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的政治哲学阐释

[摘要]民主的实质是基于自身权利之上的人民的自治与自主。它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一种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深刻地体现人的主体性和平等性。现代社会中的民主具体表现为3种存在形态：市民社会中个体与各种组织的自治民主、政治公共领域的参与民主、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建制性政治民主。它们既有共同的内在规定性，又在运行机制上相互区别，在社会功能上相互补充。

[关键词]民主；自治；政治民主；参与民主；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2-0028-06

“民主”一词的最初涵义是人民的统治(The rule of people)。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首次使用这一概念，用来表述希腊城邦的公民大会通过直接讨论和投票表决来最终决定城邦事物，是基于自身权利之上的人民的自治与自主。美国著名学者卡尔・科恩也认为，“民主的实质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的管理”，“以社会为范围的自治或自主就是民主。”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民主早已成为具有积极价值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被人们孜孜以求。民主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与进步状况。

民主作为社会价值理念：人为自身立法

民主深刻地体现人的主体性和平等性。

民主的形成和发展与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和发展存在着深刻的渊源。人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改变事物的现状，占有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进而，人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肯定自己的主体地位。实现着自身的发展，“成为一个人”。这一过程所体现的自主、自立，实际上是“本原形态的民主”――一种能力和要求――自己做主，应该做主，也能够做主。这种“本原形态的民主”，承认人的建立在思想自由之上的自由选择：没有他人强迫，按照自己的理性和良心安排自己的生活。没有强迫，一个人的行为才能保持完整，才会肩负责任。在任意选择的意志中，他律不可能成为任何义务的根基，反而与有关义务格格不入。人正是在自主选择中确证了自身的独立人格，体会到做人的意义和实现着做人的价值。这样一种“原生态的个体民主”，是主体对自我的肯定。它展现了人的主体价值，再现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因此，民主是人性的表达方式，是人类追求个体解放、获得人性全面发展的理想需要。它是一种价值观念，还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内在品质。

个体的人在自身生活中追求自立、自治，类的人在主体交往中同样追求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社会组织，不管规模大小，都不希望受到异在力量的支配与统治。社会发展要求所有社会成员都参与社会政治管理。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个体性的自主使人成为人。而在不平等的奴役关系中，双方都处于非人状态。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即把他人看作人，“表明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民主把平等相待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不容许存在歧视。尊敬他人为人的本质就在于，尊重他人的平等自主与平等参与。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才有理由相信民主是组织社会公共事物的正确方式。如果不允许或不承认社会成员平等地参与管理，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自我发展、自立为人。在这样的社会中。类自身的分裂导致个体的人格发展也出现片面与异化。所以，平等参与的实现程度就成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民主发育程度的重要尺度。“平等在民主中处于核心地位。我们总是为公平而寻求平等。……去消除种种不平等。”

基于个体平等合意的自治，体现着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纯粹理性的实践力量在这里直接具有立法的能力。这一合意过程不受制于外。体现每个成员自身意识的这种独立性，表现为消极自由，而纯粹(因而是实践的)理性的自我立法能力，则表现为积极自由。这一社会立法过程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其极端理想境界而言，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家I・康德所说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你的行动应当使支配你的意志的准则如同普遍法则那样有效。相比于纯粹理性为自身立法，社会的合意过程同样需要积极运用理性力量作用于人的实践领域。每个人服从自身参与决策的规则恰恰就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人是自由的”。个人所服从的不过是既属于自己所有、也属于别人所有的公共意志。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就是自由。它寻求这样一种社会结合形式：能以全部的力量来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使每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像以往一样自由地服从自己本人。同样，只有意志的自律才能构成生活于群体的个人责任的合法根据。据此，可以认为，纯粹理性的自身立法是社会现实中群体合意行为的思辨表达，而社会现实中群体合意行为则是纯粹理性自身立法的历史呈现。两者都指向了同一个价值原点：理性人的自治。

把这种个体与社会的自治民主观念转换到政治国家的层面，就产生了人民的原则。自我立法的观念，对于个人意志来说是道德自主，对于集体意志来说则是政治自主。人民原则批判了传统国家理念，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传统王朝国家的统治依据是一种形而上的超验理念：“在古代国家中，宗法与国家制度是一体的。国家觉得自己是天(神)的俗域代表。天或‘神’毕竟有自己的‘另一秩序’。通过这‘另一秩序’，统治权力的正当性受到超越秩序的衡量。”随着社会的演进，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的世俗化过程。世俗力量的觉醒，决定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必须根据公民的理性选择所达成的协议来衡量。自近代以来，国家已经逐渐失去其神灵内容。政府权威之精神基础的世俗化过程已经为时不短，却仍旧承受着未能及时补足的实施匮乏。这就必须用进一步的民主化加以平衡，将民主变成世俗的信仰。更重要的是，人对幸福的追求只能依靠人本身去实现，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不必通过超自然的途径去寻求许可和支持，更不能依赖于某个神或某个统治着地球和无限宇宙的看不见的主宰者。“民主精神……是以这样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人类对于自身现实的处境或将来的处境负有责任，不会有神或者某种神秘的力量来帮助人类。人类只能依靠也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相互间的自由合作，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建立起美好的生活。”国家的政治合法性由此从传统转型现代。其中，人民所具有的现代民主内涵，体现了人作为类正在从不成熟走向成熟。

民主作为社会管理机制：形态划分与基本规定

一位英国学者坦言：“十八世纪以前，每个人对民主是什么都有清晰的概念，但很少有人拥护它；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每个人都拥护它，但对民主到底是什么却不再有那样清晰的概念了。”㈣这种迷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当代民主的存在形态及其运行机制的多样化造成的。针对不同范围，民主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结构各异。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现代社会中的民主是一种自治的运行机制，具体表

现为3种存在形态：市民社会中个体与各种组织的自治民主、政治公共领域的参与民主、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建制性政治民主。市民社会的自治民主是独立、自由的市民个体或群体平等参与和自主管理社会事物，主要包括私人生活、市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私营经济、社会性企业和非官方的社会组织、事业组织的自主管理。关于公共领域的民主形式，德国当代著名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民主不仅指民主法治国家中恰当的制度安排，更超出了成文的交往和决策的过程。公民和公众能够以话语方式形成意见、意愿。其中，市民社会的自治民主限于经济关系与日常交往关系，政治公共领域的参与民主是沟通市民社会与政治上层建筑的桥梁。

之所以不将民主笼统地称作制度，是因为公共政治领域的参与民主并非是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不能被理解为建制，当然也不能理解为组织。它甚至不具有权能分化、角色分化、成员身份规则等规范结构。”这种划分方式表明，将民主视为国家制度的传统观点过于政治化、片面化。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固然是纯政治性的，公共领域的参与民主与政治的联系也极为密切，但市民社会的自治民主与政治的联系就不那么直接。随着自主性的增强，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那里分得越来越多的资源与能量。市民社会的自治民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民主之为民主，有其内在的规定性。

其一，民主体现公意性质。就理想情况而言，它代表所有人的意志。就现实情况而言，它往往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因而，社会成员的参与就成为衡量民主的关键尺度。卡尔・科恩指出，“民主决定于参与”具有3种衡量尺度：广度、深度、范围。所谓民主的广度是指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实际参与或可能参与决策的数量。所谓民主的深度是指参与者是否充分参与。这由参与的性质来确定。在一个社会内部，仅有少数人参与不能构成民主。如果一个社会准许普遍参与，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和了解情况的参与，并且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那么这个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所以，民主不仅是通常人们认为的普及选举权的问题。所谓民主的范围是指人民的意见在何种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社会民主的有效范围是由两个因素来确定的：一是全社会实际参与决定的问题有多少，有多大重要性：二是社会成员通过间接控制的正常体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决定。上述3种尺度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可以形成相互协调的关系。

社会现实复杂多变，民主参与也是具体而历史。即使在同一时期，民主的几种尺度也会有不同。承认不同的尺度，便于我们进一步洞察社会成员在什么样的问题上参与民主。这不是已经做了些什么的问题，而是现在正在做什么的问题。民主永远处于尚待改进的状态，而改进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就政治方面而言，民主的这3种尺度及其完善程度，无疑构成了衡量合法性的重要标准。

其二，民主作为交往机制，不可能议而不决。有效协调全体意见、迅速作出决定，是民主本身的内在价值。借助于公正的程序，少数服从多数成为民主决策的最一般规定。这里主要是指市民社会中的组织民主和建制性政治民主。在尤尔根・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的“交往之流是不受程序调节的”，是“无限制的”。

民主决策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实现。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罗尔斯认为，民主程序实际上属于“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他把程序正义划分为3种。第1种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只要符合一定的程序规则，得到什么结果都会被视为合乎正义。这一类型的典型例子是。第2种是“完善的程序正义”。存在着决定结果是否合乎正义的某种标准，又存在着实现这种结果的特定程序。第3种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存在着衡量什么是正义的客观标准，但不存在百分之百地满足这种结果的特定程序，或者说没有人能够绝对准确地认识到这一标准。衡量是否由民主作出决定，的确有实在的标准，即维护全体参与者的权益。但是，参与者的整体权益和根本权益在具体情形下究竟是什么，甚至连参与者们也不容易确定。因此，民主决定的结果能否具有完全的正当性，有时很难作出明确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程序本身尽管属于“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而遵守与执行这个程序，仍然是衡量民主水准的主要参照点。公正合理的民主程序有利于人们普遍接受存有争议的决定，对于实现民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民主决策的程序本身不能简化为单一的决策行为。当民主进行到使用决议规则的时候，问题实际上已经变成：“此事讨论完毕，应当采取什么行动?”于是，提出建议并进行某种形式的投票便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了。理想的民主应该在投票之前，让参与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识别问题。提出建议，权衡各方面的证据和论点，表明信念并阐明立场，……即促进并深化思考。”

公民自由地表达意见，相互间进行充分的协商与论辩，才能最终确定民主程序的完整环节和关键步骤。言论自由与理性论辩是有效参与、达成共识的前提条件。民主本身要求每个公民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充分发表意见，做到集思广益。英国近代著名学者J・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深刻分析其必要性时认为，如果我们压制表达自由，缺乏充分探讨，就可能牺牲掉正确意见，错误意见也不会被纠正，活生生的真理也会变成僵死的教条。从反衬错误中得到教训，可以弥补真理的不足。相互间开展协商与论辩，使每个人都尽可能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容易纠偏补漏，形成共识。要全面地了解情况，知晓某个问题，只有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研究各种不同心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经过民主协商形成的决议，有关各方都要承担义务，服从并执行。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决议是通过公正合理的论辩、商议达成的。多数之所以成为多数，是论据的力量。多数人的统治同商议性实践的内在联系，假设了这样的论证：……在少数派的正确意见得到多数派信服之前，可错性的多数人意见可以被认为是公共实践的合理基础。作为游戏规则的程序被认为是公平的，那么根据程序所达成的结果也被假定是合法的。这种参与者之间共享的合法性信念，“承认话语行动提出的有效主张”，“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不管这一决议(结果)在某些人看来多么不合理，其中都参与了他们自己的意志。民主是暴力的预防剂。言论自由总能够通畅持异议的少数派表达不满、保留批判的渠道，推动集体决策更加科学和更加合理。

然而，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有可能让少数人为实施集体意志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就必须保障少数人的合法权益或正当权益。换言之，多数人统治的最大边际不能超越少数人(更确切地说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不能限制少数人的基本人权。

建制性政治民主、公共领域参与民主及其内在关联

建制性的政治民主是指以公民的共同意志为基础、以全体人民的自由、平等为前提的统治形式和国

家形态。它借助于一定的组织形式、程序规则进行表决和选举，实现社会的治理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民主有直接和间接两种运作方式。全国普选属于直接民主，而代议制则属于间接民主。通过政治民主，将多数人的意志最终转换成公民的共同意志，并且形成代表公意的、由少数管理者执掌的政治权力。“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己来统治。所以，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然而，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如果说人民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合法化依据，解决了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那么代议民主制则为现代国家实现其合法性提供了制度安排的原则，解决了国家权力的运用问题。相应地，现代国家遵循上述制度原则的程度，构成了衡量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尺。

通过公共领域展现民主。实际上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项主要成就。它第一次将普通群众凸显在近代民主政治之中。公共领域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接近公众舆论的领域。它向所有公民开放。在每次私人聚会、创设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会生成一部分公共领域。公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协商，为公共团体行事。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他们有聚会、结社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种交流，有时需要用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与国务活动相关时，便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区别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其一，它是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中间地带。公共领域虽然是通过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交往形成的，但不同于纯粹的私人领域：一方面明确划定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又跨越个人和家庭的局限，留心公共事务。因此，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中关注公共事务的那一部分。它“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独立的传媒、运动协会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也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

其二，它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紧张关系的反映。“……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公共领域是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但私人要求受上层控制的这一领域就基本上属于私人、却具有公共性质的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通过观点的交流与舆论的传播，表达各种利益团体的意见、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促进社会道德和公民精神的形成。这些都最为典型地体现了公共领域的功能。由此产生的批判精神是公共领域得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根据。

其三，公共领域以其批判性进行主体间的理往。人们以批判为目的，形成公认的讨论论据和真诚坦率的商讨氛围，从而对公共事务作出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之外的理性判断。这种交往具有平等性。交往本身不考虑社会地位，只要求人们能够理性对话，专门讨论某些问题。这种交往具有公开性。不仅参与讨论的人可以有广阔的社会背景，而且讨论的内容也可以相当广泛和非常彻底，公共领域因此不会封闭。这种交往具有自主性。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的利益问题，公民可以自由地组合成群体，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表达意见。这种交往具有流动性。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十分松散，因而摆脱了到场者以达成决策为目标进行商议所受到的种种建制性制约。这种交往具有非正式性。交往本身以非正式意见的形成准备政治意志的形成。

建制性的政治民主与公共领域的参与民主共同展示了整个政治领域中的公民参与。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的两个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在这里，意志形成具有正式形式(宪法建制形式)，意见形成不具有正式形式。人民产生于有法治国建制形式的意志形成过程，是建制性的政治民主与公共领域的参与民主相互作用的结果。

具体而言，建制性政治民主与公共领域参与民主在运行机制上相互区别，在社会功能上相互补充。社会的正常运行一方面需要迅速地传达与回应公民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也需要强制系统来有效地约束和执行。而运行机制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只有相互协作才能保证社会的良好运行。

公共领域扎根于市民社会的私人交往领域。在这里，个人的体验、情感、要求与存在的问题都能够迅速得到表达。公共领域是社会的传感器。它以其特定的交往结构和活动方式同私人生活领域相联系，使得市民社会边缘比起政治上层建筑中心能够更敏锐地感受和辨认新问题。就此而言，公共领域是一个预警系统。公共领域必须把问题和压力放大，不仅察觉和辨认出问题，而且令人信服地将问题变成讨论议题，并且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同时还要造势，促使议会组织接手这些问题加以处理”。但是，不管这些问题如何展现，如何为行政权力的运用指出方向，公共领域本身所能形成的只是影响，而不是决策机制，其本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

依靠建制性政治民主，国家能够作出有约束力的、切实解决问题的决策。然而，制度本身无法直接感受生活世界而带有决策的惯性与惰性。这会导致政治上层建筑破坏其合理运行的市民社会基础，流失合法化依据。

以彼之长掩此之短。公共领域参与民主与建制性政治民主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公共领域的问题只有在政治民主的机制中才能得到解决。而政治民主要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就必须贴近生活世界，倾听和接受公共领域多元主义的提议甚至批判。要保证合法性的正义之源不断涌流，政治权力就必须建立在具有立法作用的交往权利的基础之上。如此便形成了自边缘至中心的民主运行模式：“有约束力的决策――如果它要获得合法性的话――必须受到交往的导控。这种交往之流出发于边缘领域，穿过议会组织或法院(必要时还有实施决策的行政部门)的民主的、法治国的闸门。”真正的人民――一种持续稳定的自我管理机制――保障公民的意愿能够充分表达，要求政府必须作出正面的积极回应。当然，政治民主不是被动地接受公共领域的吁求。公共领域的意见驳杂、观点不一。哪些问题能够被吸纳，哪些论据能够被采用，都需要政治民主本身去积极选择。如果说公共领域是传感器，那么政治民主的决策程序就是过滤器：通过筛选议题和建议、信息和理由，进行“有效”输入，保障公平谈判和合理商谈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防止利益集体为谋求不正当利益而影响和渗透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参与民主与建制性政治民主的相互作用，实际地表明了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政治民主虽然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但全体公民才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卡尔・科恩把前者称为“有效权力范围”，把后者称为“最高权力范围”。对于前者，它只有通过一定的代议机构才能迅速而有效地解决问题。制度性的全体参与，不仅不现实，也往往无效率。所以，必须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提炼和扩大公众意见。因为，公民的智慧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而他们的爱国心和对正义的追求，似乎不会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可能发生下述情形：由人民代表发出公众呼声，要比人民自己为此集会和亲自提出意见更能符合公共利益㈣。对于后者，它是根据有关公众在哪些问题上享有最后决定权来确定的。换言之，代议制是人民掌握最后决定权和最高决定权的委托性民主。但是，有效的代议机制并不能逻辑地否定普通公民的参与能力、意识与机会，并不能导出公民不能自己治理自己的极端结论。虽然某些高度技术性的管理工作需要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去完成，但更多指导性的政策制定工作却并非如此。作这类工作所用到的智慧，却不是任何技术训练都能提供，也不是民主社会任何正式成员一点也不具备。人民是社会发展成果的最先体验者。是政府治理状况的直接感受者。而具有理性素质的专业管理者，必须考虑被管理者的反应与意见，才会作出尽可能正确的决策。即使专家的商谈，如果不同民主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相联系，都可能危害合法性。美国建国初期的一位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提出真知灼见：社会的最后决定权只有交给人民自己来掌握，社会才会更安全。如果人民的见识不足，判断不周，不能行使其权利，补救的办法也只能是教育。

公共领域参与民主与建制性政治民主的相互作用显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一方面，现代社会本身仍然不能实现完全的自主，还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但却有了自主与自治的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正在经历一个逐渐回归于社会、回归于人民的过程。如果说“国家制度不过是要协调政治国家与非政治国家”的关系，那么国家本身已经开启了从政治国家向非政治国家转变的漫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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