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情感与都市想象

摘要：从心态史和情感史的角度来研究明治时期日本人的长安游记，就会发现“历史情感”在日本文化记忆中的投射，使置身于长安的日本旅行者更自觉地将地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合一，这种走向深度的游史方式必然相对忽视建筑、广场、旅店、市民、饮食等构成城市形象的重要成分。与西方人注重写横向的、空间的流动景观不同，明治日本人对长安的描述，因历史情感的冲动与显现，而掩盖了清末长安应有的城市样态，从而在游记内容和表述方式上呈现出单一、重叠的特征。这既与奔赴长安的旅行者身份极为集中、单纯、旅行线路的单一有关，同时也不能忽视清末长安不承担与日方交流的政治、经济、交通枢纽，城市功能较为单纯这一史实。

关键词：日本文学；中国纪行；长安；都市形象

中图分类号：I31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026－007

对日本人来说，长安几乎是凭借古典文献和历史记忆堆积起来的一个华丽幻象，自古以来就与遣唐使、盛唐气象、《长恨歌》、牡丹花、丝绸之路等关键词密切相关。尽管近代之后中日之间的互看出现了“错位”，但这种集体无意识所催生出的期待视野，仍然影响了明治日本人的长安游记。抱有这种前期待的实地踏查，往往容易导向两种结果：当现实与期待相符时产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当现实和期待背离时产生的失落感与哀愁感。无论是因认同带来的喜悦，或是因失落引起的惆怅，都是一种情绪性感受，一旦留下此地并非长安的莫名惊诧，或不愧是长安的由衷喜悦，都会影响“看”长安的客观性。然而，旅行者对异国城市的观察或描述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长安形象的真伪并不能决定形象本身的审美价值，因此绝不能以简单的“是与非”来评价，而应该考察注视者的文化基因与形象生成之间的深层动因，即日本文化与长安的深层关系。

一

日本外交官竹添进一郎，曾于1876年间深入中国西部川陕地区游历，其《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以优雅的汉文体记载了清末长安的形象：“午抵西安府，即古长安。自周及秦汉，至符秦姚秦后，周隋唐并都于此。被山带河，所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国者。”［1］39如果说游记所传递出来的异国城市形象，首先是通过词汇、话语和修辞方式等文学性介质实现，那么通过竹添进一郎的描述，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尤其关注。

（一）竹添进一郎对长安形象的表述，并非是对城市景观进行单纯的文学性置换，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中国官修文献的色彩，且与中国传统文人常用的表述形式重叠。如于咸丰元年（1851）前往新疆叶尔羌任帮办大臣的倭仁，他在《莎车行记》对长安的描述正是“被山带河，天府之国，规模宏阔，亚于燕京” ［2］四句。可见，因为特殊的文化连带关系，竹添氏并未将长安作为“他者”来描述，仅从其表述方式来看，也大有“此身未做长安客，青山绿水已旧知”之感。

（二）与表述方式相关，竹添氏在游记中对清末长安城市景观的描写少之又少，仅有“圂圊之设”这一笔。据《栈云峡雨日记》，竹添进一郎滞留长安之际，因“腹痛下利”并未走访太多古迹名胜，却独独记录了中国茅厕的肮脏不堪：“北地又无圂圊，人皆矢于豚栅。豚常以矢为食，瘦削露骨，有上栅者，嘻嘻聚于臀边，驱之不去，殆不能堪。此地始有圂圊之设，虽不净洁，亦胜于无矣。”［1］39如果说“茅厕问题”是明治时期诸多日本人始破平生想象之中国的起点，似乎也不为过。内藤湖南在其中国游记《燕山楚水》中也曾抱怨“一大茅厕”问题，甚至说“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是个大茅厕”。［3］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人“肮脏”的套话与明治日本人的中国观，许多学者对此已有精妙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笔者关注的是，在“茅厕”这一现实问题之外，竹添氏对于清末长安的描述仅有十字：“府城规模宏壮，街市填咽”。［1］39这种描述究竟是来自历史文献还是现实印象，尚值得商榷。

（三）对于在出行之前，喜欢搜集旅游情报的日本人来说，《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对清末长安的记载尽管零星，却因为是近代之后日本人留下的关于长安城最早的见闻录，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便具有了“原典性”意义。甚至像桑原騭藏这样严谨的学者，在赴长安旅行之时，也曾以竹添氏日记为旅行指南。（1）大概竹添氏本人也未曾料想到，昔日寥寥几笔，一旦被作为游记来反复阐释和解读时，所释放出的长安形象如何影响了后来者的游记叙事。

与竹添氏日记中表述长安的方式类似，桑原騭藏、宇野哲人、冈仓天心等人的长安游记，其修辞方式同样不乏中国官修文献影响的痕迹。另外，他们大都有良好的汉学修养，因此在游记别注重以诗文相佐行旅之思，颇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咏史风范。但是，他们过于注重对长安历史情感的抒发而相对忽视对现实景观的描摹，过于注重纵向的、深度的历史思考而相对忽视横向的、瞬间的空间印象。当这些文本作为游记被后世不断言说时，难免给近代日本传递出这样一个长安形象——只有深度没有平面，只有历史没有日常，厚重有余而灵动不足，因而是凝固的、厚重的、单一的古都形象。

事实上，桑原騭藏的《长安之旅》更应该看作是一项学术成果的调研报告，尽管这部著作一直被日本学界视为明治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典范。出于学术考察特意前往长安访古的桑原騭藏，作为日本文部省选派的留学生，确实需要将考察见闻撰写成旅行报告递交。因其报告极具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文部省特将其转交给《历史地理》杂志分期连载，题名为《雍豫二州旅行日记》，即《长安之旅》。因此说桑原氏不过是以学者的严谨、诗人的感伤和中国诗话式的叙述方式，详细记述了1907年代长安的建筑宫墙、陵墓碑碣、寺院楼阁、府兵制度等史迹也不为过。与竹井氏的观察视角相比，桑原騭藏的长安观察更近一步地向历史收缩，至于长安彼时之市井风俗、日常细节几乎没有提及。尤其是作为游记不可或缺的，那种第一次踏上异国城市，由惊异感和新鲜感带来的瞬间印象，在整个文本中也是缺席的。

随之产生的联动反应是，当《长安之旅》作为游记范本被日本读者接受时，在读者心里引起的文化反射和，难免会形成这样的想象公式——“长安=重叠的历史+缺席的日常”。换言之，作为游记的《长安之旅》，是近代之后第一次在严格意义上向日本社会传递出长安形象的，而这一形象与其说是来自桑原氏本人裸眼的、直观的认识，不如说是几千年来日本人长安想象的一大浓缩，是一种在历史情感的冲动与显现下的“文化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