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居民自雇者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1989—2009

时间:2022-07-05 02:09:47

中国城市居民自雇者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1989—2009

摘要

研究工资领取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文献较多,然而,关于自雇者的收入差距及贫困问题的研究却受到忽视。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检验了1989-2009年间我国自雇者群体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趋势变化。本文首先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进行了分组分解,分组选择了四个标志,分别是教育、行业、地区和性别,这样的分组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某些具有政策性意义的问题,然后使用Mookherjee方法对广义熵指数进行了组内不平等、人口比例、平均收入的变动分解,利用Ravallion方法对贫困指数进行了组内、组间及交互效应的分解,研究发现:进入本世纪以来,自雇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出现了持续上升的态势,贫困率居高不下;熟练劳动力的回报相对上升、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构成了自雇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趋势变化的主要成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组内不平等而言,教育和地区对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贡献较大,非熟练劳动力、中西部自雇者和服务行业的贫困上升是导致自雇群体总贫困上升的决定力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城市自雇;收入不平等;贫困; ShapleyShorrocks分解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2-0165-04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2.026

目前,我国城市中的自雇现象非常普遍。李实[1]的研究表明,2007年,从事私营和个体经营的自雇就业人员已占到城市就业人员的30%。自雇者大多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不享有福利、工作保障或国家劳动法律保护,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研究城市受雇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文献比比皆是,然而,关于自雇者的收入差距及贫困问题的研究却受到忽视。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过去20年中我国城市居民自雇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变化趋势。

1 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CHNS),该调查由美国North Carolina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联合执行。

1989-2009年城市自雇者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显示,自雇者占城市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从1989年9.5%,一直上升到2000年的最高点,达到17.8%,此后的年份该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16%以上。值得指出的是,从1993年起,自雇者占城市就业总人数的比例急剧上升,从11.1%上升到1997年的17.1%,再上升到2000年的最大值,这一期间正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期,政府针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抓大放小”政策使得大量国有企业要么转变为股份制,要么破产、合并或者被卖给私人,这些企业的员工随之变为非国有部门的员工。此外,分流下岗人员的数量大幅增加,这些人也流动到非国有部门受雇,抑或是从事自雇活动。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1993年以后的城市自雇者可能主要来自于社会边缘群体。

有关非农自雇的均值特征表明,相对应的受雇(或称他雇、工资雇佣)而言,自雇者的年龄更长、受教育程度更低,在婚者从事自雇的比例较高。自雇者的平均年龄为41岁,比受雇者的平均年龄高3岁多。

自雇者的教育程度呈现增长态势,自雇者中高中以上毕业的比例从1989年的23%提高到2004年的将近40%,此后年份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左右。女性自雇者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户主的自雇者上升,因为户主一般为非女性。自雇者从事服务行业的比例除了1989和1991年以外,其他年份的比例均超过50%。在1989年,城市非农自雇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城市自雇者仅为7%左右,到2009年,东、中、西部自雇比例各占30%多,可能的原因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部地区的受雇岗位增加,自雇者相应减少所致。

2 不平等与贫困

为准确剖析自雇者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变化,本文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进行了分组分解,分组选择了四个标志,分别是教育、行业、地区和性别,这样的分组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某些具有政策性意义的问题。

教育:人力资本认为,教育能通过增长个体的知识、技能等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从而增加个人收入并影响收入在个体之间的分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日臻完善,对熟练劳动力需求及熟练劳动力的工作回报都出现了增长趋势,高层次教育所获回报率的相对上升将难以避免。张车伟[2]的研究表明, 教育对城市就业收入差距的解释力越来越强,这种原因也可能适用于解释自雇者的收入不平等上升。教育和贫困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是已有文献的共识,教育程度提高会使得贫困发生率下降,然而,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回报率的相对降低会使得一些群体陷入贫困,自雇从业者恰恰是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本文按教育程度进行分组分解的目的是,试图探寻熟练劳动力日益增长的回报率和不断增长的人力资本对自雇者的收入不平等、贫困的影响程度。自雇样本按教育程度分为两类: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定义为自雇者的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及以下,熟练劳动力则是指自雇者的教育程度为高中毕业、 中等技术学校、职业学校毕业及以上者。

地区: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绩效存在巨大差异,可能会导致不同地区个体收入不同。陈斌开[3]对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研究都表明地区因素对收入差距扩大起到了显著作用,1990-2005 年间,地区对劳动收入差距的贡献呈上升趋势。贫困分布通常呈现出地区差异,中国贫困的广度与深度在沿海与内地之间就有很大的不同,万广华[4]认为内地不仅贫困绝对程度比沿海高,在减贫方面取得的进展也比沿海小。如描述分析部分所述,上世纪80年代末期西部自雇人群比率远远高于东部,而近年来,东中西部地区的自雇比例大体一致,这种地区自雇人群结构的变化对不平等和贫困可能会产生影响。该分组试图分析地区因素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我们把调查样本分为三个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包括辽宁、江苏、山东,中部包括黑龙江、河南、湖南、湖北,西部包括广西、贵州。

行业:熟练劳动力密集性产业的产品相对价格比非熟练劳动力密集性产业的产品价格要高,在熟练劳动力密集性产业中就业的个体无疑会受益,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迅速变迁,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强。当然,陈钊[5]认为在中国的行业收入不平等中,受非议最多的并不是因教育回报上升导致的收入不平等,而是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导致的收入不公。使用行业这种分组方法便于探寻自雇者行业内和行业间的变化情况,本文把就业行业分为服务业和非服务业两类。

性别:关于中国性别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基本都是围绕着“市场化与性别平等”这个命题展开,研究所持观点可分为三类: 一种认为市场化会增加性别歧视,因为女性在再分配体制中得到的保护逐渐消失;另一种观点刚好相反,认为市场化会减少性别歧视,因为市场带来竞争机制,性别等禀赋因素的作用在减弱;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市场化与性别平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在一般情况下,女性的收入低于男性,女性在自雇群体中的比例变动可能会影响到收入分配及贫困,为此,本文引入了性别这一分组。

3 实证分析

3.1 不平等分解

本研究使用属于广义熵指数系列的E0、E2来测度收入不平等。以E0、E2衡量的1989-2009年自雇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显示,1989-1991年,收入不平等下降,E0和E2分别下降了32.8%和49.3%。1991-1993年,收入不平等上升,E0和E2分别上升了30.1%和146.6%。1993-2000年,收入不平等出现了持续的下降,E0和E2分别下降了34.3%和68.2%。进入本世纪以来,收入不平等出现了持续上升的态势,2000-2009年,E0上升了157.7%,在这期间E2上升的幅度更大,达到454.1%。1989-2009年自雇者的收入不平等展现出了W形状的图景,W的两个较低点发生在1991年和2000年。

总体不平等指标E0、E2分解为组内和组间两部分,对按教育、地区、行业和性别的分组分解结果都显示,在所有年份,无论是以绝对数值衡量,还是

以占总不平等的相对数衡量,组内不平等都比组间不平等大。其中的原因在于自雇群体的异质性较强所致,比如在这期间自雇群体中既有能力较强的自愿“下海”者,也有被买断的“下岗”者;既有只是从事无雇工自雇者,也有从事带雇工的自雇者。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不平等上升时期,无论使用哪种分组标志,组间不平等占总不平等的份额也呈现上升态势,这表明自雇群体收入中存在某种程度的极化现象,这个结论对E0和E2都是稳健的。

接下来,我们转入对组内收入不平等的分析,组内收入不平等的分解结果显示,第一,虽然熟练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比非熟练劳动力高,但在2004年以前的多数年份里,熟练劳动力组内的收入不平等并不比非熟练劳动力组内不平等高,2004年后,熟练劳动力组内的收入不平等远远高于非熟练劳动力组内不平等。第二,1989年,西部地区的自雇者比例最高,平均收入最低,该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最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地区的自雇者比例和平均收入均上升,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呈现最强的上升态势。第三,在1989年,不同行业的组内不平等几乎构成了不平等的全部,从2000年起,组间不平等开始上升。第四,男性教育水平较高,收入也较高,但男性组内不平等并没有表现出比女性不平等更明显的趋高或趋低态势。

收入不平等的变动分解结果显示:

教育:无论是对不平等的上升期而言,还是对不平等的下降期而言,组内不平等的变化都解释了总不平等变化的绝大部分。在组内不平等的上升中,非熟练劳动力组内不平等的上升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例外的情况发生在2004-2006年间,这一期间熟练劳动力组内不平等的上升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在组内不平等下降中,非熟练劳动力组内不平等的下降也起到了决定作用。在绝大多数时间段内,熟练劳动力比例上升有减少组内不平等的作用,而熟练劳动力比例上升则有增加组间不平等的作用。

地区:如果不存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那么,1991-1993、2000-2004、2004-2006、2006-2009年的不平等将会分别下降大约30%、44%、19%、21%。地区平均收入差距增加对2000-2004、2004-2006年不平等上升的贡献率大约分别为16%、19%。在不平等上升或下降的中,组内不平等依然构成了最重要的部分。在组内不平等的上升中,尤其是2004-2009年时段中,东部组内不平等的上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东部地区自雇比例的上升对组内不平等从1997年开始就显现出了增强作用。

行业:除1993-1997年外,组内不平等在不平等上升或下降中的贡献都占最大份额,组间不平等变化的贡献只有边际意义。1997年以前,组内不平等的上升或下降主要是由于非服务行业不平等的上升或下降造成。1997年以后,在服务业和非服务业在组内不平等上升或下降中的地位比较中,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性别:所有的不平等上升(下降)几乎全部可以用组内不平等的上升(下降)来解释。组间平均收入的变化并没有对不平等的变化产生太大的影响。对组内不平等的上升而言,男性组内不平等上升和女性组内不平等上升起到的作用大致相当,但对组内不平等的下降而言,男性组内不平等起到的作用更大。

3.2 贫困分解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自雇者的贫困并没有减少,而是呈现增长态势,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自雇者的贫困更是居高不下。比如在2000年,自雇者的贫困人头率为16.8%,2004、2006、2009年的贫困人头率均接近30%,分别达到37.1%、27.8%和28.7%,这一时期也是自雇者收入不平等上升的时期。这说明与收入不平等上升相伴的往往是贫困的上升,不平等与贫困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

贫困的分组分解结果显示,女性、位于西部地区的自雇群体贫困发生率更高,贫困发生率在行业、教育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在1993年以前,服务行业的贫困率低于非服务行业,1993年以后的各个年份中,服务行业的贫困发生率均远远高于非服务行业的贫困发生率。在1997年以前,非熟练劳动力的贫困发生率有时比熟练劳动力还要低,1997年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里,非熟练劳动力的贫困发生率要高于熟练劳动力的贫困发生率。

我们把贫困变动分解为组内效应、组间效应和交互效应三类。

组内效应:无论是对1989-1991、2004-2006年这两个时段贫困的短时下降而言,还是对其他时期的贫困上升而言,组内效应大都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是不同组的组内贫困上升(下降)导致了总贫困的上升(下降)。

组间效应:在教育分组中,人口结构变化大多显示出了对贫困的抑制作用,这可以通过自雇群体的教育程度呈现上升态势来解释,熟练劳动力发生贫困的倾向较低,熟练劳动力的增加使得贫困发生率下降。同样的道理,东部地区的自雇者贫困发生率较低,由于东部地区的自雇者比例上升,所以,在贫困上升的多数年份里,地区分组的组间效应是负向的。服务行业的构成在多数年份中的变动不是太大,组间效应微弱,而且,组间效应对贫困的影响方向也不明朗。性别分组的组间效应也存在这种现象。

组内贫困变化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1989-1991年的贫困下降中,主要是熟练劳动力的贫困下降引起,而在2004-2006年的贫困下降中,非熟练劳动力的贫困下降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非熟练劳动力的贫困上升,几乎构成了自雇群体贫困上升的全部原因。其次,中西部自雇者的贫困下降,是导致自雇群体总体贫困下降的决定力量,而对总体贫困的上升而言,也是中西部自雇者的贫困上升所致,在贫困上升的绝大多数年份中,西部地区贫困上要比中部地区贫困上升发挥的作用大很多。再次,在贫困下降的1989-1991,2004-2006年两个时段中,前一阶段的贫困下降主要是由于非服务行业的贫困下降,而后一时期的贫困下降则主要是由于服务行业的下降造成。除2006-2009年外,服务行业的贫困上升构成了贫困上升的最主要部分。最后,男性和女性的贫困下降在总贫困的下降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大致相当,而对总贫困的上升而言,女性贫困的上升起到的作用更强一些。

4 结 论

本文研究目的是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1989-2009年数据,探寻在中国城市经历诸多变革的过去20年间,自雇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发生了怎样的趋势变化。研究发现:进入本世纪以来,自雇者收入不平等出现了持续上升的态势,贫困率也居高不下,我们把观测到的这种趋势分解为组内效应和组间效应,熟练劳动力的回报上升、地区差异及行业差异是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趋势变化的主要原因。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组内不平等而言,教育和地区对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贡献较大。当然,在不平等上升时期,我们也发现了组间不平等占总不平等的份额呈现上升态势的证据。随着市场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及熟练劳动力的回报都相对增加,使得熟练自雇者和非熟练自雇者的收入差距加大,收入不平等上升。自雇者多为非熟练劳动力,相对较低的回报对他们而言就意味着贫困,非熟练劳动力的贫困上升,几乎构成了自雇群体贫困上升的全部原因。随着东部自雇人群比例的增加,东部地区对近年来的收入不平等上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西部自雇者的贫困上升则是总贫困上升的主因。在行业分组分解中,我们还发现服务行业的贫困上升构成了贫困上升的最主要部分。

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政府在为从事服务行业的自雇者提供收入支持的同时,还应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自雇者教育的可及性,以减少该群体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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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of SelfEmployment in Urban China:1989-2009

XIE E1,2

(1.Research Institute for Fiscal Science,Ministry of Finance, Beijing 100142,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100,China)

Abstract Though much work has been done on document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rise in inequality for wage earners,not much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the selfemployed.Using the panel data of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s(1989-2009),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end in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among the selfemployed workers in urban China. Firstly, this paper does subgroup decomposition of th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dices. The subgroups are considered here by education level of the worker, sector of employment,region of employment, and gender.These distinctions are important for policy analysis. Then, uisng Mookherjee method, generalized entropy index can be divided into within group inequalities, population shares, and subgroup mean incomes;using Ravallion method, poverty indices can be decomposed as within group effect, between group effect, and interaction effect.The main conclusion is that inequality among the selfemployed has increased and poverty rate has been at the high level since 2000. Rising returns to skilled labor,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ectoral shifts in employment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explaining the trends in bo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However, within group inequality, for both education and regional decompositions, is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the increase in inequality. Increase in poverty among the selfemployed of unskilled labor and of middlewestern regions and in the service sector are the biggest contributors to the aggregate poverty. Finally,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this paper are given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Key words selfemploymen of urba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poverty; ShapleyShorrocks decomposition

收稿日期:2012-07-26

作者简介:解垩,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编号:11YJC79006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编号:20110490019);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基金(编号: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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