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4 14:49:51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1篇
人民币汇率争端尚未平息，美国又开始向中国输美的纺织品、彩电、钢管、家具等产品下手，贸易摩擦升级。布什出于明年总统选举，有可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中国由于过于依赖对美贸易，可能会受伤，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的20多年中，中美双边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建交时的23亿美元增加到今天的1470亿美元（美方统计数字）。但其间两国曾多次濒临“贸易战”的边缘。
1983年1月，中美谈判未能就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的限制措施。中国政府回应强硬，包括停止批准自美国进口棉花、大豆、化纤的新合同，并削减从美国进口小麦、大豆等主要农产品。这场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纺织业与农业利益的冲突，美国纺织业力主限制中国输美纺织品的数量。最后，在农业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缓和了立场，并最终解决争端。但是，中国仍然减少了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的数量。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同时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的限制，以弥补农产品贸易减少的损失。
进入90年代以后，中美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经贸冲突。老布什政府以及后来的克林顿政府，为了“保住”对华最惠国待遇这一两国关系的根基，不惜在其他经济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满足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劳改产品的出口、市场准入、纺织品转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问题。中国给予美方以一定的“理解”或“配合”，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劳改产品出口、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双边谅解备忘录。在谈判过程中，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两次威胁制裁，公布了高达1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中方也不示弱，同样公布了等额的反制裁清单。中国的反制裁行动起到了良好的反制作用，美国国内反对两国“贸易战”的利益集团出来“说项”、“灭火”。沸沸扬扬的“贸易战”最终因两国及时达成协议而“熄火”。
2002年，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策略地抵制了美国对钢铁业的保护措施，令美国当局对中国刮目相看。该年4月，小布什政府发动了“201”条款的临时“保障”措施，对来自欧盟、日本和中国等国的钢铁征收临时性的附加关税。中国与同是“受害者”的欧盟等各方积极协调立场，一纸诉状把美国告上了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WTO最终裁定美国的做法违反自由贸易的有关规定，限期其撤销决定。当时，中国的果断做法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颇为“吃惊”，认为中国行为“过分”，没有给美国“面子”。
为什么美国频繁发动贸易摩擦？
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主因有两个：一是美国经济超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实力采取“单边主义”，制造贸易摩擦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二是美国国内法鼓励利益集团参与对外贸易决策过程，不同利益集团有权要求政府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包括对国外所谓“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调查，直至启动制裁程序。美国每四年一次的大选为利益集团干扰对外经贸政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大选年前后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易发期和高发期。
美国经济的状况影响贸易摩擦的方向。当美国经济景气时，采取的贸易制裁或威胁制裁相对较少。如克林顿当政的8年中，美国经济连续100多个月的成长，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克林顿排除反对势力，完成了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并给予了中国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但是，2001年迄今，美国经济始终处于景气“衰退期”，政府承受的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求保护，布什对华经贸政策中明显注入了摩擦和冲突的色彩。
中美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大方向直接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其中的规律是，中美战略关系影响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又影响经贸关系。80年代，中美处于对抗苏联的“准盟友”之间的所谓“蜜月”期，经贸问题即使有冲突也显得容易调整。比如，1983年发生了激烈的贸易冲突，但是却迎来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大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贸易摩擦骤然增多，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中国丧失了可以利用的“战略价值”。
中美贸易的形势也有直接的影响。80年代中美双边贸易还很小，中国的进口并不对美国国内产业构成太大威胁；但是，90年代双边贸易飞速发展，美国国内一些产业感受的冲击大大增强。特别是，美国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引起了劳工界和劳工密集型产业的恐慌。尽管许多产业并不与中国进口产品直接竞争，但是，它们仍然对中国产品抱有高度的怀疑和敌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不断扩大正好成为它们攻击美国海外投资的最佳口实。1998年以来，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按照美国的统计数字，美国对华逆差2002年超过1000亿美元。对华逆差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五分之一。中国应对贸易战的经验
20多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长足进步让中国对美国的法律与政府体制逐渐熟悉，同时积累了不少应对摩擦的经验。
第一，认识美国贸易政治的复杂性，把握不同产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微妙平衡。利益集团是美国对华决策的重要参与者。美国的产业大致可以划分为“出口促进”集团和“进口竞争”集团。农业和高科技是出口促进集团的代表，而纺织业与钢铁业则是进口竞争集团的代表，后者往往是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推动”力量。中国完全可以通过促进美国出口集团的对华利益，来缓解“进口竞争”集团的政治压力。中国通过派出赴美采购团的做法是正确的。
第二，高度重视国会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作用。民主政治就本质而言是利益集团政治，国会议员则是不同产业、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发动对华贸易行动时，往往是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联合发难，向政府施加压力。1983年，纺织品配额危机背后是代表美国纺织产业利益的、臭名昭著的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而推动美国缓和对华立场的则是农业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90年代的中美经贸纷争中，美国国内角逐更是集中于国会对华的立法斗争上。此番中美摩擦同样是利益集团和某些国会议员的“杰作”。
第三，特别重视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能量。农业集团是美国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之一。尽管农业人口在美国不到人口的2％，但是，美国议会制度规定每个州都拥有参议院的两个席位。在众多立法中，农业州议员联盟往往成为美国总统和其他议员争取的对象。1983年，中美纺织品配额危机由于多尔参议员的出马而解决；1991年，老布什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努力危在旦夕，又是中西部农业州中间派议员联盟出面干预，化险为夷。
第四，不怕冲突，敢于并善用反制裁的手段。在使用制裁手段上，中美政治文化差异很明显，主要是：美国是“冲突型”政治思维，认为在冲突中可以达到平衡；而中国的传统是“和谐型”政治思维，往往不愿意破坏两国之间的和谐气氛。但是，对待美国这样一个以冲突型思维指导的大国，必须敢于斗争，不惜冲突。20多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零敲碎打”式的冲突不断，“总体”贸易战可以避免
参考历史的经验，我们认为：当前中美“总体”贸易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一，中美两国政治安全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之一，美国目前在反恐、伊拉克、北朝鲜等重大战略问题上迫切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大于中国对于美国的需要。作为政治上成熟而实用的美国，对此十分清楚，也是对外宣布的。经贸关系服务于对外关系的大格局。美国高层欢迎总理来访热情之高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美国经济景气上升，可能会减少美国减少贸易赤字的紧迫性。美国经济最近传来好消息，制造业就业增加幅度是1982年以来最高的。如果美国经济加快复苏，中美贸易可以渡过难关。
第三，“总体”式贸易战方案对美国弊多利少。比如，美国国会某些议员提出对中国所有输美产品增收27.5％的额外关税，这必将导致中国的反报复，美国有可能痛失中国这一增长最快的市场；对中国发动“301”条款调查存在的风险也极大，主要是这种做法缺乏灵活性，一旦启动，将形成中美对决的局面，伤害中国但也肯定伤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再如，强迫人民币汇率升值，美国一是缺乏必要的手段迫使中国这样做，二来从短期看对美国经济的破坏性更大，可能打断美国正在恢复的经济增长。中国掌握着美国1000多亿美元的国债，如果中国各商业银行出于恐慌抛售美元，将导致全球美元市场的动荡。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2篇
1月28日，16个美国商业团体罕见地联合向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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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16个美国商业团体罕见地联合向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出抗议，要求与中国政府针对网络通讯和传播政策 “进行紧急磋商”。
欧洲和日本的商业团体也追随提交类似信件，同时分别敦促他们的政府采取行动。3月3日，奥巴马成为第一个批评中国通讯政策的国家领导人。
近几年来，中美间围绕网络和信息安全的争议不断。这一次的起因，是中国已通过二审的反恐法，以及2014年9月银监会颁布的39号文《关于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加强银行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后续的推进指南。
中国新出台的信息政策，强调国家网络安全和贯彻网信部门制定的“自主可控”战略。但美日欧通信企业和政府立即将其归为贸易问题：是以安全为借口而设定的贸易障碍，同时指称这些政策反映中国政府正推动电子保护主义。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发表声明表示，“这些（法规）和安全没关系，而与保护主义和偏好中国公司（有关）。”美国国务院、商务部也发出抗议，希望中方对政策进行调整。美国和日本已经研究新政策违反WTO规定的可能性。
对此，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对《财经》记者表示，WTO法规允许成员国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对本国市场做出限制措施，美国也正是基于国家安全理由阻挡华为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通信设备市场每年成长率约为9%，对全球高科技厂商的业务增长非常重要。一位日本通讯行业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市场比其他市场大得多，而且还在成长”，也因此各国公司必然对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异常关切。
高科技信息产业分析机构Gartner的分析师张瑾对《财经》记者表示，在如政府采购和电信等行业，设备国产化的情况早已发生，银行业实际是外国高科技公司被攻击的最后一个堡垒，其他行业设备本土化的趋势迫在眉睫。 自主可控
根据Gartner的数据显示，以台数计算，自2010年到2014年，国内厂商在国内服务器市场的占比从33%成长到63%。另一家信息产业市场研究机构IDC的统计显示，广泛用于企业间的X86服务器市场上，国内厂商的占有率从2010年的21%升至2014年的46%。
推动网络通信设备本土化始于2008年阿里云提出的“去IOE”的概念：建议国内企业避免在小型机、数据库和高端存储领域使用IBM、甲骨文（Oracle）和易安信（EMC）。
这三家公司组成的系统，被视为大型金融企业后台的“黄金架构”。也因此，这场由企业发起的活动最初并未真正对三家公司造成影响。IDC的数据显示，2009年IBM、甲骨文和易安信在中国市场的份额都超过了三分之一，分别为39.5%、 57%和36%。
但近年来随着本土厂商如华为、联想和浪潮信息在服务、价格、网络方面都有了大幅改善，加之政策鼓励，IOE三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开始被动摇。张瑾观察到，国内不少企业在第一时间对国内产品并没有信心，但市场占有率现在正快速提高。
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门事件后，似乎坐实了国内业者的进口产品：技术完全不可控，关键行业面临数据被窃取的危险，严重威胁国家战略安全。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领导小组决议推动系统“自主研发”力度，随后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39号文，明确将 “安全可控” 信息技术应用纳入政府发展战略。
根据39号文，从2015年起，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对“安全可控信息技术”的应用应以不低于15%的比例逐年增加，直至2019年达到不低于75%的总体占比。文件还提出，“掌握关键技术的选择权，摆脱在关键信息和网络基础设施领域对单一技术和产品的依赖”。
分析机构认为，国产信息产品提供商如天玑科技、浪潮信息、东方通，信息安全提供商卫士通、绿盟科技和启明星辰等可能从银行业设施国产化中受益。
浪潮信息是最积极推动去IOE的中国公司之一。据其官网介绍，该公司产品“天梭K1”完成了金融、电力、公安、交通等12个行业市场的应用突破。在客户方面，建设银行、农业部、胜利油田、北京市财政局、广州白云机场、洛阳银行都启用了“天梭K1”替代进口产品。
另外，浪潮还主导成立了国产主机系统产业联盟，成员从最初的16家发展到58家，覆盖芯片、整机、软件等产业环节。
市场研究机构IDC的助理副总裁要钢对《财经》记者指出，银监会对银行下发的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的指南“是第一次看到行业出台黑白分明的文件。” 银行业界对相关法令的看法是，“自主可控”应是在遵照国家政策和监管要求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系统体系架构的总体顶层设计和主要信息系统的自主研发研发，在满足银行自身信息系统整体体系架构的前提下，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信息系统，并分层异构使用外部产品，实现对信息科技风险的可监控、可管理、过程可审计。“他们不认为自主可控完全等同于国产化，毕竟技术领先的外国公司在一些高端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还是有优势”。
要钢强调，政府政策为国内企业塑造了机会，但若技术水平无法达到，最后仍可能无法从中获利。近年来IOE在各自市场的份额就显示，除了IBM的份额有所下降以外，甲骨文和EMC的份额几乎没有改变。
根据Gartner估算，以目前趋势看来，到2019年，中国市场三分之二的数据中心硬件花费将令本土厂商受益。不过分析师张瑾认为，在银行业的一些应用上近期内看不到国内公司提出对应产品的可能，尤其在主机平台，操作系统和数据库软件上。 贸易摩擦
美国商业团体指出，中国加入WTO时承诺，以透明和公开的方式制定政策和法律，允许足够的公众咨询、不干涉商业团体的采购行动、不对本土产品做出偏好或提供有问题的补助、不设立技术障碍。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认为，新出台的银行通讯设备规定违反了一系列中国多边和双边贸易承诺，例如，以转移技术和使用中国知识产权作为市场准入门槛。
对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商业团体来说，中国通信设备市场的庞大规模和快速增长，是他们对中国政策斤斤计较的原因。美国商界认为新政策和法律削减了美国公司参与中国4650亿元网络通讯市场的机会;欧洲六个商业联盟则激进地指出，中国法规是把外国IT公司排除在中国的银行IT市场外。
即将在夏天前通过的反恐法，也许会进一步加重外国商业团体的担忧。根据已通过二审的反恐法，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在电信和互联网的设计、建设和运行中预设技术接口，将密码方案报密码主管部门审查，否则相关产品或者技术不得投入使用。
另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电信业务、互联网服务的，应当将相关设备、境内用户数据留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拒不留存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服务。
这些法规和政府其他措施被解读为贸易障碍。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对《财经》记者表示，商会认为中国政府在政府的高科技产品采购中，通过以信息安全、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为名设定技术标准，增加外国公司参与投标的难度。例如中国政府推动的“安全可控”标准要求通信产品通过安全测试、要求敏感产品如源代码需使用中国本土知识产权、符合中国国家标准、限制跨国境的商业数据传输等，这些政策涉嫌要求运营商向政府交出敏感的知识产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解释是，各国都高度关注信息安全问题，也在采取措施保障自身信息安全，“这无可指摘”。她同时还不点名地提醒美国：“关于信息安全问题，前不久有媒体爆出，有国家在他国SIM卡厂商电脑植入间谍软件以实施监控。这只是近期陆续被披露出的案例之一。”
美国国家安全局外包工程师斯诺登最新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国安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侵入荷兰手机SIM卡制造商金雅拓公司并窃取加密密钥，这使得他们可以秘密监控全球数十亿用户的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斯诺登一年多来的一系列爆料都表明，信息领域确实是国家安全的一大缺口。
此外，此类出于国家信息安全考虑的立法也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问题专家李伟对《财经》记者表示，反恐法的草案拟定参考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类似法规，以第15条“应当将相关设备、境内用户数据留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例，德国也是如此规定。而美国则因为业者已自然将服务器留在美国本土，并不需要政府立法要求。
张瑾指出，政府确实有国家安全的需求，但外国公司基于对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愿意提供源代码的可能性很低，相比较中国公司可能配合度更高，国内消费者也少有怨言。
日本行业专家希望中国政府能延缓执行，先将法规制定过程公开化，开放接受各方意见后再定案。
不过，如果政府政策不出现更动，外国公司也并非完全失去机会。对技术领先的外国企业而言，失去份额的机率会相对小;而技术被本土企业追上的公司有可能通过成立合资公司或并购中国公司来配合达到政策要求。
当然，“不能说这些政策没有用市场换技术的意图。”IDC的要钢指出。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3篇
这本来是两个太阳能大国――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怄气”之争，却来了个第三者印度插足，外媒更称，印度的搅局让中国的压力更大。
中美之间的这场较量，或许能成为全球光电产业的精彩时刻，因为经济实惠型的太阳能电池可能应运而生。然而，如果贸易壁垒难以跨越，贸易战持续，也可能成为太阳能发电工业的灾难。
中美为太阳能“开战”
历经二十多年的全球竞争与合作，许多太阳能市场已经趋于“GP（grid parity）目标”，即太阳能发电成本与传统发电成本相当。GP一直被业内人士视为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的“圣杯”，这个数值标准，不仅取决于光伏发电系统的成本、安装和服务的寿命，也取决于发电环境的地理位置，比如，在风和日丽的凤凰城实现GP的目标，要比在阴雨绵绵的西雅图容易得多。
就目前的情况看，太阳能发电技术已日臻成熟，可以为人类解决能源问题提供巨大的帮助，甚至有希望解决能源与环境危机。
然而，在这个全球化合作、互利互惠以及市场趋于成熟的关键时刻，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些做法有可能抑制太阳能发电工业的发展。
就在2011年10月，美国政府就中国太阳能电池与模块的生产销售，强行颁布了贸易关税政策，以对付中方生产商由于受到政府的补贴，以绝对低廉的价格出售太阳能发电设备。毋庸置疑，某些中国公司也会请求中国政府颁发强行限制美国太阳能电池产品的关税政策，他们认为，美国公司也受到了政府的巨额补贴。由于受到全球两个最大的能源制造和消费国的政府影响，经济实惠又富有竞争力的太阳能产品的命运也前所未有地仰赖政治之鼻息。
太阳能电池工业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而关系到全球多个国家、多个公司的竞争与合作。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如果交易的壁垒控制在美国、中国或者德国等少数国家手里，那么由此导致的结果将是全球太阳能发电产业的涨 价。长远看来，在某些重要的关口，则必然导致政府对该产业的支持，因为短期的效益不能得到及时的回报。
太阳能贸易之战似乎一触即发，是否会终结多年来太阳能发电技术的良好发展势头也未可知。
“世界太阳能公司”对征收关税持赞成意见，公司主管戈尔登・布里塞声称，“太阳能发电技术发明于此，我们也想将这种技术保守起来。”不过，这样的言论未免极端。正如太阳普照大地，从历史的角度看，太阳能发电技术的历程乃至太阳能工业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这也应该是未来的走向。
太阳能的全球竞争
光伏效应最早由法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埃德蒙・贝库勒发现于1839年。之后，很多科学家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光伏发电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49年，美国人查尔斯・弗里茨发明了第一块太阳能电池；1887年，德国科学家海因里奇・鲁道夫・赫兹首先发现了“光电效应”；爱因斯坦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光电效应的论文，并凭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上世纪末各个国家对太空优先权的竞争，促使光伏发电技术突飞猛进，造就了高效率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苏联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射的地球卫星，就是由太阳能电池驱动的。
那之后不久，全球范围内的太阳能研究机构应运而生，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法，设计出专门适合太阳能电池要求的电池模式，从而探寻光伏发电的理论极限。比如1985年，来自美国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光伏发电与可再生能源工程学院的研究小组，通过电池模型的改造，发明了第一块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这种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高达20%，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记录。1988年，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又了效率达22%的太阳能电池板。另一个重大的进展发生在1994年，同样是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将能量的转换效率提高到了24%，直到今天，保持着25%的世界最高水平。
但实验室成果未必能普及于世。太阳能技术需要商业化、全球化。
195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首次将太阳能发电技术市场化，当时的太阳能电池效率大概是6%左右，而产生每瓦特的电，所需要消耗的资金大概是250美元。十年之后，日本夏普公司制造出了第一块陆地上可以使用的太阳能电池。
日本在太阳能的发展中是个“背运”的角色，它是最早开发太阳能电池板模块的国家，然后才是欧洲的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美国和中国两大巨头，一个是技术巨擘，一个是后起之秀。可是这场贸易战，却不关日本的事，因为去年的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影响巨大；另外，在日本的小岛国发展这项新能源技术，前景也不乐观。
话说回来，自从日本夏普公司的开创性工作以后，太阳能电池的全球性竞争持续了多年，其主要目标是提高电池能效、缩减成本。
“太阳能公司”（SunPower）位于美国，是第一家成功将斯坦福大学研发出的背面点接触电池技术商业化的公司，在微晶体硅模型电池的商业化过程中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尚德电力控股公司”（SunTech）是一家中国的公司，是第一家成功将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的光伏技术商业化的公司，在混合晶体硅模型电池的研发、和提高电池效率方面贡献颇多。
现在的太阳能电池生产每瓦特电能的成本是1美元。非要概括到底是哪个公司或团体对这项技术的贡献更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他们的工作重叠性不低。很多德国的制造商，对高精密的电池晶圆、电池以及模块进行了革新。而一些美国公司则在硅材料的低成本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硅是光伏电池的核心原料，目前的生产成本每公斤不足40美元。而中国的公司，则在劳动力方面颇有建树，使得组装高质量的太阳能电池及模块时，人力成本极低。
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公司或者国家，在太阳光伏发展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协作。30多年来，他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在降低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国际压力；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之争硝烟再起。2010年9月,美国国会秋季刚刚复会就提出了2009年初拟的《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亦称莱恩-莫菲法案);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连续发表讲话对人民币汇率施压。9月24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通过了一个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将中美之间的这次争端推向了高潮。该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货币汇率低估的国家征收关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也颇有微词。中国有可能在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上面临更大的人民币汇率压力职称论文。
中国的宏观决策者对汇率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并不陌生,但是此次面临的压力不同寻常。与之前几次相比,这次发达国家所处的国内经济环境更困难,政治压力更大。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选择空间更小。下文中,我们首先介绍了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强硬派和中间派观点,以及他们提出应对中国的策略;然后提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的八点建议。
一、人民币升值言论
(一)强硬派代表观点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硬派代表是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其主要观点和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系统方案包括:
1.人民币汇率被低估25%-40%。不仅是人民币,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的货币也存在类似低估。该机构认为,只有人民币做出上述幅度调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才有望降低到3%-4%,这是解决全球失衡所需的调整。
2.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美国利益。人民币25%-40%的汇率的重估将减少1000亿美元-1500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增加60万-120万就业机会。
3.需采取多边和双边手段同时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可能不会屈服于中美之间的双边压力,但很可能在多边压力下做出调整。
4.迫使人民币升值的三步走战略:(1)在4月15日向国会提交的外汇政策报告中将中国指定为汇率操纵国,进入与中国的货币问题协商机制。(2)寻求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51%的多数达成要求中国迅速解决问题的特别提案;如果不能达成提案,美国需寻求执行董事会当中70%以上的多数一份批评中国汇率政策的报告。(3)寻求其他国家支持,要求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解决小组,确定中国是否违反了WTO章程中第9款(通过交换行为破坏了协议的实质内容),并提出补救措施。
5.以上三步走战略的目的主要在于强化全球范围关注人民币汇率失调和中国缺乏更正行为的意愿。吸引更多国家,尤其是日本、印度这样受困于人民币汇率但是不愿直接挑战中国的国家加入到美国阵营。鉴于WTO和IMF难有实质性惩罚行动,美国可以通过对中国的单边制裁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制裁的方法是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与汇率低估程度相当的进口关税。
克鲁格曼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观点,并引起了全球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作为一个新兴的、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强硬派代表,他的主要观点包括:
1.要求人民币升值对美国有利,可以帮助美国提升(外部)需求,缓解失业压力。
2.美国无惧中国抛售国债。美国市场上流动性充裕,中国即便出售美国国债,也不会伤害美国。
3.对中国采取贸易战至少在短期内对美国有利,可以帮助美国提升(外部)需求,缓解失业压力。
4.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自身也有利,可以帮助中国缓解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减少中国外部不平衡。
(二)中间派代表观点
美国本土绝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知名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全球贸易失衡原因非常复杂,人民币汇率调整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但并不足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erBlanchard)曾撰文讨论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他的看法获得了众多经济学家的认同。中间派的代表性观点包括:
1.人民币汇率应该做出调整,增加波动幅度,这将对纠正全球失衡发挥作用,对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积极意义,这对于中国自身利益也有利。
2.造成全球失衡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人口年龄变化、全球化等一些合理的因素,也有政策扭曲造成的不合理因素。不合理的政策不仅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也包括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由此带来的低储蓄率。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国内政策,不能归因于人民币。
3.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纠正不合理的政策,对中国而言,解决贸易顺差的政策落脚点不仅在于汇率政策,还在于纠正要素价格扭曲、发展服务业、增加社会保障等。
4.应该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贸易战对全球经济不利。
5.避免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
综上所述,国际社会总体上认为人民币应该做出调整,分歧在于人民币汇率对于解决各国当前问题是否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否应该通过贸易战的方式逼迫中国调整汇率政策。
二、应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的相关建议
美国之于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国外对人民币汇率压力挑战的不仅仅是人民币汇率,而是中国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中国能够采取包括汇率政策调整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妥善应对,来自汇率方面的压力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力,中国经济也将因此进入更可持续、更和谐的增长阶段。
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有两个核心目标。其一,打消市场上的较大幅度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其目的在于维护短期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其二,实现资源在贸易品部门(出口、进口替代部门,集中在制造业)和非贸易品部门(集中在服务业)之间的合理分配,其目的在于优化经济结构,减少贸易顺差和对外部经济的过度依赖。
我们认为,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具体包括以下八项内容:
(一)尽快采取一次性升值后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调整模式
与保持当前事实上钉住美元汇率体制、钉住一揽子货币、小幅渐进升值等方案相比,这项方案的主要优点在于:1.向外部经济体表示了积极的合作意向,不仅在姿态上为中国争取了有利地位,也有利于避免发生贸易战;2.较其它方案能更好地消除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有助于降低发生资产价格泡沫的概率;3.降低近期内的通货膨胀压力;4.实现了人民币双向波动,有助于推动企业和居民的汇率风险意识,有助于推动相关金融市场和衍生产品的发展。具体的一次性升值幅度,可选择5%-10%。我们的研究发现,即便是10%的一次性升值,对出口增速的负面影响也只有3.3%。
这项措施的缺陷在于:1.会对部分低附加值出口企业和非熟练劳动力就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但是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这些都不可避免,迟早要发生,在当前经济活力较高和民工短缺情况下调整成本较低。2.这不是一劳永逸的汇率制度安排。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根本上讲还是固定汇率制度,不能自动发挥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调节资源配置的价格杠杆功能,也不能彻底消除单边的人民币升值或者贬值预期。但是这不失为近期的权宜之计,是进入更富有灵活性汇率制度的过渡安排。
(二)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监管,如出现资产价格短期内的过快增长需采取果断措施
至少从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的经验来看,当汇率升值压力转化为市场上的人民币持续升值预期以后,带来的最大负面冲击并未体现于出口行业,而体现于以房地产、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人民币持续保持了单边升值趋势,期间出口增长和出口行业利润都保持在较高水平。以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出口行业为例,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这段人民币升值的样本期内,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总平均同比利润增速达到29.9%,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达到19%。这个期间内,对汇率变动比较敏感的一般贸易出口平均增速达到30.4%。
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中国的资产价格在总的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太大变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快速的上涨和严重的股票价格泡沫,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价值重估效应对于资产价格暴涨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鉴于历次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一旦未来面临由于升值预期引发的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管理当局需及时采取果断措施,降低出现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的概率。
(三)增强货币当局在汇率问题决策的独立性
货币升值突出的负面影响在于升值预期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企业生产和投资的不确定性。通过赋予货币当局在汇率问题决策上更大的独立性和更权威的发言权,有助于形成市场上明确的汇率变动规则和稳定的汇率变动预期,企业和居民可据此采取有效的汇率风险规避措施,有助于减少由汇率变动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损失。
此外,汇率调整,会让部分企业减少数百亿的出口收入,也会让部分企业和居民减少数百亿的进口成本。这意味着汇率调整会涉及巨大的利益格局调整和复杂的资源配置调整。为了使汇率政策不至于成为保护少部分人利益的工具,为了增加决策的合理性,应该由独立于部门利益之外,且具有高度专业化知识的货币当局独立决策管理。
(四)对低附加值和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减少出口退税,增加出口税和自愿出口限制
我国为出口退税付出了巨大财政资源,但是所得有限。2009年全年的出口退税大约6700亿,据估计,由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弹性较低,如此大规模的出口退税新增就业不超过70多万。巨大财政资源补贴带来较低的出口价格,把更多的福利让利给了国外消费者。
并不是所有出口都对中国有利,保护落后的出口是在阻碍产业升级。对于附加值低、高能耗、高污染的出口产品,通过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增加出口税或者资源出口限制,不仅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还有助于加速产业升级。
(五)设立“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
包括汇率政策改革在内的结构性转型势必会带来短期内结构性失业增加。为了顺利渡过转型期,可考虑设立“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帮助因结构转型带来失业人群的职业转换培训补贴和提供必要的生活补贴。“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可取自下面的能源和矿产进口附加税。
(六)设立“临时能源和矿产进口附加税”
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以能源和矿产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人民币价格下降,但也可能因为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会提升中国对此类商品的需求从而引发国际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期间,可通过建立能源和矿产进口附加税,保持人民币升值前后的国内人民币价格稳定,这样做既避免了市场预期中国对此类商品需求增加带来的国际价格上涨,增加了财政资源收入,同时也不会对国内企业和居民带来额外的负担。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假定人民币升值10%,能源和矿产品美元价格不变,升值后的能源和矿产品人民币价格下降10%,国内企业和居民从中得利。但是,如果市场预期中国会因为人民币升值引发对能源和矿产品需求增加,国际市场上此类商品的美元价格会因此上升,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人民币价格不会下降很多,甚至有可能上升。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引发能源和矿产品国际价格上涨,可考虑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施加对此类进口商品的临时性进口附加税,具体税率以保持升值前后的此类商品人民币价格不变为目标进行设计。这项专类税收可专用于“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
(七)禁止发达地区对出口企业采取用地、税收等政策优惠
通过这项措施有助于:1.建立各产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2.减少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3.减少地方财政负担;4.加速部分产业从发达地区向西部转移。
(八)加快在行政垄断色彩浓重的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发掘新的就业和投资机会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5篇
投资者显然在基本面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之时，在金融市场提前透支了乐观情绪，未来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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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显然在基本面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之时，在金融市场提前透支了乐观情绪，未来如果情况有所背离，势必会纠正透支的乐观预期，金融市场难免加大波动
美国大选超出预期，不仅体现在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最终胜选、共和党大获全胜取得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更体现在华尔街与金融市场态度急剧反转，在特朗普胜选后并未出现预期中的大跌，反而一路呈乐观态势。美元指数一路走高，如今达到102，创下近14年新高;道琼斯指数突破19000点，乐观者预期不日会突破20000点。通胀预期增强，美国国债遭到抛售等等。
黑天鹅事件如此频繁，以至于我们有必要对特朗普冲击可能的情形做出预判。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讨论不足为过。尽管当前特朗普释放出一些信息诸如：退出TPP，对“一带一路”倡议表露出兴趣等，这些信息似乎对中国有利，甚至可以提升美国以外的国家对参与中国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增加兴趣。但不得不警惕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并无从政经验、凭借反全球化、反贸易言论赢得选民、并任命保守且强硬的人士作为内阁重要成员的新一届领导人来说，美国未来的施政纲领会采取哪些出乎意料的举措，显然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而由于其在竞选中曾指控人民币汇率操纵并提出对中国进口加收45%的关税的言论，尽管这并不符合经济基础，但出于政治考虑，也并非没有对中国贸易施加压力的可能。
对于黑天鹅事件频发的当下，未雨绸缪，对特朗普冲击作出预判才是理性的应对之策。在笔者看来特朗普冲击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货币政策收紧可能快于预期，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当前，美国经济数据向好，通胀和就业指标符合加息条件，以及特朗普早前对美国低利率的指责，都预示着12月加息势在必行，根据美联储11月会议纪要，绝大多数委员认为加息应相对快地到来。当然，更多的担忧是明年加息的频率，现在市场预期两次，会不会更多。一旦美联储持续加息，对全球金融市场显然是个冲击，也会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资产价格构成冲击。
可以看到，人民币已经对美元出现了持续下跌的态势，截至11月24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下调181点，创2008年6月以来新低。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跌破6.96，再度刷新纪录新低。在此背景下，中国居民海外配置的需求增加，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压力。笔者预计，今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或将到7，明年底将可能至7.3。 对于黑天鹅事件频发的当下，未雨绸缪，对特朗普冲击作出预判才是理性的应对之策。
展望未来，预期中的美国经济强劲反弹能否承受高利率和强美元？ 特朗普反全球化的政策、积极财政与基建多久可以付诸行动？笔者抱有怀疑的态度。当前投资者显然在基本面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之时，便在金融市场提前透支了乐观情绪，未来如果情况有所背离，势必会对透支的乐观预期加以纠正，金融市场出现大幅逆转的可能性仍存在。而这又难免增加金融市场波动性。
其次，对人民币汇率操纵的指控以及增加中国进口关税，对中国出口不利。特朗普竞选之初便表示将中国定为贸易操纵国并对中国进口加收45%的关税。尽管中国被定义为贸易操纵国的基础并不存在，即如今中国经常项目占GDP比重已经并非十年前汇改之时的10%，而是3%，人民币面临的是贬值压力而非汇改之初的升值预期。
但正如特朗普意外当选一样，特朗普上任后出于对中美贸易逆差的扭转与本国就业的承诺，也可能延续其强硬的态度，从政治的角度考虑，直接把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对这一情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此外，美国总统在贸易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度，即便重新谈判或干脆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只需要提前六个月通知有关国家就可以办到。所以对华的强硬态度也需要重视，并做好政策储备，以应对特朗普对人民币汇率指责与增收关税方面的出其不意。
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2015年逆差额为3657亿美元，出于兑现选举承诺的考虑，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口一定程度上采取关税增加，尽管未必45%，但如果是增收15%，也会对中国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当然，美国的飞机、电机电气设备和机器、机械器具、汽车等产品对中国出口较高，且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也有一定的回旋空间。
但无论如何，两国作为全球第一二大经济体，经济贸易投资方面联系紧密，贸易战可能会波及更广泛的层面，对双方都不利。所以，更大程度上的斡旋与谈判，以为双方争取可以接受的权益抑或妥协，似乎更可能发生。中国可能在一些局部领域，如钢铁，采取自愿限制出口的策略作为谈判筹码也是可能的。
再次，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制约货币政策空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上任后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以下面三个方面的施政政策为主：一是减税，二是对金融体系放宽规制，三是加大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政策如果实施将会拉动美国经济成长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推高通胀。事实上，如铜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开始大幅上涨。
而这也可能会给中国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由于中国的PPI很大程度上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如CRB指数保持一致，而PPI的上升又会带来CPI非食品部分的上涨。10月中国PPI同比涨幅在早前结束54个月通缩后转正，大幅扩大至1.2%;非食品价格再创新高，也反映了这样的潜在风险。
此外，在美联储加息、人民币贬值与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下，中国货币政策空间也受到制约。可以看到，由于近期土耳其里拉急剧贬值，土耳其央行意外三年来首次加息，且幅度大于预期，将指标利率上调50个基点，便显示了美元走强下，各国央行的政策困境。而一旦使中国货币政策空间受限，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偏负面，不得不保持关注。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边际保护；加权福利；贸易摩擦
中图分类号：F752．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4-0018-08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并且出口额在2006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如果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2008年我国的贸易总额将会超过德国而位居第二位，并且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超过美国。然而，与对外贸易大国地位相比，我国的国际贸易摩擦情况也是毫不逊色。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特保及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层出不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谓是出尽了风头并成为全球贸易的焦点。这其中，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最引人关注，原因之一是美国是我国的最大贸易国，也是最大顺差国，中美贸易直接关系我国对外贸易的生死存亡；原因之二在于美国也是我们的主要贸易摩擦国，理所应当的会受格外关注。然而，我们知道，要解决好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首要的必须找到摩擦的原因，这样才能够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策。
国内外很多文献研究了贸易摩擦的成因。国外方面，文献基本从保护主义的动机出发，指出贸易一方的贸易保护行为导致了摩擦的产生，这些文献大多从一般性角度研究问题，较少只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具体分析。如Sturm在他的论文“产品标准、贸易争端和保护主义”中指出，贸易进口国总是倾向于制订较高的标准，以保护国内产业，结果就是贸易争端不断[1]；Yoshimatsu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动因。他的结论是，保护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动机是贸易摩擦的原因，且摩擦的程度与两国间产业相互关联程度相关[2]；Bown就GATT框架下保护主义导致贸易争端的事实作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报复性心理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制定，从而可以解释贸易争端的存在[3]；Irwin和Pavcnik分析了空中客车和波音两家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文章在假定离散选择、差别产品需求的情况下分析两家航空公司的竞争行为，同时估测了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争端情形，发现两家企业对于政府的游说和寻租行为导致了贸易争端的产生和激化[4]；Baron的文献总结和归纳了企业行为对于贸易摩擦形成的影响，论文以柯达和富士胶卷的竞争为例，研究了企业的综合竞争策略（包括市场策略和非市场策略）与国际贸易争端的产生，作者指出，正是企业根据自己的综合竞争策略向本国政府寻求保护的寻租行为导致了两国政府间的贸易争端[5]。
国内方面，基本将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归咎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方面，石磊、寇宗来认为，中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不对称，从而贸易摩擦不断[6]；陈泰锋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产业结构不协调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7]；胡静寅指出经济民族主义是中美贸易摩擦形成的原因[8]。政治方面，李丽认为，美国贸易政策的特点和贸易政策制定的游戏规则引起了贸易摩擦[9]；查贵勇、高凡也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性原因[10]。
以上的文献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犹如国外文献指出的，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总体来说也是美国的一种产业保护行为，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利益，保护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但让人费解的是，中美贸易基本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互补型贸易，我国出口美国的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对于这样一种美国的夕阳产业，为什么还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如此重视，千方百计地去保护呢？保护落后肯定对于美国经济总体来说是不利的，同时这些夕阳产业及其从业人员也不应该会有很大的政治游说力量，那么政府的保护又是源于什么样的目的？这正是本文所要揭示的问题。
二、中美贸易及摩擦现状
我们首先来看看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统计数据有着很大的差距，但一致的趋势是中美之间贸易量在快速增长，且中国贸易顺差越来越大，这也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频繁不断的一个原因。
再看看美中之间主要的贸易商品，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以服装、鞋帽、纺织品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在美国这样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国家是处于即将被淘汰的夕阳产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快地淘汰这些产业是有利于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但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夕阳产品对美国出口，受到了越来越强的贸易摩擦阻碍，从贸易理论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来说，保护是不应该发生的，然而事实却是中美贸易摩擦匪夷所思的喋喋不休。
表2是近年来美国向WTO提出的贸易争端申诉情况，表3是我国入世以来美国对我国发起特保措施的案例情况。另据WTO网站的贸易争端统计资料显示，从WTO成立以来至2007年4月底，美国作为申诉国共提出了88项争端案件，而作为应诉国共被提出97项案件；其中，中国向WTO提出的美国贸易争端案件1项（DS252），美国则提出关于中国的贸易争端案5件。这些中美贸易争端案件中，美国基本都是针对我国对其出口较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出的，这无不显示了其贸易保护的动机。
2007年1―4月，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这些受调查的产品也基本都是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或者是资源密集型的产品，这些产业处于全球分工链的底端，由我国来生产和供应对于世界总福利的提高是有益的，但美国还是会以贸易摩擦的形式进行保护。从2004―2007年美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总量以及针对中国的调查案件数来看，我国受调查的案件数几乎占到了总数的1/2。美国之所以没有把摩擦的矛头瞄准和其有同种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而却把摩擦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身上，虽然说这可能有对我国贸易量大的缘故，但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具有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倾向。
表52007年1―4月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情况
以上的一些具体数据，给我们展示了中美之间贸易及摩擦的具体情形，与此同时，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南北国家典型的不同产业层次间互补性贸易问什么还会遇到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如果说发展中国家采取保护措施，那是因为他们要实现本国产业结构提升或者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但发达国家完全是没有必要来保护本国的夕阳产业的。为了解释该现象，以下将提出笔者的猜想和证明。
三、边际保护、加权福利与摩擦的形成
实际上，现有对于中美贸易摩擦原因的文献似乎都没有很好地解释美国保护落后夕阳产业的原因。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对我国出口挑起贸易摩擦和争端，其原因肯定是该项措施能够增加美国的福利，至少是能够增加美国政府的福利，从这个程度上来说，政治性原因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而考虑到夕阳产业在美国应该是一个弱势群体，这就决定了很难让人想象他们会具有如此大的政治游说力量。既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美国政府制定保护落后产业的政策措施，笔者以为这是加权福利和不同群体收入边际效用差异化力量在起作用。
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边际保护”（Marginal Protection）的概念。所谓边际保护，有着多层含义，它既是对于现象的描述，也说明了其背后的原因。首先，边际保护可以理解成是对夕阳产业的保护，因为边际产业本身就是落后夕阳产业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际保护的概念是对贸易摩擦原因的一个现象描述。其次，在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说当我们持续消费同一件物品时，每增加一单位的消费量，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增加程度是递减的。按照这种原则，对于一个社会和国家来说，个体收入的基本平均就会有利于提高整个国家国民的总福利，而收入的差距过于极化不利于总福利的提高。正是这样的原因，一国政府往往会更多地关注穷人和低层次劳动力的利益和收入状况，因为他们的“一元”能够产生比富人的“一元”大得多的总福利，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一元不等于一元”命题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元就是一元”命题，其认为对任何为单纯促进平等而对富人和穷人实行差别对待的制度的方案来说，都存在着另一个不采用差别性待遇的方案，它不会使任何人境况恶化，且能够实现相同程度的平等，还能够增加政府的税收从而使每个人的境况改善。该类命题的具体分析参见参考文献［19］。。由此，政府往往就会更多地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美国夕阳产业的从业人员一般应该相对是低收入群体，对于他们的保护也就无可厚非，从而美国保护落后产业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边际保护的概念还有保护收入边际效用较高的群体所在的产业的含义，揭示了贸易摩擦的原因。
加权福利的概念也是起源于福利经济分析，它的起初构想应归功于Harberger，是指在经济政策中，特别是在成本收益分析中，明确地将分配问题考虑在内，应用分配加权，从而使一元钱对富人的价值少于对穷人的价值[11]。加权福利的思想后来又被运用到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成为加权的社会福利贸易政策。该观点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对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计量，但由于每一元的得益或损失对不同的社会集团不一样，所以在计量中不同集团的权数就不同，有的较大有的较小。结果，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就导致收入再分配向政府偏爱的集团倾斜。在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政府政策的偏向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富裕的发达国家，政策往往偏向低工资工人；有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资源丰富的国家，政策常常有利于城市工人而不利于农村[12]。
至此，笔者的思路就已经非常的清晰，由于夕阳产业工人处于低收入层次，对于他们的保护能够增加全社会的总体福利，所以政府的边际保护想法促使他们在进行政策成本收益分析时，给予夕阳产业利益更大的权数，这样加权福利结果得到的政策就是挑起贸易摩擦和争端，抑制他国的出口，保护本国产业。笔者用图1来描述该贸易摩擦形成的过程。
四、模型分析
笔者的模型借鉴Brander和Spencer[13]以及Bagwell和Staiger[14]的方法，不同的是，由于分析的需要，笔者将舍弃三国模型，而建立两个国家，一种商品的局部均衡模型，同时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并在模型中引入边际保护参数。笔者假设两个国家为本国H和外国F，两国各有一个代表性厂商h和f，它们生产一种同质产品，两个代表性厂商是一种竞争关系（没有合作），其中厂商h在生产该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且它向F国出口，两个厂商在F国市场上竞争。由于国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结构环境，两个代表厂商均不能控制该同质产品的世界价格。笔者以上所作的假设基本是根据我国向美国出口贸易的情形来确定的，这样推导的结果将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一般地，笔者设定厂商h的供给和利润函数为Q(Ph)和∏(Ph)，这里Ph表示H国出口到F国的产品价格，同时也表示该类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同理，设定厂商f的供给和利润函数为Q(Pf)和∏(Pf)，这里Pf表示F国国内该商品的价格。笔者再假设F国对于该产品的需求函数是D(Pf)，这里的Pf是F国国内价格。由需求和供给函数的基本定律，有D′(Pf)0和Q′(Ph)>0。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构下，应该有Ph = Pf，但笔者假设，F国出于保护本国边际产业，会采取一定的贸易措施，制定贸易壁垒τ，假定这是一个大国模型，则该贸易壁垒使H国出口价格下降，而使F国国内价格上升，也就是Pf = Ph+τ，这里τ≥0，如果τ=0，则表明F国没有设立贸易壁垒，也就是没有贸易摩擦。这样，在局部均衡框架下，令厂商h的产品全部是用来出口的，所以有以下的市场出清条件：
为了使分析更加易于理解和方便，笔者遵照Bagwell和Staiger模型的方法，引入一个具体化的函数例子，这样可以使笔者以下的均衡分析有一个具体的解析形式。该具体化的函数是从一般均衡结果推导出来的，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是Q=(L)1/2，这里L是劳动，再假设劳动供给具有无限弹性且劳动工资为单位量1，这样厂商的最大化行为由以下规划确定：
再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C-C2/2)+N，这里C和N分别表示贸易商品的消费量和基准商品基准商品是指价格定为1，并作为一个基准的商品，其它商品价格以其为标准来确定的商品。这里的基准商品是指一国内非贸易商品，并将其价格设为1。（Numeraire Good）的消费量，这样，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形式为：
上式（5）中，笔者没有把两个企业f和h的比较优势状况区分开来，这样的假设下似乎两个企业是对称的，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笔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F国国内贸易政策制定，而不用将分析集中于两个企业的收益多少，故而为了分析方便，假设了对称的企业，这不会影响分析结论。再由市场出清条件（1），可以进一步计算出：
要让贸易能够开展，必须满足P*f >P*h>0，所以0≤τ＜2/3。笔者再来分析政府对于福利的计算方法，假设F国政府在计算本国福利时，认为本国边际产业工人收入的边际效用高于其它产业，所以出于边际保护的目的，他们会采用加权福利计算法。受到Baldwin[15]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6]以及Bagwell和Staiger政治经济变量引入法的启示，笔者引入加权福利变量β，这样两个国家政府的福利函数分别为:
这里，笔者只取了一个加权福利参数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其大小表现了政府对于厂商收益的关注程度和边际保护动机的强弱。而由于边际保护的存在，政府的福利计算中肯定会给予厂商的福利更大的权数，也就是β≥1，当β=1时，表示政府没有给予该边际产业保护，而如果β>1,则边际保护存在。式（7）中，笔者认为F国的总福利包括三块，∏(Pf)是厂商的收益，∫1P*fD（P）dP是消费者剩余收益，而τQ（Ph）表示由于F国的贸易壁垒带来的政府转移收益如果该贸易壁垒是关税的形式，则该部分是政府的关税收入，如果是配额或者其他非关税壁垒形式，我们可以认为该收益是出口国妥协措施或者出口企业寻租行为给进口国带来的收益。。将以上（5）和（6）式中的具体函数代入（7）式，可以计算出以下结果：
以上笔者已经计算出了均衡状态下F国将选择的贸易壁垒强度，由上式，很显然，当β=-2时，F国将选择自由贸易，不再设立贸易壁垒，这个结果似乎有悖常理，其可能的解释是政府比较厌恶该类产业的存在，或者说该产业是一种污染环境等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产业，抑或这种产业已经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时候政府会给予其-2的权数，政策选择就是引入完全竞争，让其走向破产。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β=1时，也就是政府没有边际保护的动机时，τ*=6/21，说明政府天然就具有保护国内产业的激励，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笔者的模型设计不够准确。但无论如何，显然根据（9）式有以下的结果：
这意味着，τ*随着β的增加而增加，随着β的降低而降低，即如果政府的边际保护动机越强，则实际的贸易壁垒强度越大，也就是贸易摩擦越剧烈。至此也就说明了，边际保护的动机引致加权的福利计算方法，又导致了贸易摩擦，或者是引致了贸易摩擦的加剧。（10）式中，笔者得出β
β>220>0>0或
1
实际上，笔者可以把（9）式中的结果变换为τ*=4822-β-2，这样可以很容易地画出β和τ*之间的函数图形，通过图形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同时，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可以得出结论一。
结论一：一国政府具有天然保护本国产业的动机，只要该产业不是具有负外部效应或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利，政府就会采取保护措施；同时，边际保护和加权福利增强了政府的保护动机，边际保护程度越高，则实际制定的贸易壁垒越高，贸易摩擦也就愈剧烈；这就证明了，由于边际保护的目的，即使是对于一国的夕阳产业，保护和贸易摩擦也会发生。
第二，我们再分析效率均衡的结果。
效率均衡就是从整个世界福利最大化角度来看的最优均衡状态。显然，世界的总福利应该是F国的福利和H国的福利之和，这里的福利计算是没有权数的。所以，效率均衡是由以下规划确定的：
上的结果说明，在全世界福利最大化均衡状态下，应该让τ*=0，也即F国没有设定贸易壁垒，是一种自由贸易的状态。这也再次证明了自由贸易是有利于全世界总福利的提高的，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全世界的共同发展。然而现实的情况，由于贸易给不同国家带来不对称的收益，再加上边际保护等原因，真正的自由贸易是不大可能实现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是现实世界的常态。由这一部分的分析，笔者能够得到结论二。
结论二：在实现全世界福利最大化的效率均衡状态下，可以推出τ*=0，即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均衡，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必然损失世界的总效用；但贸易政策是一国单边的决策过程，单边福利最大化的结果决定了贸易摩擦不可避免。
以上模型分析的结果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边际保护和福利的加权计算法引起贸易摩擦以及加剧贸易摩擦程度的过程。至此，我们不难理解，虽然中美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且中国出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美国属于即将被淘汰的夕阳和边际产业，但美国政府为了保护该产业从业人员（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和收入，从而产生了边际保护的想法，制定较高的贸易壁垒，从而产生贸易摩擦滋生和激化。
五、总结及启示
综上分析，笔者给出了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原因的一个解释，那就是边际保护动机导致了美国政府的加权福利计算，又引起了对于边际产业的过度保护，从而产生贸易摩擦滋生和激化。正是这样的原因，美国政府会令人费解地保护对于本国经济长期增长并不利的夕阳产业，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当然，笔者并不排除由于贸易过度失衡导致美国政府不满，但同时按照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无论两国之间的贸易如何失衡，只要市场是充分发挥作用的，贸易对于两国经济都是有益的，这再次说明，也许边际保护才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笔者提出的边际保护思想和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分析有着交叉的一致思路，那就是贸易摩擦是由于某种原因引起了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产生了偏向。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分析认为是企业的政治游说活动影响了政府，笔者的边际保护思想则具有更好的微观基础，那就是从收入边际效用差异出发，认为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边际效用高的原因影响了政府的决策，给出边际产业更大的福利计算权数，而最终制订更高的保护贸易政策，贸易摩擦也就接踵而至。
找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对于我们制定应对策略就会有很好的启示。
第一，贸易摩擦是美国政府的边际保护行为，该行为不可能因为简单的外在影响而消逝，所以我们应该能够预测到，中美贸易摩擦会长期的持续下去，只要我国对美出口保持较高的价值，摩擦不可避免，所以我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必须做好长期贸易战。
第二，解决贸易摩擦必须进一步加强和美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只有当美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我国，也就是相互依赖程度基本对称时，美国自然就会考虑到贸易摩擦的后果而毫不吝惜地舍弃边际保护的目的。
第三，我国经济贸易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提高质量和提升结构是下一步的主要任务，从此意义上来说，贸易摩擦也许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激励和推动作用，让我们不得不腾出一定的空间和精力来发展较高层次的产品生产，这也才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所在。
第四，任何贸易摩擦不可能仅是一个原因和因素所引起和导致的，所以笔者的分析仅是给出一个方面的合理而有力的解释，不可能囊括所有，也不可能解释一切中美贸易摩擦，所以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还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研究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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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7篇
近期,来自外部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升高,但我们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导致中国面临重重风险,在这个问题上很起劲的美国也将“得不偿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应该在市场供求的基础上保持基本稳定,并逐步扩大波动幅度,增强汇率弹性。
当前人民币升值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四重风险
第一,快速、大幅升值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在成功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后,“调结构”已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相对价格变化会促进企业转型和行业结构调整。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最近,一些行业进行了压力测试,劳动密集型产品普遍感到可以承受的升值空间十分有限,这与人民币在2006-2008年期间已有较大幅度升值关系十分密切。
还应当清楚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一定的水分,部分顺差是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流入中国的“热钱”。因此,中国的出口优势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样强大,对出口行业的承受能力应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升值,而无其他政策支持,出口行业将会难以承受。而且,去年底和今年初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所上涨。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出口产品的价格上,从而削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如果此时人民币再次走上升值之路,将会形成对出口部门的双重压力,非常不利于出口行业的稳步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
第二,缓慢升值并形成稳定预期易导致“热钱”加速流入。经验表明,人民币升值是导致“热钱”进一步流入的主要原因。对2006-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升值预期和中美利差与资本流入高度相关,人民币对美元每升值一个百分点和中美利差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各可能吸引每月5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流入。在2005-2007年间人民币升值较快时期,升值不但没有起到防止“热钱”流入、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还因为预期进一步升值反而加剧了境外资金流入、流动性增长过快的局面。
因此,人民币升值与“热钱”流入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旦形成“升值资本流入再升值资本进一步流入”的恶性循环,经济过热将难以避免。
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经济过热往往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流动性相对比较容易控制,外部资本的流入则防不胜防,给宏观调控增大压力与难度。经验表明,我国经济过热在很大程度上与“热钱”的推波助澜有关。2007年净新增外汇占款(剔除对冲掉的部分)2.6万亿,占当年新增M2的比重近45%,当时正是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物价涨幅扩大、经济有明显过热迹象的时期。
当前,外部流动性在危机后又明显增加,对其未来加大流入的可能性不能掉以轻心。海外资本的源源不断的流入,必将进一步推高境内资产价格,孕育新的资产泡沫,从而给货币政策带来新的更大压力。
第三,被迫升值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未来升值压力。其实,在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储蓄率有所上升,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较为明确、进口需求强劲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真实贸易顺差将趋于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自然会随之缓解。
但如前所述,中美贸易顺差应有部分是热钱在借道进入中国。如果人民币在压力下被迫升值,在升值反而加速资本流入的情况下,数据显示的贸易顺差很可能因为热钱“水分”的增多而没有呈现下降趋势,还可能进一步上升,从而给部分美国政客以强迫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理由。
在升值趋势明朗的情况下,伴随着资本金融账户顺差的扩大,甚至有可能形成升值-国际收支顺差上升-再升值-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上升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升值压力得不到缓解,还会因为资本流入过多带来流动性过剩、经济过热的局面,货币政策会面临新的尴尬的两难困境。
第四,以升值来抑制通胀并不可取。今年2月份CPI和PPI分别同比增长2.7%和5.4%,涨幅分别较上月扩大1.2和1.1个百分点。物价超预期上涨,进一步加大了通胀预期。
以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胀的观点似有重现,但我们坚持认为,无论是从理论和实践来看,以人民币加速升值来治理通胀都是不可取的。从政策功能属性来说,作为一种相对价格变量,汇率水平变化可以对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进行调节,以达到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治理通胀从来就不是汇率政策的主要功能。汇率并不是影响价格的唯一变量,行业组织、市场结构、差异产品等因素均是影响价格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对于石油、铁矿石等价格波动较大的资源类产品来说,升值的抑制作用不大。更由于传递不完全性的存在,最终消费品价格也难以发生明显变化。
我们以1995年3月至2007年3月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对抑制国内通胀的效果甚微。具体来说,人民币升值10%,进口价格指数大约下降不到0.3%,而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仅为0.1%,这表明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很不明显。同样,人民币升值对于进口价格指数上升的抑制作用要强于对消费价格指数的抑制作用,这说明货币升值在通过进口价格指数向消费价格指数传递的过程中,其传递性是递减的,正是这种衰减性影响了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
事实上,在2006-2008年人民币升值期间,我国CPI每年都出现了一轮上涨,且2008年是上涨幅度最大的,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实证研究同时还表明,如果希望通过升值来有效影响国内物价水平,那么短期内人民币需要有相当大的升值幅度。但这毫无疑问是以出口、产出大幅下降甚至是以就业形势严重恶化为代价。
美国强迫人民币升值将“得不偿失”
目前美国失业率较高,美国想通过多出口,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扩大就业。但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并不能有效改善中美贸易失衡,指望靠人民币升值来挽救美国经济、扩大就业机会的想法不仅不可能有明显收效,反而不利于美国和全球经济复苏。
第一,中国的真实贸易顺差规模并非数据显示的那样大。近年来,热钱流入问题一直受各方的关注。除了在资本和金融账户以及错误和遗漏中可以看到热钱的踪影外,经常账户中也存在十分明显的迹象。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突然从321亿美元增加到1020亿美元,并在随后的几年中持续增加,这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带来的资本流入增多就是原因之一。热钱披着各种合法的外衣持续不断地流入,只是在统计监测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难以真正认清其真面目。有关测算表明,近几年我国贸易顺差中热钱的比例占到60%以上。尽管测算方法和依据有待进一步推敲,但贸易顺差中存在一定比例的热钱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真实的中美贸易失衡很可能本就不十分严重。
第二,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有效改善美国贸易收支状况。以货币贬值来改善贸易收支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但这些条件在中美两国很可能都不具备。从2005年人民币汇改到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20%,但同期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却未见明显好转。显然,经常项目顺差并非仅仅是汇率问题那么简单。
而且,近年来国际经济学的最新研究认为,汇率变动能否影响到产品的最终价格、进而影响消费,还要视具体的定价方式。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以低端消费品为主,竞争较为激烈,中国企业定价能力不强,因而多以当地定价法为主,即在美国本土以美元表示的出口品价格不易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变动改变的仅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当地的美元价格变化不大,因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所受影响较小。根据有关估计,人民币升值1%,仅能够带动美国从中国进口品价格上升0.3%,对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不会有太大作用。
此外,美国对中国进口高新技术产品设置了多重贸易壁垒,限制美国高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两国贸易失衡的局面。
可见,中美之间存在的小于实际数据的失衡主要是由中美的经济结构以及美国单方面限制高新技术出口所致,以人民币升值来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就业机会的观点显而易见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已经失去的那些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也不可能再回到美国。事实上,远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前,美国已经开始大量失去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这实际上是由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成本和比较优势决定的。即便因为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产品退出美国市场,越南和印度等低成本国家的产品也会很快取代中国的出口地位,美国的公司不可能与这些低成本国家竞争。因此,中国的退出不会给美国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和就业的显著增加。
第四,美国从人民币升值中的所“得”将十分有限,所“失”却不小。毋庸置疑,得益于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美国民众是中美贸易的受益者,中美贸易有利于美国国民福利的提高。不可忽略的是,低价位的中国商品降低了消费者在日常消费上的支出,美国民众因此可以消费更多的高档商品和服务,从而有助于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
通过人民币升值或强行进行贸易制裁来限制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受损害的不仅是中国,更是享受中国廉价商品的美国消费者,从而对美国居民消费的恢复和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人民币若一次性大幅升值,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成本必将提高,盈利受到侵蚀,同样对美国经济不利。
很显然,人民币若大幅升值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火车头”均不利--中国经济减速,美国经济“熄火”,从而严重拖累全球经济的复苏。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也为其他经济体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增长机会。
综上所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以保持基本稳定为好,年内升值幅度控制在3%为宜,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以逐步小幅升值。
人民币币值稳定,不仅有助于中国出口企业的从容应对,留有充分时间进行企业转型和技术改造,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稳步推进,还有利于美国和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和稳定增长。中国应当继续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节,并适时、适度扩大波动幅度,增强汇率弹性,逐步放大汇率双向波动的区间,创造条件使阶段性的贬值预期能够得到反映,以避免形成持续的单边升值预期,缓解“热钱”流入的压力。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美国对华经济政策；非经济手段；体系特权；论文下载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对于他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可能对美国地位产生的影响甚为敏感和警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出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因此引起了美国的特别关注，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焦点之一。美方不仅担心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会挑战其经济霸主的地位，还担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会损害“华盛顿共识”在世界上的号召力。为了消除这些忧虑，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组合，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本文拟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进行梳理和阐述，并对美方政策组合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
经济手段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对华对策不仅包括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进口限制和出口扩张，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汇率保护主义”，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 中美建交之初，由于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安全需要，再加上中美经贸关系尚处于起步阶段，美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总体上持鼓励和开放的态度。两国建交后不久，美国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反映在双边贸易上是两国贸易额从1978年的11．146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80年的48．127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表1）。美国学者南希·塔克（nancybernkopf tucker）很好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总体特点：“（中美）针对苏联的共同战略计划促使从尼克松到老布什时期的美国政府向中国做出妥协让步，错综复杂的三角政治关系促进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和文化联系。”〔1〕
但是即使是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部分产品的迅速增长，美国立即挥动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一个著名的案例发生于1982—1983年间。在两国签订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的过程中，美方强硬要求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年增长率不能超过1％，对中国纺织品实施严格的进口限制，由此点燃了中美之间的第一次贸易战。〔2〕两国贸易的增长严重受挫，双边贸易额从1981年的54．68亿美元下降至1982年的51．958亿美元和1983年的44．202亿美元（表1）。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的迅速扩张，美国反复动用这一手段对来自中国的各类产品进行限制。
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中国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美 国 对 华 经 贸 政 策 中 又 增 加 了 一 个 新 的 手段———出口扩张，要求中国向美国产品开放国内市场。中美之 间 在 这 一 问 题 上 的 第 一 次 重 要 交 锋 发 生 在1992—1993年，美国要求中国取消诸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国内贸易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为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清除障碍。1992年8月，美国单方面要求中国立即按照美国条件开放中国市场，并以对总价达39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强征报复性关税发出制裁威胁，由此引发中国的反制措施。〔3〕1993年，新上任的克林顿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开放市场的最终期限，新一轮争端以中国取消283种产品的进口配额、降低234种产品的关税而收场。〔4〕
在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入世问题进行的谈判中，美国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史蒂芬· 科恩（stephencohen）等人的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和支持中国入世的实质并不是帮中国做好事，其实质是从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手中攫取尽可能多的妥协，迫使其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5〕在最终由中美签订的中国入世双边协定中，美国传统贸易 保 护 主 义 的 两 把 利 刃———进 口 限 制 和 出 口 扩张———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就出口扩张看，中国不仅同意大幅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而且还同意对外开放国内市场，除了农业和工业之外，包括像电信、金融、保险和资产管理等服务业的许多重要领域都允许外资进入。在进口限制方面，美国迫使中国接受了所谓的“超wto义务”（wto－plus commitments），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允许美国在中国某一类产品出口激增时动用“保障条款”以及“特殊保障条款”等贸易救济措施。对于美国强迫中国接受的这些“超wto义务”，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评论道：“这些条件……过于苛刻，已经违背了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6〕
中国入世以后，美国充分利用中国入世时做出的让步，进口限制和出口扩张两把传统保护主义的利刃锋芒毕露。世界银行的“全球反倾销数据库”显示，小布什政府执政的八年内，美国总共向中国发起了64项反倾销调查，平均每年8项。从2009年到2011年奥巴马政府当政的前三年，美国向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仍然维持高强度和高频率，共发起了21项，平均每年7项。而2012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又向中国发起了2项反倾销调查案。〔7〕同时，美方在打开中国市场方面毫不松懈，目前已将开放中国金融保险市场作为主要目标。
汇率保护主义〔8〕 随着中国于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与此同时，中美贸易额大幅增长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对于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经济学家有众多论述，主要有美国国内的低储蓄高消费、〔9〕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加工组装基地的地位、〔10〕中美双方统计差异、〔11〕美国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12〕以及美国自身的经济转型等原因。但是，美国政府和政客在寻找原因时并不遵从经济逻辑，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归咎于人民币的汇率。
美国针对中国的汇率保护主义手段起始于2003年。众多美国政客认为，中国为了促进出口和限制进口，故意“人为地”压低人民币汇率；中国对汇率的“操纵”是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鉴于这一认识，美方认为减小贸易逆差的最佳途径是迫使人民币升值，因此加大了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据经济学家加里·赫夫鲍尔（garyc．hufbauer）的不完全统计，2003年至2006年间，美国国会提出了23项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和决议，或者要求人民币直接升值，或者要求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13〕最擅长揪住人民币汇率问题大做文章的国会议员当属纽约州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拉汉姆（lindseygraham）。从2003年起两人多次联合发起议案，要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27．5％，否则就以惩罚性关税进行报复。〔14〕除了美国国会，美国行政部门也反复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美国财政部半年一次向国会提交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每一次都指出人民币币值太低，要求中国政府升值人民币。为了减轻美方的压力，中国政府从2005年7月1日开始调整了汇率政策，人民币开始升值。截至2012年3月，升值幅度已达24％。〔15〕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带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下降。中美学者的研究都发现，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美国对中国出口并未出现明显改善，中美贸易逆差却呈现不断增加趋势。〔16〕面对这些发现，汇率保护主义的拥护者本应进行反思，但是他们的对策却是指责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够，进一步要求中国政府调整汇率政策。2008年7月《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货币的升值幅度只达到了实际所需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的水平”。〔17〕由于这一思想的指导，美国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始终将人民币币值看作是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因此一直是近年来中美双方经贸关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之一。
非经济手段
除了上述的经济手段之外，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还使用了大量的非经济手段，主要包括：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妨碍正常的经济活动；在贸易逆差和汇率等问题上移花接木，把中国作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平衡和美国的经济霸权承担更大责任；诋毁中国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等。
经贸问题政治化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国家安全概念发生了变化，经济安全越来越成为大多数国家考虑的重点，结果是经贸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化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作为主导战后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的美国，经贸问题的政治化倾向超过了其他国家。美国学者i．m．戴斯勒在《美国贸易政治》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在所谓“1934年体制”下，美国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以及两党之间都存在一种默契，不利用贸易问题进行政治攻击。但是，随着二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上的崛起，这一默契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动摇，“政治化”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内容。〔18〕
鉴于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中国自然成为了美国贸易政治化的受害者。根据中国学者王勇的研究，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上的政治化做法已经几乎覆盖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各个领域和议题，包括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贸易救助问题、出口控制问题和投资问题等。美国对华贸易的这种“泛政治化”倾向不仅损害了双边经贸合作，妨碍正常经济交往，而且还“加剧了两国相互不信任，限制了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于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粘合’作用，妨碍了其‘正’外部效应的发挥。”〔19〕
美国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案例。在中海油提出竟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之后，竞争对手雪佛龙和美国国内政客立即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收购案进行阻挠。一项原本纯粹的经济活动被政治化。在美方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中海油最终退出收购，而雪佛龙则以低于中海油竞购的价格收购优尼科。〔20〕
寻找替罪羊 与经贸问题政治化紧密相关的是美国在经贸问题上推卸和开脱责任，寻找替罪羊，将由自身造成的问题归咎于中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对其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治操作。
如上文所述，美国巨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主要在于美国自身高消费低储蓄的行为和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不同地位。很明显，真正要对美国不平衡问题负责的是美国自己，正 如 尼 古 拉 斯 · 克 里 斯 托 弗 （nicholas d．kristof）所言，“那个扭曲国际资本流动、制造全球经济不稳定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21〕然而，对于美国国内的政客来说，接受这样的经济现实不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在他们看来，必须寻求其他手段，从贸易对象国身上找原因。
由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 源 国，中 国 自 然 成 为 最 大 的 替 罪 羊。兰 普 顿（david lampton）指出了美国政客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对中国提出的两大指责：“政客们不是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说，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引发了‘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担忧。”〔22〕在政客们的解读中，导致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元凶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不公平贸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因此，不难理解的是，美国政府反复指责人民币币值过低造成了国际经济的不平衡。
其实，美方提出的不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指控都没有经济学上的依据。针对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尼古拉斯·拉迪就指出，“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性，而不是什么不公平的贸易行为。”〔23〕同样，赫夫鲍尔等人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指控提出了反驳。“贸易逆差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2000年至2003年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不景气……和制造业生产力的提高。将贸易赤字等同于就业流失的政治计算不是过于夸大了其联系就是完全错误的。”〔24〕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将中国作为替罪羊的做法虽然经济上站不住脚，但是政客们却乐此不疲？答案是这样做能带来一箭双雕的政治好处。一方面，通过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移花接木，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美国政府实现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目的。美国将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工业流失等问题打包，全部归咎于中国，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美国经济进行调整、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与再培训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中国被认定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在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时就减少了顾虑，可以咄咄逼人，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开放市场，并在需要的时候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
分担责任 除了开脱自身责任外，美方还积极鼓励中国在美国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美国排忧解难，分担责任。最为著名的要求中国分担责任的例子是2008年前后一度流行的中美“两国集团”构想。〔25〕该构想由前美国政府官员、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首先提出，并得到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的呼应和推崇。伯格斯滕最早在2005年主编的《美国和世界经济》一书中抛出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26〕2008年又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详尽阐释了他的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共同掌舵全球治理的进程”，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盟的作用。〔27〕在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弗格森也参与了对中美“两国集团”概念的发展，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用以描述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上的共生关系。〔28〕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美“两国集团”的构想受到更多关注和推崇，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佐利克和林毅夫等人也开始参与倡导，并将其从先前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战略层面，作为纾解当时美国遇到的国内外困境的一个重要手段。〔29〕
美方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后提出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主要是基于实用主义原则，旨在让经济上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从美国身上接手更多责任，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维持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30〕美方的这一意图不仅在伯格斯滕、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人的文章中有清晰的说明，而且在2009年美国官方对华政策的论调中都有清晰的表现。例如，为了确保中国资金持续流向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于2009年上半年先后访华时，都充当了美国国债推销员的角色，以恳切的口吻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并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性。〔31〕
诋毁中国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对那些多年来按照西方国家提供的处方发展本国经济却效果不理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此，对所谓的“北京共识”或者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然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为了应对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挑战，美国采取了两面下手的对策。一方面，美国不遗余力地维护“华盛顿共识”的合法性。其实，美国国内从来不缺少对美国发展模式的溢美之词，从冷战结束之初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历史的终结”〔32〕到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告美国代表了“国家成功的惟一可持续的模式”，〔33〕都显示了美国对自身模式的高度自负。此外，美国还以同样的自负对外推行自己的模式。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有关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报告就显示出了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傲慢和自负。报告首先承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经济处方的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乏善可陈，但是报告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方案有问题，而是拉美地区接受“华盛顿共识”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34〕由此可见，美国全力维护自身模式的合法性，甚至不惜扭曲事实为“华盛顿共识”的教条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从话语上贬损中国的发展模式来应对挑战。第一个表现是指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违背自由贸易精神，不遵守规则，实行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重商主义”政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被推为美国对日政策“修正主义流派”教父的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将当年针对日本的指控直接套用在中国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华贸易问题不是一个贸易问题，而是‘制度摩擦’的一种表现……中国的发展战略大量借鉴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其秘诀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的规则进行变通，利用规则实现国家财富和权力。”〔35〕可以说，“重商主义”的标签被贴到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各个领域。2012年2月底，华盛顿智库“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一份题为《够了：对抗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的报告，报告称中国施行重商主义的规模“史无前例”，指责中国利用汇率操纵、补贴、关税、强制性技术转让、出口限制、标准设置和其他政策等来为各行业的公司———尤其先进科技产品和服务领域———获取“绝对优势”。〔36〕
与“重商主义”指控相关的另一个话语诋毁的表现是给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经济活动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2011年6月上旬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东非国家期间，就指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没有遵循国际准则，并警告非洲国家警惕“新殖民主义”。〔37〕美国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攻讦集中体现在前几年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期间。美国极力抢占国际话语的道德高地，不惜贬损中国，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为了石油利益而支持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地区施行“种族灭绝”的国家。〔38〕
此外，美国还到处传播中国经济发展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各种“威胁”，包括“就业威胁”———中国廉价产品涌入各国造成当地就业流失；“健康威胁”———中国的劣质产品危害外国用户的健康；“能源威胁”———中国为了点燃本国的经济引擎会用完全世界的能源；〔39〕以及“环境威胁”或“绿色威胁”———中国的经济活动造成各种全球环境问题，是“地球的毁灭者”。
体系建构者的特权
可以看出，美国在其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从体系层面考察，美国这种政策组合主要可以归因于两点。第一，美国看待国际经济关系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时主要是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实力的决定作用，并且在经济交往中更加关注相对收益（relativegains）。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waltz）论述了物质实力对一国国际地位的决定性作用：“一国的国际地位通常随其物质资源的增长而提升。拥有大国经济实力的国家最终都变成了强国，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与否。”〔41〕
正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关系是国家间实力竞争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部分，他们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必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强国，因此将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出于这种认识，美方自然会动用各种手段应对这一威胁，延迟中国的崛起。
第二，美国在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美国不仅承担了构建和维护现有体系的责任，而且还享有以体系构建者的身份优势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崛起大国进行打压遏制、推卸责任和话语诋毁的特权。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在建构国际经济活动的目的和主要规则方面起主导作用”。〔42〕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内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对这一体系的维护和扩展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当然，当美国以体系建构者的身份规划其世界经济体系时，它根据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喜好，保证体系建立以后美国能从中持续获取利益，享受制度分红。换句话说，当体系建立后，美国便成为体系特权的享受者。〔43〕美国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享受特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美元以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行全球。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就是，美国是当前“惟一一个能用自己的货币支付其全部进口产品的国家”。〔44〕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曾对美国的特权进行了更为透彻的阐述：“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其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赤字表明了其国际金融地位的强弱。对美国来说，情况正好相反。说实在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一直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揭示的不是美国的羸弱地位，而是美国在体系中的强大权力……美国可以毫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而其他国家却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美元支付，除非他们愿意承担难以接受的代价。”〔45〕
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入由美国建构和主导的国际组织时，美国便可以利用其手中的体系特权对这些国家设定加入组织的条件。美国在中国入世时之所以能够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且坚持不让步正是体系建构者特权的表现，体现的是制定规则的权力。而当中国加入了体系之后，美国可以继续利用其体系建构者的地位对中国的表现评头论足，要求其遵守体系规则。与此相一致的是，奥巴马总统近两年来在多个场合的演讲中打出所谓“规则牌”，三番五次要求“中国必须遵守规则”，以此“规范”中国的发展。为此，奥巴马政府还于2012年2月成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机构，旨在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开展调查和执法，确保相关国家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同样，美国利用了体系特权对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进行政治操作，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等国家。而当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构成挑战时，美国也动用了体系赋予的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模式进行贬损和诋毁。
结语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二重社会功能，它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保护环境和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另一方面又会损害社会公平，成为一些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我们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正视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以正确的态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一、引言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趋势，尤其是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作为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之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日趋增多。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是指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或法规，这些措施和法规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该国或该区域市场产生影响。tbt形式繁多，大致可归为五大类，即技术标准与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商品检疫检验措施；包装标志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已经遭遇了多次商品出口被拒的事件，给我国造成了很大损失，国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多是持一种批判态度。事实上，在国际分工格局变化的今天，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起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促进技术进步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会引发贸易争端，封闭市场，阻碍经济增长。因此，不同利益主体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甚至会出现激烈的冲突。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功能，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态度，进而影响有关决策。本文主要讨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双重社会功能，以期有助于人们更为准确地理解技术性贸易壁垒。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利于社会进步
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可以保护环境，保障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提高生活质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在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和便利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物过量排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技术壁垒之所以能在wto规则体系下存在与发展，最重要的是技术标准体现了对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生命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关怀，因此，也体现了对人类的福利和动植物的安全的终极关怀。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而制定的。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对食品卫生的要求正成为国际贸易的热点，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类和动植物却面临着更多的安全挑战。有些病虫如松树线虫，一旦由出口产品带入进口国，很容易在进口国领土上“定居”繁衍，造成危害。于是目的明确、用意良好的食品检验检疫和食品标准措施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
当今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开始由重视物质价值转向以强调非物质价值的绿色价值观，尤其在发达国家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和需求促进了国际贸易中绿色产品市场的扩大，为发达国家制定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提供了市场基础，使某些国家可以借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理由，提高环境水平、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环保技术落后，过于追求低成本等原因，采用的环境标准低于发达国家，这就为发达国家采用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商品进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贸易中也存在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如不安全家电、不安全儿童玩具、含汞化妆品、假药、旧服装、未经过安全证明的转基因食品、农药含量超标的食品等。如果不对这些商品的国际贸易严加限制，就会危害进口国国民的健康，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健康，在贸易中加强检验、检疫措施极为重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完全有必要就各种商品制定相关的技术规章、技术标准、认证程序、包装与标签的要求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一旦这些措施超出wto有关协议的规定与约束，就成为阻碍商品贸易的壁垒。
日趋成熟的消费群体对生命健康的重视，对消费的产品质量和档次的要求不断提高，技术贸易壁垒措施产生并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同时，随着新化学物质不断增多，导致近十多年以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气候变化、臭氧层损耗、温室效应、越界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与危险废物的处理，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内的土地资源退化、森林破坏、酸雨沉降、物种灭绝等，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地破坏。对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出现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保护健康与安全，促进公共目标的实现。技术法规与标准吸引着一个面临相似问题并能产生共同的消费利益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本身就是公共产品。比如制定有关废气排放量的技术法规与标准有助于保持清洁空气；可以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如强制规定产品的安全标准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国建立有效的tbt体系可以帮助其维护基本的安全。在国际贸易领域，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即绿色壁垒，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又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些产业将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会损害社会公平
虽然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保护环境和健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往往在环保绿色、安全卫生等名义的掩护下，打着合法的外衣行贸易保护之实。许多发达国家积极制定标准法规，为技术贸易壁垒提供法律支持。技术性贸易壁垒或者通过其数量控制机制的作用将外国产品阻挡在国门之外；或者通过价格控制机制，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出口方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出口方往往会对对方采取贸易报复措施，从而引起贸易纠纷和贸易战。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贸易争端的重要领域。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案例中，技术贸易壁垒就占据了28个，双边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争端更是层出不穷。
技术性贸易壁垒经常会被用为经济制裁的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常常会出现某些国家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例如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制裁的主要对象。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然与发达国家控制的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冲突。而西方发达国家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寻找各种借口对不合他们胃口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制裁或禁运。这种强权政治的行径遭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效果越来越差。这时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广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及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等特点而常被使用。
根据wto有关协定要求，在运用tbt时，不得任意采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但实际上，由于很难界定合法性和歧视性，加上tbt涉及面广，有关风险评估、科学论证及合理保护水平等常常引起争议，tbt较易被滥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发达国家利用tbt的合法性，变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其直接影响，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品由于技术、环保或劳工等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或被迫退出目标市场。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法规、法令等方式设置的技术壁垒的程度非常高，其中美国有2.5万个，英国有2.2万个，法国有1.6万个，日本仅在农残量方面的技术标准就达6000多个，这样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种产品无法进入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比如在肉类生产上我国一直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美国检验局采用拖延方式拒绝接受我国企业进行有关检验、审查申请，使我国对美国的肉类出口仍是空白；在机电产品方面，由于欧美等国严格规定机电产品的性能、排污量限制、兼容性、可回收率、节能性等，给发展中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带来了许多障碍；在纺织品方面，欧美调整了原产地规则，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了限制的目的；在化工产品、药品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就给市场准入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三个：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被拒之门外；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业无法承担费用，不得不退出市场。
四、简要结论
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有助于环境、健康等社会目标的实现，并具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一面，但同时会损害社会公平，成为一些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度出发，更加理性地看待各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应对国际贸易中层出不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我们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正视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以正确的态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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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研究美国对我国输美园艺产品发起的调查案件,发现:当前我国输美园艺产品遭遇的“合规性”贸易壁垒主要集中在反倾销和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但随着贸易的发展,面临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压力也在加剧。为此,建议企业和政府在应对“合规性”贸易壁垒中应该有进一步作为。
关键词:园艺产品;“合规性”贸易壁垒;对策
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美国是实施“合规性”贸易壁垒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所谓“合规性”贸易壁垒,是指那些在名义上符合或不违背WTO的有关规则,以维护公平贸易、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及动植物健康为依据,但实质上保护了本国产业和市场的贸易壁垒,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朱钟棣,2007)。本文在“合规性”贸易壁垒框架下,对中国园艺产品出口美国可能面临的贸易壁垒进行了分析。
一、中国园艺产品输美的贸易现状
(一)美国园艺产品进出口概况
美国是世界上园艺产品的生产大国,同时也是园艺产品的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园艺产品进出口量同时逐年增长,尤其是进口量增幅较大,2003年园艺产品进口额为21910031280美元,到了2007年,进口量已经达到32995106330美元①,几乎增长了一半。美国进口园艺产品的来源地比较集中,多集中在西半球国家,据2003-2007年FAS统计数据来看,美国园艺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33%)、欧盟(30%)、拉丁美洲(13%)和中美洲(6%)及加勒比海地区(1%)。此外,美国每年也从东亚地区(5%)进口一定量的园艺产品,其中也包括从中国进口的部分果蔬产品。
(二)中国园艺产品输美概况
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07年中美农产品贸易分析报告》,在园艺产品贸易中,我对美出口的茶叶、蔬菜和水果等增长较快。其中罐装蔬菜、水果和坚果(HS20)出口金额达96210万美元,增幅达到62%。对美20.2亿美元的出口金额中,加工水果和蔬菜的出口量最大,出口金额达到7.18亿美元,增幅为29.42%;其次是果汁和蔬菜汁,出口总金额为4.38亿美元,增幅达到112.59%;新鲜水果的出口金额是1.2亿美元,增幅31.7%。据海关统计数据资料显示,中国新鲜和冷冻或冷藏蔬菜出口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此外每年对美国的出口数量也很大,2006年输美金额就超过了152.2百万美元。
但从美国的园艺产品进口的总体来看,相对于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美国从我国进口的园艺产品份额不大,但处于增长势态,市场前景很大,竞争压力也较大。我国十一五规划指出“目前美国消费者每年消费的蔬菜和水果的数量比20年前增长了25%,对有机食品的需求高速增长。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水产品和园艺产品,尤其是鱼、肉、水果、坚果和蔬菜制成品的出口增长速度比较快。考虑到中美农产品贸易的互补和平衡关系,‘十一五’期间,应继续发挥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积极推动农产品对美国的出口”。鉴于此,研究美国对我国出口的园艺产品所设置的贸易壁垒,对于我国园艺产品开拓美国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中国园艺产品输美面临的“合规性”贸易壁垒
(一)反倾销贸易壁垒
1999年11月中美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中,规定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日起15年内,美国可以继续其现行的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即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根据目前欧美国家的实践,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商品的正常价值的方法不是遵循《反倾销协议》的相关规定,而是运用替代国价格、结构价格和相似产品在进口方的销售价格三种方法,这必然使得美方在确定商品正常价值时存在很大的灵活性。
美国是国际反倾销的主要指控国家。1995年至2005年上半年,美国向前十位对象国和地区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占到美国反倾销调查总量的61%,其中针对中国和台湾地区的分别占到16%和5%,中国成为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最大对象国。[1]美国反倾销应用主要集中在化工、贱金属、塑料、橡胶及其制品等,但也不乏针对相关园艺产品的反倾销指控,反倾销调查曾多次涉及鲜蒜、冷冻蘑菇、蘑菇罐头、非冷冻苹果汁和鲜浓缩苹果汁等园艺产品及其加工品。以1998年美国苹果汁生产商对从中国进口的浓缩苹果汁提起的反倾销诉讼为例,美国认为中国1995年到1998年间,浓缩苹果汁对美出口量增加了997%,平均价格下降了53%。1999年5月6日,美国苹果汁相关企业向美国商务部递交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征收91.84%的反倾销关税。面对美国专业的反倾销调查机构和从业人员,我国的园艺产品,尤其是一些传统的优势产品,在输美时面临着巨大的反倾销调查压力。
(二)反补贴贸易壁垒
2005年7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旨在对中国商品征收反补贴税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该法案要求将美国现行反补贴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2007年6月,美国对中输美的铜板纸征收99.65%的临时反补贴税,此举打破美国20多年来不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惯例,意味着我国产品在出口美国时,将面临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双重压力。1995年-2004年间,在全球发起的176起反补贴调查案件中,美国有70起,占到近40%,这使美国在使用反补贴调查规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增加了我国产品输美面临反补贴调查的危险性。
迄今为止,虽然美国尚未针对中国向其出口的园艺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但反补贴调查的范围极为广泛,涉及到中国的所有产业,因此我们输美的园艺产品同样也面临被调查的危险。而且反补贴调查针对的是政府行为,这意味着一旦美国对我国某项园艺产品提起反补贴调查,将会影响到我国的相关产业政策和国家对该产业或产品的经济调控。
(三)保障措施
由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引起的调查事件比较少。在中国出口的动植物产品中,仅遇到一例保障措施的调查案件,即2006年欧盟对华冷冻草莓的保障措施调查。[2]美国还未曾对中国出口园艺产品发起保障措施调查,这说明保障措施并不是我国园艺产品输美所遭遇的主要贸易壁垒,但并不代表着我国园艺产品在输美时不会遭遇保障措施壁垒。
美国实施保障措施主要依据其国内立法,即《1974年贸易法》。[3]加入世贸之前,美国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针对中国产品的保障措施适用该法案的406节。1999年,美国在向其国会提交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中,在第一部分中终止了406节对中国的适用,同时在《1974年贸易法》中增加第421-423节,该部分成为专门针对中国的特保措施。该规定明显具有歧视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与WTO的《保障措施协议》相悖,且操作的随意性很大,对我国园艺产品出口构成极大的威胁。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美国的技术法规体系和管理体系都比较健全,且重视使用国内标准,其认证和技术标准的制定都是行业内或民间机构自愿协调一致的结果,虽然其国内的多数企业能够做到符合标准,但对于其他国家可能就是贸易壁垒了。我国在输美园艺产品贸易中,尤其应该注意的几个方面[4]:
1.技术方面的规定。如有关产品标签的规定、产品销售季节的规定、是否有进口许可证及配额限制的规定以及对包装材料是否有特殊要求等等。标签是美国食品方面的主要管理手段之一,食品标签多达20多种,而且年年修改补充,涉及《联邦法典》《美国食品标签法》等多项法律规定。2002年10月,美国农业部还制订了全新的有机食品标签法规,凡是有机程度达到或超过95%的食品都可以贴上专门的新标记,食品是否具备贴上有机食品标签的资格,需得到美国农业布批准设立的机构认证。在包装方面,美国更是提出一些苛刻的标准,以提高市场准入难度。例如,1998年9月,就中国出口商品包装使用未经处理的木料,美方要求中国商品在90天之内更换经高温处理、熏蒸或防腐处理的包装,否则一律拒绝产品入关。从1998年底开始,我国输美商品木质包装材料要求必须附有我官方检疫证书,证明该材料已经热处理,熏蒸处理或用预防药剂处理,无本质包装商品须由出口商在出口单证上声明无木质包装材料,违规货物将被整批禁止入境或在美方认可的条件下,将木质包装材料销毁或退回中国。
2.化学残留物的规定。如进口产品最高化学残留物含量指数、化学残留物种类、添加剂使用情况、是否准许使用腊等。美国有关化学残留物规定不仅数量大,而且相关规定出台和修改的频率也极高,以2006年为例,[2]美国先后修订了草酰胺杀虫剂残留限量规定,有关二甲戊乐灵限量的法规,免除了硅酸钾限量要求,规定了杀虫剂吡虫啉残留限量,免除异佛乐酮残留限量和被或分为磷翅类昆虫信息素生化物残留限量的要求,制定了杀虫剂茵多杀、联苯菊酯残留限量的法规,免除亚磷酸及其铵盐、钠盐和钾盐的限量要求,制定精-异丙甲草胺和杀虫剂苯噻菌胺以及香蕉内/表杀虫剂叶菌唑和唑嘧磺草案限量规定。此外,该年度还颁布了一系列当年尚未实施或存在颁布意向的几十条的法律法规。
3.产品检验、检疫标准和方法的有关规定,特别是有关中美双边的园艺产品进出口检疫协议。美国涉及园艺产品卫生安全检疫的包括《植物检疫法》、《联邦植物虫害法》以及《外国植物检疫通告》等多项法律法规。具体执行卫生检疫的职能部门包括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局(APHIS)、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等,各部门所关注的重点又各不相同。此外,涉及园艺产品的还有《动植物福利法》等纷繁复杂的众多法律规定。
4.植物病虫害的有关限制规定。如美国严格控制哪些病虫害入境,对检验出带病虫害的园艺产品如何处理等。举例来说,2001年,美国检疫人员反映他们在从我国河北省到港的鸭梨上截获了一种新的梨果病害,输美鸭梨遭到退货,并立即宣布暂停从我国进口鸭梨。2006年11月15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查服务局还更新了包括食品在内的多种混杂物品的进口指南,其中声明禁止所有含有菟丝子种子的物品进入美国,这对中国乃至亚洲的一些中草药商带来很大的冲击。美国还禁止使用甘草、稻草、谷糠等作为包装或填充材料,以防止疫虫进入。[3]从这些案例和规定足以见得,在输美园艺产品贸易中,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导致出口受挫,尤其是虫害控制上,一旦某一批产品被拒,可能影响的是整个国家对于该产品的出口。
三、对策与建议
针对以上输美园艺产品面临的“合规性”贸易壁垒,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企业积极应诉,政府与行业协会保驾护航
在以往涉诉的中国企业在面对外国调查时,往往因消极应诉而延误最佳抗辩时机,最终遭遇贸易壁垒,然而事实上已有很多企业通过积极应诉成功获得对外出口“零税率”。面对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诉讼,企业应该摒弃侥幸和逃避的心理,积极应诉,以法律武器维护行业和自身的合法权利。现阶段我国总体反倾销、反补贴应诉的能力还不高,行业协会和政府职能部门在应诉中的作为能力有限,因此应该注重政府和行业组织在企业应对贸易壁垒时的保障和指导功能,做企业积极应诉的坚实后盾。
(二)确保产品质量,组织产品有序出口
园艺产品行业出口应该加强自律,防止出现个别企业出于私利而进行低价倾销的行为,维护整体行业形象。企业在生产中应该加强标准化工作,提升技术水平,保证产品质量,同时还要重视标签和包装要求。作为出口企业,应该积极了解掌握美国园艺产品的安全卫生检疫要求,关注美国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动态。检验检疫部门也应不断提升检验检疫能力,对美国市场杜绝的病虫害及其携带体的检验检疫各环节进行严格把关,保证我国出口园艺产品符合美国的进口要求,尽量避免出现此类退货事件。
(三)利用各种国际法规维护自身权利
在园艺产品输美遭遇贸易壁垒时,应该充分利用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WTO反倾销规则以及世贸组织反倾销守则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的规定,进行积极抗辩。尤其是在应对反倾销诉讼中,我方要勇于请求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裁决指定与我国水平相当的适当“替代国”,以在应诉抗辩中维护自身权利。
(四)加强贸易双方的沟通与协商
贸易壁垒引发的贸易战对双方来说都会造成利益的损失,为避免这种争端,贸易双方应进行全方面、多层面的沟通与交流,就双方所关心的贸易壁垒问题进行协调与磋商。有关部门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双边协调,争取美国有关机构对我国检验、检疫证书的认可,简化入关程序,提高贸易效率。
(五)建立针对贸易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