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视域下的民族传统文化回归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是其灵魂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民族精神的积淀，良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血液和进步的动力。现在提到“传统”，一般与“现代”对举，而在这样的话语构建与对立中，传统文化就被不知不觉地打上了老旧、落后、疏远的标签。这是现代文化强势话语建构的结果，而传统文化的远离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年代的久远，使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使它存在着远离现实的内在因素：可以用自己的生命自觉传承它的“道统”的人们没有了，它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它的基本价值取向很少可以影响人们的重大选择了。

然而在媒介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却存在着两面性：从积极的方面讲，大众传媒是传播传统文化的强势工具，尤其是电视、网络媒体，将传统文化视觉化、现代化，使其更符合视觉文化时代的需求而得以广泛传播，令传统走下“神坛”、走向大众，以寻求延续的空间。但从消极的方面讲，由于媒体在经济利益的追求下，在有限时间内为了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必然抽离出传统文化中适合于传播或娱乐的部分，这便使传统文化的多元性、深刻性丧失，代之以单一性、肤浅性。

今天，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的迷失，源于精神意义的空白和缺失，因此我们呼唤传统文化的回归。在媒介时代与视域下，探讨媒介在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方式、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颇具意义的话题。

台湾“原住民电视台”，是亚洲最早成立的少数族裔电视台，它属于台湾公共电视的一部分，以强调传统文化价值和族群认同的教育功能为宗旨的，相比较商业电视台来说，它更具有传播文化的自觉和责任，因此，它是研究媒体再现传统文化的良好样本。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民族传统文化限于台湾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他们的“族语”、祭祀、仪式、文学艺术、教育科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台湾“原住民电视台”的实践，为大陆媒体传播传统文化的方式提供借鉴，而他们存在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作者通过在台湾“原住民电视台”的实习考察与数据资料的搜集整理，在对几位节目制作人进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对此问题提出可供借鉴的意见与建议。此次访谈的对象是“原住民电视台”新闻部、节目部的经理和制作人，受访人工作领域涵盖了研究对象“原住民电视台”的主要节目形式，即新闻和节目，并且作为经理和制作人，访谈对象是最熟悉该媒体运作、制播过程的人，因此具有代表性。

台湾“原住民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当局为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传承发展之需要，应于公共电视、教育广播电台、无线电台及有线电视之公益频道中没置专属时段及频道，并于计算机网络中设置专属网站，并视实际需要设置其他文教传播媒体事业。在体认到没有媒体权就没有发言权的事实后， “原住民电视台”于2004年12月1日正式开台，并在2005年初开始进行节目制播与频道测试，2005年7月1日起正式开播，并经台视文化、东森电视台相继运作下，建立初步基础。2007年元月，“原住民电视台”转由公共广播电视集团营运，转型成非商业性少数民族的公共媒体平台，以提供民众知情的权利为基本原则，在电视平台上做双向传播。

“原住民电视台”的频道标识首先传递了其尊重、保护、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台标主体为红色的圆形，右上角配以绿、黄、蓝三色矛形线条。“圆”与“原住民”之“原”谐音；红色代表少数民族热情的性格，绿、黄、蓝三色代表了14个少数民族以其居住地域而划分成的高山、平原、海洋族群；而矛形线条既可以是少数民族祖先赖以生存的工具和武器。也可以代表勇士头冠上的三根羽毛。整个标识像纹面、像刺绣、像编织，无不与少数民族的传统息息相关，充满了原型的辨识度。

一、节目形态分析

“原住民电视台”是一个提供综合性节目的公共电视台，其节目设置包括新闻类、教育文化类、记录报导类和儿童少年类。根据该电视台2008年1―3季度的收视研究报告，其知名度、接触率和频道辨识度都是相当高的，这是媒体对传统文化传播作用的先决条件。

但在对“原住民电视台”频遭识别指标与受访人资料做交叉分析时，我们发现，在不知道该电视台在第16频道的受访者中以10―19岁居多，这一问题是应该得到重视和警觉的，因为这是一种传统在代际间断裂的表现。在现代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解决，那么这一文化断层将越来越无法弥补，直至传统文化成为“博物馆中的历史”以供人们遣忆。

针对这样的问题， “原住民电视台”首先是从“族语”上加以弥补的。因为电视台的工作者都已意识到，纵然语言是一个民族存亡与否的重要指标和维系其文化的纽带，但不可否认的是“族语”在当代台湾少数民族中的使用率急剧下降，尤其是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能在语言的留存上起作用。因此， “原住民电视台”坚持用“族语”播报新闻，希冀通过对“族语”接触率的提高，来唤起人们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敏感，进而去关注部落的文化、历史、现状及发展。

“原住民电视台”收视研究报告所提供的数据显示， “族语新闻”的接触率和偏好度都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而对于传统文化深层次内容的传播，该台奉行“本质不变、形式可变”的原则。例如教育文化类节目《原视音雄榜》。它是一档歌曲创作比赛节目，实际上更是一场系统的歌唱选秀比赛，于每周六晚7：30至9：30播出。目前已打造了三季节目，包括“第一季：青春歌手系列”、“第二季：圆梦歌手系列”、“第三季：怀念歌手系列”，以满足不同年龄和风格的选手参赛。该节目由少数民族歌手民雄担任主持，他曾因出演台湾本土电影《海角七号》而备受追捧。比赛分初赛、复赛和决赛。初赛以不分语言、清唱30秒的形式从台湾当地四个赛区中每区选出五位入选者，针对歌唱技巧和台风两项给予评分。20位入选者进入复赛后进入主题竞赛，包括必选曲目和自选曲目，而必选曲目为“族语歌曲”，自选曲目除了唱功的评分指标外，还注重创意的部分，即对传统少数民族歌曲的创造性发展。

通过比赛规则的制定，要求参赛选手必须参加演绎“族语”歌曲的环节，这就使传统文化中语言的因素渗透到节目中。该节目的制作人表示，很多原本不会说“族语”的选手已经开始学习“族语”。同时，通过这种创作比赛，激发少数民族传统的歌谣与现代元素相结合，一方面使传统音乐得以发展；另一方面也显示，能够在媒体面前创作、歌唱、发表自己的“族语歌曲”创作，是一种对本民族传统文

化自信的表现，‘如果要在比赛中走得更远，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他们只能在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寻求灵感和素材，于是便产生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同。由此，《原视音雄榜》已成功打造了一个展现民族文化自信的典型，即从此节目走向大众的少数民族歌手王洪恩，他以“族语”创作为基础，将少数民族传统的古调加入现代元素，使曲风流行化，因此取得了广泛的认同。通过媒体的包装和宣传，他大量地参与广告录制、演唱会和少数民族传统的祭祀活动等，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展现走出了部落、走向了大众。这样，由“族语”到文化，在媒体塑造的明星效应的催化下，《原视音雄榜》节目找到了传统文化中最易贴近受众的“点”，虽然不是直接传达传统文化的精神，但却通过受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去渗透和传达传统文化的精神。

这也充分说明传统文化既是延续性的，又是可塑性的。延续性意味着，具有传统涵义的文化元素是相当稳定的，而可塑性则又指明传统未必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修饰更改，乃至可重建的。然而传统并不是可以独立自我更新的，只有具有生命力、认知与欲望的人类才可制定和再制、修饰它。所以，传统文化的作用总是在当下。因此，在媒介视域下，我们应当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传统文化绝不是一种高深莫测、人们理解不了的文化，更不是一种已逝去的文化。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其它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传统文化就会更加突显出来。相应的，媒体所再现的传统文化也就不应是老旧与落后的，而应是具有生命力的。

二、收视动机分析

根据“原住民电视台”2008年1―3季度的收视研究报告，其收视动机统计如下：

通过一段时间对电视节目的接触，受众的收视动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二季“学习自己的文化”一项显著提升(从16.1％为56.4％)，居该季第―位；第三季“寻找族群认同感”一项居第一位，占36.8％，同时“学习自己的文化”一项居第二位，占28.7％。这种变化显示了少数民族族人对于“原住民电视台”频道的产出认知是有极高的族群文化认同及期许的。而首要动机由“学习自己的文化”向“寻找族群认同感”的转移，同样说明了传播效果的产生：受众通过对节目的兴趣，进而产生了学习族群文化的动力，直至由深入了解而产生对族群及族群传统的认同。

“注意一兴趣一认同一行动”的人类认知模式，给媒体对于传统文化的建构与传播指明了方向：首先要引起观众的注意和兴趣，才有可能发挥传播传统文化的功能。传播传统文化既是满足受众的普遍需求，也是传媒保持自身存续与发展的本源所在。只要选择符合受众心理需求的传播方式，传统文化就会被受众认可和接受。针对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潜在趋向，“润物细无声”，多给受众以反思与自由想象，延伸其主体多样化的生存空间。

三、受众反馈分析

通过三季的收视研究报告，受众最喜欢的五个节目主要为新闻类节目及歌唱类节目，其中新闻性节目占一半以上， “族语新闻”、“每日新闻”及“部落面对面”连续三季为受众最喜欢的节目，且比率较高。这可能与其播出时数皆较其他节目为高，有着正向关系；同时也显示少数民族非常关注族群部落文化及相关新闻议题，他们对族语的敏感度与接受度也将随着对节目的接触而增长。

通过针对“每日新闻”与“族语新闻”之新闻内容需求的调查，74.8％的受访者认为应以部落新闻为主，成为上述论点的有力证据。

而受访者认为最需要增加的节目类型与内容前五名是：一是英语歌唱，占56.5％，二是英语教学，占11.2％；三是介绍各少数民族文化，占7.6％；四是母语教学，占5.9‰五是谈话类节目，占5.3％。

其中“歌唱节目”的比率明显较高，显示受访者对于此类节目的需求度及接受度较高，以歌唱形态的方式，易于引发受众的兴趣。这既是针对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也是寻找易于传播、渗透传统文化的“点”。

而其它显示除了希望提供更多母语教学节目、部落文化，使少数民族族人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文化等传统文化技能教学节目外，他们也有对于社会技能教学节目及知性节目的需求及期许。针对“母语教学”的需求，“原住民电视台”在强化“族语新闻”播报的同时，已着手制作“大家说族语”第一阶教学节目，并陆续规划有学习手册及学习网站。对于文化类的需求，该电视台正在计划制作采访部落文化的“长者的话”单元，以突显节目内容的深度。

四、结语： “建构的再现观”下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播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曾经指出， “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这表明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媒介再现的不完整性。随着传播理论的深入研究，对于媒介的再现功能已经由“镜像的再现”发展为“建构的再现”：在镜像的再现观之下，研究者追问的是媒体有无客观如实地反映世界真貌，媒体“再现”真实，不仅是一种实务上的可能，也是一种专业伦理。然而当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转变为建构论的观点，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也随即转变成媒体研究怎样塑造真实、生产真实甚至发明真实。传统文化作为媒介的“他者”，在被抽离出只适合传播的可以换取收视率的部分之后，被“再现”出来，这种“再现”便是媒体的“建构”。因此， “原住民电视台”所提出的“本质不变、形式可变”的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之宗旨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

但对于建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台湾“原住民电视台”的实践的确有着借鉴的意义：

1、责任：明确媒体责任，协调各方力量。

在充分认识到媒体传播传统文化之责任与作用的同时，我们又不能完全把文化传承的责任附加于媒体之上，毕竟，媒体的力量是有限的，它要顾及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其他需求。所以，我们要明确媒体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范围和功能范围，它只能是打开传承传统文化的一个“点”，吸引人们接触传统文化，而要进一步了解、学习和传承，单靠媒体的力量是不够的，更要有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力量配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2、观念：媒体应该具有“大文化”的思维观念。

在社会架构之下，在不同的学科体系之下，文化被人为地划分为诸如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等，支撑这些划分方式的无疑是权力与利益。事实上，不同的文化形态只是源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地域，历史渊源、民族特性、社会经济、伦理道德、政治形态、语言文字、学术思想、宗教艺术、风俗习惯或表达方式，文化形态之间无所谓优秀与低劣。所谓主流文化，不过是一段时间或一个地域内，处于主要地位或支配地位的文化形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问题的变迁，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也在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主流文化内涵的变化，即主流文化并非是永久性的，它的具体形态或内涵会发生变化，甚至会出现否定性的变化。现在所谓的传统文化被还原到它自身的社会环境中，是可以被称为“现代文化”的。那么，媒体作为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工具，媒体，更主要的是媒体人，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与碰撞中应该持有怎样的文化观念呢?我想，应该是“大文化”的思维观念，即超越主流文化建构体系，建立平等的文化对话机制。

通过对亚洲第一家少数民族电视台的实习考察，本文将其节目形态、收视动机和受众反馈的分析，结合对其节目制作人的深度访谈，描述了“原住民电视台”传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特色和效果，希望通过“原住民电视台”的实践给其它媒体提供传播传统文化的借鉴。在明确媒体传播传统文化和帮助弱势群体发声之责任的同时，指明其建构文化的本质，在传统文化远离、流失的事实面前，呼吁社会各方力量协调起来，以“大文化”的思维观念来维护文化的多元性。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