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纸币漫谈之十一:银行来了(下)

现代意义的银行，按照《中华金融辞库》的解释是“经营存款、贷款、汇兑、结算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的金融机构”。不过银行在起源阶段其功能大多比较简单。

古代的“金融”

金融者，金钱的融通，融通的基本要素自然是信用。在唐朝以前，信用的主要方式是借贷，而借贷中的债权方多是政府或是富户。政府的借贷主要面向农户，是政策，富户的借贷是一对一的个案行为，都还没有形成商业性的专门机构。到了唐朝，商业迅速发展，于是早期的专门金融机构开始出现。唐朝首都长安的商业最为繁荣。在长安建城的时候，城内东西两边就专门规划了两个“中央商务区”，叫做“东市”和“西市”。无论是外国来的商人还是国内的商人，都集中在“市”内设店铺。由于大宗商务，像西域来的毛毯、黄铜、乐器，南方来的木材、药材，山东、四川来的丝绸，江西、安徽来的茶叶，湖南来的陶瓷等等都在“市”内交易，这样“市”内的货币流量就相当大，对于商人特别是行商就有许多不便。于是，“市”里就出现了一种“柜坊”，专事代人存储钱币。古书《太平广记》里曾记载有一个叫窦（yì，音义）的人，眼光独到，由于他帮助了一位姓米的胡人，这个胡人就告诉他，西市的柜坊很赚钱，帮助他把整个柜坊盘了下来。中国本没有米姓，姓米的胡人是从中亚米国来的粟特族商人，他们以国为姓。因为这些长途贩运的商人对柜坊有比本地商人更大的需求和了解。很可能，柜坊不仅替人存钱，而且手里有了很多钱后，就会用来放贷。

唐朝的商业和手工业已经有了按经营业务区分的“行”。长安的东市、西市共有200多个行，每个行都有头儿，叫“行首”，大概是召集人的意思。外地城市也有行，其中经营贵金属加工的“金银行”最为赚钱。《太平广记》还记述说，苏州阊门内的吴泰伯庙，每年春秋庙会的时候都要祭祀吴泰伯。祭祀时各行各业都来凑趣，争强斗胜，其中以金银行最惹人注目。行首带领各家金银铺，高举彩旗，后面跟上乐队，吹吹打打，胜过所有的行业。可见当时金银行实力之强。

宋朝的商业比之唐朝更为发达，信用当然也随之发展。特别是宋朝出现了纸币和一些有价证券，在商业发达的东南地区，就为金融中介机构的诞生创造了一个契机。在中国，这种中介机构往往依托实力雄厚的金银业而存在。在宋代地方志《建康志》（建康即今南京）中，不但有经营金银买卖和手工制作的“银行”，而且银行在秦淮河北岸聚集，形成了一条“银行街”。这是“银行”这个词汇首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南宋时期，银行街正中盖起了一座“规模宏壮”的东南佳丽楼（不要误会，这里的佳丽是佳美、壮丽的意思），成为南京城里的最高建筑，登楼可以北望中原，思念故国。

在南宋的首都临安（杭州），也有这样一条“金融街”，不过街上的店铺不叫银行。南宋人吴自牧写的《梦粱录》里记载，杭州“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也就是说首都的银行多了“盐钞引”交易的业务。原来在南宋初年，政府曾经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屯驻大军，军方向政府申请大量军费，却因为婺州交通不便，铜钱难以运进去。于是政府采用了“入中”的老办法，即招募商人向婺州输送粮草，然后发给一份“关子”，商人凭“关子”回到临安去领取铜钱，这样既免了向婺州运送铜钱的负担，又向大军供应了物资。设想是不错，可是当商人回到临安来领钱的时候，却往往不能如愿。因为钱币不足，每天只能发放三分之一的钱币。尽管政府动用一部分盐钞引，也就是食盐的专卖凭证来顶替钱币，但仍然无法满足兑现的要求。时间就是金钱，商人们是不能坐等山空的。于是都城金银铺发现了商机，他们利用自身实力，折价买下这些关子、盐钞，行商自可周转资金，金银铺也利用坐地的时间优势赚取差价。其规模之盛至于整条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这些金银铺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业务发展到了期票交易了。

明清时期的货币实行的是白银和铜钱并存的双轨制。白银与铜钱之间的比价是浮动的。百姓日常小额交易使用铜钱，而商人的大额交易和向政府缴税则使用白银，银铜之间必然发生兑换关系，以兑换为业的机构又出现了。到清代，发展最大的是票号和钱庄。票号的主业是异地汇兑，以山西商人为代表。钱庄的主业是兑换和存贷，以安徽和浙江商人为代表。但是这类信用机构大多是个人或合伙开办的，资本小，地域性强。到19世纪后期，官办的洋务运动和私人的民族工商业兴起，这种旧式的金融机构就完全不能适应需要了。

近代银行的“助产士”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了一系列通商口岸。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南从海南的琼州，北到辽宁的牛庄（今属鞍山市），沿海重要的商贸城市几乎都已开放。到19世纪末，被迫开放城市北达黑龙江，南达云南，内地已经深入到九江、汉口、沙市，甚至重庆。

西方列强在开放城市中，起初是开设商行，推销西方产品。不久为了运输的方便，又在沿海沿江开设轮船公司，首先是美商的旗昌公司，接着是英商的太古、怡和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沿海和长江的大部客货运输。然后又要求在中国内陆修筑铁路，修筑铁路并不是最终目的，列强要求的是铁路沿线的自然资源，煤矿、铁矿等等。由于一系列产业登陆，通讯要求自然产生。1870年，英国首先把海底电缆从香港拉到上海，第二年丹麦甚至想把海底电缆从海参崴拉到上海，只是由于清朝政府实在忧虑列强势力，才不同意列强把电报线拉上大陆。

1874年5月7日，日本军舰入侵中国的台湾省，六七天以后消息才传到北京，朝廷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处理大臣。任命到达福建，沈葆桢一面调动福建的兵船，一面写信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协商调派军队增援。待中国军舰6月下旬，日本早已建立起基地，设立了“总督府”。由于丧失了时机，最后只好以中国赔款换取日本退军。1879年俄国企图占领伊犁，中国派专使赴彼得堡谈判。专使利用洋人电报请示谈判事务，电报从俄国打到上海只要一天，而上海收到电报转投北京却要十天。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尴尬事件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外因，洋务派们开始努力建立自己的工厂、矿山、运输、通讯等事业。但是等到清朝的官僚们真想自己开办近代工业的时候才发现，要在近代工业上追赶西方，以当时的实力，“资本”成为一个极大的障碍。奔走在近代实业之间，积极推动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一个传奇人物――盛宣怀。

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他的祖父做过知州，父亲进士出身，可是他自己却只是一名秀才，青年时三次考举人不中，于是绝意科举，以“匡时济世”为己任，走上了务实的道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李鸿章幕府，甲午以后李鸿章失势，他又与张之洞合作，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实业的第一人。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商办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成为招商局督办；开办电报局，任天津电报局总办；接办了张之洞创设的钢铁厂、铁矿和煤矿；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晚清洋务运动，李鸿章和张之洞是推行最力的两个大员，然而他们是官场政治人物，新型企业的具体操办盛宣怀是出力最大的。按照清朝的官场惯例，如果不是考中进士的所谓“正途”出身，或者以举人身份先从下级官吏做起，是不能成为高级官员的。盛宣怀连举人都没有考上，却凭借他在实务上的功绩，游刃于官场和商场，由道员而少卿而侍郎（副部级），一直做到邮传部尚书（部长），赏紫禁城骑马。

在创办航运、煤矿、铁矿、铁厂、电报等一系列实业的过程中，盛宣怀深切地体会到，凭一己之力，或者凭一二商人之力，是无法毕近代工业之功的。19世纪70年代，盛宣怀办招商局的时候，招商局所收股金不过几十万两白银。到19世纪90年代，招商局的轮船码头货栈已经遍布沿海沿江，资本也不过以百万计。而1896年他被委任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后，预算仅卢汉一条铁路（即北京卢沟桥到汉口，后来改称京汉铁路）就需白银4000万两，这类需要庞大资金的实业项目，即使寻求社会游资，也绝不是一家一户的银号钱庄所能承担的。就在这一年，他又接办了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和煤矿铁矿。铁厂原料要依赖铁路，铁路的铁轨又要依赖铁厂。当时也曾有人主张向洋人银行举债，但是洋人银行集款债券的买家，也多是中国富商。盛宣怀给李鸿章上禀帖说“岂有聚吾国商民之财付英、德、法各银行之手，而自己这不为之料理，尚自诩足国足民，有是理乎！”所以他极力主张自己开办银行。随后他又向朝廷上奏，条陈创办银行的必要：“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同时他又亲自仿照汇丰银行起草了拟议中的银行章程。他在银行章程中明确写道：银行“不用委员而用董事，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这表明他决心把银行办成一个商业银行而不是政府的钱库。

创办银行的过程当然是不顺利的，障碍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国。内部阻力是，政府很不习惯按照市场规律创办一个不由自己控制的银行。外部阻力则是列强很不情愿中国有一家自己的银行。当时俄国正在筹办俄华道胜银行，甚至直接跑来质问盛宣怀，我们正在筹办银行，为什么你们自己办一个华商银行？盛宣怀断然回答，怎么能禁止本国商人开银行，做生意？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终于在上海正式开业，行名定为“中国通商银行”。银行规定股本白银500万两，先实收一半250万两，其中由招商局和电报局认购100万两，各总董认购100万两，其余50万两向社会华商招认。招商局和电报局的督办本来就是盛宣怀，各总董也是盛宣怀选派，盛宣怀虽然没有名列总董，但银行既是盛宣怀催生，实际还是盛宣怀控制。为了平息政府内部的不满，也为了维持商界信誉，盛宣怀采取不以政府入股方式参与银行，而是由政府出资200万两存入通商银行（实际先存100万两）。这200万两既可以使政府有利息收入，还因此答应以银行纯利的20%“报效”政府。这样做可谓“一箭三雕”：政府感觉银行有利可得；社会公众感觉连政府都存款在内，信誉显然可靠；而银行既得存款之利，又不使政府控制银行。

我们从一张中国通商银行的早期钞票来看，也很有意思。银行的中文行名是中国通商银行，但背面的英文行名却是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意为“银行”，显然，盛宣怀的如意算盘是想把中国通商银行办成近于中央银行的国家银行。但是事不如人愿，银行开办后，原争取到中央发文要求各地方解送官款都由通商银行汇缴，但各地多不愿把款交给通商银行办理。第三年，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入侵，银行遭到战乱洗劫。战后，政府又办起了大清户部银行，户部银行名正言顺地在钞票上用英文注明THE TA-CHING GOVERNMENT BANK（大清政府银行）。辛亥革命后，“帝国”字样显然不能再用，银行只好在英文“帝国”上加盖“商业”字样，还原成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了。

平民的银行

进入20世纪，中国出现了多家银行，但是这些银行并不为市井平民服务。通商银行亦官亦商，创办之初就是为铁路筹款，以后又瞩目于实业；大清户部银行规定“凡商业外之个人及小商业，本银行绝不与之作往来账，亦绝不与之作定期及不定期借款交易”；1908年成立的交通银行，上司是政府邮传部，目的就是经理“轮、路、邮、电”四政。但是这些银行却刺激了民间的金融意识，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平民开办的、为平民服务的商业银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无锡商人周舜卿创办的上海信成银行和镇江商人尹寿人创办的信义储蓄银行。

周舜卿学徒出身，后经营钢材和开办丝厂发迹，遂向日本学习，于1906年集资开办了信成银行，吸收社会小额游资，成为中国最早的民间储蓄银行。

尹寿人在镇江开有造纸厂，他于1906年开办的信义储蓄银行在钞票背面印上了一篇劝储长文。当时离新文化运动还有十年，但这篇长文却是通篇白话，很是有趣，放在这里供欣赏：

什么叫个储蓄银行呢？比方女人家来个会，零碎钱聚成趸当钱（当时俗语，即整钱）。但是来会的，先把（镇江方言，“把”即“给”）会头一份白大钱。到了会头坏了事，大家的本本利利都没有了。若是放在银行里，银行里不要你一个白大钱，银行资本数十万，在度支部、商部立了案，永远不得坏事的。银行好处说不尽，无论男妇老少穷和富，只要把随手零钱望（往）银行里头放，到了用著（着）他（它）的时候，到银行里头随便付出来，就成了一笔趸当钱。生意人有生意的时候，少叫两个局，少打两场牌，每月存起几块钱在银行，到了闲起来的时候付出来，也就在外不愁没事做，在家不听上人骂，不受老婆的气了。手艺人少掷两把色子，少吃两口烟，每月存起三两块，到了十几二十年，银行把你一千几百块。就是个挑脚的，抬轿的，剃头修脚的，也就可以改个行当儿，做个老班（即老板）了。储蓄的好处，实在说不尽。为父母的，若是怕著（诸）儿大没钱娶媳妇，女儿大了没钱把人家，就代他每月存一两块在银行，到了嫁娶的时候，就有银行一律代他包办了。老人家怕着死后没有棺材本儿，又怕着子孙没得靠，更是要赶紧在银行里，每年每月存几块，就有银行代您忙了你的生养死葬，连你子孙的饭碗，都代你安排好了。诸位听我言，勿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