和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以何种方式进行重构的讨论再度升温。虽然各种观点和预言大相径庭，尚无定论，但显然此前中国的声音更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性。在当前国际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为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带来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由此中国提出“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在情理之中，并非无的放矢。且不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争论中的是非曲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目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数的下降，中国也需要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进行评估和重新审视，不会一味地依赖于美国的“信用”，而“创造超储备货币”恐怕是最佳的选择。
中国“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倡议，美国的回应颇有微词，耐人寻味，一方面确认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为美元辩解，强调美元币值依然“异常坚挺”。对于美国的心态的描述，媒体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真实的写照。有媒体评论说，对于改革的态度，美国对改革到底有多少“诚意”，是敷衍了事还是“走过场”令人质疑；对于中国的倡议，美国或许有“不祥”之感，美国的“多心”和对美元的“袒护”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也是如此。长期以来美国享尽了美元的特权，一旦失去很难适应没有霸权的日子，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表述的，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要点，其中就包括拥有和操纵国际金融体系，以及控制全球硬通货。因此，中国的倡议触动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对于“美元霸权时代”是否因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而葬送，奥马尔能否会是“美元帝国”的末代“送终者”，美国着实心里没“底”。至于中国，人们期待的是在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终结“美元霸权时代”的期望值自然随之上升。
围绕美元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背后博弈的反映，也中美未来经贸对话有可能涉及到话题。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将在救市风险和成本分担、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内容展开激烈的博弈。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创造超储备货币”建议，也将是中美今后经贸对话和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改造潜在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由于利益上的患得患失，以及体系中权力的分配或一些问题上的纠缠不休，导致酝酿许久的改革难有实质性的突破。由于中国关于改革的建议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因此美元地位的争论也会逐渐演化成国际间改革的博弈。同时，从当代国际货币体制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经济和金融实力上的对话，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
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制的美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危机带来冲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改革的关切点和期待也不尽相同。美国对改革相对“冷漠”，更多关切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德、法等欧洲各国则是热心于加强金融监管，对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应比例的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日益密切，经贸往来使得两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发生经贸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国家。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成效显著，会谈范围不断扩大，高层官员互访频繁，使两国关系处在历史上较好时期。但在中美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的同时，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美出台的“购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必然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美间出现的贸易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一部分人发泄对中美贸易不满情绪的对象。当然，在美国国内也绝非一种声音，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前美国政界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重要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对话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反响。从中欧经济和贸易关系上看，中欧贸易近年有迅速增长，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双方贸易的失衡现象却日趋严重，摩擦也不断增多，在处理中欧经贸分歧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趋于强硬，表示中欧贸易处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国放宽对欧盟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否则欧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2007年以来欧盟采取的多项举动，都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如2008年6月1日欧盟正式实施《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办法》，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为由，强制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近3万种化工产品及数百万种下游产品进行注册评估。另外根据欧盟资料，目前在欧盟境内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来自中国大陆。欧盟还表示，对它与中国未来发展贸易关系的新政策除将遵循要求中国担负起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责任、开放市场及公平从事贸易外，也将设法改善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对知识产权采取更严格的规范与行动。从现实的中欧经贸关系上看与中美经贸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解决中欧贸易摩擦问题上或许也能从中美间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中得到有益的启发，2008年3月启动的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就是化解双边经贸摩擦的有益尝试和途径，与2005年启动的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形成双重对话机制，是全面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范文第10篇
进入21世纪，战略互信问题也扩展到中美安全关系中非传统因素的新领域，如，网络安全领域。就美国而言，所谓应对来自“中国黑客威胁”日益影响着中美战略互信。美国相关机构指出，“来自中国境内的对美国政府、军事和私营部门进行的网络攻击，范围广泛且持续不断，这让主管网络安全的美国官员颇为震惊，并对中国行为规范和目的提出了严重关切……中国在美的间谍活动不断增加。”去年11月，“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曾发表年度报告称，中国已成为网络世界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美国政府应深入评估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
近期有两个案例，都折射出网络安全这一新因素在中美战略关系框架中的重要作用。《东方早报》2013年1月8日刊文称，出于国家安全考量，美国最重要的核武器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决定拆除其计算机系统中最近发现的由中国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制造的网络交换机。无独有偶，在历时近一年的调查结束后，去年10月，美国国会报告称，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为中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干预美国通信网络的机会，可能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由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前身是华为公司与3Com公司合资创办的企业，因此有媒体指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行为是美国政府评估华为等中国企业“潜在威胁”的一部分。对此，中方外交部发言人表态，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是遵循市场规则进行运营的，美国应该抛开成见，努力促进贸易经济交往。
能否妥善处理来自网络安全领域持续增长的威胁、怎样正确应对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已经成为近年来持续影响中美战略互信关系稳定发展的新因素。鉴于网络安全在当今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本文将以上述两个案例为基础，从经贸层面、战略层面及军事层面，浅析网络安全怎样影响中美战略互信关系。
一、从经贸层面看：网络安全问题会造成两国新的贸易摩擦点
自中国入世以来，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从未停歇。无论中美经贸摩擦背后是否涉及政治角力，可以预见的是网络安全问题也必然造成两国经贸方面的摩擦，从而进一步影响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这包括如下两方面。
一是中国认为，美国利用网络安全问题为借口实在进行贸易保护主义。正如王辑思教授所言，“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这样一种疑虑，即美国正在利用中美经济摩擦作为美国经济失败的替罪羊。”具体到上述两个案例，关于美方提供的华为是否涉及“网络间谍”活动的证据显然不能让人信服。华为美国公司发言人布拉默认为，华为是个在中国成立的公司，但展开国际业务，正如许多西方公司一样，华为产品的安全性在全世界都获得了证明。将华为驱逐出美国是经贸问题政治化，意味着“更少的工作岗位，更少的外商投资，更少的创新和竞争，更高的宽带价格，更紧张的贸易争端”。《财经国家周刊》评价，“数年前丰田在美国市场遭遇的狙击故事，正在中兴与华为身上重演” “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样一份报告的唯一目的，就是阻碍竞争、阻挠来自中国ICT（信息、通信和技术）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由此，如果中国官方对此事作出反击，不仅会从经贸上加大双方摩擦程度，更有可能让美国坚信华为和中兴的所谓“官方背景”，加大双方的互疑程度。
二是在网络问题内容上，中美之间本身也有诸如网络应用开放、跨境信息流动监管、信息和通讯技术行业的外国投资、数字跨境服务、数字版权保护等等一系列经贸领域的冲突。这些冲突也会造成双方战略互信受损，不过这点在本文案件中体现不太明显。
二、从军事层面看：网络安全问题有可能引起双方的“网络战”和“网络军备竞赛”
2011年5月，美国于公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中指出，如果遭受严重的网络攻击，美国将以武力还击。同年5月，中国国防部也宣布创立“网络蓝军”，提高部队的网络安全防护。中美双方对信息网络都有着极强的依赖性，与此同时，互联网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也日益暴露。随着网络军事化的加速升温，网络安全问题有可能引发中美双方“网络战”和“网络军备竞赛”的产生和加剧，这不仅会给双方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会进一步导致中美双方产生防范和互疑情绪，削弱战略互信的基础。
囿于当今国际环境和武器水平限制，中美双方真正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小，但网络空间的竞争、冲突随时可能发生。加之“网络战”的主体具有多样性，即“网络战可以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国家与非国家之间，还可以发生在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这导致了网络战发生的原因、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一旦发生，监管、控制或妥善处理的难度也很大。另外，“网络战”可能会引发“网络军备竞赛”，例如如果美军参与攻击性的网络行动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跟进，这在以前发生的诸如“中美第一次网络大战”等事件中早被印证。
具体到本文的案例，首先这两个案例涉及的主体既包括国家，又包括跨国企业，这些主体互相作用，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一方面看，华三、华为、中兴公司遭到非议的原因在于从事所谓的“网络间谍”活动，可能威胁美国网络安全。在9月13日的听证会上，美国数名议员从产品后门、网络攻击到与中国政府关系等各个方面，对华为与中兴展开轮番追问。这些议员质疑，两家公司可能向关键的通信零件与系统植入恶意的硬件或者软件，并导致中国官方或其他人带着恶意目的进入美国的机密网络系统。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企业真的从事这些活动并且受到中国官方指使，不难想象信息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对此进行反击会衍发怎样一场新的网络危机。另一方面，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各国的军事系统也呈现高度网络化的特征。华三公司生产的网络设备应用于美国核心军事领域的核试验室，这就有可能涉及到传统安全上的“网络战”，即利用“网络武器”对一国的军事信息构成威胁。 这样，网络空间的竞争可能引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抗，加深彼此的不信任。
三、从战略层面看：“网络”可能导致各种领域的战略互疑螺旋上升
随着近年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中美战略互信问题不断凸显。从战略层面而言，中美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是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竞争对手、抑或是利益攸关者，这种“整体定位”从根本影响着双方关系的长期发展。在网络空间，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怀疑从本质上看也是双方长期意图整体判断的产物。
不难发现，在近年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网络”的频频炒作中，往往轻率地将“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与“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袭击”画上等号。我国学者沈逸指出：“炒作‘黑客威胁’对中美战略关系构成的最大威胁，在于它与‘中国威胁’论之间有螺旋上升的互动。”换言之，美国在宏观战略上将中国塑造成“敌人”，倾向于在缺乏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将中国黑客袭击定义为系统的政府支持行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很可能实现一个螺旋式互动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从而威胁、动摇和削弱中美安全关系的战略互信基础。
具体而言，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决定拆除中国制造的网络设备以及华为和中兴公司面临威胁美国网络安全的指控时，便是如此给公众造成一个网络很危险、中国政府在系统的有意识的通过网络威胁美国的安全的错觉。这种错觉决定了案件已经不是单纯的信息安全技术问题，它已经从心理层面上可能造成双方战略关系认知的扭曲，也可能造成中方的强硬反弹。华为中兴事件后，国内舆论要求政府出台有力的“反击”举措，而中方这种基于自我防御需要而产生的呼声，很可能又被美国有心人士当做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引发经典的网络安全领域的困境中的螺旋升级。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置，最终的结果将是两国本来就不坚固的战略互信基础，再一次被焦虑和互疑严重削弱。
综上所述，本文中的两个案件体现了网络安全作为一个新因素，从经贸、军事、战略层面均可以削弱中美双方的战略互信。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认为，中美双方的决策者和公众都必须面对如下事实，即网络领域的发展带来的是紧张关系而不是互信。这恰恰反映了中美网络领域的战略互信的强烈需求。为此，尽管实现中美网络领域“乌托邦式的一团和气”不太可能，但是就像在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可以在加强对等对话和平等谈判的框架下，挖掘更多网络领域的潜在合作点，并将可能的冲突控制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下，这是维护双方的战略互信和走向共赢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王辑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M].北京大学国际战略中心，2012.
[2] 沈逸.数字空间的认知、竞争与合作[J].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