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告别“高顺差”时代

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水平和比较优势在贸易上的真实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欧美发达国家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我国紧紧抓住这一全球化分工的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靠庞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也由此迅速崛起为全球出口大国。然而，在中国成为出口大国的同时也积累起巨大的外部不平衡。

过度的外贸顺差是全球经济

不平衡的一种体现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公认的衡量失衡程度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流量指标，主要包括经常账户赤字和国民储蓄率；另一类是存量指标，主要包括对外负债和外汇储备余额。而随着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失衡越来越成为各国关注的普遍一体后，2011年G20巴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确定了6个全球失衡的衡量指标，其中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等四项指标是衡量内部失衡的，贸易账户、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指标是衡量外部失衡的。

高额顺差背后是资本与劳动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平衡。

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由此，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润极大化原则进行配置。

压低要素价格提高资本利润率。中国目前的资本／劳动比只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世界银行基于中国120个城市的1.24万家企业的抽样调查得到，中国工业企业2005年平均净资产回报率超过15％，私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达到19％，外资企业为22％，均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高收益利润缘何而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劳动力价格长期扭曲。就劳动力成本而言，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1998N2008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中国一直在经历着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着相应的成本。3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是国际资本大规模流人的一个重要条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力价格、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主要由利率管制、资本管制、信贷控制、汇率水平所影响)、土地价格、能源与环境成本所存在的相对扭曲是中国国际顺差扩张的根本原因。定量上的分析发现，劳动力成本与资金价格扭曲是最主要的两个贡献因素，在2008年，两者的贡献度分别达到34％和32％。此外，多年来，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政府以几乎零租金的价格向外商提供土地，这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是在土地资源价格存在大量扭曲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正是这种扭曲在某些行业和地区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几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

商顺差没有获得高收益。一方面，中国制造创造的财富价值并没有增加，按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计算，消费者支出的88.5％其实花在了“美国制造”上，包括占消费支出大头的服务费厢。事实上，美国消费者支出只有2.7％花在了中国制造的商品本身上。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对美出口占中国对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89年的6.6％增长到2008年的17.7％。与此同时，尽管美对华出口总额在不断上升，但其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却从1989年的9.7％降到2008年的7.2％；而另一方面，贸易条件又有所恶化。根据计算，2003年以来，中国货物贸易条件(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最好的季度是金融危机对商品价格影响最大的2009年一季度。从这一季度至今两年来，进口价格(季平均)上升了32.2％，出口价格上升了5.6％，贸易条件下降了20.1％。季调后2011年一季度货物进口额4497亿美元，按年率算近1.8万亿美元(约合11.8万亿元)。进口价格较出口价格多上升20％，意味着2万多亿元人民币损失。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国民收入真实增长率明显低于生产法GDP真实增长率。

金融危机后全球失衡状况进一步加深

一是从衡量失衡的流量指标看，作为主要的逆差贡献国，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虽然经常账户逆差幅度短期内有所减小，但仍保持很高的逆差水平；从存量指标看，经常账户逆差持续累积的结果是美国对外负债也持续累积，而且政府债务在2011年将超过GDP。美国的失衡程度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有所加深。作为全球失衡的最重要一极，美国失衡情况的日益加深，使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前景堪忧。

二是从衡量失衡的流量指标看，作为顺差主要贡献国，中国、日本和德国的经常项目盈余虽然受危机影响有所减少，尤其是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开始下降，但盈余的规模仍比较大；从衡量失衡的存量指标看，这些国家外汇储备持续累积，尤其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迅猛，2011年6月已经逼近3.2万亿美元。与美国巨额对外负债相对应，盈余国家外汇储备持续累积表明全球失衡程度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深。

当前，面对全球需求结构调整和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弱，纠结于复苏与平衡的全球经济，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凸显出其复杂性。全球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在下降，最稀缺的资源是国际市场空间，中国既要着力扩大内需市场，又要压缩过剩生产能力和争取新兴产业市场空间，调整压力明显加大，从而经历外需停滞不前而内需尚未培育成熟的“转型镇痛期”，这决定了为降低转型的经济成本，我们也不可能承受过大的贸易逆差。

扩大进口促进中国经济走向更加均衡的增长

长期以来，在评价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人们几乎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出口上，从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到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都是如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作为拉动总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贸易差额的增加对短期产出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出口是注入，与短期产出正相关；进口是漏出，是国民收入的漏出项，是经济增长的减量因子，与短期产出负相关，受此重商主义影响，我国外贸领域中的“重出口轻进口”思想一直十分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口明显少于出口，除1993年为贸易逆差外，其余年份均有相当规模的顺差。特别

是2004年以后，进口增速明显低于出口增速，贸易顺差急剧增多。仅从量的角度看，顺差扩大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若从质的角度考察，净出口规模的大小并不一定等同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关注贸易顺差下中国的贸易利得比关注贸易顺差本身更加重要，从贸易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贸易顺差对于增进国民福利，警惕增长失衡，解决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有着更重要的意义。需要调整和转变我国“流出财富，留下顺差”的贸易政策体系，致力于贸易平衡。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通过资本品进口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在不断技术改进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形成动态效益，促进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自主技术创新，通过进口替代省内低效率产业，将生产要素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带动产业升级，获取结构效率。我国目前资本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因素的提高，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

近年来，我国的进口增长加快，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货物贸易第三大进口国。但是与出口相比，进口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还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长期以来，在分析与评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往往把净出口与投资和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出口和贸易顺差上，然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绝不可忽视。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两个指标来作定量分析。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CXD)是指一定时期进口增量与GDP增量之比，反映经济增长中进口增加所起的拉动作用程度。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LDD)是指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与GDP增长率的乘积，反映经济增长率中进口贸易的贡献程度。1978-2008年我国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波动较大，呈现不规则波动。总的来说，30年来我国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仍然达到了0.239，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中进口增加所起的拉动作用为23.9％；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平均达到2.243，表明进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2.243个百分点。

此外，进口对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内需的作用也十分明显，计算表明，在其他条件恒定时，消费品进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上升0.699个百分点。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的预测，中国在2025年前很可能将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拉升到50％以上。届时，中国的消费率，与欧洲和亚洲的发达经济体基本持平，从而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麦肯锡估计，十年后，全球经济每年可有1.9万亿美元的净新增消费，由于中国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并逐步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中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将从目前的8.50％上升至13％，进口的扩大将对我国内需型社会的形成意义重大。

加速实施中国贸易平衡战略

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经济利益与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相融合的产物，也是一个国家利益在对外交往中的具体体现。从总量上看，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78年增长了68倍，年均增长16.8％。在未来三年内，中国将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我国贸易总量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不仅仅是位次的上移，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全球贸易格局、全球经济格局乃至全球政治格局新的洗牌和调整。应该改变这种规模扩张、数量扩张和外延扩张的道路，改变对外贸易的核心抗争力、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低下的被动格局。当前，中国外贸战略结构转型正在加速推进，调整贸易发展模式、贸易结构和贸易政策势在必行，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度扩大进口，优化进口结构，实现贸易平衡。

从实施进出口贸易平衡策略、建立国内外统筹的资源开发储备体制方面考虑实行开放经济新战略。长期以来，我国外贸政策的重点和人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出口，并已形成T--整套较为完善的出口政策促进和调控体系，而进口调控政策相对滞后，并偏重于生产型进口导向政策，最终消费品进口少，进口促进政策和便利化措施较为薄弱，尚不能完全适应积极扩大进口的需要。特别是进口管理体制不健全，进口效率不高、进口商品结构不甚合理，战略储备性商品进口少、软性技术进口少以及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

因此，未来中国应从宏观上调控进口产品的商品结构，从而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做好稀缺资源和先进技术的进口。对于国内稀缺、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原料可用进口原料予以替代，并进行国内的战略储备。对国内支柱产业和技术落后产业则可采用进口促进策略，着重引进关键设备和创新技术，在分享国外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保证国内经济、对外贸易长期健康发展，提升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促进内需型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